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看到微信上有友人转载署名王亚秋的读者与笑蜀先生商榷的《读者来稿：对笑蜀的主要观点的评论》（BBC，2015.4.21），看来，这篇文字还不乏赞同者。我看后却觉得这位商榷者的意见没有说服力。从贯穿全文的视角看，王亚秋女士的视角是威权主义的，从逻辑周延的角度分析，王女士的观点可以说是片面的，甚至可说有点偏执。王女士商榷的主要之点，在否定笑蜀的公民社会观念，断定政治是且应当是精英阶层所操持的事情，与普通公民根本无关，公民社会对政治别说有决定作用，就是影响力都是可有可无。考虑到这种观点也许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需要深入讨论一下。王亚秋在文中用某些历史证据支持自己的论点。我们就从历史说起。关于精英与民众谁是政治走势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已有的资源，主要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一种不冲突的事实。一种观念是精英主义的。这种观念在《诗经》里，在崇尚周公的孔子、相信上智下愚的孟子、追溯有巢氏燧人氏的荀子、迷信威权的商君和韩非子、只为帝王将相等大人物记录家谱和事迹的《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特别是秦始皇后皇权帝制的历史中，都有极其多的证据。这种观念基本上可概括为：政治是上层权要的事情，与普通民众无关。另一种观念是泊来的，来自德国和苏俄。这种观念断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只有（劳动）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共产党为了证明这种被名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教是真理，在其所编撰的历史及其教科书中，无视历史上浩如烟海的精英成就文明的证据，专门挑捡底层民众起义的零碎史料作为所谓的历史，且无视农民起义对文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主观地宣传农民起义只有建设性作用。以上两种观念是相互矛盾的。吊诡的是，观念的矛盾，却没有造成事实上的冲突。断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和历史为人民所创造的共产党建政后，走的却是更加极端的专制主义路线，国家政权并没有交给人民，而是由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以及领导们所提拔与生育的后代执掌，人民事实上则被排斥在政治之外。也许正是中国这种严重缺乏民主，只有帝王独裁和寡头专制两种政体的政治史，再加上英美政治中数不胜数的精英主义例证，导致王亚秋女士得出政治与民众无关的一般性结论。其实，如同共产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先行、再在史料中寻找支持该论点的证据一样，要在史料中找到支持上层精英决定政治的证据，那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然而，无论是上层精英决定论，还是底层民众决定论，都是片面的。上层精英决定论的片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无法解释历史上著名的古希腊罗马直接民主。在古希腊的雅典，五百人团几乎可决定城邦的一切。五百人团的成员并非精英，是由普通公民从有公民权的全体公民中选择的。这样选择出来的五百人团成员，可以是精英，也可以是大字不识的平民。这种直接民主体制，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精英政治。王亚秋认为即使是在今天美国民主体制下，民众依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没去过美国，对今天美国的事实如何，本无权多说。不过，我读过如丁林等已经入籍美加等民主国家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中曾有一位说过，在美国的市镇，两三个公民一合计，便有可能通过议会把两三个普通公民的主张写成法律。这显然是标准的公民立法，也就是公民政治，而非精英政治。不仅如此，王文所说不仅与这些华裔美籍作家叙述的相反，而且也与托克维尔以来的主流观点完全矛盾，与美国联邦宪法和我所见过的某些州的宪法相矛盾，与美国选举制度和言论自由相矛盾，与美国司法中的“民决制”（误译为“陪审团制”）相矛盾，也与1960年以来的“新公共服务”政治理论相矛盾。如果王女士的说法是事实，那美国的民主就是假的，美国的政体就应当是寡头专制，不应再标榜为宪政民主。所以，王亚秋关于美国政治由上层精英所把持的说法，充其量只是王亚秋版的美国是这样，到底这是否就是真实的美国，有待进一步证实或证伪。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社会与政治应该有四层关系：一，公民自由幸福生活是目的，国家及政府只是保障这个目的的工具。现代国家是民权国家，公民是国家的董事，政治家只是应聘的CEO。民权国家不是公民为国家而活，而是国家以为公民服务才存在。公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生计和享受自由幸福，没有也不会有太多时间精力用来搞政治。公民们平时把政治权力托付给自己信任的有志于以政治为业的专家，只在自己的受托人届满到期需重选时才会现身。但是，这并不等于公民作为公权所有者的所有权是虚无的，或政府是上层精英的，只要公民在任何时候发现政府的行为违背自己意愿，损害到自己利益，都可以站出来反抗。二，公民社会是政治的基础。现代选举政治不同于专制政治最显著的一点便是：谁也不可能自行上台执政。不管是谁，不获得选民的多数票，便不可能拥有政治权力。政治上层的权势地位荣耀必须且只能建立在公民同意的基础之上。谁不顾选民同意与否，蛮横地要把自己的价值偏好和利益强加给其他国民，谁就休想获得政治职位。三，政治是政治专家的饭碗和志业，政治家却不得垄断政治。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工的社会，政治家作为诸多职业中最为显要的职业之一，与每一个人利害攸关，立法和治理（以及司法）工作中，有些是凭常识就可判断优劣得失的，比如农业工人工资太低、退休费或低保待遇不够维持正常生活等等，有些则需要专门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经验，比如医疗保险立法过程中需要精细计算能力、某些金融政策需要特别优秀的财政专才和丰富的从业经验等等，所以，严重缺乏政治知识储备、从政经验和声誉的公民，可能很难进入政坛。但是，政坛却并不因专业化而封闭，政府的大门向每个公民敝开着，公民随时可以通过努力进入政府，也随时可以退出政府，回到公民群体中。公民社会与政治直接通连着。比如林肯，数次败选，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跻身上层。还有奥巴马，出身于少数族裔的平民阶层，通过自己努力成为全美国的“主持人”。再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女士，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现在的政治身份也就是个普通公民。四，公民即使不选择政治家为职业，仍然可以通过多种管道参与政治。教育普及后，精英与平民的差别已经不是“惟上智下愚不移”，在事实判断层面，民众与政治专家难分高下。互联网普及后，民众获得信息的速度和管道不输任何政治家。公民影响和参加政治的管道更加丰富。来自公民社会的舆论，很多时候能左右或影响立法、决策和执行，能导致政要立马下台，也能阻止某种公共政策的出台。取代传统的政治统治理论、行政管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的，始于1960年美国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任何公共事务，从决策之前开始，就应主动征求公民意见，邀请公民参与，这样不仅可以促使政府的政治活动是正义的，是真正为民造福的，规避政治专横与政治腐败，而且有助于提高决策与执行的效率。在政治事务中，公民可以事前事中参加，也可以事后干预。政治家是政治行业的专家，但无论多么优秀的专业人才，其所立之法，其所施之政，都难以完全规避对某些公民或群体的损害或忽视。如果公民感到自己受到政府的损害，可以通过质疑、批评、集会游行抗议、上法庭起诉、弹劾罢免、下次选举投反对票等途径进行反制，对政治上层形成约束、监督和制裁。不否认在许多专制独裁国家里，和专制独裁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过程中，政治为强势人物或集团所操纵。这样的问题确实广泛存在，特别是在专制独裁传统悠久的国家更加突出。但在全球化和民权至上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任何政治强人或集团之所以能够变强，其权力之所以能维持，获得一定数量民众和处于服役期公民的鼎力支持都是必要条件。这些国家里，包括中国大陆，公民社会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公民权利未得到保障，公民社会未得到充分发育，而不是公民社会本身可有可无。有谁敢说红衫军对陈水扁没有造成巨大打击，又有谁敢说台湾学运没有影响今年和今后的台湾选情与政策？大陆公民社会薄弱，对政治不仅没有决定权，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手握“枪杆子”、“刀把子”加“笔杆子”的权力寡头可以胡作非为，这是事实。但这种畸形的事实不说明它就是正当的，更不证明执政当局可以一直任性下去。民国在上世纪失败，数千年中中国政治常常为帝王或寡头所把持，不等于未来必然会重复。这就相当于希特勒在上世纪能取得某种成功，共产主义和毛泽东在上世纪能够获得许多民众拥戴，并不等于他们若生在今天仍然能够得志。历史在有些地方确实会重复，那是因为重复之处是共识，通常有利于活着的人们。有过沉痛教训的历史，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在任何资讯开放流通的国家，是不可能重复的。把送别专制寄托给公民社会，也许是奢望，却不是绝望，主张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总可以让我们怀抱点希望来做点事情，以推动这个老大国家的政治向前挪动那么一厘米。如果按照王亚秋们的见解，对这个国家，我们也许就只有待在原地绝望地哀叹了。

去年香港占领行动持续3周，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近20日未有公开露面（苹果日报）回归后任期最长的警务处长曾伟雄，将于本周四4月30日完成最后一天工作，完结4年多处长生涯，料副处长卢伟聪将于下周一接掌警队。有“秃鹰”之称的曾伟雄退休在即，香港多个媒体包括明报、苹果日报和网媒立场新闻都对曾伟雄在任功过发表盖棺定论式的评论，大致的评语是灭罪有功，破坏警民关系是最大败笔。明报形容曾伟雄“惹火”，虽然任内香港罪案率屡创新低，去年罪案率更是41年来最低。不过，曾伟雄任内警队拘捕逾2300名示威者，是前任处长邓竟成任内的15倍，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警队满意度评分，满意度净值去年跌至回归以来最低，仅29.1点 。苹果日报亦认为，在其任内，香港罪案创41年新低；但拘捕示威者人数及使用胡椒喷雾次数创新高。报导引述关注警权组织及议员，甚至警队中人皆指，曾伟雄以鹰派及近乎盲目支持警队的管理作风，虽赢取警队支持，却破坏公众对警队的信任，令警队民望创新低，形容他是最具争议的华人“一哥”。立场新闻则指出，曾伟雄作风强硬、言论挑衅，更从不认错，有警员施放胡椒喷雾误中路过小童，有人要警方道歉，曾轻藐回应“警员维护法级要道歉是天方夜谭”。该网站还列举曾伟雄任内的其他“金句”，包括形容拳打脚踢示威者的警员有如“慈母”。立场新闻关注的是：“曾伟雄在任1500多天之后，这刻重新检视曾的‘功绩’，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 — 即究竟香港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变成警权社会的？”苹果日报引述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说，在曾伟雄管治下，警队惯性使用胡椒喷雾对付示威者，占中期间更滥用催泪弹及警棍、谈判专家又戴上蓝丝带（反对占中团体的识别标志）、7警暗角涉嫌打人、对反占中者执法放软手脚，皆反映警察政治偏颇，丧失专业形象。明报则引述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分析，曾伟雄不怕表达强硬的言论，甚至尖锐的政治立场，为维护警队士气，不惜与公众舆论冲突，与前任邓竟成选择与人为善、肯为警队做错事向公众道歉截然不同，亦令警民对立情绪回归以来最高涨。但蔡子强认为，警民关系转差，不能完全归咎曾伟雄的个人风格，习近平及梁振英上场后，中央和港府对港方针转趋强硬，或要求警队配合，领导人访港的保安更严密，或以强硬手段处理占领运动，某程度上是警队配合中央及港府要求。因为是“示威常客”而经常与警方对峙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说，曾伟雄刚愎自用，对示威者实行“家长式管治”，思维仍是“旧式老官差”，眼中没人权概念，“没想过在公众安全、公共秩序及人权之间取平衡”。记者协会主席岑倚兰则形容曾伟雄任内，新闻自由倒退，警方和传媒关系愈来愈紧张。她以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被斩案为例，指曾伟雄多次刻意指“没证据显示与新闻工作有关”，是误导公众；占领运动多位记者被误伤，记协约见曾伟雄冀反映关注，却从未获接见，使她感到失望。

缅甸政府军与反政府果敢同盟军持续发生零星冲突，同盟军已撤至无人驻守的中国边界以外。本周日，政府军在勐古地区与克钦独立军等多支武装展开激战。当地百姓盼望早日停战。据中国云南南伞镇居民称，近期不时有身份不明伤者出现在该镇。虽然缅甸政府军总司令部上周四称，即将宣布“老街战役”胜利结束，但是，在果敢地区的零星战斗仍在持续。据果敢资讯本周日消息称，继小芦场激战后，果敢全境基本无战事发生。上周五起，政府军零星对南天门山进行炮击。周日早上，缅甸时间8点许，炮击再度密集，至中午12点许，政府军向同盟军各前沿阵地共发射了40余发炮弹，同盟军方面并未还击。目前，同盟军退居中缅边界，与中国一步之遥。从老街抵达云南镇康县南伞的一位果敢族人星期一对本台说，当天听到从南天门山传出的枪炮声，当地接近中国领土：“今天还有枪炮声，能听到南天门，缅甸政府军打炮，还有枪炮声，就是少了，没有上个星期那么激烈，偶尔能听见炮声。现在又听到枪炮声”。记者：现在有吗，听到吗？回答：刚刚在南天门山响了一下。同盟军晚上偶尔会袭击缅政府军营房。在此前的小芦场战斗中，同盟军俘虏政府军五名士兵，一名重伤者受到同盟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将其送入医院治疗。据米兹玛新闻星期天消息称，缅甸另一支反政府的若开邦军在25日发表声明，建议停止六十多年的内战，实现所有武装都参与的和平谈判。一位果敢族青年说，目前不知道这场战争何时停止：“战争什么时候停也不知道，老百姓受苦受难”。另有消息称，星期天，缅军在勐古地区与克钦独立军发生战斗，伤亡情况不详。独立军卫生部副部长排先生星期一对记者说：“勐古那边可能会有（战斗），那边在打，我昨天也听说。这段时间以来，双方（与政府军）一直在谈判，但也一直在打。我们这里有专门协调委员，他们直接给缅甸政府通知，双方协调”。记者：那么勐古地区。。。。。回答：不是我们克钦的，但有克钦的部队在，属于掸邦。在云南南伞镇，一位居民告诉本台，近期常有不明身份的伤者进入该镇，来人礼貌待人，但言行谨慎：“经常有受伤的，头上有网兜戴着的，鼻子、眼睛缝针的，脚一瘸一瘸的伤员，他们讲的是少数民族的语言。长相和中国少数民族差不多。（购物）付钱时，他们从来不讲价，挺客气的。我们向他们一提到打仗的事，他们什么都不说，不接话。悄悄的走了。跟我们只是表面上说，啊呀，你家的小孩子好乖。我们一提打仗，他们就一句话都不说了。他们几天不见，隔几天又出现。他们不拿枪，什么都不带，就带一个手机”。这位居民称，这些人分散在镇上多家酒店：“他们所住的酒店是分散居住，这家酒店住两个，那家酒店住两个，不会在一起住。据报，5月1日至3日，缅甸佤邦首府邦康将举行各民族组织领导参加的民族武装峰会，为了确保会议安全顺利的进行，佤邦已在筹备中，近日将实行一级戒严。总部警卫营及佤邦各战区野战部队都将实弹巡逻，守卫邦康市及周边地区，以确保与会者安全。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胡汉强/吴晶

中国经济发动机减速换挡，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为基建投资输血的空间巨大，然而健全法律环境和典型成功案例仍付之阙如，社会资本对这一看起来很美的“雾中花”保持谨慎。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用基建投资对冲地产下行，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通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办法鼓励以设立产业基金等形式入股提供项目资本金，支持项目公司成立私募基金，发行票据和债券拓宽融资渠道。兴业银行兼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评论称，推动PPP模式就是打破行政垄断的一部分，“政府经过这么多年的刺激之后，债务压力很大。所以要是能放大地方政府资金能够撬动的资金量，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国家发改委去年9月以来推进了七大类投资工程包，且表示近期还将推出一批重大工程投资包，在以此为代表的基建投资领域，政府急切需要推进PPP模式，以引入社会资本来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鲁政委认为，中国的基建投资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民间资本的参与能够提高投资效率。“相比完全由政府投资来说，PPP的确会效率高一些，而且从以后的运营管理来说，也会比政府做的更有效率。”山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李永健对路透表示，山东在这方面的主要模式是政府股权引导基金，通过基金的形式吸引管理团队进行市场化运作，把财政和民间的资金结合起来，一起来支持经济的转型升级。“现在如果财政的钱还像以前的那种花法，显然是花不起，也没有持续性，而且永远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收不到很明显的效果。”李永健称，“所以，通过基金的形式，一个钱可以当五个钱或10个钱来花，因为它搞的是一些股权和长期债权投资，这样通过滚雪球，几年后形成一定规模，财政就可以断奶了。”他并透露，山东省政府在上述引导基金的资金投入已达到30亿元人民币，未来还准备成立十多支类似产业基金。不过他未提供企业方面的具体数据。在中国房地产和制造业两大类投资双双下滑的情况下，发改委自去年以来不断推出基建投资项目，以期稳定经济增速。然而原有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地方财力吃紧，这时候吸引民间资本就成了当务之急。不过在法律法规不健全且国内成功案例缺乏的情况下，PPP模式的推进料并不会马上取得希望的效果。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刘慧勇就一针见血的指出，PPP是政府一厢情愿，寄希望于这个是望梅止渴。“多方办事自然效率（不会那么高），还要磨合，这本身过程就比较长。通过立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时还不便于理解和掌握。而且适用性范围有限，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或者更确切的说大多数项目不适合，只有少量适合，适合的也还要互相揣摩。”刘慧勇并称，PPP这方面不一定会发挥多大作用。政府热情似火民间资本谨慎去年以来中国政府中央层面已通过一系列文件规定明确表态支持PPP模式发展，该模式也已被确立为地方政府化解资金压力重要抓手，地方政府争先恐后相继推出PPP项目。不过民间资本对此却态度谨慎，当前各地推出的项目中真正落实签约的比例非常低。为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入场，在立法和政策上为推进PPP保驾护航，政府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招商证券最新报告显示，据公开信息整理，各地推出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已达1,500个，总投资额超过2.7万亿元；不过截止目前各地已签约PPP项目约70个，总投资金额超过3,500亿元。民生证券3月中旬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亦显示，去年10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43号文）前后，34省市区地方政府推出了总额约1.6万亿元的PPP项目，但目前真正签约的大约为2,100亿元，仅占总额的八分之一。“虽然不知道（1.6万亿元）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但是我看见过这个数据，确实签订合同的比率大约是13%。”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在上周的发布会上表示，“据我们了解，大概全国各地就是10%-20%左右签订了合同，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并进一步解释称，这其中除了金融支持的问题以外，还有就是法律法规需要健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保障合法权益的问题；大家对PPP模式的推动寄予厚望，但是具体怎么样去实施，比较普遍存在一种困惑和迷茫。鲁政委对此就指出，PPP模式看似美好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存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PPP的规范，至少在国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仍然不清楚。虽然财政部和发改委都发了一些文件，但这中间谁是牵头部门，外界仍不清楚。”他说。他并称，比如，外界担心政府违反约定，所以需要政府把所有影响因素都要披露；具体到PPP上，就是未来几年的城市规划、定价程序、对投资人的利益保护等都需事先说清楚，“而目前这些都还不清楚。”未来空间广阔中国国务院在去年11月26日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要建立健全PPP(公私合作)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农业和水利工程等。此后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在当年12月初相继出台支持性文件，力推PPP模式。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发挥好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在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之后发改委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发布通知，将努力拓宽PPP融资渠道，对符合条件的PPP项目，贷款期限最长可达30年，贷款利率可适当优惠。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融资需求来看，吸引民资进入，开展新的融资合作模式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PPP未来发展空间大有可为。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搞混合所有制，所以PPP是一个大势所趋，而且PPP在全球也有很多的运作先例，这是一个进步的表现。“但短期内靠通过此手段拉动经济增长也不能太乐观，目前我们看到的PPP相关文件，距离可操作性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磨合。”她说，“地方政府推进PPP可能有所帮助，但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实施过程，要完全覆盖目前的资金压力还比较难。”她说。财政部此前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的通知，规定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招商证券固定收益团队报告指出，大概测算一下，今年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支出是14.6万亿，10%来算的话有1.46万亿可以作为PPP的财政补贴；考虑到PPP项目的商业设施也有收入，这1.46万亿每年可以撬动2、3万亿的投资，所以说空间还是很大的。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此前讲话亦称，预计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一篇名为《中国2013-2020年新型城镇化融资缺口测算》中介绍，假定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2013-2020年静态资金需求和动态资金需求分别达到20.43万亿元和35.07万亿元，而由于供给能力的不足，资金缺口料分别达4.91万亿元和11.11万亿元。“从这些不同口径的测算，可以看出PPP未来还是有空间的。”招商证券固收团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