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主义者指责奥巴马对污染大户做出让步。 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放弃一些试图严控空气污染的计划。 他要求美国环保署搁置有关降低臭氧聚集的计划，而臭氧聚集是产生烟雾的一个主要因素。 奥巴马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美国经济恢复的过程中降低各种规定所带来的负担和不确定性。 美国商界和共和党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欢迎，但环境保护主义者指责他对污染大户做出让步。 奥巴马要求美国环保署长杰克森搁置有关降低臭氧聚集的计划草案。 他说，在美国经济继续复苏之时，他一直强调降低各种规定所带来的负担和不确定性，这非常重要。 美国环保署估计，实施新的烟雾标准每年将耗资900亿美元，反对者称这个代价太大了。 不过，新的标准将令美国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医疗开支，并有助防止1.2万人因心脏和肺部疾病而过早死亡。 臭氧会令人的肺部不适，并导致哮喘和其它的呼吸系统疾病。 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赞赏，称此举将促进经济增长。 但环保人士对此感到愤怒。环保选民联盟主席卡宾斯基说，这个决定是商界污染大户的胜利，亦是公众健康的一大损失。
阅读更多中国电影导演冯小刚公开批评中国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极大地 “伤害和桎梏”着电影的创作。他还表示，政府征收电影专项资金，不利于电影公司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著名电影导演，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冯小刚在8月26号召开的中国全国政协“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专题协商会”上呼吁，恢复上世纪80年代宽松的文艺政策。他认为，当前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让创作者感到无所适从，“在这种背景下，关照现实的作品纷纷回避，为了审查的安全，一窝蜂地去拍历史题材。作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我们正经历着民族复兴的大时代，近些年来没有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参与创作的有关中国汶川地震的英语记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曾经入围第8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夏明教授就此表示，中国电影严格的审查制度由来已久，已故中国著名演员赵丹就是因为在50年代创作了电影《武训传》而被打成右派。赵丹之后虽然得以平反，却还是被剥夺了扮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机会。夏明说，赵丹临终前说的一句话和冯小刚导演今天的感慨惊人地相似。 “赵丹在郁闷中死去了。他死前说了一句话：‘电影界婆婆太多了，电影无希望。’其实从赵丹的《武训传》的经历到今天中国电影人的感叹，控制太多了。这六十年都在宣传意识形态，对中国电影的控制和扭曲。对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电影人的打击了从实质上说是没有改变。当然中间有些松动。但是从08年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应该说是在急剧地在走向保守。”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当局目前是希望以一种大国复兴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但是，“大国复兴”的一个重要特征，应该是文化艺术的复兴。 “目前中国进入了一个大的变动时期。我们看到中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处在一种矛盾的交织非常尖锐的一个阶段。如何认识中国大的深层的一些问题，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同时更激发他的想象，能够去探索、思考这些问题，同时能够想出一些比较好的方向或者解决方法。我想目前是中国最需要的，如果电影界连这些目前急迫的问题都没法触及的话，对中国当今的社会发展和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都是没有直接的干预和帮助的。” 杭州媒体人昝爱宗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要求当局放宽电影审查制度非常困难，因为有广电总局和中共中央中宣部的存在，不要说公然挑战当局的审查制度、拍摄敏感题材的电影，哪怕某个导演、演员或者是歌手的作品触动了某个领导的神经，也会面临电影被禁、演员歌手被封杀等厄运。 “因为它是政治审查又不是靠市场规律来的。按市场计划谁都欢迎，谁就是排在首位的。谁不受欢迎，谁就会自然淘汰的。政治检查就是某个领导他这个人不顺眼了，就把这个人给封杀掉。如果某个领导看这人顺眼了，比如宋祖英，中央电视台全国各地的各种场所都把宋祖英给抬出来。没有人封她的，而且把她捧得非常红，大红大紫。请宋祖英就是最高级别。” 冯小刚在会议上还建议，减免“电影基金”费用。他算了一笔账：以他所在的华谊兄弟公司为例，去年净利润8000万左右，而缴纳的电影基金一项约为4000万(规定占总票房的5%)，占到利润的50%。冯小刚说：‘华谊兄弟’是目前中国效益最好的电影企业，尚且不堪如此重负，可想而知其他电影企业发展的艰难。” 昝爱宗对此表示，不光是电影界，中国当局对很多行业都有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收费。 “出版一本书必须要书画费。你办一个企业每年要交各种协会的费用。关键中国电影集团就是垄断的。比如美国的大片如果能够在中国自由来放映的话，那中国的电影就会全军覆没。如果中国政府取消了对电影的专控、垄断，那中国的电影人可以自己来制作片子，不需要审批，不需要国家给你出版号，才能救了电影业。冯小刚应该炮轰这个垄断制度，这是制度导致的，各行各业都在受限。” 昝爱宗表示，中国电影要正真走向市场化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但如果有更多的电影人能象冯小刚导演那样公开谴责审查制度，及行业弊端，应该会对扭转中国电影界的困境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采访报道。
阅读更多高极登：新科技与旧词语 （2011-09-03）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奥巴马演讲日期遭议长拒绝 [中国早点] 普通话全球热 [名家专评] 加雷斯·埃文斯：亚洲的实力竞争 [总统选举] 胡锦涛主席贺陈庆炎总统 ● 高极登 现代人使用电脑工作，作家用电脑打字创作，那么，写字、写稿、爬格子、写作人……这些词汇还能用吗? 有一回晚餐的时候和同事谈起这个有趣的课题；假如有个人作了篇文章，在网上风行，可不可以用洛阳纸贵来形容？以前写信，末尾时总说纸短情长，现在发电邮，要写几千几万字悉听尊便，没有所谓碍于篇幅容不下的事。有人行为不好，引起网上声讨，是否还能说罄竹难书？ 该怎么看待这问题？其实世事多变，不时会有这样的矛盾；就以“马路”来说，外国人学华语，很是奇怪，马路上没有马，但延续古代用法传了下来。近代有人用公路、道路，但大多数人还是爱用马路。过马路要小心，黄口小儿都会念，改成过公路要小心，很是拗口。 今时今日，资讯和通信已结合成资信，以前电话就是用来打电话这么简单，现在不同了，电话线可用来上网，不再只是以往的用途。 这情形也发生在自动提款机（ATM）上，以前只是拿钱，现在功能五花八门，买股票、转账、缴账单，能处理很多事，有人提议更名，但是叫什么呢？若果如此，很多旧事物在新时代里，就像马路一样，都得赋以新名称，那岂不很烦？ 市面上已出现智能电视（Smart TV），电视和电脑结合，能够上网，功能多起来，电脑电视、网络电视，名堂很多，再过几年，当电视和电脑的界线模糊的时候，肯定又有名称上的困扰。 旧词语在新时代，使用时得视情况而定，可以说用电脑写作吗？如果是用手写输入法，肯定可以这么说，如果使用键盘输入呢？我认为无可厚非，因为写作已是个概念词，等同是作文，并不一定非得拿笔写字不可，所以用电脑写作是说得通的。以前用打字机时，也常这么写：“writing this letter”。 洛阳纸贵真正的意思指的是风行，和纸张的关系不大。罄竹难书现今仍在使用，把文字记录在竹片上，那是春秋战国以前的事，后来纸张书本出现，但罄竹难书这个成语还是沿用下来，因为它的本义是多到写不完，和竹子已扯不上什么关系。 现代军事商业战略都走上电脑，还能说纸上谈兵吗？它的真义是指没实践经验、空谈，有人发了一则没见地的电邮，你说他纸上谈兵，未尝不可。
阅读更多苏秉苓：“非我”与我在夏威夷 （2011-09-03）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奥巴马演讲日期遭议长拒绝 [中国早点] 普通话全球热 [名家专评] 加雷斯·埃文斯：亚洲的实力竞争 [总统选举] 胡锦涛主席贺陈庆炎总统 ● 苏秉苓 从天气和相貌来看，夏威夷很不像美国。 终年如夏的天气，暖和的海水温度，天天可以游泳冲浪，雨季不会泛滥成灾，夏季不会干涸酷热。对许多得经历冬冷夏热两极化的美国本土人来说，这是天堂的天气，一点也不美国。 若就相貌和种族而言，夏威夷人就更不像美国了。 离开旅游景点和军营，要在当地人生活的城镇遇到皮肤白哲、五官长相非常洋人的纯白种人，或是美国本土黑人，实在不容易。 当地居民更多的是五官身高肤色兼备日本人、菲律宾人、洋人和土族波利尼西亚人各族特色的黄种人。 源头如此复杂，想“以貌取人”来推断对方听懂的语言或是祖籍种族，非得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多次失误才行。 外表行不通，就从姓氏或名字去猜吧，但命中率同样不高。 以前住在美国本土，我仗着自己华语行，和老外在一块时，常用华语同家人孩子说悄悄话，不必担心外人听懂。这一招，险些让我在夏威夷出洋相。 有一次，带小女儿参加她班上的亲子远足野餐。女儿老缠着要我抱，不肯参加集体游戏。气急之下，我用华语威迫利诱厉声恐吓，硬要女儿参加活动。这种教育方式，与典型美国妈妈倡议的有商有量和自由发挥背道而驰。我想，反正周围没华人，用华语骂人绝对保险。
阅读更多苏起：‘九二共识’: 两岸和解的关键 （2011-09-03）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奥巴马演讲日期遭议长拒绝 [中国早点] 普通话全球热 [名家专评] 加雷斯·埃文斯：亚洲的实力竞争 [总统选举] 胡锦涛主席贺陈庆炎总统 ● 苏起 “九二共识”又成为政治与新闻焦点。的确，“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是我个人的创见，但它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新瓶旧酒”。西元1992年两岸之间确曾达成共识。这个共识是用函电往返及各自表述，而不是经过签署的单一文件来呈现，所以它有一定的模糊性。 若真如某些人所说，两岸在1992年没有达成共识，那怎么会有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以及后来七年海基会与海协会的21次商谈。在当时艰困的大环境中能取得这个妥协，显示第一，当时北京政府与台北的李登辉政府都有和解意愿。第二，双方立场有一定的共同点。第三，彼此已经建立基本互信。 2000年陈前总统的选战胜利颠覆了整个局面。即将离开陆委会的我非常忧虑双方立场很难有共同点。因为：共产党的立场是“一中”，不谈“各表”；国民党是“一中各表”；而民进党是“各表”，不谈“一中”。三者间，“一中”与“一中各表”有共同点，但“一中”与“各表”却没有共同点。这就极可能造成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的僵局，甚至恶化。 为了挽救这局面，我在当年4月底就尝试提出“九二共识”这个新名词，作为一个新瓶来盛装以前的旧酒。这个新包装可以掩饰民共两党在主权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并为民共两党创造一个共同点，如果加上双方意愿及一点点基本互信，难能可贵的两岸和解就得以延续。 当时我比较担心北京方面会排斥这个新瓶，因为它拿掉了中共历来最重视的“一中”；如果接受文字上不含“一中”的“九二共识”新名词，可能会被内部鹰派视为重大让步。不料北京海协会在八月底就表示愿意以“九二共识”重开两岸谈判。反而扁政府拒绝接受。同时期“九二共识”越来越成为两岸许多人乃至不同政府眼中两岸和解的桥梁。 现在争论“九二共识”是否客观存在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一般人更需要了解的是：当事各方有没有和解意愿？彼此立场是否有异也有同？如何处理这些异同？双方是否存在基本互信？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识”，是否还有更好的桥梁？ 上述问题的答案恐怕才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 作者是台湾国家安全会议前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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