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作者： 信力建   1、中青报曹林：有了5年前应对灾难的经验和教训，公民、社会和政府变得成熟，没有表现出慌乱失措，没有被激情和悲情所裹挟，没有停留于无助的悲伤中，各种制度、组织和自媒体迅速运作起来。一个网友的话也许代表着中国人在灾难前的成熟：现在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泪水、惨烈和哀伤，而是感动、坚强和力量。 2、【壹基金：透明度是怎么炼成的？】雅安地震中，马化腾，柳传志，王石、潘石屹张欣夫妇都选择了通过壹基金捐助。壹基金为何让人信任？不仅靠李连杰和理事们的信誉，壹基金聘请了德勤为审计，记账则由毕马威负责，“谁把透明做得彻底，就越能够获取公众信任”（福布斯中文网） 3、4月19日晚，江苏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在其内部的接待中心进行豪华宴请，遭到群众围堵。管委会一负责人现场向群众下跪认错。21日，记者从上级主管部门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获悉，泰州市及高新区两级纪委已成立工作组，对此事展开调查。 4、针对21日有媒体报道大陆红十字会要求台湾红十字组织先援助500万人民币再进入四川雅安地震灾区一事，台湾红十字组织21日发布声明表示，此为错误报道，绝无此事。 5、据媒体报道，雅安地震灾区的芦山县双石镇截至21日下午5时仍处于通信中断、断水断电的状态。几乎90%的房屋被损毁。村民大多没有存粮，等了两天只获得了一车酸奶的物资。手里的粮食顶多能坚持两到四天。 6、2013年4月20日16时至4月21日16时，全国报告新增6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其中，江苏省1例，浙江省5例。目前，全国已确诊102例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死亡20人，康复12人。 7、马英九第二任期内，两岸是否可能开展政治对话，成为外界观察重点。马英九接受台湾《中国时报》专访时表示，大陆对此已表示应“稳中求进步”，不会给任何压力;而两岸现阶段仍有互设机构等更迫切的事，且台湾与大陆的政治对话时机仍不成熟，“大家都没有一致的意见，那又何必急？” 8、日本多名内阁成员20日和21日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副首相麻生太郎。这是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上任以来其内阁成员首次“公开”参拜。安倍21日没有参拜，但以首相名义供奉祭品。 9、21日，马云在出席某商业论坛时表示：我觉得互联网还有10年可以做。这些问题考虑了很多，但未必对。未来30年，比前30年更有挑战。所以我们公司做好了最不好的准备，谁渡过未来30年，才真正成为杰出的企业。所以前30年会很顺，后30年可能不会很顺。 10、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称其机构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地震预警，但预警系统的受众仅有汶川县、北川县在内的30多万人。雅安市还没有安装预警系统。 11、据英国《每日邮报》4月21日报道，美国波士顿警察局长埃德·戴维斯证实称，爆炸案2号嫌犯焦哈尔·特萨尔纳伊夫曾驾驶越野车将哥哥塔梅兰·特萨尔纳伊夫轧死，以防其被活捉。警方透露，塔梅兰与焦哈尔都决心不被活捉。曾接触焦哈尔的警官证实，他曾将枪对准自己的嘴扣动扳机。 12、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31个城市中，广州的结直肠癌发病率排在全国第三位。据广州市疾控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广州市癌症发病率达到了265/10万，死亡率156/10万，其中市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高。经过概算，广州市民累计发病率达到32%，市民终其一生有1/3几率患上癌症。 13、避震三字经！ 地震来，忌外跑，三角地，就近找；家首先，卫生间，次安全，厨房间，第三名，承重墙，第四名，实木（铁制）床。办公室，君莫忘，最安全，电梯旁，混凝土，有保障；次安全，柱子旁，材质好，承重强；第三名，卫生间，第四名，桌椅旁。不近火，靠近水，若被困，敲管道。 14、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蒙娜丽莎和吉普·哈丁夫妇共生有10个孩子，令人称奇的是，他们竟然将这10个孩子全培养成了“神童”尽管10个孩子没有上过一天中小学，从小都是在家接受母亲蒙娜丽莎教育，但最年长的6个孩子竟然全都在12岁前入读大学，而最小的4个孩子也聪明过人，准备12岁时考大学！ 15、@南方日报【中国红十字会81%三公预算用于出国】:中央各部门公布的三公预算安排中，商务部、体育总局、团中央、中国红十字会的出国费用占比均超过80%。中国红十字会的出国预算占其三公预算的81%。唯一出国预算为0的中央部门是全国总工会。中国红十字会并未加入国际红十字会。 16、金价大挫，连日来大批内地人赴港“抢金”。日前，香港的多间金行及银行1両、5両的金粒及“四条9”实金金条就已几近断货。香港金银业贸易场行政总裁卢琪昌称，贸易场供应紧张，香港市场仅四天已售出了逾吨黄金，每吨价值约3.6亿元港币。 17、中国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20日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晚分别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慰问，并称“愿意最大限度提供必要的援助”。中方表达感谢，“但现阶段不需要外国援助”。 18、浙江卫视《中国星跳跃》在馆内录制节目时，节目嘉宾、影星释小龙的一名18岁助理，因溺水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身亡。这起人员伤亡事故把近来饱受争议的跳水娱乐节目更推向了风口浪尖。 19、徐达风：面对雅安芦山地震，中国羽翼渐丰的社会媒体已可一马当先地引领舆论，传播讯息、提醒安全、表达祝福、加油鼓劲、发动募捐，以及指责嘲讽。部分官员、官方和半官方机构的官话、套话，急于表功和突出领导，五年过去，问题依然存在，通过媒体、网络，人们有目共睹。 http://www.impactchina.com.cn/guandiankuaibao/shizheng/2013-04-22/20162.html

作者： 老虎庙   此行陕北，我是带了大机器的。同时没有忘记永远把小机器也携带身边。大机器装在带拖轮的双肩背包里，小机器直接揣在兜里以防随时只需。我拖着包从满是污水的定边杀羊场走过，去了候老汉在县城里租赁的房户。 本没有打算就此歇息，因此只在候老汉的房子里坐了吃烟，一根接着一根，以解长途劳顿。万万没想到的是之后我竟在候老汉家坐了差不多一整天。 我对候老汉说这里不是我的目的地，该去乡里才是。所谓“乡里”就是姬圈村，距离县城八公里，途径全是沙漠。几年来，在那条没有形状的沙漠之路上我来回来去走过十一趟，至今没能识辨清楚。每回来接我的乡亲都似乎凭着嗅觉总能在最后一刻把我领到那十几户散落沙漠中的人家门前。后来我听从了候老汉的安排：电话打下去，民选村长沙启发接了话。候老汉传达沙队长的意思“沙队长说马上上来。” 自从那个谁也不想过问的悲剧小村的悲剧开演以来，20年里，村民们陆陆续续逃离了那个没有土地，有的只是限制性政策的鬼地方。候老汉就是在70岁高龄上被迫来的县城，在本该儿孙绕膝的晚年里做起了辛苦的麻将屋生意。姬圈村的村民在县城里星罗棋布着谋生，若是有人吆喝一下，足可以在县城里开一个姬圈村村民会。 又两个多小时，队长推开候老汉家门，来了。 沙队长和候老汉都被我请到过北京。那是三年前参加一次由NGO组织“守望家园”召开的水污染研讨会。我们希冀那次能为姬圈村找到援助律师。如今再见沙队，沙队和候老汉一样，都老了一截儿。这令我私底暗暗叫苦：冲锋在前的都老了，年轻的都在外谋生，维权事业后继乏人。 沙队长对我的这次造访明显表现信心不足，表现和候老汉截然不同。 后来，沙队长直接叫候老汉“出去一下”，让我感觉我似乎外人，有些意外。等到再进来的时候，沙队长对我说：“老张，我看是这样……你先在县城住下，我们回去，石占中（石生活的大儿子）去省城看病，顺便去了省信访办，也有三天了，说是今天就回来，我们看看结果再……” 姬圈村每年会有那么几次灾情。一是夏秋暴雨或者连阴雨的时节，再就是春天毒水湖冰面开化的时候。夏秋季的雨水对姬圈村的侵害是听得明白的事情。对春天里冰面开化其灾难结果，人们就有所不知。但这些年里无论水难如何肆虐，却很难惊动县府里的党干部。为此农民们多次造访，成效不大。所谓还有一点点成效的也只是“补裤裆”的措施。又往往借此补档，大搞轰轰烈烈宣传。等劲头一过，水照流，房照淹，人照愁。就此损失20年，是和国家的“退耕还林”“禁牧圈养”政策同一年生辰。期间的损失没有人过问，更难说谁会担责甚至赔偿。 此行前，我在电话里了解到的情况却有“新意”。政府见今年事态严重，在杨凤渠子村、姬圈村以及国道307和长城沿线的盐场堡乡所属地展开了筑临时土坝以疏导水向的行动。而疏导的结果不但没能“导流”，却更多的引发了所属地各乡、村以及盐场方面之间的矛盾纠葛…… 我对姬圈村的“古老灾情”是知道的，我曾就此“预言”：定边县的政府领导是要请大禹来做县长的！ 玩笑的话可以说说，“请个大禹当县长”也顶多是我的维权说辞不同而已，多少有点愤青，有点煽情。最终还是要看县府态度。县府态度又如何呢？20年如一日，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态度！ 沙队长话中有话，“前些天，村民们又去县上了……”我问是请愿还是其他。沙队长说递了封信，去了几十号人。做到县府不走，县里说县长书记不在。半小时后，盐场堡乡里来了人。说是十天后答复。我对沙队长说：“一定是乡县联合搞的‘维稳’预案，你们一定相信了，回来了，在等待……”沙队点点头。我还想说我的分析。沙队长打断我话，说：“是这样吧，既然县乡里答应说十天答复，我们就再相信他们一次。看看到十天了县里怎么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你就叫媒体来，你们就大搞一场。” 沙队长叫我在县里候老汉这里住下，先不要下乡看水，等待县里消息。 说罢，沙队长回了乡下。 候老汉在县里给我号了间50元一夜的旅馆，当夜住下。为防止好事不干，坏事不断的维稳公安骚扰，早早熄灯睡下…… 二天，我和候老汉没有按照沙队长所说去等。候老汉的侄子开着皮卡直接拉着我和机器，走了十多公里颠簸沙路，走进毛乌素沙漠。 在沙漠里的拍摄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原计划结束的时候，把车窗摇下，快速开车冲过姬圈村，透过单向贴膜窗拍摄村中水淹情况，车子却意外迷了路。侄子说，路子我熟悉就好像自己手纹。只是这水来得没规律，四处乱淌，一夜就变了样子,鬼都难开出去！ 我最终绝望地隔岸相望对面的“水村”姬圈。摇了一个大全景，告别了姬圈。 我和候老汉直接乘皮卡去了定边长途汽车站。花了八十元买了张去榆林的票，告别候老汉时我说，“今夜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原本是带点无奈何和哀怨的一句，却叫候老汉更是惆怅，“张师傅啥时候还来？”我想都没想，说：“当然要来，县里不是叫等答复吗？那咱们就等。日子不会太远……” 我和候老汉对政府不抱希望，沙队长所说的“等待答复”令人狐疑。但是我们得等，虽然这样的等待已有无数次，许多年。[写于洛阳/改于西安]

蔡宝刚：“旋转门”调控与法治化反腐 进入专题 ： 旋转门 权力流动 反腐败    ● 蔡宝刚   　　 　　摘要：美国“旋转门”调控是法治化反腐的一个缩影，其运转与控制所厉行的推进权力流动、防范利益冲突等反腐理论和实践经验，体现了对权力运作的内在静态、外在动态、行为过程的全方位制约，对我国法治化反腐的理论拓展、视域转换和成效改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旋转门” 权力流动 利益冲突 政府道德法 　　 　　我国对法治化反腐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对策往往滞留于权力制约的内在、静态和宏观层面，本文通过对美国“旋转门”（Revolving Door）调控这个具体问题的解析，着重对权力制约进行外在动态、实践个案和行为过程等层面的探讨，欲求域外法治化反腐的经验并希冀助益于我国法治化反腐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效。 　　 　　一、开启“旋转门”与推进权力流动 　　 　　“旋转门”本是表示政府（广义）高官与商界高管之间的职业角色转换，称为职场“旋转门”。进出“旋转门”的一端是私人部门的商界高管，主要指企业高层人员或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随着换届选举等机会加人政府，并可能作出有利于前雇主或未来雇主的决策；另一端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界高官，他们离职后到私人部门受雇工作或充当游说者，并利用在职时的知识经验、特别途径或人脉影响为自己或雇主谋取丰厚利益。美国是个流动性非常强的社会，一个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换八个工作，每个人都在经历某种意义上的“旋转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个不停转动的官商“旋转门”不仅使每一个想从政的人都有机会一试身手，也使得玩过一阵政治的人可以全身而退去商界赚钱过另外一种生活，官商两界不断输入新鲜活力和优化动力，相互需要且相得益彰。在满足个人价值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旋转门”为权力流动开启了进出通道和方便之门，通过职业转换的方式实现了高端领域的公共权力与民间权力之间的有序流动。由于“旋转门”涉及到进出公共权力的旋转，故又称为权力“旋转门”，因而这种意义上“旋转门”的运转与调控就具有法学和反腐败意义，权力的开放式流转和良性互动机制成为防范和抵御权力腐败的重要措施。 　　一方面，“旋转门”为掌握民间权力的商界高管进入政府高层任职开启了流动通道。“旋转门”的开启直接源自美国人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及其指导下的政治制度，“旋转门”能够为人们提供和实现职业转换自由、民主参政议政的进出通道。在其自由理念的支配下产生的民主政治制度中，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和主人，都有自由选择职业和参政议政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政府中的一员，公共权力的大门是对每个适格公民开放的，民间权力拥有随时可能进入公共权力大门的通道。尤其是在美国两党制的政治体制下，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每次换届选举都会使大批商界精英“上岗”，由于政府任期的阶段性，定期更新的美国政府无论谁上台，都要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安排班子，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往往导致数万人的工作变动，大量商界高官能够得以直接进入政府高级管理人员的行列，真所谓“一朝君子一朝臣”。联邦政府机构有两类官员，即受政治任命官员和职业公务员，每一任总统可以任命1万名左右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包括联邦法官、内阁成员和各部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独立机构负责人、总统办事机构负责人等，这些受任命者是联邦政府中的非职业性官员，一般不用公开竞争考试。职业公务员的工作是通过正式得多的程序获得的，他们是政府中自成一体的终身职业雇员，几乎不可能被解职的。 　　此端“旋转门”开启了进入高端公共权力的开放性通道，使得权力腐败的可能性大为减低和权力制约的有效性大为增强，公共权力的外在和动态的流转还弥补了权力内在控制和制衡的缺漏，形成了一种立体式防范和控制权力腐败机制。一方面，这些富有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商界精英进入高官领域后，带来了民间的务实作风和新鲜空气，避免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养成的官僚习气，由于任职时间的限制，促使其更加珍惜任职期间的工作机会，已有的商界丰厚利益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腐败的欲望，高官的薪金远远比不上高管的收入，很多人是出于政治热情而非经济利益才走上高官行列。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高端公共权力的开放性，使得那些有影响有实力的民间权力代表者在其任职前就有一个“旋转门”通道可以直接进入高官的行列，这些随时可能进入高官领域的民间力量构成了制约公共权力的巨大外在压力，从而成为冲击和制约任职高官权力腐败的有效措施。而且，这些可能进入政府的高官大多是一定利益集团的代表者，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是构成影响和制约公共权力的真正的和实质的因素。利益集团总是不断希望向政府直接输送自己的利益代理人，以尽可能获得政府的信息和政策支持，“旋转门”机制成为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以求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利益有效途径中的最重要一环，有利于其利益诉求向政策意见进而最终向国家法律的转化。这些利益集团的外在压力使得公共权力的运行受到来自各种力量的制约，从而降低了政府决策偏向某方利益而导致腐败的可能性，“代表社会各种不同群体利益的压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可以促使政府的公共政策趋于中性平衡，避免出现政策与立法上利益倾向性的偏差”。① 甚至在多元化的美国，“权力不是集中于国家和政府，而是分散于各种社会集团之中。行政管理不完全是国家机构的职权，相当多地转到一些社会组织手里”。② 　　另一方面，“旋转门”为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高官离职后退入商界开启了流动通道。“旋转门”衍生出大批离职高级官员的再就业，薪水相对较低的政府官员希望找个商界任职的“金饭碗”，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经历和能力能够给新雇主带来特殊的利益，使得他们往往成为商界争夺的对象，并纷纷成为各大企业的高管或充当其说客。从总体来看，自2000至2005年，在首都华盛顿的注册说客总数从16342人增个34785人，各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费用从2000年的15.9亿美元攀升到2004年的21.1亿美元，涨幅达30%。③ 从具体部门来看，如美国审计署2008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4年到2006年，有2435名前五角大楼官员被52家主要防务承包商聘用，其中7家大型公司聘用的人数就达1581人，报告估计至少有422人从军界进入企业界之后，跟从前所在的部门进行业务往来。从个人角度看，里面的“转”出去，外面的“转”进来，有的人甚至几进几出，如在美国军情商界的“旋转门”中不少人是数度往返的常客，曾经在里根政府中当过空军部长的阿尔德里奇，离职后到麦克唐纳一道格拉斯公司和美国宇航公司担任高管，小布什总统上台后他再度进人五角大楼担任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退休后旋即成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董事。④ 　　此端“旋转门”开启了畅通的高官领域的权力退出通道，对权力腐败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首先，高官的任职离职成为一种职业角色变换的普通和普遍的正常方式，诚如在其他行业领域就职一样，获取和使用公共权力不再那么困难和神圣，离开高官行列也不会那么失落与沮丧，就连美国总统也不例外，“美国旋转门中转来转去最耀眼的人物自然是美国总统，他们在几年前也许还是普通公民，几个激情的演讲后就成了美国总统，然后干几年后又回归带保镖的平民生活”。 ⑤这样就不会形成“官本位”的观念，以权谋私的念想与可能就会大大减低。其次，高级官员的短期任职大大减低了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如美国议员是不断改选换届的，六年任期的参议员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两年任期届满就要改选，除联邦法官外的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就任时间平均不到两年，地方政府机构高级官员的产生基本相同，甚至有些州的副州长、部长级的官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⑥ 由于官员腐败尤其是严重的腐败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而正常的权力退出机制使得高官员手中的权力成为短期和暂时的，不出几年这些官员的公共权力就要退出政治舞台。而终身任职的低级职业官员与走马灯似的高层官员之间有着天然的疏离，他们凭自己的才能长期任职，不用奉迎上司或依附某党，上司也难以支配影响下属，“这种职业的僵化进一步保证了多数受政治任命者——无论多么有能力或魄力—-不能对下属施加很多重要影响”。 ⑦不断流动的高层官员与相对固定的职业官员之间无法积累成比较稳固的权力关系网，二者形成了对事不对人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从而使得可能造成高官权力腐败的时间和空间几率大为减低，低级官员也会因为高官很少“前腐”而不敢或不能“后继”。再次，退出公共权力后的高官形成的民间权力能够更为娴熟和有效地影响和制约公共权力，如最为普遍的是离职高官受雇于利益集团成为游说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说客，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强大的民间力量。“游说活动作为一种权利诉求的实践未必是邪恶的”，⑧ 而且确实能够带来充分表达和实现该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的效果，也有诸多说客出于爱心和公心为弱势群体服务并使他们从中获益。同时政府也需要这些代表各种利益集团利益的说客们的信息、意见和建议，政府决策者通过接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意志表达，能够充分听取和采纳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使得科学和民主决策获得了广开言路的渠道，进而在协商和妥协的基础上形成政策和法律，“联邦政策的制定者们周遭充斥着竞争的声音，他们需要可靠的信息去丰富他们的管理经历和促进这种可靠性，而这些游说者们能更好地提供决策信息”，⑨ 游说活动能够有力地影响公共政策和法律走向，成为推动美国民主法治的进步的重要力量，“集团雇佣专职人员在立法过程中进行院外活动谋求利益的做法历来已久，今天美国法律全书中的很多重要法规来源于利益集团的办事处”。 ⑩ 　　利益集团的飞速发展为“旋转门”的旋转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旋转门”现象的存在及其带来的权力流动决定于美国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多元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利益表达主体和诉求，利益表达的集中方式就是政治上的党争现象，党争形成多种权力制衡与权力流动，使得民间权力与公共权力能够得以相互流动和相互影响。美国人生活在利益集团的迷宫之中，美国的各种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目之多堪称世界之最，60%左右的成年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美国建国伊始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便分析过多元利益集团问题，“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 11由于个人利益之间、利益集团之间及个人利益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每个利益主体都有自己利益表达的诉求，而利益纷争及利益表达的丰富多彩和畅通渠道必然形成政治上的党争现象，“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12 自由是党争的基本前提，而废除自由是不可能的，消除自由比党争的弊端本身更坏，言论自由是美国的最高价值，“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 13因此，只要作为“旋转门”存在基础的多元利益集团及其利益诉求存在，其所体现和实现的自由民主价值、推进权力流动带来的反腐效果要远远胜过其招致的弊端，致使美国大多数民众对“旋转门”并不十分排斥，“主要问题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他们的过分”，14 健康和正常的“旋转门”受到法律保护，并成为遏制权力腐败或法治化反腐的重要措施。 　　 　　二、控制“旋转门”与防范利益冲突 　　 　　尽管“旋转门”推进权力流动为反腐败带来了正面效应，但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的公共权力和退出政府的“准公共权力”同样也会滋生权力腐败，从而形成利益冲突。这里的利益冲突是反腐败及廉政研究中的一个专有名词，与通常所说的社会冲突含义上的利益冲突不同，特指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所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抵触、冲突与侵害。利益冲突的概念是假定，官员如果在某项政策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与己有利害关系，那么他们就可能自觉或不自觉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做出决策。政府官员本应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他们不得滥用权力为自己或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组织谋取私利。美国人把利益冲突看作是最重要的腐败源泉，为了防治腐败首先要避免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理论是美国控制“旋转门”现象的基本法理，即“旋转门”的运转易造成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旋转门 权力流动 反腐败   

任喜荣：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主义”与“问题” 进入专题 ： 宪政建设    ● 任喜荣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面临不同层面的理论分歧，其中分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理论冲突，集中反映了中国宪政建设中不同制度发展方向的理论选择。然而，宪政建设中的实践问题既不可能等待理论上的冲突尘埃落定，也无法完全涵盖于上述理论冲突中。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面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控权机制问题、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化问题、新媒体时代的“权利-权力”关系问题、国家基本政策的制度化问题以及宽容的宪政文化的养成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纯粹的理论选择问题。不应以理论上的所谓“冲突”取代对宪政制度具体问题的关注，应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的宪政发展道路。 　　【关 键 词】宪政建设/分权主义/民主主义/控权机制 　　 　　中国宪政建设已逾百年，新中国的宪政建设也已超过60年，宪政建设事关国家权力运行、社会发展、法治建设、人权保护，如此重要的研究领域自然就充斥了不同的哲学立场、政治追求、文化传统以及现实需要，“宪政”从来都是各种理论或曰“主义”竞逐的场所。本文借用发生在90多年前胡适与李大钊之间“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两个核心词汇，来展现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理论分歧和实践需要。 　　1918年7月胡适撰文《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那种空谈来自外国的某一理论或者“主义”，而忽视具体问题解决的研究方法。胡适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鲜明体现了其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李大钊积极宣扬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不论胡、李在哲学立场和社会理想上有多大的不同，从人类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史看，论战至今未分胜负。胡适强调的从具体的问题入手，透过对具体问题解决方案的假设和检验，来提出有价值的思想的观点，占据了很大的学术市场。学术研究讲求“问题意识”，针对问题提出对策避免空谈已成学术常识。但是，被胡适主观地贬为“空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来都不是空谈，在经历“文革”之后，“实践的唯物主义”正“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1](P297)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身便是立足于中国“问题”的，不仅在中国实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正在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分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理论分歧 　　 　　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面临不同层面的理论分歧，其中既有实行社会主义宪政还是资本主义宪政的所谓制度“性质”之争，也有是参照世界主流宪政模式建构我国的宪政制度还是寻求中国特色的所谓“国际主义”与“本土主义”之争。由于宪政建设的核心是如何在不同的国家机构间分配权力以实现有限政府，因此，上述两种争论在权力结构安排的价值选择上则表现为是实行分权还是集权的所谓“分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 　　(一)作为西方宪政制度“符号”的“分权与制衡” 　　“分权与制衡”在西方宪政发展史上具有“制度符号”的功能。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曾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即无宪法可言”，将分权确立为宪政制度的两大核心要素之一。分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但近代比较完整的分权学说，是由洛克所倡导，由孟德斯鸠加以发展和完成的。孟氏名言“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便是其权力制约思想的点睛之笔。分权与制衡，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三权之间通过适当的制度性机制使得彼此互相制约，彼此均衡，从而任何一种权力都无法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有效地避免专制，实现有限政府。分权与制衡思想为建构有限政府，实现宪政提供了内在的权力制约机制。 　　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正是运用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设计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框架，将分权学说转化为分权制度，并在全世界不同程度地得到应用。作为宪政理论核心的控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不仅成为许多国家构建现代国家制度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日益成为国际组织、区际组织以及国家间组织运作的基本目标和组织原则。作为宪政代表性制度形态的司法独立、违宪审查，也成为上述超国家组织的内部控权机制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欧盟(EU)、世贸组织(WTO)等，分别设立了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 　　当代中国的宪政理论研究深受西方“分权主义”的宪政理论的影响，或批判、或回避、或部分与全部的接受，都无法摆脱以西方的这一宪政理论为基本背景。从宪政实践来看，以我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反对三权分立，但适当的分权和有效的控权机制也是宪政建设的核心。因此，人大作为立法机关或国家权力机关如何发挥监督职能，司法机关如何独立行使审判权，一直是宪政建设中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民主主义”宪政建设观的形成及其制度化 　　新中国的建设者很早就接受了“宪政”这个概念，但是在中国宪政建设的核心这个问题上，却用“民主”取代了“分权”，我们可以将其概况为“民主主义”的宪政建设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对于何为“宪政”做了初步系统的分析，他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2](P735)以“民主”来解读“宪政”确定了当代中国宪政理论的基本解释路径，“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成为宪政的典范性定义之一。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也以反对“分权主义”为特征，对于西方资产国家采取的分权制度，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民主，恐怕不适宜。”“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3](P220) 　　在制度的建设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同时承载了民主建设与宪政建设的双重任务。作为国家权力结构关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取代“分权制衡”原则，成为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权力关系基本被确定，至今未改变。1954年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我国的现行宪法几乎做了完全一致的规定。在这一权力关系框架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一权力关系的特点是国家权力统一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作为法律执行机关的各级政府、作为司法机关的各级法院和检察院，不仅其权力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而且要通过一系列机制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一权力结构安排与西方“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安排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强调权力的集中和纵向监督，后者强调权力的分散和互相制约；前者在宪政建设的实践中重视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后者在实践中重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并努力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加强法院对其他两大机关的制约能力。 　　民主集中制虽然也承认国家机构的职权可以有立法、行政、司法权的划分，但在权力的结构关系上形成了与“分权与制衡”相对立的权力结构体系。我国宪法分别规定了全国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地位、产生、职权、职责等，但坚决摒弃了“分权与制衡”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反对把分权作为“永恒的规律”来谈论。[4](P52-53)恩格斯在1948年批判普鲁士政府大臣屈韦特尔等人赞扬孟德斯鸠分权论的言论时指出，“屈韦特尔先生和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及其虔敬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也像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样，这个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5](P224-225)邓小平曾多次批判分权与制衡，1987年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讲话中又指出：“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3](P195) 　　(三)民主主义与分权主义宪政建设观的冲突 　　民主主义与分权主义的宪政建设观在国家性质层面的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有学者甚至因此反对“社会主义宪政”这一概念，反对在中国建设“宪政”。一些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的理论争论也隐含了上述冲突，如关于我国应采取何种违宪审查或宪法监督模式的学术争论、关于司法独立与司法民主的学术争论等。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做出的司法批复引发了“宪法司法化”的研究，可算是“分权主义”宪政观的一次尝试，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批复废除，则可看做是“民主主义”宪政观的胜利。 　　但是，从实现人民民主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具体手段上看，民主主义与分权主义并不具有完全的不可通约性。 　　在自由主义宪政理论中，民主与宪政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表现为宪政要求限制民主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有西方学者说，“宪政实质上是反民主的”。[6] 　　(P224)但是，二者又具有共生关系，如果说代议民主理论主要解决了主权的归属问题，那么分权理论则直接指向了国家权力的内在制约。密尔在分析代议制政府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的同时，分析了代议制政府可能存在的危险，“民主制，和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一样，最大危险之一在于掌权者的有害利益，这就是阶级立法的危险；就是意图实现统治阶级的眼前利益，永远损害全体的那种统治的危险”。因此，“在决定代议制政府的最好构成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这种害处的有效保证”。[7](P98)而这种所谓的“有效保证”，任何熟悉西方宪政理论发展的人都知道就是“分权与制衡”。对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论证而言，二者缺一不可。近年来，随着参与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民主机制越来越多地渗透进分权的制度机制中，宪政与民主的紧张关系似乎在日渐降低。这与早期的宪政理论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转移。在现实的制度运行中，立法、行政、司法各环节的民主因素都不同程度得以加强。甚至司法机关的民主责任也日益受到重视。[8] 　　问题的关键是，在存在重大理论分歧的前提下，我们可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采取以问题为导向的宪政发展道路，从而为中国的宪政建设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呢？宪政制度在宏观上虽主要涉及国家权力的整体结构问题，但任何有利于其目的实现的制度安排都可构成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如要研究中国宪政建设中的问题，可从宏观之控权机制出发，亦可从微观之具体权利保障制度出发，也可从社会之观念、文化之转变出发。宪政建设问题繁复，关键在于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控权机制问题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承载了民主建设与宪政建设的双重任务。根据现行宪法第2条和第3条的规定，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确保最普遍的民主的同时，也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机制。在国家权力的行使应受到有效控制已成为普遍性共识的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控权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既是验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的实践基础，也是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分权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论争论抛开这一根本性的制度实践，将变得毫无意义。 　　(一)各级人大的监督权力能力问题 　　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结构安排，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能否有效地行使权力是宪政建设的关键。然而，人大监督权力的行使显然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监督权力的行使不利，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学者对于如何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或人大监督制度)的探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律理论界持续的热点。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背景下，2006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以人大预算监督权力的行使为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宪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