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中英對照讀新聞》Tutu hopes S.Africa defies China over Dalai Lama 圖圖主教希望南非政府為達賴喇嘛向中國挺直腰桿 ◎俞智敏 Activist Desmond Tutu said South Africa’s government will “shoot themselves in the foot” if they deny a visa to the Dalai Lama to please key trade partner China, a report said recently. 運動人士圖圖主教表示，假如南非政府為了安撫重要貿易夥伴中國而拒絕發簽證給達賴喇嘛，將等於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Tutu invited the exiled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o his 80th birthday celebrations next month but Pretoria has yet to announce if it will grant him a visa after denying his entry in 2009 over fears of angering Beijing. 圖圖邀請這位西藏流亡精神領袖下月到南非參加他的80歲生日慶祝活動，但普利托里亞當局至今仍未宣布是否將發給達賴喇嘛簽證，南非2009年就曾因為擔心惹惱北京政府而拒絕讓達賴入境。 “I mean it’s so sad to think that we have had a kind of experience of repression that we have had in that we should want to kowtow to a hugely repressive regime that can dictate to us about freedom and things of that kind.” “For oldies like us…it just gives us a sadness,” Tutu added. 「我的意思是，想想我們過去遭到鎮壓的經驗，現在居然卻要向一個高壓政權屈服，在自由與類似議題上受制於這個政權，真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The two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s are close friends and the Dalai Lama is due to give an inaugural peace lecture to mark Tutu’s October 7 birthday.

柏林 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张思之认为，1999年开始的德中政府之间的法制国家对话完全是白白浪费钱财。这位现年84岁的人权律师在接受《柏林日日报》采访时说，中方向德国人讲述的都是他们喜欢听的。德国人听后就认为，他们已经为中国做了一些事。而10多年来，中国的法制体系并没有出现明显进步。他说，中国监狱还在对犯人施加酷刑。对此没有外国政府加以过问。这都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害怕得罪中国政府造成的。

这篇发表于《新苏黎士报》（9月16日）的文章写道，”在中国，9月18日是回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暴行的重要日子。每年都在重复同样的仪式。……可是，仪式并非仅仅’来自上头’的规定。当博客主在网上论坛写进反对昔日的侵略者日本的民族主义煽动性文字时，他们是在自愿地支持政府。” 作者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很长时期并不是激励爱国主义的源泉。在人民共和国的头30年，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几乎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在毛领导下，全国对这场可怕战争的诸多方面更是保持沉默。无处不在的是（宣传）共产党人针对内外敌人必然胜利的目的论，首先是针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人。在沈阳，很长时间只有一块纪念碑回忆这个’满洲事件’，到了90年代中期，人们才在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每年一次拉警报、按汽车喇叭纪念耻辱。1999年在沈阳开放的纪念馆因此也就成了全国记忆文化的代表，揭示了当代中国普遍的历史观。 “1978年之后的改革和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才迫使政府和公众转向20世纪降临亚洲的最严重战争创伤。传奇般的标兵雷锋、光辉灿烂的长征以及一系列共产党神话虽然长期是意识形态的楷模，却从此几乎不能再将民众凝聚起来。北京的理论家们开始寻找新的粘合剂，让分崩离析的社会团结起来，同时使之遗忘’新中国’的黑暗篇章。” 文章接着写道，”随着一场探讨20多年前事件的学术讨论受到政治制裁，也就发出了历史政治转折的信号。第一批文件汇编公布后，与政治方针保持一致的学术文章迅速跟上，打开了面向大众的通俗故事的闸门，伴以新建的纪念馆、故事片、肥皂剧、网页和微博客。对抗战的回忆上升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动力，呈现出与那些导致1989年对抗的内部力量相抗衡的爱国主义另一极，从此要将任何分裂主义都窒息在萌芽之中。 被操纵的回忆阻碍清理历史 “要想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对那场战争的回忆比30、40年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也就必须看到地缘政治的大气候。在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垮台之后，寻找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希望减少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的影响，以及合并台湾的愿望，是导致这种历史政治转变方向的核心因素，。将中国人民当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加以表现的主意，也就从而产生，时间正是人民共和国作为被认真对待的大国重返世界舞台之际。” 作者指出，”从欧洲来看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和中国势不两立的立场，随着被操纵的对战争的回忆而产生。……尽管东京和北京之间的骇浪大概已经和缓一些，但是，对于日本占领的回忆至今不只是服务于纪念蒙难者。因为，一个变成被政治利用的自我怜悯的乏味回忆，也在中国阻碍着人们对战争进行适当的清理。” 摘译：林泉 责编：乐然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又到中秋佳节，三天的假期让更多的中国家庭能从容地坐在一起，享受一下家庭团圆的温馨。几千年以来，家庭与团圆都是中国主要传统节日亘古不变的主题。但我国把清明、端午、中秋列入法定假日，迄今才是第四个年头。这是一个观念和文化心理上意义深远的改变，它标志着传统和家庭的价值得到了更多的尊重。 重新肯定家庭的价值，可能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在中国古典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其社会和国家的根基便是宗法家族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以孝悌为核心的等级化人伦秩序。家庭和伦理价值是作为天道和宇宙秩序的一种体现而被肯定的。从传统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家庭价值的民族。 之所以陌生，是因为自清末一百多年来，对于传统家庭制度的批判和鞭笞几乎是各种文化革命不可或缺的主题。家庭、传统总是和专制、权力、虚伪等等裹挟在一起，而自由、启蒙、文明进步，则是建立在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批判之上。 五四先贤们几乎是对传统家庭制度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傅斯年和李大钊都把家庭制度看成是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吴虞把它称为是“专制之根”。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吃人的礼教”的声讨，则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力的口号。巴金笔下的家庭，已不再是温情所在，而是专制的桎梏与牢笼。 按照梅因的说法，现代化是一个由家族本位的“身份”社会向个人本位的“契约”社会转型的过程。陈独秀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中西文化以家族本位和个人本位为其根本差异，中国宗法制度之恶果，在于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而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为核心的民间社会，是否不适应现代性；中国步入现代社会是否唯有将传统家庭制度彻底打倒一途，现在看来，恐怕尚待商榷。至少在香港等一些没有激烈打翻传统家庭制度的地区，反而实现了更为稳健和成功的现代社会转型。 最使五四先贤们始料未及的可能是后来的残酷现实：他们批判传统家庭制度是为了将个人从家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新的民间社会；但后来的事实是，不但新的民间社会没有建立起来，刚刚解放出来的个人又开始直面国家的强制，更加无法呼吸。 政治哲学这三十年的新发展或许可以为这个残酷的现实作出解答，那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往往和极权主义只有一纸之隔。一个健康稳健的自由社会，必须有发达的社会中间层，即各种小共同体，而家庭是这些共同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对个人权利侵害最严重的时期，往往也是对家庭破坏最严重的时代。 “文革”的结束使得家庭开始重拾独立和尊严，改革开放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家庭的伟大价值。但融入世界的潮流也使得我们的家庭开始面临新的冲击与挑战。 世界性的消费至上文化和个人享乐主义的强化，让人们更注重自我感受和自我满足，忽视了传统家庭观念和责任道义，中国一部分年轻人所体现出来的性开放和享乐主义，令传说中自由无比的西方人都大惊失色。 或许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在为1960年代的“性解放”和“家庭革命”付出巨大代价之后，重视传统以及家庭的价值才是这几十年西方社会的主旋律。从1970年到2005年，美国生活在单亲家庭的18岁以下孩子的比例，下降了17个百分点。关注家庭的健全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联合国将1994年确定为“国际家庭年”，呼吁重视传统以及家庭的价值。 就在上个月，美国很多媒体都在讨论佩尔斯坦刚出的新书《从家庭解体到美国的衰落》，该书勾勒了家庭衰落和经济衰退之间的关联。佩尔斯坦指出，不稳定的家庭极大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每年美国至少要因为家庭解体的原因而多花掉1120亿美元。在他看来，家庭简直是振兴美国经济的神器，而要解决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振兴传统的婚姻与家庭。美国的繁荣依靠传统的婚姻与家庭，这是佩尔斯坦在书中的结论。 经济繁荣与家庭的关系是否如此紧密，尚可再论。但伴随中国经济的繁荣，家庭的价值确实在重新恢复元气。就在中秋前不久，很多人都在谈论一个与家庭价值密切相关的重大公共政策，那就是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大义灭亲”的内容，规定近亲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回到了孔子所倡导的“亲亲相隐”。这一举措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和肯定，因为这一规定避免了对基本的家庭伦理和人性的破坏与摧残，维护了家庭的情感与价值，从而也是在维护人的基本情感与尊严。

没有信任，言语变成了木锣，声音是空的。有了信任，言语才有生命 不久前，《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的文章，引起海内外媒体的注意，认为是诚实面对中国当前社会整体信任丧失的问题。文章说，消极的怀疑主义弥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信、不信、还是不信——‘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蔓延”。 信任和怀疑是相互联系的一体两面，怀疑主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信任”）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它们都有许多广为人们知晓的现成表述，沉淀着前人对“信任”和“怀疑”问题的思考。 第一种怀疑和不信任是积极的，它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不盲信，不人云亦云。文艺复兴时期的随笔作家蒙田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怀疑精神。他的怀疑精神并没有设下什么教条，规定什么不存在，什么不可知，他只是主张两件事情必须相结合，一是人要探索学问，二是人要过一种充分具有自觉意义的生活。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对自己（并由自己而及他人）有新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从人的各种能力和所有能做的事中享受到乐趣。这是一种自我观照中的自我实现，它是在不断发问，而不是在盲从中实现的。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日常生活中最需要怀疑的不是食品里含不含有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也不是专家是不是骗子“砖家”，而是对民主政治的暗中操纵和破坏。希腊雄辩家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的名言是，“有一种大家都知道是很聪明的保险，它对每个人的发展和安全都有好处，对民主社会抵御专制尤其有效，那就是，保持怀疑。”美国人对政府抱有普遍的不信任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每隔4年又重新选出一个新的政府来。 参加选举的人民，他们自己就那么值得信任吗？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过，“只有当人们受到很好的（民主）教育，才能把政府托付给他们。”也就是说，没有人，包括人民，是天生正确的，每个人都可能做错事情，所以，为了帮助降低人为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害，怀疑和不信任是必要的社会心理机制。 但是，当怀疑主义走向了极端，变成了“不信、不信、死活不信”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非常有害的消极怀疑主义，它就是“犬儒主义”，一旦蔓延，便会形成一个犬儒社会。 犬儒社会中的怀疑主义是一种“不相信”的心态，不相信人对任何事情可以获得确实的认识和知识。这种心态往往导致对周围事情麻木冷淡，更有甚者，对人的整个生存处境都消极对待，自暴自弃，得过且过。在文化、政治思想中，这种怀疑主义往往与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伴生，认为世间根本没有可以取得共识的道德是非，任何人都可以按他自己的权力或物质利益随意行事。 造成大面积犬儒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曾经不断地上当和被欺骗，以致变得死活不信。就算现在说真话，也还是被怀疑是假的，说了也没有用。《人民日报》坦陈，“官方说法”、“官方澄清”都难以产生“说服”和“澄清”的作用。这其实就是社会犬儒化的一个标志，也应了加拿大政治家约翰·哈罗德（John Harold）的一句话，“没有信任，言语变成了木锣，声音是空的。有了信任，言语才有生命。” 恶性的怀疑主义是一种病毒，它在社会中弥散，感染每一个人，无人可以幸免。每个人似乎都只是在不信任别人，觉得自己与那些不可信任的人不同。殊不知，正如美国作家布莱特勒（Jerome Blattner）所说，“不信任别人的人，自己就是不可信任的。”中国人常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必须时时事事提防，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危险。我们不能再安心地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最需要的人，不能把健康托付给医生，不能把子女的教育托付给老师，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公正待遇、幸福托付给政府官员。人们今天关注信任的普遍丧失，是不是也跟忧虑这种可怕的生存状态有关？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