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网谈

十年砍柴 | 大明朝的“聂树斌案”

(敬请关注十年砍柴的公众号“kanchai303”。这是2009年写成的一篇文章,而今再读仍然很令人感叹。) 明朝隆庆六年九月(西历1572年),京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冤案,这一冤案让二男一女被错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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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杨彼得:中央管不好党 中纪委也是没戏

近期,中国大陆各地纷纷出台「从严治党」、「政纪从严」的规定,进一步收紧「八项规定」的制度笼子,令党员干部纷纷私下里叫苦不迭,很多公务人员大有末日来临之感。「八项规定」的制度笼子令党员干部纷纷私下里叫苦不迭。比如浙江丽水市上月下旬出台「公职人员不准参加二十类饭局和领导干部六个带头」的规定,其中规定不准参加公务宴请、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不准接受异地接待、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等,对可能涉及公务行为的饭局作了穷举并予禁止,总共是19种可能的具体情形,而且最后加上一条「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的规定,让公职人员彻底无漏洞可钻。丽水市的规定虽然禁止了「二十类饭局」,实际上等于是说,以后公务人员就别想打着公务旗号吃吃喝喝了。其中第一条「不准参加公务宴请」,有点难于理解。不准参加公务宴请的前提是有人搞了公务宴请,这是不是意味着公务宴请本身被禁掉了呢?好像是,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形下,大家杯弓蛇影,谁还敢提议和参加公务宴请。这样的禁令不可谓不彻底。一些具备公务人员身份的人在网上议论纷纷,有人调侃说,以后公务人员连同学会、亲戚间请吃饭都不行了。甚至有人透露,广州规定饭桌上有两个穿制服的公务人员,即被视为公务吃请。不知这种说法是否为真,但已足见,公务人员已经感觉到有一张纪律之网正在罩在自己头上。其实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出台「八项规定」后,中纪委就要求各地制订实施细则,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也行动起来。湖北省出台了「常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十五种情形」,列举了违反工作纪律、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收送节礼、滥发津补贴、文件简报会议过多、等十五大类问题,并作出细化规定,凡违反者都要被采取纪律措施。但中共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有纪不依、执纪执法不严、违法违纪不究。制度漏洞也是有的,中共老生常谈的一个说法是「规定过粗,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党从来都是禁止党员干部大吃大喝的,但什么是大吃大喝,实际上没有个谱,人们想为自己大吃大喝找个说得过去的名目和借口不难。由此派生出另一个老生常谈,即「建立健全制度」。党甚至提出了「将党内纪律法制化」的设想。其实中共的问题不是制度少了粗了,而是制度太多,党员干部很难了解并记住。中共发布的文件,除部分属于工作部署外,多数都属于纪律性质,此类文件无日不发,而且事无巨细都以文件规定之。公车配备有各种文件,分务用餐又有文件。同样的禁令,元旦要发,端午、中秋各重复一遍,春节更要发文重申。其中有中央的,还有省级的、市级的乃至更基础的。如果全部找出来,绝对是汗牛充栋。但制度之所以权威有效,套用美国法学家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阐明的道理,乃因其具有公开透明的道德品质,也就是众所周知。众所周知,它才可以在道义上要求大家严格遵守,并在人们违反的情况下予以处罚。但文件多到汗牛充栋,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所以有些人违纪之后,干脆托辞不知道有此禁令。更重要的是,当各级权力忙着制发文件的时候,他们已陷入文牍主义八卦阵,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基层掌握和行使权力既大,又缺乏自治能力,结果细无巨细都需要党中央言传身教,最后归结于最高领导人的英明伟大。公务餐几菜几汤,由中央规定;公车多大排量、价格几何,由中办发文。但再伟大的一个领导人,怎么可能管尽天下大事小事,而且能够管得井井有条?就算是有一个中央纪委,人员编制达1000多人,但以中国之大,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达数千万之众,公务人员参加20类饭局之类的小问题都不说了,单是省级、副省级以及下沉一级到厅级的违纪违法大案要案,他们管得过来吗?权威主义的困境,在今日中国已经见于盲者、闻于瞽叟,迄无解套之法。党中央可能会觉得,我将各级党委、纪委武装动员起来,他们将以分级代理的模式把中央从严治党的英明决策向下贯彻下去。但公车私用靠纪委管好了吗?没有。其他方面,纪委也注定管不好,光靠中纪委管更是没戏。来源:东方日报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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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专访《纽约时报》傅才德全文

《纽约时报》4月28日发表《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调查报道,该报道作者傅才德星期五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访问,期间谈到了撰写这篇再度涉及中国领导人家族财富这一敏感话题调查报道的来龙去脉,也回答了记者有关他曾为写这一题材的报道收到死亡威胁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经历了稿件不予刊发、本人被工作了13年的新闻单位停职的挫折后、仍坚持撰写这类调查报道的原因。以下是这一专访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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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横空出世

中国政府宣布成立“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任组长。有评论认为,中国政府对足球运动的政策,和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酷爱足球有关,但中国足球水平短期内不可能靠政府重视就会提升。中国足球报4月30日报道说,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副总理刘延东任组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任副组长,足协主席蔡振华任办公室主任。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政府对足球改革的重视。不过,在中文网络上,民众对政府的这个领导小组是否能改变中国足球落后君面并不看好。在北京的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体育部主任汪大昭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坦率地说,中国的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没有意义”。不过,北京某大媒体体育记者汤先生认为,政府重视增加投资,可能短期内可能会对足球业产生影响,“出个副总理去领导,投一大笔钱,从欧洲请最好的教练,短期内可能会有些效果。但长期来看,不敢说绝望吧,但恐怕还是很难。”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权力主导一切的国家,政府规划对很多事情都非常重要。他举例说,中国城镇化建设中对普通民众能够承担的体育设施不重视,可能是中国足球水平无法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城镇化建设,很少考虑这些,比如很少有给普通人的足球场和其他设施等等。就算你现在去建起来,真正起效果发生作用,恐怕也得十多二十年了。”刘先生表示,目前中国最高领导层中,有多人据传都是足球迷,这直接反映在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上,很多商界人士都已经闻风而动,“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三个人,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据说都是足球迷。尤其是习近平,有人说看中国队输球还会拍桌子丢茶杯。所以现在对足球的这种重视,就是一个政治任务了。民间很多商人都在说,未来十年八年和足球有关的会是一个好生意,政府计划建几万个足球学校,还有其他设施。在中国,什么都是政治。”据一些中国体育网站的调查,足球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每年吸引观众最多,观看足球比赛电视传播的观众人数也排在各类体育转播之首。然而,虽然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足球水平多年来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某家网站对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 的投票者认同中国足球的问题出在体制。汤先生表示,足球需要从小进行职业训练,但这种训练不仅是体能和技术,也包括竞赛精神与集体合作,“我在英国,看到那些孩子,七八岁、五六岁,家长陪着,教练带着,有专门的裁判,进行比赛。就是从小就进行半专业的训练和比赛了。这种素养不是短时间培养出来的,中国到了最近十年,才开始有这些概念。”汤先生认为,即使在中国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对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但要大幅提升水平也需要20年时间,届时掌权中国领导人是否还爱足球谁也无法保证,这是中国政府主导体制存在的一大问题。记者:石山  责编: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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