国际华闻

PM2.5成为百姓最关注的话题 作者首先介绍说，八年前，北京没有人知道PM2.5是何物，而今天这已经成为北京人茶前饭后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带着口罩的市民，说明民众已经意识到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一旦北京人知道北京的国际学校都已配备过滤空气的气膜建筑，不知他们会做何感想？哈斯基评论说，北京政府千方百计地避免触及到两个敏感的议题：首先是经济超速发展导致环境急剧恶化，其次是当局并没有迅速地采取措施对此作出回应。中国国内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世卫组织最新公布的污染空气的致癌性以及江苏一名八岁儿童患肺癌的消息更使中国百姓人心惶惶，北京人对此更是义愤填膺，他们最想知道的是：中南海的官员和老百姓是否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微博大V齐失声 哈斯基随后介绍说，曾经在中国的社交网站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微博大V如今都鸦雀无声。按照中国的传统，这叫做杀鸡儆猴。美籍华人薛蛮子遭拘押就足以使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们都偃旗息鼓。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渐渐地退出微博，转而使用微信，微信是集推特，脸书以及skype为一体的一种新的即时通讯工具，由于他目前的使用者有限，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交圈子。虽然，他目前的用户人数也已经抵达三亿。当然，微信同其他社交网站一样，也同样受到中国武警的密切监视。中国网警与网民之间的猫抓老鼠的游戏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网络的一大风景，公众舆论从网络世界脱颖而出，中国当局从此不得不学会如何与之应对，中共高层也从此明白再也不能以过去的模式来管理中国了。 政治改革付诸东流 作者继续评论说，十年前他作为法国解放报常驻北京记者，曾经约访了一名名叫许志勇的年轻人，他当时以独立代表参加北京市人大代表竞选，许志勇当时接受了采访，并且还带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与摄影师一同来接受采访。今天回想起来，不知这究竟意味着当初北京的气氛确实比较开放还是当局趁机利用此一机会对外作秀。总之，哈斯基写道，十年之后，他又找出了当初他采访许志勇时所写的报道。他当初写道：这名并不是共产党员的年轻讲师看上去充满自信，他的政治主张也似乎并不妨碍北京当局，采访在北京的一家咖啡书店进行，而这家咖啡书店的老板也是出名的自由派。而这一切，在过去的中国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当局过去绝对不可能容忍许志勇的改革主张，更不能容忍中央电视台对此进行报道。不过，哈斯基当初谨慎地给自己留下了余地，他写道，以此来推想中国当局准备着手政治改革可能还言之过早。 十年之后，时间给大家带来了答案。哈斯基感叹说，许志永从今年7月13日开始遭当局监禁，因为他敢于向新政权进言，继续呼吁从体制内实行政治改革。许志勇被以非法聚会以及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他很可能同刘晓波等其他异见人士一样被判处多年的监禁。而且，许志勇遭逮捕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个案，王功权，郭飞雄，都一个接一个地遭到拘捕。当局镇压意见领袖的运动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商界巨富，律师，学者，记者，到博客作者，人权活动人士。习近平上任不到一年，中国社会各阶层无人被幸免。 习近平这位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看来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恰恰相反，对这位红太子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反面人物，对习近平来说，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试图采摘政治改革的禁果才玩火伤身导致苏联走向灭亡。而习近平本人要走的是与戈尔巴乔夫完全相反的道路，也就是在维持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改革。 维持政治体制不变如何继续经济改革 说到经济改革，作者最后评论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下滑，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急需改革，这是海外观察家以及中国国内都一致公认的共识，而在北京，实在很难感受到中国经济模式已经是强弩之末。在北京到处都是高级时髦服装商店，时尚已经成为中国年轻人的上帝。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对西方充满幻想的时尚受害者。 毋庸置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国民走出贫困，走上了小康的道路，但是，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在钳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同时使中国经济再度走向飞跃，给成千上万的毕业生带来就业，为居住在蜗牛房的年轻人解决住房难，给高度污染的城市空气带来几分清新，使中国百姓恨之入骨的贪腐现象逐渐减弱。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作者最总结说，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彰显了中国当局与中国社会的惊人的适应能力，或许未来中国还会出现新的奇迹。 文章链接：http://www.rue89.com/2013/11/10/pollution-consommation-repression-jours-tranquilles-a-pekin-247353  

中国国防部的公告指出：在公布的防空识别区内，所有航空器须服从中国军方指令，拒绝配合识别或不服从指令者，中国军方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规定即日上午10时起施 行。但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也不影响有关空域的飞越自由。中国空军昨天派多架战机巡航该识别区，日本战机则也一度紧急升空。 据介绍：中方识别区距离日本本土最近点只有130公里，正好是日本1969年划定的防空识区离中国最近点的距离。这一巧合引起日本舆论哗然。而美国航母划出的防空识别区半径达300至350公里。据介绍：防空识别区最早是美国在 1950年建立，后被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受并实行，逐渐被国际法默认。 防空识别区指的是一国基于空防需要划定的警戒空域，对进入这一区域的外国航空器 进行定位管制与提前监视反应。防空识别区比领空范围大得多。通常一国飞行器进入外国的防空识别区，该国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处理，如以无线电通知离开，或起飞战机跟踪监视，以防空武器开机警戒等等。但是进入一国防空识别区不等于进入该国领空，该国不可实施迫降攻击等武力行动，否则违反国际法。 由于冷战期间的日本处于对抗苏联的第一线，为加强预警，驻日美军与日本政府一道划出了日本防空识别区。中国认为：日本防空识别区的划定范围过于霸道，是一个巨大的五边形。其最西部距离中国大陆东海海岸线仅130公里，最南部与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也呈重叠状态，西北部更是过分到距离俄罗斯海岸不足50公里。 中日钓鱼岛争议以来，尚未真正地发生过擦枪走火，但双方炫耀海上和空中的行动不断升级。自去年12月起，中国侦察机又多次进入钓鱼岛上空和日本防空识别区，此次划东海防空识别区，显示中方不惜出动战机和日本对抗，中国高层对此已经有了预案。 不少来自中国的评论认为：明确了防空识别区后，中国军方在东海钓鱼岛上空就有了开火权，并有了法理依据。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实际上，从惯例来看，一国在明确宣布防空识别区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主要还是以让相关国家明确知道其区划为主。在这一段时间内，可能将发生多轮的空中拦截、警告与较量，一方才能让相关国家被迫地“明确”和接受认同它的防空识别区。如果在一定时间后，相关国家仍然一味无视一国所谓的防空识别区，该国军方按说也不能随意进行迫降等战争行为，更不能开火。所以中方的这一宣布虽然可使中日间开枪走火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但宣布防空识别区本身并不获取开战的合法性，更不会在宣布后马上就“动手动脚”。日本在1969年就宣布其防空识别区，在中国战机多次进入此区域时，日本并没有攻击中国战机。 不过，从钓鱼岛这个弹丸小岛的领土争议，到中日各自宣布的防空识别区相互重叠的广阔区域，从这个过程中人们还是不幸地看到：能够引发中日间战争行为的风险在往大大增加的方向发展，对立双方间的“身体”摩擦距离越来越近，可发生对抗的空间越来越大，不犯规的操控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中日两个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大国间发生军事战争的前景，对中日双方和相关国家，乃至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悲剧。 来自中国方面的评论并不掩饰地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强化军队建设并成立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之后中国军方迅速在东海划定防空识别区，体现出中国将与日本的对抗再次升级。这种罕见的强硬姿态是中国对近期安倍政府一些列针对中国的赤裸裸挑衅行为的有力回击。中国警告的不仅是日本，还有背后的美国。这也使提出“东海和平倡议”的台湾也感到忧虑。  

德国社民党和基社盟认为，公民应在政治决策中享有更多发言权，例如通过定期举行公民投票直接参政。但其缺点是也会让不代表广泛民意的少数派获益。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0年夏天在南非举办的足球世界杯让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世界杯首次在非洲大陆举行。而今天，位于内尔斯普利特（Nelspruit）的世界杯足 球场长期被闲置 。2010年世界杯过去了，冠军捧走了奖杯，而维护体育场的费用仍然是要支付的-平均每年近50万欧元。然而内尔斯普利特的失业率高达50%，自来水对许多居民来说都是奢侈品。强制移民、土地被破坏、高昂的费用-对东道主来说，大型体育赛事的后果可能是难以预料的。 今年11月中，德国慕尼黑和其它一些巴伐利亚城市居民对是否申办2020年冬奥会进行了投票。结果是半数以上的投票者 反对申奥 ，他们认为这一行动风险太高。这一结果让当地政界大吃一惊。”更多民主”协会的发言人埃弗勒（Michael Efler）表示：”我认为就申奥问题的公民表决有意思的一点是，人们没有为声势强大的支持申奥的动员宣传所动，而是很有主见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公投作为”修正契机” “更多民主”是为在德国推动所谓直接民主争取支持的一个院外团体。联邦德国是一个”代表民主”制的国家。就是说，公民定期选举其民意代表-议员，由议员对立法进行表决。民众只是间接执政。在德国所有联邦州，尽管理论上都有举行公民投票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很少被付诸实施。在联邦层面，目前的法律没有对进行全民公决的可能性做出规范。 对埃弗勒来说，这远远不够：”我想，对大多数公民来说，仅靠选举已经不能充分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因为就算我选了一个政党，也并不意味着我在所有具体事务性政策上赞同这个党的路线。”在他看来，在联邦层面上，必须有进行政策修正的可能性，也就是全民公决。 社民党和基社盟也这样认为。两党都希望在大联合政府中引入更多直接民主的元素。基社盟主张建立全民公决的机制，”尤其是在涉及到欧盟层面上德国的财政贡献的时候”。社民党希望的是，在联邦法律通过之后，公民仍有可能通过公投对其表决，前提是公投动议先要征集到100万人的签名。基民盟迄今为止反对在联邦层面引入公投。在正在进行的大联合政府谈判中，还没有对此做出最终决定。埃弗勒认为：”来自基民盟的阻力很大。但如果社民党和基社盟坚持立场，还是有一些可能的。” 民众对党派愈发不满 公投和民众请愿能够加强一个国家国民的民主意识，这是支持直接民主的一个明确理由。”民众对民意代表机构，尤其是对党派越来越不满意。人们希望有其他参政议政的可能”，波恩大学的研究党派和政府体制的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戴克（Frank Decker）说。他相信，公投能提升民众对政治体制的满意程度，”有可信的科学依据证明，在那些有公投可能的地方，民众对政治制度的满意度更高。” 反面教材-加利福尼亚 但直接民主也蕴藏着风险。尤其是当民众有权决定，是否对某项立法进行表决的时候。戴克认为，这样就会阻碍政府的执政。每当反对党对政府计划的某项法律不满意时，就可以动员民众起来反对。”我有时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像2010议程及 哈尔茨计划 这样的改革会不会得到落实？”这两项都是施罗德政府任期内推出的劳动市场改革措施，在民间招致相当大的不满。 戴克以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直接民主的弊端，这个例子就是美国加州。那里可谓有一个”公投产业”，推动者是一些代表某些特定利益，并成功组织宣传运动的团体。戴克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决策已不再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而是那些”有良好组织的政治少数派的利益”。 民主需要勤于思考的公民 直接民主的一个前提是，公民在投票表决前要下功夫搞清楚一项立法会带来哪些后果。这当然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更多民主”协会的埃弗勒对此十分乐观，认为大部分公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戴克教授并不支持德国在联邦层面搞全民公决：”直接民主对于地方基层更有意义，因为那里的决策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在慕尼黑、加米什-帕藤科辛（Garmisch-Partenkirchen）、特劳恩施坦（Traunstein）和贝希滕斯加登（Berchtesgaden），是否申办冬季奥运会对那里的居民有直接的影响。因此那里的市长和县长让民众有机会对申奥表决。而南非内尔斯普利特的居民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必须接受世界杯带来的苦涩后果。 作者：Anna Peters 编译：叶宣 责编：安静

教宗方济各在本年3月14日获选，陈日君枢机在八个月后的本月13日接受天主教新闻社(Catholic News Service)访问，发表日期则是国务卿伯多禄‧帕罗林总主教履新前一天的15日。 一向敢言的陈日君指出，教廷应在表明立场和妥协之间作出抉择，惜在执行时，却总予世人教廷倾向妥协，让人想起冷战时期后期东西德以至前苏联集团国之间推行的「新东方政策」，以接纳和改善关系来代替互不承认，期望藉此改善当地的教会情况。 陈日君指出，中国内地有一千万名信众，当中存在不同的分歧，除了所谓地下教会和官方控制教会信众的分歧，三自爱国教会辖下教会的信众亦有分歧，并非锣板一块，部分信众仍会对政府有所抗拒，部分则忍受着压迫。至于一些机会主义者，则基于个人和政府的利益，与政府合作，而非以教会立场为本。 陈日君赞扬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团结中国教会并成功争取北京让步，但指部分梵蒂冈官员对北京政府采取「理解及和解得多」的态度。他指出，地下教会正蒙受痛苦、感到被遗忘，认为罗马教廷没有为他们着想，教廷没有委任主教继承为数不少的先逝中国主教便是一例。 陈日君认为，这是错误的政策，令教会力量大大被削弱。他说，教宗方济各至今仍未就中国教会事务表态，期望天主帮助他。他亦希望，中方跟教廷展开真诚的对话，认为对话能带来改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