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会面。这是栗出任中办主任后，首次独自公开亮相国际舞台，从幕后走上台前，预示栗战书仕途可能有新变化。习近平将于五月九日赴俄罗斯参加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活动。按常规，外交部一手包办打前站工作，由分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或外交部长前往到访国协商。今次安排一反常态，习近平派出最亲近的幕僚，多少出乎外界的意料。从过往历史看，中办主任是总书记的身边近臣，几乎寸步不离，中南海大事小情都要他们处理，从温家宝、曾庆红、王刚到令计划，莫不如此，虽然他们权力很大，但绝少单独抛头露面，更不用说独自出任特使，这充分折射出栗战书今次的亮相有其特殊意义。众所周知，习近平上台之后首访俄罗斯，与普京言谈甚欢，两人结下良好私人友谊。去年中俄签订历史性的油气合同，以及习近平顶住奥巴马压力，坚决反对西方制裁俄罗斯，都反映了习普两人关系亲密。习近平今次派出心腹亲信栗战书，而不是国务委员杨洁篪，很可能是借机向普京表明中俄两国关系非同一般，或者是向普京传递的讯息太过机密，只能由近身重臣来完成。政治如云 变幻无常更重要的是，习近平让栗战书在国际舞台单独亮相，可以让栗赢得更高的国际曝光度和社会知名度，为下一步重用栗埋下伏笔。栗战书与习近平年轻时都曾在河北任职，两人年纪相仿，都担任过县委书记，共同语言多。中共十八大前，习近平到贵州视察，与栗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随后不久便将其提拔为中办主任，替换丑闻缠身的令计划。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栗战书直接成为政治局委员。栗战书今年六十五岁，到二O一七年十九大换届时正好六十七岁，按照以往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传统，栗战书很有可能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早前表示，他在中纪委只干一届，他离开之后谁能接任，被外界高度关注。有传闻习近平属意老成持重的栗战书接任。在王岐山锐意改革之下，中纪委的权力近年来迅速膨胀，不仅将全国各省市、各部委纪委书记的人事权全部收揽，而且还向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办公厅等要害枢机部门外派纪检书记。不客气地说，目前的中纪委比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权力都大。谁掌握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刀把子，谁在中共政坛就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力。从目前情况看，栗战书接任中纪委书记可能性非常大，毕竟他是习近平头号亲信。不过，政治历来是变幻无常，人事更是如此。一切皆有变数，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用在栗战书身上，也是恰如其分。

徐才厚因膀胱癌逝世，消息一出，民众的第一反应却是：“官方有没有怠慢徐的病情，有意导致他死亡呢？”会这样猜测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徐才厚一死，很多线索断了，关于他这一线的贪腐案就查不下去。所以，《解放军报》不得不翌日刊文辟谣，称“救治不力、政治迫害、同党灭口”均为不实指控。但是，民众对官方的不信任又是多么合情合理！因为所谓的“高调反腐”，明眼人都知道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假如你觉得中共目前的反腐是有希望的，那么只能说明你对中国历史认知不足，或者你对中国的官僚制度了解不够。目前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过往数千年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那就是：最高领导人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地方官员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力授权维系统治。由于没有获得广泛的民意授权，在民众眼中，官员的统治没有合法性，导致官员也人人自危。所以，在中国当官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在敷衍上级的前提下，竭尽所能寻找为自己谋利的空间。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官场腐败，其实从古至今皆然。晚清有一本奇书，名叫《道咸宦海见闻录》，作者是道光九年进士张集馨。这本书，是根据他一生的经历撰成的自叙年谱，中间为官一段尤其精采。张集馨中举后，便在北京当官。有次忽然获得一个肥缺，是去陕西当督粮道。按照当时的规矩，走马上任前，张集馨要给各位在京的大老爷送“别敬”（表达离别之情的红包）——这是典型的中国官场陋规，京城的官员在天子脚下，无处贪腐，京官贪腐自古以来都是靠地方官员“孝敬”实现的。张集馨四处借钱，搞好“别敬”，这时候惟有去地方搜刮民脂民膏，才能填补亏空。张集馨到了地方任上，依旧不能摆脱各种陋规——陋规者，虽然丑陋得见不得人，但仍旧是规矩，必须遵守。例如，凡有各地官员途经陕西的，张集馨都要负责接待，准备宴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须有海参鱼翅，每桌都要有一尺大活鱼一条，这些全都有规定。万一有任何一道菜马虎，就会传扬出去，说陕西督粮道小器。就这一句“小器”，等于给整个陕西官场抹黑，所有地方官就会把张集馨排挤走。甚至任意加菜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但凡上来的鱼多了二两，被外省官员知道，又是破坏陋规，将来的官员只能因循多二两处理，他们也会回过头来搞掉你。所以，新官员刚刚到任，往往要花重金购买前任官员的那本“账册”，上面对各种腐败陋规写得清清楚楚，明码标价。那么，如果你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有没有可能在官场独善其身呢？贪污腐败跟道德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只要选择进入官场，如果你不参与腐败，根本干不下去。比如说，张集馨来到陕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孝敬”陕西巡抚大人。而当时的陕西巡抚是谁呢？正是曾经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不是坏人，但他有办法做清官吗？如果他不收张集馨的红包，拿什么“孝敬”更高阶层的官员呢？他自己的官又怎么当下去呢？中国的官场，是自上而下的层层盘剥系统。除非中国的权力结构发生反转，彻底实现民主，令官员的权力来自民众，让官员真的惧怕民意，才有希望。如果这种权力体制不改变，腐败就根本没可能根治。当你掉进官场这个血色大染缸，被染红，难道还有商量的余地吗？政权来到今天这步，早已无人不贪。真要尽除天下贪官的话，也是亡党亡政权的命运。更何况，“反腐”从来都是官场用来党同伐异、打击异己的手段而已。作为平头老百姓，若真心相信习近平能救中国，岂不好儍好天真？不想玩这个游戏，唯一的办法，只有别加入官场。徐才厚已死，对他个人来说是一种解脱。惟那些活着的人，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被调查。接下来的重头戏，应该轮到郭伯雄登场了。但《解放军报》给徐才厚盖棺定论，称他的一生“可悲可耻”。徐才厚或许可耻，真正可悲的，应是中国官场。

二○一五年三月十六日凌晨，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因膀胱癌终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当局指徐死亡的时间是三月十五日，正好与中共两会落幕同日，引起外界极多联想。徐才厚究竟是不是死于这一天？是自然死还是人工死？外界揣测纷纷。这不奇怪，因为从一年前的三月十五日徐被立案调查，外界就传他已病入膏肓，要靠吊盐水和插管维持生命，在此状态下生存了一年，为什么偏偏是两会结束这一天死了，不是前一天，也不是后一天？徐才厚真正的死期可能是个谜。因为中共一贯掩盖真相，总是根据政治需要向公众发布消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刘志丹之死、中共开国领导人高岗之死、毛泽东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之死等等，当局开始都是振振有词，说得合情合理，但后来历史证明，真相远非如此。这与中共整个历史就是黑社会式黑箱操作符合。我们从内地网易、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的报道也可见一斑。三月十六日凌晨第一时间，它们都转发了新华社通稿，但同时都关闭了评论功能。也就是说，不让读者揣测议论。第二天海外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披露，原来是中宣部下发报道禁令：徐才厚因膀胱癌死亡一事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首页不做头条，关闭评论。这说明中共当局对徐才厚死的消息公布时间安排，是有充份考虑的。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军队高官称，有关徐才厚死亡的消息公布“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因为“现在许多人都感到，为徐案定案很难”。这位高官甚至指，徐才厚“应该死于数天前。但公布他死亡的消息不太可能，因为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抢人大这部重头戏”。所以对于徐才厚之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死得不是时候。当天李克强记者会正在进行，按规定徐的死讯要上报中办由中办再请示高层批准，公布需要时间，所以公布时间选在了次日凌晨后。本来，两会期间缅甸军机越境丢弹致使边民死伤新闻已爆棚，徐的死讯更加会冲淡人们对两会的感觉，所以必须把其死讯拖后公布，可见徐连死都死得不是时候，倒霉到什么程度。第二种说法也是最流行的说法是，徐才厚之死死得恰到好处。因为他这一死不仅让自己逃脱了军法审判之苦，还令大批涉其案的军队和地方政要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尤其是那位亲自将徐从沈阳军区政治部主管拉进总政治部，又拉进中央军委，最后成为军委副主席的大伯乐、前中共总书记，大概闻讯更应抚着蛤蟆肚，放喉歌唱“我的太阳”。胡锦涛时期虚有军委主席名，甩手让徐和另一位军中大老虎郭伯雄掌军十年，中共军队现职将领绝大部份是由他们两人签字批准任命的，在习近平口口声声要“肃清徐才厚影响”的吆喝声中，在涉案将领如骨牌般倒下的时候，徐大老虎及时地病死了，相信军中不少人也会如释重负。有人说，徐之死释放了大批司法资源，在军内反腐不断深入背景下，可让军队腾出更多人手加速肃清徐案影响，可让高层聚精会神地围猎下一只老虎。但习近平王岐山可曾想过，他们的打虎与其说是反腐，不如说是正在煽动造反——海外有报道指，军队老虎们不甘就擒，策动中央警卫局造反——不管这一传说是否属实，但已明确透露出一个讯息：那就是习近平的打虎方式和速度，可能成为动摇自己政权的风暴。古语说得好，苛政猛于虎。比起军队和地方那一大群贪腐的老虎，中共体制本身就是更庞大的恶虎——每年几千亿的军费，几千亿维稳费，几万亿的公帑，严酷的所谓法治和制度，没完没了的道德思想洗礼，却遏止不了贪腐分子此起彼伏，阻挡不了中共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向全世界最大的贪腐集团方向演变。这就是徐才厚之死，以及中共对徐才厚死讯的处理方式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支撑着中共这个庞然大物和奇魔怪兽几十年来蹒跚前行的两根主要拐杖，一根是枪把子，一根是笔杆子。作为暴力机器的枪把子，包括军队、武警、公安、司法，已经被揭开了半个锅盖——以周永康为首的政法王和以徐才厚为首（可能还有郭正钢的爸爸）的军队总头子先后被抓——人们发现威风八面、香气四溢的暴力机器，里面其实煮着一锅烂粥，腐尸、贪蠹、淫虫、财迷充斥其间，多不胜数。笔杆子这根大柱，要么从内部腐朽，要么被人揭竿而起，坍塌注定是迟早的事。唯有作为文宣武器的笔杆子，还在死撑。这不是因为笔杆子这个系统有多完美、有多清廉、有多坚不可摧，而恰恰是因为其更为腐烂、更为狠毒、更为肮脏。这些年宣传系统的高级官员不是没有被抓、被判、被曝光过，比如刚被查的就有曾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岗位上工作长达10年之久的尹欣，但都是零星、偶发、个别，没有如石油或其他系统那样成片、成伙、成锅地端。不过，越是如此，腐败的罪恶能量越是蓄积，这个系统某一天如地震和火山般爆发的可能性便越大。党宣系统维持其苟延残喘地运转的秘诀是什么？那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禁令，以及“与时俱进”加紧控制，不断范防泄密和传达禁令的方式。因为每一条禁令背后，都有比徐才厚的现金和周永康的存款更多的利益，因而这个系统从最上层至最下层的每一个官员，卖起命来，都不遗余力。这种利益，更多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党国的利益，而是党宣系统或党宣以外的某些官僚个人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当然，它损害的就是民众的利益。不管他们的手段有多高明，在这个民众已经觉醒、科技无限发达的年代，道高一尺便有魔高一丈，从目前各种迹像和情形来看，正如沈大伟预测中共已开始走入崩溃，党宣禁令和维持它的这个体系，也已经进入穷途末路。中共宣传系统过去向各级各媒体传达内部禁令，一般是下发正式文件，走公文发文途径。因为此途径需要较长时间，后来，就根据内容改为发“明传电报”、“密码电报”和传真。其中，传真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一种主要方式。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湖北嘉鱼簰洲湾溃口，当时中共文宣系统下发禁令，不准任何媒体报道。据说美国之音正是通过技术手段截获了其中的一份传真，获知真相，率先向世人报告了长江决口、数万人被洪水围困的消息。中共宣传系统曾从中吸取教训，对重大“秘密”文件慎发传真。但总有泄密的时候。特别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出现，使得中共传达禁令更便捷的同时，也使得泄密变得更容易。对中共党宣系统产生重大“打击”的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几天之后，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突然全文刊出中共宣传系统前一天给全国媒体发出的内部报道要求，党宣对媒体的“21条禁令”全部“泄露”。虽然中共宣传部门第二天完全否认有这些“禁令”，但事实上收到禁令的全国各地媒体人对照报道发现，报道的准确率百分之百。中共宣传部门恼羞成怒，从当天起，要求所有的内部报道通知只准电话传达，不准输入电脑通过网络传送。由于奥运期间每一天都有数十条禁令，每一条禁令都要通过电话来传达、用笔记录，那一段时间，有人调侃说，最累的并不是运动员，也不是在前方采写奥运新闻的记者，而是传达、记录宣传禁令的宣传官员和媒体高管。党宣禁令的传达发展到今天当然已有高级形式。由于短信、电邮、打印出来的文件都极容易被发到网络上或通过截屏、拍照等方式泄露出去，宣传部门目前所有的相关禁令，都不会再出现文头、公章等内容。也就是说，他们也知道他们所发的这些禁令很龌龊，他们不想留下任何有证据效力的罪证。而传达上，则是让媒体负责人直接去“看”文件，不许拍照、不许复印、不许带走，只能心记或笔记，俨然已是地下党员接头传送鸡毛信。一个执政党，对自己的基层组织传达日常工作通知，都害怕泄密到了这种程度，到底是党认为除了自己之外，所有的人都不可信任、所有的人都是敌人，还是党发出的这些“秘密”本身见不得光，害怕公众谴责它的这些“秘密”和所作所为？禁令里的“秘密”终有一天会被公诸天下。那一天，也就是清算共党罪恶的一天。藏不住的。

曾潜逃加拿大长达7年的中国逃犯李东哲在温哥华的律师，日前向美国《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