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雷 | 告别央视——留给这个时代的一些“真话”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在今年的八月,公安部打击网络谣言期间我发布的微博。当时,各地公安机关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和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动用各种罪名(寻衅滋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非法经营、诽谤罪等等)打击“大谣”。我当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打击网络谣言没错,但要依法执法,罪责法定,否则就变成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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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嫦娥三号探月器发射升空

搭载嫦娥三号探月器的长征三乙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中国在北京时间凌晨01:3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30)成功发射了搭载着嫦娥三号探月器和月球车玉兔的运载火箭。 嫦娥三号探月任务一旦成功,中国将成为继前俄国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掌握月面软着陆技术的国家。 承担嫦娥三号发射任务的是中国目前纬度最低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中国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了长征3乙型运载火箭现场发射的情况。 探月计划 据悉,发射嫦娥三号探测器的发射塔架是曾执行嫦娥二号发射任务的二号塔架,高97米,素有“亚洲第一塔”之称。 与“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相比,“嫦娥三号”对火箭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担任此次嫦娥三号发射任务的火箭是长征三号乙改进型火箭。该火箭总长56米多,捆绑了四枚助推器。 据介绍,一旦火箭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由着陆器和探测器组成的嫦娥三号将在半个月后在月球实施软着陆,并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巡视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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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王炳章家人感谢胡佳“与王炳章同囚”

在中国监狱服刑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的家人,星期六感谢中国人权活动家胡佳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与王炳章同囚活动。 王炳章家人在网上说,对胡佳不顾体弱多病,在寒冬点燃篝火“为王炳章送暖”,不让他孤独,倍受感动和激励,这是给王炳章最好的圣诞礼物。 曾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3年半的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上星期四避开监控,发起“与王炳章同囚”24小时自囚绝食行动,声援2002年被判无期徒刑的民运人士王炳章。 胡佳表示,争取正义需要付出代价,期望将今年9月9日在纽约时报广场开始的“与王炳章同囚”行动带到中国,希望更多人加入声援中国良心犯的行列。 王炳章是中国建政后公费留美学生中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80年代初在美创办民运刊物,筹组民运组织,1998年前往中国筹组民主活动遭驱逐。2002年在中越边境被捕,被控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及领导恐怖组织,被判无期徒刑。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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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伊春空难飞行员首次被追刑责 幸存者不满称其是替罪羊

2010年8月24日的黑龙江伊春空难,造成机上44名人员死亡。11月28日,当年失事航班的机长齐全军涉嫌重大飞行事故罪一案,在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中国首例飞行员被指控犯有重大飞行事故罪的案件。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并在中国内地首开先河,同时,在国际民航界也尚属首例,因此,国际民航组织当天也派员旁听了庭审。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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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人民的幸福是党给的,那人民的痛苦呢?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陆伟民律师:【宪政101】宪政感言:本人较少转发城管打人、强拆之类的丑事,并不是不同情,而是我知道,在没有宪政的国家,不要说底层民众任人欺凌,就是官员们也没有安全感,权力的倾轧不会比强拆更文雅,为此建立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国仍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让所有人都有安全的生存空间,转帖也不会被刑拘。 2013年0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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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北京当局“清网”初步成功?

中国政府宣称打击所谓“网络谣言”运动获得成功,而批评人士则认为这一行动旨在压制针对政府和中共的批评意见。 (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政府今年夏天启动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整治运动,此后针对网络言论的管制力度日益加强。其中包括逮捕数十名据称”散布谣言”的网民;公布”网络诽谤刑事案量化入罪标准”,规定”网络谣言”被转发500次者可被判刑; 召集网络名人召开会议 要求他们”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各级政府机构在网络平台上的活跃度增强,试图控制网络话语权。 美联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在本周与外国媒体记者会谈时表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网络环境是鱼龙混杂的话,现在网络空间的天空已经变得晴朗,因为我们打击了网络谣言。” 网络舆论显”寒蝉效应” 此前,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今年8月到10月之间,被选作调查样本的100位意见领袖的 发帖量减少了将近25% ,活跃程度不及政府控制的大量官方微博账号。 观察家认为,打击行动在压制异议和导致自我审查方面”成效显著”,使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派网络意见领袖”噤若寒蝉”。 甚至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秘书长祝华新在发布调查结果的时候都认为,相关打击行动可能有些过头。他举例说,今年10月初浙江余姚发生洪灾之后,网民在转发有关当地政府救灾措施不力的消息和评论时显得非常克制。而一年前北京暴雨成灾的时候,网民们还曾连篇累牍地抨击首都排水系统”不给力”。祝华新认为,这提醒政府方面要注意在打击网络谣言和保障信息流通方面拿捏平衡。 民怨无处泄 北京恐”引火烧身”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相关举措将导致公众的不满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疏解,北京政府最终可能”引火烧身”。 “如果公众无法表达不满,他们就可能走上街头,”历史学家、政论人士章立凡对美联社表示。他本人的网络账户最近遭到封杀,原因很可能是他在上面分享了一些令中共感到不快的历史事实。 “政府本可以从公众意见中感受社会脉搏,但如果没有人说话,他们(政府)就会陷入一片黑暗中,”章立凡表示,”他们堵塞视听的做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中国互联网的崛起过程中,北京政府始终试图将其纳入控制。而近年来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的爆炸式发展则是他们所面临的最新挑战。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认为,新技术为他们的主张带来了巨大动力。 负责互联网事务的中国官员任贤良透露,今年6月,中国微博用户超过3亿3000万,微信也拥有超过3亿用户,并表示这一增长势头”令人出乎意料”。 北京政论家陈子明表示,中国政府在控制社交媒体方面所获得的”显著成就”对于言论自由则是一个巨大打击。 “他们一直都控制着报纸、广播和电视台,但是互联网中有一些漏洞,而微博则曾经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漏洞,”陈子明对美联社表示,”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如果10%的账户被封,就会有其他20%到30%的用户不再发言。” 北京当局在最近几个月内逮捕了一些微博博主,指责他们散布谣言或扰乱公共秩序。其中包括16岁少年杨辉因为对一起谋杀案提出质疑而遭到警方拘捕。许多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的博客和微博被”人间蒸发”。网络名人、美籍华人薛蛮子被当局以”嫖娼”罪名逮捕,此后国家电视台更是公布其” 采访认罪 “的视频,试图进一步打击其形象。 美联社评论认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在中国宣传官员眼中,它们都是加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决不允许出现”杂音”。 任贤良在与外媒记者交谈时大力宣扬对公共话语进行”良好管理”的好处,”网络公共舆论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这为党和政府总体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公权蛮横难敌民间创意 但是,历史学者章立凡则认为,北京政府在封杀那些恪守法规的批评性博客账户时并未按章办事。”他们认为批评就是反对,(封杀账户)这是很愚蠢的行为”。 尽管声称在网络管制方面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北京当局依然可能继续推出其他的管控措施。在涉及今后5到10年的一份指导性文件中,中国高层领导人明确指出国家必须通过”积极引导”和”管理”的方式,确定网络舆论的基调,政府应该对网络通讯的发展进行”标准化”。 政治分析人士预测,北京方面将继续对网络言论实施强力压制。”他们在’维稳’方面已经相当紧张,”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者曾锐生(Steve Tsang)对美联社表示,”有鉴于当前政治环境,我不认为会出现任何宽松。”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林和立(Willy Lam)则表示,尽管如此,中国网民在对付言论审查时历来不乏创意。”我认为猫抓老鼠的游戏将继续下去。人们也许现在会有些害怕,但过一段时间之后,从前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 来源:美联社 编译:石涛 责编:任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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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中国人其实不了解日本

中国近代,面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若要问在这千年大变局中哪一个国家对我们影响最大,恐怕非我们的近邻日本莫属。这原因除了地缘上我们都属于东亚国家外,更因为在文化上我们有许多的共同性的同时,又有那么对水火难容的不同,也因此造成了那么多的冲突纠结与伤痕。 首先当然是战争。近代中日爆发过两次大战,而这两次大战都给中国社会造成极大影响,其余痛至今犹存。第一次中日战争发生于1894年~1895年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史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对中国而言无疑影响是负面的,具体说来,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候选国——中国与日本的命运决定战,战胜国日本加入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末班车,成为亚洲唯一晋升帝国主义之国家;战败国中国转为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列强争夺利权的一块肥肉。日本在一八九八年五月得到的赔偿有:军费赔偿二亿两、威海卫守备军费三年份一百五十万两、辽东半岛退还补偿三千万两,合计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中国在甲午战争时岁计不到一亿两,战费和募集内债都不成,只好向英德借外债六百六十三万余英镑。战败后对对巨额的赔偿更形无力,只好再更依赖外债。此外,甲午战争的赔款除了使日本除了工业化、扩张军备,并建立金本位制之外,在市场与关税方面日本也获得极大好处。所以甲午战争其实是帮助日本现代化,助长了日国内轻工业 的发展,造成日本第一次产业革命。而与此同时,中国则自此堕入半殖民地位,五年之内面临被瓜分命运。包括:俄国租旅顺、大连,德国占领胶州湾,法国占领广州湾,英国占领威海卫及九龙半岛。日本则因为三国干涉还辽而进入对俄十年准备战争,一九○二年英日同盟成立,打破“满韩交换” ,一九○四年对俄宣战,最后因日俄战争成功而取得满州。 还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戊戌变法,而且在此后的留日风潮中,大量留日学生的出现还为清王朝的灭亡准备了掘墓人。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可以说,甲午战争不仅在军事上打败了满清王朝,也在政治上打垮了满清王朝。 第二次中日战争发生于1937年~1945年 二战期间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史称抗日战争。此次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具体说来,就是日本这次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 ,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 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 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 在全面侵华的8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将领中许多都有在日本军校学习的历史。日方就不用说了,便是国民党方面国军将领中,留日群体也最为最庞大。自晚清到民国二十五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就达到1500人以上,还有大量在候补阶段就退学的学生,比如最有名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蒋介石侍卫长钱大均,军事教育家蒋方震等等。此外,还有一批曾留学于日军兵种教育学校(日军称之为实施学校)的军官,如刘斐、宋希濂等,以及在日本上过陆军大学的将领,如黄慕松、陈仪、朱绶光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后对中国影响至深的所谓解放战争中,日本在东北地区遗留的大量日式武器以及数以十万计训练有素的伪军,最终成为林彪在东北坐大,并会师南下的资本。 其次是思潮。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意识到原先的“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远远走在了原本是它文化母国的中国前面,于是,承认风水轮流转,赶紧向日本学习。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就拿近代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广泛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中国人正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日本中转的。德国汉学家李博教授在其《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特别指出,五四时期“中国人对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了解,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对此,郭沫若后来的回忆也强调了这点,他说:“中国民众是从通过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记者那里听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书被译成了汉语,于是人们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如果查阅一下文献资料,同样可以得出这一饶有兴趣的结论,即最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日本知识分子。我本人是在河上肇的书时了解了一点关于马克思的东西。”中国人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日本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有重要关系。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翻译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通过自己出版的刊物进行介绍。属于翻译性介绍,中国先进分子充当了先锋。另外,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最后是经济。两次中日战争拖垮了中国经济,延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正是日本给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据统计1979年至今,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复杂的民族情感,使这个规模巨大的援助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初,缺少大量资金,当时的世界对中国还缺乏明确感。那时,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国家。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日本对华开发援助成为早期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也为中国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9年之后,日本也是第一个恢复对华援助的国家。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峰值。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跳动相一致,3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涉及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中国早期的能源、运输等基础建设,到农业项目,再到环保、人才培养。迄今在国内已有200多个项目。除日元贷款之外,在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30年间,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30年后,2007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630亿美元,中国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后,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结束,不过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雪中送炭”如同干涸的大地,经历动荡岁月的中国需求大笔基础建设资金。日元贷款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日元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额在1994年占到中国GDP的0.29%。正如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所言“必须看到,在中国经济的起飞过程中,日本对华贷款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对我们影响甚深,甚至改变了我们国家命运的国度,我们却知之甚少。甲午海战后,虽然留日学生如过江之鲫,但为人们所常常称道的研究成果只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寥寥数种。非但如此,两本“旧书”———初版于1928年的戴季陶的《日本论》,以及初版于1946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2005年仍然颇为畅销。不仅仅是这两本书写得不错之故,更由于这么多年来,在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方面,尚未出现超越性的扛鼎之作。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却非常重视,往往“国家总动员”。在日本,学术界10000多人研究中国,例如史学界,日本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分的很细宋史、明史、清史学会都各有几百名专家,日本人口少你想想他们的一亿多人口与我们的十三亿人口来比这10000名学者在中国应该是多少呢?!事实上,中国真正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也许还不到1000人。解放前,尚有诸如周作人、钱稻孙这样真正精通日本文化的学者,现在却一个也没有。日本看我们是透明,我们看日本是铁幕。   70多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这样一番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这话至今听来,仍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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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纪委推动新任干部公布财产试点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反腐倡廉制度新政策,将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子女配偶从业、财产、出国出境等的试点。有中国评论者认为,这是中共酝酿多时的所谓“增量廉洁”措施,但能否有效实施仍面临诸多困难。 中国大陆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星期五刊登《如何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文章透露,有关部门将会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整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采取先易后难的的方法,建立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并提出了四个工作重点,包括1,建立健全防控制度;2,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3,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4,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其中第三项最受关注,因为提出,要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出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强化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过去多年来,公开领导干部财产等事项一直受到中共党内官员的激烈反对,新的办法正是要绕开这一障碍: “这是过去几年党内廉政学者提出的概念,叫做‘增量廉洁’。就是老的干部慢慢来,新的干部一定要廉洁,这样新的越来越多,老的越来越少,最后就全部廉洁了。这是针对党内官员对反腐反贪特别巨大的一种过渡方法。” 这篇中纪委发出的文章还表示,该部门也在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的抽查核实办法,加强核实结果的运用,建立官员配偶子女移民外国的相关管理制度等。 刘先生认为,中纪委推出的新提任官员个人事项公开,执行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 “首先它违背法治精神,法制应该有普遍适用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是如何定义新提任干部,是以前不是干部现在是干部的人,还是所有提升的干部都在其内,比如原来是科长现在提成处长算不算,原来是省长现在成了总理算不算。如果算,那么其实每个干部过几年都会有提升,所以就变成针对所有干部了,只有政治局常委那几个人不用公布了,这就相当荒唐。”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也认为,中纪委文章提出的这个措施针对新提拔的官员,实际上是对老官员贪腐行为的赦免,这将在法律层面造成很大问题: “这就是给老的干部和在任的干部一个豁免。我倒不认为它实施起来有困难。老的官员以经贪污很多,官二代以后当富二代就可以继续赚钱了。因为针对新任干部,这些人以前没什么权力。但问题是失去了官员公布财产的本意。” 过去多年以来,在中国民众最关心问题中,官员贪污腐败一直名列前茅。但在近年,中国民众对官员贪腐问题的民众关注度大为下降。谢教授认为,这种趋势并不是因为中国民众不再痛恨官员贪腐,而是表明他们对中国官场已经绝望。他认为,中纪委提出的新试点措施,绕过了普通民众最关注的问题,起不到挽回民心的作用。 “老百姓之所以不满和要求财产公布,就是因为现在这些在任的官员贪污太普遍。如果你把他们都豁免了,这显然是不公正不公平。” 官员公开财产等个人事项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制度,也被称为阳光法案。由于中国官员贪腐盛行,过去二十年来,尽管中国一直存在要求关于公布财产的强烈呼声,要求中国实行官员公布个人及家庭成员财产和其他事项,但因为受到党政官员的强烈反对而始终提不上人大立法日程。有报道说,中共党内的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员不支持公开官员个人财产等事项。目前,中国大陆采取以共产党党规要求党政官员向组织登记个人财产等事项,这些登记事项被以个人隐私理由对公众保密。 中国的刘先生表示,世界各国对预防和制止腐败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包括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等,他认为,最根本的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涉及到一些技术问题,比如公布的财产真实性如何?谁去核实?中国吃财政饭的官员多如牛毛,靠中纪委去核实,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实本质上还是制度问题,如果不改变一党专制,引入民主机制,这些小打小闹的廉政不会有作用。” 刘先生认为,中共执政的六十多年,是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的六十年,党政官员腐败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已经证明这个制度没有预防和纠正腐败的功能,如果不进行制度上的彻底改变,官员贪腐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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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州|湖南异议人士赵枫生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

据“参与网”星期五报道,湖南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异议人士、“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赵凤生,11月28日遭湖南衡阳市四名警察带到派出所后,已于当晚十点被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据报道,赵凤生遭刑拘可能与他近日在海外 “博讯新闻网”发出《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或《北伐檄文》有关。 报道说,1977年生人的赵凤生近十年来奔走中国社会底层,为民生疾苦呐喊并担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赵凤生在去年成婚后,妻子在出租房照看只有11个月大的小孩,无收入来源,家境极度贫寒。赵凤生被警方带走的消息,星期四由其妻子通知外界,并引起中国网友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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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国环保组织状告中石油违法排污

中石油吉林油田松原采气厂违法排污,被环保组织告上法庭,要求索赔并清除污染。 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团中华环保联合会状告中石油和中石油吉林油田分公司违法排污,索赔6千多万元。 该社团日前公布,已经就中石油吉林油田分公司松原采气厂违法排污向北京精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同时,它还向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和前郭县公安局报案,建议司法机关就该公司违法排污行为涉嫌构成污染环境罪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并罚款。 诉状称中石油吉林油田松原采气厂违法存放危险废物,违法排污,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诉状还请法庭责令被告公司修复被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等生态环境,并立刻停止违法行为;索赔金额为6075万元。 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松原采气厂违法排污的消息后,中石油表示已成立调查组,次日即赴吉林油田调查,并免去松原采气厂厂长职务,接受并协助调查。 中石油还责成吉林油田采取必要搓丝消除污染,恢复地貌,对有损环保的的油气井立刻停产整改。 中华环保联合会是由热心环保的人士、企业、事业单位组成的非营利公益组织,由环境保护部主管。 中华环保联合会曾经对国家海洋局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未成。 2011年6月份,隶属于康菲石油公司的蓬莱19-3油田先后发生两起重大溢油事故,被认定为重大海洋溢油污染责任事故;2013年2月份,国家海洋局批复康菲石油公司恢复生产。 中华环保联合会认为国家海洋局未依法举行听证,从程序、实体上均存在严重违法和不当之处,于今年8月将国家海洋局告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但被法院驳回。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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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客资讯 | 中国繁荣的论文代写产业

地下中介、堕落的科学家和编辑构成了中国繁荣的论文代写地下黑市,论文代写服务商以最多高达数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论文署名权。《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揭开了中国论文代写产业不为人知的一面。 提供学术服务的中介Core Editing在2012年8月推销12篇论文的署名权,其中一篇是关于老年痴呆症;11月这篇论文递交到了加拿大科学期刊《Canadian Journal of Neurological Sciences》,神经学家在审议之后作为原创研究接受了该论文。论文署名作者是八名山东大学的科学家,第一作者是JianZhong Bi。在被《科学》杂志曝光之后,期刊正在调查这篇可疑论文,Bi坚决否认有不端行为,否认他或其他人付费署名论文。在《科学》杂志的调查中,作者Mara Hvistendahl和同事联系了27家中国公司,询问购买论文的署名权或代写论文,只有5家公司予以拒绝,他们从中获悉署名权的费用在1600美元到2.63万美元之间。论文代写黑市不仅仅出售署名权,还包括直接翻译中文论文以英文递交形式的自我剽窃;雇用枪手利用伪造或独立收集的数据编写论文;或者简单的从出售的论文中购买一篇。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出版论文对于中国科学家至关重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前副院长 Fan Dongsheng说,为了在国际期刊上出版论文许多人不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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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设定东海防空区可能引发始料未及效果

北京——为了显示自己日益重视体现于东海一小群岛屿的国家利益,中国曾罕有地批准一些街头抗议,派出了由渔船组成的大规模舰队。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军方还曾用雷达锁定日本海军的一艘舰艇。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领土争端中,中国的每一步似乎都是经过考量的升级,旨在迫使日本就相关岛屿的管辖权进行谈判。然而,这些步骤的力度似乎也经过精心的计算,以避免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或是将国内期望抬得太高。 不过,上周末宣布在相关岛屿上空新设防空识别区时,北京方面可能打错了算盘。此举促使美国快速发出了尖锐的挑战,在亚洲邻国当中拉响了警报,也在中国国内引发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言论,因为中国人希望新一届领导人能大力促成解决这一长期争端的决定性办法。 周三,五角大楼(Pentagon)派出两架B-52轰炸机,挑战性地绕着中国新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巡游了两个多小时。之后的数小时,北京方面似乎有所退却。此次飞越领空未受到挑战,一些民航公司也没有理会中国新近主张的空域管辖权。 被问及中国未对美国飞机执行相关规定一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方将根据不同的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威胁程度作出相应的反应。”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已表示打算更有力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其中包括在海事争端中的利益,以便与自己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相匹配。不过,就连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表示,他们觉得,新一届领导班子可能没有完全预料到最近的主权主张引发的反应,还可能没有为遭遇强烈反对的情形准备一个清晰的备选方案。 “我认为,习近平等人肯定预料到了这些反应的性质。至于他们是不是低估了这些反应的细节,我不确定,”偶尔担任政府顾问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说。 中国确实显得很有决心,要让这个由无人岛屿引发的问题进一步升级,以此迫使日本进行谈判,放弃对这部分领土的控制,这部分领土对两国均具有象征意义和战略价值。这些岛屿在中国叫钓鱼岛,在日本被称作尖阁诸岛。从长期来看,中国并未尝试掩饰自己的目标,目标就是削弱美日同盟、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的海上霸主。 之前,为了让日本相信自己对相关岛屿提出的主权要求是严肃的,北京方面采取了一些更为谨慎的步骤,但却未能促使管辖着那些岛屿的日本认真参与谈判。对此,北京方面尤其不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朱峰说,“日本一直有美国撑腰,对中国的双边谈判提议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傲慢态度。日本的傲慢是不可接受的。”朱峰是对日立场较为温和的中国学者之一。 不过,如果说中国一直试图离间美国政府和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领导的日本政府,那它的策略似乎适得其反,至少目前是如此。 几个月以来,美国似乎一直不愿卷入对中国极具情感分量的中日领土争端,也不愿意在争端中站队。美国官员曾经抱怨,一些日本领导人摆出了令中国反感的民族主义姿态,恶化了紧张的局势。此外,奥巴马政府规避了日本领导人的要求,没有对日本表示更明显的支持。 在中国宣称要扩大对该地区空域的控制之后,美国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似乎已经基本消失。 美国派遣B-52轰炸机飞临识别区的行动,表明美国与日本合作的意愿有所增强,目的是对抗中国以单边行动强行改变现状的尝试,尽管美国对岛屿争端本身依然采取中立立场。就在中国宣布划定新的航空识别区数小时之后,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重申,美国将履行安保协议义务,在日本遭受攻击时予以援助。 自上周六以来,日本领导人公开强调了和美国的密切合作。此举主要是为了让日本国民放心,因为日本民众对中国日渐专横的立场越来越感到担忧。 日本防卫省表示,本周三,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Itsunori Onodera)在和哈格尔通话时保证,要和美国军方密切合作,为此将在监视中国东海活动时与美方共享信息,相互协作。 美国新任驻日大使卡洛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在就任之后的首次演讲中说,中国划定防空识别区“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CNN在全球范围内播放了她的演讲。 中国的行动还导致韩国官方对中国作出了负面评价,自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于今年早些时候上任并与北京建立更紧密关系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中国公布的防空识别区坐标和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在某些区域出现了重叠,此举似乎是为了使中国在另一起与韩国的领海争端中占据先机。 韩国外长尹炳世(Yun Byung-se)周三表示,““我们发现,这一地区的竞争和冲突正在加剧,如果领土冲突和历史问题与民族主义合流,事情可能会急剧恶化。” 宣告设立防空识别区还可能给中国领导人制造国内问题,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情绪日渐强烈的中国民众存在一种期盼,那就是他们的国家能够兑现承诺,强硬地面对日本。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涌现了大量评论,庆贺政府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评论还警告称,北京应该兑现国防部发出的威胁,即要求航空器提前通报飞行计划,否则就对其采取军事行动。  历史学家及调查性新闻记者倪方六在他拥有逾200万关注者的微博上发帖称,“但如中国军方对不服从识别区指令的飞机不采取动作,将被国际嘲笑!” 在中国政府承认B-52轰炸机飞临识别区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方报纸《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写道,没有强有力的执法行动,识别区就不过是“纸上谈兵”。 政府顾问时殷弘说,尽管存在风险,宣告设立防空识别区依然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中国自1949年共产党建国以来首次尝试将战略空间扩展至沿海水域之外。 他说,美国的反应相当于使中国力图在中美之间达成的“牢固大国关系朝不利的方向走了一步”。但他补充说,中国国家主席是一位兼具耐心和战略眼光的领导人。 Martin Fackler自东京、Choe Sang-Hun自韩国首尔对本文报道有贡献。 翻译:陈亦亭、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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