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一） 昨天仿佛犯了冲，连续有不同的人和我说同一个话题，我一直故意不想参与的话题。...

據說首任波斯帝國國王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在公元前539年攻陷巴比倫後，解放奴隸，允許宗教自由，主張種族平等。記述事件的居魯士銘筒（Cyrus Cylinder）被譽為史上的第一份人權宣言。二千多年後，《世界人權宣言》標誌了第一份屬於全人類的人權宣言的誕生。我們在大憲章，權利法案，美國獨立宣言，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日內瓦公約中走過的足跡都似乎有著一套邁向烏托邦的脈絡，一步一步向前。對人權發展的未來心感樂觀，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並不困難。從古希臘和羅馬文明中的自然法（natural laws）發展至啟蒙時期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再到20世紀的人權（human rights），我們不難發現「把人類從壓迫中解放」的邏輯一脈相承。《世界人權宣言》序言中「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己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一文、清楚反映了人權的歷史根源何在。現代人權的概念是否起源於遙遠過去，是否有共同邏輯，答案似乎沒有爭辯的必要。然而，哈佛大學歷史學家 Samuel Moyn 在《人權和歷史的運用》（Human Rights and The Uses of History）中提供了另一種甚富啟發性的觀點，值得我們重新思考人權的本質和其歷史意義。Moyn 認為，我們熟悉的人權概念是「昨天」的產物，並非從漫長的歷史中進化而來。理由很簡單：在過去幾百年，人權的基本概念往往被視作為築構國民身分和推行政治運動的工具，鮮有普遍性可言。「所有人生而平等」，是因為「所有人」都俱有共同的國家和社會身分，而非「人類」身分。18，19世紀的戰爭和殖民統治證明，權利有你我之分，缺乏人權應有的無私性格。即使19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也講過，野蠻的民族受外國人統治是一件好事。由此可見，當時社會對權利的理解有強烈的侷限性，人權的崇高精神並不存在。現代人權有別於以往的權利概念，主要是因為其道德基礎有普遍性。不分國家，種族，性別和社會身分，人權的烏托邦藍圖比昔日的權利概念更顯得有道德說服力。1970年代開始，人權擺脫其他意識形態的擺佈，成為獨立的意識形態。作者認為，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只是回應了戰爭和蕭條的痛苦經驗；其意識只是以建立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為目標，來重建戰後的社會秩序。《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人權是一種手段，本身並非目標。再者，戰後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擔心歐洲（尤其東歐）和眾多新興獨立國家跌入共產陣營，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對陣收窄了人權在國際舞台的發展空間。在70年代權利運動爆發前，在自由主義和人權之間，西方國家往往選擇前者。正如作者所形容：「70年代的人權運動放棄只追求社會福利國家主義（national welfarism）中的經濟和社會權利。」70年代是人權的光輝歲月，是人權的烏托邦性格形成時期；用70年代作為現代人權的起步點，似乎再好不過。Moyn 的論述是否有說服力，讀者可自行判斷。烏托邦式的人權是否人權的真正本質，在學術界一直有很大爭議。例如人權學者 James Nickel 就認為人權是一個應付極度不義（great injustice）的最低準則，把人權烏托邦化會產生很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即使人權的烏托邦遙遙無期，甚至不切實際，其理想藍圖卻能不斷改善人類的生活，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想像。現代人權起源的意義倒不盡在於如何理解人權的性格，而是如何把人權的話語清楚放置在社會討論之中，免得被其他的意識形態所淹沒。例如貧富懸殊帶出福利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的對立，人權可以為兩者提供共同語言，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爭拗。人權之所以重要，就是這種能夠為社會公義提供基礎和大方向的能力。任何國家在發展路途上，都必須思考社會公義的問題。人權經得起理性考驗，不難成為世界共通的準則。但如果某些國家否定人權，認為它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那些國家就必須提出公義如何在人權之外的框架下生存。現實世界的確存在很多不義，甚至無可奈何的不義，但如果有人相信「所有動物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的更平等」的世界是必然，那麼他們和那些革命的豬沒有分別。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alexdiscuss

五岳散人：关于安保法案，给小粉红讲点儿常识2015年9月19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日本一通过安保法案，一帮人就圈我问这问那，貌似这安保法案打了我的脸、中日战争迫在眉睫似的。不好意思啊，日本没听我们强国话通过了这个，我脸上没事儿，不知道谁脸上有事。至于说你们这帮估计都没拿刀子捅过人、看着抗日神剧当A片、打仗第一个脚软而只喜欢别人流血的玩意儿，我给您两盆冷水降降温。经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中美日之间相互依存度之高，可不是您在村头抵制村尾王大爷家小卖部这么简单。到今天为止以至于可以眼见的将来，这种血浓于水的经济兄弟情谊不会发生变化，只能越来越强。这么说吧，世界上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现今这个社会基本为零。军事：我军事上是外行，但两只都跨不出自己国门的军队，您觉得打得起来么？中国航母想形成战斗力估计二十年是少说了，就是现在形成了又能如何？中国面对的不是日本，而是日本加上美国以及美帝的狗腿子。您不会觉得咱们能跟美帝在国门外打起来而且还能赢吧？有人说朝鲜咱们不就赢了？这事儿吧看您怎么看，双方战损比例以及最后的态势来看，要说赢反正我觉得是勉强。如果您的军事常识不是从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上学来的，想必能看出来，这仗我们赢不了。我们能真正威胁他们的除了核武器还真没啥，事实就这么残酷，可大家除非打算同归于尽、重新进化，大概都不会干这事儿。政治：说白了吧，这个安保法案就是个双方的G点，是个你爽我也爽的玩意儿。安倍政府打算走国家正常化的路径，更多发挥国家影响力，为执政做好吹牛逼的基础，要说打仗，估计谁脑子也没坏了。同样道理您按照执政角度思考，套咱们国家是一样的。都是忽悠老百姓情绪的玩意儿，这个世界上最不相信中美日能打起来的就是各国政客，都憋着劲儿找选票以及其它呢。再说中日都将跨入老龄化社会，日本老龄少子化更为严重，老龄化社会没法打仗的。所以说从感情上我也反对这个安保法案，但从理智上说，这玩意儿就是个屁，不会带来战争以及对我们老百姓的真实影响，至少在可以眼见的将来不会。当然，影响到某些人，使其大脑充血也是可能的，不过这帮人本来也是傻逼，多看看AV、让海绵体多充点儿血，可能倒是对其智商有益。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中日关系

最近网上正在热炒九·一八时蒋介石是否曾经下令东北军不抵抗的话题，青云看了不禁感慨万千。当初《走向共和》播出时因为正面刻画了李鸿章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曾有人感叹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在民间和史学界的差距相差有二十年，而今青云不禁感叹对于张学良的评价民间恐怕与史学界相差有三十年。青云少时见政府每年三请五请不断的派人到海外去邀那位少帅回国，他却一边在那里大发思乡之情，一边却咬紧牙关就是不肯回国，很是厌烦他的矫情。直到上了大学，近水楼台读了很多关于九·一八的资料，方才恍然大悟。那位花花公子之所以不敢回国，原来是害怕家乡父老会戳他的脊梁骨。可怜他在孤岛上困居半生，根本不知道大陆这边的行市，当然更不会想到而今他在大陆已然是爱国的民族英雄，而他那位倒霉的盟兄却替他扛了全部的黑锅。幸好他虽然胆小，脸皮却不够厚。真不知他若然竟腆着脸皮衣锦荣归，被当做英雄般欢迎的话，那些为了抗日而英勇殉国、长眠地下的先烈们心中会做何感想?会不会在坟墓里气得打滚。不过反正这种卖国有功、爱国有罪的怪相在我们的历史上早已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不是曾经有人指责岳飞是抗拒民族统一的分裂分子吗，而那个替满洲主子剿灭台湾郑氏这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施琅倒成了维护民族统一的英雄，所以早就不会有人为此大惊小怪了。 　　当初九·一八纪念馆刚开馆之时，青云有幸前去参观。对于东北人民抗日之惨烈，其感受只能用可叹来形容。钓客初见传说中大名鼎鼎的三八大盖原来只不过是一把如同木棍上镶着几块铁片的烧火棍，不禁心下狐疑，日军装备尚且如此简陋，义勇军抗联的武器究竟又能差到哪里去?待一见，简直令人是瞠目结舌，抗联的枪支竟是些如同鸦片战争电影中的使用通条的老洋炮，至于刀，像电影中二十九军那样威风凛凛裹着红绸的大刀片简直是痴心妄想，不过是一块尺把长，寸把宽，锈迹斑斑的破铁片子而已。看至此处，青云心中不禁肃然起敬，当年东省抗日之艰难实是不难想象。而当年抗联老兵声泪俱下的描述更是让人唏嘘不已。抗联之大敌，非在日本关东军，而在于东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抗联之败，非败于日军之凶残，亦非因汉奸之猖獗，而败于关外之严寒与饥饿。在塞外林海雪原零下四十度低温之严酷环境中，既无食物以果腹，又不能举火取暖以驱寒，有多少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就这样寂寞无声的葬身于茫茫雪原之中，难怪后来四野出关的老战士都感叹：“抗联之艰苦，实有甚于长征中最为艰苦的时候!”过去常慨叹抗联多出叛徒，至此方知，生之艰难，实有甚于死者数倍。有多少英雄好汉，面对鬼子的刺刀，保持了一副铮铮铁骨，可面对此等饥寒无望的绝境，也终是英雄气短，晚节不保，也实是有情可原。出卖杨靖宇将军的汉奸在离开他前曾问道：“你不怕俺去向鬼子报告吗?”将军昂然回答：“如此甚好，我可以在死前再多杀几个鬼子了!” 因为双足冻烂、数日来唯以棉絮树皮果腹的将军知道自己已然命在旦夕，能在临死前拉几个鬼子垫背，总比在树林中冻饿而死的好。每读史至此，都不禁泪洒沾襟，无此等之英豪，则无以铸就此等伟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