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里·布朗:强盛中国背后问题重重
转发凯里·布朗(Kerry Brown)的文章,谈中国的危机与政改。布朗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历史政治科主任。 ——思想国评论( www.21pinglun.com ) Andrew Nathan与Robert Ross在九零年代出版着作《长城与空城》(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源自于中国一则寓言。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君主的城池即将遭致攻击,他认为要保住这座城,只能让门户大开,然后放出风声,让敌军知道城里已空无一物,他们大可长驱直入,但敌人怀疑这只是诱敌计谋,而城里另有埋伏,于是决定撤兵,故君主成功保卫这座空城。 今日外界许多人依据中国种种经济资料,认为财富增加不只带来金钱,更与权力相关,毕竟这个国家每年经济成长率超过10%,如今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大外汇存底、是全球最大能源出口国及消费国,当然也就掌握庞大地缘政治力量? 但倘若走进城门看看,在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却有两点令人起疑。 第一是中国为内部安全所投入的经费规模,官方预算书中,中国在2009年的国防经费约800亿美元(美国及其他国家认为实际数字远高于此),而内部安全相关预算亦高达750亿美元。 无论是巩固新疆及西藏局势、维护各省治安及因应社会骚动,都需要中央政府编列大笔预算,若离开上海或北京等大城,社会动荡及暴力事件其实时有所闻,例如笔者最近前往西安,便见到路旁巨大标志写着“请愿受理处”,想必当地及邻近地区应是民怨四起,才需要整条街处理这项问题。 第二项问题根源在于菁英领袖说话方式,政治局成员及地方干部公开发言时,总是在粉饰太平,他们过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的官员一样,都活在如同乌托邦的世界里,认为情况总会改善、收成会愈来愈多,马克思主义(或称具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义)许诺的人间天堂必将实现(虽然那一天不断推迟)。 尽管这些领袖不断遮掩,依然有问题逐渐浮现,连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在八月于深圳表示,若无政治改革,共产党执政时间已去日无多。 中国政府亦于今年发表报告,承认贪污、社会纠纷与不平等已形成严重问题,恐将危及中国荣景,基层官员态度更直言,不明白为何外界对中国崛起如此紧张,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想该如何抉择,才能让经济成长更加平衡。 对于中国与邻国及美国往来时,态度愈来愈强硬,世界各国都感到焦虑,但中国现任政府的焦点却非“和平崛起”,亦不是如何建立更好的全球环境,而是着重于内部“和谐发展”,中国由外看似强盛,内部却像是潜藏种种环境问题、社会失衡与族群对立的地雷区。 前往中国各地,都必定会察觉环境问题,大城市出现在几乎不曾降雨的华北平原,北京愈来愈像人工制造的庞大寄生怪物,以来自东北高速公路的运煤卡车为食,也吸干附近河北省用水;上海居民超过2000万,也对邻近地区造成极大负担,虽然政府为平衡国内各地人口,在沿岸兴建诸多大城市,理论上很合理,但这些城市却愈来愈常受恶劣气候所苦。 面对环境挑战,中国有何因应之道?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迁高峰会上,各国官员聚焦于已开发国家的环境问题,强调已开发国家必须负起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中国官员态度强硬,但不愿订定目标,坚持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得带头改善现况。 然而今年夏天,甘肃省发生水灾,北部及东北部又遭遇高温及长旱,证明清华大学经济学家及政府顾问胡鞍钢所言不假,全球气候变迁主要受害者为开发中国家居民,中国民众也会受到影响,这种现实迫使中国政府必须改变,自明年实施的五年计划也将订定节能目标及其他措施。 相较于环境变化的压力似乎势不可挡,政治变革前景却仍不明。 早自七零年代,共产党领导阶层便已意识到,必须从根本调整国家权力及行政结构,故自1978年起,共产党便承诺要清楚划分党政双方。 另一方面,共党亦想建立法治,逐渐迈向独立司法体系,也在民间社会创造庞大灰色地带,让非政府组织至少能够运作(尽管仍缺乏合法地位及保障),虽然创新有其风险,已不再是禁忌,甚至有人提议在特别经济区旁设立特别政治区,以试验新构念是否能成功。 但中国领导人可能高估手中拥有的时间,因为快速崛起也衍生出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比预期更快,让九零年代末期预测的理想数字,如今也看来保守,讽刺的是,过往中国领导人总遭人批评太过乐观,事后看来却太过保守,对比1999年的预估数据,2010年的中国已经超前十年。 共党领袖原以为自己还有二、三十年时间可从事经济改革,之后才需触及政治改革,但因为经济非常成功,让政府改革脚步也得加快。 最快在2020年时,中国就将成为中级所得国家,虽然社会乐见这种转变,但到了这个阶段,国内企业或政治菁英也将开始出现重大歧异,以前苏联国家经历的颜色革命为例,律师及民间团体会开始带动社会向前,国内也将慢慢出现真正的政治反对势力。 至今共党均采取旧有方式面对问题,压制所有异议团体,律师高智晟先前失踪,后曾短暂现身,结果又再度噤声,反映出中国言论箝制相当严重。 一切也并非只有坏消息,共党在某些议题上已有改变,公布更多政府资讯,也审慎试验某些形式的地方选举,但在民间团体合法性、司法独立、乡镇以上层次选举、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等重大议题方面,菁英阶层显然尚无共识。 中国政府的问题在于,官员认定只要改革任一议题,其他议题也必须同时处理,这种零和态度提高犯错风险,且政治局及菁英人士又向来保守谨慎,要他们大胆尝试改革更加困难,故领导阶层似乎开始忍耐现况,期望国家能继续向前,直到适当时刻出现,再一次进行所有必要改革。 这种策略在理论上当然可行,但未来若要实行经济改革,强化司法机构、增加民间社会活动及扩大人民参与都是必要条件。 政府还能阻挡各项要求多久,目前无从得知,社会已涌现诸多不满,部分人士估计,中国内部每年大规模抗争高达九万次,今年许多学校出现多起命案,亦反映社会愤怒与不平,且自2005年以来,中国已累积1200万件个人请愿案,法院已淹没在各种民事诉讼中。 中国若能顺利转型,便几乎笃定能与美国一同主导这个世纪,可是其中变数仍多,若领导人处理转型问题不当,引发巨大民怨及愤怒,反作用力也将殃及他国。 中国当然能庆祝各项成功经验,但也必须正视现实,尽速处理横亘在面前的种种复杂问题。 分享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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