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多名媒体人被抓中国媒体灰色地带隐现
据本台从北京业界了解的信息，北京的都市报《京华时报》的汽车版编辑杨某，8月下旬被警方带走之后，目前一直被羁押之中，是否已被批捕还不清楚。 同案被抓的，可能还有北京其他几家都市报的汽车行业报道方面的记者编辑，牵扯出他们的，可能是为他们报道的汽车公司提供服务的公关代理公司。 一位媒体同行告诉本台，在最近一年针对新闻行业的经济问题的整治中，目前累计已有200多名记者（可能包括职业记者与打着记者旗号的经营人员，甚至职业敲诈者）被抓，目前这一数字只有孤证，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最新的媒体人被抓传言涉及资深媒体人孙某，此人是资深金融记者，曾是《21世纪经济报道》金融板块的主力记者、曾任21世纪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后曾出任《每日经济新闻》副总编辑，今年离开该报后，创办了一家金融新闻网站。 据业界的传言，孙某几天前被警方带走，近况不明。业界有传言称，他被抓的原因可能是涉嫌泄密，不过也有传言说，他创办的金融网站涉嫌不法采编行为，被银监会提示要求各家银行上报该网站的不当行为。 目前，孙某刚刚被抓，是否会获得取保甚至最终无罪开释都还不清楚。 杨某从业的《京华时报》，原本是《人民日报》子报（后划转北京市宣），创办团队包括了《南方周末》编委朱德付等一群南方媒体人。该报创刊早于《新京报》，虽未像后者一般经历多次政治人事风波，但与京城原有的《北晚》等相比，仍算是锐气有加，经常有重大调查报道刊发，市场表现也算不错。 杨某涉嫌的案情，其实在产经记者圈内，尤其是关注报道汽车行业的记者圈内早有流传，据说是警方从常年与其打交道的公关公司处，查获了双方经济往来的账单。这一手法，可以从11月开庭的杭州三记者受贿案中窥见端倪。 据本台此前的报道，杭州该案涉案人至少有三人，包括《今日早报》经济中心副主任金侃群、《都市快报》财经证券部主任朱卫和《每日商报》经济部首席记者楼志文。 旁听者转述的起诉书透露，2007年1月至2013年5月，被告金侃群在浙江日报工作期间，利用担任今日早报报社经济中心副主任、证券版责任编辑，负责稿件选用、编排、审核的职务便利，多次收受贿赂。 检方指控，包括上海若涵公关策划公司、上海东方德盛广告公司、北京英沃博越公关策划公司、北京正商时空营销顾问公司、北京了望广告公司、北京普纳国际顾问公司、宣亚国际品牌管理（北京）公司等多家基金宣传代理公司为在《今日早报》证券版发布基金宣传稿件，赠送金侃群贿赂款共计人民币332万2595元。 同案中，《都市快报》财经证券部主任朱卫涉案金额为160余万，而《每日商报》经济部首席记者楼志文则被控受贿近80万。 上述几家被点名的公关公司中，除了专注于财经公关行业的前几家公司外，普纳、宣亚都是中国公关行业内颇有知名度的中型公司，服务的厂商都包括多家汽车公司，相信对《京华时报》的杨某，这几家公司的公关人员应该都不陌生，甚至不排除杨某案件是从杭州案件衍生开去的可能。 目前中国大陆的公关公司大致可分两类，财经公关和企业品牌公关。 胡舒立的《新世纪》周刊曾以《IPO有偿沉默》报道过中国企业IPO过程中，媒体检视甚至围攻等待上市的公司，并由专业的财经公关分享利益的乱象。 据该报道，部分媒体的“有偿沉默”，已经成为当前新股首次发行（IPO）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形成了一条达到每年数十亿元规模的灰色产业链，催生了一批以此为生的中介机构。 当然，媒体的集中监督，即便是别有用心的监督，未尝没有正面的外部效应。首先，从企业自身说，中国待上市公司中，大量存在造假等行为也是长期的痼疾。 即便企业本身未必存在财务造假等问题，由于成长迅速、历史混沌，上市所需的税务、财务文件未必齐备，土地、采矿权、知识产权等权属模凌两可也多有存在，因此，也很难经受得起媒体的集中质疑。 据新世纪周刊的报道，“创业板上市企业花费的此类额外费用平均为600万元左右，大多不能以信息披露的名义计入发行费用。这对每年净利润只有一两千万元的中小企业是不小的负担。” 当然，最强势的太子党公司某种程度上可能豁免了许多监督，例如最近遭遇美国做空机构浑水以调查报告狙击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网秦，其副总裁李宇，就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的侄子。 在品牌公关领域，再强势的品牌，也都需要公关代理公司的协助。原因首先是回避法律风险，其次，在复杂的中国，应付种种的品牌危机，的确是需要某种专业技能。 一位前资深媒体人，现公关公司负责人告诉本台，他服务一家国际奶粉品牌，食品安全牵动人心，自然成了关注的焦点。一年多来，公司遭遇各种背景的媒体、网站的各种多次敲诈威胁，他或者以前往新闻出版总署举报相威胁，或者直接前往举报，或者与对方谈判解决。 某种程度上说，杨某所处的岗位，可能涉嫌的经济罪名，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国整个媒体行业的灰色地带甚至原罪。 杨某所在的汽车报道领域，是目前中国媒体，尤其是全国性财经类媒体两大收入支柱，汽车、房产之一。因此，往往被设置在报社的专刊部门，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这也让灰色更加复杂，直入肌体。 一般来说，中国国内报社的房产汽车，以及整个经济报道部门，除了少数几家精英媒体外，往往都允许记者和编辑收取公关公司的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车马费，很多报社也在考核中将其视为记者合理收入的一部分。 车马费的性质本有争议，一个吊诡的事实是，据某中央级媒体跑口记者对本台所述，甚至公安部、最高法院、司法部等都曾向到场发布会的记者发放数百元的车马费。 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很多公关公司为了鼓励编辑记者采用该公司服务品牌的稿件，则从编辑处获取了卡号，以每篇稿件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标准，向其发放“稿酬”。 如果说陈永洲的受贿50万成为打手，让声援他的媒体人和公众失望，并对其人格颇有鄙薄，但广泛存在的小额的不当收入，则被视为灰色而不以为然。一位律师告诉本台，这从法律上是非常危险的，“一抓一个准”。 根据中国法律，5000元就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立案标准起点，与动辄几千万上亿的官员贪腐相比，这种腐败似乎习焉不察，但真被问责时，现成的条文历历，难以辩解。 在网络冲击，媒体管制等多重束缚之下，贪腐正在进一步瓦解印刷媒体这一行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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