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的宁波日报刊登文章《夏宝龙赴余姚慰问受灾群众指导灾后重建 举全省之力推进灾后恢复和重建》，原文如下：...

【我反正信了】原来这叫上访？ 10月16日的余姚日报发表文章《部分市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集中精力投身灾后自救同心同德共建美好家园》，原文如下：...

广东省委宣传部：今天下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西柏坡精神研究会等民间机构在深圳龙岗区举办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弘扬延安革命精神，再创特区发展辉煌”公益研讨会，...

数千人在市政府门口聚集抗议，高举写有“毛宏芳60分下台”的标语。 受台风菲特影响，浙江余姚市遭遇暴雨沦为泽国孤城。数千市民不满当局救灾不力，周二（15日）在市政府门口发动示威，高举标语，要求市委书记毛宏芳下台。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抗议者砸毁公务车。当局派出逾千名持盾警到场戒备，双方爆发冲突，有示威者被打血流满面，外传多人被捕。 菲特在余姚造成大面积水灾，市区有七成面积被淹，还造成停水停电及交通瘫痪，其中同光村一家养猪场的数十头猪只被浸死。 当地民众饱受洪水围困后，质疑政府救灾反应迟钝及隐瞒灾情。 数千人在市政府门口聚集抗议，高举写有“毛宏芳60分下台”的标语，反驳毛早前宣称的救灾工作打60分言论。 部分抗议者情绪激动，砸毁公务车泄愤，还向大楼投掷杂物，及拆除市政府围栏和“为人民服务”的大字。 与此同时，当局为压制骚乱，封锁进出市政府大楼的道路，还出动1500名警员到场，双方一度对峙。 消息指，因当局没派人出面调停，激发示威者怒火，其间与警方爆发冲突，外传多人被打伤，有示威者头破血流，多人被捕。 事件至今未平息，至于当局则尚未通报事件。 （撰稿/责编：路西）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等级中，最高级别是“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全哈佛大学目前一共只有24名教授享有这一荣誉。而政治学系金加里(Gary King)的“阿尔伯特·韦瑟黑德三世校级教授”(Albert J. Weatherhead III University Professorship)头衔正是在大名鼎鼎的美国政治学者、前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过世后传承而来。金加里以实证研究方法论，特别是量化研究闻名，他的研究不仅仅影响了政治学的发展，而且对公共政策、法学、心理学乃至统计学本身都影响深远。他著有八本书、130多篇论文，并开发了20多个开源软件包。他在1994年与人合著的《设计社会调查》(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时至今日仍被众多社会学科的学生奉为必读经典。 2013年5月，金加里在美国顶级政治学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 合作文章 ，通过海量数据收集和量化研究，试图解读中国网络审查制度的运行机制和背后逻辑。他的研究团队首先通过阅读以前的文献和咨询相关专家划分出85个话题，并相应设置出一系列关键词，通过计算机技术以六个月为时段，根据这些关键词从1382个中国网站收集了360余万个博客帖子，并从中随机抽样了超过12万条进行分类分析。这一过程随后重复了几次，他们一共收集并分析了1100余万个博客帖子。如此的大样本分析在针对中国互联网的研究中并不多见，且出自名家之手，故文章一出，引起不少讨论。在这篇文章初成但尚未发表之时，金加里在哈佛举办了一次小规模讲座介绍研究成果。尽管他本人并非中国问题专家，但笔者在会场见到了诸多中国研究大腕。 此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的网络审查者严格审查集体性行动(collective action)而非批评性言论。同一研究团队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还进行了一个跟进研究，涵盖了此前并未纳入其中的微博，并且开通一些社交媒体账户发布一些帖子，对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制进行主动性测试，得出的结论基本未变。文章也对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的运作过程做出了一定的解释，并回答了为什么中国的网络审查者们总是能够非常高效、准确地对海量信息进行审查，并快速作出是否删除的决定。尽管近年来关于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有诸多讨论，但能通过大数据证实或者证伪一些泛泛之论，这不仅符合美国社会科学一直以来力图“科学化”的大方向，对于中国研究和深入理解中国的变化也是极有意义的尝试。 本采访于9月17日于金加里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办公室以英文进行，并于10月8日进行了补充采访。访谈部分在发表前经金加里核对。 中国网络审查更关注集体性行动 问： 你是如何想到要对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作一个大规模量化研究的？ 答： 事实上我们一开始是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用大数据方法来分析文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供分析，比如说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等。如果我们能够创建一些方法分析这些数据，那么会非常有价值。我们创建了一些方法，但是我们觉得还需要找一些“困难的案例”来测试这些方法是否适用。所以我们决定转换语言，比如说用中文来测试我们的方法。所以我们使用了我联合创办的公司，Crimson Hexagon，通过其中文社交媒体的数据库来进行分析。这个数据库基本上就是摘取中文社交媒体上帖子的Url（网页地址），并对其进行分析。我们的方法运行良好。后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再次访问这些帖子，因为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些帖子的上下文。但是我们点击这些Url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帖子已经不在了。一开始我们以为是Crimson Hexagon出错了，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是我们在中国政府阅读并删除这些帖子之前，就已经把它们搜集到数据库了。这样我们就拥有了很多被中国政府审查删除导致中国网民无法阅读的帖子。所以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研究题目。 问： 在你们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微博在中国的活跃度甚至超过了博客，但是为什么你们的研究没有涵盖微博？ 答： 我们一开始研究博客是因为我们觉得博客可以给中国网民更多的时间去表达他们自己。在我们进行的最新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已经将微博纳入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审查机制的运行原则是一样的。 问： 你是如何在研究中定义“集体性行动”？ 答： 由非政府发起的任何可能动员人们或者导致聚集的行为。比如说，你决定鼓动人们上街游行示威，这就是集体性行动。如果你邀请很多人参加一次聚会活动，这也是集体性行动。如果你决定邀请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庆祝地方政府官员的伟大功绩，这也是集体性行动。 问： 但是在现实中有一些是很难被清晰定义的。比如说你的研究中将“艾未未”这个词条作为“集体性行动”，可是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词条归入“对政府进行批评”这个项目中。 答： 在现实的审查中，你无法只阅读一个帖子，然后就决定它是不是集体性行动，因为你几乎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和政治相关联，比如从对政权的攻击到谈论一部电影。所以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对个案进行归类的话，肯定是行不通的。在现实中，中国的审查者们好像是首先观察社交媒体上人们的交流，当有围绕某一个话题的讨论一下子变得特别活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审查这些讨论，如果这些讨论是关于某个具体的集体性行动，或者是某一个曾经在过去组织过集体性行动的人发起的，他们就会将相关的讨论进行删除。他们会删除与这个讨论相关的所有内容，无论这些讨论是赞成政府还是批评政府。 问： 你在论文中还提到所有的帖子按照话题性质被分成了五类：集体性行动、批评审查员、色情、政府政策和其他新闻。但这是否会存在预设立场的问题？比如一些词条性质比较模糊，但相关新闻事件在你进行深入分析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这就可能会导致一个“事后归因”的错误。 答：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反向操作的办法来还原中国政府的审查过程，所以这项研究从设计上来说，就是一个事后性质的研究。但是我们找了两个了解中国政治的人来对这些帖子进行归类，他们的工作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他们的分类结果高度一致，只有在一个事件的分类上出现了分歧，即方滨兴被投掷鸡蛋和鞋子。这个事件既包含了对审查者的批评，也包含了集体性行动。此外，我们还用一些样本之外的案例对这个分类进行测试，这就并不是回溯性的，而是预测性的。我们得到的结果都是相同的。  多样化且高效的审查机制 问： 中国的网络审查者严格审查集体性行动而非批评性言论，这个结论是否出乎你的意料？ 答： 是的，我们非常吃惊。因为此前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网络审查者们是审查各种批评性的内容的，当然也是会审查集体性行动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现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些对政府批评性的帖子是没有被删除的。我们发现很多很多对政府进行激烈批评的帖子，甚至是涉及一些政治领导人个人的都没有被删除，而且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这很令我们吃惊。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也不奇怪。政府允许这些批评性的帖子存在下去，他们能够得到什么？中央政府可以借此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可以对地方领导人的表现进行评估，他们也可以根据这些批评来替换一些地方领导人，如果这些信息都被删了，中央领导人也就看不到了。 问： 但是允许这些批评存在，是否也是对政权的一种风险呢？ 答： 有多少风险？如果仅仅是人们对政府的评价很差，这个恐怕并不是特别大的风险。只有当人们开始行动的时候，这才会真正影响到他们对权力的控制。比如我们在阿拉伯之春中看到的，当人们走上街头的时候，一个政权可能真的就会崩溃了。进一步来说，如果你在一个网络被审查的国家里上网，结果发现网上全都是关于这个政府的正面言论，那么你会对这个政府因此有更正面的感受吗？ 问： 但是在中国，由于敏感词的存在，很多批评性的帖子根本就发不出来，或者人们自己就不发表这样的意见，这也可能导致你所统计到的实际发表出来的批评性的言论激烈程度很弱，以致于政府没有必要删除它们。有这个可能吗？ 答： 我们在第二篇论文里面对这个可能性进行了研究。在第一篇论文中，我们仅仅涵盖了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段内的帖子，所以你是对的，完全有可能人们在提交了帖子之后，审查者可能根本就不让这个帖子发表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篇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无法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在第二篇论文中，我们自己开通了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并根据已有的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发表一些帖子，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是否这些帖子在发表之前就被审查了。现在我们发现，中国网络审查者确实运用关键词进行事前审查，但是这个事前审查的过程非常低效，那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帖子并没有被有效地提前发现。 问： 通过你的研究，我们对于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的运作过程有什么了解呢？ 答： 通过我们第二篇论文的研究，我们对中国的审查制度运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发现了很大的多样性，在不同的网站，他们适用的技术和审查流程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很多审查都是由网络公司自己完成的，而且看上去政府好像也是允许不同的网站保持各自在审查上的多样性，只要他们能够达到政府要求的结果就行。 中国的网络审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核查阶段，这是自动完成的。第二阶段是作出是否删帖的决定，这是由人工完成的。在第一个阶段有很多多样性，有一些网站的核查内容非常多，有一些非常少，但基本上它们最终的审查结果是大致一样的。 而且这种审查是非常高效的，基本上是在当天之内，任何帖子都会被核查，然后有一些会被删除。我觉得他们如此高效是因为他们在监测都有什么话题或者帖子突然变得非常热门，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并不需要特别仔细地阅读每一个帖子然后去分析他们的内容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有特别热门的帖子，他们就会特别关注，然后根据这个话题是否在讨论群体性行动来决定是否删除。如果有一万个人都在谈论一个话题，我觉得对审查者来说不难发现这个讨论。 问： 根据你的理解，中国的网络审查指令是非常具体的？ 答：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谁发布审查指令，或是发给谁。我甚至也不敢肯定审查指令就是像我刚才猜测的那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要审查和删除批评性的帖子非常麻烦，因为这是无法自动完成的，你必须要阅读每一个帖子，然后才能做出决定。 社交媒体扮演怎样的角色取决于人 问： 你觉得社交媒体在中国是否真的对集体性行动有促进作用？ 答： 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社交媒体当然使得人们的交流更加便利，如果没有被删除，也会使得集体性行动变得更加有可能。我最近在芝加哥，美国歌星Justin Timberlake发了一个Twitter说他会在当地的一个俱乐部，前150个到这个俱乐部来的人会得到免费的门票，结果有一千多人去了。他具备了动员人们的能力，当然对他来说动员人们来听音乐会与政治并不相关，但是其他的人拥有相同动员能力的话，可能就是与政治相关了。政府当然不愿意出现这样的权力拥有者。 问： 你认为政府的这种审查制度是否有效地阻止了中国的集体性行动呢？ 答： 当然中国仍然有很多示威游行，但是我觉得这种审查确实有效地阻止了集体性行动。比如说在离你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有游行，但是你不知道，那你怎么能够参与呢？ 问：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你的研究中了解到中国网民的什么特点？ 答： 中国有着一个鄙视审查制度的网民群体，他们对任何你所能想象得到的话题感兴趣，并且持有极为多样化的观点。自动的审查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个问题，他们可以很容易绕过去。比如关键词审查，他们有很多方法来绕过这个东西。所以所谓的自动审查制度只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们发现大多数商业网站并不使用自动审查的方式，而政府网站使用这种方法。 问： 你刚才提到了“阿拉伯之春”，你认为社交媒体也能在中国扮演同样的角色吗？ 答： 并不是社交媒体在扮演那样的角色，而是人民。所以问题是中国人民是否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个问题应该由你来回答。 问：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人们拿着手机发Twitter或者是Facebook。人们也需要工具。 答： 人们会用各种工具和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即便是没有Twitter或者Facebook，埃及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甚至可能会通过油印小报。这是不同的时代，人们使用不同的科技。当然中国人目前无法使用这种社交科技来实现这样的目的，因为中国政府对社交媒体是管制的。 问： 目前中国政府逮捕了一些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并加紧了对网络的控制，这是否对你的“中国的网络审查者严格审查集体性行动而非批评性言论”的结论提出了挑战？ 答： 我并不知道这种逮捕的情况目前有多普遍，目前我们知道有一些网络名人被逮捕，但是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网民。也许政府觉得通过逮捕一些意见领袖来对网民提出警告，也许政府希望通过提升不确定性来有效加强自己的权威。一般来说，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可以提供一个清晰的界限。但是当法律界限在一个社会变得特别模糊的时候，是可以对民众起到恐吓作用。也许这就是目前中国政府想达到的，也有可能他们逮捕一些具体的人是出于并不相关的原因。总之我并不是太清楚。 欧阳斌是专栏作者，现居纽约。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共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仲勋百年诞辰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亲属身份参加座谈会。中共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徳江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等发表了缅怀讲话。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中共元老之一的陈毅之子陈小鲁，近日在其母校北京八中，组织了一场文革道歉会，为近期频现的“文革道歉风”再加历史砝码。文革期间，他曾任该校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据媒体报道，从本周六起公众可上网查询澳门官员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财产：...

10月15日，大量余姚市民聚集在余姚市政府门前示威，抗议当局救灾不力并企图对外界隐瞒当地灾情的严重。示威人群中有人举出“毛宏芳60分下台”的标语，以抗议该市委书记先前称给自己的救灾工作打60分的言论。截至发稿时，新浪微博开始删除用户上传的相关照片。

10月11日，曾有大量愤怒的市民因不满宁波电视台配合当局粉饰太平而堵路砸车。10月9日，余姚当局在大水尚未退去的情况下出动警力抓捕了两名发表“不实信息”的居民，引来大量网民的指责。

韶山在文革期间成为革命圣地，吸引成千上万的人 湖南湘潭市官方网站透露，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其出生地韶山共完成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47亿元。 12个重点纪念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其中3个项目基本完成，9个项目正在抓紧推进。 另外，韶山市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活动作为“压倒一切的最大政治任务”。 今年12月26日，将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在湘潭市委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筹备工作推进会”上，湘潭市官员承认仍然存在进度慢、资金缺口大、征地拆迁和协调难等问题。 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在中国大搞个人崇拜的年代，韶山被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圣地”之一，也成为很多民众“朝圣”之地。因此而形成的旅游业至今仍然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万人合唱“东方红”，同吃“福寿面”已经成为纪念毛泽东诞辰纪念活动的固定节目，今年也不例外。 另外，还有酒业公司推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酒， 不过，此番纪念活动所耗费的资金之大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似乎并不一致。 有网民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据说，毛本人很艰苦朴素！又据说，毛穿的衣服都打满了补丁。以极其奢侈的方式纪念毛，那不是故意违抗毛的教导吗？那不是公然挑衅毛的思想和精神吗？ 还有网民不满认为： 韶山是否把活人的事情都办好了？这19亿是否属大操大办？是否属变相大建楼堂馆所？若你说只是一个纪念，那好，能否把高中学费免三年，全市医疗免三年，养老床位添够，以此来纪念？有人上不起高中，有人看不起病，有人进不了养老院，他们面对19亿花费该怎么想？ 在韶山此番为大规模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准备之际，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正在展开。 （撰稿：罗玲 责编：路西）

备受关注的“7·20首都机场爆炸案”今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一审公开宣判。法院以爆炸罪判处被告人冀中星有期徒刑6年。...

中国财政部周一表示，中央财政已于近日安排人民币50亿元资金，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内蒙、山西和山东省）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这也是中国政府改善长期备受诟病的空气污染问题的最新动作。...

台北 — 一群在台湾就读的中国大陆学生，参加了体验台湾公民社会以及民主价值的活动，除了更深地了解台湾真正面貌，也启发他们面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思考。   学生们：“民主台湾，耶！民主台湾，耶！” 。     中国大陆学生探索“民主台湾” 34名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学生以及16位台湾的学生，一同参加了从10月11日到14日的“民主台湾探索”。这个项目是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办的“台湾多元文化探索研习营”其中的一个梯次。   陆委会文教处副处长王学奋告诉美国之音，这个活动去年才举办第一届，反响很好：“主要的目的是说，我们希望到台湾这边来的交换生也好，学位生也好，在这边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透过我们所办的活动，能深入了解台湾的多元文化”   来自北京，在大陆就读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在台湾的国立阳明大学就读的向睿，是去年参加过这个研习营的学生，他今年回来担任志工。他谈到去年参加研习营的收获：“我的收获是，对于台湾来说，有一个更宽松的环境让公民可以确实的，不只是关注，而且为自己所关心的事情去行动，而且还有这样的NGO（非政府组织）可以帮助人民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的途径，这样的渠道，我觉得是一个公民社会所必需的环节。我觉得像立法院他们打架，是一个民主进程中的环节，它必然会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务实，更加切合实际。这种打架我之前看来会觉得有些乱，甚至觉得有些做秀的成分，当参加去年的活动之后，发现正是由于公民团体的介入，可以使这种乱象减少，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成熟的表现。而且我相信有更多这样的公民团体出现，会使国会或是台湾的政治现象，变得更加安定有序，而且更加有效率。”   *体验民主台湾*   今年“民主台湾”的课程讲师是台湾资深的公民运动家何宗勋。何宗勋现任关怀生命协会执行长，此前他曾担任过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秘书长等公民团体负责人。何宗勋告诉美国之音，他课程设计的目标：“他们（大陆学生）除了在台湾读书之外，他们也对台湾的民主发展跟公民运度很有兴趣，所以他们特别来参加这个活动。会带他们去慈林文教基金会，参观台湾民主纪念馆，了解整个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当中，公民团体扮演的角色，这部分会有学习性，大部份的时间都在营队里面。也是希望唤起他们､启蒙他们的概念，他们对这个课程有一些初步认识之后，未来他们如果在台湾长期居留，对台湾的很多公民议题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关心和了解。”   陈雨荷来自福建省，目前在台湾就读世新大学，她谈到参加“民主台湾”研习营的理由，以及到台湾之后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既然来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念书，就要去多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化。民主，应该是台湾社会里面比较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可以多了解。我就读的世新大学，是一个偏传媒性的大学，而我们学校的新闻系是很棒的，所以说经常会有学生自己出的报纸，学生自己在校园里面采访，比如说对于现在马英九的事件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好像民主生活，在台湾贴的比较近一点，好像是每个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参与本梯次研习营的大陆学生，有到台湾的短期交换学生，也有学位生，学士以及硕士都有。除了于10月14号结束的“民主台湾”之外，“台湾多元文化探索研习营”另外还有“媒体台湾”､“文化台湾”､“环保台湾”等共五个梯次，总共将有250人参加。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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