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吉普车昨天中午闯入长安街便道，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并起火。事件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肇事车内3人死亡。事件发生约两个小时后，北京警方做了最初证实，这是官方对天安门地区突发事件反应最快的一次...

父亲刚刚经历过一场中国最受瞩目的审判，母亲因为杀人等罪名还在监狱服刑，曾经围绕在身边的权贵朋友纷纷涉入到父亲的案件中，一直神秘而低调的同父异母哥哥被父亲承认并公开露面——对于马上就要年满26岁的薄瓜瓜...

北京警方对10月28日中午发生在长安街便道，撞向人群，撞死撞伤多人后，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后起火的疑似自杀性袭击事件的调查已经有所进展。...

继二零零九年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第二次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几十个欧洲人权组织在日内瓦和欧洲各地举办活动谴责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德国支援受迫害族群协会亚洲部负责人德利奥斯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严...

冀中星案二审将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山东访民冀中星的辩护律师刘晓原星期一（10月28日）披露，东莞法院受理了冀中星诉东莞市政府一案。 同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对冀中星因爆炸罪被判刑六年一案的上诉予以立案受理。 刘晓原星期一早晨发布微博称：“今天收到东莞中院快递，冀中星起诉东莞市政府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一案在十月二十五日受理。此前，冀中星在八月一日向东莞市政府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其控告的殴打致残案复查结论。7月20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爆炸案发生后，东莞市政府召开会议并成立专案组说要对殴打致残案进行复查。” 而在此前一天，刘晓原接到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称对冀中星起诉广东省公安厅一案不予受理。 爆炸 来自山东的冀中星指控东莞治安队员在2005年将他殴打致残，导致下肢瘫痪。而东莞方面此前一直坚持他是因事故致残。 冀中星今年7月20日在北京首都机场散发传单表达诉求，在遭警员阻止后以自制爆炸物相威胁，随后爆炸物爆炸，导致他左手严重伤残。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10月15日以爆炸罪将他判刑六年。 冀中星的代表律师刘晓原在8月分别要求东莞市政府以及广东省公安厅公开对冀中星是否遭殴打致残调查的结果，但至今未获任何信息。 刘晓原在冀中星一审被判罪后分别对东莞市政府和广东省公安厅提出诉讼，指责这两个机构未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 （撰稿/责编：伊人） 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反馈 联络办法 姓名 国家、城镇 你的电邮地址 * 电话号码 你的信息 评论 * (最多字数：300字) 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fullrss.net

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日前和香港工党主席李卓人、“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朱耀明及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举行记者会，表达对“占领中环”的支持。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及北京《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评论，称...

10月25日，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患者杀害一名医生，医患纠纷不断的情况下，加重了医护工作者对自身安全的担忧。28日，被害医生出殡日，该医院的数百名医生、护士在医院中集会抗议暴力事件，呼吁政府保障他...

三名草根维权人士将于周一在中国东部接受审判，对他们的主要指控源自他们在一栋公寓的院子里抓拍的一组照片。拍照的那次短暂集会，将成为判断中国政府在打压新公民运动上会走多远的第一次法庭测试的核心，该运动敦促...

10月2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对陈永洲事件发表评论称，这宗发生在企、警、媒之间的公共事件，简化为四个环节，谁的议程设定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这个局中没赢家。 　　在他看来，如果说长沙警方成了中联重科的家丁，那么，央视就是长沙警方的美容师。没有律师的抗辩，未经法院的判决，任何嫌疑人都是无罪的，但央视在警方侦查阶段披露如此大量细节，远非触及新闻伦理，而是公权力违背最基本的“无罪推定”原则。只有法院才是判官，但在本案中，媒体、警权都在进行多场裁决。 　　以斗恶扭曲市场，以结果扭曲程序；用道德取代法律，用警权取代司法，这是陈永洲事件表现出的多层复杂结构。很遗憾，在这个局中，似乎除了微博与微信在流量上有所斩获，没有谁是赢家，真正损害中联重科商业信誉的不是报馆与记者，而是它自己与警方。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事件都是这样进行的，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不能在谈判与妥协中共赢。 　　全文如下： 　　这宗发生在企、警、媒之间的公共事件，简化为四个环节，派生出四个问题，谁的议程设定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但核心问题在于，当事各方对权力的过度依附，以及对市场规制与法治程序的双重破坏，导致这个局中没有赢家。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拘消息出现的当天，我正在香港大学访问，新闻前辈钱钢老师问我：“这个事情你会声援吗？如果记者真收了钱怎么办？” 　　对此，不少新闻大佬选择沉默，至少不太愿意直接评价案件。我将此称为“声援的困境”——这是新闻界不止一次出现的现象，通常，当整个业界都在替你呐喊时，你自己不仅屁股不干净，反而置集体声援不顾，直接认输了。 　　在见钱钢老师前后，我对此已有诸多评价，归纳起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未放弃对记者及报馆的驰援；二是追问长沙警方在此案中存在的程序问题、疑似利用报案企业轿车跨省抓人，也包括中联重科一贯的行事风格、湖南的商业环境等；三是对《新快报》头版出现大幅“请放人”设计持有保留意见，这引起部分网友的围攻。 　　今天出版的《羊城晚报》（《新快报》的母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受人指使收人钱财 发表大量失实报道”一文，等于自打耳光，也可知声援者的尴尬。 　　上述三个方面的先兆发言，存在某种“分裂感”，也被人说成是“理中客”。这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我们从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启发？也许只有还原事件全貌，方能准确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其实，这个事件反映的是一条弱肉强食的食物链，遵循着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丛林原则。目前来看，当事各方包括中联重科及其竞争者、《新快报》及其记者陈永洲（不排除进一步蔓延的可能）、长沙警方、央视等，还有一些高层权力资源。为便于讨论，我将事情简化为四步—— 　　第一步：中联重科与竞争者在过去展开了超越市场规制的危险竞争，因政治资源略逊于中科重科，竞争者因此背井离乡。如此商商竞恶的环境中，搬迁的竞争对手显然是弱者，也为它的日后反击提供了前提； 　　第二步：弱者引入媒体，试图通过广告投入定向监督中联重科。自2012年9月29日至2013年8月8日，《新快报》18次报道中联重科，其中14次署名陈永洲。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个时间段里，中联重科成了弱者，从其登门沟通被拒可以看出报馆的傲慢。多数人尤其是媒体人不会认同这一说法，但那些对中国媒体环境深有体会的民企老板，相信都会认同。 　　第三步，就像之前的交恶一样，在回击媒体的过程中，中联重科再次引入警方，立即转成强者。在警方的强制权面前，报馆的监督权不值一提。报纸头版两次“请放人”的抗议，在于管理层借势扩大影响，有人想防止自己被抓。我对此表示反对，是认为不带情绪的律师函件要优于这种版面抗议。事实上，这样的版面语言与之前18篇报道的风格一脉相承，这绝非一个记者所能决定。 　　第四步，如果说长沙警方成了中联重科的家丁，那么，央视就是长沙警方的美容师。没有律师的抗辩，未经法院的判决，任何嫌疑人都是无罪的，但央视在警方侦查阶段披露如此大量细节，远非触及新闻伦理，而是公权力违背最基本的“无罪推定”原则。只有法院才是判官，但在本案中，媒体、警权都在进行多场裁决。 　　对应这四个环节，派来出不同的四个问题：①记者有没有收钱？②报道属不属实？③警方是不是被收买？④执法程序是不是符合正义？ 　　四个问题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不得不承认，谁的议程设定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呈现于大家眼前的争论，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议程设置而出现错位。 　　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当事各方对权力的过度依附，以及对市场规制与法治程序的双重破坏，导致这件事情成了一个死结。比如，中联重科与竞争对手的恶斗没有在市场规制下进行，即使出现了纠纷，也没有付诸司法程序；对于央视的伦理谴责，不妨也将《新快报》一并列入，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受制于权力，后者受制于金钱，或为权钱的交叉作用；同样，中联重科对于媒体行为的约束，也没有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而是以警察权与监督权双管齐下。 　　从中可知，无论是对个体还是机构，建议一个独立并权威的司法，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这中间有小恶与大恶之分，但光有大恶构成不了整个事件，也正是大恶与小恶的并联，形成了反市场与反法治的行为合力。这也许应了“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也吻合“你就是体制”的今话。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滥权越大伤害越大。如果一定要以次优轻重进行排序，媒体对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个体的监督毕竟是定向伤害，而警权跨省刑拘记者以及媒体审判，则是全局伤害。正如南方日报原社长范以锦的观点：“果真有敲诈勒索等行为应该追究。但执法的目的性、合法性和‘先抓后审、审出问题’的程序问题必须质疑，并对由此造成的记者‘人人自危’的局面深表忧虑。” 　　一个无所不往的警察系统，两个瑕疵不断的上市公司，几家难被尊重的新闻机构，以及隐身其后的高层权力对赌等，构成了这宗企、警、媒公共事件的关键要素。显然，两家公司的商业互斗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公权力在这里面介入太深——至少调动省城警力与央媒资源，非一般人士可为——深得几乎让外人看不清楚。市场精神与法治精神被蹂躏，被遗弃。 　　以斗恶扭曲市场，以结果扭曲程序；用道德取代法律，用警权取代司法，这是陈永洲事件表现出的多层复杂结构。很遗憾，在这个局中，似乎除了微博与微信在流量上有所斩获，没有谁是赢家，真正损害中联重科商业信誉的不是报馆与记者，而是它自己与警方。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事件都是这样进行的，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不能在谈判与妥协中共赢。 相关日志 2013/10/27 — 传蓝色光标涉贿赂媒体被查 北京警方称“未获证实” 2013/10/27 — 王思想家：陈永洲招了，长沙捞到救命稻草？ —— 抓记者大戏进入高潮之10大看点 2013/10/27 — 新快报案 更多幕后人士曝光 2013/10/27 — 新快报事件的内幕 2013/10/26 — 多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认罪 舆论声援戛然而止 2013/10/26 — 德国之声:“请放人”事件记者央视“认罪” 2013/10/26 — 不出意外的逆转了，央视称新快报被抓记者承认收钱发失实报道，记协、新快报老板羊城晚报同时反水 2013/10/26 — 信息量超大!陈永洲的笔录上供认了谁?

在刚过去不久的九月下旬的最后一周，中国集中宣布了五起舆论热点要案的一审结果或审结执行结果：9月22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薄熙来获无期徒刑；9月25日，夏俊峰故意杀人案被核准死刑，被沈阳中院执行，家属未能收尸，只得到一堆骨灰；9月26日，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一审宣判，李某某获刑十年；9月27日，与聂树斌被冤杀案缠绕达八年之久的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案二审宣判，判处王书金死刑的一审判决被维持；9月29日，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宣判，获刑三年。   在这五起案件中，薄熙来、夏俊峰和王书金案，因人们无论对其实体结论还是司法程序过程，都充满了不信任和质疑，而遭到舆论的诸多批评。 薄熙来案最受关注，官方破例微博直播庭审纪录，在程序方面可谓用心良苦，然而，与当年薄熙来在重庆滥施劳教、黑打劫杀企业家、迫害律师等诸多恶行相比，济南中院对他涉嫌受贿、贪污所涉区区数千万元（这是现在一个村长就可能涉案的钱数）以及搧属下耳光之类滥用职权等三项罪名的审理，实是九牛一毛。这种将实体控诉标的严重压缩的选择性司法，可以说是中国权力斗兽场里的日常布景。 夏俊峰案里，从一审到二审到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三级司法中，对夏俊峰有利的六位证人一直未被允许出庭作证。核准死刑的裁定书上写道：“本案中，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害人张旭东、申凯殴打了被告人夏俊峰，被害人张伟没有与夏俊峰发生任何冲突，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因此，辩护律师提出的夏俊峰的行为是正当防卫的辩解不能成立。”这两段话都表明最高法院在核准死刑时的司法逻辑是：夏俊峰必须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才能免罪。 若按照国际司法界通行的无罪推定理论与实践，检方要证明夏俊峰故意杀人，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即排除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故意伤害致死、过失杀人这四种可能。因此，在无罪推定理论下，并不是夏俊峰要证明自己正当防卫，而是需要检方证明夏俊峰不可能正当防卫。但检方在承认双方对发生冲突均有责任的前提下，且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两位死者和一位伤者没有殴打夏俊峰的情况下，就武断地排除了正当防卫的可能。 无罪推定是一项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国际司法界基本原则，无罪推定是贯穿于整个司法程序的，有着相应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例如相关的不自证其罪原则所致的沉默权制度等，也就是说控方在指控嫌犯犯罪时，只有将其他可能性排除之后才能证成他们所控诉的罪名。而中国刑诉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一条似是而非的条文，并未明确提供整个司法程序对嫌犯的公平保障制度，只是说只有法院才可以定罪，其他人和机关无权定罪，至于法院怎么定罪，要遵循哪些保障人权的原则，则在所不问。换句话说，如果法院对嫌犯进行有罪推定也是可以的，这就是导致中国大量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实践中，虽然近一年内，法院有过强调无罪推定问题，但实际上只有在有目的地袒护嫌犯时才会振振有词地宣称无罪推定。 城管作为一个千人怨万人恨的非法制度，已经造成成百上千侵害人权的恶性事件，城管打死人的新闻时有耳闻——但城管们并不因此被判处死刑。比如，在2008年1月7日发生的那起湖北天门城管集体殴杀魏文华案中，最后四名主凶孙代榜、熊巍、鄢志明、胡落红分别只被判了六、五、五、三年有期徒刑。可见，官方对于城管打死人与城管被平民打死的司法处理方式本来就是双重标准的。这样的制度原本就是一个制造官民矛盾人际冲突的制度，具体的城管工作人员和普通摊主在这扭曲的制度中被设置为敌对双方。因此，在越出个案是非的更广泛人权意义上，夏俊峰在城管勤务室刺死两位个头一米八以上的城管并刺伤一位，具有某种政治象征意义，即人民对暴政的正当反抗，而三级法院一致阻止有利于夏俊峰的证人出庭作证，在承认冲突双方均有责任基础上无证据排除正当防卫，将夏俊峰处死，处死夏俊峰后不许家属收尸只给骨灰……这一切同样具有政治象征含义，即官方绝不允许任何反抗城管等暴政制度的行为发生，一旦出现即严厉镇压，决不怜悯。 王书金案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原因是王书金自陈犯下聂树斌案中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罪行，聂树斌是被冤杀的。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迄今已有八年，在此八年中，河北司法当局曾声称欲调查，但一直未有结论。此次河北高院维持邯郸中院一审判决外，还强调了王书金自陈玉米地奸杀案中证据链上的诸多疑点，因此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对王书金自认的玉米地奸杀案予以否定。这一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正确地适用了疑罪从无原则。然而，与此同时，河北高院并未就聂树斌案以同样的疑罪从无原则宣布纠正错判，这一不作为的司法行为是十分恶劣的。对于河北司法当局来说，现在最要紧的事绝不是深入调查聂树斌案并早日作出结论——如果真要调查并作结论，那么在王书金自认玉米地奸杀案后的八年里时间已经足够充分，而是尽快了结王书金案，这样才能死无对证、一了百了。为此，此次河北高院对王书金下达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貌似遵循合法的程序，但依然难掩急于复核、急于杀人的急切心情，他们杀王书金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因为王书金不但自认了多起奸杀案，而且也与刑事司法调查的结果吻合。 中国曾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民权公约》），但至今未在国内生效。没有《民权公约》约束的中国刑事司法，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司法目的并不是保障人权，确保公正，而是保护某种党权利益；2.司法机构由这种特别受袒护的党权集团设置，依附于它；3.具体的刑事司法过程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对条文的解释完全服从上述第一条；4.错案通常由袒护性司法和侵害性司法两部分构成，即为了袒护党权利益而侵害合乎公正原则的私人或集体利益；5.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独立的议会，错误的司法无法得到纠正。司法不公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分裂和无序状态。 从司法本身谈司法，是一切讨论当代中国司法问题的局限，讨论司法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立法是否合法公正，或是对司法程序的检讨，即只从法的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探究中国司法的问题，因为这些都仅仅是表现出来的后果，而非真正的根本原因所在。没有独立司法权的司法，仅仅讨论司法一定是不够的，就如奴隶制下，奴隶受主人下令作恶，仅仅惩罚奴隶并不能阻止奴隶主通过其他奴隶继续作恶。部分法律人致力于就法论法的法律实证主义讨论时，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仅仅是法的问题，而在于中国没有能够严肃讨论的制度基础，部分法律人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撑出一片天，就回避了那些缺乏学术与现实环境的领域，久而久之，他们就遗忘了法的制定与适用奠基于具体的政治制度，法的制定的合法性来自于政治制度，法的适用的正当性同样与此相关。当这种遗忘足够稳定时，这些法条主义鸵鸟也就对自己就法现象的技术性处理方式深信不疑，而这也成为了一个畸形的法制度得以成就的重要支柱。 中国的司法问题，尤其是刑事司法问题，根源都在于政治制度，这是无法否认的。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如果想要保障人权，司法独立都是无法回避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今日中国司法乱象，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于缺乏制度性的司法独立，司法机关受制于其他权力部门，遑论法官断案之独立。然而，这样的老生常谈并不能使人满意，只是，即使是部分人的老生常谈，也是很多人的盲区——在一个被意识形态洗脑了60多年的国家里，有多少人听说过“司法独立”四个字？这个国家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只有当越来越多人逐渐醒悟过来的时候，能够看清社会问题制度乱源的时候，良性的政治制度变革才是水到渠成并且有着坚实基础的。否则，正如有人说：“司法已经这么腐败了，再给它独立那还了得！”——其实这一精彩的误会里意味着司法必须独立的同时，当然需要整体性政治制度合理的权力制衡——制约并且平衡。 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倘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支持和保护着诸多人权理想，穿行于大脑和天空的这些理想无法落实到制度上，那么它终究还是空洞的。   2013年10月16日于追远堂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fullrss.net

黄贤生于香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讲课﹑兼任政府法律顾问，参与立法。一九八二年因间谍罪囚禁于秦城监狱；一九八九年秋罪名推翻，至今仍在两岸三地从事策略顾问工作。 黄贤表示，纵观上个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三十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确有惊人成就，但体制滞后，若调侃目前局面，可戏称：宣传，无奈不传；维稳，反而不稳；贪污，居然不污，也不惊人。问题症结，是伦理和管治两个层面的障碍。伦理障碍源于传统居中自尊的排外心态，和近代宁左勿右的左倾基因。二者天衣无缝的结合，是各阶段发展的主要阻力。管治障碍则可用两对同音歧义词表述：重官吏轻管理，重法制轻法治；最后必定衍生最恶劣的人治。 黄贤表示，近日中国大陆有关宪政的争论，则是操弄”崇洋媚外“的典范。只要把宪政定性外来即可肆意歪曲；这是极左的一贯手法。宪政和德政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其实，各国各文化都在寻找能体现宪政德政的制度，应相互借鉴。虽然中国经验乏陈，迄今未找到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两千三百多年的帝制，三十四个王朝走马灯般起承转合出场谢幕，平均寿命才九十三年（标准差为八十八年），中位数仅五十三年，也著实短了些。五十三、九十三年似乎是中国的歷史深水区，不易闯过。 反观较成功例子：英国因缘际遇，反劣政，制定大宪章延长寿命，至今九百多年，超过中国寿命最长三个朝代唐﹑明﹑清的总和。而美国是第一个以明文宪法建构的国度，被视为现代宪政之鼻祖，已延续两百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出生的世代有机会看到美国超越唐朝，真是无奈！黄贤感慨：“马列主义虽说首重历史观，却异化出这样一票子历史虚无主义‘信徒’”！ 黄贤说，“外国阴谋”在中国是万金油般的遮丑布。举凡输球、申奥失败、產品滞销都能套用，无伤大雅。但也有用来掩护犯罪的。极左排外是以花样多变的煽情手段影响政策。一旦得逞，用宣传惯用口吻来表述，就是：不明真相的领导，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既得利益者所蒙蔽。 黄贤表示：在目前体制下，唯靠领导铭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历史决议》，时刻防左防排外，避免列宁所说的，“在新时期，犯新形式的旧错误”。

中国夏河——身穿飘逸藏红色长袍的僧侣们从拉卜楞寺的土路上匆匆走过，尽量忽视身后几乎寸步不离的喧闹的汉族游客。许多游客拿着适合狗仔队使用的相机。 朝圣者和信仰没那么强烈的人们在山城夏河华丽的建筑中穿梭，凝视着香雾中高耸的佛像。一些游客没有靠近，而是享受着较为低俗的趣味：吸着烟，或者对着智能手机撅嘴，完成一种叫做“自拍”的高科技虚荣仪式。 作为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场所之一，拉卜楞寺呈现了中国政府小心营造出的神圣信仰的平和景象。政府希望让游客们相信，藏区的宗教和文化在中国共产党仁慈的宽容中得到了保护。 但在私下里，许多拉卜楞寺的常住僧人抱怨着游客看不到的、侵犯性的政府政策。他们说，这些政策正在扼杀他们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一名年轻的僧人说，“就算我们只是在念经，政府也像对待罪犯那样对待我们。”与最近接受采访的其他人一样，为了避免政府找麻烦，他要求匿名。 许多僧人表示，正是这样的失望情绪，驱使超过120名藏人在2009年以来的一波抗议活动中自焚，其中包括拉卜楞地区的13人。这些抗议活动基本上没有被中国的新闻媒体报道。  一些国际维权人士称，中国当局没有正视藏人深层的不满——包括北京发起的、非常不受欢迎的妖魔化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运动——而是用更严厉的政策予以回应，对自焚者的亲属进行惩罚，关押向外界传播抗议活动消息的人士。 一些流亡组织和分析人士表示，拉卜楞等亚洲中部青藏高原广阔地区的几家寺院已经成为中国官方政策的展示平台。这个策略追求的是，在熙熙攘攘的景区扼杀不满情绪，同时避免把游客吓跑。 拉卜楞的僧人描绘了一个基本上不被察觉的控制网络。这个网络让潜在的闹事者就范：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拿钱的通风报信者，以及混杂在巴士游客中的便衣特工。还有避开人群召开的思想政治学习，僧人们在会上必须痛斥达赖喇嘛。不服从的人会被处以严厉的刑期。前述僧人称，“如果我们不顺从，下场会很惨。” 拉卜楞寺始建于18世纪初，隐藏在甘肃省西南部幽暗的群山之间。每天，数百名汉族游客来到这里，转动寺院外围五颜六色的转经筒，在西藏游牧民族帐篷样式的酒店里细啜慢饮。他们在夏河县的主街购买镶嵌着绿松石的护身符，穿上僧人的袍子，轮流试戴类似莫西干头型的用于正式场合的黄色僧帽。政府官员希望，最近竣工的一个机场将会吸引更大的客流。 在石灰泥墙围起来的寺庙庭院，来自省会兰州的一个汉族家庭跪下来拜佛。母亲杨明（音译）说，“如果拜得诚心，佛会让你的愿望成真。”她承认，自己对佛教的理解仅限于此。 为了入选有利可图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名录，中央政府正斥资1.5亿元人民币对拉卜楞寺进行翻新。这座庞大的建筑里有大约1000名僧人，收藏了6.5万卷佛经。当地官员称，这里亟需结构上的改进。 然而，当地人抱怨，这样大兴土木是为了增加游客人数，而不是造福藏人。一个当地人说，“看起来很花哨，但事实上所有的改进都是为了汉人。” 旅游业正迅速改变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的面貌。据新华社报道，今年前8个月，有600万游客进入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旅游业的繁荣将几家国际连锁酒店吸引到了拉萨。这里目前施行的是实质上的军管。 今年5月，一些西藏流亡组织开始了针对洲际酒店集团(InterContinental Hotels Group)的抵制活动。该集团正在达赖喇嘛曾经居住过的历史建筑旁修建一座带有2000个房间的豪华度假中心。 2008年反对汉人的暴力抗议活动以及接下来的自焚浪潮席卷西藏之后，安全部队加紧了控制。镇压活动甚至深入到了藏民的精神生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称，官方已在藏区张贴了通知，宣布为自焚者祈祷，或者通过“焚香、诵经、放生和燃烛”表示声援的行为是非法的。该组织还称，至少有两名僧人因为给自焚者祈祷而入狱。 一些流亡群体表示，这样的做法只会进一步疏远藏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通讯联络主管凯特·桑德斯(Kate Saunders)在伦敦说，“就连点一盏酥油灯或者烧一根香都成了反对国家的行为。” 然而，当地的执法一直游移不定。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拉卜楞寺，一尊高大的金佛旁的祭品台上，摆放着达赖喇嘛的照片。多年以来，政府一直不允许达赖喇嘛的照片出现，禁止藏人将他作为宗教人物来崇拜。但拉卜楞的僧人们说，他们认为，当地官员为了防止发生进一步的骚动，已经决定悄悄地容许这样的照片存在。 在旅行期间，似乎没有汉族游客认出了这个带着眼镜的老翁，北京曾把他叫做“披着羊皮的狼”。带领旅游团的僧人没有提到他的身份，担心可能会影响维持寺院运行的门票收入和捐款所得。 但是，成为佛教朝圣之旅的一个主要景点，也给僧众的修行带来了不利因素。 一名中年僧人拨动着念珠说，“在我们学经的时候，汉族游客就会闯进来。扰乱我们的心神，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 可这样的抱怨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今年7月在该地区考察期间，中国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官员俞正声说，经济发展是解决藏人烦恼的良药。他同时也谴责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呼吁藏区实现真正自治，而不是独立。俞正声说，这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相冲突。 新华社报道，俞正声说，“只有群众生活得到改善，才能更好地把他们团结到党的周围，维护稳定才有可靠的基础。” 但是，当地藏人因为中国拒绝承认他们最基本的诉求而感到愤怒。一位僧人说，“我们的希望是能让达赖喇嘛回来。”他坐在一家小餐馆里，留意着周围是否有偷听的人。“没有他，我们的宗教和文化不可能生存下去。”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