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于他的抢救现场所见所闻，于多个渠道的采访中，我坚持认为李医生在2020 年2月6日晚上，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始终忘不了那一天，2020年2月6日晚上9点多钟，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讲，李医生已经去世了。
我一边赶紧叫上同事下楼，开车往武汉市中心医院赶——此前的一天，我们已经从北京到武汉来做疫情的采访报道了； 一边立即向一位非常可靠的朋友求证此事。
朋友确认李医生去世属实，朋友还说，李医生的瞳孔已经扩散了……
李文亮去世已经整整一年了。
他的去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但这个悲剧也不全是无意义的。
因为，他的去世让相当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人们，对新冠病毒的危害更加警醒；
他的去世也让官家、有权者们，看到了“人心向背”，感受到了“民意难违”。
他打心里佩服李文亮的勇气，「我只知道，他说了实话，说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但是得到了并不相称的惩罚，身心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当恶劣的暴力事件不断揭露出社会之不平等时，民间组织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我们迫切地需要关注那些被长久忽视的群体，切实地支持它们。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保卫非必要”。
我们周围有许多中小型文化机构陷入了具体的困境——无像、假杂志、abC艺术书展、林象放映、VCD影促会等机构的线下活动均已延期或停摆，有的线上商店的销量也在骤降；郑州独立书店野狗商店去年因为疫情及暴雨灾害，有五六个月没有任何收入……
“母亲的手术在医保报销后，需要自费七八万；公公的手术做完之后，就要接受进口靶向药治疗，这种进口药是全自费，要准备30多万。患尿毒症的婆婆随时可能要换肾，并终身服用排异药物，可钱在银行里却取不出来。”重重打击之下，在银行有190万存款的吴兰英，已经欠下了30多万的外债。
这40万人，有的是被互联网第三方平台吸引而来。有的则是通过银行自己的小程序存入钱款。有的则是被中介介绍而来。
他们的存款，莫名其妙就变成“非法”了。已经2022年了，竟然还出现了站着存钱，跪着取钱。
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生存底线被毫无预兆击穿的时刻，直到2022年当头一声棒喝。我从来没有想过，像吃喝、出门这种一度如呼吸般平常般的活动，有一天也成为了一种奢望。
这不是小说，这是现实世界的冷僻角落。在这个角落里，一代农民在城镇化的开发过程中，一步步被夺走了土地，但又无法融入城镇。随着老龄化到来，整整一代失地农民，在结束了农民工生涯返回农村之后，面临老无所依的窘境。
据浙商证券估算，要实现15分钟核酸采样圈，全国要设置32万个检测点（含已有医院等）；因为常态化检测，检测量会激增到8300万人份/天。一场超大规模、极为复杂的社会实验，又将在中国的核心经济腹地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