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美国之音|凤凰卫视记者在日引起亚投行问题政治化

东京—香港凤凰卫视驻日记者为日本不加入亚投行的问题,与日本财务大臣兼副首相麻生太郎4月初在记者会上斗嘴的风波,4月23日波及到了中日主流传媒。 继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伞下的《环球时报》当天载文评论斗嘴风波令“日本人也为麻生太郎感到羞耻”后,日本时事通信社4月24日发自北京的报道称“中国传媒和网络接二连三地批评麻生”,也引起日本大小网络议论,不少日本网民质疑中国正发动舆论逼日本加入亚投行,使得是否加入亚投行的问题今后在日本还可能面临政治考量。 事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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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暗杀自杀频传,反腐进入白刃战?

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反腐运动不断推进,撼动了中国官场。但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反腐不断扩大和推进,不少迹象显示利益集团的反弹也越来越强烈。据港媒报道,2013年以来中纪委官员多次遭遇攻击和暗杀等事件,其中针对王岐山的暗杀企图就多达十几起。与反腐相关的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也不断上升,引起外国媒体和国际人权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出现是否实行贪官特赦的争论,显示反腐出现阻力;而从上到下各级官员以“不作为”来消极抵抗成为常态,导致国总理李克强近日多次严斥政令难行。习近平的反腐还能走下去吗?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才会罢休?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独立民间学人王康;“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高文谦表示,暗杀传闻,恐怕不是空穴来风。王岐山是习近平反腐的操刀手,扮演的是让中共官场又恨又怕的狠角色,所谓“宁见阎王,莫见老王”。王身上的霸气和杀气,更让他招人恨,成为众矢之的。这反映反腐现在已经演成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胡舒立最近引用王岐山的话说,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就传达出这种意思。对习王来说,这是生死之战,没有退路。另外,这凸显习近平反腐已经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中共官场腐败的规模和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习王当初的估计,一反到底的话,共产党的江山也就完了;而就此收兵,又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咬。现在是欲罢不能,欲打还休,不知如何收场,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走一步说一步。高文谦说,习近平上台已是第三个年头,除了反腐,在政治上举毛旗,搞个人崇拜,反普世价值,一件正事也没做。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完全是放空炮,现在中国经济全面下滑,又重回胡温靠印钞放水维持局面的老路。中共这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只要政治上反右,经济一定滑坡。这是一条铁律。习近平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这种搞法,能不能再撑八年,只有天晓得。王康认为,极权主义国家充斥杀戮,权力斗争你死我活;中国自杀率居世界首位,官员频繁绝命,显示反腐严酷与法制不彰人权缺席,以及人格和信仰破产;也是中国危机深重、社会进入非常时期的警号。在专制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反腐,是人治不是法治,既然是人对人,不是法治对人,那么,反腐官员本身就要承受巨大风险。在贪官奸商和利益集团看来,没有王岐山这样的人,就没有反腐;除掉王岐山这样的人,就能停止反腐,一切回到从前,官场皆大欢喜。所以,反腐运动要深入和彻底,必得用法治代替人治。程晓农认为,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运动当然面对大批原高层退休官员和成千上万的现任贪官的敌意,很多人心怀鬼胎、战战兢兢,既对反腐充满怨恨,又不敢公开抱怨,私下里嘀嘀咕咕,还怕被举报了。他们无法组织反抗,但会“泡蘑菇”,以此向习、王悄悄地示威。那种反腐要有司法正当性的说法,罔顾中国党大于法、司法机关听命党的现实,中国司法机关的正当性实质上也不过是党的意志的幌子,由纪委还是公安办案,性质上差别不大。在共产党国家,反腐败之所以很少形成运动,是因为一旦开头,很可能迅速全面波及;难的不是起步,而是收手,如果以反腐开头,赦免收尾,不仅领导人威信尽失,而且卷土重来的腐败更疯狂。程晓农说,“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不仅国外有学者质问,北京官场上也流传着这样的怨言。从巩固权力方面来讲,习基本达到目的了。接下来有三条路走:一是反腐悄悄收兵,恢复旧常态,这是官心所向;二是反腐不断挺进,替百姓出气,这是民心所向;三是习属意的借反腐整顿官场的奢靡疲软风气,毛泽东试过这着,但失败了,至于政治改革则并非当局的选项。(美国之音  宁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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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长平:变本加厉的流放制度

2009年6月4日,在香港维园烛光悼念晚会上,熊焱作为“六四”学生领袖代表,发表了演讲。当时我在现场,至今还记得他演讲时声情并茂的样子。昨天(2015年4月23日)他再次抵达香港,想要借道回湖南探望病危的母亲,却被拒绝入境。时间再往前推至1992年,熊焱坐了两年监狱之后,取道香港流亡美国。那时的香港,是帮助异议人士获得自由的基地。今天的香港,成为打压异议人士的帮手。针对香港政府的作为,熊焱对媒体说,“我终于感觉到……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现在都被共产党所控制,所以他们也没有自由。”熊焱早已经不是第一例受阻者。这不只是说明香港这个所谓国际化都市的变化,而且也显示中国的“边境控制”范围在扩大。同时无数事实证明,“边控”人数也越来越多。过去可以自由往返的一些批评人士,现在也都上了“黑名单”。他们的亲人,甚至朋友,都受到株连。尽管熊焱加入了美国籍,但是众所周知,他被拒绝回中国跟国籍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他曾经和现在批评中共政权。中共以剥夺其出入境自由的方式,作为对这种批评的惩罚。美国也有人仅因批评执政党被拒回国?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制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流亡人群,也列出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边控”单名。这些被剥夺出入境自由的人士中,大多数是政治异议者,甚至仅仅是政府的批评者(在中国政府对社会空前严厉的控制下,很少有人有机会做出言论之外的反政府行动),因言而获罪。和其他“六四”学生领袖一样,熊焱在26年前作为一个年轻学生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参与组织大学生抗议运动。出国之后,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能列举的他的“罪状”,也仅仅是他对媒体发表“激烈谈话”,主张中国人要“非常严肃的抗争”,以及“他曾公开支持法轮功的活动,要求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环球时报》理直气壮地为中共“边控”辩护说,“这决不仅仅是中国的逻辑,如今世上很多国家都有因各种原因难以回到故土的海外流亡者,包括美国也有,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你懂的。”这是故意混淆是非的言辞。美国以及所有民主国家,真的有因为仅仅批评执政党就剥夺出入境自由的例子吗?中国政府“边控”的批评者,不仅有熊焱这样更换了国籍的人士,而且包括无数中国公民,以及当时还是中国籍的熊焱等民运人士。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这样对待本国公民呢?在这篇时事评论中,“你懂的”是一种小流氓的语气。中国政府不仅这样说话,而且也这样做事。拒绝批评者回家探亲,即便在中国的法律中也找不到依据。从道义上说,更是自打耳光——中国政府一向宣传中国传统比别的文化更重视家庭,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大讲孝道。2009年,上海异议人士冯正虎被拒回国之后,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进行了出色的抗争。滞留机场抗争三个月之后,面对如潮国际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允许他回国。变本加厉的流放制度民主国家也有边境控制,除了非法移民、刑事犯罪、洗钱等一般性问题之外,可以和政治挂钩的大概就是持有政治观点的恐怖分子了。中国官方宣传中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把“批评中共政府”改称为“危害国家安全”。事实上,中共自己也明白,异议人士和恐怖分子相差何其远也。绝大多数被中共“边控”的人士,从来没有组织参加过暴力活动,而且公开声明践行非暴力主义。他们反对专制,呼吁民主,即便在中共的党史宣传话语中,也是建设国家而不是危害国家的作为。部分异议人士也有回国的机会,那就是要写一份“保证书”,保证永远或者在某个时期内不再批评中共政权。以边境控制手段来维护一党专制,拒绝民主政治,这是滥用国家权力。这种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仅仅以黑社会式暴力恐吓来令其生效的做法,不仅羞辱了异议人士,也羞辱了这个国家。“边控”是古代流放制度的延伸。流放曾经是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刑法,随着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的进步,其因野蛮而被纷纷放弃。中国清朝末年也从法律中明令废除了流放制度。中共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法律条文中恢复这一过时的制度。然而,事实上,它一直在实施这种惩罚,而且变本加厉。古代的流放尚且经过当时的法定程序,如今则不经审判而任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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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中国近八成网民称曾遭遇过度医疗

中国官媒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中国网民表示,曾遭遇过度医疗,其中选择投诉的不足一成。有评论认为,中国现行医疗体制促使医院、医生为创收而给病人开大处方、做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而行政和司法腐败令这种行为不受追究。在中国大陆,对普通感冒发烧,有时医生也能开出2000多元医药单,存在“进了医院,钱就跟纸一样”的现象。中国官方中新网健康频道近日发起一项民意调查,询问网民“你是否遭遇过过度医疗?”。过度医疗指超过医治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行为。截至4月24号本台记者发稿时,中新网的调查结果显示,80%的网民表示,曾遭遇过度医疗,只有5.5%的人表示没遇到过,有14.5%的人疑似遇到过。调查还显示,有58.9%的中国网民曾在三级医院遭遇过度医疗,28.8%的网民在二级医院遭遇过度医疗,只有12.3%的网民在一级医院遭遇过度医疗。关于过度医疗形成的原因,有45.4%的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医院创收和医生奖金等经济利益驱动;另外35.1%的人认为,原因在于患者缺乏医学知识,易被医生牵着鼻子走;还有19.6%的人归因于医疗体制不完善,医生为规避风险自保。在广东的胡医生4月24号晚间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现行医疗体制促使医院、医生为创收而给病人开大处方、做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我认为这个东西与我们的医疗体制多少是有点关系的。因为政府是把这个医疗作为一种产业这样做的,这就影响了医疗作为公共福利这方面的功能。这就相当于鼓励了医生去开大处方。”中新网健康频道的调查还显示,对于过度医疗,有 74.5%的人因不知道途径或觉得太费神费事而选择沉默,投诉过并并能挽回损失的只有5.5%。另有20%的人投诉过,但作用不大。长期关注中国医疗问题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兼职教授卓小勤认为,中国行政、司法领域的腐败令过度医疗的行为不受追究,过度医疗的受害者很难依法维权。“我最近在南宁在处理一个案子。医院乱收费,不该收的费也收,最后把病人给弄死了。他们家属去举报,根本就得不到行政机关的查处。甚至行政机关跟医院串通起来,对付病人。所以这种大的环境,也造成医务界肆无忌惮的过度医疗。这个案子甚至都已经投诉到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结果也是官官相护。他们不是个人举报,是上百人签名的举报。包括法院在判案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包庇医院。”中新网4月24号的报道说,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认为,未来中国医改最为关键的是价格调整,提升医务人员的劳务技术价值等服务项目,降低大型检查费用、检验费用。截至本台记者发稿时,中新网健康频道的调查结果显示,有40.2%的人认为,应该从规范医疗收费项目,严厉处罚过度医疗行为等方面着手解决问题。有26.5%的人认为,应该增加财政补贴,遏制医院和医生逐利冲动,凸显公立医院公益性。另有33.3%的人认为,公众、媒体监督不可或缺。(记者:林坪 责编: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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