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事纷呈

作者：张天潘 | 评论(0) | 标签:权利诉求, 诉求转型

日前，昆明市五华区城管部门在执法中与违法占道经营者发生纠纷，引发群众围观并发生冲突，导致10多人受伤，多辆汽车损坏。公安机关依法强行处置，对现场涉嫌“打、砸、烧”的40人带离现场进行盘问。(3月28日《云南信息报》)

　　很多现实表明，如今的城管已然成了一个被妖魔化的群体，他们与商贩简直就是一对猫和老鼠一样的死敌，碰在一起就会产生冲突。但是，其实这个冲突背后并不仅仅是城管的问题，其根源是弊端长期积累下的制度之殇。那种为了城市外在形象而屏蔽了弱者生存空间的城管制度，与代表着底层生存的流动摊贩，这二者间的对立，从城管制度的一开始就预设下了：城管为了完成任务，必然清商贩的摊；商贩为了生存空间，必须抵城管的执法，因此，这早已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一种制度性矛盾。

　　历数近些年的各种城管改革，总是难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改革是只治标不治本，没有从制度入手。而民众围观之后的冲突，本质上就是对于这种制度的一种不满诉求，而我们绝不能因为它是一种恶性的冲突，就放弃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为，在它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对权利与尊严的诉求与渴望。

　　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每一个十年左右，都会经过一次诉求的转型：例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末，属于精神解放诉求，体现的是文化路径上的探求，形成了一个文化繁荣的小高潮，尽管物质可能还很匮乏，但大家感觉过得充实；九十年代开始，以1992年邓小平南下深圳为标志，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之后的零零年代，是经济改善诉求，体现的是经济路径上的商业浪潮席卷神州大地，结果是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大家时刻在感受着的医疗、教育、住房等市场化问题。

　　于是，有一种分析认为，正在徐徐展开的一零年代，将会是权利获取诉求，体现的是从社会路径出发的公民意识苏醒。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经济增长已不再作为惟一的目标。人们已经把目光转向了权利诉求，或者说是一种尊严诉求，因为权利是一个人最大的尊严。而这种尊严论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来源于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报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把这种诉求转型思考明白了就可以发现，在这个事件中并不是简单的纠纷与冲突，本质上反映的是权力与权利在不合理制度之下的必然冲突，而要解决此类问题，突破口便在于如何重塑一个能够保障底层民众的权利与尊严的城管制度，而它的功能绝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城市光鲜的外在形象。

刊于 2010年03月29日《华商晨报》 　http://news.sina.com.cn/pl/2010-03-29/093119962684.shtml

原告团在熊本裁判所宣布案件达成和解

震撼人类的日本熊本县水俣市水银公害引起的水俣病，星期一（3月29日）下午在日本熊本县地方裁判所的和解调停下，日本政府、熊本县政府与2100名被害原告团达成了和解协议，标志着半世纪以来首个危害人类的公害病-水俣病在日本得到解决。

和解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一次性支付每名疑似被害人救济金210万日元（约两万三千美元）和每月支付每人最多17700日元（约190美元）医疗费的方式，解决长达半个世纪的水俣病诉讼。

今后，赔偿将由被害人原告团和被告的政府双方选出医生为主的“第三者委员会”来判定赔偿对象，一些传媒预计可能有近四万名被害人从今年底起接受赔偿。

经济发展的通病

上个世纪40年代，熊本县不知火海湾周边地区先发现猫和乌鸦等动物得了发抖、痉挛等神经性疾病，狂躁的猫甚至跳海。50年代初，这种怪状发展到人身上，1956年水俣市确认这是一种病，但当时不明原因，因此被称作“水俣病”。

日本发现水俣病震惊国内外，其它国家也报称发现过类似病状，便把这种不明病因的病名按日语“水俣”的发音，叫Minamata disease。70年前后中国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也发生过类似的污染。

1960年日本新泻县发现水俣病，被日本称作第二水俣病，两次水俣病与富山县矿山废水造成的“痛痛病”、三重县四日市大气污染造成的“四日市哮喘”构成日本四大公害病，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沉痛代价。其中水俣病更是人类史上工业发展后被发现的最原始公害病。

原因与诉讼

水俣病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

1968年日本承认了水俣病是因企业把有机水银废料未经处理排进海里，令鱼、贝中毒后，人和动物吃了中毒的鱼、贝，患上有机水银中毒症。中毒造成人体和动物中枢神经疾病，主要症状是四肢末端感觉麻痹；视觉、听觉受损；语言能力、平衡机能丧失等，重症者从表现狂躁到昏迷、死亡，病患还会祸及胎儿。

但此前，包括日本政府、大学在内的调查都再三否认或掩饰企业废料导致水俣病的事实。直至1967年新泻水俣病被害人起诉昭和电工等企业，揭开日本公害诉讼帷幕后，日本政府才承认了水俣病起因。此后熊本县被害人也起诉新日本窒素化肥工厂等。

裁判与赔偿

1971年新泻地方裁判所首次判决昭和电工等排放有机水银令当地居民中毒，当时被害约150人，其中48人死亡。73年加害企业与被害人缔结赔偿协定，一次性赔偿约三千名被害人每人1600至1800万日元（约18万至20万美元）和治疗费等，由政府规定判断被害基准和制定赔偿法律。

此后全国各地有关诉讼此起彼落，一些诉讼还控告日本政府设定的基准和熊本、鹿儿岛等地方政府行政指导失误，致使他们没获得及时治疗和回避被害。1987年熊本地裁首次判决国家和县政府有责任，政府不服上诉。95年社会党的前首相村山富市为政府确认起因和指导企业应对行动迟缓道歉，但仍没承认责任。不过随后执政三党联盟边修订基准，边参与调停，政治首次介入水俣病诉讼。

政治介入告终

政治介入后，大部分被告企业共向12700名被害人原告作出260万日元（约两万八千美元）的一次性赔偿。但一些基准外的疑似被害人继续诉讼，漫长的官司04年在最高裁判所判决时，法官承认国家和熊本县政府的责任，命令有关企业赔偿被害人600至800万日元（约7万至9万美元）。

05年熊本县2100多人组成的“水俣病不知火患者会”再起诉国家和熊本县政府，以及相关企业，要求赔偿每人850万日元（超过九万美元），09年执政的自民党政权成立了《水俣病被害者救济既解决相关特别措施法》，谋求解决半世纪来的水俣病问题。

民主党去年8月夺权后，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七成支持率3月份跌至3成。鸠山3月18日承认国家对水俣病扩大有责任，表示愿意接受和解。

“水俣病不知火患者会”星期天（3月28日）举行了原告团总会，通过熊本地裁提出的和解案。星期一熊本地裁法官高桥亮介主持调停后，宣布和解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