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在温州动车事故的记者会上，妙语如珠的中国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昨天遭到停职处分，但真正的原因，铁道部并没有对外说明。但许多网站指出，停职的原因和不当发言，有绝对的关系。 大陆新华网英文版报道，中国铁道部昨天表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报导中附上王勇平简历。他一九五五年在湖南出生，先后在广铁集团、羊城铁路总公司、广州铁路公安局等部门工作。二○○三年进入铁道部，先后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 来源=台湾《联合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阅读更多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上个月在西太平洋进行的调查，日本福岛以东800公里内、共25.2万平方公里海域测出超高标准的辐射污染，显示福岛核电厂的辐射污染或可能流入中国海域。 国家海洋局的调查船6月下旬起在福岛以东800公里的海域进行调查，抽取海水样本检验，首批检测样本中，全部含有放射性元素铯-134、铯-137、锶-90。正常海水并不会出现铯-134，铯-137含量最高超过中国标准的300倍，锶-90超标10 倍。 国家海洋局的结果显示，日本辐射污染的情况比外界想象的严重，将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长期监测，重点包括海洋生物状况及辐射物质流向。 国家海洋局并表示，目前并没有中国海域受污染的数据，但并「不排除」污染物可能已流入的可能。 专家原本认为，福岛以东海域洋流会环绕北太平洋一圈后，才抵达中国近海，中国海域受污染的机会不大。 这些放射物质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尚未可知，但铯-137和锶-90半衰期长达30年，放射性物质在食物链中累积，对海洋生物和海洋生态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来源=台湾《联合晚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阅读更多刘罡 英报：可可•香奈尔是纳粹特工 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16日的报道 说，一本新近出版的香奈尔传记称，这位改变了妇女着装方式及她们看待自身方式的先驱时尚偶像，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纳粹特工。报道说，写作这本传记的是住在巴黎的美国新闻记者Hal Vaughan，他查阅欧洲和美国的档案文件后发现，香奈尔拥有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反间谍机构Abwehr的员工编号：特工F-7124，她还有一个代号：Westminster（威斯敏斯特）。 报道说，虽然批评人士早就质疑香奈尔与纳粹有联系，但以往的传记作品总是更多将她描绘为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机会主义者和精明的女商人，而不是纳粹政权的积极合作者。Hal Vaughan的这本传记声称，早在1939年之前香奈尔就是一名强烈的反犹主义者，她二战期间曾在马德里和柏林为纳粹德国情报机构Abwehr执行过任务。这本传记还爆猛料说，二战前就是香奈尔朋友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出面干预，从而避免了香奈尔在战后遭到逮捕和审判。 戈尔巴乔夫：我应该早点抛弃共产党 英国《卫报》 8月16日报道 说，曾任前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该报独家采访时说，他应该早在1991年4月就辞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一职，然后组建一个民主改革党。戈尔巴乔夫说，但他当时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抛弃这个党”，当时对任何俄罗斯人、特别是一生担任共产党官员的人来说，共产党下台都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报道说，政治上的失败并没有让戈尔巴乔夫变得怨气冲天或愤世嫉俗，他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在1991年8月旨在推翻他的政变发生前，苏联的所有主要问题其实都已接近解决了。这场政变使前苏联各种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产生了新的力量平衡，也最终导致了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和苏联解体。报道说，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前苏联的体制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不可避免。 美报评中国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被解职 美国《纽约时报》 8月16日的报道 说，中国铁道部周二说，它已将其发言人王勇平解职，中国媒体未报道王勇平被解职的原因，但他在723动车事故后回答媒体提问时的糟糕表现或许可以解释其为何被解职。报道说，铁道部因此次事故一直受到外界强烈的批评，有人呼吁全面改革铁道部。 报道说，直至这一事故发生前，中国政府一直将铁道部的高速铁路网看做是显示中国日益增长的科技水平以及发展成果的例证。铁道部周二在其网站上的一份报告中承认，对高速铁路建设的管理不合格。铁道部将723动车事故归咎于铁路信号设备的设计缺陷。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阅读更多![华尔街日报 | [观点] 观点：西方互联网自由遭遇挑战](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files/2011/08/f62328c710812021918.jpg-150x150.jpg)
Michael Okoniewski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科技为伦敦骚乱中的各个群体都赋予了力量，包括暴徒、民间自警组织、政府。 Evgeny Morozov 那 些游荡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其他英国城市的青年暴徒是否预料到自己的照片会遭到愤怒网民的仔细审查？暴乱后不久，许多义愤填膺的网民来到Facebook和Flickr等社交网站研究暴力事件的照片，急切地想确认这些恶棍的身份。有些精通电脑的网民甚至自告奋勇将这一过程自动化，用软件对照来自网上不同地方的暴徒照片。 那些青年暴徒也不完全是反对科技进步的勒德主义者（Luddites）。他们用黑莓（BlackBerry）发消息，避免使用Facebook和Twitter这样比较显眼的平台。据说他们抢劫了许多销售时尚电子产品的商店。从“数字原生代”到“数字暴民”似乎没有多长的距离。 科技为伦敦骚乱中的各个群体都赋予了力量，包括暴徒、民间自警组织、政府，甚至是热情的普通市民，但他们被赋予的力量有大有小。通过浏览大量闭路电视摄像头拍摄的录像并研究暴徒谈话记录及地理位置数据，拥有最新人脸识别技术的英国警察可能会认出许多肇事者的身份。 威权政府正在密切关注这些局势的发展。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国有媒体称发生暴乱是由于对社交媒体缺乏中国式的控制。这类政府急切想看到西方政府在与不断演进的科技角力时会确立怎样的先例。他们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压制政策找到一些辩护理由。 部分英国政界人士迅速呼吁黑莓制造商Research in Motion取消其消息服务以防暴乱升级。上周四，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说，政府应考虑阻止密谋发起暴力或骚乱活动的人使用社交媒体。 最近挪威发生大屠杀后，许多欧洲政客表示，担心网上匿名的反移民言论是在煽动极端主义。他们目前正在讨论限制网上匿名的方法。 是否真的需要对互联网相关规范、法律和科技进行改革以扩大政府的控制权？当埃及秘密警察都可以购买西方技术从而得以窃听异见人士的Skype通话时，美国和欧洲情报机构无法监听挪威一个“独行侠”的通话，这似乎不大可能。 我们所以能够容忍如此偏激的建议，仅仅是因为恐怖行径暂时剥夺了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而将科技想象成一种解放性力量的普遍倾向也令我们心烦意乱；它让我们无视一个现象，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已经大到了不适宜的水平。 互联网构成的国内挑战要求西方国家的反应既有分寸又要慎重。中国、伊朗和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正等着我们犯下执迷不悟的错误。这些错误会让上述国家得以宣称，他们对待本国抗议活动的做法是在遵循国际惯例。这些国家也正在寻找可能改善他们数字监控技术的工具和策略。 2009年的暴力骚乱过后，中国官员毫不犹豫地切断了新疆地区的互联网通讯，时间长达10个月。尽管如此，如果西方国家在处理混乱局面时决定采取类似措施，中国官员无疑仍会为他们上述激进行动获得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欢喜。同样，美国或欧洲从事“网络行为侧写”（online behavioral profiling）的任何计划，都有可能推动已经蓬勃发展的数据挖掘行业。要不了多久此类工具就会为压迫政权所利用。所谓“网络行为侧写”是指试图根据微博、游戏习惯或社交网络活动等信息找出未来的恐怖分子。 但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急关头。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外促进民主的举措往往让人觉得虚伪。西方国家在奋力应对其自身的社会矛盾之际，他们又如何能向其它国家说教呢？只要西方国家坚持在海外推广其理念，其它国家或许还是可以忍受这种虚伪的。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难以为继。 西方政界人士既希望制止暴徒的暴力行为，还想遏止盗版和非法文件共享等商业犯罪行为，他们建议采用新工具检测网络流量，并改变互联网的基本架构以简化监控。但他们忽视的是，这些举措也能够影响到中国和伊朗等国异见人士的命运。同样，欧洲政界人士处理网络匿名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将影响到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政策，而这又将影响中东地区使用社交媒体的那些人的政治行为。 美国和欧洲抑或应该放弃任何在海外推动民主的说辞？或是应该努力揣摩在面对互联网时应如何提高其政治机构的应变能力？我们的领导人在为这些新技术的革命性潜能庆幸不已的时候，他们却不能既细致入微又秉持原则地思考这些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 （编者注：本文作者Evgeny Morozov是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也是《网络的错觉：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一书的作者。）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阅读更多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日前宣布了调降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这一历史性决定之后，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立即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社论，严厉抨击挥霍无度的西方国家“借债成瘾”。 文章斥责称：“美国政府必须接受痛苦的事实，仅仅依靠举债就能摆脱自己制造的麻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另外，它还提醒美国人，中国是他们政府债务最大的外国持有者。 在这种强烈的情感迸发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主张：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是一个懂得“应量入为出这一常识”的国家。 事实上，截至2010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公开宣布的债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7%左右——与美国的87%、英国的80%以及日本的210%相比，可谓是微不足道。 去年年底，标普及其竞争对手穆迪(Moody’s)均上调了中国的主权评级。标普当时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政府负债规模适中、外部资产规模庞大、经济前景乐观。 但中国政府并不完全像它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勤俭、审慎的借款者。 当评估一个国家真实的债务状况时，评级机构通常会使用一个名为“政府负债总额”的概念。这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债，以及社会保障资金。大多数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债务比率，都是用这个方式计算出来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地方及地区政府纷纷大举兴建基础设施，并因此积欠了巨额债务。这些债务通常是通过特殊目的融资工具融资获得，因为这些工具可让他们绕过要求他们维持预算平衡的法律规定。 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Dragonomics)称，中国政府不同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有着不同的估计，但一个比较权威的数字是：去年年底这些地方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约37%。 龙洲经讯估计，如果再将中国政府其它一系列显性与隐性的债务——比如铁道部容易膨胀的债务、那些代表国家放贷的所谓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以及国有银行体系中的不良债务——计算进来，那么中国实际的债务/GDP比例可能高达90%。 其他分析师认为，总债务比例更有可能在70%到80%之间，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根据可获得的不透明、不充分的信息，做出了较为保守的估计：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政府负债总额约为GDP的48%。 重要的是，中国的债务负担远远超出它所愿意承认的水平，而且这些债务中大部分是过去几年累积起来的，源自于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举措。 惠誉中国银行业评级主管朱夏莲(Charlene Chu)指出：“虽然中国整体主权债务水平较低，但是这么多半主权行为通过银行体系发生，如果把某些或有债务包括进来，数字就会十分巨大。” “人们忘了中国是通过银行体系来实施财政刺激方案的，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 虽然中国的政府债务绝对比乍看上去的印象高出许多，但没有人认为债务危机正在临近。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指出：“中国经济名义增长率达15%，税收收入约占GDP的26%，中国手中的火力显然比希腊要强。” 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中国和日本一样，并没有在需要偿还时可能引发危机的大额外债。 此外，中国借债主要用于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这在未来会为中国带来经济效益。而以美国为例，大举借债是用于国防和社会福利项目，并不能给经济带来同样的推动。 中国的财政状况可能并不像中国政府希望我们认为的那样良好，但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许多弊端，况且西方的处境远比中国差得多。 正因如此，中国官方媒体在西方资本主义者多年来的伪善说教后，终于找到了机会反戈一击。也因如此，它们觉得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宣称，所有美国人，无论是华盛顿的政客还是普通百姓，都应该认真反思，才能把美国从潜在的财政深渊挽救回来。 译者/何黎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