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学界的技术主义的泥潭 　　　　　　　　　　　　　　　　　张鸣 老早就有人发现，现在的中国学人，即使身为一个学科的大牌教授，在自己从事的专业上，可能是专家，但文化素养却不怎么样。中国文史哲的教授们在跟日本和韩国的同行交往中，发现人家多半能做几首律诗，往来应酬，但是我们的教授却做不到，强撑着做一首，也是张打油的嫡传，难免贻笑大方。 我们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但对方怎么样，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因为别的学科的书，基本不看的。即使本学科内部，也是画地为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以史学为例，不惟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各做各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界限分明，就是中国史本身，做明史的不看清史的书，做清代早期史的不问晚清史，做民国史的如果碰了晚清，也算捞过界。据说各有各的家法，各有各的规矩。一代一代往下传，谁坏了规矩和家法，大家一起鄙视之。据说，文学研究和哲学界，也大体差不多的状况，总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即使学术交流，也多在小圈子范围之内，出了这个圈子，就是聋子和傻子。 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 理工科之间的沟通交流现状如何，我不清楚，但文理隔阂的现状，却令人吃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大学都在致力于打通文理，原来的理工农医院校，都在大办文科。但在教师层面，文理之间的隔阂，却深不见底。理工科的教授，不仅是看不起，而且鄙视文科教授。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清华工科的教授，每当走过他们的办公楼的时候，都会蔑视地说声：卖狗皮膏药的。连法学这种当下的显学都看不起，更何况那些无论如何没有用的文史哲？原来强大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大抵有同一个感觉，每每感到他们被理工科的同事们视为累赘，吃白饭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师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学文科的人怎么还能混到饭吃。 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即使学历史的我，当初求学过程中，也经常会因涉猎较广，被前辈训斥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在传统上，教授往往被视为书香门第的，但现在的教授家里，却往往没有书。 当然，没有书，也不怎么看书的教授们，多数还是有专业的。工科的人会泡实验室，其他学科的人，专业书籍和杂志还是读的，有的人甚至读得还很仔细。跟前面讲的文史哲教授们一样，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 唯技术化的倾向，跟 1952 年以来，贯彻苏式教育体系有关。苏式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实用性强。指导思想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说法，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的合成体，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教师……。就是要强调把人培养成技术的工具，实用而且好用。按我们的过去的说法，就是齿轮和螺丝钉，但属于有技术含量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说，即便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阐释和阐发真理，证实真理的伟大。允许你做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那个年月，中国的科学主义盛行，人们讲话做事，科学两个字，就跟领袖的指示一样，带有绝对神圣的光环，但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却是技术至上。整个国家的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重技术轻科学。这是一种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学风，理论没有人理会，即使是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研究，也只重在所谓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上。所有的学问，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但做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很长时间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一是重理轻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选择。二是轻理论重技术，以至于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文史哲没有手艺，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艺，如果一个学文史哲的大学生，毕业后写不出漂亮华丽的文章，一辈子都会让人看不起。 这样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极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了学工、学农，思想道德教育。唯技术主义在实践的神圣性面前，简化成了怎么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还残存的一点文化素质的成分，就荡然无存了。不仅美术、音乐教育没有了，连历史地理课也从中学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们，除了简单的数理化、语文、政治之外，什么都不用学。即使数理化，也充斥着阶级斗争、水渠、堤坝计算这样超级实用的内容。社会上的各种出版物，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苏联的是修正主义，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全部封杀。文革后期虽然为了配合政治斗争，解禁了少量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全民的文化禁锢的状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即使是酷爱读书之辈，能读到的，也相当有限，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惟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己也被异化了。也就是说，人就不是人了，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

　　 张高平前妻哭诉媒体对其报道不公： 　　拨云见日的张高平叔侄每天在家里迎来送往，面对媒体记者和亲朋，一遍又一遍叙述十年冤情和商讨如何索赔。而在歙县县城距离张家几公里的一间出租房里，张高平的第二任妻子小琴（化名）却独自落泪。她在关注张高平的报道，为他们叔侄洗脱罪名高兴的同时，也为媒体报道对其不公正而倍加神伤。 　　“我才是一辈子真正的受害者，当年引产时胎儿已八个月，是计生引产而不是我自愿，其实我特别想生下这个孩子。”小琴重复着说这句话时，她的眼角涌出了泪水。 　　 一件未织完的毛线背心 　　昨日下午，在歙县徽城镇一间低矮、潮湿的出租屋，记者见到了小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餐厅，而灶台就在门口。 　　“你是第一个来采访我的记者，有的记者没来采访为什么胡乱写？”小琴清洗着豆芽，并未抬起头，对之前有关她的报道仍然怨气未消。 　　“出事后，张高平的妻子打掉了孩子，去监狱里跟他离了婚，给小孩织了一半的毛衣就扔在我房子里的地上。”这是一则报道中的描述，就是这句话，击碎了小琴的心。 　　“那不是一件毛衣，十年过去了，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件毛线背心，的确只织了一半，但之前我已经织好了几套毛衣。”小琴说，孩子突然引产了，还织它有什么用。她将未织完的毛线背心一并挂在衣橱里，离开张家时，除了自己的衣物，并未带走其他的东西。 　　但这件未织完的毛线背心，让张高平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想起了入狱前才四个月大的胎儿，才有了上述面对媒体的感慨。 　　4月16日晚上，小琴再婚后第一次来到张家，见到了从杭州回来的张高平，简单的问候后，她便质问张高平：“我也是受害者，我心里有多大的委屈没人知道，你让记者这样报道，是对我的人格侮辱，我要告你。” 　　争吵之后，张高平陷入了沉默。 　　 腹中胎儿八个月被引产 　　张高平被批捕时，小琴说，腹中的胎儿的确只有四个月。 　　作为张高平的妻子，在第一时间接到杭州市西湖公安局的电话时，她急得直哭，一整夜都没有睡。第二天，她和大哥张高发赶往杭州。“我向西湖区公安局局长跪下了，哭着求他，说张高平不可能强奸。”小琴说，哪有叔侄两个人同时强奸一个女人的，这在当年作风保守的歙县农村，是想都不会想到的事。 　　从杭州回来后，她开始拖着有孕之身，骑着电瓶车四处找人。这辆电瓶车是张高平送给她的唯一礼物。 　　小琴总算找到了一位老乡，帮她找了位律师。律师答应只收3000块钱律师费。小琴手上没有钱，她骑着电瓶车，跑了好几家张高平之前拉货的厂子，凑够了律师费。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小琴说，她除了每天为张高平流泪，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胎儿一天天长大，快八个月了，小琴说，她很想生下这个孩子。但由于张高平与前妻有两个女儿，小琴办不了准生证，一天晚上，计生办的人带着她去做了引产手术。 　　孩子没了，丈夫又在看守所，小琴的生活突然变得无比孤独。 　　 她眼中的张高平 　　与张高平的相识，是在1998年，那一年，小琴刚满17岁。 　　在浙江昱岭关一家酒店当服务员的小琴，经常看到开着大货车张高平前来吃饭。因为同是歙县老乡，小琴和张高平渐渐熟悉了。 　　张高平多次劝她回歙县县城打工，认为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异乡没人照顾。第二年，小琴果真来到了县城，但工作并不好找。张高平对小琴非常关心，而弱小无助的小琴对张高平也十分依赖，找不到住处，她临时住在张高平的家里。 　　此时，她才了解到，张高平的妻子几年前就离开了家，留给张高平两个年幼的女儿。终于，小琴和张高平住到了一起。2002年，符合法定结婚年龄后，小琴与张高平领取了结婚证。 　　“他平时大大咧咧的，心不细，但对我真的很好。”小琴说，张高平是为人非常真诚的一个人，所以在外面才有很多朋友，能接到很多业务。 　　在小琴眼里，张高平的老实也是缺点，太老实了，就是一种傻。“他为什么要带那个女孩子（受害人王冬）去浙江？如果不带她上车，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当年我去浙江见过他几次，每次去都埋怨他。” 　　 无处安放的伤痛 　　谈到与张高平离婚，小琴说，男人坐牢，孩子没了，在她背负巨大精神压力的时候，最需要有人安慰，这时候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丈夫在当地一家农贸市场帮人打零工，两人的女儿如今有7岁了。“张高平判的是无期，那时他也同意离婚，我们是调解协议离婚的，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我把身上仅有的100元钱交给了他。” 　　今年3月26日，浙江省高院对张高平叔侄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高平、张辉无罪。案子宣判前一天，张家的十几个亲戚朋友就赶到杭州。从媒体报道中，小琴看到了这样的内容：家里亲人朋友组成车队，开到杭州迎接他们回家，走到歙县县城，就开始每走一段停下来放鞭炮庆祝，到村口的时候，村里老老少少出来迎接。亲戚朋友给张家送了价值几万块的烟花爆竹，从两人回家那天起，张家连续三天宴请宾客，连放三天鞭炮烟花，门口红红的鞭炮纸堆积了厚厚一层。 　　小琴说，他们叔侄“清白”回来，她内心也很高兴。随后不久，她收到了张高平寄给她的“无罪”判决书。“我知道，他这样做是想让我挺起腰杆做人。” 　　在当地一家快餐店当服务员的小琴，生活再次被打乱。随后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开始让她手足无措，“打掉四个月的胎儿离婚”、“孩子毛衣未织完丢在地上”，“到张高平家讨赔偿款发生争吵”，她说，这起案件带给她的伤痛是无法言喻的，如今她在周围人和同事的眼里，却成了不折不扣的狠心、势利女人。 　　“我才是一辈子真正的受害者。”小琴说。

李光耀：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情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对越自卫反击战    ● 李光耀   　　 　　一次难忘的会面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进入专题： 邓小平 对越自卫反击战   

百元美钞变脸与美元币值稳定 作者：刘植荣 2013 年 4 月 24 日 ，美联储宣布，面值 100 美元的新版钞票将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开始流通。新版百元美钞指的是 2009 年版美钞，是美联储发行的第四版面值 100 美元的钞票。 美元是世界流通最广泛的货币，也是在美国境外被伪造最多的货币，为此，新版百元美钞增加了新的防伪技术，钞票正面中间拦腰织入一条蓝色 3D 防伪缎带，还增加了用变色油墨印刷的自由钟。由于防伪技术高端，印刷复杂，每张百元美钞的制造成本高达 11.8 美分。 美联储是根据 1913 年的《联邦储备法案》设立的，并于 1914 年发行货币。现在流通的美元式样和大小是 1929 年发行的第二版美元固定下来的，百元美钞长为 156 毫米，宽为 66 毫米。 新版百元美钞正面人物肖像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是美国著名的发明家和开国元勋之一，人们俗称百元美钞是“本杰明”。在美元钞票中，只有面值 100 美元和 10 美元的钞票不是总统肖像，面值 10 美元的钞票正面肖像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也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还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目前全球流通中的百元美钞有 89 亿张，其中三分之二在美国境外流通。美国铸币局称，流通中的百元美钞由于使用中的磨损，每张钞票的流通寿命平均为 7.5 年。 在 1969 年 7 月 13 日以前，美国流通中还有面值 500 美元、 1000 美元、 5000 美元和 10000 美元的钞票，但从 1969 年 7 月 13 日开始，这 4 种大面值钞票停止流通，流通中面值最大的钞票就是“本杰明”。 44 年来，美国流通中的钞票最大面值一直是 100 美元，美国没有发行更大面值美钞的打算，由此也可看出美元币值的相对稳定。当然，钞票面值不能过大还有其他方面因素的考虑，例如，面值过大，更便于洗钱、逃税和腐败，在银行系统外交易，逃避监管。拿行贿受贿来说，如果贿赂 5 万美元，需要 500 张百元美钞，这要一大堆；如果有面值 500 美元的钞票，则仅需要 100 张，可以把这些钞票很方便地装入一个信封中，使贿赂更隐蔽。 2013 年 4 月 25 日法国《世界报》报道称，欧洲央行正考虑将 500 欧元面值的纸币退出流通，因为人们生活中很少用到这么大面值的钞票，可不法分子却用它进行洗钱、逃税和腐败等活动。 从各方面数据观察，美元币值保持了相对稳定。 美国货币发行是有节制的。根据美联储发布的最新数据， 2013 年 3 月底，广义货供应量 (M2 ）余额为 104474 亿美元，而 1990 年末 M2 余额为 32748 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幅为 5.17% 。美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自然捍卫了美元币值的稳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 2013 年 3 月底，中国 M2 余额为 1036141 亿人民币元，而 1990 年末 M2 余额为 15293 亿人民币元，平均每年增幅为 20.12% 。在过去 23 年里，中国每年 M2 余额的增幅几乎是美国的 4 倍。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通货膨胀率是可控的。通货膨胀必然是货币现象，也就是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通货膨胀率多数情况下就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变化率，即通货膨胀率 = 〔（当期 CPI －基期 CPI ）÷基期 CPI 〕× 100%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从美联储 1914 年发行货币以来，年通货膨胀率超过 10% 的年份很有限， 1917-1920 年超过 10% ，分别是 17.4% 、 18.0% 、 14.6% 和 15.6% ，在这之后的 21 年间均未超过 5% ，其中有 10 年通货膨胀率为负， 1921 年为 -10.5% ， 1931 年为 -9.0% ， 1932 年为 -9.9% 。 1942 年至今，通货膨胀率超过 10% 的仅有 1942 年为 10.9% ， 1947 年为 14.4% ， 1974 年为 11.0% ， 1979 年为 11.3% ， 1980 年为 13.5% ， 1981 年为 10.3% ，其他多数年份在 3.0% 以下，还有 2 年为负。美国 1978 年 100 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 357.01 美元，而中国 1978 年 100 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 593 元人民币。以上实际数据证实，超量货币供应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 美元指数（ USDX ）基本趋于稳定。 USDX 是美元对所筛选的 6 种主要外币价值的变化情况。这 6 种外币及其所占权重是：欧元占 57.6% ，日元占 13.6% ，英镑占 11.9% ，加拿大元占 9.1% ，瑞典克朗占 4.2% ，瑞士法郎占 3.6% 。 USDX 上涨，说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上涨，也就是美元强势；反之， USDX 下降，说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下跌，也就是美元弱势。 USDX 从 1973 年 3 月开始编制，基期指数值为 100 ， 2013 年 4 月 26 日为 82.50 ，最高的 1985 年 2 月为 164.72 ，最低的 2008 年 3 月为 70.70 ， USDX 基本维持了稳定。 美元一直占据着外汇储备的主导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各国储备的美元在 1995 年占 59.0% ， 1999 年曾到达 71.0% 。由于欧元的流通， 2012 年外汇储备中的美元份额降为 61.9% ，欧元为 23.9% ，第三位的英镑仅占 4.0% 。可见，美元将长期占据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欧元无法与之抗衡。 从以上分析看，美元虽然早在 1971 年就与黄金脱钩，但美元由于币值相对稳定，它仍有较高的信誉，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哪种货币能撼动美元的主要世界货币和外汇储备的主导地位。（本文发《 新金融观察 》2013-05-06第07版）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