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眼福｜03 ◎ 《董桥七十》，董桥著 。“怕交际、怕应酬、怕饭局，几十年后我还怕。毛姆说他每去一次饭局心里难免犯嘀咕，猜不透主人为什么要请这些人吃饭，这些人为什么又都来了。他说满堂宾客，相见冷然，散席释然，也许他们真的只为了酬酢，人家请过了不可不回请：‘you owe me a dinner,you know.’” ◎ 《话题2012》，杨早 萨支山主编 。发生在12年的十数组现象以话题讨论方式展开，深入而多元。读完它，或原景重现，或恍然大悟，或不堪回首，而一年间落满不安、粘满焦虑的种种羞愤喜乐亦可自此整饬收藏。“情绪是有史以来最易消散的东西，但又是有史以来流传最恒久的物事”……杨早所言极是。 ◎ 《翻皮球》，梁小斌著 。诗人随笔就算不分行，也还是诗化情怀，哪怕复现一道伤口，也会烧灼，滚烫，好像有颗心在那儿突突突地跳。“父亲病重期间，他的脊背有挠痒挠不到的地方，我为父亲挠痒……父亲背上这一块有点痒的地方已被大哥触摸过了，而我依据父亲小声哼哼的指点，要重新找一块新鲜的点痒之处。”

冯兴元：财政联邦制与中国 ——天则第474次双周学术论坛 进入专题 ： 财政联邦制    ● 冯兴元   　　 　　今天这个题目《联邦财政与中国》是基于我的一篇英文的文章——《财政联邦制：一个修正框架及其对中国政府竞争的分析运用》，这篇文章今年6月份在《当代中国》杂志发表。今天讲的主要是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主要观点，分为六个部分。 　　首先是概念的界定。因为我的这篇文章——财政联邦制，它背后与一般的传统财政联邦制假设不一样。一般的传统财政联邦制假设，就是第一代财政联邦制的假设是，政府是仁慈的，就是马斯格雷夫和奥茨的传统假设是，政府是仁慈型政府。我这里用奥尔布雷特的分析框架，就是政府之间存在竞争，政府内部存在竞争，政府内外存在竞争，政府竞争是比较普遍的。如果在政治生活中，竞争的特点就更加是决定性的，能够解释中国多级政府之间为什么纵向竞争非常厉害，横向竞争也非常厉害，为什么同样一个政策制度到了各地执行的力度、偏差程度都不一样？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包括国外也是一样的，并不知道什么是财政联邦制，只知道名字很好听。财政联邦制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政府体系是分级政府体系，如果是一个点式国家或者点式经济体，不分级的话，就谈不上财政联邦制。因为它的定义就是，在不同的政府层面，划分政府的职能，然后配置财政工具到各级政府，就是理解哪些职能和工具最好要集中，哪些要分散。 　　财政联邦制最早是马斯格雷夫和奥茨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一种理论，同时它也是一种实践。在实践方面，涉及到按照财政联邦制的原则，划分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的财政体制，叫财政联邦制。从理论上来看，它有实证的理论和规范的理论。实证的理论就是讲是什么，因为有一套各级政府之间事权的划分、财权的配置，现状是什么，这是从实证角度。从规范角度就是说有一套财政联邦制的原则，中国、德国、美国与这一套原则的偏差程度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既然有这样一套原则，就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应该是什么，实证回答是什么，规范强调应该是什么。 　　中国的体制很有意思，就是说很多学者对中国的财政体制有不同的定位。我们看看如果从联邦制视角有哪些定位。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格罗奈维根(Peter Groenewgen)认为我国属于“没有严格定义的联邦结构”；鲍尔认为“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其公共财政体制具有联邦制度的一些特征”；黄佩华等认为中国的体制存在强烈的联邦制特点，经济以类似联邦制的形式运行。还有何梦笔（Herrmann-Pillath），就是我的德国导师，他认为中国经历了一场“静悄悄的联邦化”；还有一位蔡（Tsai）则把中国的体制称作为“正在演进中的财政联邦制(evolving fiscal federalism)”；克鲁格(Krug)等认为中国是一种事实上的财政联邦制；罗兰德等学者认为我国就是“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还有钱颖一、温格斯特、蒙特诺拉等很多学者，就是这一篇文章是这两位学者合作，那一篇文章是那两个学者合作，所以他们的观点是交叉在一起的。他们就提出来，中国是“市场维护型联邦制”，就是“中国式的联邦制”。这些学者称“市场维护型联邦制”是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的扩展。“市场维护型联邦制”和“中国式的联邦制”均属于钱颖一所称的“第二代联邦制理论”。 　　讲了这么多联邦制，尤其是前面那些，是不同程度地来定义，有一些学者认为近似于联邦制的特点，有些学者认为是事实上的财政联邦制，有些人就说中国就是财政联邦制，还有一些学者就认为中国是联邦制，他也不说是财政不财政。这里如果把中国的体制称为联邦制的话，它肯定是一种比喻，里面的问题非常大。可能在坐的专家也明白，就是说中国是集权下的分权，就是集权体制是一种大框架，然后是大框架下面有这样的分权。而且，中国的体制并不是以维护个人的自由或者个人的基本权利作为出发点。真正的联邦制恰恰是反过来的，一个是要维护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力，然后要有一个联邦的结构，政府要对市场提供辅助性的支持。市场能做的，政府不用做；地方政府能做的，上级政府不用做。也就是说，先是个人自由的维护，然后是分权，之后是最高级政府还要做点什么。这样来看，把中国称为联邦制肯定是错误的。 　　把中国的定性作了一个罗列以后，就可以看看一般的或者是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理论提出了哪些框架、哪些原则，有哪些问题。传统财政联邦制的问题是： 　　第一，它是仁慈性政府预设。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自利性非常强，是因为官员与每个一般的人是一样的，都是有很强的自利取向，但并不排除官员有利他的做法。 　　第二，财政联邦制不考虑联邦制下政府权力的来源和限政的目的，只关注不同级次政府职能和财政工具配置的效率。因为马斯格雷夫和奥茨提出财政联邦制的背景是宪政民主的国家，就是我一会儿会讲到财政联邦制八项原则是隐含在联邦制国家这样的前提中，就是这两位作者都是在美国这样的宪政民主的框架下提出了财政联邦制理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需要考虑政府权力的来源或者限政的目的，因为它是隐含在他们的理论里面作为前提。但是我们在用到其它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单纯讲八项联邦财政制原则是完全不够的。为什么？更基本的，它不就是强调钱在这儿了，大家怎样分。政府事权在这儿，怎样配置财权？比较一下中国政府，大家就会发现，无论是上级中央，还是区域性的、地方性的，都是希望财政收入最大化，至少是趋向于收入最大化。在公权力没有限制，没有宪政约束的时候，有一位尼斯坎南，他是加州研究所的老所长，已经去逝了，他讲到预算最大化官僚模型，它基本上就是非常符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如果直接拿过来用可能是反宪政的。 　　第三，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借用了联邦制之名，但是无论是否是政治联邦制国家无关紧要，只要符合它的标准，就是说你是分级政府，你是在不同政府之间来划分事权，配置财权，符合它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财政联邦制国家，它不管是否是真正的联邦制国家。 　　所以，有三个这种理论上的问题。多数中国或国际上的经济学家不了解财政，所以说实际上不懂什么是财政联邦制，可能我自己到现在理解的也有偏差，这也是可能的，更不用说经济学家之外的了。可能说是财政联邦制国家或者不是财政联邦制，都是凭感觉，根本没有从学理上去梳理它。所以第三点就可以引起非常大的混乱。钱颖一老师，我也是很尊敬他的，但是他们称中国是“中国式的联邦制”或者是“市场维护型的联邦制”可能更容易误导我们一般的人，不是说他的理论有什么问题。他的理论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差，会误导人。 　　下面看一下财政联邦制的八项原则。这是公共经济学的一本书里面的，布郎写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回到刚才的定义，就是说各级政府有自己的事权，所以要配置财权。配置财权需要符合以下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是多样性原则、等价原则、集中再分配原则、区位中性原则、集中稳定原则、溢出效应的纠正原则、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供应原则、财政地位的平等性原则。 　　比如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多数人的想法和做法不符合财政联邦制的这一项原则。因为这项原则讲到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是最低必要程度的均等化，但是我们中国政府的官员、记者、学者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多样性原则。就是联邦与州、地方的财政契约可以是多样化的。实际上，如果套到中国，90年之前，各种各样的财政合同反而是符合财政联邦制原则的。 　　第二，等价原则。如果受益区这样大，受益区公民承担了成本，同时受益也是在这个范围，那是最有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财政联邦制原则是有关联邦制的经济理论，它强调的是效率，解决的是经济效率。昨天我们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也讨论过财政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我专门讲到了，公平与效率是不可分的，不能用两分法。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讲，但是这边多了，那边少了，可能就是错误的。 　　因为德国有一个秩序自由学派的代表，叫瓦尔特？欧根，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经济秩序的原则》。我与我的德国导师在上海几年前就出版过这本书，最近又要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欧根的观点就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下，一次分配本身是有效率，而且是公平的，是社会的，不是反社会的。所以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下，效率与公平是对等的，并不是取舍关系。他讲第二句话就是，社会上大多数不公平问题就是通过市场的一次分配就解决了，还有一小部分不公平问题可以通过合理的再分配制度来解决。这里我就想到，再分配制度里面就涉及到，如果再分配没有效率，比如说你是穷人，有工作能力不工作，拿到住房补贴或者住房，还有医疗补贴、学校教育补贴、生活补贴，全部加起来比你去工作还要好。这个社会肯定是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 　　第三个就是集中再分配原则。这个原则还有下面的集中稳定原则，大家可以看到马斯格雷夫提到过财政有三大职能。第一条是稳定职能，第二条是资源配置职能，第三条是再分配职能。比如如果要稳定经济，那可能中央政府最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如果是地方，它的溢出效应很大，地方的工具本身有限。还有再分配也是一样的，他说，如果地方来确定福利标准的话，会出现很多的以各种方式来寻找福利的丑剧。这两个原则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中国这样大，有一段时间北京的房价还在往上走的时候，三亚房地产已经在冰冻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从理论上来讲，好像是集中地来推行稳定的政策，是最优的，实际上是次优的。为此我们提出一个替代的原则，就是“相对集中稳定原则”。这是一个修正，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到。因为谈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顺便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些修正，可能会更好一点。 　　再分配也是这样的。中国这样大，如果集中到中央政府的话，就相当于现在有一个中央社保基金，主要是全国性的国有企业，它的福利、保险资金在那儿运作。如果全国的再统到中央的话，无论是一个基金还是两个基金，或者几个，要保值或增值的话，它要投资股市或者买债券。那么，它把钱投到哪儿就破坏哪个地方的市场。对不对？第二，如果要运作起来的话，实际上中国一个省就与欧洲一个国家一样大，那么你在哪儿付费并不重要，你在那儿付费，工作到这边来了，继续在那儿付费也可以，或者可以折算，关系转到这边来，但是把以前付费的折算过来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全国集中去搞，只要有协调就行。 　　还有一个，像深圳发生的这种农民工要回家了，就把社保户头上的全部抽出来给农民工，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保险是基于大数定律的小概率事件，它是一种共济、互益，实际上对每个人有好处，尤其对于穷人。穷人更需要的是义务保险，当然最穷的人可能是需要救济，没有生产能力的。所以我们对“集中再分配”原则提出的修正是“相对集中再分配原则”。 　　第四个原则是区位中性原则。地区性财政差异往往会影响关涉经济活动区位的选择，所以他说区位中性要使得无论生产区位也好，居住区位或者会议区位也好，如果各个地方的税率差距比较大，那么就会扭曲消费者的区位选择。这总体上没有错，但是有一个叫理查德？伯格的学者，专门在网上写了文章，反对把税收竞争写到财政联邦制原则中去。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区位中性原则”并不是说要完全中性，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改为“区位相对中性原则”。然后加上税收竞争，因为有一定程度的税收竞争还是有必要的。像德国那样的所谓的财政分配转移制度方案，平衡以后，最差的州的人均财力是平均水平的97%、98%，就相当于没什么差别。那是不正常的，就是影响到效率，就是各个州，尤其是像美国、德国，它本身有州的权力。有时候让各区域政府能够在宪政框架去促进地方税源的挖掘，是一个好事情。有一定的税收竞争，能够良性地吸引投资者、消费者到本地来，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把“税收竞争原则”放进来。 　　因为刚才已经讲到了除了这八项原则以外，其它一些更根本的原则，如果要给发展中国家看的话，就需要明显地放进来，而不是隐含地放在后面。刚才讲到个人权利的保护原则等等。 　　集中稳定原则刚才已经讲到了。 　　第六个是溢出效应的纠正原则。它是对等价原则的补充。受益区这么大，受益区的公民投了钱，然后受益区也是这么大，没有外溢性，是最好的，但往往是会有外溢。比如说，我在河流的中游，如果我处理污染的话，等于说上游的污染没有处理，我也帮着处理了。我处理了以后对下游还有好处，我如果不处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财政联邦制   

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自由的信仰 进入专题 ： 自由 信仰    ● 徐贲 （ 进入专栏 ）   　　 　　《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是一位演讲者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 　　我很同意演讲者对当前缺乏信仰的看法，但是，把信仰、理想、道德放在一起说，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有了某种”理想”和”道德”，也就有了信仰。现在有不少人怀念建国初期，往往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信仰的理解。他们认为建国初期是一个中国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激情”年代，因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具有坚定的信仰。然有鉴于”文革”的历史教训，今天重提信仰的时侯，有必要问一下，我们这个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神话的信仰和理性的信仰 　　 　　建立在神话上的信仰和建立在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因为，在旧神话已经破灭，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尽管会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过渡。 　　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哲学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信仰。神话故事展现了各个神的奇特故事和他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响，正如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所说，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像所有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样，神话对最早的古希腊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话故事”同样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教育培养(paideia)需要背诵并参透具有某种经文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谓的宗教–众神明、众英雄，对崇拜的描写，对殷勤好客、对正义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惩罚的人–都跟别的东西一起被学习”。 　　然而，信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是信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今天，绝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而是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这种神话与理性的区分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理性本身第一次从神话脱离出来，宛如盲人双目中的鳞片剥落一样。这不只是认知态度和心态的转变，它还包含一种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精神的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理性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在哲学或神学上，这样的普遍价值则总是与某种超越的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 　　在没有终极关怀和普遍价值信仰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看上去似乎是信仰的现象和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世俗的”崇拜”，这是驾驭民众的有效手段。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问到，在还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能够教给孩子们什么呢？”他的回答是，给他们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一个世俗崇拜的方式。它有一个由政治力量或权力营造的”神”（领袖），一个”经文”（某某著作），一个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个”僧侣阶层”（官僚体制）。这样的崇拜可能非常有效，也可以满足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然而，20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宗教革命还是现代科学的萌芽，都是从怀疑某些被当做当然正确的东西开始的。一切可以称作为”信仰”的”确信”或”有所不疑”，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具有恒久而普遍意义的价值之上。只有在人们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并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从根本上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的原因。 　　 　　”神道设教”的伪信仰危机 　　 　　”信仰”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可以用来指不同性质的，具有不同内容的”信念”或”确信”，可以指对神的信服、尊崇和虔诚，也可以指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还可以指对传统圣贤或现代意识形态、政党、领袖的尊崇和崇拜。只有真诚的信仰才会把它所尊奉的信条当做人生行为的准则，因此，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的”信仰”不在讨论信仰的范围之内。 　　信仰与崇拜经常联系在一起，但是信仰与崇拜有所不同。信仰主要针对”观念”，如极致的真、善、美，而崇拜主要针对某个”个体”，例如上帝、耶稣、太阳、领袖等。信仰与认知（相信）也不同，一般说认知（相信）一种理论，而不是说信仰一种理论。信仰带有情感体验色彩，这特别体现在宗教信仰上。信仰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人生行为。 　　有信仰的人同时也选择了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人生行为有了原则的指导，不至于全凭功利的考量，随波逐流、附膻逐腥、无法无天、无所不为。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不是因为缺乏某一种信仰，而是什么信仰也没有，这时候，由于普遍存在的焦虑、不安，特别容易出现对信仰饥不择食和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各种打扮成信仰的宣传、蛊惑、迷信、崇拜也就特别容易乘虚而入，随时有可能出现”神道设教”的伪信仰。哲学教授邓晓芒曾把中国的宗教分成”自然宗教”和”实用宗教”两种，”神道设教”是一种实用宗教。他比照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三种宗教的区分（自然的、艺术的和启示的），发现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上升到启示性宗教的高度。 　　在三个不同层次的宗教中，第一是”自然宗教”，就是迷信、巫术等。第二是”实用宗教”，因为有需要、有效，这才用宗教来做教化和驭民的工具，相当于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神道设教”是一种在中国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实用宗教，设教者要大家相信一个神道，自己可以不信，但是一定要大家信。第三是”启示宗教”，又称”自由宗教”，中国没有”启示宗教”，这与中国的自由精神缺失有极大关系。 　　”神道设教”的原意有两种。一是《易经》所说的，君主顺应自然之理以教化人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此如《尚书》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位的君主称为天子，顺应天命而治理国家，都是”神道设教”之意。二是利用鬼神以统治并教育人民，这是《后汉书》所说：”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前者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则的运行；后者的神道是以特定的鬼神信仰，给予人类启示和指导。前者尚是理性的，后者即属于盲从的迷信了。 　　”自然宗教”很容易转化为”神道设教”，成为邪教，称其为”邪”，是因为它能够泛滥成灾、惑乱人心。邪教的神道可能假托鬼神的降灵，也可能根本就是灵媒、乩童等巫师、术士的操纵。后一种情况更为严重。他们能够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也能够救世济人、益物利生，信从者越多，他们的”灵力”越强。若为野心家所用，即成为乱世的祸种。大多数现代的中国人都能认识到这是迷信，但在现代文化不发达地区，这种迷信仍然不乏信众。 　　现代国家的统治技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设教”，所谓的”道”，那就是统治意识形态，而”教”则是统治的党、政国家机器。这样的”神道设教”具有堪与宗教媲美的体制，因此往往被人们拿来与启示宗教的教义、教会、教士阶层做比较，以凸显它的”世俗宗教”特征，但是，这样的比较是有限度的，往往对宗教抱有偏见，因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是黑格尔所说的”启示的宗教”，是一种自由的宗教，而政治意识形态的”神道设教”却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实用宗教，甚至是一种障眼法和骗术。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神道设教”中留有古代的两个原意的痕迹。它会具有某种能让老百姓爱听的自然之理和顺应民意的内容；它同时会用某种系统的说辞，通过一整套的组织方式来统治并教育民众。因此，顺应民意与教育群众是它的两个组成因素。例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向德国人民作出美好许诺：消灭贫困、保障就业、和平、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很少有人会想到希特勒会给德国和世界带来战争，或是会杀害数百万犹太人。 　　与这样的高效率的体制化”神道设教”相比，前现代”神道设教”的”道”简直太简单了，而”教”的力量也实在太单薄、太局限了。像”替天行道”这样的”道”只能用来造反，但不能用来统治。现代的”神道设教”既可以用来造反，又可以用来统治，它能够从事两种性质不同的使命，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多用途的，可以称作为”信仰”的东西。然而，就这个信仰与自由的关系而言，不管它多么精致，它都是一个与自由的宗教完全不同的实用宗教。 　　邓晓芒教授曾经在讨论中国文化缺乏自由宗教的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中有”自然宗教”和”实用宗教”，但从来没有达到”自由宗教”这个最高信仰层次，而没有能达到自由宗教层次信仰的根本原因之一恰恰是”实用宗教”在中国太发达有效，也正是这种”实用宗教”，形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信仰”，并对他们的心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长久而顽固的不良影响。 　　对当今中国的”信仰”特征和一些人感知的”信仰危机”，也可以从”自然宗教”和”实用宗教”这两个层次去了解。较低级的层次是自然宗教，如拜物、敬鬼神、迷信、巫术。”自然宗教”因为畏惧而产生。中国古代的《易经》，最开始就是一种巫术，是用来预测、算命的，属于”自然宗教”。”自然宗教”中，人们所”惧怕”的可以是不同性质的”威力”或”强制力”。威力可以来自某种神秘的力量（神、佛、龙王、河神、”风水”），也可以来自一个权力实体（政府、警察）。人们惧怕种种”威力”，由于不敢冒犯和违拗它们，所以在行为上会有所禁忌和限制。这种禁忌和限制完全是出于被动的、非理性的害怕。 　　例如，人们害怕莫名其妙的”灾祸”从天而降（生病、失业、拆迁），就会到庙里去”拜拜”，或者做一些”积德”的善行。惧怕往往不涉及自由、理性的是非对错或荣誉羞耻判断，例如，人们忍受苛刑恶法，害怕惹祸上身，便会变得格外小心谨慎、循规蹈矩，不是因为真的在心里相信某种价值，而是因为怕招致无妄之灾。 　　比”自然宗教”高一点的是”实用宗教”。孔子的时代中国有了排斥”自然宗教”的”实用宗教”。邓晓芒清醒地看到：”从孔子排斥自然宗教开始，中国人真正宗教信仰的精神就没落了。”他比那些幻想用儒学在中国充当”启示宗教”替代品的学者、教授们要高明多了。他看到了儒学对中国人思想的实质性影响，那是一种功利的政治实用主义的信仰。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是说，你祭祀神灵的时候，要好像那个神在那里一样去祭祀。至于是不是有神，你不一定要相信。你也许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要做出好像相信的样子。对老百姓进行教化，你要做出样子来给老百姓看，让老百姓有所敬畏。这样才能管治他们。墨子认为这太虚伪了，你既然要祭神，你就要真的相信神，所以墨子是相信鬼神的。 　　 　　自由是信仰的灵魂 　　 　　”从孔子排斥自然宗教开始，中国人真正宗教信仰的精神就没落了。”那么什么是真正宗教信仰的精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看看将近500年前的宗教革命时期，马丁·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1520）这部经典著作中是怎么说的。在我任教的大学里，大学所有的一、二年级学生都必须修四门人文教育的课程，”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到17、18世纪思想”是四门课顺序中的第三门，课程包括马基雅维里、路德、伽利略、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卢梭、亚当·斯密、伏尔泰、杰弗逊这样的思想家，而对自由、平等、理性、信仰、人性、政府、民主等问题的讨论则贯穿于全课程之中，路德的《基督徒的自由》中的议题已经显现在这个小册子的题目里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徐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 信仰   

透视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与衰落 作者：刘植荣 荷兰这个面积仅4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页。17世纪，它取代了西班牙曾一度称霸世界，但在1652年到1674年间的三次英荷战争后，逐步走向衰落，其世界霸主地位被英国取代。 荷兰的崛起 荷兰是“低洼之国”的意思，近一半的国土和人口位于海平面以下。从13世纪开始，荷兰开始围海造地，修筑大坝，开凿排水沟渠，并利用风车把水排出洼地。很快，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出现了生机，正如英国作家欧文·费尔瑟姆所言：“荷兰人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神灵的护佑，因为他们驯服了海洋，让它按照自己的意志流淌。” 进入16世纪，西班牙人开始统治荷兰。1568年，荷兰爆发了持久的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战争。1579年，荷兰北部宣布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 刚独立的弱小国家荷兰需要大国的庇护，荷兰人便找法国国王亨利三世，要把荷兰的统治权交给他。由于法国当时正忙于内战，亨利三世无暇顾及荷兰，于是，荷兰人又找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没有把荷兰送出去。荷兰无路可走，只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了。 16世纪，欧洲各国宗教冲突不断，政局不稳，而刚独立的荷兰在其发布的宪章中规定：“每一个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得以宗教原因受到调查或迫害。”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使荷兰吸引了大批在其他国家受到宗教迫害的移民，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及大量资本，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带来了垄断世界市场的钻石贸易和金融服务，这些都为荷兰制造业的发展和商贸繁荣奠定了基础。 进入17世纪，荷兰的国际商贸地位不断提升，并发明了众多金融工具和市场行为，如荷兰式招标（荷兰式拍卖），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社会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股票，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这家交易所交易的郁金香球茎成为著名的郁金香泡沫。 到17世纪中叶，荷兰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工业制造和金融中心，垄断了制糖业、纺织印染业、军工工业。当时，世界用于海运的船只共有20000艘，其中的16000艘属于荷兰，荷兰拥有的船舶总吨位比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四国的吨位总和还多。荷兰共和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海军力量是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商贸和海运也主宰着世界。 荷兰的崛起要归功于其优越的政治制度。荷兰独立后实行共和政体，国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当时，荷兰很多企业家慷慨捐助，政府建立起社会福利制度，大力资助科学研究和发明创新，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这些都成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欧洲的科技精英和商人，甚至连土耳其人和美国人也涌入荷兰“淘金”。 三次英荷战争的爆发 为了对付北欧海盗的袭击，从1241年开始，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组建了强大的商业组织“汉萨同盟”。汉萨同盟有自己的武装船只，为同盟成员商船护航，有效地抵御了海盗的袭击。汉萨同盟垄断了欧洲各国的贸易市场，汉萨商人独占英国市场长达3个世纪之久。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1547-1553在位）决定把汉萨商人赶出英国。由于汉萨同盟完全是为了商人的自身利益建立起来的，没有考虑当地农、工、商业的生存情况，阻碍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为此，欧洲各国效仿英国，对汉萨商人下了逐客令，汉萨同盟最终于1630年解体。 汉萨同盟解体后，荷兰取代了其地位，控制了北海地区的贸易，荷兰人肆无忌惮地到他国沿海海域捕鱼，并把捕捞的海产品就近在他国销售。荷兰的海上霸权成为英国海外扩张的主要障碍。为了打压荷兰的海上贸易优势，英国议会于1651年通过了《航海法》，规定所有输入英国的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运输，这无疑断了荷兰人在英国的财路，相当于向荷兰下了宣战书。荷兰要求英国撤回《航海法》，遭到英国的断然拒绝，两国矛盾激化，在1652年到1674年之间爆发了三次英荷战争。荷兰战败后逐步走向衰落，英国一跃坐上世界霸主的宝座，成为18、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 荷兰衰落的原因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荷兰的衰落是因它没有与邻国结盟，在与大国的竞争中，它单凭自己的实力永远不能建立和维持其独立的商业制度。他说：“假如荷兰当初能与比利时、莱茵河流域地区和德国北部地区结盟，共同组成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那么，英法两国就难以凭借战争和商业政策，如此轻而易举地削弱它的海军力量，削弱它的国外贸易和国内生产能力。” 其实，政治联姻对荷兰没落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荷兰共和国执政威廉二世的儿子威廉三世，在1677年与表妹也就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结婚。1688年英国议会发动了“光荣革命”，威廉三世率500艘战舰万余大军登陆英国，将岳父大人赶到法国，并与妻子玛丽于1689年被加冕为英国共同国王。成为英国国王后，威廉三世还兼任荷兰执政，他便把荷兰精锐部队调到英国，引进了荷兰的整套商业模式，同时还把荷兰的许多能工巧匠、科学家、金融家、艺术家等招到英国，并从荷兰抽调到英国大量资金，使荷兰国力空虚，逐步走向衰落。（本文发《 新金融观察 》2013-02-04第024版）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