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最近一连串经济坏消息中蕴含的唯一好消息是，情况本来可能更糟：三大评级机构本来都可能调降美国的评级，股市本来可能下跌得更厉害，美国本来可能出现债务违约。人们普遍认为，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发展到眼下这一最新阶段时，情况恶化的可能性非常高，而政府手中却没什么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观点的第一部分是对的，第二部分则不完全对。 整个危机期间、以及危机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就事态的发展给出了条理清晰的解释。危机前，美国经济是由泡沫支撑的，全球经济大体上也是如此。泡沫破裂后，留下的是过量的杠杆和房地产。因此，消费将持续疲软，而大西洋两岸现在实施的财政紧缩又使得政府无法去填补消费疲软留下的需求缺口。鉴于此种情况，企业不愿意投资就不足为奇了——即使那些能够获得资本的企业也不愿投资。 当然，那些担心政府手中缺少政策工具的人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正确的。糟糕的货币政策让我们陷入当前的困局，却不能将我们拉出去。即使美联储(Fed)内的通胀鹰派人士能够被降伏，第三轮定量宽松(QE3)也只会比第二轮(QE2)更加低效。即便是QE2，恐怕更多的作用也只是吹大了新兴市场的泡沫，而不是给美国国内带来多少新的贷款或投资。 但解决办法是存在的，至少对像美国这样能够以低利率借债的国家来说是如此：拿钱去做高回报的投资。这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带来税收，从而在中期内降低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并提升债务的可维持性。即使在同样的预算情况下，对支出和税收进行结构调整、使之能够促进增长，也可提升债务的可维持性。这些调整包括降低工资税、对富人增税、对做出投资的企业减税、对不做出投资的企业增税。 不过，其他地方却存在着斗争。市场知道，在北大西洋大行其道的低税收和举债癖组合意味着，政府手中没有什么立刻可用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将毫无收效，财政政策受到限制，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减赤效果（依靠财政紧缩）将令人失望。 然而市场也有一项斗争任务，这在标准普尔(S&P)调降美国评级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只看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侧，但这却是标准普尔的关注焦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是用美元偿还债务，而它手中掌控着印美元的机器。因此，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债务违约——我们上周看到的那类假戏真做的政治秀不算数。 市场经常犯错，但评级机构的过往记录无法唤起人们对这些机构的信心。用少数“专家”的判断代替无数人的综合观点——而这些专家是供职于一家治理和激励都成问题的机构——这显然无法令人信服。欧洲领导人最近在会议中呼吁减少对这些评级的依赖，这是正确的。 欧洲和美国现在面临极端困难的政治局面。很难说哪边的情况更糟糕：是美国的僵局，还是欧洲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欧洲领导人已经采取果断行动，但事态的发展要快于他们批准和实施对策的进程。欧洲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也低于美国；如果其财政框架足够统一，其财政状况也会好于美国。 欧洲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太多人认为财政紧缩是当下的灵丹妙药。然而在危机前，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处在盈余状态，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也很低。更多的财政紧缩只会使欧洲的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缓慢、财政问题越积越多。直到最近，欧洲领导人才终于认识到，希腊和其他被危机困扰的国家需要经济增长——而财政紧缩永远不会带来这种增长。

不少颇受尊敬的评论人士现在都开始扬言，世界即将毁灭，考虑到近来欧洲和美国同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事件，这样的说法或许并不意外。眼下，信用评级被调降的美国和努力维系欧元存在的欧元区，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幸运的是，还有一些重要的其他大国和经济驱动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及其对通胀的担忧。 如今，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需求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本世纪头十年，金砖四国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贡献了大约8万亿美元，相当于七国集团(G7)增长总额的80%左右。未来十年，金砖四国可能将再贡献大约12万亿美元，为美国和欧元区总和的两倍。 在金砖四国中，中国显然最为重要，就此而言，中国周二发布的最新通胀数据意义尤其重大。中国7月份消费价格再次略有上涨，通胀率达到6.5%。通胀问题令中国领导人担心，但这实际上很可能是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增长。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应该会回落至5%——甚至可能更低。到明年，应该会向4%的水平滑落。但如果这一切未能如愿，结果可能会给欧洲和美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如果其它新兴国家也出现同样情况的话。 现在，中国的通胀形势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话题。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应对本国国内的挑战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面考虑任何政策改变可能给其它国家造成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各国央行肯定都在谋划出台新的货币刺激措施。但考虑到全球大环境，它们也许更应该采取行动，帮助目前及未来的出口市场减轻通胀压力。 未来十年，韩国、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其它重要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将迅速增长。但与中国的情况一样，对于所有这些国家而言，要想推动国内需求增长（进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真正关键的是借助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减轻通胀压力。而对欧美出口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中国亦是如此，且鉴于其经济的规模，情况只会更甚。实际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国内经济的强大。我想这一愿望有可能实现。全球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是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危机过后，中国经济将靠消费拉动。但如果中国的通胀不断加剧，这种愿景就无法实现。 最新的零售指标显示，中国的消费开支可能每年增长约20%。中国目前的消费规模为2.1万亿美元。假定这一水平仅为官方GDP数据的35%，那么20%的增长相当于每年为GDP多贡献4000亿美元。金砖四国其它成员的消费增长总值也大体相当，这意味着，仅这四个国家，今年一年就将为全球增长增加约8000亿美元。 如果再把所有下一梯队的发展中市场的国内消费总值加起来，你会发现，世界已不再依赖美欧的领导。实际上，G7领导人现在不由得希望，当前消费的快速增长能够持续下去，因为这确实是唯一似乎能让它们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 由于中国及其它发展中经济体最近出现的通胀，主要都归因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这应该会让G7政策制定者在出台任何新的货币刺激及其它形式的刺激措施之前，仔细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这些刺激措施导致美元再次走软，由此引发新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会间接让这些国家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出台一些旨在扫清本国增长障碍的更明确的政策可能更为有效，并有利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简单明了：推动这些关键出口市场的经济增长——未来西方将越来越需要这些市场的帮助。 注：本文作者为高盛资产管理公司(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董事长。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