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广东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
最新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 统计结果显示，广东省常住人口超过1.04亿人。 山东省以9500万人位居第二；河南人口9400万，排名第三。 中国人口最少的省份是西藏，人口总数仅刚过300万。 点击 页首
阅读更多国际华闻
简讯：美对中国铝制品征双反关税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决定对来自中国的铝制品征收约33%的反倾销税，并对中国制造商得到的补贴另征收374%的新关税。 该委员会以六票对零票通过的裁决说，美国大部分的铝制品生产商都受到了来自中国的进口铝制品的伤害。 裁决说，这将导致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铝制品增加关税。 美国去年从从中国进口价值大约5.03亿美元的铝制品。 点击 页首
阅读更多索尼泄露用户数据 德国讨论数据安全
德国政府数据保护事务专员沙尔(Peter Schaar)指出，索尼公司必须就这起事件给出解释，并在必要时赔偿损失。而联邦议会议员迈耶(Stephan Mayer)也表示，索尼公司显然要承担责任。 索尼公司在这起黑客事件中，可能不止是用户姓名及地址被盗，而更涉及到信用卡号等信息。现在，这些用户收到通知，要求特别留意近期信用卡账户的动向。 德国亟需新的数据保护法？ 数据保护专员沙尔同时也承认，目前还没法抓住索尼公司的把柄。仅仅通过零星的几起案件并不能证明信用卡盗用确由索尼公司的数据泄露引起。而作为德国的数据保护专员，沙尔对索尼公司的交涉权限也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该公司的总部设在英国伦敦。若按德国法律，索尼公司应该立刻交待数据泄露事件的详情。 德国议会绿党籍议员冯·诺茨(Konstantin von Notz)由此表示，欧盟此前有关索尼公司必须承担责任的言辞不过是装点门面。他要求联邦政府修改现有的数据保护法，以使任何面向德国市场的网络产品都适用德国的数据保护法。 “非法入侵” 一周前，索尼公司的PS3网络游戏平台宣布因服务器维护暂时关闭。但是在本周二(4月26日)，用户方才知晓平台关闭的真正原因。索尼公司在其企业博客中解释道，游戏平台遭到了网络黑客的非法入侵，用户姓名、地址、密码等信息遭窃，而信用卡账号等敏感信息也可能已经泄露。但不久后索尼公司又宣称信用卡账户信息并未泄露，而且信用卡账号在服务器上是以加密形式存储的。 迄今为止，还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这场黑客袭击。黑客组织”匿名”作为此案头号嫌疑，目前已经在博客中予以否认。该组织与索尼公司长期以来便争执不断，因为索尼公司起诉了该黑客组织的一名成员；因此”匿名”黑客组织曾号召黑客攻击索尼的网站。 而目前在美国，已有人对索尼公司提起诉讼，本周三，索尼公司的股价已经应声下跌了4.5%。 作者: Mathias Bölinger 编译: 文山 责编：李京慧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陈光标：首善，还是首恶？
一直与“争议”相伴而行的陈光标最近又引起了争议，不，这一回已非一般的争议，而是一场很大的风波。这些天来，这场风波把无数中国人搅得坐卧不宁，走火入魔。 虽然陈光标落选最新的中国慈善榜，但他曾经是两届“中国首善”。这场风波之前的争议基本上是围绕着他的行“善”方式，但在最近的这场风波中，先是有记者质疑他的行“善”是否有水分，后是有记者索性质疑他是否行“恶”。 4月23日，《中国经营报》发表了长篇调查报道《破解中国“首善”陈光标之谜》，声称“陈光标高调的慈善背后却也暗藏玄机，在过去几年，其承诺所捐项目多有水分，而作为其事业之本的江苏黄埔目前也已陷入经营困境……”同日，《华夏时报》亦剑指陈光标，发表了题为《陈光标缩水》的新闻报道。但两篇报道尚未全面否定陈光标。 4月28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报道《陈光标旧事再调查》，几乎全面否定了陈光标的人品，而且火力更猛，爆料更多：“其震后驰援的事迹曾被疑为子虚乌有，而其在家乡捐建的公益项目亦被指假慈善之名，谋一己之私”；“其扑朔迷离的公司业绩及巨额善款来源，一直是悬在民间的巨大问号”；此外，这篇报道还提到了“一场与其‘慈善工程’关联的恶性事件，至今仍刺痛着当地人的记忆……” 而过去所有对陈光标“高调慈善”、“暴力慈善”、“身后裸捐”等做法心怀不满的人，其新仇旧恨似乎也都被这三篇报道所引爆。这几天，网上涌现了不少质疑陈光标人品或其影响的文章，新浪微博上，有人甚至把曾经的“中国首善”称为“中国首恶”。 但这三篇报道引爆的，并非都是讨伐陈光标的声音，恰恰相反，声浪更大的，却是讨伐这三篇报道的声音。《中国经营报》的报道在其网站上发表后，网民的大部分跟贴都是愤怒驳斥这篇报道的帖子，在采写该报道的两位记者的微博上，也充满了谩骂，这类的评论如此之多，言辞如此之激烈，以至于其中一位记者不得不“拉黑”部分评论者。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发表后，情况略有转变：一些原来力挺陈光标的人改变了态度，一些原来就讨厌陈光标的人则强化了以往的观点。例如，一个署名“天子万年”的网友发表评论说：“就目前的揭露来看，‘欺世盗名’的帽子他已经戴定了。这是性质问题。以我的判断，他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官商勾结会是他第二顶帽子。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南霸天’，你就等着看吧！” 不管哪一个阵营，这三篇报道所带来的震撼都是非常强烈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有太多的偶像被拉下了神坛，中国人也见惯了原来大红大紫的英雄、模范最终却变成小丑、罪犯，但陈光标有些不同：他一直自称“好人”，他的众多粉丝自然认同他的说法，即使那些反感其做事方式的人也认为，在中国这个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同情心日趋稀缺的社会里，无论如何，陈光标毕竟还是在行善事。如果一个自称行善的人，实际上却是在行恶，其震撼力自然远远超过歌星逃税、官员贪污、教授涉黄；如果陈光标本为好人，却被冤为恶人，其负面影响也许更坏：许多人担心，原来就一毛不拔的中国富豪，看到陈光标的悲惨下场，就会变得更加吝啬，更加低调，或者在吝啬和低调时会更加心安理得。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怎样才能保护公民的道德心
编者按： 2011年1月初，凤凰网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联合主办的一项关于国人生活信条的大调查——“征集中国人的信仰”，共收集了63707个有效样本，覆盖了来自社会各界、各阶层的人士。本报告结合此次在线调查的数据结果，对国人的内心世界进行分析，并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对信仰缺失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司法部门、信息控制部门、质量监测部门这些广义的权力系统，对残害公共利益的机构和行为，是保护还是打击，对一个社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信念与信仰，起着巨大作用。 信念缺失的三重基本原因 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和信仰缺乏症，可以追溯到很远。19世纪末，在西方冲击下，整个传统伦理与信仰被激进的文化决定论者所否定。说传统伦理很好，优越而高尚，但为什么在西方和日本的冲击之下，中国却不堪一击？文化决定论者最后追究到文化，尤其文化的核心——伦理层面。 我们多次搞文化批判运动，十年“文革”危害深远。不仅传统的伦理道德再次受到全面清扫，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伦理也被冲毁了。社会主义思想里，有一些所有文明都能认可的价值，如，不能损害公共利益等。太强调阶级斗争，一部分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后，最基本的人类伦理都不再适用，留下一些最极端的语言和行为暴力。这摧毁了人类文化的基本准则，它们在任何文明和制度下，本都不应被扫掉。 1978年改革开放，要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此时，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经济人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而经济人最重要的视角，是谋利。 权力滥用破坏底线德性 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我还要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中国社会里，有太多非经济力量对经济的干涉、扭曲与掠夺。很多公司对用自己产品质量的长期进步，通过建立品牌信誉赚法律保障之下的钱，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能经营多少年，于是捞一把是一把。 如果成为官商利益体，即使生产销售了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产品和服务，也能得到保护，避免受到足够惩罚。这样的行为，在一些行业成为基本共识。不用讨好消费者，讨好权力就行了，用不着辛辛苦苦、如履薄冰地做好产品的质量。 学校里也是这样。很多家长不送礼，一些事情就搞不定，小孩会丧失正当的机会。对孩子来说，十堂课讲的道理，比不上一件父母的坏行为带来的颠覆影响。所以才有孩子说，长大了想做贪官。小孩不会撒谎。 这又牵涉到另外一点，在权力系统里，劣币驱逐良币比其他领域更严重。有时候讲真话、做好事，给你带来的回报，可能远远小于讲假话、做坏事带来的回报。不少地方还是上面说了算，给领导做十件好事可能得不到提拔，帮他做一件坏事，反可能得到提拔了。结果，很多场合是非颠倒，基本的道德准则丧失掉了。 三种力量维护道德与信仰 现代社会有很多推动力量，利益驱动是其一，它不能被毁掉，否则就不要搞市场经济。西方社会制约谋利冲动的力量，至少有三种。它们在中国都非常微弱，受这样那样的管制，还缺乏可持续活动的条件。 第一就是西方社会里的宗教。这是西方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来源。西方国家，也有少数教派组织干了一些坏事，但最重要的宗教，一定会与时俱进，对当下人们最关心的伦理问题，提供可能的解答。由此出发，在家里、邻居之间、工作场所，人们都能讲道德，有基本信念。 其二，有各种保护公共利益的组织。它们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可以长期活动，对最骇人听闻的行为，可以去调查，通过自由而发达的信息渠道发布调查结果，引起广泛注意。 比如，美国所有重要的建筑物旁边，都会给坐轮椅者设置能上能下的斜道，很能体现一个社会的人道与伦理精神。这种对残障人的尊重，主要是靠社会公益组织。 再如，美国一些好大学的本科生，提出和推动“全球公民”概念。很多大学基金投资海外的大公司的股票，他们说，大学基金所投资的公司，有些在美国干不了坏事，却在海外干坏事，如雇用童工、血汗工厂、破坏环境，他们要求学校对海外投资每年清理一次，如果发现它们做坏事，就让其抽回投资。 这些都不是靠一个英明的机构、某个领袖或中心设计出来的，而是靠每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公民，将自己的关注变成行动，从而产生实际的正面效果。像这种对道德源泉的挖掘，对公民自发的道德行为的爱护，我们的社会有多少？ 其三，他们可以迫使民意代表，将此类关切带到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形成良法。这是硬的架构。仅靠宗教信仰的劝导，社会组织去发信函、表达诉求，对少数有道德感的公司和个人，有点作用。但这是少数，大多数人怕的还是有形的法律，不是只写在纸上的法律，而是能起效果的法律。 1993年我从美国到香港后，经常比较香港、内地与美国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措施，跟美国比，香港还有显著差别，但比内地又好多了。食品、耐用消费品、医疗、教育都牵涉到消费者利益，没有有效的司法制度，不法厂商就会损害消费者权益，把利润最大化。 其实，内地有些法律比香港写得还好。1990年代中期，内地法律就写明，产品一定要有制造地点和公司，那时的香港法律就没有这一条。有些蒙人的品牌，看起来像信誉很高的日本品牌，其实不知是哪里生产的。但总体来讲，对消费者的保护，香港比内地要好很多。不能顺利转化为可执行的良法，则传统伦理道德的呼吁与公民的道德呼吁，都很难起作用。 所以，司法部门、信息控制部门、质量监测部门这些广义的权力系统，对残害公共利益的机构和行为，是保护还是打击，对一个社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信念与信仰，起着巨大作用。 （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戴志勇采访整理，未经作者修订 ）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