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 潘基文赞突尼斯民主宪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了突尼斯新宪法，他说，他相信突尼斯可以是一个“其他国家人民寻求改革的榜样。” 潘基文形容突尼斯的民主过渡为标志着致力于对话和协商，并呼吁突尼斯接下来的步骤要做到和平、包容和透明。他还敦促突尼斯确保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三年前的突尼斯起义开启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的国民议会星期天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是阿拉伯国家最进步宪法之一。 该宪法将开始使突尼斯成为一个并非基于伊斯兰法律的民主国家。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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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1.27）——进可攻退可守，大树底下果然好乘凉！
作者： 信力建 1、据报道，江西省日前印发《关于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意见》：今年起，经过单位批准后，江西省的国企职工可停职留岗创办企业，3年期满职工可自行选择是继续创业还是回到原单位上班。该政策一出，议论纷纷。有人愤愤不平，质疑国企员工创业竟可享受“超国民待遇”；也有人拍手叫好，称该政策刺激有才能的员工扔掉“铁饭碗”。 2、【南方报业退出新京报】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向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定的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转让其持有的新京报社49%产权，转让价格为2.94亿元。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新京报》变更为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 3、 1月27日是联合国纳粹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战犯艾希曼是以色列史上唯一被法院判死刑的罪犯。他是纳粹制定屠杀犹太人最终方案的操盘手，战后隐匿在阿根廷。摩萨德1960年将其秘密逮捕并运往以色列。1962年公开审理后被处死。学者普遍认为，战犯的罪不只是对犹太人，而是对全人类。 4、“玉兔”号月球车第二次月夜休眠前，受复杂月面环境的影响，月球车的机构控制出现异常，有关方面正在组织专家进行排查。新华网发“玉兔”日记，自述可能熬不过这个月夜，旅程提前终止也不害怕。 5、随着雾霾和交通拥堵等问题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日益凸显,逃离“北上广”等大城市一度成为热议话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中国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严重不足,在中国未来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应该更多地去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更多人选择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有更多机会和更多福利,或者能提高工资收入,“这是市场的选择,不是政府规定的。” 6、据英国《镜报》25日报道，因为连续访朝而陷入“麻烦”的前美国篮球运动员丹尼斯·罗德曼再度有了动静。因为在金正恩的生日时，他为金正恩送上了奢华的生日礼物而被认为“打破了美国的制裁”正接受调查。奥巴马总统于2010年签署的该法规定，美国公民向朝鲜出口奢侈品属非法行为。 7、数千名抗议者25日在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挥舞旗帜、高举横幅，反复高呼“不要举办世界杯”的口号。抗议活动最终演变成一场暴力事件。巴西世界杯计划今年6月举行，路透社称，这是针对世界杯的首场抗议活动，民众的怒火皆因举办这场大型赛事的高昂花费。 8、过去30年来跨国企业蜂拥来华的淘金热似已结束。英国《经济学家》25日发表题为“中国失去诱惑力”的文章称，许多(在华)外企的处境正变得日益艰难。这部分与(中国)增速放缓和成本上升有关，还包括限制外国银行的市场准入和屏蔽推特等，但这种“为难”似乎正在扩展。思科、IBM等设备商正面临斯诺登效应的强烈反冲，苹果蒙羞道歉，星巴克遭受价格欺诈指责…… 9、楚天金报报道，蕲春县胡利飞夜晚开车回家途中，遇一骑摩托车的男子倒在路边，忙掉转车头准备救助，殊料竟遭对方家属一阵痛殴。在派出所，他质问倒地男子，请他说句良心话，是不是被他撞的，对方的回答令他感到心寒，对方称不是你撞的你停什么车。 10、CNNIC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2013年我国微博用户较2012年底减少2783万。业界出现大量唱衰新浪微博的声音，将报告中的微博主体等同于新浪微博。受此影响，新浪股价应声下跌，市值缩水近5亿美元。 11、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各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按照县为单位、精准识别等原则，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建设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 12、百家乐、21点、数以万计的筹码，这样的画面并不是发生在拉斯维加斯或者澳门，而是明令禁赌的海南。三亚五星级红树林酒店变身赌场，门票1000元，单次下注最少200元，场内最大筹码面值5万元，有人一天就输掉几百万！ 13、BBC报道，参加日内瓦和谈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卜拉希米称，叙利亚政府将允许妇女和儿童离开霍姆斯，反对派同意向政府提供被武装团伙扣押的人员名单。他承认和谈进展缓慢，目前评估全面协议的前景还为时过早。如果这个协议执行顺利，将是和解的首个切实进展。（新浪） 14、【卫计委：不排除H7N9有限非持续人传人】卫计委印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称患者一般表现为流感样症状，潜伏期3-4天，尚无持续人际间传播的证据，不排除有限的非持续人传人。发病前1周内接触过禽类或者到过活禽市场者是高危人群，特别是老年人。 15、【教育部推新政：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教育部发文要求，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单校划片学校，用对口直升方式招生；多校划片学校，按随机派位等方式招生。公办、民办学校均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逐步减少特长招生。公办学校不得以各类竞赛证书或考级证明作为招生入学依据。 16、本月来，国家海洋局和安徽省先后发声，提出“一把手”将不再直接分管人财物。该做法在国内多省都曾有尝试，已渐成为趋势。学者认为，权利下放有助监督“一把手”，但配合“分权”还应出台相应的人财物管理具体措施、权力运行和问责追究制度。 17、25日23时，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镇远县报京大寨发生寨火，100余栋房屋被烧毁，目前大火已被扑灭，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此次事件与云南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大火相去不到一个月。26日山西省平遥县政府发布通告称，为了确保平遥古城的绝对安全，从即日起，该县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永久禁止在古城保护范围内使用电热扇(俗称“小太阳”)，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禁止销售、放飞孔明灯。 18、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金融机构贷出的住房贷款总额为4400亿元人民币，较第三季度的6000亿元为低，但和去年同期比较，却增长20%。中国主要城市去年房价持续上涨，去年全年房贷总额达到2.3万亿元，前年为9987亿元。 19、意大利的社会逐渐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刻板印象，越来越多男性申请育婴假，在家照顾新生宝宝。据报道，从2008年到2012年，意大利男性申请带薪育婴假的比率成长了56%。在这4年期间，共有12.4万“奶爸”申请育婴假；在2012年申请育婴假的总人数中，男性占了11%。整体而言，申请育婴假的比率成长了9%。 20、日本“放送协会”（NHK）会长籾井胜人履新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慰安妇问题发表争议性言论。籾井胜人说，日本在二战期间使用慰安妇和其他国家没有区别。他说，这样的女性战争期间哪个国家都曾有过，比如法国、德国。籾井胜人发表慰安妇言论在中国媒体引发一片口诛笔伐。官方、半官方媒体称他“大放厥词”、“发表谬论”。 21、【四大家族贪腐吗？】可靠资料显示，蒋中正一生清廉，宋美龄唯一房产是陪嫁，在上海霞飞路，晚年12万美金存款由外甥女孔令仪保管，在美吃用居住医疗都是孔家出钱；陈立夫在美养鸡为生；经济学出身宋子文有些投资；孔祥熙主要财产失于大陆；蒋方良缺钱不能回俄省亲。宋子文孔祥熙曾要求华府公布其财产。 22、【李娜：坚决不上春晚 冯小刚call我就关机】媒体：“如果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打电话邀请李娜上春晚会如何呢？”娜姐给出的答案，很霸气：“我关机。我不会上春晚，难得有时间陪家人，我会在家，不接受任何邀请。”娜姐会在本周回到武汉，至于何时再返回赛场，目前还没有消息。 23、【新京报：“高收入标准”要符合民众的认知】有一种脱离实际叫“被高收入”。民众最不乐意看到的情境是，用平均数字抹消收入差距，把穷人变成中产，把中产说成富豪。我们的高收入标准过低，最终造成的实际后果，只能误伤中产。中产阶层福利因此缺乏足够的保障，甚至权利受到抑制。 24【什么是投行】有一个投行菜鸟问：“什么是投行？”前辈拿了一些烂水果问他：“你打算怎么把这些水果卖出去？”菜鸟想了半天说：“我按照市场价打折处理掉。”这位前辈摇摇头，拿起一把水果刀，把烂水果去皮切块，弄了个漂亮的水果拼盘：“这样，按照几十倍的价格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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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大家庭，拼命地粘在一起，一方面为了抱团好在没有真正规则的中国生存，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虚假的亲密。其实，这种拼命粘到一起的状态，只有一个人会感觉很好，就是大家长，其他人都难受，想逃离，就是没有谁敢第一个造反。 最专制的大家庭中，最可怕的不是大家长，而是帮凶。有的大家庭，几乎所有人都会成为打压某个人的帮凶。我听到的一个案例，儿子惹了小祸，先被父母、爷奶、叔姑等一家十多人人轮流辱骂，接着被脱光衣服，吊在树上，拿皮带抽，而且是男性亲人轮流抽，抽的时候，女性亲人旁边哭着说，孩啊，都是为你好啊。 打完后，从树上放下来，行凶的父亲等男性亲人也哭，一边哭一边说，孩啊，你恨我吗？你可不能恨啊，你恨就是没良心啊，我们都是为你好。靠，被超严重强奸了，还被洗脑，让自己否定自己的痛苦感受，并说，你们强奸得好。 这样的大家庭中，大家长有巨大权威，其他人习惯性做帮凶，每出现一个反抗者，大家一窝蜂去教训他，这成了一个模式。 一女子抗婚，因为婚姻是父亲安排，她不喜欢。结果，所有亲人轮番上阵，哭，骂，苦口婆心，都是要她从了吧。轮番上阵，是反抗者最惧怕的，这时，哪怕有一个支持者，她的勇气都会增加百倍，可没有。 如此可怕的故事，我以为我的父母那个时代才会经历，可咨询发现，现在，在我们的国度，还广泛存在着如此可怕的故事。希望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故事的广泛存在，和严重程度，坚决不要做无形中的帮凶。 家庭图景，和社会图景是一样的。他们还有很深的联系纽带。社会上，只允许一个男人存在，于是其他男人的自恋被毁坏了。这个男人，转而到家里寻求自恋被满足。并且，因他将社会图景合理化，所以他会自动地将这个图景在家中推行。 于是，在外界，他是一个奴才，在家中，他让别人做奴才。 中国式大家庭中，女家长也不少见，而且女家长对晚辈的压制程度，在暴力虐待上或有不如，但在严密程度上，常远超男家长。结果是，这样的大家庭更窒息。 咨询界一个说法是，精神分析在中国缺乏土壤，因精神分析的前提是，一个人得有个体性自我，而中国人是群聚性自我。 群聚性自我，是为了在丛林生存而积攒力量的方式，如同蝗虫与蚂蚁，聚在一起才有了巨大力量。西方社会构建了真正的规则，遇到冲突基本可以信赖社会体系，不再是丛林世界，个体性自我才有了充分发展空间。 关于精神分析，以我咨询的经验看，在中国一样非常有效。进一步讲，即便在丛林般的中国，形成清晰的个体性自我，也是深具价值的。并且，有了一个清晰的个体性自我，可以更好地在中国生存。毕竟，在中国并不只是太监、奴才与僵尸存在，有觉知的个体，一样可以很好地生存。 形成个体性自我的关键，就是哺育一个人的感受。大家庭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虐待，而在于感受的被否定。你被残酷虐待后，大家庭的其他人都对你说，那不是虐待，那是爱，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怎么可以恨大家长呢？！他的一切都是出自爱。电影《英雄》中，男刺客含笑赴死，就是死在这种思想毒中。按照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男刺客是不能弑父，并将弑父的罪恶感化为自杀，但在中国，这应该更复杂一些。 只有大家长有威严。譬如刘罗锅的电影中，皇帝果真伟光正，一副尊严的爷样，有正气的罗锅必须驼背，必须玩各种花样，和珅则永远谄笑着。 美国人发明了情商一词，他们的情商，有尊严为底。可中国式情商，就是王刚饰演的和珅那张脸，就是岳敏君作品中的那种貌似大笑实则苦笑的脸。无数张这样的面子脸，构成了表面要和谐但永远暗流涌动的中国。 所以，我们的街道可以到处都是伟光正式的口号，但不可能像欧洲的小路那样干净。 再看中国历史，哪怕再出类拔萃的文人，都缺乏个体性自我，逃到山里的隐士，也会幻想着哪一天被皇帝这个大家长请出来，给予重位。这是为什么我之前写，看唐诗宋词都很失望，因都弥散着这个味儿。 文人在描绘中国历史，而流氓却在创造中国历史。刘邦与张良，朱元璋与刘伯温，这种配合贯穿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朝代。哪怕洞烛天地的最强中国文人，也只能在中国历史上做配角。或许原因是，流氓中文化的毒比较少，还有自我，而最强中国文人，却丧失了自我。 基督教文化，有一个神性的大家长－－上帝。于是，家庭中就没有了人神般的大家长，甚至强势的国王们都不能成为一个理直气壮的大家长。但在基督教前，看古希腊的神话，宙斯也没有拥有决定一切的权势，而其他众神也常常不和宙斯一条心。看书太少，还不知道这个差异是怎么形成的。 春运这一典型的中国图景，是中国大家庭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呈现，那些不顾一切归家的人，你是归向家温暖的怀抱，还是归向一个大家长的权势？你是享受着那份家的亲密，还是只是为了圆一个表面团结的幻象？希望是前者。然而，一旦是前者，春运这一强迫症式的宏大场面将不复存在。 稀里哗啦写这么多，都是顺手写的，只是思考，不是定论。如果你非当成定论，那就不是我的事了。最后一句话：尊重你的感觉，哺育你的感受，成为你自己。 网友的经典回复： @天天天蓝的天空: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当领导的叔叔要我填师范，我不肯，因为一直都想去中大，后来，整个家族的人都轮番上来，说你的选择错了，然后的然后，我整个人身心崩溃了，高考也考砸了。我用了四五年的时候去恢复，而给我勇气的是我的一个表姐，因为她，我才成了现在的我。 当时，我在日记本上写了满满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上了大学之后，家族里的很多人一见面都在说，看，你的人生走得多糟糕。现在回过头去看，上哪个大学也没有想象中的重要。我的表姐，是唯一一个会站在我的角度上支持我的人 我现在还好，没觉得自己有多糟糕，倒是觉得这四五年的时间慢慢地真正地成为了自己，一个内心独立也慢慢强大的自己。 @面包山:我外婆是个非常强势的大家长，喜欢用贬低和批评的方式对待家人，这样大家就听她的，不听她的她就先批评，然后说你这个人很奇怪，再不听就骂你固执，最后大吼。她特别喜欢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总让小辈出钱买大房子好一起住，但是因为大家都怕了她，结果是三个女儿只有一个在身边 @青山不碍:这个场景很象红楼梦里－－宝玉挨打。。宝玉被打的皮开肉绽，旁边的人围着哭，说－－改了吧。。 @扑闪扑闪的眼睛:法律无法有效保护每一个个体时，大家只能“组团”自保，尤其法治薄弱的偏远农村，村与村民，乡民与乡民之间的矛盾只有靠武力来解决，哪族哪家人壮汉多就是王道。当然，这一现象也普遍出现在城市，比如湖南帮，江西帮，福建帮等，半社团性质的老乡团体 @Mindy玥:最可怕的是，这种模式在被冠以孝顺的头衔后堂而皇之地横行下来。 ［我的回复］维护群聚性自我，维护大家长权威，这就是孝道存在的意义。 @一头爱游泳的猪:滑稽的是，每年一次的全人类最大的迁徙，其实不是为自己，而是只是因为不能和别人不一样。 ［我的回复］必须和别人一样，而且要比别人多一点，表现好一点，这样有面子。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7645590102e8jg.html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过年，记得回家，爸妈在等你 回家过年！ 租个男友回家过年 快过年了啊，我煮点心灵鸡鸡汤给大家喝 过年抱一只萌兔子回家吧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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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胡佳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 继维权律师许志永周日（26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判处4年有期徒刑后，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又被国保总队以涉嫌“寻衅滋事”的名义带走。 胡佳在周日下午5时半左右在twitter上表示：“刚才17:20，多名穿制服的警察出现在我家门口，出示手续要以‘寻衅滋事’的名义传唤我。上一次是2013年3月14日，那次国保总队将我打伤。这次肯定和我在网络上为伊力哈木、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呼吁（释放）有关。我要换衣服和他们走了。” 5时50分左右，胡佳又发twitter称：“我马上和国保总队的人走了。也许会先到中仓派出所。我做好被羁押的准备。如果24小时没消息，请告知我的律师莫少平、尚宝军、丁喜奎。保重。” 国保人员在门外等候准备把他带走时，胡佳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说：“因为我曾参加过许多街头抗议。” 他说：“我曾请求官员公开他们的财产，并表达过与那些被捕人士站在一起。我曾呼吁许多人关注和推动这些街头抗议。 现年40岁的胡佳多年来从事众多社会运动，包括环保、为艾滋病患者维权和争取民主、人权等。 2008年，胡佳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 同年，他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表彰他在人权领域的贡献。 （撰稿/责编：尚清）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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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人们想起的主要是被错定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份子中的知名人士。至于中共党内被打成右派的高级领导人却很少为人提及。研究反右派运动，不触及这一个方面，至少是不全面的。 一 党内外“一视同仁”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当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中，对形势的严重性作了这样的估计：“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1] 在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以后，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专就党内反右派问题发出指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说，随着反右派运动全面深入地展开，党内的右派份子也更多地暴露出来。据统计，目前已发现党内右派份子约三千人[2]，他们多数是1949年前后入党的，有不少是有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指示》宣称，这些党内右派份子的暴露，是这次反右派运动的很大成绩，这对于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指示》指责党内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份子的斗争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他们划为右派。《指示》提出，对于一个党员应否被划为右派份子，应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但是，“既然他〔们〕的言行同党外右派份子一样，就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们〕同样划为右派份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党内右派份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那些同党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份子。”[3] 那末，上述所指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的党内右派份子究竟是哪一部分人呢？ 早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时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是很危险的。”他接着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4]。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5] 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党内的思想动向时又指出[6]：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他还具体点名说：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 毛泽东这两次讲话，都是在1957年6月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之前讲的。主要点了党内一些对政治生活缺乏民主、对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农业合作化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的中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就认为这些意见是一种右倾言论，它所反映的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的思想。 二 毛泽东亲自“督战” 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反右倾引起的急躁冒进，1956年反冒进，1957年秋冬开始反反冒进，这场党内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在中共省级领导人中，有着同样尖锐的反映。因此，在毛泽东狠批反冒进的同时，对这部分省级领导人进行批判、整肃也就理所当然。如果毛泽东斥责反冒进离右派只五十米，没有把1956年反冒进的主要领导人打成右派，那这一部分省级领导人在1957年就在劫难逃了。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在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中说：1957年7月上旬，南京已热似火炉，毛泽东不避酷暑专赴南京，召集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亲自向他过问抓右派问题[7]： 毛泽东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九十分；八句话讲对，就打八十分……”毛泽东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听了顿时生起气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右派”，那我就是“头”。所以，我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听了我这么表态，毛泽东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毛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对党内的高层领导人，什么样的问题算是右派，毛泽东是有过说明的。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句话时，就举了各省、区党委的例子。毛说：“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这样的问题。”[8]又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八省区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的，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份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毛还说，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9]。从这里大体上可以看出，在各省内部凡对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扭曲等现象持有意见的省级领导人，即被认为是“反党集团”，或“地方主义”。 三 被定为“右派”的省级领导人 当年实际被定为“右派”的省级领导人有多少呢？公开报导的如下： 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份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10]，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反党集团。开了中共党内把省级领导人打成右派份子的先河。 紧随其后的是安徽省委。1958年1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份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李锐，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等人打成反党集团[11]。 1958年2月，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开除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钧，省委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等人党籍的决议，认定孙殿才等人结成了一个右派集团[12]。 1958年3月，中共青海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已被打成右派份子的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决定将他开除出党[13]。 1958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第一届第五次全体会议，认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刘洪涛，省委候补委员、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杜存训是隐藏在党内的右派份子，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14]。 1958年5月，中共云南省委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指控原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结成反党集团，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15]。 195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扩大）“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潘复生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16]，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1958年6月，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揭发批判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和右派份子徐江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等被打成反党右派集团和右派份子[17]。 1958年6至10月，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粉碎了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18]，辽宁省委书记王铮，省委书记兼省长杜者蘅，省委书记、副省长李涛，省委委员、旅大市委书记兼市长宋黎，省委常委、省工会主席张烈，省委常委、秘书长吴铎等人被打成反党宗派或右派份子。 此外，被扣上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地方主义反党帽子的，还有：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古大存，省委书记、副省长冯白驹，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自治区党委常委伊敏诺夫、艾斯海提等省级领导人。 四 被打倒对象的主要“罪行” 纵观当年各省、区党委揭发批判的省级领导人，除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从1950年代初就被扣有地方主义帽子，这时又被定为右派、反党；浙江的沙文汉因对省委内部民主生活不够，省委与省人民委员会之间缺乏明确分工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提出批评意见被打成反党，并定为右派以外，绝大多数是1955年夏季农业合作化反“右倾”中持不同意见者，少数是1958年“大跃进”发动起来以后，一些坚持不随风起舞的人。其中以河南省在原省长、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领导下，反对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斗争搞得最火，在全省范围层层开展打倒“潘家店”的反右倾斗争。从当时公布的材料来看，被打倒对象的所谓“罪行”，主要分以下几类： （一）对1955年农业合作化反右倾持反对意见 安徽省委指责李世农：反对省委的反右倾决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诬蔑省委提出反右倾之后，下面“搞得很糟”。说1957年大放大鸣期间，李世农公然攻击省委的反右倾方针，否定反右成绩，叫嚣：“反右发生了偏差，省委要负主要责任”，讲反右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个“老公式”。还散播“合作化后，已经没有两条道路斗争”，现在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今后斗争只是“新旧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自己阶级的志愿”等等反动谬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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