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自由亚洲|唯色:作为隐喻的藏獒

2011年11月28日新闻:一名姓牛的男子称,他是南四环一个藏獒基地场主,这次是专门找来纯种藏獒给自己基地中的藏獒配种,配成功一次需5万元以上,为给身价不凡的两只藏獒接风造势,他特意请来美女礼仪和安排宝马车,来自玉树的客人和两只藏獒接风开道。 作为隐喻的藏獒文/唯色其实在看到这个被热议的消息时——即纽约时报4月19日爆料称中国富人已不把藏獒当宠物,曾卖出天价的藏獒被五美元贱卖给屠宰场,做成火锅食材、仿皮和御寒手套的里子——我并不惊讶,就像是早知道西藏高原的标志性动物——藏獒,被带出高海拔的家园会有这样的下场。只是这所有悲剧中最不堪的下场未免来得太快,两年前还听玉树朋友说他亲戚家的藏獒卖给做狗生意的河南人四百万元人民币,河南人先付了两百万元,另外两百万元等转手卖出后再付。如今,那头待价而沽的玉树藏獒是不是也沦为了火锅中翻滚的肉片? 玉树被说成是纯种藏獒的故乡,这种说法更似出自拿玉树藏獒大做买卖的各路炒作者。记得五年前玉树地震后,甚至有穿“消防救援”橘黄衣的救援队公然偷小藏獒,被志愿者在现场拍摄到。许多人至今不肯相信。参加救援的媒体人文涛当时在推特上说:“偷獒是肯定的,利益驱动。”也有藏人志愿者披露:“其中还有借志愿(组织)偷藏獒、借志愿组织挖掘富家人财物的团体……”不只是玉树一地,包括拉萨在内的全藏许多地方布满所谓的藏獒基地,不少是解放军、武警等军警单位所设,乃豢养、培训、买卖藏獒的大户,规模大,獒数多。我曾见识过这样的一个庞大基地,在拉萨去往贡嘎机场的老路上,属于消防武警部队,听说腐败不是一般。 2011年,面对仍在升温的“藏獒热”,藏人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老狗》发出了藏人的悲鸣。儿子要卖掉藏獒换钱,父亲珍视与藏獒的感情并坚持禁止买卖狗类的传统,而卖狗人要将它卖给有钱人当宠物,最后老父亲忍痛杀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影评中写道:“这部电影探讨中国的经济转型(而不是文化大革命)对西藏(或任何其他民族)文化的侵蚀及其产生的不稳定影响。……《老狗》从藏人的视角看今日藏地图景……《老狗》中遍布着充分体现入侵的主旨:栅栏既象征私有化经济,又象征对土地和民众的剥夺;试图说服老人卖狗的贩子,他说狗到了城里的生活会更好(老人回应:“那城里人又在害怕什么?”);及因为贪婪和商业机会主义而遭窃的穷人的宝贵财产。”被带往中国各地的藏獒变成了宠物其实更像是某种隐喻。简单地说,作为隐喻的藏獒揭示的是藏人的命运。关于这,我就2008年三月的全藏抗议带来民族关系的变化,在《原来是宠物与人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就像藏獒,青藏高原最闻名于世的动物,似乎很稀罕,很名贵,中国的那些大款或者附庸风雅之流都争着花高价卖来当成自家宠物,每天都要喂食很多肉。可是,有一天,藏獒突然发了脾气,咬了这个原本不是主人的主人,当即就会被气愤地打死,中国的报纸上常有这类报道。而这正是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民族之间真正的、根本上的关系。藏人如果安于当宠物,那好,汉人还会跟藏人保持以前的那种温情脉脉;而那些汉人还会继续‘热爱’西藏,就像愿意给他喜欢的猫啊狗啊这些宠物吃喝。但人不是宠物,宠物没有自我意志,而人是有自我意志的。藏人不愿做宠物,因为当宠物的下场是丧失自我,最终丧失西藏,因此,藏人只要不安于当宠物,只要不甘于接受当宠物的命运,勇敢地为自己是人而且是藏人进行抗争,这就会惹来麻烦。事实上,已经惹来了麻烦,如被抓捕、被囚禁、被虐待,甚至被屠杀,这是遭到国家政权的惩处,对于民间意义上的汉人来说,许多汉人的那种变脸之快也把真相呈现出来了——真相是,藏人不能做人,一旦想做人,那只有被置于死地。”而隐喻仍在继续。遭到天价藏獒如今如此不堪的打击,有文化的尤其是有名气的藏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纷纷传递一张用中文和英文写着“带你回草原”的图片,一头黑色藏獒的全身侧影与广袤的绿色草原构成画面。事实上,若真要将被卖往偌大中国许多地方的藏獒带回草原并不容易,这么多年来,被杂交、被配种、被注入硅胶、被整容的藏獒已经面目全非,性格全非,即便能带回草原一些,又会不会造成藏獒变异以至于更加混乱?我倒是认为,诗人嘎代才让几年前写的《藏獒之死》的最后一段,才是真实现实:“我本想心醉神迷地在这个故事中找出点什么东西,譬如藏人和獒犬间的非常感人的意义。最终,我不想再探究这慈悲深处的某种背叛了,或者隐含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意图。这是一番难以想象的总结,发生在我生生世世的故乡——青藏高原。可如今,人们想念着藏獒,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什么卖什么,直到两手空空!”2015年5月(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阅读更多

纽约时报 | 上海禁止官员配偶及子女经商

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遏制腐败的要求,上海颁布了严格的规定,禁止该市领导干部的配偶及子女经商办企业,通过政府关系获益。这个不断扩张的大都市人口超过2300万。周二公布的新规定禁止该市领导干部的配偶经商办企业,还禁止官员子女及其配偶在上海经商办企业。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打算成为全国典范。上海出台上述规定之际,习近平发起的广泛的反腐行动已经牵涉了数万名官员及执政党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在很多情况下,查出的巨额财富都不在官员本人名下,而是在包括子女在内的亲属名下。“不从制度上防止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不从制度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就得不到人民拥护支持,”上海市委书记、该市最高领导人韩正周一发表讲话时说。“从哪里严起?从领导干部管好自己家人开始。”然而近年来曝光的一些官员腐败或家族财富案例却表明,上海的新措施存在种种局限性。中国安全系统前负责人周永康的家族在中国各地拥有至少1.6亿美元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并非在其直系亲属名下,而是以他儿子的岳母——一名现居加州南部的退休人员——的名义注册的。这些新规只适用于上海官员,似乎无法阻止国内其他地区或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家属在上海经商。上海高级官员的子女也可以在这座城市以外的地方自由地经商。对于想经商的官员子女来说,一个选择是:把公司搬到别处。近年来,许多官员的家属或商业伙伴都把公司迁出了北京和上海等受关注的城市,国内的一些偏远地区扮演了离岸避税港的角色。前总理温家宝女儿的商业伙伴、高调的慈善家段伟红最近把她的一家控股公司从北京迁到了西藏。包括周永康在内的其他官员的家族,也已经把企业设在了中国西北部的新疆。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标签: 官商, 上海, 裙带

阅读更多

美国之音|雾霾与足球,哪个好抓?

中国雾霾严重,导致很多有钱的国人和在华工作居住的外国人想“移民”海外。中共日前派出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抓足球。有学者提出问题:雾霾还是足球好抓?显然是前者。前者可以在几年内见成效而后者则不得而知。上星期,中国成立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延东任组长。这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二次委任一名政治局委员主抓单个体育项目。3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确立了中国足球的近期、中期和长期三大战略目标。足球与雾霾可比否?那么,到底是雾霾还是足球好抓,哪个更容易立竿见影?中国学者李稻葵说,当然是前者。这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五月初在新华网主办的思客(Thinker)论坛上发表文章说,雾霾应该比中国足球好抓,而且可能会在五年内就出现很大改善。李稻葵的理论是,要搞好足球就必须说服上亿家长让孩子少学习、多踢球,这会非常难。相比之下,雾霾的来源比较集中,所以可以很快解决。他说,“遇到考验政治体制国际声誉的大事,高层决策者的决心是有的,而且由于下手的对象比较集中,有关政策会很快出来,我相信5年之内就能看到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大气得到明显改善。”但华盛顿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中国项目经理、长期研究中国环境问题的马海兵反驳李稻葵这种把雾霾与足球相提并论的说法。 “我不太认为这两个东西具有可比性。首先他用‘抓足球’这个‘抓’字来讲,这一看就是很典型的中国官方思维,因为足球在世界各地不是靠抓才能抓起来的,”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和环境不同。环境是公共问题,雾霾属于公共问题。公共问题是天然存在的,必须要求政府去介入、去管理,用更好的政策去推动。”有专家认为,足球由中央政府“抓”与不抓,并不直接影响全民身体健康和素质,而雾霾则直接对每个居民健康和安居乐业造成或带来多方面的负面效果。中国新闻学者、原北大新闻与传播教授焦国标认为,中国当然有能力“抓足球”,但与足球相比,雾霾更需要抓,而且中国需要抓的问题还很多。他对美国之音说:“需要抓的还有其它方面,比如国民的基本福利、教育、还有国民保障等等。”北京的空气好了,上海的空气差了北京的空气质量或许的确在改善。据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整理的数据,随着整治污染的各项措施收到效果,北京的雾霾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大幅好转。绿色和平发表的报告说,今年前三个月,北京PM2.5悬浮颗粒物人程度同比下降13%。与北京临近的河北省的PM2.5浓度更是下降了31%。不过,在北京及周边地区PM2.5下降的同时,上海PM2.5指数却上升了13%。绿色和平东亚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张凯表示,中国沿海城市的PM2.5将逐渐好转,但这将被中西部城市PM2.5不断上升抵消,甚至超越。中国新闻学者、原北大新闻与传播教授焦国标表示,治理雾霾对习近平来说应该也是不难的。他说:“如果有些地方污染的程度还是很重的话,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抓得不够紧,也不像北京和周边地区这么关注空气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可以通过行政上的努力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绿色和平的张凯表示,北京、河北空气质量的改善的确是因为“政府控制空气污染的严格措施,以及大规模降低了当地的重工业污染。”他说,在没有类似措施的中西部地区,空气污染问题将持续恶化。这凸显治理空气污染绝非一朝一夕。“雾霾移民”划不来?去年7月,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错误地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后报道说,北京的空气质量有望在2030年达标。该报道引用的PM2.5平均浓度24小时内不超过每立方米35微克是世卫组织为污染极其严重国家设立的过渡标准。世卫组织所建议的是不超过25微克/立方米。李稻葵在他的文章开篇建议那些“雾霾移民”三思而行。所谓“雾霾移民”是指因无法忍受空气污染而选择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雾霾问题而移居海外目前不得而知,但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刚刚发布的《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报告中说,空气质量问题是在华欧盟企业留住人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在美国留学并工作六年的海归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北京工作两年后她现在打算再回到美国。她说:“并不是事业不顺利,也不是无法融入新的环境,而是一轮又一轮的雾霾。小孩常常无法到室外活动,每天只能关在屋子里。”新闻周刊(Newsweek)上海分社社长布鲁克·拉尔默(Brooke Larmer)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撰写了一篇题为“如何让你的小孩在雾霾下的中国健康成长”(How Do You Keep Your Kids Healthy in Smog-Choked China?)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当他全家2010年初次抵达北京时,大多数中国人对空气污染仍然持否认态度。当时,他的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好友坚称笼罩在城市上空的一片灰色是“雾”,就像旧金山一样。但现在,本地居民比外国人更加关注空气污染。拉尔默说,像很多人那样,我们也时常准备逃离中国,因为没有人知道严重的空气污染会给儿童的肺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影响。但中国前卫生部长陈竺在2013年底曾说过,空气污染造成中国每年有35万-50万人的生命提前结束。雾霾、足球同属系统性问题习近平自上任以来以其强硬作风“拍蝇打虎”让李稻葵等一批人士对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解决任何难题抱有信心。但华盛顿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兵认为,治理雾霾需要标本兼治,而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他说:“雾霾要治本,‘本’就是工业化要完成,你的能源消费是不是能够减少,或者说能源消费结构能不能得到重大改善。如果没有这些,那么雾霾的基础是一直存在的。你只能是说,这个城市控制的严一点,那个城市控制的松一点。但雾霾本身的问题有时候也不是说控制的严就一定能够得到治理,因为雾霾是可以移动的。”李稻葵想说的是像足球这样的系统性问题,政府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也不一定能够很快得到效果。然而,治理空气污染将被证明也是个系统性问题。中国或许能够实现他所说的5年之内让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空气得到明显改善,但很有可能是这些地区的雾霾被赶到了河南、湖北、四川这样的内陆省份。

阅读更多

德国之声|长平:二十六年的沉默以后

2007年6月4日,“六四”镇压十八周年祭日,《成都晚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朝野震动。当局急令封存报纸,迅即查处该报多名中高层管理者。这一举动可谓石破天惊,既是对长期受到压制的“六四”死难者亲人的支持,也是对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的中共当局的抗议、挑战和嘲讽。广告策划者是陈云飞,八九民运参与人士,一个矢志不渝寻求历史正义的人。陈云飞没有组织,以一己之力,坚持不懈,达到了国内“六四”个人抗议的巅峰。在当局对“六四”纪念严防死守的情况下,陈云飞是怎样把悼念广告刊登上党报的呢?他选择了审查环节相对薄弱的分类广告。据说负责审查分类广告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也感觉到这个广告不同寻常,但是她从未听说过“六四”,于是打电话询问朋友。朋友认真想了想回答说,大概是一次矿难吧。就这样,“六四”作为矿难慰问广告刊出了。这个故事反映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对于“六四”的矛盾处理:审查的漏洞正是审查(抹杀历史)的结果。小心翼翼地让人们保持沉默,是他们的主要诉求。因此,尽管《成都晚报》被整肃,此案并没有高调处理。陈云飞被警方拘押调查,但是很快就悄悄放人。同样的原因,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维权律师浦志强参加了一群知识分子朋友组织的“六四”研讨会,并发布消息,留影纪念,当局除了让警察分别骚扰警告之外,也没有更多的反应。习近平上台之前,大量舆论期待他将中共带出“六四”阴影。人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习近平是“六四”后第三代中共领导人,不是直接的嗜血者;他的父亲给人留下中共历史难得的清正官员的印象,而且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更重要的是,平反“六四”能够给他带来不可估量的政治资产。血案后所有继承者都是毒树之果然而,习近平不仅未能推进政治改革,反而大踏步向毛时代倒退。“六四”对于中共政权的意义,是通过对平民屠杀的手段得以“重生”。所有后来的继承者,都是这棵毒树上的恶果,习近平显然对此心知肚明。不仅如此,习近平政权还有了显著的改变,他比前两任更加具有进攻性,无所顾忌地镇压一切抗议活动。异议人士、民间组织及良知媒体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对于中共建政后最具反抗性的“六四”运动,习近平不再像前两任那样为血案遮遮掩掩,而是公然抓捕试图揭开历史黑幕的人。2014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一群知识分子再次组织“六四”研讨会之后,悉数遭到拘押审讯,其中浦志强被关押至今,面临以别的罪名提起的刑事审判。在当年学生领袖熊焱探母被拒等事件上,《环球时报》也比以前更加高调地谈论“六四”运动组织者“为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今年3月25日,陈云飞与其他20多位人士前往四川新津县“六四”死难学生肖杰和吴国峰扫墓,回程中被百余名持枪特警拦截。新津县公安局在4月30日发出的通知书显示,陈云飞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两项罪名被逮捕。二十六年的沉默终于打破。只是没有想到,不甘沉默、主动“亮剑”者竟然是中共当局。这是“六四”镇压的继续。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CDTV】【图说天朝】2023万圣节被诊断为新的错误记忆?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