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题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的评论，称该报社经过“暗访”后总结出了所谓“大学课堂上的中国”的三类问题，分别为大学教师缺乏...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令中国政府为其1.66亿农民工补上养老金体系中的缺口难上加难。而该问题也是导致去年各类罢工事件数量翻番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农民工大军曾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如今则出现老龄化趋势。政府数据显示，40%以上的农民工目前已经年逾40岁，2008年时该比例为30%，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还不到六分之一。经济增速放缓，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工厂纷纷关闭或者裁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企业主在农民工养老金方面做出更多贡献。但若无作为，则可能引发更多劳工群体事件，这是中国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根据香港劳工团体中国劳工通讯，2014年中国出现的各类罢工事件从一年前的656起增至1,378起。这部分与农民工对养老保险不满有关，而在去年之前，该问题很少引起工人罢工。“政府和工厂有责任照顾我们，”50岁的彭小梅说。她在深圳一家缝纫制品厂已经工作了22年，仍无法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去年4月，耐克和阿迪达斯的供应商裕元工业集团旗下广东工厂有近4万工人罢工，要求公司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在养老金缺口问题上，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也有一定责任。工厂审计方称，出口地区官员很少要求企业为员工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因为他们想让企业继续在他们的省份投资。投资竞争根据中国养老保险规定，企业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该员工工资的20%，个人缴纳比例为8-10%。职工累计缴纳养老保险15年以上，且达到法定年龄，才能领取养老金。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为女性50岁，男性60岁。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敬慈（Chris King Chi Chan）称，政府尽量为企业减负，是因为地区之间吸引投资的竞争激烈。“地方政府和外来投资者是利益共同体。此类政府官员与企业串通一气的现象，在广东这样的地区尤为普遍，”他说。律师及劳工活动人士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第一代农民工到了退休年纪恰好碰到了一起。许多第一代农民工如今发现，虽然他们辛苦工作了几十年，但他们的养老金却少得可怜，而再就业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彭小梅称，这种制度“对第一代农民工很不公平”。彭小梅所在的企业是在13年前才开始为她缴纳养老保险的。中国有2.68亿农民工，其中1.66亿属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后者的处境更加艰难。《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工在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统筹基金（单位缴费）部分仅能转移12%。一些专家已经呼吁可让农民工养老金全额转移。“农民工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的劳工权益律师段毅说。制造商也是满腹牢骚。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刘展灏（Stanley Lau）称，随着劳动力成本每年以25%的幅度攀升，许多广东的港资企业已经陷入艰难时期。

中新网北京2月6日电(记者...

（暴走漫画：黑帮电影）...

很多人出了国到欧美留学，不仅没有被“西化”，反而变得更加爱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的博士生Henry Chiu Hail最近撰文研究了这种现象。他发现，很多中国留学生抱怨美国人对中国情况不了解，却喜欢对中国的时事发表带有偏见的言论，造成了双方关系的紧张和冲突。Hail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调查了18位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和助理教授。他发现，中国留学生面对美国同学谈论中国事务时，通常会产生四种心理防御机制。第一种是基于（国家）地位的机制（status-based）。受访的留学生抱怨美国人总是试图“攻击”或“威胁”中国和中国人的“地位”。留学生们说，美国人喜欢谈论中国的缺点，比如环境污染、盗版软件或者西藏问题，却无视中国的成就（比如举办奥运会），这让他们感到很生气。虽然有时候美国人只是批评中国的某一方面，留学生们却会把它和中国、中国人的整体地位联系起来。第二种心理机制基于（对国家的）忠诚（loyalty-based）。有留学生说，当有美国朋友的妈妈跟她聊西藏问题的时候，她感到自己有义务去解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有的留学生跟研究者抱怨中国存在各种问题之后会感到内疚，感觉不应该向一个外国人说那么多关于中国的坏话。研究者认为，这是基于“忠诚”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第三种心理机制被研究者称为“寻找和谐”机制（harmony-seeking）。中国留学生经常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状态，一方面想维护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又要和美国朋友、同事和睦相处。有受访者表示，每当美国同学在交流中表现出偏见时，他往往会避免争论。他认为争论没有必要，他相信美国人来中国旅游后自然会“发现真相”。中国学生总是试图通过避开争论来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最后一种机制叫“功利主义”机制（Utilitarian）。一些学生面对美国人的批评，会衡量哪些批评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一个留学生表示，如果这种批评只是着眼于中国落后的方面，那即使不中听，还是可以听一下；但如果批评着眼于要分裂台湾和西藏，那她就会“强烈反对”这种批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实际发展比外国人的看法更重要。他们会更激烈地反对那些“伤害中国”的批评。受访者们普遍承认，到了美国之后对中国的羁绊感觉更强烈。当他们住在中国时，能很容易分清“人民”和“政府”——有些留学生坦言，他们来美国之前经常批评中国政府。但这种观点来美国之后却发生了变化。“人民”和“政府”的分野被民族和国家认同所取代。他们觉得美国媒体总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觉得美国人视自己为外国人，永远不会完全接受。因此，出于对中国的认同，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家，留学生更迫切地希望看到中国正面的形象。尽管在留学交流中，中美学生之间会产生种种紧张，但Hail在访谈中也发现了这种跨国交流产生的正面影响。他发现，越融入美国社会的中国人，就越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想问题，即使双方对敏感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例如，一个加入了基督教会的中国学生，会觉得自己美国教友批评中国是出于善意的理由，尽管她认为这种善意是建立在误解之上。此外，中国学生在美国生活学习中，可以目睹美国人实践政治自由的过程。例如，上课时师生政治观点不一却能尊重彼此，公民和政府沟通更顺畅等等。这些经历会让他们更希望中国的政治变得更开放。但是，尽管他们向往美国的这种制度，但当美国朋友批评中国目前没有类似的制度时，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还是会启动，马上反驳美国同学。Hail最后分析道，一个人的个人认同和自尊与社会身份紧密联系。中国留学生与本地学生的冲突，是出于对民族荣誉的捍卫和民族忠诚的表达。留学生的这种心理防御机制是基于对民族间等级关系的认知之上。少数群体的成员比多数群体的成员对这种群体认同更为敏感。因此留学生对民族和国家身份的认同，跟随他们出国的脚步，变得愈为强烈。这种民族国家认同越强，中国学生就越希望被外国人所尊重，越希望自己的民族被正面地看待。当中国留学生感到中国遭受西方媒体和抗议人士的攻击或者自然灾难的伤害时，就会激发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和情感联系。研究者认为，如果想避免跨国交流中的冲突，最好的办法是使双方相信对方是出于善意。而要取得双方的信任，则需要留学生和本地学生有更强的群体认同。参考文献Hail, H. C. (2015)

2015年2月3日，近千名革命后代相聚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召开了新春团拜会，图为团拜会现场。（中红网李学叶摄） 由革命后代组成的红色社团的代表向大家拜年问好。（中红网李学叶摄）...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小的儿子赵五军日前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称，希望能将中共高层对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定性刻在他的墓碑上。据接近赵家的友人称，赵五军的这番话反映了赵紫阳后人的共同意愿。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对此表示，当局应该协助赵家后人，并赞成把当局的定性刻在墓碑上，让民众思考高层对赵紫阳的定性。他希望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的骨灰盒早日安葬，入土为安。在赵紫阳去世十周年之际，香港《南华早报》记者专访赵紫阳最小的儿子赵五军。赵五军说，在他全家继续争取骨灰安葬的权利的同时，也希望官方的结论被人们记住。当被问及是否希望官方的结论被重新否定时，他说“我希望‘支持动乱和分裂党’刻在他的墓碑上，对于我们家人来说，这不是什么耻辱，是我们的光荣。”一位接近赵紫阳子女的友人星期三告诉本台：“五军的这番讲话，不仅仅是赵紫阳目前家庭成员的一人讲话，他家里都是这样的想法，这正如赵去世以后，他们家庭子女写的一副对联所说的‘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我觉得这是赵紫阳子女集体的心声。我对他们子女十多年来所表现出对父亲的爱戴、理解，我觉得非常好”。今年1月17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本台曾在1月3日率先报道，赵紫阳的家人曾多次向中央要求“将赵紫阳及夫人梁伯琪的骨灰盒一起安葬”，让两位长者入土为安。但得到的答复是在中央认为合适的时候。这位赵家友人告诉记者：“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十年了，竟然没有把这样一位致力于中国改革，受到人民尊敬、怀念的领导人，和他的老伴一起安葬。这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号称自己‘三个自信’，‘三个代表’的执政党，竟然这样对他们自己的总书记，我觉得这样对赵紫阳是非常不公平的。在入土安葬问题上，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无非是害怕人民去瞻仰他”。赵紫阳在1989年学运期间，反对邓小平采取军事镇压的决定，后被定性为“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被软禁中的赵紫阳于2005年去世，其遗孀梁伯琪于2013年辞世。赵去世时，中央办公厅曾提出将其骨灰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家人希望自行安葬在公共墓地，未被接纳。俩人的骨灰盒至今仍放在北京富强胡同的故居。赵紫阳的子女分别在2013和14年，多次向中央办公厅提出，希望把赵紫阳和梁伯琪的骨灰盒合葬于墓园，但被婉拒。赵五军对南华早报说：“这件事始终压在心上，我们希望他得到合适的安葬。”、“我们不希望父亲的安葬与政治或者官衔有什么关联。我们只图一个安静的家庭葬礼”。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表示，赵紫阳的子女提出的意见应该尊重：“这就是历史，赵紫阳给中国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大家心里都知道。中共中央对他做了一个什么结论，应该刻在墓碑上。这两个东西对照起来，使大家既了解赵紫阳，也了解中共中央，不是很好吗。这就是历史，将历史改来改去是不好的”。鲍彤认为，赵紫阳的后人希望安葬骨灰盒，当局应该协助：“家人的愿望应该得到支持，当局应该有支持、协助的责任，没有干涉、阻拦的权力。任何一个老百姓对自己父母的遗体处理，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为什么要权力机关，政权机关来干预？依法治国不能这样治吧。赵五军说：“只要六四问题一天不解决，我爸爸的名字就会继续敏感。”他表示尽管家里人对这位前总书记是否会翻案并不在乎，但是纠正这一事件的错误对整个国家来说是重要的。赵紫阳当年反对军队镇压学生运动。二十多年来，他的名字成为敏感词，而不能出现在官方媒体、书刊及不得评论，但在中国民间却口耳相传，有口皆碑。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胡汉强/申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