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一般来说，战略上失误，很难用战术的方式来弥补，因为你方向错了，怎么做都不对。　　中国高层很努力，但却没有掌握经济的能力，从他们的政策上可以看出。　　中国经济这十多年干了些什么？从朱总理开始，当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朱总理当年下了很大功夫，也遭受了国企八旗子弟的谩骂。　　国企改制后，政府的负担轻了。市场经济，民营企业焕发了活力，其实政府也没投什么钱。　　朱总理还干了另外一件事，WTO谈成了。这导致后面10多年中低产品外贸大幅度增加，虽然也没赚到很多钱，大的本事也没学到，但打份工，吃饭的钱有了。　　总的说来，外贸还是跟国外竞争，具有国际中低端产品竞争力，主要优势就是成本，不在技术，因为很多国家都会做。　　这个政府也没投什么钱。　　总的来说，朱总理就干了这两件事，朱是懂经济的。　　接下来，另外一届上台，干了一件总所周知的事，就是房地产！干房地产有没有错，当然没有！因为既然生活好一点了，改善下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当然是应该的。　　但房地产具不具有竞争力呢，是否在国际上吃得开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只能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无法参与国际竞争，甚至都不能提高自己的技能。　　但我们政府很快发现从中可以挣到快钱，就是土地出让金。这个几乎不要成本，不要技术，不要资本的产品，玩起来得心应手，世界挣钱太容易了，so easy!他们不断的印票子（当然是杠杆，以为外汇会锚），然后通过舆论、媒体、政策、行政的手段，不断复制，全国各地都干这件事，谁把房子修得漂亮，道路宽畅，GDP升得快，谁就得到升迁。　　政府号召房地产投资，要提升固定资产，要老百姓享受到资产升值带来的好处。　　一个人和家庭，他的未来在于投资、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技能，这样以后有机遇才能把握。投资也可以取得未来资产获利。当然投资也有失败。　　一个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又不愿意学习和勤奋的人，我们很难看到他的未来。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国家的投资和学习在于投资未来有竞争力的行业，投资教育。　　总体上讲，这些年我们就干两件事，中低端外贸和建房子。　　这两件事，从目前看来，都到顶了。第一，外贸成本下降很难了，第二房子太多了，相对于居民购买力来说，已经到天花板了。从居民存款占比看，占比一直在下降。　　政府当然还会有各种微刺激，比如降准降息啦，什么slo啦，降低房子的首付比例啦，甚至零首付啦。外贸还可以人民币贬值啊，出口退税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微调，是战术上的手段，甚至QE都职能算是技术上的手段。　　方向错了，其他任何手段都是错的，手段正确也只是延缓发作时间。　　很多官员和经济砖家说，房地产要继续救，不救会死一大片，很多靠搬砖的行业也会倒闭一大片，GDP会大幅度缩水。　　国内没什么经济学家，但很多搬砖的也号称经济学家。　　继续在房地产里倒腾，只能是延缓调整国家经济方向和结构的时间，使我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搬砖和外贸，我们跟90年代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工资还能不能发得出呢？　　可以告诉你，很快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发不出工资。因为没得砖搬了，外贸下降了。　　可叹啊，那么多号称拿了硕士博士的人，也是搬砖的料。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1948年11月，大批人逃离上海。国民党专政二十年，它底毛病完全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所以我们用不着去批评它。可是还有若干人，尤其是许多青年们，没有认清中国共产党底真面目，对它还存着某些希望。假若指挥世界各支共产党的俄国共产党真是马克斯底忠实信徒，并且是为实行马克斯底理想而奋斗，那么必将受到全世界劳苦大众底欢迎。可是，无数的事例，尤其是南斯拉夫事件，极其显然易明地告诉我们：俄国共产党走着与马克斯相反的道路，他们是在马列主义底掩护之下，跟着克里姆林宫底领袖们走上彼得大帝底旧路。时至今日，每一个具有人类基本智慧的人都应该可以判断，俄国共产党外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对内则将族民主义置于国际主义之上。他们要求在共产国际指挥之下的各国共产党各自放弃民族主义，为俄国底利益而牺牲各自底祖国在外交上甚至于在事事上的利益，来实行世界无产阶级一家的国际主义。可是，俄国共产党在国内则崇拜着斯拉夫底“民族英雄”，并要求全世界共党支部向莫斯科看齐，以俄国为“世界无产阶级底大家庭”。在这样一种“统一矛盾”的运用之下，克里姆林宫主人打起马克斯的招牌要征服全世界以建立一个大苏维埃帝国。为了实现这一雄图，他对于世界军略要点都有实际的谋画。而各国共产党则在莫斯科统一指挥之下各别地利用自己祖国内部的弱点帮助他完成这一企图。古老东方，并没有逃出这一伟大计划之外，所以“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在美国慷他人之慨之下订立雅尔达协定，以“恢复帝俄时代的权益”。在彼得大帝底继承者这一发展计划之下，即使中国共产党底领袖们心目中想成铁托，他们在客观上是否帮助俄国戕害自己底祖国呢？而且，他们又有什么把握避免南斯拉夫目前所遭受的厄运呢？俄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所表现的，是严格地要求思想的清一色、组织的清一色，和社会成分的清一色。在俄国，借着政府长期的教育和宣传以及在消极方面的种种严格的制裁，人为地使得全国二亿左右的人民信奉马列史主义。马列史主义之于俄国人民，像希腊正教之于中古时代欧洲若干国家里的人民一样，成了必须一致崇奉的国教。在俄国，只有共产党，或受共产党支配，或以共产党员为原料的各种团体才能存在。任何不同质的组织都在排斥消灭之列。在这个国家里，基于一种说法，消灭无产阶级以外的任何阶级。无产阶级是社会底唯一成分。在这样的社会里，正同在法西斯统治之下一样，“个人”只被视作“手段”，而不觎作“目的”。政治工程师们有权随时随地消灭妨害政治要求的个人，正犹之乎园丁可以随着需要而割除他认为有妨碍的花草一样。等到思想、组织，和社会成分这三种“清一色”借着布尔什维克政权强力做到了，俄国底职业宣传家们，为了诱惑世界别国向往民主自由的人民转变民主运动而从事以俄国为模范的共产斗争，说俄国底这些作风正是民主的，而且是建立于经济平等和阶级平等之上的真正“新民主”。“民主”一词装上这样的内容，固然十足表示人类具有运用名词的自由，可是，在实际上，处于这种“民主”范围之内的人民，本身变成工具，没有规定以外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没有罢工的自由；人民只有无条件地信奉马列史主义的自由，而丝毫没有批评或反对这种主义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人，像全世界受莫斯科控制和指导的共产党一样，也是要求这三种“清一色”的。在所谓“解放区”，有没有“各党各派”活动？有没有大公报行销？显然得很，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如果共产党打垮了国民党，那么另一个统治更为严密的种权政权会在中国大陆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古往今来，夺取政权是常事。而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则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只要可想象地有利于政权之夺取，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考虑是否牺牲国家，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所谓“土改”、“清算”、“斗争”，至少在目前是煽动老百姓以达到军事动员目的之手段。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斗争愈趋激烈，久而久之，手段反而变成目的。革命应该是为人民大众谋求福利的行为。共产党人这样置国家底安危于不顾，置人民底痛苦于不顾。破坏多于建设，仇恨多于仁爱，革命之功未成，而残民以逞之罪已著了。武力征服底后继常为独裁政治。历史上无数实例可以证明这一原则。因为在军事动乱中所形成的权力有“动者恒动”的惯性（inertia）。这一惯性在武力征服终了以后要经过许久才能止息。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独裁政治无疑。在这样的政治之下，民主自由离着我们岂不更为遥远？从上面的分析看来，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作所为，现实地，在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根据这些理由，共党底暴乱是必须遏止的。由于共党周密而持久的宣传，由于国民党之令人厌恶，由于现状之令人不满，以致许许多多的人以为目前方在进行的大动乱是“国共之争”，而以国民党为骨干的政府之从事“戡乱”是“内战”。但是，从我们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分析看来，目前进行的大动乱是必发之症。患病是常要发高热的。如果我们能够从病源上着手诊治，那么病症消除，高熟自然随之退去。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假若情势过于紧急，那么除了从正木清源上着手以外，同时又藉军事行动来消弭祸乱，也是迫不得已之举。国民党并不是中国的主人，它至多不过是国民公仆之一。中国人民才是中国的主人。如果国民党腐败无能，不足以为中国人民服务，不足以保卫国权，不足以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做主人翁的应该责备他们“办事不力”。为了整个民族的前途，为了实现政治自由，为了达到经济平等，全体人民必须挺身而起，有效地缩短以至于结束当前的大动乱！（原载于1948年10月2日《创进周刊》第1卷第12期，署名殷福生；以林正弘主编、1990年初版之《殷海光全集（拾壹）》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