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韩大元:正名社会主义宪政:“摸着宪法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名言,不仅是对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形象描述与比喻,同时也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被称之为中国发展经验与特点,其思想来源与实践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查阅有关文献资料,“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最早由陈云提出。1950 年4月7 日,陈云出席政务院第二十七次政务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上月物价跌了百分之五,对此要先收后放,先少后多,使物价先跌后涨。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1951 年7 月2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如何做好工商联工作的讲话中再次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主张,强调工商联工作的办法应该稳妥,提出“毛毛躁躁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之后,刘伯承也用过这句话。当时,张爱萍将军受命前去办军事院校,行前向刘伯承请教。说:“我给你六个字,可要牢牢记住,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宪法秩序还没有确立,各种国家制度开始建立的时期,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很多工作都在摸索之中,故需要稳妥地开展工作,否则会引起社会震动与失误。因此,当时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与语境。    当时这句话主要针对工作方法而提出,还没有提高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其价值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实际上,1957年以后国家治理中非法治的因素起主导作用,1954年宪法规定的原则与精神逐步边缘化,领导人意志发挥着“实质性规范”作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中央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考虑总体发展思路与路径问题。于是,这一1950年代提出的主张又转化为改革开放的哲学与战略目标。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又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基于发展过程的稳妥性与改革进程相互平衡的需要,国家领导人也提出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以指导国家整体的改革进程。    “摸着石头过河”的评价与局限性    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基于改革的复杂性与推动工作的稳妥性,整体思路上遵循“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风险较低、容易实施且极为有效的改革哲学。三十多年来,正是通过“摸石头”,我们才跨过一条又一条的改革“大河”,取得了改革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发展的经验。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随着时空的转换和社会的发展,为适应特定历史背景而产生的改革哲学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原来具有的积极一面可能会逐渐消退,而消极的一面却越来越明显。“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也面临着历史局限性,特别在宪法与改革关系上这一政策带来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国家决策与改革思路上,目前仍依赖于频繁的“改革”“顶层设计”,习惯于“摸着石头”的方式推进改革,缺乏国家发展的稳定目标与方向性。在已经有具体制度设计,特别是宪法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国家改革路线图的背景下,有时我们不愿意通过法治路径推动改革,宪法和法律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未能成为主流的思想来源,“领导批示”“领导小组”等法治外模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出现了国家治理中的二元规则。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宪法没有充分发挥“石头”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价值内涵被滥用,导致改革成本的提高。有些地方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借口,不顾客观规律,不计成本,大拆大建,盲目造城,不但劳民伤财,而且浑水摸鱼,趁机中饱私囊。有些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顾国家的核心利益与价值,摸着了一块对自己有利的“石头”,停下脚步,宁愿继续“在河里摸石头”也不愿“过河”。还有一些人已经“摸到正确的石头过了河”,却不愿与后面的过河之人分享经验,独占改革成果,忘记改革的目标是“共同富裕”;更有甚者,忘记了“摸石头”的目的是为了到达“彼岸”,摸着摸着就倒退回原来的“老路”上去了,坚持“左” 的一套,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表面上看似乎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固守着保守、落后的观念与行为方式。    三是容易导致“改革”的庸俗化,无法为国家生活确定稳定而可期待的规则。改革是十分严肃的概念与话语体系,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观念、机制、体制与制度是需要改进的。但是,任何一种改革都基于特定的价值与正当性的考量,如为什么改革,如何改革,哪些领域改革,如何保证改革的正当性,如何评价改革的效果等问题涉及改革本身的界限。其实,改革是需要论证的,需要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但片面理解“摸着石头过河”时,我们无法坚持改革的正当性,甚至出现以“改革”的名义破坏社会规则,民众通过所谓的“改革”失去了正当利益,所享受的实际利益不如改革前的状态。此时,改革者们希望民众为“改革”牺牲利益,等待更大利益。以假“改革”名义欺骗民众是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人人讲改革,每个地方都在改革,社会总体上都处于“改革洪流”之中时,社会规则将如何保持?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改革”本身的改革问题。如司法体制领域,我们已经延续进行了20多年改革,每五年颁布改革纲要,但民众是否满意这样的司法改革?司法体制是否真正得到了改革?答案是否定的,缺乏正当性的某些改革举措实际上破坏了正当的司法逻辑,在某些领域牺牲了规则。    四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滥用也带来了宪法虚无主义和人治的思维模式。实际上,1982年宪法为改革开放设定了明确的制度与程序保障。从国家的指导思想到基本制度,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机构的职权与运行程序等做了明确规定。30年来,中国根据宪法制定了240多件法律,700多部行政法规以及大量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过河所需要的“石头”的确不少,如我们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路线图”可以完成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不必推动所有领域的改革,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和制度权威推动改革的进程,也许这种治理模式更加稳固并具有效率。但法治有时无法控制“改革”本身,人治的思维模式借“改革”之名重新抬头,甚至有些领域已经形成“以人治推动法治”的局面,甚至给人一种“法治正在倒退”的感觉。    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近些年来,这一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有些人主张,中国应当“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加强顶层设计,通过“架桥”或者“划船”过河;另外一些人则主张,我们已经“过了河”,没有必要继续“摸石头”了;另外还有些人怀疑当年的“过河”决定是错误的,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过河”的必要,因此主张原路返回。    在笔者看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依然是“未竞的事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思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在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摸着石头过河”的治国哲学对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发展和完善依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既不能再“瞎摸石头,乱过河”,也不能踏步不前,徘徊犹豫,更不能因为受到挫折和阻力就退回到“老路”上去。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寻找更可靠、更稳定同时更安全的“石头”,设定改革的界限,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思考“过河”的路径。笔者的主张是,应该将“石头”明确为“宪法”,以宪政坚固宪法制度,顺着宪法过河,遵循宪政精神,实现从“摸着石头过河”向“摸着宪法过河”的飞跃。    何谓“摸着宪法过河”    所谓“摸着宪法过河”,就是指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应当严格依照宪法所建立的原则、制度和程序运行,确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机制,设定改革的宪法界限,通过宪法和法律权威释放改革的红利。    首先,在现代社会,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有国家制度的正当性来源于宪法。“摸着宪法过河”可以保障“过河”的方式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其次,宪法是“人权保障书”,“摸着宪法过河”不仅可以确保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安全“过河”的权利,让所有的公民共同决定“过河”方式、路径选择以及“过河”以后的“共同富裕生活”,保障每个人对国家生活的表达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因为,在法治社会,国家权力的行使要遵循法律程序,“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了国家存在的目的与价值观。    再次,宪法是社会共识的最高体现,具有社会整合机制。当国家在发展“岔道口”摸到不同方向的“石头”或在社会冲突面前面临选择时,宪法所建立的国家基本制度、公民的参与制度以及违宪审查制度等,可以将不同的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种族、民族以及持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政治主张的人整合在一起,通过利益的平衡寻求社会共识,从而确保国家平稳“过河”,保障国家的长期稳定。    第四,宪法是规则之治的基础与核心。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这个领域的改革虽然不易,却可以在较少触动既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通过释放社会的力量进行“增量改革”。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我们将面对包括政治体制领域在内的更加复杂的改革。这些领域改革最大的特点是要对既有的政治权力、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强大的、具有权威的基本规则,有可能在“河里乱摸石头”,那就有可能被石头绊倒,或者因为众人争论不休发生内斗,掉进河里,失去“过河”的最佳时机。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曾经提出,未来的改革不同于20年前或10年前的改革,需要的是规则性的改革,即使规则不对,也需要通过规则来修改规则。规则性的改革,就是未来的30年的社会发展不能完全依赖于“改革”思路,要树立法治思维,通过法治路径实现改革,将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改革的法治化”。我们应该将“基于规则的改革”明确为“基于宪法的改革”,因为宪法是国家最为基本的规则,是所有规则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来源。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所谓“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是要依照宪法的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治国理政,在宪法的框架内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如何“摸着宪法过河”    首先,要“摸着宪法过河”,应当进一步提高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树立宪法权威,把思想统一到宪法上,发挥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作用。 法治首先是宪法之治,法治思维首先是宪法思维,宪法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应当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推动从依法治国向依宪治国的转变,使依宪治国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习总书记提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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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張煒:習近平的政治色彩日漸鮮明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式上位已经近一年了。他进入角色的速度比两位前任要快得多。一九八九年和二零零二年,江泽民、胡锦涛在分别接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时候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交接班局面:前者仍然需要面对政治强人邓小平等的垂帘听政,后者则由于前任延迟移交军权而备受钳制。这些使得他们在上任之初必须谨言慎行,只是在接任若干年之后才逐渐展现自己的政治色彩和领导风格。 与两位前任不同,习近平似乎在接任总书记的当天便进入了最高领导者的角色。他在十八大结束以后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通过直接了当的语言风格,与大多数党的高级官员们拘谨的照本宣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展现了他对执掌最高领导职务的自信。在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又通过率领中央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机会,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以此作为自己执政的标志性口号。 在执掌这个世界上成员最多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一年里,习近平向中国人和世界上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发出的信号既清晰又含糊。清晰的是:他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中国的这一轮权力过度已经正式完成,他本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的决策者,无论是政治老人还是他的政治局常委中的同事们,已经没有人能够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含糊的是:已经执掌了最高权力的他究竟要带领中国这条巨大的航船驶向何方? 习近平作为家属出席纪念习仲勋百年诞辰活动。 北京高调纪念习近平已故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国最高领导权已经完成过度的一个标志。虽然官方在大会堂举办的习仲勋纪念会的规格与其他过世的同级领导人大体相当,但是中央党史研究室、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央视联合摄制专门为其摄制了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参与制作的单位的规格和片中对习仲勋的评价,都要远远高于其他人。显然,如果习近平仍然面对政治对手的强大挑战,他是不会授人以柄,如此高调地纪念他的父亲的。 虽然政治权力已经得到巩固,但是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习近平发出的信息似乎并不清晰,有时甚至互相矛盾。执政之初,习近平在数次讲话中提到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时,略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提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选择第一次出京的巡查时,他没有像江泽民、胡锦涛等人那样去朝拜红色的革命圣地,而是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圳大谈改革开放。不少人据此认为,习近平将会推行一条更加开放的政治路线,甚至有人猜测他会启动他的前任视为禁区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习近平随后的举动打破了人们对于他深度改革的期望。在关于前苏联解体的谈话中,他不去批评前苏联背离人民意愿的僵化政治体制,而是为前苏联的解体深表同情,甚至为没人出面挽救苏联的一党专制而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 的悲叹。随后又以党内秘密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七不准”,禁止中国媒体和教师宣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等七个话题。接踵而来的还有官方媒体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围剿;滥用司法对网络大V的抓捕和对舆论的加强控制等等。 这些表明,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决策虽然常常在继续改革和沿袭旧制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之间来回摇摆,但是习近平的政治色彩已经在这种摇摆中日渐鲜明。通过一年的观察可以看到,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习近平实际上是在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向毛泽东的原教旨专制主义回归;而且与江泽民、胡锦涛比起来,习近平在政治上的回归步伐要大得多和快得多。他的政治倾向、工作方法、甚至讲话风格都比他的任何前任们都更像毛泽东。 习近平的这种政治色彩源于他对自己历史角色的自我定位。作为新时期的大国领导人,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在毛泽东夺取政权和邓小平发展经济之后,他可以引领中国接受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使中国通过政治文明的全面复兴受到世界的尊重;或是回到共产党驾轻就熟的专制之道,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回避制度变革,在危机和挑战面前目光短浅地蝇营狗苟地得过且过。看来他更看重自己作为专制制度的“红色接班人”地位,而放弃了引领中国进行政治文明复兴的机会。正式这种自我定位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倾向。 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将取决于政治决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力图转变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谋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策略,这可能意味着政治决策对未来几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影响将与国内外经济形势一样重要。 中国上周五公布,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8%,增速快于第二季度的7.5%。中国官方表示,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上升将面临困难。 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暗示,中国将把2014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从2013年的7.5%降至7%。这是作出此类暗示的又一位、也是级别最高的中国官员。习近平在一次与地区领导人的会议上表示,7%的增速将足以实现2010至2020年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一倍的长期既定目标。 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将给中国提供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尽管这种转变会降低短期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学家表示,这些政策将包括应对国内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提高社会福利,而不是侧重于工业扩张。 虽然7%的经济增速会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较2007年下降了一半,这会给那些认为中国蕴藏无尽机遇的国内外企业带来难题。 最近几周,沃尔玛连锁公司(Wal-Mart Stores Inc., WMT)表示将关闭在中国的部分门店,而Macy’s Inc. (M)则推迟了网上业务扩张计划。贝恩顾问公司(Bain & Company, Inc.)驻上海的顾问Raymond Tsang表示,最近几年中国南方有数以千计生产服装及其他商品的小企业被迫关门。 不过,习近平似乎已决心重新制定经济政策,这样GDP就不再是衡量经济成功与否的唯一指标。为贯彻全党目标,他一直要求各地官员召开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毛泽东曾倡导的一种做法),而且过于强调GDP增速的思想会招致批评。据《人民日报》报道,在河北省9月份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一位当地官员坦言自己过于在意经济增速,而对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不够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高级经济学家何帆表示,河北会议确立了一个标准,你不能再炫耀GDP增长,否则别的官员就会批评你束缚于旧的增长模式,只关心自己升迁。此次会议受到国内电视台和报纸的大幅报道。 中国的学者称,很多年以来,作为晋升之道,省级官员往往会力争让自己所在省的GDP增幅超过中央政府的GDP目标。 这种深刻反省以及推动经济增长转向更加可持续道路的努力自身也在经历调整。7月份,当经济增长放缓有可能转变为硬着陆时,政府重新祭出促增长的药方,加快了公共基建投资,中国总理李克强也承诺,领导层不会让经济突破“下限”,不过并未指明这一“下限”到底是多少。 中国也在继续寻求国内外的能源资源来满足工业发展需求。上周五,俄罗斯和中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宣布达成了西伯利亚能源储备开发协议。 为显示实现更加可持续增长的决心,中国还寻求让资源价格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更快做出调整,以更好地管理需求,缓解环境污染及提高工业效率。 经济学家们表示,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反映出基础设施投资的小幅增长、出口改善以及今年早些时候新增贷款大幅增长的滞后效应。这对依赖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诸如资源生产商而言是好消息。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9月份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第三季度经济继续上行确实有些压力。他还说,总体来讲,由于支撑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比较强劲,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中国的领导层还在想方设法鼓励企业增强竞争力,到目前为止有些已经取得成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儿童安全座椅生产商台州市感恩汽车用品公司(Taizhou Ganen Car Appliance Co.)的总经理郑辉表示,自公司放弃低端业务并增强设计和营销以来,公司今年的订单已增长一倍;推动公司订单出现大幅增长的原因是高端业务的竞争较小。 从下月开始政治考量将居主导地位,11月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届时将公布决定中国今后10年经济走向的改革方案。 经济学家们称,改革推进的次序十分关键。政府可能会推进那些易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的改革项目,如提高工资、社会福利税收和治理污染等。但如果政府不同时实施刺激生产力的措施,如向民营资本开放目前主要由国企把持的领域,那么相关改革可能拖累经济增长放缓。 中国广州市的电脑零售商朱新安(音)认为,他的大多数客户所在的大专院校将获得政策支持,他的业务将会因改革而快速增长。 但其他人并不乐观。就职于一家大型国企的Devon Zhang称,预计改革不会给他带来太大好处。习近平发起的一轮政府勤俭节约运动已令他的奖金减少,政府政策并没有抑制房价上涨,他担心在中国大城市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像样点的住房的租金将让他无力承受。他表示,降房价会损害部分既得利益政治集团的利益,他们当然不愿解决这一问题。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经济学家黄益平警告说,由于中国政府向市场经济倾斜,中国应体现出更多新兴市场周期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经济将出现更多的起起落落。黄益平6月份时曾预测今后三年内中国季度经济增速或降至3%,甚至3%之下,但他预计随后经济增速将快速回升。 中共高层在11月会议之后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是如何应对国内信贷扩张速度过快的问题。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估计今年中国信贷增速将达20%,到2017年时,将超过GDP的250%,相当于2008年时的两倍。惠誉称,信贷需求增长如此之快,部分原因是借款人没有偿还现有贷款,银行对债务进行了展期。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借款人(通常为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需支付的利息上升,这令他们实现赢利和还债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在其他国家,这种循环周期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爆发。 随着监管部门试图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过去几个月信贷增速已经放缓。但监管部门的这类行动会降低经济产出。 野村(Nomura)分析师张智威说,上周四中国央行暗示,将采取力度更大的措施来抑制信贷增长,并且自7月30日以来首次未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张智威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偏于悲观。他称,中国经济增速已于第三季度见顶,明年经济增长率将为6.9%,低于外界预期的官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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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北京话题: 推出领导人卡通视频弘扬主旋律 又何必隐姓埋名

网友何青青转载的这篇文章写道,一个领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人,显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成为这样的人,视频说需要“中国功夫式的长期锻炼”。那么,成为一名美国总统又需要付出什么呢?这段视频说,只需要一年多时间和源源不断的资金。而成为英国首相的成功概率,则要远低于苏珊大妈在“英国达人秀”上的一举成名。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谁是这段视频的制作者。 这段时长五分钟的视频是在北京上传的,片尾的署名是“复兴路上工作室”。这显然是一个双关语。“复兴”,是中国执政党的一个标志性口号。此外,复兴路是北京的一条街道,很多政府机构都位于这条路上。中国《南方都市报》援引一位专家的话说,这段视频的神秘创作者,很可能就是官方。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17日的报道则称,在最近的一段动画视频里,习近平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形象,比以往更加有趣。 这段长五分钟的视频,有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自三天前在优酷网上传以来,中文版点击率已经过百方。视频的制作者是“复兴路上工作室”,关于该工作室的信息几乎为零。第一个报道这段视频的《南方都市报》说,记者目前尚未找到任何与该工作室有关的信息。“复兴路上”与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号不谋而合。视频中所反映的中国领导人选拔程序是公正有序的,习近平微笑的面孔被贴在一个卡通人物身上。 在很多亚洲民主国家,政治人物的卡通形象很常见,但在中国,以这种诙谐的方式来表现领导人还不太普遍。这段动画视频还强调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些乱象。视频在介绍美国总统选举时说:“没有雄辩的口才、超强的体力、尤其是源源不断的雄厚资金,那是万万走不下来的”。《纽约时报》注意到,该视频还提到了如今中国网民在网上曝光“问题干部”的现象。 这段视频在结尾处,微妙地反击了那些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民主化的批评人士,称什么:“条条大路通总统,各国各有奇妙招。全民总动员,一战定乾坤的票决也好,‘中国功夫’式的长期锻炼,选贤任能也罢,只要民众满意,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这条路就算走对了”。对此,有分析人士点评说,国家领导人以卡通形象亮相网络,在国外由来已久,而中国政要们被制作成卡通人物尚属首次。 因此,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领导人从严肃走向诙谐和幽默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不过,我却以为,在肯定“进步”的同时,视频制作者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未免给人留下某种“不够光明磊落”的印象。首先,不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人,他们都是人,所以就算是被恶搞一下,也属正常,更何况这则视频不过只是变换了一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表达方式而已。 作者大漠鱼的文章说,那么,既然如此,视频制作者就应该大大方方地站出来,直抒己见,而非躲躲闪闪,搞得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似的。因此,我对南都记者认为该视频出自官方的判断,是完全认同的。试想,如果这则视频并非官方制作的话,那么它根本就没有机会见诸网络,更不会允许其点击量一举突破100多万,竟然都可以不闻不问了。第二,视频中的一些权威信息也绝非一般人可以了解,所以,也就基本排除了网友制作上传的可能。 第三,假使网友有能力制作此类视频的话,那么,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人物和观点等,也必将成为敏感信息,而被各网站自动过滤,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在网络上露头了。本人承认这样的表达方式并非坏事,反而有容易拉近官民距离的优势。但与此同时,这则视频中似乎添加了太多的政治元素,显得有些目的或者说动机不纯。比如说,在视频的开头,首先被描述的是美国领导人的产生过程,期间还老调重弹地强调说,美国大选就是一种金钱博弈。而对中国领导人的选拔产生方式,则被描述的按部就班,甚至是深得人心。 大漠鱼的文章又说,从这一点上来看,制作者的良苦用心便一览无余了,无非就是想借此夸大一党制的好处,相比之下,似乎民主选举反倒成了不可取的垃圾和糟粕了。对于多党民主执政,或者是一党统治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以来争议不断,两军对垒始终未分高下。所以,人民能够从中所获好处的多寡,也就成了唯一的判断标准,不过,这终究不是一日可为的事情。但既然如此,一则小小的视频中,又何须释放出如此强烈的政治硝烟呢? 有鉴于此,我的结论是,政治在中国社会中可谓无孔不入,以致于就算是本来可以愉悦人心的卡通人物,也变得不再可爱,因此,为该视频减分也就在所难免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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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裴宜理:中国政治研究:告别革命

摘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人瞩目,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中国能够在缺少明晰区分的产权的情况下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吗?中国会遭受权贵资本主义带来的祸害吗?强大的国家监管能够支撑中国的经济试验沿着既有轨道进行吗?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了解:是什么将现代国家的结构粘合起来,从而使得政治制度能够像其实际表现的那样有效运行?作者在分析中指出,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大量因素促进了改革以来的成功。    关键词:中国政治;转型;威权主义;革命传统    在毛泽东去世将近30年之后,中国依然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国家。实际上,人们也许有理由认为,基本政治变革的前景在今天看来还不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明朗,当时,中国领导人在政治改革方面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尽管历时较短。但是,虽然政治发展看起来陷入停滞,不过中国的经济继续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这样来看的话,如下现象就不令人惊讶了,即学术界对于村民选举和其他“民主化”现象的兴趣近些年因政治经济学中的争论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就像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发生的那样,中国能够在缺少明晰区分的产权的情况下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吗?中国会遭受权贵资本主义(它已经削弱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带来的祸害吗?或者,即使中国稳步朝着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方向发展,强大的国家监管能够支撑中国的经济试验沿着既有轨道进行吗?人们对于这些问题远没有作出清楚的回答,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如下问题的了解非常有限:是什么将现代国家的结构粘合起来,从而使得政治制度能够像其实际表现的那样有效运行?此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情况与中国当前面临的局面相同。?    比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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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艾未未问尊者达赖喇嘛:“您希望返回您的故土吗?……”

曾与尊者达赖喇嘛于1980年代在纽约有过会见的艺术家艾未未,通过推特向在纽约开示佛法并公开演讲的尊者达赖喇嘛提了两个问题: “您希望返回您的故土吗?” “您认为您有无可能重返故土?” 据报道,尊者达赖喇嘛在特别确认了提问者是否是艾未未本人后,专门做了较长的答复: 事实上,早在大约2005年,我有机会和中国官员接触的时候,我就表达了我的强烈愿望:在和政治无关的条件下朝拜五台山。当时我还没有在政治上退休。我想回到故土的愿望始终在我心里。那时有一个台湾僧人,一个非常出色的高僧,叫道海长老,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出家人。我们共同发了一个愿:将来有一天,当我到五台山朝拜的时候,我们一起念诵龙树菩萨的中观论,他用中文念诵,我用藏文念诵,再请一位印度僧人和我们一起用梵文念诵。现在,道海长老已经往生,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仍然在等待。  现在中国有很多佛教徒。中国佛教徒的数量,据报道有四百万多,而且一年一年还在继续增长。在达兰萨拉,每个星期都有十几个,或二十多个,或五十多个来自中国的佛教徒。当我在各地讲经的时候,都会遇到来自中国的佛教徒,他们来找我,见了我就流泪,甚至泣不成声。  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国政府经历了四代人,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现在则是第五代,习近平时代。毛泽东时代,主要强调意识形态。邓小平时代主要强调金钱,强调经济。由此可见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新政策导致贫富分化并加剧,尽管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出现了一些富人,越来越多很富的人,这些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江泽民时代提出一个新的思想:现在共产党不是只代表劳动阶级,富人也应该由共产党来代表,于是就产生了三个代表的理论。然后是胡锦涛时代,正是由于巨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内部紧张状态,所以他提出了推进和谐社会的思想。他知道和谐社会的目标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轻易能得到的。但是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  由此可见,同一个党,同一个政府,是有能力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措施的。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有很多不同族群的巨型国家,社会的和谐是至关紧要的。在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天安门事件以后,产生了很多愤怒的情绪,所以中国确实是需要作出努力来达成和谐。和谐来自于信任,而信任是可以获得的,只要你尊重他人,就像我以前提到的,只要有试图和解的精神,那就会产生信任。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你设立了那么多的安全人员,必然会制造很多恐惧,恐惧和信任不会并肩同行。可是我说过,和谐的基础是信任。我认为胡锦涛执政十年,有很好的动机,但是他的方法依赖于武力,这是错误的方法。现在新的领导层,习近平和李克强,我想他们应该动用常识,就像邓小平说的,要实事求是。这是很科学的。我有时候说,佛教的全部方法也是实事求是。现在新领导也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然后动用你的常识。显然,在同样的称号下面存在着作出某种制度上变革的可能性。  艾未未,作为一个个人,你有巨大的潜力来作出一些贡献。在过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作为一个道德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十三亿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她的人民是勤劳的,我认为领导层应该看清现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推特上,有感于艾未未给嘉瓦仁波切的提问,留言道: “(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问题。” “(尊者达赖喇嘛)有无可能重返图伯特?这是所有博巴(藏人)关心的问题,最大的心结,每日的祈祷,深深的痛苦。。想起了自焚的博巴们在火焰中呼喊‘嘉瓦仁波切博啦佩巴雪(让达赖喇嘛回到图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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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新闻 | 知名投资人王功权被批准逮捕

北京,中国——9月13日被刑事拘留的商人王功权,律师于10月21日证实他前一日已经被批准逮捕,家属将收到来自检察院的通知。 陈有西律师10月21日上午表示,“倾接北京市检察机关电话告知,王功权昨日已批准逮捕。家属尚未收到通知,检察院告今天会送达。” 王功权的夫人在微博上连续2日呼吁“请让我丈夫回家吧”,不少网友对她表示了支持。 支持并参与公民运动的商人王功权,9月13日遭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秩序罪”进行传唤,还被抄家。人们对其的消失仍感到诧异时,传来消息称王功权已被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 王功权的律师陈有西9月26日表示,刑事拘留期限已经延长至30天。律师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亦被驳回。 据律师转述,王功权自述无罪,无任何危害公共秩序的目的和行为,只做了一些支持公益的符合良知的亊。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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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 | 习近平成立特别工作组查周案

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负责调查退休领导人周永康涉贪丑闻。该工作组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领导,调查工作不通过中共内部纪检机构中纪委进行。 警方与中纪委消息人士表示,傅政华将直接向习近平汇报调查进度。在中共历史上,傅政华是首个以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和北京市委常委身份兼任公安副部长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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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英媒:高房价是中国稳定的最大威胁

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化愈发严重 《金融时报》网络版周日(10月20日)发表署名Simon Rabinovitch文章说,中国高房价可能是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在过去10年内,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几乎上涨了4倍。 文章分析,从经济的角度,人们害怕中国房地产泡沫化,一旦泡沫最终破裂将引发金融危机。 从社会角度来看,房价已经引发群众普遍不满,持续上涨只会引发更多的不满。 文章说,中国政府敏锐地意识到这两个风险。现任总理李克强在他今年3月上任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诺遏制房地产市场。他的前任温家宝也曾反复承诺这样做。 李克强当时表示,遏制房地产市场将使人民生活受益,并促进经济发展。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李克强这番讲话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火爆如常。 文章说,中国主要城市房价每年上涨将近20%。就此有各种解释:首次购房者被压抑的需求、资本流入、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报道说,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使中国政府非常难看,即在2015年之内建造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 作者解释,这一中国当局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的核心战略很可能失败。 文章说,这一政策未能阻止房价继续高涨的同时,反而成为腐败的温床,并对已经负债累累的公司和城市加大财政负担。 很多批评是针对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这个目标,因为定义“有伸缩性”,实际建造的数字被夸大。 报道说,今年8月,中国国家审计局估计的腐败规模是,去年有58亿人民币的保障性住房款项被挪用或者误用,11万套保障性住房被人用伪造的文件申请到手。 文章说,这些数字与该项目的总价值(去年拨款8800亿元人民币)相比并不大,但是中国的审计极少全面,所发现的结果常常被看作劣迹的样本。 作者认为,作为对腐败的回应,中国加强检查,却造成一重新的挑战。 报道说,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商们表示,有时地方政府在审批谁可以购买这些房产的时候过于严格。 不过文章还指出,乐观派说,现在就全面否定中国保障性住房项目还为时过早,因为大型开发项目需要三年时间完成,项目推出时开始建造的一些住房正在开始陆续上市。 文章说,中国销量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即将在江苏南京完成一片大型项目,可向4万人提供住房。 据了解,有800万人口的南京共有4个类似规模的项目将在未来6个月内完成,但是尽管价格低廉,需求量却很低,令人惊讶。 报道引述万科在该项目的一位工程师表示,政府想要低收入人群购买这些保障性住房,但是达到政府标准的人群,他们的购买力非常低。 文章说,为了降低造价,万科使用了一些新技术,比如塑料模具飞机风格浴室。这些材料坚固而又低价。 尽管如此,人工和材料成本意味着这些保障性住房的基准价格仍然约为每平方米4000元人民币。万科工程师认为,这个数字对那些符合标准的人群来说仍然是天文数字。 (编译:高志强,责编: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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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支持央视进一步揭批垄断国企

10月19日,央视推出《星巴克咖啡中国市场高价》调查,节目曝光称,每杯星巴克拿铁的物料成本不足5元,但在国内却卖到27元,比伦敦、纽约、孟买同款拿铁咖啡都要贵。调查认为“外资品牌在中国赚取了暴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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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在亚马逊遇到个有骨气的译者,赞一下

《自由选择》译者的话
我首先对阅读此书的读者表示感谢!因为,我是这本书的译者。
凡是译著,大家都应该尽量少读,最好读原著。中国大陆了目前出版的译著,基本上都存在删减的现象,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问题”。读英文实在有困难的读者,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室选择台湾的译本,凡是大陆有的译著,台湾一般都有。台湾出版的译著,基本没有删节现象。但台湾的译本不好买,那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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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市民自製道具反「黑箱作業」

(獨媒特約報導) 過萬市民及大批香港電視員工於昨日下午在政府總部外集會,要求政府交代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照的原因。有市民自製道具反對政府「黑箱作業」。同時,約十名支持政府發牌決定的人士先後到政總對面行人天橋示威,過程中被不少途人指罵,亦不時被橋下集會人士喝倒彩。另外,調理農務蘭花系及少數手持「港英旗」的人士亦有到場支持集會。 反「黑箱作業」 社工系畢業的周小姐手持自製「黑箱」接受獨媒記者訪問時指,雖然自己從小不愛看電視,但對是次事件著實生氣,要為社會公義站出來。她認為政府不發牌卻連一個合理解釋都沒有,實在難以說服公眾。她指:「市民放工返屋企都想舒舒服服睇電視,但依加連選擇權都冇。王維基雖然都係搵錢,但佢肯堅持,有夢想!依加用所謂嘅保密原則就可以咁,我好驚遲啲連言論自由都冇埋。」 手持自製「反對黑箱作業,交待發牌原則」紙牌的劉先生指,只有十多人的行會決定幾百萬港人的權力,卻無諮詢,保密協議凌駕公眾利益,明顯是黑箱作業,更是種「霸權」。他認為行會必須公開發牌準則,亦建議採用權力及特權法和司法覆核調查事件。他續指:「政府口口聲聲要增加電視行業嘅競爭,咁點解依加加多個牌又話破壞競爭?咁到底係要競爭定唔要競爭?」 「支持」政府人士到場 前愛港之聲成員李美娜等六位來自「傳媒監察網民自發」的成員於昨日下午三時在政府總部對面行人天橋示威,他們手持「支持行會」標語和五星紅旗,高叫「支持行會,有效施政」。行動發起人李美娜接受記者訪問時指,能獲發新免費電視牌照的電視台應該要補現有電視台的不足(資訊節目不足),然而,香港電視未能提供高水準的資訊節目,只拍攝娛樂節目,例如「拍啲女性同女性錫,拍內臟嗰啲」。 她認為市民應尊重行政會議的決定,因為行會有保密協議,「唔通申請澳門賭牌唔得又要交代?申請飛機牌唔得又要交代?咩都要理由?政府要交代!但交代邊樣先?芝麻綠豆嘅嘢都要交代?」她強調自己是讀傳理出身,認為傳媒不是創意工業,並質疑香港電視的道德標準。 在場記者反問現行廣管局有投訴機制,如市民不滿大可自行投訴。李回應指很多觀眾「上左年紀」,文筆差,很難有效投訴。隨後數名支持政府人士加入,手持「支持政府發牌決定」等標語,其中一個女士不斷高呼「王維基,冇心機,哈哈哈哈」,卻被眾多集會人士大喝倒彩。未到下午五時,在場幾位支持政府人士全數離場。 日日放工放學過黎坐吓 到場支持香港電視的調理農務蘭花系在政總對面行車線舉行小型集會,發言人呼籲市民留守政總,「日日放工放學過黎坐吓」,並提倡「直接民主」,「唔洗商討」,獲數十名圍觀市民鼓掌支持。不少香港電視員工在「公民廣場」發言時均聲明是次運動不涉及政治。「蘭花系」發言人則表明:「今次係政治事件,唔好再自己呃自己。」另外,少數手持「港英旗」的人士亦有到場。一名手持「港英旗」,戴「V煞」面具的男子站到台前片刻,要求香港電視員工主導運動。 香港電視職工會則表示,員工將繼續通宵留守,直至政府清楚解釋拒絕發牌的理據或重新發牌。《警界線》總導演蘇萬聰在下午曾表示:「唔發牌畀我哋開台,我哋就喺呢度開台!」香港電視職工會將於今晚上播放旗下製作的節目,呼籲市民「上街睇電視」。 編輯:麥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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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中共“新瓶装旧酒”

中共是否找到了自我包装的新办法?分析者认为那只是表面上的涂脂抹粉。对香港人进行新旧划分,未能如愿地争取到舆论主动权。习近平纪念父亲习仲勋与推崇毛泽东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德国之声中文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香港发展需要”新香港人”》的文章,指香港历史上一直是移民社会,反驳那些要求减少大陆新来港人士的言论,认为新移民的学历在整体上有提升,有的更成为香港社会新精英,指香港发展正需要这些”新香港人”。时事评论家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老香港人”大部份是大陆的”老中国人”移民而来,与”新中国人”移民来的”新香港人”有不同面貌。 李怡说,中共建政前两年,他曾在北京居住,对当时北京的民风,当地人的谦厚、真诚、礼让、幽默,印象深刻。”老中国人”有服从性即奴性的弱点,但潜意识中仍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远道德的呼唤。现在”老中国人”社会已被”一切都假”的”新中国人”社会取代了。”老中国人”移民香港成为”老香港人”,他们尊重且珍惜香港的法治、自由,努力改变自己原来在大陆的陋习,融入香港的文明社会。现在的大陆已极少民国初那种尊师重道的学生,而大都是尊权重利的新中国人。 香港需要新移民? 李怡认为,”新中国人”也并非都是仗势欺人有强国味的,正如老香港人中也有梁振英与陈茂波一样。只是就整体而言,”新中国人”由大陆政府单方面批核涌入,确实是香港近年祸患的根由。”香港市民倘不群起反殖民,将无可能摆脱灭顶沉沦”。 时事评论家练乙铮在《信报》发表文章《从”新香港人”的”新”字谈起》,指出在族群、地方、国家的名字前面加一个”新”字,看来简单,其实涵义往往十分复杂,总会引起争议,严重的还会分化社会。《人民日报》发明”新香港人”这个词,无疑会加剧新旧港人之间、港人与大陆人之间的彼此排拒意识。 涂脂抹粉新方法 中国网络近日出现一段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画短片,片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余六位常委,以及前任几位国家领导人首次以「Q版」卡通形象亮相,引起热议。《香港独立媒体》网站发表文章《中国政治宣传走对一小步,拒绝民主模式走错一大步!》,作者刘桂标认为,中国官方宣传手法虽有进步,但其内容仍然有严重问题,就是将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即所谓”中国模式”的政治模式,看作与西方的民主主义或即自由主义的政治模式并驾齐驱,有同等的价值;这无疑是为与民主政治对立的专制极权的政治模式涂脂抹粉。 卡通版的中国领导人 文章认为,影片中比较中国与英美的政治模式,只集中于方法义而不及于内容义与制度义,这已经是一重大的偏颇。而且,即使在方法义上,影片只十分笼统地说明中国与英美的统治者的选拔,须经过长时间的、严格的选拔,讲到两者好像旗鼓相当。然而,事实上两者却大不同――民主政治具民意基础,因为经过一人一票的,以及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选出元首及议会代表;但中国模式却严重缺乏民意基础。 文章认为,中国目前表面经济有发展,看来比其他共产政权进步;然而,由于仍然是党国不分、官民对立,当中隐藏著重大的社会、政治危机,令人担心有朝一日,会步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的后尘,遇上大挫折便不能自拔、分崩离析。因此,中国要避免未来的危机,必须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纪念习仲勋与尊崇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采用了种种方式来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其中包括召开官方会议、出版书籍、推出六集电视纪录片和铺张的儿童演出,以及发行邮票。《纽约时报》发表记者储百亮的文章说,为纪念其100周年诞辰而于近日出版的习仲勋官方传记路透了”红二代”的成长经历。 文章说,从习近平兄弟姐妹的传记和回忆录来判断,他们经历的是一种既慈爱又严苛的培养方式,其中还带有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在毛氏王朝的统治下,生活永远也得不到保障。对习家来说,这种恐惧曾经变成现实。 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中也伴有“彻骨的恐惧” 文章指出,中国进入追求财富的时代,习近平的一些亲戚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党领导人子女亦即”太子党”的财富在许多中国人当中引发了普遍的怨恨,他们认为,太子党的财富即便不是来自赤裸裸的腐败,也是来自明目张胆的特权。 储百亮在本周另一篇文章《大跃进究竟饿死多少人?》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科学系荣休教授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说,习近平对历史的态度是由政治需要(而非家庭记忆)驱动的。对于习近平对毛泽东的肯定,弗里德曼说,”他们需要他们的伟大领袖是洁白无瑕的。他们需要有一个值得怀念的历史叙述。” 摘编:张平 责编:叶宣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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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 「我要活下去」大陸商場拚轉型

購物中心積極調整店鋪結構。 新華社 電子商務在中國日益盛行,加速低階零售店的沒落,不少購物中心已積極因應這種趨勢,推動承租店舖的結構調整,尤其加強餐飲等產業的店舖比重。 不動產經紀商仲量聯行(Jones Lang LaSalle)上周發布的報告指出,電子商務的崛起將加速低階零售購物中心的衰落,只有以娛樂、服務等體驗式消費為重點,並適時調整承租店舖組合與商場設計的購物中心,才能成為市場贏家。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零售地產部總監鄧汝舜指出,「即使是成熟的商場也將日益感受到壓力,迫使業主必須重新調整租戶組合,為消費者帶來更多餐飲、娛樂和服務的優質體驗。」 他說,上海的大型購物中心裡,餐飲業店舖占整體面積的比率原本都在25%左右,但目前已有些購物中心提高到40%左右。因為消費者現在外出,無論是逛街還是商務會談,餐飲都是必不可少的消費。服飾業原本在大型商場所占的面積最大,如今的比率則不斷萎縮,由原來的五成降至三、四成。 波士頓諮詢集團指出,2011年中國新增線上購物者6100萬人,到2020年,中國網購市場規模將突破1兆美元,高居全球首位。另據艾瑞諮詢公司估計,2012年服飾銷售已成為網購最大宗項目,營業額達人民幣3,188億,很多實體服飾店淪為網購者的試衣間。網絡銷售如今已占中國整體服裝銷售的15%,且比重持續上升。 仲量聯行的最新報告指出,簡單便捷的網購不會讓實體零售業完全消失,但某些零售業領域勢必喪失競爭力,風險最大的首推低價、無品牌的大眾服飾。這也意味典型的低端、散售型購物中心將最先面臨衝擊,大量租戶將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遭到淘汰。 中國一、二線城市的郊區和三、四線城市的市中心,都有眾多這類分散型零售購物中心,但最近幾季日益因為客流減少、空置率偏高而深感困擾。 不過,電子商務崛起對中國低端零售業態衝擊雖然巨大,仲量聯行的研究人員指出,中國人一向有「逛街」為日常休閑的傳統,零售實體店仍有長期存在的基礎。購物中心的運營者可以綜合考慮主題、定位、市場推廣和技術等因素,採用一些商業策略來適應大環境,為消費者提供不同的購物體驗,而這種體驗是網上無法獲得的。 例如,仲量聯行建議區域性購物中心可以採取一些防禦性措施,包括減少網購通路中常見的品牌;增加電影院、KTV、健身館、沙龍、特色餐飲等體驗類設施,加強兒童樂園等主題化空間,並提供便捷的停車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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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网络经纬: 卖女儿与弃父母

据中国媒体报道,一对80后的上海小夫妻张某和滕某,在网上发帖以3万、5万等数据“明码标 价”,将违规超生的女婴卖给他人。今年5月份,他们的罪行终被发现后被抓。从他们的信用卡账单明细来看,他们得到拐卖费用后就立刻上网,购买了 苹果手机、高端球鞋等物品,不多久就将数万元卖女儿的来的钱挥霍一空。这一对夫妇双双待业在家,靠父母接济度日,被卖掉的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在警方的调查中,夫妇俩表示,因为希望第三个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才决定将孩子送给家境好且没有孩子的家庭抚养,但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夫妇两人存在故意隐瞒怀孕真相的行为,当大家察觉出滕某的肚子渐渐隆起时,她却谎称肚子里长了肿瘤,而孩子生出来后,又以病后痊愈做掩护。而银行的转账信息显示,收养孩子的当事人付款时间与交接时间为一天,这就意味着用“交易”来定义案件的性质比收养和补偿更为贴切,所以最后检察官一拐卖妇女,儿童罪来认定此案。 这个案件在网上曝光后,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转发和评论,痛斥这对年轻夫妇的出售自己亲生骨肉来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认为这是丧尽天良,道德沦丧的行为。有网友问道,连孩子都卖了,还有什么不能卖?也有人指出,这是社会的悲哀,同时也是父母的悲哀。 网友@Ben3的伪学术工作者的评论则很宿命,说:还是(把孩子)卖了吧,说不定遇到个好人家,对孩子好一些。留在这种父母身边才真是悲剧。 @纸上建筑将这一悲剧的根源直指社会,指出:人心的溃败,根源在于社会的不公。 本周五,广州日报刊登文章透露出另一个人伦惨剧,说的是,外地老人来广州遭子女遗弃的事件。 文章写到:国庆节那一天,因为想念一年多没见面的儿子和孙子,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辗转十几天的路途颠簸来到广州,他儿子不但不接电话,而且当老乡将老人带 到儿子工作的地方时,儿子不但没有惊喜,反而很不高兴,责问老人问什么不在家好好待着,要跑到广州来找他。随后,儿子领着她走,搭上了一辆公交车,老人本以为是回家,谁料却到了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留下一句“他们会买票送你回去“。的话,儿子转身就走,腿脚不便的老人,想追,却追不上儿子的步伐,唯有在原地号啕大哭起来。 据介绍,这位老人的经历,在外地打工人员聚集的沿海地区,并不是孤立和罕见的现象,最近两年,外地老人在广州遭子女遗弃的事不时发生,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每周至少接收2~3名类 似遭遇的老人,特别在大小黄金周之后,被子女遗弃的老人还会增多。而被遗弃的老人以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为主,六成多患有重病,而且以患老年痴呆症居 多,难以照料,更难以核对身份信息及时送返。 新浪微博上的网友也对这则新闻发表了大量的评论,除了指责这些抛弃养育自己的父母的狠心孩子的行为外,也有网友做出了分析,认为:残酷的社会生活,都不容易,温饱无法解决。当官的贪污很多钱,全家移民美国,我们底层百姓却越活越没尊严 也有网友说,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只顾搞经济,不顾教育的恶果,我们中国几千年流传的孝、义、廉、辱荡然无存,真是国之悲哀呀!政府要好反省一下了! 残酷的社会生活,都不容易,温饱无法解决。 中国末来现实的写真!许多人在出生地不能维持生活,年轻人都到外地谋生,父母,老年人在家带孩子,很多打工族多年不回家或少回家,一个家庭不同的生活环境,形成不同的生活习惯,亲情变得蔬远了。生活上的压力,谋生的艰难,为现实流泪。 广州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毅华表示,根据《刑法》第261 条,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他说,“遗弃老人触犯刑法,最高可获刑5年,然而,真正会告自己子女的老人,几乎没有。” 山西帮的“西山会” 本台上海特约记者本周报道,知名调查记者罗昌平在其自述举报刘铁男的网络新书《打铁记》第十五章中,披露了刘铁男从一名普通的司级技术官员,突破重围,跻身位高权 重的发改委副部级领 导之列的关键,就是加入了以令计划为首的“西山会”,此后仕途畅达,而令计划在十八大前的儿子车祸等事故,也导致这一派系溃不 成军,直接影响到刘铁男。“西山会”这个派系,以山西平陆籍的高官,原中办主任令计划为首,罗昌平描述说,一位大内管家成为他们名副其实的“党鞭”,谁手握着那张通往西山饭局的门票,似乎也就坐上了权力晋级的直梯。那种权力膨胀的速度,并不亚于他们故乡——煤都老板的财富迭增。 这则消息也在新浪微博上被转载, @浦翠莲律师评论说: 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山西人的地方意识,格外浓重。表里山河 ,本就排外。 @阎克文th5说:作者用英国议会政治的老词儿“党鞭”(Whip)借喻令计划同志,虽然很牵强,倒也还算形象,只不过,这条挥舞了十几年的鞭子,不光老辣的英国政客们远远望尘莫及,连中共党史上恐怕也没几个人可以匹敌,甚至可以说,忽视此人的业绩,就不大可能闹明白这些年的中共政治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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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印度总理访华 中印争取化解边界纠纷

新德里 — 印度总理辛格即将访问北京会晤中国高层领导人,这次访问的重点将是双方的一个边界条约。这项协议的目的是缓和自中国军队被控入侵印度宣称拥有的领土以后两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尽管中印两国的贸易关系蓬勃发展,但是双方的猜忌却在不断加深。 *总理辛格访问北京* 印度总理辛格将抵达北京访问,双方外交官一直在忙于完成边界条约的最后文本。 印度官员们希望辛格总理访问中国期间能够签署这个协议,不要在最后关头节外生枝。 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贾塔•辛格说: “维护我们边界的和平、安宁和稳定是我们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预计这将是会谈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也是我们双边关系能够发展的基础。” *边界纠纷 两军对峙* 今年4月,中印军队发生了为期三个星期的紧张对峙,之后双方努力达成边界协议的势头有所增强。印度指责中国军队入侵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拉达克地区,引发双方的对峙。 北京否认入侵印度领土,但是印度日益担心中国在边境地区不断增加的单方面行动。 新德里的哈福米利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苏吉特•杜塔说,签署边界条约的目的是防止出现类似的对峙。 他说:“希望这将提高双方的某种机制的层级,确保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不再发生。中国人毕竟深入印度方面理解的实际控制线以内长达19公里。中国军队侵犯了19公里。这是很大的冒犯,这种行为以后还可以发生,因为实际控制线还没有最后划定。” *边界问题影响其它领域* 尽管中印双方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解决边界纠纷的数十年努力一直没有成功。 中国不断加强边界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引发印度对北京的猜疑再次出现。印度也开始在边界地带扩大公路和机场建设。 印度还担心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密切关系,预计辛格总理将就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两座民用核反应堆表达印度方面的最新关切。 杜塔说,解决边界纠纷对于两国至关重要,然后双方才能专注于其他问题。 “这些问题不被正视就不能得到解决,因为它们在印度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他说,“公众舆论总是关注这些问题,媒体集中报道它们,当公众舆论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转向负面时,两国间从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事务也变得困难起来。所以双边关系中的每个领域都交织在一起。” *中印经贸关系发展 印度对华贸易赤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北京将与印度合作,建立战略互信。中国官员说,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两国的贸易交往和合作具有重大前景。 双边经济联系将是辛格北京之行的议事日程之一,他将敦促中国增加在印度的投资。两国间的贸易不断增加,但印度对于大约3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感到关切。 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康达帕里说:“就贸易赤字来说,中国至今只在这方面做了一些零散的努力。在中国投资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重大举措。中国对印度的投资金额为2亿4千4百万美元。在基础设施工程方面,中国至今还没有推出任何重大的工程建设项目。” 尽管存在挑战,但两国官员都在发出积极的信息,预言这两个曾于1962年发生过战争的亚洲大国之间的关系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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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網路民意」是民意嗎?

【有聲的中國】專欄一   「 網路民意 」 是民意 嗎 ? 網路民意是普通人在漫長的中國 歷 史上第一次獲得發聲的機會 , 菁英以 「 喧嘩 」 的形式奪取話語權 , 然而對於知識分子或菁英來講 , 卻很難把握獨立性 。 歷 史告訴我們 , 利用民意的人會有很大影響力 , 但也會帶來非常危險的結局 。 撰文 : 胡泳 互聯網給中國造成的最大變化 , 就是使其從一個鴉雀無聲的所在 , 變成 眾 聲喧嘩的場所 。 儘管 眾 聲喧嘩會給人帶來非常多的不適應 , 但是要遠遠好於鴉雀無聲 。 這些年在中國 , 似乎網路民意就代表了民意 。 其實 , 網路民意非常複雜 。 通過研究可以證實 , 網民的人口統計學構成跟整個中國的人口統計學構成是不同的 。 我有一個比 喻 : 如果把網路民意直接等同於當今中國社會的民意 , 有點像把一個城市裡的富人區視為整個城市的代表 。 而且 , 常上網的人都知道 , 這裡存在著 沉 默的大多數 , 只有少部分人是積極的參與者 。 然而就是這些少數人決定了網路議題的走向 , 給人造成一種感覺 : 似乎這些人就代表了網路民意 , 進而似乎代表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民意 。 這是一個顯然的錯覺 。 但也不能忽視這種網路民意 , 因為它是普通人在漫長的中國 歷 史上第一次獲得發聲的機會 。 在網路社區中會看到一些社會現象 , 比如 說 「 回聲室效應 」, 即某個資訊或想法在封閉的小圈子裡強化了 ; 還有 「 群體極化 」: 社會學實驗證明 , 當一群觀點大致相近的人聚在一起 , 這些人的觀點會趨向極端 。 由於這樣一些現象的存在 , 很多人對互聯網 產 生了新的不安 , 比如菁英人士對 「 網路暴民 」 的焦慮愈來愈深 。 歸根結底 , 我反對互聯網上 「 菁英 」 和 「 草根 」 的 「 二分法 」。 我認為所有能適應 眾 聲喧嘩 狀 態的都是網路菁英 。 凡是不適應這種 狀 態的人 , 只能 說 他們 「 網商 」 ( 網路智商 ) 不高 。 網路菁英熟悉互聯網生態 , 懂 得這樣的生態當中會遇到去中心化的問題 , 不會因為個人原來的心態和偏見而呈現不適應 。 我們看到 , 菁英在介入網路奪取話語權和獲取注意力的時候 , 也被迫以 「 喧嘩 」 的形式敘述 。 這會不會最終改變菁英的表達方式 呢 ? 可能性很大 。 然而對於知識分子或者菁英來講 , 很難把握的是獨立性 。 歷 史告訴我們 , 利用民意的人會有很大影響力 , 但也會帶來非常危險的結局 。 獨立性意味著既要獨立於強權 , 也要獨立於民意 ── 儘管這可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 在 眾 聲喧嘩的時代必須放下身段 , 改變自身 ; 但是完全迎合民意 , 迎合烏合之 眾 , 也不能稱之為獨立 。 讓知識分子改變自己是很困難 , 但整體而言符合 歷 史的演變 。 知識分子的去中心化過程本來就在發生 , 只不過網路時代更加被放大 , 也更加被壓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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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中国在世界的中心,还是边缘?

作者: 信力建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有云“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很生动地写出了历史上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在世界地位上的两种看法:“中心”与“边沿”——因为是“中心”,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所以可以采取“闭关主义”;因为是“边沿”,就只能向真正的中心上贡,所以是“送去主义”。而这两种看法的分界线就在于1840年“给枪炮打破了大门”的鸦片战争。 先看看“中心”论时代。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制社会,这种等级制不仅体现在从国王到大臣的等级序列中,体现在家庭长幼尊卑的序列中,还体现在居于统治地位的华夏和其它民族“四夷”的关系中。早在尧舜时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领前来朝贡。商代的王都所在地为王畿,王都以外的居住区叫鄙。在商王朝控制的区域内,分布着许多邑,邑是商代社会的基层组织。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一种外服制,即侯、甸、男、卫四服,是地方向中央必须履行的几种服役制度,既是一种地方行政区划,又是一种经济剥削关系。商王朝还把其统治地区分为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畿内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地区,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畿服理论源自周代和秦汉时期诸如《尚书·酒诰》、《国语·周语上》、《尚书·禹贡》和《周礼》等几种文献中。它们由简至繁,内容也不断充实发展。大体而言,畿服理论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按照地理距离的远近安排中心与周边地区的亲疏关系,其中在《周语》和《禹贡》中存在五种中心与周边的关系,而《周礼》中存在七种或九种这种关系;二是按照这种地理距离的远近体现出的亲疏关系来确定周边对中心的义务。这种义务以贡期和贡物的不同由内向外递减。以《周礼·秋官·大行人》中的记载为例,依照侯、甸、男、采、卫、要六服的顺序,贡期分别为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和六年一次;贡物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和货物。 中国人这种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中心心态在明朝达到了高峰,明朝是中国朝贡制度的鼎盛时期,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的规模之大,手续之缜密,组织管理之完善,皆为历朝所不及。据《明会典》、《外夷朝贡考》、《明史》、《明实录》等记载,明朝时的朝贡国家共有100多个。当然,在数量众多的朝贡国中,偶有一两次朝贡纪录的国家不在少数;名为国家,而实为一城一地者数量众多;同时,受华夏中心意识的支配,把一切对外关系一概视为具有君臣主从关系特征的朝贡关系。从实际情况看,从朝贡次数、周期长短、及其与明朝的关系的疏密而论,明朝的主要朝贡国有朝鲜、琉球(今日本冲绳)、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暹罗(今泰国)、日本、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苏门答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真腊(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部分地区)、渤泥(亦作淳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和文莱一带)、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等十几个国家。 所以会有这样的心态,两个原因:首先是在明朝及其之前,中国文明的确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有此实力,自然难免居高临下;其次,则是因为自然和社会经济的限制,东西方文明没有有效展开对话,中国人不知道除华夏文明外,还有同样灿烂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所以,当时中国人的中心感,也算是师出有名。 清朝延续了这种中心意识。17世纪晚期,台湾收归版图,清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新开海贸易。但是它的对外政策仍以“朝贡”模式为指导原则。在政治上,它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朝贡”国,按“朝贡”仪式处理一切国与国的关系。在经济上,它力求将对外贸易纳入“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在时间、地点、次数上都加以严格的限制。这种中心心态,在1792年英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由.派马夏尔尼使团前往中国时有典型的表现:英方致中国中央政府的信函中说,英国国王为了“与中国皇帝发生友谊,并增进两国之邦交,扩充两国人民之商业”,决定派遣马戛尔尼使团采华。使团携带有英国国王赠送给中国皇帝的许多精美礼物,以表达英圆圆王的真诚心意,从而“发扬两国之利益,建立两国水久之协和”。很显然,英国这次派使节来,就是为了开辟中国市场,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制。可在当时的中国皇帝乾隆看来,这却是天边的蕞尔小国在向中心的天朝大国输诚乞纳,因此在致英国国王的回信中他这么写到:“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批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赉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徙,推恩加礼。以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筳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德普沾恩惠,一视同仁。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中心意识,可谓十足。 事实上,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经济腾飞,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不断加快,到处建立殖民统治。人类历史进入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进入了经济国际化日益明显的时代。要说中心,这“日不落帝国”才是真正的世界中心。果然,1840年,闭关自守,拒绝变革的中国终于抵挡不住英国的军舰大炮,被迫打开了大门。英国人用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大国的迷梦,强行将中国纳入现代国际秩序中。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从一开始就是强权的产物,它起源于欧洲各国间的互相征伐,继而又挟炮舰之威传布全球,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秩序是被动接受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使中国威风扫地,雄视东方的大国,败于泰西蕞尔小国,现在回顾历史,这确实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一下从中心变为了边沿。 这种讨好他人“送去主义”的边沿心态,在1900年的“庚子事件”中有集中体现。当时,当政者慈禧因为怀疑西方洋人要她归政光绪,于是煽动义和团与洋人死磕。结果是数十万义和团和正规军攻打只有四百洋兵把守的东交民巷和四十一条枪的西什库教堂,整整六十五天不下。这时,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登岸,一路击溃十数倍于它的手持最新式洋枪的清军和义和团,攻入北京。慈禧挟着光绪仓皇出逃。八国联军在北京和保定等地大抢数日,杀义和团无数。逃到西安的慈禧这时乞求李鸿章出面,解决局面。李鸿章抱老病垂死之躯,与洋人勉为周旋。联军拟出处死当初极力主张灭洋的朝廷大员的名单和赔偿银两四亿五千万两(列强们说,中国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这笔款额可建一百六十支位于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慈禧一看没有”还政于光绪”的条件,大喜,于是一一痛快答应,还说出了那句让边沿味十足的名人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种边沿心态,其具体表现是:要么怨妇——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要么泼妇——凡事讲打。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的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外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要么情妇——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而无论哪种表现,其边沿性,欲尽入中心或讨好中心的意愿,都是一目了然的。 事实上,无论“中心”心态(“我是老大,你们都该来朝拜我,服从我”),还是“边沿”心态(“您是老大,我服从您,服务您,当然心中怨恨您”),都没有把自己和其他国家的人放在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缺乏一种平等的,多元的,共生和谐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现代人观念。如果我们真正认为世界是多元的,中国不过是世界诸多国家中的一员,中国人也不过是人类之一平等分子,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发展,也就不会有谁是中心,谁是边沿,谁该向谁进贡的问题了。 而如果采用这种人人平等,无所谓中心无所谓边沿的眼光看自己看他人,那我们就必须接受人类的普世价值。一个人的行为由他的观念来决定,君子有君子的行为,小人有小人的方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如何对待他国,说到底是这个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决定的,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的价值观决定是,因为是他们在左右国家的事物。如果人人平等的,无所谓中心边沿的观念起作用,那么必定会接受民主,崇尚尊重他人的、普选产生代表民众意识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基本也能做到尊重他国,建立合理的国际关系,比如欧盟的产生。如果是以中心和边沿来划分世界,就必然会产生独裁者和极权的政府(所谓独裁与集权,其核心都是以我为“中心”,他人是“边沿”),他们连本国国民都虐待,何况他国呢?比如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要之,普世价值之所以为普世价值,就在于它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追求和共同价值所在,决不会因不同国家不同的“中心”不同国情而失去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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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沈平:《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视频背后

沈平 伦敦国王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 《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视频出现以来迅速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该短片的热播,无疑是网络舆论引导的一种新尝试与突破。 这个5分多钟的短片有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10月14日由名为“复兴路上”的账户在优酷网首发。 迄今尚未有任何机构承认制作了有关视频,但与此同时,该短片则被新华网、央视网等各大官方媒体转载,在微博上转发的媒体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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