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最新文件披露中国网络间谍活动 BREE FENG 2015年01月21日 揭露了美国网络谍报活动的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前承包商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浦志强案本周再度移交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其辩护律师莫少平周二（1月20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浦志强被指控的主要证据，来自其所发的两千多条微博中的三十多条，律师需要进一步核实，以...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钱钢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中国大陆正陷入有关“司法独立”的话语错乱。在中共18届4中全会精神的宣传中，出现了多篇批判“司法独立”的文章。最近的一次在1月7日，百余网站同时以《张春贤：我们的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的路子》（原标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为题，转发了这位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书记在人民日报的专论。此文一出，网络哗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司法独立”一直是正面口号，现在要推翻此说，重回老路吗？专政年代的黑词毛时代政治话语，非红即黑。1949年后中共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司法独立”遭到批判，成黑色词语。这是法治理论问题，在当时更是有关执政者与司法关系的现实问题。在公布《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时，当局强调各级法院须接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人民日报,1951.9.5），强调“司法工作必须积极地为政治服务”（人民日报，1951.10.30）。1952年到1953年，司法机关开展“反对旧法观念”斗争。被清算的观点包括：认为县、市长兼任法院院长违反“司法独立”精神；认为院长掌握案件判处是侵犯了审判员权力；认为由军法处办理镇压反革命妨碍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人民日报，1952.8.22）；认为“刑法具有世界性”，在刑法中特别强调“保护个人人身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日报，1952.10.17）；认为“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利虽已被剥夺，但并未剥夺其诉讼权”（人民日报，1953.2.17）等。1954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八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然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司法独立”再遭口诛笔伐。195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社论称：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上世纪50年代后，“司法独立”一语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清除。文革中公布的“75宪法”和文革后公布的“78宪法”，有关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文字均删去了“独立”字样。“75宪法”还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直到80年代初，“司法独立”方重新露面，这时它完全转换了颜色。浅红与浅蓝兼容笔者曾用下图，示意毛时代结束后的中国政治话语格局：位于左端的深红是毛式话语，多数被弃用，少数仍露头；浅红是当政者话语，占主导地位；浅蓝是与浅红并存的民间与知识分子话语，更具变革性；深蓝是被禁用的敏感政治语言。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这四色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历史。每一色块都是动态的。例如“四项基本原则”，在邓时代是热语，属于浅红，但到江、胡时期，已是深红。浅蓝与浅红有微妙的关系：当浅红显得开明，浅蓝便活跃，甚至同一个词语兼具浅红和浅蓝两色；当浅红趋于僵硬，浅蓝便消沉，一些曾被浅红兼容的浅蓝话语还有可能被逐入深蓝禁区——“司法独立”即是一例。改革开放之初，一批毛时代的黑词“恢复名誉”。人民日报上，“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都成为正面词语。但两者命运不同。“三权分立”很快被逐入深蓝禁区，“司法独立”却进入浅红色块。1980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宣布成立，主任委员叶剑英（时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发表讲话，称在新宪法中，“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人民日报，1980.9.16）。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国大陆习称“八二宪法”）体现了司法独立原则。其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有学者认为，80年代中国法学有多项进展：恢复和确认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原则；彻底摒弃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观点；从理论上论证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人民日报 1989.1.27）。198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人民日报，1989.9.27）。江执政的十余年，至少在党媒的字面上，中共表示了对国际公认的司法独立的认同。这一时期，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入WTO，亦在客观上有利司法独立原则的传播。1999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法学家李步云的文章《依法治国的里程碑》。李文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十条标准：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利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21世纪头十年，“司法独立”属浅红话语，更是浅蓝话语，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兴盛和互联网的崛起，“司法独立”被广泛传播，直到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语象生变。2008后浅蓝受压论者认为，习近平上任后，中国舆论全面收紧。检索媒体可知，收紧的过程始于胡锦涛当政后期。2008年，“中国模式”派登台，“普世价值”等浅蓝词语受到挞伐。2009年，中共17届4中全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右作出全面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全党自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现行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四个重大界限”。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系列文章，其中《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一文， 打响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媒公开批判司法独立的第一枪（人民日报，2010.4.8）。但还只是冷枪。党内的声音并不一致。2011年4月14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他们座谈。他谈到政策研究的重点，其中包括“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特别要保证司法独立和公正”（人民日报，2011.4.15，标题为《温家宝与新聘任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18大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称“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18大前，浅蓝话语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上表现活跃。2012年10月22日，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在财新网撰文：《司法独立、政改与18大》，作者认为司法改革将成为18大后的改革突破口，“司法改革千头万绪，司法独立是核心内容”。与许多知识分子的乐观期待相悖，18大后，中国舆论场竟遇寒流。2013年春夏开始“七不讲”，“司法独立”是箭靶之一。“司法独立”成箭靶观察政治语象演变，人们看到怪异的图景。在舆论清场的同时，习式“改革”次第登场。18届3中全会和4中全会，其主题“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确为党内外所期待，也令深红极左势力坐卧不宁。但两次全会后，改革舆论势头平平，反改革舆论却大行其道。4中全会后，党媒宣传解读的重点是党对法治的领导。对“宪政”的批判升级，“司法独立”也成为打击的重点。张春贤在文章中说：我国法治不同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的法治不是“三权分立”的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的路子。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含糊，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人民日报，2015.1.7）吊诡的是，张文见报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甘肃省出台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独立的“十条禁令”。“司法独立”一语，又以正面形象示人。中共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提法？在宣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际，他们究竟是要坚持司法独立原则，还是决定废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陆续解禁启用了一批源自西方的词语，包括“市场经济”、“法治”、“人权”等，同时，把一批敏感词锁进禁区，如“多党制”、“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可以使用，可能因为该语政治敏感度与前面的深蓝语有微妙分别。进入21世纪，中共最高领导不直接说“司法独立”，但在党代大会的报告中，语义相同的论述始终存在。试比较下列句段：13大：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14大：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15大：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保障”改为“保证”，增加了“公正”）16大：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17大：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8大：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证”改为“确保”）从赵紫阳、江泽民到胡锦涛，报告中关于司法的表述均有“独立”一词。这一原则在18大后没有改变。18届3中全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8届4中全会同样强调：“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更具体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上述所有表述，毫无疑问，就是80年代初叶剑英所称的司法独立原则，且最新的表述更鲜明具体。18届4中全会是主旨是法治，具体内容与司法改革密切相关，然而全会后，一种对宪政、对权力制约、对制度变革的忧惧似在高层蔓延。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会闭幕不久表示：我国宪法确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建立在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基础上的，强调的是对案件依法独立审判，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民日报，2014.11.7）这段话，核心是“党的领导”。4中全会后所有的争议，核心问题仍为“党大还是法大”。中共的政治话语正陷入泥沼。“划清界限”，越划越乱。讲“依宪执政”，不许讲“宪政”；讲“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许讲“司法独立”。依此逻辑，他们将如何对待“法治”、对待“人权”？中共声称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如果对每一条全球共同准则，都做如此的清洗切割，他们到底能否真正改革？又谈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旁观者无从判断，是谁要给“司法独立”判处死刑。可以预计的是，公开批判司法独立的战幕一旦拉开，他们信誓旦旦的“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必成空文，权力干预司法将防不胜防，司法改革的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上海分别公布新年外滩踩踏事件和当地一批官员当时正公款吃喝的处分报告，建议处分11名官员。...

习近平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领导人，中国（也许）很快将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他的基本工资如此之低，竟不够支付北京一座中档公寓楼住宅一个月的租金。...

中国黑客攻陷的“五毛”数据库显示，共青团团中央于2014年发出的一份通知，要求各地高校组织网络宣传队伍，积极主动创发、转发评论内容，增加政治敏感性等，这份包含100份文档的数据库，还有上海各大院校学生在新浪、腾讯及QQ注册的微博、微信用户名，以及真实名字及手机号码，大部分是学生干部。其中提及学校在六四期间排摸学生思想动态和活动。武汉大学的微调研报告 据名为“斌麟夜话”的网络组织星期三发表最新战报称：“我英勇的黑客团队攻陷匪五毛总站数据库”。还称，团中央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团委胁迫大专院校学生进行网络谎言工作。并会公布所有掌握的五毛团队头目之个人信息。发布者为公民同城圈。记者在数据库一百份文档中看到，其中最显眼的一份出自共青团团中央的红头通知，题目是“关于做好高校共青团网络宣传队伍建设的有关工作的通知”（附图），要求各高校团委切实认识到新形势下加强网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还要求高校特别增加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针对有关不适宜公开发布的工作通知，工作信息须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处理。并建立全国高校共青团网络宣传工作组QQ群（群号：98963738）。重庆学者张起看过相关文档后，星期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从资料来源上看，应该是上海市内部流出来的，因为各个学校的档案都有，汇总这些学校档案的有可能是共青团专门负责年轻人网络宣传方面工作的，至少应该团市委一级的学生机构。这些资料流出来，也反映他们所谓要找一群政治过硬、思想端正的当他们的网络宣传员，但是没有想到把这些资料流出来的恰恰是他们的上级。这样一件很搞笑的事情，也充分反映了中国民间的一句话，责任都在前两排，问题出在主席台”。被曝光的文档中，有上海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网络宣传员的基本信息，包括各系团支部书记、宣传委员的真实姓名、学号、QQ号、微信号及微博号，甚至手机号。另有2015年4月5日完成的《微调研报告》、东华大学4月4日的《网络舆情报告》，内容涵盖军事、政治及商业活动，如中国海军护航舰编队赴也门、缅甸总统特使就缅军机炸弹致中国边民伤亡事正式道歉、习近平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苹果推出“以旧换新”政策等，包罗万象。此外，文档中还出现上海大学防范六四期间的文字。称根据团市委学校部的紧急通知和有关工作要求，我校第一时间了解和排摸了六四期间学生的思想动态和集体活动情况。同时做好网络舆情监控，对人、对微博、对乐乎论坛（上海大学师生论坛）进行密切关注，及时跟踪。张起对此表示：“当局当然对六四期间和一些敏感事件比较关心，他们的工作重点实际也就是这一块政治上的问题。其实在学生中，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样的一些人其实是学生中的老好人，如果不是老好人，在学生选举中也不会选上他们，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是模糊的。他们并不是学生领袖，而是学校要在学生和老师之间达成平衡，就找了一些桥梁型的人物，让一群精神奴隶实现舆论战的胜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苏州中学教师潘露星期三对记者表示，关于当局在高校发展俗称“五毛”的网络评论员，已经受到网民普遍的质疑：“他们控制新闻之后的一些评论，他要形成一种误导，他们具体的思路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没有任何差异，他们的目的也是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为共产党贴金，为他们的行为背书。这种做法非常可耻。黑客攻破了他们的网站，这是一种正常的民间反抗行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一个月前，一份据称是共青团中央的文件显示，团中央决定成立青年网络志愿者队伍，目标是全国超过1050万人，高校是招揽重点，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被分配的名额是100人。来源：自由亚洲电台转发此新闻:

世卫组织：每年300万中国人过早死亡 2015年 1月 19日 分享 世界卫生组织周一（1月19日）发表报告指出，超过300万中国人在70岁之前死于心脏病、肺病、脑卒中、癌症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类死亡定义为“过早”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这份《2014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现状报告》显示，2012年共有3800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其中42%的人，即1600万人的死亡是本可避免的过早死亡，比2000年过早死亡人数1460万人要多。该组织建议，为大幅减少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各国政府可以采取有关政策，减少烟草使用、有害使用酒精、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身体活动现象，并提供全民卫生保健服务。该报告介绍了世卫组织推荐的具有成本效益并可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最划算的”干预措施，例如禁止一切形式的烟草广告，使用多不饱和脂 肪代替反式脂肪，限制或禁止酒精广告，预防心脏病和中风，提倡母乳喂养，开展饮食和身体活动宣传计划，并预防性筛检子宫颈癌。就在世界卫生组织这一报告公布的同一天，中国政府通过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特别就农村医疗健康服务提出了具体措施，目标是“让农村居民获得便捷、价廉、安全的基本医疗服务”。这些措施包括：按照每千服务人口不少于1名的标准在全国配备乡村医生。采取公建民营、政府补助等方式，支持村卫生室建设和设备购置。另外分级设置各类公立医院，县级原则上设1个县办综合性医院和1个中医类医院，地市级和省级按人口规模合理设置地市办和省办的综合性医院。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负责人施贺德博士表示，在卫生医疗系统方面的投资，特别是接近人们居所的初级保健服务的投资，是应对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关键办法。（撰稿/责编：罗玲）

路透北京1月19日 – 中国互联网巨擘腾讯周一就微信应用的彩蛋事件道歉，之前微信用户在聊天框输入“Civil Rights（民权）”后会陆续掉下美国国旗。...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关闭“这不是历史”（微信号：zhebushilishi）等133个微信公众号，理由是“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称是接到了网民举报，微信平台中一批公众号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