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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腐败是滥用公职以牟取私人收益的行为。所有类型和形式的腐败都损害各类人权，包括集体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一些腐败形式中，滥用公职本身就构成了对人权的损害；在另一些腐败形式中，滥用公职本身并不构成对人权的损害，但是其牟取私利的环节必然或可能导致对人权的损害。任何人都是腐败及其导致的对人权的损害的受害者。预防和打击腐败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关键词】腐败；人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在当今世界，打击腐败和保障人权不仅是许多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国际法的规制对象。但是，无论是在国内法律制度中，还是在国际法律制度中，这两者都是平行的领域，基本不存在交叉。随着国际社会对于这两个领域的认识不断加深，一种认识正在逐渐形成，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雷（NaviPillay）在2013年3月召开的人权理事会“腐败对享受人权不利影响问题小组讨论会”上的开幕致词中所说，即腐败对人权具有“极为不利的影响”。[1]然而，笼统地提出腐败对人权有不利影响是不够的，只有对这种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才有可能更好地从人权角度遏制和打击腐败，从反腐败角度尊重和保障人权。 　　 一、各类腐败对人权的损害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只是程度不同。对于何为腐败，几乎所有人都有大致的认识，但是目前尚不存在得到普遍接受的腐败定义。绝大多数国际反腐败文书也只是列出构成腐败的行为的清单，而不对腐败作出一般性的定义，这是因为，对腐败概念的精确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极为困难，无法包括所有的腐败表现和形式——这些表现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国家的具体情况。在不展开探讨腐败的各种定义的情况下，{1}为了本文的目的，可以借用世界银行对于腐败的定义：“滥用公职以牟取私人收益（the abuse of public office for private gain）?”[2]（P8）{2} 　　 腐败有多种表现和形式。裉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其他反腐败国际文书的规定，贿赂、贪污、挪用、影响力交易、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等是得到较为普遍认同的腐败形式。{3}任何腐败表现和形式都可以按照一种常用的方式归类为“大宗腐败”（Grand Corruption）或“小额腐败”（Petty Corruption）。按照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反腐败的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定义，大宗腐败是指“政府高层所作的扭曲国家的政策或核心职能、使得领导人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而获益的行为”，[3]（P23）小额腐败则指“中低层公职人员在其与普通公民的交往中对受托权力的日常滥用，这些公民一般是试图在诸如医院、学校、警务部门和其他机构等地获得基本的物品或服务”。[3]（P33）一般而言，大宗腐败涉及高级政府官员和大量资产，而小额腐败涉及低级公务人员和少量钱财，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 　　 无论是大宗腐败还是小额腐败，对于人权都有损害，但是损害的具体表现和方式有所不同。首先，人们在直观上更容易察觉小额腐败对人权的损害。例如，如果某人不得不向公立学校的校长行贿而为其子女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这种腐败行为对受教育权的损害就比教育经费被大规模侵吞对受教育权的损害更容易被感知。其次，小额腐败比大宗腐败更多地导致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例如，如果诉讼的某一当事方向法官行贿，这将直接导致另一当事方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被直接侵犯的后果；作为比较，如果有人向有权任命者（国家元首或议会议员）行贿以获得高级司法职位，这种行为本身并不直接侵犯任何人的人权，尽管事后极有可能对于被任命者的审判行为的公正性产生影响。最后，尽管大宗腐败对人权的损害不易被察觉，尤其是因为大宗腐败较少直接侵犯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宗腐败对人权的损害比小额腐败要小。相反，由于大宗腐败涉及掌握更多权力和资源的高级公职人员，因此比小额腐败更容易影响大面积的不特定人群。例如，教育经费被大规模侵吞的情况或者医务主管官员在药品和医疗器材的采购中受贿的情况都将导致相当数量的个人的受教育权和健康权受到严重的损害。可见，尽管就腐败现象本身而言，大宗腐败和小额腐败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而且它们损害人权的具体表现和方式也存在不同，但是“两者都构成一个社会中更大的腐败图景的一部分”，[4]（P33）无庸置疑都对人权产生损害，因此在对腐败与人权关系的研究中，对这两种类型的腐败应予以同等程度的重视。 　　 二、腐败对各类权利的损害 　　 在人权理论中，人权一般被分为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集体权利主要包括生存权、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等。个人权利分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无论对于何种类别的权利，腐败都会产生损害。 　　 （一）腐败对集体权利的损害 　　 在集体权利中，自决权、发展权、生存权存在紧密的联系，这些权利都可能受到腐败的损害。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共同第1条，人民自决权除了包括任何人民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的权利之外，还包括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以及自由处置其天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这种经济层面上的自决权是任何人民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然而在很多国家，自然资源经常成为腐败行为的侵吞对象，使得本来应该和能够用于发展的自然资源被掠夺，而“夺取国家的资源、影响人民的经济发展的所有腐败行为都构成了对经济自决权的侵犯”，[5]（P10）并进而损害了该国人民的发展权和生存权。在这一方面可以举出许多例证。例如，曾有学者在研究南太平洋地区腐败与治理的关系时提到，在两个南太平洋国家，政府高官和公职人员在对伐木业的许可和监管中索贿受贿，而全然不顾当地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权利，{4}而这必然损害这些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腐败与人权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连接点是发展，而腐败对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效果。就腐败与发展的关系，一度存在的观点是，腐败是由发展不足造成的，因此首先需要发展经济，然后才能打击腐败。然而，这种认识并不符合绝大部分国家的现实。实际上，腐败不仅仅是贫穷的结果，而且也是贫穷的原因。{5}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就腐败与发展的关系形成了正确的认识：腐败对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共识。{6}例如，世界银行就指出，尽管腐败对发展的影响因各国的情况而不同，而且体系化的腐败可能与较好的经济表现共存，但“经验表明腐败对发展是有害的”。[2]（P8）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设的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委托，就腐败如何影响所有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落实和享有问题编写工作文件的克里斯蒂·姆博努女士也指出，“腐败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可能非常巨大”。[6]（para.22）腐败对发展的最明显影响，是使本来可以或应该用于发展事业的资金被侵吞或滥用，导致一国的发展进程被推迟或阻碍。例如，据称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曾指出，在印度政府用于减少贫困的资金中，只有15%确实到了受益者手里，另外85%中，有40%用于行政管理开支，45%则消失在“腐败”一栏里。{7}从发展与人权的关系来看，尽管不能绝对地说“先发展、后人权”，但发展无疑会给人权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更充分享有和实现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因此，基于腐败阻碍发展、发展不足不利于人权的逻辑，{8}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就必须尽可能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为了取得发展，就必须遏制和打击腐败。 　　 另外，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来自国外（国际组织或外国）的发展援助对于本国的发展进程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发展援助的资金或物资消失在腐败的“黑洞”中，不仅会延缓发展进程，而且可能导致援助方减少甚至停止援助。例如，丹麦就曾经因为有报告称它于1990年向肯尼亚提供的援助中有4千万美元被官方腐败所侵吞，而于1991年减少了对肯尼亚的援助。{9}类似地，按姆博努所说，“腐败必然会阻止外国投资的流入，并使国家无法得到急需的外汇”，而这些投资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立法指南》中就指出，“国际上的投资者和捐助人越来越不愿将资金拨给政府行政的法治程度、透明度和问责制不够的国家”。[7]（Pv）为了获得对发展十分重要的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有这种需要的国家就必须打击腐败，加强本国的法治程度、透明度和问责制。 　　 至于腐败对于环境权的损害，只要设想公职人员接受贿赂而允许进口有毒废物或放松对企业的环境标准监管的情况，其负面效果就显而易见了。 　　 （二）腐败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损害 　　 在所有类别的权利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到腐败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最容易被察觉的，而“腐败也是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最大障碍之一”。[8]（P59）因此，在讨论腐败与人权的关系问题时，腐败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损害经常是最先被提出来的。 　　 腐败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损害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腐败损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第一种情况是，与对发展权的侵害一样，腐败造成了本来可以或应该用于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资源被侵吞或滥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该公约缔约国承担“尽其资源能力所及，……采取种种步骤，务期以所有适当方法，……逐渐使本公约所确认之各种权利完全实现。”{10}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国家针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义务有一个限度，即“尽其资源能力所及”。然而，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且需要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因此，“关于一国是否履行了最低标准的核心义务的任何评估都必须考虑到该国之内的资源局限”。[9]（第10段）一国的资源局限既与客观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主观因素有关，例如一国的军费开支巨大，却不能保证本国人民最基本的食物、医疗、教育或住房，就很难说得上履行了针对最低标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核心义务，但这是超出本文主题范围的问题。在本文的语境之内可以提出的问题是腐败对于国家的总体可用资源以及可用于保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资源的影响。如果一国存在公职人员侵吞资源的腐败行为，这意味着国家可用资源的总量将减少，因此可用于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资源很可能也会相应减少；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况中，如果被腐败行为侵吞的是已经被划拨用于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有限资源，这将直接导致对这些权利的保障水平降低。对于腐败如何消耗本来可以或应该用于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资源，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清楚的认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腐败行为分流了用于社会服务的资金。通过这种方式，腐败损害了政府提供一系列服务的能力，包括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至关重要的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10]（P59）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指出：“原本稀少的资源若被腐败人员转用，会影响到政府向公民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7]（Piv）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审议阿塞拜疆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交的初次报告之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中特别指出，“对于资助社会项目必要的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被国家机关和仍由国家控制的经济部门中盛行的腐败所转移”阻碍了该国实施这一公约。[11]（para.327）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审议刚果共和国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提交的初次报告之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中，欢迎该国消除腐败的行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806.html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期

　　 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长久课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东亚国家的学者提出了世界中心向亚太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转移的看法，其主要依据是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的经济快速增长。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持这一看法的许多学者现已辞世，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其所希冀的世界中心转移。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话题又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讨论的问题是：世界中心在21世纪将向何处转移？此次中心转移是否会带来国际政治的体系变化？中国应如何利用此次世界中心转移的历史趋势？ 　　 一、世界中心在21世纪向何处转移？ 　　 随着”金砖国家”概念的出现以及20国集团（G20）峰会的建立，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讨论在媒体和学术界逐渐增多。然而，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何处转移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例如，阿根廷学者认为，世界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和由北方向南方转移。中国一些学者则认为，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墨西哥回答记者提问时则指出：”目前国际上确实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权力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何处转移的认识之所以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有关世界中心的客观判断标准。 　　 （一）世界中心的判断标准 　　 国际政治的地缘中心不是由其自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而是由该地区国家的实力决定的。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J.Mackinder）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然而，历史经验并不支持这一判断。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度控制了东欧，但未能主宰世界，结果是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冷战时期，苏联控制了东欧，也未能统治世界，最终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冷战结束后，欧盟东扩吸纳了东欧国家，但欧盟不但未能因此而强大，反而导致了欧盟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致使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甚至出现世界中心从欧洲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趋势。冷战结束后，北约的东扩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对东欧的控制力，但这并不是美国成为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原因。冷战后世界变成单极格局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的解体。如果苏联不解体，即使东欧国家都加入北约，美国完全控制了东欧，世界的两极格局也难以转变成单极格局。 　　 具体说来，一个地区要成为世界中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即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应当具备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尤其是思想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模仿的样板。其次，世界中心还应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中心国家在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争夺上。从历史上看，世界中心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主要是其所在的地区，另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从中心扩散到边缘地区。当战略争夺的重心是中心国家所在地区时，该地区的世界中心地位就更加突显。在上述两个条件中，是否有世界级影响力国家的存在，是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前提。 　　 从19世纪欧洲列强大规模争夺海外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是公认的世界中心。这一时期，欧洲既是争夺者们的所在地，也是战略争夺地区。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诸大国的战略争夺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散，但欧洲始终是欧洲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例如，英法俄等国为争夺巴尔干半岛而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等等。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以前的150年里，欧洲始终是世界中心。非洲一度作为殖民地，是欧洲诸大国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但由于非洲没有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国，因此非洲并没有成为世界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同时也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两个战略竞争者。作为”两极”之一的苏联位于欧洲，同时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位于欧洲，因此，欧洲仍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中心。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正是由于美苏双方都将战略竞争的重点放在欧洲，才会在欧洲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形成这幅”铁幕”。而标志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除美国和加拿大之外全部集中在欧洲。这正是美苏两国在欧洲地区争夺的直接结果。 　　 （二）”亚太”和”东方”的提法太过笼统 　　 依据上面的分析，当我们判断世界中心究竟向哪个地区转移时，必须首先明确该地区是否正在出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意味着”世界中心”所指的地区应有明确的地理边界。 　　 按照这个标准，”亚太”和”东方”这两个提法都显然太过模糊不清。”欧洲”这个概念是指一块地理位置确定和所构成国家明确的大陆。这个地区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西临大西洋，北靠北冰洋，南隔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东与亚洲大陆相连。欧洲现有45个国家和地区，约有7.39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5%。相反，”亚太”却是一个地理范围无法确定、构成国家不明确的概念。百度百科对”亚太”一词的解释是，”有关这一概念的国家与地区划界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亚太”这个概念包括了一个海洋 （太平洋）和四个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占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大陆和世界71%的人口。当任何一个”中心”占到”全部”的三分之二以上时，这个所谓的”中心”与”全部”在性质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东方”更是一个地理范围和构成国家模糊不清的概念。冷战时期，”东方”是指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群体，冷战后则是指东方文化的国家。然而，东方文化国家具体包括哪些国家很难做出精确的界定。狭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于东亚，即儒家文化圈，而广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为整个亚洲，从中东到东亚的全部地区，包括了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 　　 之所以会出现”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或者”世界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这样模糊的提法，很可能是由于提出者判断不出哪个具体的独立于北美之外的地区能够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地区。这一现象反映出提出者对东亚地区的实力发展前景缺乏信心。 　　 20世纪80年代，当东亚学者提出世界中心向亚太转移时，在东亚地区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短期内可能具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当时，虽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综合国力的国家，没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不可能对世界政治构成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地处欧洲的苏联仍保持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东亚学者一方面希望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世界中心，另一方面却无法在东亚地区找到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前景的国家，因此不得不使用了”亚太”这个外延非常广的概念，来支持自己的假想。使用”亚太”这个概念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美国纳入其中，因为毕竟美国的世界级实力和影响力是无人质疑的。然而，在亚太地区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作出世界中心从欧洲转向了亚太的判断，因为美国一直是亚太国家，其地理位置是个常量，而常量是无法解释变化的。 　　 （三）当前世界中心转移主要取决于欧洲和东亚而非美国 　　 美国既可以说是太平洋国家，也可以说是大西洋国家，其地理位置客观上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只要美国的实力保持在世界级的水平上，它就不可能是导致世界中心转移的主要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始终是世界中心的一部分。美国作为世界中心一部分的事实不仅在今天得以维持，而且非常可能将继续维持20年。如果今后20年美国能保持其世界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地位，美国就不应成为我们分析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何处转移时要考虑的因素。控制了美国这个常量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真正决定世界中心转移的因素是欧洲与东亚实力的相对涨落。 　　 受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当前欧洲和美国都在一定程度地衰落。但欧洲衰落和美国衰落的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对世界中心转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未来10年内，美国的衰落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美国的衰落只是程度上的，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至少可以保持与东亚相当的世界影响力，因而它仍将是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然而，欧洲的相对衰落则将使其世界影响力小于东亚，东亚从而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的相对衰落是导致当前世界中心转移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东亚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不存在具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潜力的国家，而位于东亚的中国，则具有崛起为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的潜力。总之，当前这次世界中心的转移是由欧洲和东亚实力对比转换推动的。 　　 提到”美国的衰落”，我们需要明确，美国不是绝对衰落而是相对衰落，即美国的绝对实力是上升的，但因为中国实力上升的速度超过美国，因此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美国的衰落至少在未来20年内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地位。而美国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不意味着它能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排除中国正在接近超级大国的标准。这种新的实力分配趋势，既保持了美国的世界级战略竞争地位，同时使得欧洲与东亚的实力消长成为影响世界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四）东亚成为世界中心须依靠中国崛起 　　 前文已经提到，东亚要成为世界中心，就需要从总体上超过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力，而东亚未来超越欧洲主要须依靠中国的崛起。今后10年，由于日本国内难以进行政治改革，因此日本的实力地位呈现下降趋势。东亚其他国家的实力基数过小，即使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对于提升整个地区的实力地位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与之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欧盟的46%。今后10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率难以超过2%，而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有望保持在7.5%。这意味着到10年后，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可达到欧盟27国总和的80%以上，再加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必然超过欧洲。 　　 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增长之所以未能使东亚超越欧洲，除了苏联的超级大国作用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综合实力的国家。中国崛起是建立在综合实力的基础上，而日本是建立在单一的经济实力基础上。中国综合国力的特性使美国不得不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主要的防范对象，这意味着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从欧洲转移到了东亚。今后10年，中国将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换言之，东亚地区将拥有一个真实的能够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将使东亚地区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欧洲。 笔者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一文之后，该文在互联网上遭到了大量批评。许多批评者认为，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100位之后，并据此对笔者提出的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观点提出质疑。事实上，中国民众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与国际社会有较大差别。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就曾说：”中国有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在别国眼中有多强大，所以我觉得认知上的差异有时意味着，中国与别国不以同样的视角看待问题，而这可能需要磨合。”这种认识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准确判断中国在世界中心转移中的作用，因此多数学者仍然倾向于使用”亚太”一词而非”东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父亲是清末赴日本、民初回国的留学生，曾任北平铁路局局长；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12月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后，她辍学离家流亡到南方去，在湖北地区从事中共地下活动，1939年到延安从事青年工作。1945年后，韦君宜参加过土改运动。1949年后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前身）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4年，她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担任《文艺学习》主编。1958年《文艺学习》停刊后，下放农村劳动。1959年初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副主编，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退休。“文革”期间，曾于1970至1973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地区劳动。2002年1月26日，韦君宜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85岁。 　　 一 　　 韦君宜是在中华民族陷于空前的生死存亡危机之际，走向了政治革命的道路。在《思痛录》（下文引用只注页码）中，她写道：“为什么当共产党的？……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这是她那一代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共同选择。“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页4）他们在这场民族危机及其后果之中切身体验到共产党的影响。韦君宜在清华上学不久就几乎成为了职业的革命者。其实，凭借她的聪明才智和家庭条件，是完全可以选择继续深造和出国留学的，“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页8-9）这在当时，也是韦君宜那一代仁人志士所遇到的救亡与启蒙的问题，以及个人与群体、学术与政治等关系的抉择。韦君宜当时毫不犹豫地决定了自己的未来道路。数十年后，那些在海外学成并颇有科研成就和学术造诣的老同学归国省亲，他们与韦君宜的经历异同和命运反差，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近七十年后，韦君宜的同级同学、曾在美国留学且成就斐然的史学家何炳棣所著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用不少的篇幅来对包括韦君宜在内的清华学子所从事的学生运动的史料进行了“几点考证”[2]，读后令人扼腕叹息。无独有偶，朱学勤对何炳棣与韦君宜作了一个更令人感慨甚至唏嘘不已的对比[3]： 　　 何炳棣和韦君宜是“一二．九”清华同代人，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有涉及对方的文字。读完何炳棣，再把前些年读过的韦君宜《思痛录》找出来重读，可谓“破镜重圆”，就能读出韦君宜之痛既深且巨。痛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经扭曲再还原，历史究竟站在哪里？ ……“精悍”如何炳棣者，当年与韦君宜辈怒目相向，到晚年也会被蒙蔽，而这时，韦君宜却已经觉醒！韦君宜早年被蒙蔽，何炳棣晚年被蒙敝，蒙蔽他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那一代人竟然会在这个东西上汇合，真是首尾相逐，又一次“破镜重圆”。 　　 韦君宜如同当年的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学生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辍学，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在辗转流徙各地以后，最终来到当时许多青年学生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韦君宜满怀激情和理想参加革命，以饱满的精神和积极的作风投身革命工作，但是，她很快受到了她不曾想象到的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怀疑和打击，“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页5）在韦君宜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刻骨铭心的、来自自己人的政治整肃，一次是二十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另一次就是二十世纪60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韦君宜给后人提供了来自她那一代亲历者很少提及、很少正视或很少反思的延安“抢救运动”的所见所闻。像“抢救运动”这种革命政治运动不断从革命队伍内部制造出自己的“敌人”，至少是“假设敌”的做法，“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页14）实际上，今天看来，制造革命队伍的内讧或自虐有时是革命的敌对力量所无法做到的。“抢救运动”中的整肃风潮，不仅使成人自危，而且还波及年幼无辜者，“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六岁的小特务！”（页10）革命的张力和革命的恐怖有时更多地来自革命的内部，甚至常常发生于革命的相对喘息和相对安定之际。 　　 韦君宜以自己的丈夫兼大学同学、后来与自己同样进入延安成为革命干部的杨述的不幸经历为例，说明革命队伍内部的整肃或清洗总会是“中规中矩”的，即煞有介事的。从杨述等一大批无辜者被关押、被审查、被迫害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那种对于有学历或有学识的革命干部的无情打击以至残酷迫害的做法，甚至演化为一种其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历史惯性。 　　 在延安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流行的一套“逼、供、信”做法，后来也演变成为这套做法的实施者们自身命运的一个历史的反讽。韦君宜和杨述所在的抗大某分校，“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页19）韦君宜以自己耳闻目睹的经历见证了以“革命”名义进行迫害的恶性循环，即整人者是否能够保证自己不被整治？当革命斧钺的惯性大加实施之际，谁又能保证这种斧钺不会砍向革命者自己呢？ 　　 在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韦君宜对于“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残酷斗争和荒唐怪事作了细致的描写，她借用主人公露沙的心想来说，“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页281）与此相似，韦君宜在1980年讲到她的第一任丈夫孙世实抗战遇难时写道：“我活到了他为之付出年轻生命的『将来』，『光明、理想、爱情、牺牲、残酷、愚昧、民族、国家、命运……这一切复杂的交织，小孙全没有想到。这个『将来』的面貌，他没有想到。”[4] 　　 对于那些“抢救运动”中盛行的“逼、供、信”做法，露沙心想，让我们“撒谎就撒谎，反正你们已经撒遍了弥天大谎！”（页286）“有的单位已经把『一二．九运动』说成特务活动了。幸亏刘少奇出头来说话，才保下了『一二．九』领头的三两个人。”（页295）“露沙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我们以全力挣扎搏斗换来的天下，怎么越看越像明朝。”露沙想：“延安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不相信我们，难道我们还要无条件地相信共产党吗？”她对丈夫崔次英说：“这里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在我一心忠于党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说我不忠于党。在我心里已经实在没有生命信心的时候，却要我天天宣布自己一心忠于党。这是什么世界啊？”（页297、298）“在这个自己关起门来统治的边区，大家可以算了，我们不说就完了。可是如果将来我们得了胜利，统治了全国，再这么干……”丈夫接口说：“不会再这么干，若再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灭亡了。绝不能再这么干！”（页309）对于露沙来说，“她是带着不满跟他们走的，可是她不能离开他们。这就好比从前一个女孩已经许配了人家，就有天大的不满也要跟着丈夫走，不能弃绝。”（页344） 　　 在《思痛录》中，韦君宜描述了与丈夫杨述从“抢救运动”中深刻地预见到了一些问题，“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页20） 　　 最难能可贵的是，韦君宜还检讨了自己在这种后来似乎成为家常便饭的政治运动中的缺失和过错。“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页24）当革命的整治和清洗成为习俗、成为惯性和成为定势后，必然带来的是会比以往的整治和清洗更大更惨的肆虐和更多更重的牺牲。例如，1949年后，“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页24）这类做法表明，革命的警惕往往比革命的虚无更为必要；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或制造出甚至杜撰出敌人。这类虚构的或扩大的“敌人”或“敌情”，常常会压到了一切，使革命者对于革命敌人的仇恨往往陷于失去了正常理智的境地，陷于革命队伍无止无休的内讧。 　　 像韦君宜这样有学历、有学识的革命者，即使对于一系列荒唐的做法，可也无法公开表示异议，如“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页27）。又如，反胡风运动“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看到当时的一点点真相。”（页35）对于当时的革命者们，更主要的是像韦君宜这样的革命文人们来说，不是无能为力，就是无动于衷。 　　 更为严重的是，当整治运动波及到自己的家人亲友时，当年韦君宜等人的一系列做法，在几十年后让他们“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的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指引导杨述参加革命的杨述堂兄──引者注）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页29）在这一系列使人文意识畸形、人性精神吞噬、人道关怀缺失，直至人本理念坍塌的政治运动的整治中，韦君宜等人用了多么长的生命历程和多么大的人生代价才悟出了其中的真谛！ 　　 韦君宜回忆自己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经历，她所在的“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我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页40-41）因而，韦君宜逃过了一劫。由此可见，当年人们是否被划为“右派”，也是有多样标准和多样做法，甚至多种“平衡”的。“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页43） 　　 韦君宜切身体验到，“反右斗争”“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页42）而“反右斗争”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出现大规模昭雪，但到今天还没有彻底平反。令韦君宜在“反右斗争”中触目惊心的是，同一单位或部门共事的人们之间进行的种种丑陋的揭发、攻讦和诋毁，“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页42）出于政治上的自我保护，实际上更多地是人们为求生存的动物本能，诸如自保而陷害他人的本能，已经使得这种“反右斗争”失去了道义上的理由。 韦君宜并不回避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过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术史话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6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