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你妈的B，我×你的娘！就你这样的小屁民，也想在省委门口来闹事，我今天就要搞死你，搞死你想踩死个苍蝇！打死你就像打死一条狗！”他一边骂，一边几次挥拳朝我打过来，只是因为隔着人群，没有打到。

2010年10月8日，诺委会决定将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中国外交部表示，诺委会将和平奖授予一名“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中国官方媒体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诺委会此举“暗藏着西方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阴谋”。...

在电视台、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人，身上有一种很奇特的东西，让你一眼就能挑出他来。比如说吧，一群记者参加某个活动，你马上就能认出，谁是电视台的；一群电视台的记者参加某个活动，你马上就能认出，谁是中央电视台的。     而他们身上的那种奇特的东西，以不让人喜欢的居多。所以，说某个电视台的人“不像电视台的”，就等于间接肯定了他的人格是闪亮的，德艺是双馨的。而对于那些在电视台、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工作的人来说，但凡有点儿追求的，就都以“去电视台化”为毕生追求。     说了这么多绕口令，该引出一个人了。李仑老师，他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但是，这个人啊，慢条斯理而整天精研业务，两袖清风但饭局主动结账——一点都不像电视台的。     说完李仑老师，该引出本文主角了。柴静。     2006年，以王小峰王大娘为代表的一群人闲得蛋疼，鼓捣了一个DV剧《小强历险记》，拍得既没花时间也没花金钱。前期制作这么烂了，就想在后期造势上找补一下，王大娘要在年底搞一个盛大的首映典礼。看在他的小脸上，我同意了担任首映典礼的主持。然后，我把求援电话打给李仑老师，请他找个专业主持来助拳。李仑老师把柴静的电话给了我。     在现场，我第一次见到了荧屏下的柴静。她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李仑一声召唤，就来了。与我联袂主持完，翩然而去，不留下一片云彩。     后来在一些场合，我又与柴静不期而遇过几次，对她的称呼，慢慢由柴老师变成了柴姑娘。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又有某次饭局。开张后，大家彼此吆喝自己有闲的好朋友前来，柴姑娘翩然而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饭桌上的柴静。那次饭局大家谈得入港，喝得也很多。去卫生间共襄盛举的途中，当时恢复自由身不久的程益中老师对我掏了几句心窝子。歌词大意是，在这个冰冷的现实里，北京还是有让人取暖的场所的。     这句话让我心中一暖。再回到饭桌上，大家便约定，在座的这个小团体，应该形成经常性、制度性的聚会。     就这样，一吃就是几年。一群人，生生吃成了亲戚，吃成了亲人。     柴静是这个团体中唯一的女性，而且是个美女。起初的几次饭局，还有人跟她开几句涉及男女的玩笑，再后来，就没人拿她当女人了。加布里埃尔·安南写玛琳·黛德丽：她既是这些男人的异性，也是他们的同性。     有一次聊到了“女人味”这个话题。我想起一个字眼：烟视媚行，耿直地问柴姑娘你怎么就跟这个词如此绝缘呢？她抗议了一下，顿时让人绝望得直冒烟，媚也被气得不行。     还有一次饭局，有两个声称从未喝醉过的家伙喝醉了，吐得满地都是，他俩却一人拼三张凳子酣然入睡。饭桌上的其他男人依然高谈阔论，饭桌旁的服务员早已嫌恶地躲到不知去向，我勉强睁着醉眼惺忪的眼睛，看到柴姑娘在清理现场。尽管关于那次饭局我大多失去了记忆，但她一会儿扫帚，一会儿拖把的形象却残留在脑海。     接触一些艺能界人士，他们聊为什么把自己搞得那么讲究，必须豪华机舱五星级酒店出入让保镖架着什么的。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不这么做，对方就会看轻我，不拿俺们当回事儿。你就看吧，越是事儿逼的人越得到重视，越是随和的人越被很随意地对待。     每听到这些话，我都不得不承认，艺能界就是个垃圾场，见对方好说话，自己就不说人话。这属于看人下菜碟，贱飕飕。而另一方面，看对方在看人下菜碟，自己就摆出一副给对方看的架势。同样属于没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贱飕飕型。     另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贱法是：不管你怎么着，我有自己的准则和原则，你的轻视或重视，老子根本不在乎。这种自己掌握主动的飕飕贱型，满世界也找不出几个来。     柴姑娘是。     《读库》上曾经有两次刊载芦苇老师的长篇访谈《电影编剧的秘密》，柴姑娘看得激赏不已。有一次饭局我说起来，听说芦苇老师患病，便叹息了一下。柴姑娘说，咱们去探望他一下吧。     我吃惊地看看她。芦苇老师在西安呢。     遇到值得尊敬的人，就主动犯个贱。柴姑娘经常干这样的事儿。而另一方面，对红地毯下盖着的都是垃圾、红地毯上走着的更是垃圾的名利场，她做得更干脆：老子根本就不跟你玩儿。大家见到她出现的场合，多是罗永浩发布奋斗、与周云蓬聊聊诗与歌、《读库》一年一度的读者现场会什么的。于是当有人在网上发布消息说柴静接受贿赂被双规的消息，居然有一多半人表示不相信。这样的民心向背，即使人格闪亮如张老六者，都做不来。     前两天见到王大娘。他刚采访了马未都老师，转述马老师对现在那些大导演的批评：戏内功夫戏外补，可这帮人，有他妈几个还能认认真真看本书呢？难怪拍出的片子烂。没错。我击节赞赏马老师的话，应该聘请他担任形象大使，说服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生产精神产品的精神病，多看两本书。     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如何“去电视台化”？无他，惟看书耳。     柴姑娘是。     她是真正读得进去书的，细部与大节，被她一一领略，极精微而至广大。就连享受阅读本身，心如琴弦与倾盖如故，大雨泼墨或细雨梦回，也有极真切的体验。饭桌上不涉男女，是因为她总是说起自己正在读的书，让一干喜欢掉书袋卖弄学问的老男人颇有压力。字里行间的一缕文脉，被她女性的敏感捕捉到，而别人并未感知。而她将自己化在其中的那份投入，更令其他所谓的读书人汗颜。     有一次我喝多了，忍不住抒发感情：转过一条肮脏的小路或突然出现的山顶，你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柴姑娘马上接道：你一度赤脚玩耍过的田野，亲切的树木，你用以品评其他景色的美景。     没错，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归来》。     但当她脱口而出的时候，却只有很少的人能接续得上了。没办法，谁让她正处在积极阅读疯狂吸收的黄金年龄。     前些天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小老师吃饭，他也是饭局常委之一。他说，柴姑娘刚跟他打听《歌德谈话录》的哪个译本好。他就挑出好的译本给她快递了去。     又过些天见到柴姑娘，她果然便聊起了《歌德谈话录》。我只能假装自己记忆衰退的样子，支支吾吾地应和。     在《读库》五周年的读者现场会上，柴姑娘最后用以赛亚·伯林的一番话做结束语。歌词大意是，学哲学有什么用？什么用都没有，但能帮你分辨，那个跟你说话的人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读书有什么用？同样什么用都没有。     如果一定让我说出其好处，那就是，读书能让一个人变得更丰富，更有力，更理性，更沉潜，而不是相反。     偏偏有些人就是在相反的路上狂奔下去，曾经积累的学识成为他的识觉障：指出别人的毛病一挑一个准儿，自己指手划脚一番对方就必须照方抓药。还有根深蒂固的“根治情结”：如何从根本上治理这个国家拯救这个人类，他以为自己一直在探寻并肯定能找到根治方案，然后全世界都听他的就行了；看别人做事有些毛病露点破绽就抓住不放，仿佛所有人都欠他的。     一个人读几本书，如果能够让自己谦卑下来，知道这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从来不存在什么完美；不完美也不用为难自己，不怨天尤人，也不当事儿妈与事儿奶奶；做不到完美，并不是不去做的理由。就够了。     柴姑娘是。     这几年间，大家目睹了她突飞猛进的成长，这种成长正是基于她的不足，以及一点一点的进步和变化，进而沉下来，对自己也有了耐心。     网络上聚合了诸多极易兴奋起来的傻蛋。我曾见柴姑娘的博客里有人跟贴，请她关注一桩热点事件。这条留言可能被挤到第二页看不到了，这兄弟马上跟贴：柴静删帖，这个猪！然后他又看到了，于是跟贴：哦，她没有删，看漏了，不是猪。     好笑吗？进步和变化，也许就蕴涵在其中。如果他下次能不点火就着的话。     十二级大风刮翻T3航站楼的那天，我约李仑老师和柴姑娘吃饭，相当于年前给首长送点儿年货的意思。     饭桌上，宾主三人动情地回忆了我们的初相识。真不能假设，这些年，如果没有这个小团体，我们彼此的人生啊，简直——亘古如漫漫长夜。     说这些话的时候，李仑老师又悄悄去前台把账结了。     我认为，在各类媒体中，电视台是最刻骨凉薄的。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说毁掉一个节目就毁掉一个节目，没有人心疼你多少年的心血，没有人心疼你的栏目，也没有人心疼你这个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是在沾电视台的光，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不是他的恩赐。     而事实是，是这些人成就了这家电视台，也在成就着自己。     柴姑娘说起自己的业务。她喜欢看其他国家同行的表现，从克朗凯特到拉里·金，同一件事、同一个人面对面，对方又是如何做的，进而警醒自己。     因为有不足，所以有提升的空间，所以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这就是积极的一面。当然那些有根治情结的人是看不到的，他们只需不停地指出别人做得有多么不好就够了。     电视台主播，似乎是个吃青春饭的行当，但它更应该是越老越值钱。我与柴姑娘开玩笑说，你就扛吧，有重大新闻你就出现，做着做着，你一出现，就意味着出大事了。等你退休之后，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但突然有一天，你满头白发，坐在轮椅上，人们把你推了出来。     你准备播报，整个世界都为之屏息。   今天是柴静老师的生日，向她献上生日祝福，也祝福大家，每天每年进步一点点。

在最幸福的生活中，人们可以躲猫猫躲死，可以喝水喝死，可以被70码撞死，可以在得罪权贵之后被来历不明的弹药打爆头，也可以在抗拒拆迁的上访过程中碰巧在一个监控录像“无法储存”的路段被一辆大货车恰到好处地压断脖子。这一切都不影响我的最幸福，但无可救药的我，却还有最后一点逻辑的余毒：幸福，就是在发生了上述一切“偶然事件”之后，不再听到“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这样铿锵有力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