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透明国际拟授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清廉奖，各媒体须淡化处理此事，不报道，不评论。...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指出天安门撞车事件的幕后指使者是东伊运恐怖组织，而中国央视英文频道则发表推文称嫌犯在今年9月份成立了一个恐怖组织。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中国媒体昨日（11月1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之际表示，北京天安门日前发生的撞车事件的幕后指使者是东伊运恐怖组织。孟建柱指出，北京发生的这一起暴力恐怖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它幕后的指使者就是盘踞在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恐怖组织。中国政府曾表示”东突伊斯兰运动”的成员在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亚国家活动，但有安全专家质疑该组织是否真实存在。 中国央视英文频道昨日晚间在其官方新浪微博上公布了天安门汽车冲撞事件的细节。博文指出：8人全部来自新疆和田，涉案车辆为一辆奔驰SUV；嫌犯在作案前筹集了4万多元人民币，车上为袭击事件储备了400多升汽油。微博博文中未提及”东伊运恐怖组织”，但是称”嫌犯在今年9月份成立一个恐怖组织，小组中的7人在10月7日乘坐该SUV来到北京，藏在西城区，其中涉案5人在10月23日返回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作案的一家三口则留在北京，在周一中午发动了袭击”。目前这条公布作案细节的英文微博已经被新浪系统屏蔽，但在央视英文的推特上仍能看到相关信息。 在10月31日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杨宇军上校回应了天安门“恐怖袭击“，称中国军队在必要时将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打击各种暴力恐怖活动。 不是恐怖袭击？ 为探访在天安门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被中国警方逮捕的维吾尔族男性的成长足迹，日本媒体《朝日新闻》记者于10月31日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的伊宁市。据中国当局发布的消息称，警方在天安门前起火的车辆中除发现了装有汽油的容器外，还发现印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内容的旗帜。然而，玉江山·吾许尔的父母却向《朝日新闻》指出:”（我儿子）跟这件事绝对没有关系”，否认他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关。 维族学者伊利哈木 此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人带着自己的母亲和老婆一起，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我觉得他们的行为更像自焚，是不是出于什么冤情？当然我也没有证据了，但是如果要是自杀式袭击怎么会带着母亲和老婆一起呢？这是我认为存在的一些疑点。所以官方应该提供更多有关袭击者背景和动机的消息。” 美国波莫拿大学人类学教授、波莫拿大学太平洋流域研究所所长杜磊 （Dru C Gladney））向德新社表示，撞车事件不是恐怖组织所为。他认为这更像是少数人的行为。他说：”这是维吾尔人不满表现的最新案例。” 维吾尔族流亡组织称，天安门撞车事件导致中国当局加强 对新疆维族人的镇压 ，目前已有53人因为非法囤积宗教出版物而被中国安全力量逮捕。 综合报道：安静 责编：苗子

不久前有一位非宪法学界的同行问我：“你们”宪法学界好像有点愁云惨淡呢。我回应：没那么严重吧，我的判断恰好相反，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几年前，这个国家有谁重视宪法？又有谁把宪法学当回事？西北一所政法学院大门口曾经有过一座雕塑，被调侃为“宪法顶个球”。宪法不仅不管用，而且因为不管用，所以没人在乎它。这次反宪政逆流反而激发了人民对宪法的兴趣和关注：虽然这部宪法不管用，但我还是在乎它，因为毕竟它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既得利益不想实施宪法，但是我们不能不要宪法，否则正中其下怀。因此，此次反宪政逆流一出，网上是铺天盖地一片声讨。这种效果是多少个12.4“法制日”（宪法颁布日）宣传活动也达不到的。反宪政运动起到了宪政与法治正面宣传达不到的效果，真可谓“功莫大焉”。 反宪政运动不但激发了民众的宪政热情，也团结整合了不同的宪法学派。主流官媒肆无忌惮、全面出击，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般意义的宪政，不只是得罪了宪法学界主张西化的“右派”，而且也得罪了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左派，简直就是要砸宪法学者的饭碗。如果教宪法而不让谈宪政，就如同教法律而不能谈法治一样，这样的宪法学作为一门职业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反宪政就是要让所有宪法学人全体失业、提前下岗。即便只是为了自己的饭碗，宪法学人也要站出来说话，而且为宪政说话是零风险的——有强大民意支持，还怕什么？如果把此次护宪、反宪之争比喻为一场战争的话，那么这一仗不用打，就已经胜了。这正是宪法学人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此时不发声还等何时？ 真正要担心的是政府有关部门。我在早先的文章中谈到，中国社会早已今非昔比。前三十年自不必说，领袖要人民想什么人民就想什么。后三十年有不同的分法，可以分为前十年、后二十年；也可以分为前二十年、后十年：前二十年是精英反思阶段，最近十年以03年孙志刚事件和互联网兴起为标志，是大众觉醒阶段。今天再来反宪政，为时已晚，因为宪政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现在再挑起反宪战争，肯定要打败仗。不论政府控制舆论的能力如何强大，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次运动，可以违背民意、同时得罪精英和大众而获胜。目前，反宪政运动已经激起社会的巨大反感，极大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威信。理性的执政者要赶紧转变思维和策略，而且也没有必要担心面子受损，“一把手”很容易和具体的主事者切割。现在转变立场还来得及，仍然可以恢复政府公信力和民意支持。如今谁打出宪政民主的旗号，谁就能获得巨大的民意支持和执政合法性。如此唾手可得的果实真是不捡白不捡，错过了只能是坐失良机。 最近，官媒姿态确实有所调整。10月16日，《求是》发表的笔名“秋石”的文章虽然语气强硬，但是调子变了，好像是在表白只反“西方宪政”，不反“社会主义宪政”，不过此种立论的内在逻辑依然成问题。“秋石”问道：难道“宪政”真的就是像护宪派所说的宪法实施吗？我一看，这篇稿子似乎是冲着自己来的，因为我一直主张宪政不可怕，无非就是实施宪法。但“秋石”的意思似乎是，我说的“宪政”不只是宪法的实施，其中还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用宪法的名义实现“全盘西化”、“和平演变”。这就无中生有了。我们说实施宪法，什么时候说过要实施1788年美国宪法？哪一次不是要实施1982年中国人大颁布的现行宪法？实施中国宪法、推动中国宪政，如何是在推销“西方宪政”呢？ 多年来，中国对于“中国特色”这个概念一直十分在意。我也在苦苦思索究竟什么是属于中国、带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与宪法学。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大许崇德教授的文章：“宪法学研究要彰显中国精神”，其中说道：“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源泉。学者应用更多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言下之意，带有“中国精神”的宪法学就是要用普遍的宪政原理来解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事件；事件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的，但原理毕竟是普遍的。 其实翻开82宪法读一遍正文，不难发现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无非就是和各国宪法共享的民主、法治及尊重人权原则。宪法第2条规定了国民主权和人大制度，99年修宪规定了法治国家、依法治国，04年修宪规定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这都是中国宪法自身规定的，不单是美国或任何其它国家的宪法规定的。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突出强调“中国特色”呢？也许“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但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吗？难道它原来不也是西方舶来的吗？北欧等国不也在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吗？也许“党的领导”是中国宪法的特色，宪法序言确实规定了，但问题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党的领导，而是执政党在具体实践中如何“领导”。毋庸置疑，党的领导也必须建立在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基础上，难道还能以反民主、反法治、反人权的方式领导吗？ 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宪政”是一种本质上反西方的宪政模式。这种立场实际上和反宪政只有一步之遥。这倒不是说宪政就只有西方模式，而是民主、法治、人权构成了世界各国共享的普遍宪政原则。中国宪政可以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不能离开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轨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宪政和西方宪政是相通的，“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中国不可能排除民主、法治、人权的普遍宪政原则，而构造纯粹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宪政”。事实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宪政”还是“宪政社会主义”学说，翻来覆去还是那一套，并未发现有什么真正属于“中国特色”的东西。如果硬是要关起门来搞一套背离普遍宪政原则的“中国特色”，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宪政”的实质只能是反民主、反法治、反人权——换言之，反宪政。 综上，宪政就是宪政，本来无名无姓；如果有姓有名的话，也是姓宪名政，既不姓社也不姓资，既不姓中也不姓西。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宪政呢？这是一个无需过度纠结的假问题。实施中国人自己制定的宪法，就是中国宪政，而不可能是美国宪政。因此，今天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谈宪政；只要是中国人民认同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推行的宪政，就必然是“中国特色”的宪政。 本文来源《张千帆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白衬衫

芬兰政府证实该国通信网络遭到黑客攻击 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星期六（11月2日）发出一份新闻稿，否认了芬兰媒体有关中国对芬兰进行网络攻击的报道。 这份以英文发表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英文网站上的新闻稿说，“中国政府和军方从来没有支持过这样的活动。中国一直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 芬兰商业电视台MTV3曾在星期四（10月31日）报道说，芬兰外交部的计算机系统受到大规模黑客攻击。 这家电视台援引消息来源的话说，俄罗斯和中国可能要为这次据信发生在今年早些时候的间谍攻击行动负责。 展开调查 在MTV3电视台报道这一消息之后，消息迅速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转载。 芬兰外交部长图奥米奥亚曾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发表谈话说，芬兰有关当局正在就这一事件展开调查，但是他拒绝指出具体的嫌疑对象。 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星期六发布的新闻稿说，任何针对中国的缺乏证据的指称都无助于加强国际网络安全。 这份新闻稿表示相信，芬兰政府将会解决问题，“任何破坏中芬友好合作关系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份新闻稿的内容似乎并没有以中文版本的形式出现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的中文网站上。 fullrss.net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决定免去《新快报》社长、总编辑李宜航和副总编辑马东瑾的职务(编者注：另据羊城晚报最新消息，未提及对副总编辑马东瑾免职)。由《羊城晚报》社社委孙璇担任《新快报》社新社长兼总编辑。11月1...

周四，一部由中国军方制作的影片在互联网上四处流传，这部充斥着阴谋论思维的影片时长100分钟，指责美国正在设法削弱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称，北京天安门日前发生的撞车事件是由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幕后策划。 孟建柱是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之际对香港凤凰卫视透露东伊运策划这起恐怖袭击的消息。...

“这代人的共性，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区别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还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国’。” “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 “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我们不去判断对错，你自己来判断。现在，起码我们叫醒了一些人，他们正在叫醒更多的人。” 我是“有家才有国” 南方周末：你所代表这一代人，生于1950年前后红色家庭出身、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想法，还是已经产生了分歧？ 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在国有企业做事的比例很大，真正做个体、做私营企业的比例很低，因为当时不允许有私营企业。具体到我们这个圈子的、大院里的人，多数还是在政府机关和国有单位，从商的大多数也是从国有企业进入的。 毫无疑问，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区别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还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国”。 8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批人，更多在考虑“小家”，考虑社会和大时代的东西少一点。比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做公益的比例比较高，年轻人的比例就比较低。有些人反驳说那是因为年轻人还没钱，我要说的是公益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你愿意不愿意，有没有认识到公益的价值。 我和我身边的人，相信共产主义的仍然占绝大多数，只是大家心目中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一样。实践已经证明，马列主义里面像“剥削”这样理论，现在已经不适合了，所以大家争论的是马克思那些过时的东西。秦晓（原招商局集团主席）跟孔丹（原中信集团董事长），他们的分歧，是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共产主义。 南方周末：但是你和秦晓都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两者不冲突吗？ 任志强：最一开始我可不相信市场经济，或者说最初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市场。“文革”之后我们开始有反思有怀疑，再后来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框架，大量引进国外的经济建设方面的书籍，我们才开始去寻找，慢慢地发现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 怎么会冲突？一个是理想，一个是信仰，信仰和理想是两回事。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一个东西，信仰不是，好比人们信仰上帝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上帝一样。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 但是怎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路径问题。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还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实现物质极大丰富，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平均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可以。共同富裕要靠几代人、几十代人搞。几十代人是什么概念？孔子到现在也才74代。 南方周末：你和秦晓等等，是你们那一代人那一个圈子中的少数派么？ 任志强：我不认为是，我认为我们是这一代人里的多数人，只是媒体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一代人里的大多数人。我随便就能举几个例子，比如衣锡群（原北京市市长助理、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比如何迪（博源基金会总干事、瑞银中国原副主席），我是因为行业和性格特殊一些，被媒体关注多一些而已。 南方周末：你们这批“多数人”，比如你书中就曾记录，去给“文革”中你押送过的“反革命”道歉，这个心理过程是怎样的？ 任志强：我们跟很多人道过歉，只是觉得从良心上来说，我们该这么去做。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错了。大概是在（北京市35中）70年校庆的时候吧，大家回到学校后，都在做这个事，“老师，对不起，当年我们……”很多学生，很多老师，大家在一起互相道歉。当时的高年级学生做得更过分一些，他们押送，我们围观，但即使围观你也应该说声对不起。 “不和才有多元， 多元才能独立思考” 南方周末：给“反革命”道歉，是一种反省，一种怀疑，这种转变是何时开始的？ 任志强：应该说当时就开始了。因为很快我们的父母被打倒了，工人阶级造反队就开始出来了。红卫兵时代，真正加起来，也就是三五个月的时间。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初就没有了，销声匿迹了。 先是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打倒，紧接着我们这一群人的父母都被打倒了，一个班级50多个人，大概有将近40个人的父母受到影响，不管是官大官小。父母受到影响以后，整个班里的情绪就不一样了，都成了被打倒的人了，还能进入四三派、四四派？ 尤其是“文革领导小组”，刚上来两个人，过两天又被打倒了；陶铸上来了，很快陶铸也被打倒了。我们就在怀疑：到底是对还是错？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怀疑了。 南方周末：怀疑不是领悟。你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上世纪90年代华远和华润的合资、上市、路演。那段历程对你现在的思想是否有决定性影响？ 任志强：是有影响的。走过那一段历程，看过资本主义的很多金融工具之后，强烈的感受是我们太落后了，有太多非市场的东西了。而我们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的落后根源还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如果我们的市场更开放一些，中国这么大一个内需市场，怎么会变成需要依靠投资拉动等等。 南方周末：这个制度单指经济体制层面，还是包括了政治体制？ 任志强：经济体制的背后从来都是政治体制。我微博里面写到过，很多人问，取消粮票背后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一定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是一个表象。 表面上不触及政治体制的，不等于实际上不触及。改革最早是从土地承包制开始的，这在当时是违法的，所以那些最初的参与者才要按手印。后来这项改革推动了法律的变革，1982年修改法律允许了土地承包制。 我们现在争论企业家要不要“在商言商”，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我们是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话，企业家根本用不着谈政治。 美联储主席是四百多个企业家联名向总统提名的，这是关心政治还是关心经济？他们认为这个人做美联储主席的话，可能对经济制度更好。他有表达渠道，有这种表达渠道的话，大家也就不需要谈政治了。 南方周末：这些转变，是你现在做金融博物馆以及书院的思想基础吗？感觉你做这项公益活动的目的是唤醒，唤醒什么？ 任志强：“读书”这件事的确也和“文革”有关，因为“文革”的时候不准我们读书，所以对书有一个特殊的渴望。再进一步讲，当时我们只看见镜子光面，没有看到镜子反射出来另外一面东西，我们不希望现在仍然如此。中国这个社会缺少的是把真实东西展示给民众，比如“文革”时掩盖了很多真实的东西，所以金融博物馆是一种普及知识、还原历史的一个存在。 我们是要唤醒，唤醒“独立思考”。我们这个社会，不少人的想法是被灌输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启发大家自己去想，我们不去判断对错，你自己来判断，这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为多元，你们可能认为多元和共和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多元最终可以不和，共和最后还是要达到“和”，不同的意见求同存异。 你会看到，邀请到书院来讲的嘉宾，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们思想一致；甚至有时候坐在台上两位嘉宾的思想也不一致，比如陈志武和许知远同台的那次。我们是挑起战斗的，就是要不和，不和才有多元，多元才能有想法，才能独立思考。 南方周末：你和王巍在做的书院，是在更广泛地影响民众，秦晓在做“博源基金会”这种智库，通过影响上层决策来实现制度变革，怎么理解你们这两种不同的做法和路径？ 任志强：你说得对，不过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渠道，我参与的“50人论坛”就是专门做政府智库，有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可能会在那里说，并且不完全对社会公开。 推动体制变革有两种不同工具和方式，相比较而言，我现在更担心整个社会的、民众的想法。如果仅仅在圈子和少数人之间讨论，然后推行，同时没有唤醒民众，可能会出大问题。也就是说，即便“50人论坛”或者“博源基金会”提出一个好的改革政策，如果让民众产生了误解，一个好的改革措施就会产生不好的反作用。 公益推动改革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许多人在问，改革的动力在哪？你怎么看？ 任志强：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吴敬琏老师今年的演讲也都在表达这层意思。在不动体制的前提下，可以改动的部分都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快要撞到南墙上了，改革红利的空间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改革下一步的动力，从中国来说，目前还是以危机为主。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是危机倒逼机制而形成改革。从经济制度上来说，就是实行不实行更彻底的市场化的问题，否则下一步的危机就该连续爆发了。比如民营经济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护，企业家都移民了，怎么办？经济增速7%就叫底线了，要是突破底线变成5%怎么办？危机感之下，我们乐观地讲，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只是步子大小的问题了。 南方周末：中国不少企业家做公益做慈善，是赚了钱之后求心安，你是出于什么层面的考虑？ 任志强：我怎么可能是求心安？人们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做公益，那是因为他们想改造这个社会。公益很多时候是要弥补政府或者公共财政无法完成或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这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我们对公益的认识也是从被动地接受国家的安排慢慢转化过来的。先是明白靠雷锋是不行的；然后慢慢的以企业为单位去奉献爱心，有些企业甚至最初可能就是政府分派的任务；慢慢到现在，才进一步从企业脱胎出来，完全转变成社会活动，几百个企业上万个人共同来做一件事情，比如壹基金，比如阿拉善。人们认识到要想这个社会更加美好，必须有更多的公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南方周末：这是另外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吗？或者说有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不单单要靠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也需要各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的力量。 任志强：其实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本来是应该通过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来实现的，但政府服务有空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填补空白作出改变，这就需要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来作出突破，有需要的话最终再得到政府、法律或制度的认可。 小额信贷就是如此，尤努斯做的就是政府没有动力去做的事情，但他最终获得诺贝尔奖，推动了小额信贷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环保也是类似的方式，三江源保护就是通过民间组织的强烈抗议，推动政府出台了相关法规。公益，事实上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体制的改革。 南方周末：这些年来，你所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有效果吗？ 任志强：有很大的效果。比如，很多人在复制“书院”和“读书会”的模式，这就是最大的效果。我知道在很多城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和我们一样组织这种活动。如果做来做去还是只有我们一家，没有人复制扩大，说明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什么人都没有叫醒。现在，起码我们叫醒了一些人，他们正在叫醒更多的人。

第一次见到老柯的时候，他戴着钢盔，拿着擀面杖，在小城往来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兀。 人们喜欢叫柯尊年老柯。老柯在这座小城里是半个名人，跟西安的很多记者都打过交道。...

男孩家属到学校大门拉布条抗议。 成都一名10岁男孩因为无法完成老师罚写的检讨而从30楼高跳下自杀身亡，震动社会各界。 男孩在自己的语文课本上写下遗言，“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 据报，这名小学5年级的男孩因为在班上说话而被老师罚写1000字的检讨，疑似因为写不出来而跳楼自杀。 中国媒体报道引述邻居和亲戚的话说，男孩的老师叫他如果写不出来就去跳楼。 跳楼身亡 男孩在自己的语文课本上写着，“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 现场勘验发现，男孩从自家住宅楼的30楼楼梯窗户坠楼，砸到楼底一辆停放的车上。 男孩家属星期四（10月31日）在学校大门外绑上布条，要求“还我儿来，给所有家长和孩子一个交代！！！” 法新社报道说，当地一名官员表示“警方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严格管教是中国教育制度和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的教条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不能挑战师长代表的权威。 微博关注 10岁男孩疑似无法完成老师要求的1000字检讨而跳楼身亡的事件在微博引发广大回响。 一位网友发帖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老师，他有什么权利要学生这么做。” 也有网友感叹，中国学生“盲目”遵从老师给予的命令。 “为什么学生要这样盲从？” （撰稿：陈书敏 责编：路西） 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fullrss.net

10月26日，香港影星温兆伦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则涉及星巴克的微博，在该条微博中，温表达了自己在沈阳机场看到一所星巴克咖啡店的欣喜之情。然而，该消息发布后仅一小时不到，温便再次发布了一条暗示自己支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