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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的政治才能让刁民走向公民 笑蜀 昨天，温家宝总理带着一批部委负责人走进国家信访局，走进访民中间。新华社报道说，这是共和国总理首次与赴京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 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是共和国总理首次公开示范，政府当如何听取人民的批评和诉求，如何跟人民讲道理。或者毋宁说，这是共和国总理首次公开示范讲道理的政治。 访民，尤其是赴京上访的访民，在某些执政者眼里，就是刁民。刁民就是麻烦制造者，对麻烦制造者没道理可讲。暴力截访，“安元鼎”，被精神病，被劳教，这一切在某些执政者那里就都顺利成章。威慑，稳控，打击，甚至不限于访民，而是以此对付所有自己看不顺眼的批评者，就成了某些执政者的执政习惯，始有“跨省追捕”之频发，始有重庆某官员的狂言：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换句话说，他们手中必须要有他们可以自由裁量的刀把子。没有那样的刀把子，他们就不能让人畏惧，就没有权威，就不可能进行有效治理，更谈不上发展。 让人民批评政府、自由地表达诉求，这实质上是说，让人民可以跟政府讲道理，这是制约权力，造就一个现代政府，造就一个文明的政治的基本前提。但是不能不承认，人民批评政府和表达诉求的风险还比较高，即人民跟政府讲道理的风险还比较高。如何让人民在免于恐惧的条件下，自由地批评政府，自由地表达诉求，即自由地跟政府讲道理，是中国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任务。 这一点，温家宝总理昨天在国家信访局的示范可以说是最好示范。面对访民的批评和诉求，他表现得从容淡定。政府最高领导人都可以跟来自最基层最底层的民众这样对话，这样讲道理，还有哪一级政府，还有那个官员，有资格拒绝跟民众对话，拒绝跟民众讲道理呢？讲道理应该成为执政者的主流理念，讲道理的政治应该成为中国的主流政治，这可以说是温家宝总理会见访民给人的一个重要启示。 政府要讲道理，要靠道理来治理社会，而不是完全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这应该是一个普世的准则。这一点，半个多世纪之前董必武先生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用他的话说：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政府要得到信任，就要讲道理，就要公正而无所偏私。这样累积起来的信用，才应该是政府最大的本钱，没这个最大的本钱，其他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虚妄的，都是靠不住的，就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 这就是说，对政府施政，凡事都要问个是非对错，是民众的天赋权利。政府对此不是容不容忍的问题，大不大度的问题，而是必须报以最大敬畏。现代政治条件下，民即天，民意即天意。蔑视民意、违背民意即为欺天，即为悖逆，即为最大的不道德和最大的不合法。这应该成为所有官员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温家宝总理此次会见访民，一定程度上即是用身体力行来普及这个常识。 但是，仅有常识仍不够。政府对民众批评权的敬畏，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尊重，政府跟民众讲道理的自觉，更要靠切实的施政程序尤其是法律程序来保障。民意即天意，但这种天意不能是抽象的含混的，而应该是实证的，具体的，可量度可核对的。而这一点并不复杂，现代政治技术早已经解决了这问题。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身段虚心学，就好办。有这么一套严格的程序来确保民意的畅通表达和精确统计，那些访民完全可以不做访民，在家一通电话，人大代表就要赶紧登门聆听，媒体记者也可以自由报道，再不行，还可以诉诸独立而公正的法庭。民意这样自然地流淌，并水到渠成地推动公共政策影响国计民生，政治就不难清明，又何待总理到国家信访局找赴京访民听取民意和民怨？ 最重要的是，有了这种讲道理的政治，极有利于培养公民理性。而百年以来，中国从不缺政治激情，但一直匮乏公民理性。没有公民理性驾驭的政治激情是一种可怕的激情，往往带来灾难，这已为历史反复印证。而当下所谓刁民，则恰恰是最具公民潜质的一批人，于我们国家恰恰可能是宝贝，因为他们的公民权利意识最强，跟政府讲道理的意识最强。用严格的程序来确保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权利，满足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需求，让他们通过切身体验确信，跟政府讲道理是没风险的，可行的，有用的和有尊严的，他们就会对政府刮目相看，就会反过来也尊重政府，跟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从刁民成长为真正的公民。 否则，就会助长他们的绝望，刺激他们的愤激，所谓刁民就转而成了暴民。这即是说，所谓刁民实际上是在十字路口，可以走向真正的公民，也可以随时走向暴民。到底何等走向，惟取决于能否以讲道理的政治来引导之。温家宝总理已做出示范，当下最紧要的则是，如何把这示范升级为可不断复制和自动运行的严格的程序。

只有当强者也跟弱者一样迫切地感到法治文明的重要，法治文明跟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时候，才可能形成对于法治文明的全民共识，社会资源才有希望真正朝着有利于法治文明的方向去配置，变革和转型才可能真正发生 法治文明普照每个人，包括强者 笑蜀 近期举办的世界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最轰动的一段新闻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致辞。之所以最轰动，主要是因为周永康特别高调地宣示他对法治文明的认同，恳切强调：要“遵循法治文明的一般规律”；要“学习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 法治文明 ” 成了流行语 法治文明一时成了流行语，引领媒体风骚。那么，它究竟何功何德而受如此追捧？最近发生的两桩奇闻，或为注脚。 一起是武汉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涉嫌受贿案，该案刚刚开庭审理，即爆出大新闻：龙小乐当庭翻供，称自己的有罪供述，是在遭受检察人员三天三夜连续审讯、殴打、挨冻之后做出的。（《新京报》 10 月 23 日）对此，检方虽不能无视，而不得不承认“审讯时间较长”，但仍辩称“连续审讯多久，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不是违法的”。不过，正如学者丁大帆先生已经指出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 1 条开宗明义将“酷刑”定义为：“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我国早已批准该公约，意味着该公约在我国优先于刑法适用，即，公职人员蓄意造成的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就是酷刑，就是违法。 另一起，是更具传奇色彩的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建农案。杨的太太陈玲在网上发帖，曝光湖南省公安厅诸多“黑幕”。稍后不久，湖南省公安厅即在官网发布公告称，杨建农“因涉嫌受贿数百万被湖南省纪委立案调查。”实际上是夫妻双双都成了阶下囚。这跟陈玲网上“扒粪”到底有没有因果联系？无疑极具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据律师观察，对杨建农夫妇的处置在程序上颇多 瑕疵。杨建农尚在职即遭监听；他的太太陈玲被以“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刑拘，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警方应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其家属，但没有。同样根据有关规定，警方既然没能在 24 小时内通知陈玲家属，就应在拘留通知书上注明原因和办案人签名，但拘留通知书上既未注明原因，也无办案人签名。被拘至今，陈玲甚至连自己的律师也不能见，理由是“涉及国家机密”。而“虚报注册资本罪”不过是普通刑事犯罪，原本跟国家机密无关。这种种瑕疵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即办案方根本就是不择手段。 体制精英也缺乏安全感 龙小乐和杨建农，都属于体制精英，用中国民间词汇来说叫做人上人。但再怎么人上人，一步不慎，照样沦为人下人。而一旦沦为人下人，他们的基本权利就没有丝毫保障可言了。过去体制怎么对待其他弱者，这时会全盘照搬过来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在位时固然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就是要不到确定性，就是要不到安全感。体制掌握了过多的财富，据专家统计，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财富已占社会财富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多。这样的天量财富对任何常人都是难以抵抗的诱惑，也就一定会引爆当今世界最蔚为壮观的财富争夺战。而在没有现代法治的背景下，这种在体制内展开的财富争夺战注定了是一场场的丛林战，一场场的超限战。其刀光剑影波诡云谲，也都是逻辑的必然。 就此来说，无论是龙小乐的命运，还是杨建农的命运，都是再正常不过。这一点，他们自己其实比谁都明白。据报道， 杨建农曾在博客中这样感慨人生的不可知：“人生中有太多的偶然，有太多意料之外的事情的不确定性。人生正如那不计东西的飞鸿找不到归宿，一时间摸不着东西南北。” 安全是人的第一需要。在权力配置资源的体制下，只要有权，什么都不难得到，但如果连起码的确定性和安全感都没有，那么所能得到的一切，又有何意义呢？即便曾经坐拥金山，但是，龙小乐和杨建农可能在今天带到囚笼中去享用么？纵然从最好的角度推测，那一座座金山仍屹立不动，但是能够补偿他们失去的自由和失去自由之后遭受的种种屈辱么？而这，绝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噩梦，而应该是他们那个阶层的集体噩梦。且不谈未来可能的社会动荡造成的巨大威胁，仅仅是今天体制内部为争夺天量财富而无日不有的残忍倾轧，就足以令他们如坐针毡了。 在不受制约、没有规矩的绞肉机面前谁都是弱者，无论现在怎样位高权重。人算不如天算，在没有现代法治的背景下，谁都不可能为自己担保一辈子。越是位高权重，越是坐拥金山，越是高风险，越需要软着陆。而现在的体制，显然不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他们软着陆的体制，而恰恰是一个随时可能把他们铰进去或者说抛出来的体制。 全面拥抱法治文明才是出路 表面的无限风光下，是遍布的地雷。这正是龙小乐和杨建农们人生中最大的危机。通常的解决的办法是跑掉，即现在已经轰轰烈烈展开的精英移民。但是，西方国家于他们而言其实也不是什么乐土。因为他们一生积淀的个人意识形态，注定了他们不可能融入异乡，他们积累的天量财富，最终还是只有回到自己的父母之邦来享用才更有滋味。而且，如果未来真的爆发迫使他们今天大规模移民的剧烈社会动荡，谁能担保从社会动荡中崛起的体制不会是一个嗜血的民粹体制？如果真是那么一个体制，像当年犹太人追杀纳粹屠夫那样对今天的移民精英追杀到天涯，这故事就完全有可能发生，他们又何来真正的确定性和安全感？ 这就是说，他们要真正实现软着陆，就不能对传统体制有任何幻想。变革，转型，全面拥抱法治文明，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通常认为，法治文明是保护弱者的。这其实大错特错。法治文明平等地保护每个人，而无论其强弱贵贱和贫穷。就像太阳，只要你走进，她会把光芒平等地分给你一份，而不问你是谁。法治文明之下，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每个人都能有确定性和安全感，而这时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毋宁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保障。 也就因此，我对周永康先生大讲法治文明特别地理解。一个社会仅仅是弱者呼唤法治文明是不够的，因为最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并不在弱者手上。只有当强者也跟弱者一样迫切地感到法治文明的重要，法治文明跟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时候，才可能形成对于法治文明的全民共识，社会资源才有希望真正朝着有利于法治文明的方向去配置，变革和转型才可能真正发生。而这样的时候，现在显然是已经到了。 ——原载今天《时代周报》  

「郭美美事件」引發大陸民眾對公益團體不信任，北京晚報報導，北京捐血人數因此銳減，血液庫存量只剩標準值的三分之一，「血荒」使許多醫院不得不延後動手術的時間。 報導指出，「郭美美事件」引發民眾對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很多大陸網民誤認紅十字血液中心是紅十字會的下屬單位，連帶殃及紅十字血液中心的捐血工作。 北京市衛生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捐血人數較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點六四，捐血量下降百分之五點一六，七、八月的下降更明顯，超過一成。衛生局說，目前每天可收到一千五百袋血液，但血量遠遠不敷使用。 郭美美事件起因於「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郭美美在微博（微網誌）中炫富，引發民眾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