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人民日报》 最近发表题为“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的评论文章；文章提倡对不同观念采取包容态度，批评了那种动辄给人扣大帽子的作风。 当代也许没有多少政治人物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把应当听得进不同意见的道理说得那么动听，但是谁都同意，当今世界也没有几个政治人物像他老人家那样容不得不同意见。《人民日报》最近提倡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里面有些道理说的很好，比如里面“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这句话就相当警策。但愿中国领导层和媒体能够把这些好的道理落实到实际政治生活中。 中国问题评论家刘念春表示，中国的政府和媒体对待不同意见的包容度时紧时松，有时也能讲出很好的道理，但往往是心口不一： “四、五年以前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好多文章都写得很不错。因为那些都是宣传民主，而且里面公开赞扬了美国的民主和法治，说中国以后要向美国社会学习。它的包容是时紧时松，比如五七反右的时候，在那之前就没有私下传达，引蛇出洞，毛泽东的那些话。在那之前说的也是头头是道，相当好，也提到了包容那就是百家争鸣，百家齐放，闻者足戒之类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也说得很好，问题是说的时候，它有些心口不一。说得头头是道，而实际做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表示，中国的官方网站能够登载经济学家茅于轼尖锐批判毛泽东的文章，说明这些媒体已经有一定的包容度了： “以前千篇一律只有一个声音，反而就不正常了，即使是你刚才提到的毛泽东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事实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只是媒体上没有反映出来。我觉得现在媒体上反映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说法、或者说不同的做法，我觉得这个反而正常。我觉得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声音是有的，比如说经济学家茅于轼评论毛泽东的说法，那也是官方的网站。所以我说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步。具体的情况，因为中国的有些情况还不是很透明，所以我们也不便随便去猜疑他们。” 中国开始出现一种集思广益的现象，通过媒体和体制内部下情上达的渠道来征集、汇总对决策人有用的意见： “现在处在一个政治和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多元的趋势。先讲转折好的方面，从集体领导变成专业化的领导。不是谁大谁说了算，不以官为本位。政府、军队、党内都提倡大家集思广益，争取大家都提更多更好的建议。同时提建议的方式也从会议或者报告变成半公开或者全公开，像你提到报纸的文章，电视台的脱口秀，甚至出来的讲演，包括军队也来讲中国的国防应该怎么搞等等建议。这个不一定是中央有统一的声音，这是有多元化的趋势，有提高媒体作用的这种趋势。这是好的，过去是从上到下，贯彻党中央的精神，统一步调、统一意志。现在可能有从下到上，也有这种趋势。好的建议，甚至像你说包容也好、兼容也好、鼓励大家提建议也好，也算一个正面和好的趋势。但是这个不是谁都可以讲，你看那些还都是军队的将军，还是党的干部，但不一定是国防部长，不一定是第一把手。可能他们是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但是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你不能讲，我不能讲，我讲就是乱讲，还要抓起来的。” 李教授说，美国集思广益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美国也是由于多党政治，比如说媒体的作用。现在也是各个方方面面你看包括经济、财政、甚至政治改革等等也是从下到上的，不是说总统或者是党魁，上面说了算。完全靠下面不管你是茶党，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你有好的建议，媒体马上反应出来。有什么好的改革方案，各个州的，甚至小镇上的，这个措施马上就有报道。所以社会它有这种调整、改进的功能。”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季报》认为，中国应该以宏观调控，取代行政手段，应对通货膨胀和房地产市场风险。 世界银行星期四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季报》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总体良好，预计2011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3%，2012年可增长8.7%。目前中国食品价格的涨幅已有所回落，通货膨胀不太可能加剧，但全球大宗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上升的风险仍然存在，房地产市场仍有风险。中国政府应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应对这些风险，因为这比道德劝说和行政措施更加有效和恰当。 世界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Ardo Hansson）星期四在北京向媒体表示，中国央行和有关部门近来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包括：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提高利率，让商业银行减少借贷，这些措施应对通货膨胀风险优于其他手段： “我认为通货膨胀最终要通过这些措施来解决，而其他的行政手段有时候会产生问题。行政手段可能在短期造成问题得到解决的假象，但不能持续。我觉得目前中国的食品价格，一些蔬菜的价格已经开始有所下降。所以现在应该继续推进、深化宏观经济调控。” 世行的报告认为，中国房价的潜在上升压力与政府遏制房价的政策目标相对立，近来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打压房价的政策可能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剧烈下挫，而不是政策制定者希望看的缓和下调。如果房地产市场受到冲击，建设速度显著下降，会影响到水泥、钢铁业乃至整个经济。另外，由于房地产在中国被普遍当作投资工具，地方政府也在基础建设方面有大量投资，如果房地产市场受到冲击，地方政府的财政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世行经济学家韩伟森表示，中国政府不应该用行政手段打压房价，而应该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控房地产市场： “控制商品价格的货币紧缩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也是重要的。很难期望地方政府能在解决房地产问题上能做多少事，他们也许可以多批一些地皮在市场上卖，但房价最终与流通性有关，所以宏观政策很重要。” 韩伟森还表示，中国在保障房的建设方面应该有一个透明的、以法规为基础的融资模式： “中央政府对建设保障房的出资不到10%，所以，如果能明确全部资金中多少来自地方政府、购房家庭、建筑商、企业，这将对保障房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滇庆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压力都与货币流通性严重过剩有关： “中国在银行之中，城乡居民存款已经高达30万亿。大量的货币以居民存款的形式放进了银行。这对中国宏观的经济稳定是一个相当大的危险。如果出现负利率，城乡居民存款很难控制。如果这些存款外流，那么就会很快把通货膨胀抬得很高。这些潜在的威胁必须给予极高的注意。” 徐教授认为，如果不解决货币流通性严重过剩的问题，任何试图打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的措施都不会取得实际效果。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2008年中国发生导致30万儿童受害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近期又有染色馒头、地沟油和瘦肉精等有害食品曝光，引起民众恐慌。 记者：“从2008案中国出现三聚氰胺毒奶粉谋害了30多万儿童之外，目前一系列的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毒大米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确实已经威胁到了每个人餐桌上的饮食安全。张津郡先生，您是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这种有毒食品的现象呢？” 张津郡：“这个问题的出现是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我曾经在一个世界最大的认证公司，就是瑞士通用公证行简称ＳＧＳ工作过。由于ＩＳＯ９０００是一个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很多企业出于宣传的需要想拿到这个证书。中国有质量技术监督局，监管机构本身中国名牌这些都有做假的，拿钱就可以卖到的。我相信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是中国一切向钱看这样一种风气演化而产生的，人们只要为了挣钱什么都不管了。” 记者：“我注意到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就目前的有毒食品为何屡禁不绝也刊登了它分析的几个原因，那么一个是销售企业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另外一方面它说是目前的监管部门权责不明，特别是惩处不严，食品安全法规体系不健全。浦志强律师你是怎么看待中国这个司法体制在食品监管这方面的作用呢？” 浦志强律师：“我个人感觉就是凡事都归结于制度不健全，实际上是一种懒汉哲学。在《本草纲目》那个时候没有这么严格的食品监管和药品监管，但是整个的诚信问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工商质量监管和食品药品监管这方面的制度不健全，人员少，所有的事情很明显是和吴邦国唱反调，因为吴邦国以前说过中国社会的法律体系是基本建成了。除了五不搞的因素之外似乎其他的事情都已经搞定了。但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不行？我个人感觉我们现在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应当说是人心坏了。任何一个本地的企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激发民怨或者是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你再大的力量恐怕各种各样的监管部门都不能够完全依法办事。不光是食品、药品的问题，现在中国假货和各种各样的事情非常多，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已经成了攫取超额利润主要的手段。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实际上是一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蛇鼠一窝。通过查处跟造假制假的企业能够产生这种勾兑的机会。任何不计较它改革的社会来建立诚信都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还会愈演愈烈。 记者：“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就目前出现的这个染色馒头，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等这些事情公开表示了一个刚才浦志强律师提到的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中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张津郡先生，你怎么样看待刚才浦志强律师提到的中国有毒食品问题涉及到道德层面？” 张津郡：“谈到制度问题，目前中国它刚好是两个极端，也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中间的力量，就是官家和咱们说的民间草根，而官家它是很强大了，它控制了一切媒体、公检法、国家的这些所谓的卫生、质检、食品、药监这些管理机构，在这样一种两元的制度体系之下，说实在话就是这么一个专制的制度体系之下造成现在这种局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官员是想让他的利益最大化，他要去寻租，这些黑心的商人们刚好可以满足监管官员的需求，那这些监管的机构和管理的机构完全就成了一个摆设了。媒体又是在官家的控制之内，出于地方的利益或者是所谓稳定的利益出发，有些东西它也不能报。那老百姓不就是在蒙蔽当中嘛。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记者：“浦志强律师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目前所谓经济实力处是在世界第二，但是毕竟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的一个安全环境，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实际的社会问题与中国目前专制性的社会体制的关系呢？” 浦志强律师：“刚才你提到的温家宝总理，当然温家宝说了那么多，当然要比不说要好。但是温家宝靠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建立道德形象是没有意义的。口惠而实不至。现在违法的成本太低了，仅仅加大打击力度或者处罚力度是不解决问题，因为吏治是腐败了的，是乱套了了的。你授予它更多的打击力度只会增加奸商的勾兑成本。在任何？？理性的层面来解决中国这样的问题，我认为都是南辕北辙的。假烟很多、假酒很多、假的粮食、所有的事情都有，假药、假医生那么怎么不讲？我们一个假的人民民主呢？我们到现在为止１３亿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最大的一个骗局，就是共产党的统治，仅仅靠裱糊，靠掩盖，靠说说好话，这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邀请在北京的浦志强律师和在深圳的张津郡先生讨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国政府日前发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为13亿7千万多，形成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模式。 官方新华社星期四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包括台湾和香港、澳门在内，为13亿7千万多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占13.26%，城镇人口占49.68%,总人口比2000年增加7390万，年均增长0.57%。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认为，数据显示,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逐步加快，社会养老压力加大, 但并不影响劳动力的培植。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亚太办公室主任彦明蔺认为，目前中国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还为时过早： “中国的生育观念生说是生一个还是生两个这只是指城市人口，而且是城市里面受过比较来较良好的教育，有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是希望多要孩子。只要政府政策要放开，农村大部分人还是希望多要孩子，因为有生活方面的考虑，养老方面的考虑。在中国传统观念影响的考虑因素比较多。因为人口基数比较大，即使他们生的孩子比他们前面的人要少。但是将来只会是慢慢地把生育率降下来，而不是说突然降下来。因为这种原因中国人口不断在增长。所以，在中国暂时不会出现对劳动力产生负面的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人口十年的出生率大约12% ，死亡率７% 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稍微高于５%。中国人口总量增速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比重缩小。但他表示，依然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冯则认为，中国现在就应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从90年代的初期开始，中国的生育率一直是低于抚慰水平。抚慰水平就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多一点，这意味着什么呢？从长远来讲，人口一代比一代人数要减少，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计划生育政策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还要求城市的夫妇，还要求很多农村的夫妇继续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政策已经是过时了。这是30年以前的政策。愿意生两个孩子的夫妇应该允许他们，而且鼓励他们生两个孩子。” 报道还说，中国社科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高连奎认为，当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在减弱。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 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目前中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已在城镇就业,但其中很多人没有城镇户籍，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等待遇,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化进程。也有学者担心，加速老龄化会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未富先老”的国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