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林蕴晖：高干右派：反右中的党内“战场”

　　 一提起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人们想起的主要是被错定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份子中的知名人士。至于中共党内被打成右派的高级领导人却很少为人提及。研究反右派运动，不触及这一个方面，至少是不全面的。

　　 一　党内外“一视同仁”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当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中，对形势的严重性作了这样的估计：“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1]

　　 在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以后，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专就党内反右派问题发出指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说，随着反右派运动全面深入地展开，党内的右派份子也更多地暴露出来。据统计，目前已发现党内右派份子约三千人[2]，他们多数是1949年前后入党的，有不少是有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指示》宣称，这些党内右派份子的暴露，是这次反右派运动的很大成绩，这对于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指示》指责党内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份子的斗争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他们划为右派。《指示》提出，对于一个党员应否被划为右派份子，应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但是，“既然他〔们〕的言行同党外右派份子一样，就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们〕同样划为右派份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党内右派份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那些同党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份子。”[3]

　　 那末，上述所指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的党内右派份子究竟是哪一部分人呢？

　　 早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时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是很危险的。”他接着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4]。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5]

　　 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党内的思想动向时又指出[6]：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他还具体点名说：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

　　 毛泽东这两次讲话，都是在1957年6月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之前讲的。主要点了党内一些对政治生活缺乏民主、对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农业合作化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的中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就认为这些意见是一种右倾言论，它所反映的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的思想。

　　 二　毛泽东亲自“督战”

　　 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反右倾引起的急躁冒进，1956年反冒进，1957年秋冬开始反反冒进，这场党内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在中共省级领导人中，有着同样尖锐的反映。因此，在毛泽东狠批反冒进的同时，对这部分省级领导人进行批判、整肃也就理所当然。如果毛泽东斥责反冒进离右派只五十米，没有把1956年反冒进的主要领导人打成右派，那这一部分省级领导人在1957年就在劫难逃了。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在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中说：1957年7月上旬，南京已热似火炉，毛泽东不避酷暑专赴南京，召集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亲自向他过问抓右派问题[7]：

　　 毛泽东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九十分；八句话讲对，就打八十分……”毛泽东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听了顿时生起气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右派”，那我就是“头”。所以，我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听了我这么表态，毛泽东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毛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对党内的高层领导人，什么样的问题算是右派，毛泽东是有过说明的。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句话时，就举了各省、区党委的例子。毛说：“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这样的问题。”[8]又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八省区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的，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份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毛还说，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9]。从这里大体上可以看出，在各省内部凡对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扭曲等现象持有意见的省级领导人，即被认为是“反党集团”，或“地方主义”。

　　 三　被定为“右派”的省级领导人

　　 当年实际被定为“右派”的省级领导人有多少呢？公开报导的如下：

　　 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份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10]，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反党集团。开了中共党内把省级领导人打成右派份子的先河。

　　 紧随其后的是安徽省委。1958年1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份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李锐，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等人打成反党集团[11]。

　　 1958年2月，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开除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钧，省委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等人党籍的决议，认定孙殿才等人结成了一个右派集团[12]。

　　 1958年3月，中共青海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已被打成右派份子的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决定将他开除出党[13]。

　　 1958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第一届第五次全体会议，认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刘洪涛，省委候补委员、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杜存训是隐藏在党内的右派份子，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14]。

　　 1958年5月，中共云南省委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指控原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结成反党集团，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15]。

　　 195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扩大）“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潘复生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16]，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1958年6月，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揭发批判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和右派份子徐江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等被打成反党右派集团和右派份子[17]。

　　 1958年6至10月，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粉碎了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18]，辽宁省委书记王铮，省委书记兼省长杜者蘅，省委书记、副省长李涛，省委委员、旅大市委书记兼市长宋黎，省委常委、省工会主席张烈，省委常委、秘书长吴铎等人被打成反党宗派或右派份子。

　　 此外，被扣上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地方主义反党帽子的，还有：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古大存，省委书记、副省长冯白驹，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自治区党委常委伊敏诺夫、艾斯海提等省级领导人。

　　 四　被打倒对象的主要“罪行”

　　 纵观当年各省、区党委揭发批判的省级领导人，除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从1950年代初就被扣有地方主义帽子，这时又被定为右派、反党；浙江的沙文汉因对省委内部民主生活不够，省委与省人民委员会之间缺乏明确分工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提出批评意见被打成反党，并定为右派以外，绝大多数是1955年夏季农业合作化反“右倾”中持不同意见者，少数是1958年“大跃进”发动起来以后，一些坚持不随风起舞的人。其中以河南省在原省长、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领导下，反对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斗争搞得最火，在全省范围层层开展打倒“潘家店”的反右倾斗争。从当时公布的材料来看，被打倒对象的所谓“罪行”，主要分以下几类：

　　 （一）对1955年农业合作化反右倾持反对意见

安徽省委指责李世农：反对省委的反右倾决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诬蔑省委提出反右倾之后，下面“搞得很糟”。说1957年大放大鸣期间，李世农公然攻击省委的反右倾方针，否定反右成绩，叫嚣：“反右发生了偏差，省委要负主要责任”，讲反右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个“老公式”。还散播“合作化后，已经没有两条道路斗争”，现在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今后斗争只是“新旧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自己阶级的志愿”等等反动谬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