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人民日报》2013年5月13日第四版登文： 拉萨老城“大拆大建”不实（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 说明：以下文字，是我于5月13日晚在Twitter上，就《人民日报》批驳我在新浪微博上发的长微博《我们的拉萨快毁了！救救拉萨吧！》所做的简单回复。（在转载到博客上时，我对个别词汇略有改动） 《人民日报》今日（5月13日）登文—— 拉萨老城“大拆大建”不实（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 ，第一句就说“ 5 月 4 日，有微博 称‘我们的拉萨快被毁了！救救拉萨吧！’并贴出‘大拆大建’的照片，指责拉萨老城被过度商业开发……”，哈哈，人民日报，那是我的微博，请点名吧 ~ 我的被屏蔽的长微博截图。 我的长微博“我们的拉萨快被毁了！救救拉萨吧！”，是 5 月 5 日 01:09 发在新浪微博上的， 5 月 5 日 11:45 被新浪微博屏蔽的，共计阅读 (52.3 万 )| 转发 (2243)| 评论 (309) 。后来还有许多新浪微博网友继续转发我的长微博，也被删。既然拉萨没被毁而是被“保护”，那为何凡是关于老城改建的微博全被删？ 人民日报好意思质疑拉萨古建被破坏，好意思质疑拉萨水资源遭破坏，好意思质疑拉萨遭到过度商业开发。拉萨老城所谓被保护的老房子，都成了“藏漂”的酒 店。拉萨河上游由于持续开矿多年，水源被污染，现又被截留，“打造”各种人为景观。拉萨商业开发得还不够？去拉萨看看就知道。 不过还是欢迎人民日报强调对拉萨老城的工程是“保护修缮”性质。或许这能对当地官商起到一些约束或警示作用，促其兑现修旧如旧、不迁移原住民的承诺。那么，那些被迁移到拉萨郊外的原住民，是不是会在“保护工程”结束之后，又让他们返回旧址呢？ 呵呵，发现人民日报造谣了。我的微博及博客文章中并没有说“八廓商城”是在八廓街内修建，也并没有写“拆除八廓街”。我写的是：“正在修盖的‘八廓商城’（原城关区政府所在处，位于环绕大昭寺的八廓转经道的东北面，与通常所称的八廓街相距很近，同在拉萨老城内）”。 人民日报上推不？把这些发给它看看——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拉萨老城的改建分作几大块：老城中心即环绕大昭寺的八廓转经道被彻底清场，所有摊贩（ 2600 多个摊位）将被搬至新盖的‘八廓商城’内，沿街原住民则全部被迁至拉萨西郊堆龙德庆县，迅速搬迁的住户可得两至三万元补助，不搬迁的就是政治问题。而腾出的空房、空院子则用来招商引资，设作商店酒店酒吧画店展览馆之类；老城的其他街巷和寺院，如小昭寺前面将开辟大片广场，周遭住户同样被搬迁远郊；老城 角，原城关区政府所在处即改建“八廓商城”（占地 15 万平方米，仅地下停车位就有 1117 个）。 人民日报还以布达拉宫为例来说明拉萨没被商业过度开发，称“布达拉宫每天的接待能力在 2600 人左右。”可是早在 2003 年，布达拉宫管理处承认每天不能超过 850 人，否则将对土木 式（石）结构的布达拉宫造成破坏。事实上，每天 2600 人上布达拉宫纯属不实。去年西藏游客突破千万人次，算算看，难道一年里去布达拉宫的只有一百万人吗？ 一个城市，总是在建设。一个城市，总是在改造。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熟悉的是那些起吊车和各类机械，以及挖开的路面、飞扬的尘土、轰鸣的声响。看上去，城市似乎欣欣向荣，因为它总是不停地翻新。但真正的含义却是：这个城市在不停地失去。在无休无止的整容中，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拉萨城要建 10 座过街天桥（已在林廓转经路上建了 5 座），拉萨河上要建四座水坝，西藏文化中尤具特殊意义的圣湖拉姆拉措要被旅游开发修大门、游步道、亲水台，而远在阿里的冈仁波齐神山成了景区要收门票 690 元，古格王宫的废墟也被开发了。整个西藏，各个公司各地政府全在疯狂地圈地捞钱，还不算过度？！ 拉姆拉措在西藏文化中具有特殊的精神意义，被认为是护法神班旦拉姆的魂湖，历代达赖喇嘛转世观相湖。西藏传统上对拉姆拉措有着极大的敬畏，包括在朝圣时不能喧哗、不动一石一草的禁忌，而今要建大门、景区售票处、游步道、亲水台、观景台、停车场、公厕等若干，以招徕无数游客，这不是破坏是什么？ 在拉萨林廓转经路修天桥是最不人道的，要知道转经朝佛者多为腿脚不好的老人，以及从远方磕着三步一个等身长头来到拉萨的朝圣者，而天桥那些上上下下的阶梯，如何让老人们走得方便？那种所谓坡道，如何让磕头者履行得了佛事？倘若政府真的兑现“以民为本”，那么何不让车辆绕行，让道给转经人行走？ 这个月从 10 日开始，是藏历五月，佛月“萨嘎达瓦”，这个月拉萨城的信众都要转经拜佛等等，拉萨最长的转经路上不到一年建了 5 座天桥，当局很变态，把天桥下面的道路故意堵上，逼得人们转经时只好上天桥再下天桥，转经者中很多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都苦不堪言。这就是拉萨每天正在发生的事。 各种名义的开发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以发展经济为名，西藏的矿被开采，西藏的江河被修水电站，西藏的神山圣湖被旅游开发，在整个藏地的各地政府各个公司全都在挨个圈地圈水疯狂捞钱。有句话说得好，“反抗他们的开发。这种开发是反人类精神的。” 眼看着帕廓周围无数的老房子被拆，剩下的老房子纷纷被改造成酒店，变成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享受生活的“藏漂”们的后花园，拉萨老城与喀什噶尔何其相似。我的好友、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力哈木曾对我说：西藏新疆化的速度很快。这个说法正是现实。 2003 年的秋天，我们去了喀什噶尔。那里又叫喀什，但维吾尔人都说喀什噶尔。我们在老城呆了很久，感受着维吾尔人的文化细节与日常生活，那时候，我不断想起的是拉萨的帕廓，有着本质上的相似。当喀什噶尔老城被拆，被盖成所谓“现代化”的新城，让我兔死狐悲地联想到的是拉萨老城的命运。 人民日报好意思提到布达拉宫。要知道，对布达拉宫的破坏更是没停过。五十四年前，布达拉宫的前面是郁郁葱葱的林卡，因为曾有达赖喇嘛歇息的法座得名“修 赤”，但在尊者不得不流亡之后，这里树木被砍，腾出来的空地上建起了占领者的权力中心，即自治区党委、政府大院，四周被红墙围住貌似中南海。 中国各地的权力者都喜欢模仿北京最中心的那块区域，因为从那里发出的最高指示，可以改变亿万人的命运。于是，有了红墙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自从天安门前面盖起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国各地亦纷纷效仿，布达拉宫前面也盖起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早的“援藏”建筑。 199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达拉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 1996 年，布达拉宫下面延续千百年烟火的雪村被搬迁，同时仿造与中国各地千篇一律、展示极权威力的广场，使失去了雪村的布达拉宫凸显致命缺陷。 1997 年，在布达拉宫广场西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改装为一家 DJ 舞厅。 2000 年和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昭寺和罗布林卡作为布达拉宫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拉萨具有宗教、历史与人文价值的神圣之处成为 世界文化遗产，名义上可获保护。但 2002 年，状如炮弹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耸立在广场上，与布达拉宫遥遥相对，深深刺痛了藏人的心。 2005 年，布达拉宫广场扩建之时，前身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 DJ 舞厅被拆除。布达拉宫广场完全成了对天安门广场的模仿。除了有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升旗 台，还有了一座状如炮弹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而且两侧还有了地下人行通道。正如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捷克作家克里玛评述本国的广场：“无数次，向眼下统治者敬献忠诚的庆典在这里举行，而不管是受爱戴还是相反（后者更常见），足够多的人来到这里表达他们的效忠，不管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还是被恐惧所驱赶。” 有一年的 7 月 1 日，在一群言行举止、穿着装束如出一辙的官员主持了升旗仪式后，我看见一位瘦小的老尼姑缓步走来，面朝布达拉宫默默祈祷。她毫不顾忌旁边有许多军警举着拳头对着中共党旗宣誓，而是将结着供奉的手印高高地举至额头，她是在盟誓，以奉献的手印来表达对佛陀对尊者对众生的誓言。 布达拉宫广场还延至布达拉宫脚下。当权者将雪村居民迁走，有意留下几处过去属于西藏政府的机构如雪巴列空、雪监狱、雪造币厂等，及几处贵族宅院，将其统称为“雪城”，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而新设的“珍宝馆”中每样展品，都拿来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布达拉宫并非天安门；然而把布达拉宫变成天安门，再强行塞给布达拉宫一个有着纪念碑、升旗台、地下人行通道的天安门广场，既透露了把宗教意义的布达拉宫改造成具有殖民意义的政治场所的用心，以及以现代化的名义罔顾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藏人民众的精神追求，这比单纯的文化破坏更糟糕。 延伸阅读： 中新网-视频-拉萨老城区保护工程或将6月完工 不改原貌不迁居民 http://www.chinanews.com/shipin/cnstv/2013/05-09/news213679.shtml

　　　人可不可以不成功？ 张鸣 眼下的中国，最流行的病，就是追求成功。全社会的人，都想成功。没成功的，就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不惜血本，也要成功。所以，从幼儿园竞争就开始了，可怜幼儿园的娃娃，就被家长推进一个又一个兴趣班，早早的就失去了节假日，失去了童年。这样的成功拼杀，一直延续到大学，延续到境外。哈佛女孩某某某，就是榜样。书店里，最火的就是讲如何成功书籍，各种成功讲座，个个火爆。据说，有关成功的讲究，是一门学问，不，一个学科，就叫成功学。这学科，是打外面输入的，但中国的孔子以及老庄孙子各色人等，据说也都是成功学大师。一时间，境内外各路神仙，各路骗子，都涌进了中国，各显神通，把半通不通的中西学说抡起来，热心地教中国人怎样实现成功，当然，绝不忘顺手带些银子回去。 什么算是成功？各家的定义不一样。但是，看他们推崇的成功人士，无非三样，一要有钱，二要做官，三嘛，出名也行。在国人眼里，做官是发财的捷径，而出名，本身就是钱。所以，说来说去，成功的标杆，就是钱。当然，这年头，没有钱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追求金钱，也没有大错。但这样的成功，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单调。尽管金钱可以换来很多东西，但整个世界如果都被钱所堆满了，想想也真很无趣。 就算成功只有金钱一个单一的指标，什么算是成功，也不大好说。多大的富翁算是成功人士？是不是只有最富的人才算成功？如果是这样，那么众多的亿万富翁，千万富翁岂不都成了失败者？如果成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拥有一万元的人，相对于只有千元的人来说，不也算成功人士？这样推论下去，这个世界上岂不到处都是成功人士，何必还要下功夫追求成功呢？ 其实，不管那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豪言壮语激励了多少人，但一支军队，毕竟多数人都是士兵，能从士兵混成将军的，除了命大命好，还得有众多士兵给他垫背，一将成名万骨枯嘛。军队如此，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就算人人都豪气冲天，毕竟总统只能有一个，一个公司，一个单位，老板也只能有一个，绝大多数的人，到死都只能在不成功的位置上待着。时时用成功的誓言激励自己是一回事，但如果做梦都想着成功，不成功毋宁死，最后早晚会变精神病的。 追求成功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但不追求成功，也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而且是较为稀有的境界和理想。平平常常，快快乐乐地活着，找到某种追求，就去做，找不到，就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快乐，善待家人，善待同事，善待一切人，也得到别人的善待，也就挺好。一个人，有别人看来芝麻绿豆大的那么点爱好，比如喜欢斗蛐蛐，看蚂蚁打架，如果真的迷进去了，能说出点名堂，也不白喜欢一场。至少，在这一点上，你比别人知道的都多。喜欢点什么，而且真的去喜欢了，认真地在自己的爱好上下了功夫，不管别人看来多么卑微，多么无聊，其实就是一种意义。世俗的所谓成功，用金钱堆积的成功，真的就那么有价值？人活着，干嘛非要成功？活自己的，就挺好。  

作者： 信力建   说到毛泽东时代（1949－1979）和邓小平时代（1980－2010）的差别，有很多说法。其实，如果我们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即“人类运用各类专业科学工程技术，制造和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品，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生活的能力”的标准来看，可以对这前后三十年的区别做这样一个界定：前三十年是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三十年，而后三十年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三十年。 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而经济成为政治附庸，成为领袖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比如，为了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伟大领袖好大喜功，赶英超美，于是制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疯狂游戏。直接导致五十年代末的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而后来的十年浩劫更是登峰造极，毛泽东将他的继续革命推向了极致，为了粉碎他头脑中哪个莫须有的“阴谋”，他不惜将全国人民拉来充当炮灰，将全国都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刚刚开始恢复的国民经济，又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十年，群众造走资派的反，学生造老师的反，甚至连社会主义的“草”也起来造资本主义“苗”的反了。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了。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真的相信革命可以代替生产，吃社会主义的草一样可以干革命。这就是现代迷信的力量，现代之中国，惟有毛泽东可以有如此非凡的政治能量，将全国人们都搞得神魂颠倒、如梦如痴。还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领袖对知识分子的歧视轻视乃至蔑视，使得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在那个时代遭致严重压制，对生产力水平的贡献也因此降至零点。如此这般的结果是，改革前30年，中国GDP和人均GDP增长率均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在1952-1978年期间，我国GPD增长率不算起眼，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GDP占世界GDP比重下降，从1952年的5.2%下降到1978年的5.0%，而从人均GDP来算，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978年为22.3%，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60年-1978年，世界人均GDP从446.5美元上升到1694.9美元，翻两倍，而中国只翻一倍，从97.5美元上升到155美元。当然，不少论者认为中国原来底子薄，所以经济增长不如人家，落后是由于过去所造成。其实，从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来说，经济底子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改革前经济底子不如许多国家，但其改革后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再者，一般而言，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要高，比如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跃进前后以及文革期间，经济倒退严重。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又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头三年，毛泽东发动红卫兵进行“夺权”“串联”，给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因此1966年经济增长减慢，1967年和1968年两年经济出现负增长，分别为-5.7%，-4.1%。而在整个文革时期，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是出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大跃进和文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是人们关注一个焦点。大跃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益最低的时期，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每百元积累新增加的国民收入仅为1元，投资系数为74．1，远远低于“一五”时期的35元和1.56元。有人说，仅此计算，“大跃进”时期就损失国民收入1200亿元。至于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1978年华国锋在人大政府作报告中说：“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人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里仅指1974至1976年，由于当时正处揭批“四人帮”高潮，华国锋的话是否带有政治目的还有待考证。不过，一些学术著作也估算了文革带来的经济损失，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这样说：“十年之间一共损失高达5000亿元，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我国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农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 这里5000亿的损失是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当然，基于不同的推算方法，得出的数字差异颇大。有学者也认为5000亿元的损失是1957年至1976年20年间所造成的，“如王丙乾认为：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间，‘财政收入少收300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支出方面的损失浪费、无效投资、平调退赔和处理遗留问题等，财政上总的损失有4800多亿元’，‘这就是20年间几次折腾付出的巨大代价’。可以确定的是：上述所说的‘损失’，实际都是指少增长，‘少增长’仍然是增长，‘少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竞不是一回事。” 邓小平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将毛泽东政治挂帅的列车搬到了经济发展的轨道上——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的全部经济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长短优劣的根本标准。根据这一观点，邓小平提出了“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的口号。同时，按照当代生产力的特点，他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实际纲领：在社会主义的多项任务中，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在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中，又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位。早在1975年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以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据此，他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因为重视生产力发展，其必然结果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为给经济发展提供空间和动力，邓小平同时注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邓小平在1982年就指出，“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正是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的改革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超越了中外历史上的成见和惯例，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邓小平大胆地认为，一个主权独立的落后国家开放对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加入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是有利的；况且今天已经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加剧的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再闭关自守的理由，因此落后国家必须对外开放。 正是这种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视，中国经济在后三十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的30年，是我国逐步摆脱低收入国家不断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30年。 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1987年提前3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5年进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实现“三步走”伟大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1979-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不相上下。与此同时，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基本实现了由城乡分割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的转变。30年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年提高，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可上升到49.20%，达到近半的程度。大量乡村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 在执政上，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坚定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在具体施政上，二者有本质的区别，简言之，毛泽东时代是谋财又害命，却造成经济落后，死人无数的后果。邓小平狠抓经济促发展，是谋“财”，却不害命。有些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爱讲那时虽然贫困，但没有贫富悬殊，老百姓有幸福感云云。且不说这种论调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的翻版，就实际而言，毛泽东时代，虽然搞平均主义，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相当大，更别说困难时期（按照最新官方公布的数据），全国饿死了3775万人。当时的等级划分是非常不公平的，不允许自由竞争，阶层内部差别小，各个阶层之间差别很大，而且流动性很小。既没有起到团结内部的作用，更不能增加经济的活力。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小，那是因为人一般交往的都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从自己的感受得出的结论，而忽略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而现在，同一个阶层内部差别很大，所以人们不公正的感觉很强烈。想想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这生与死的差别，我看比现在富人吃山珍海味百姓吃家常便饭的区别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