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两艘全副武装的中国海监船围绕着有争议的钓鱼岛航行，北京外交部也表示“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种情形之下，中日之间火药味十足的恫吓继续升温。 周三，共产党控制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发表社论称，随着日本政府从日本私人所有者手里购岛的行为，“中国人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愤怒昨天全都被唤醒了”。北京方面坚称，此次买卖当然是无效的，因为这些岛屿虽然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但却是中国的领土。 Pichi Chuang/Reuters 台北反日抗议者周三撕毁纸质日本旗。 《环球时报》多次提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掠夺导致的仇恨尚未消退， 并且表示“中日重新成为两个相互仇视的民族大概很难避免”。 “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对众多中国报纸周三的头版图片进行了整理（标题都经过了翻译），这些报纸的报道都对日本进行了谴责，声称那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看起来，官方媒体完全是在传达官方旨意。 海外华人也顺势而动。周三，香港、曼谷和台北都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台湾也声称对那些岛屿拥有主权。） 《环球时报》的周三社论中有一句话很突出：中国的“工作重点应是确保两国关系的恶化过程不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听起来，“核心利益”这个术语可能只是单纯的社论文章标准用语或是外交方面无伤大雅的老生常谈，但自从10年前首次出现在官方公报中以来，这个词对北京方面而言已经越来越重要。将钓鱼岛/尖阁诸岛之争上升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层面——等于是把它提到了与台湾和西藏等安全问题相同的政治高度——预示着北京方面将采取一轮大大升级的行动。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安全问题分析家史文(Michael D. Swaine)撰写了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清楚地描述了北京方面使用“核心利益”这个术语的历史。文章摘要 点此链接 可见，全文 点此链接 可见。 “一些中国官员和非官方观察人士似乎已经断言，中国的‘核心利益’在本质上是不容谈判的，因此就承载着一定程度的强硬甚或是好战涵义，”史文说道。他还补充说，“中国据称正在稳步地将越来越多有争议的国际问题定义为影响了其‘核心利益’”。 除小小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和美国称其为尖阁诸岛）以外，中国还声称对南海(South China Sea)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实际上，中国已经同该地区的几个国家发生了激烈的海权争端，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 当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升级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是基于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还是其他地方的争端——将是对中国渔民的武装，这是共产党主要报纸《人民日报》(The People’s Daily)最近提出的建议。 “我们应该把渔民民兵化，”谈到南沙群岛附近的对抗时，大型国有企业宝沙渔业公司的董事长贺建斌说。他主张对捕鱼的船员进行军事化训练，“打造海上预备役力量，由这些民兵来解决南海的问题。”南沙群岛也引发了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争执。 官方和公众尚未明显认可贺建斌这个气势汹汹的武装呼吁。以下是贺建斌讲话的节选，因空间有限，稍有删节： “越南似乎要在南海打一场‘人民战争’。自越战结束后，越南就全民皆兵，加上在海上谋生存的民族，其彪悍程度原就远比陆上民族要强得多。我们中国军队是不打老百姓的，我们的军舰是不打渔船的，而越南不是。越南的渔船上有冲锋枪、机枪，我们的渔民连把刀都没有。如今越南人在南海经常抢劫我们的渔船，把我们价值一两百万元的大渔网抢走，割成小网，分给他们的渔民。 与此同时，我们应把渔民民兵化。在南海只要有5000条中国渔船，10万民兵化的渔民，那么整个南海周边国家的军力，加在一起都没有能力应付中国。我们在每年5月到8月的休渔期可以开展对渔民生存、生产和国防技能的培训，打造海上预备役力量，由这些民兵来解决南海的问题。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后盾，而不是先锋。这不光是为国家减轻负担，因为如果把军队当成先锋，就上了美国政府的套了。’ 贺建斌还建议，中国政府可以把向国有石油、矿产和渔业企业颁发开发许可，由此从商业上控制该海域。 实际上，中国的国有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简称Cnooc）已经呼吁对越南近海的大片区域进行开采招标，引来了河内方面的猛烈抨击。

北京，中国——据中国媒体的报道，9月13日上午，位于亮马桥路北日本大使馆附近的12条公交线路在“安家楼”站实行双向甩站通过的临时措施，亮马桥路部分路段的自行车道封闭。 报道称使馆东侧的安家楼站公交站台上，402等10余趟公交线路分别被贴上通知，称“自即日起，每日8时30分至19时，XX路因故在安家楼站采取双向甩站通过的措施，由此给您带来不便请原谅。” 报道称，根据最新通知，朝阳区亮马桥路北安家楼站的公交车采取双向甩站通过的措施，恢复时间未定。同时，民警将亮马桥路中街至亮马桥路中口东向西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全部封闭，东向西的最内侧车道作为临时的非机动车道，供自行车和行人使用。 据悉截至13日上午9时，日本使馆门前仍有众多民众示威。 FMN 引用： 四川新闻网

深圳，广东——新华报业的消息，9月12日上午8：30，深圳富士康观澜厂区宿舍一名男子高坠身亡。经核实，死者是富士康员工，22岁，系自杀。 目击者称，事发12日上午8时30分许，一名男子从富士康观澜厂区鸿翔宿舍9楼坠至一楼地面，当场身亡。 报道指出，死者姓杨，22岁，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为富士康员工。知情人士称，死者居住在8楼宿舍，当日早上在宿舍内割腕，后跑至9楼从窗户跳下。有同事反映，死者有饮酒和上网打游戏爱好，但自杀原因不详。目前，富士康方面和辖区警方介入调查。 FMN 引用： 新华报业网

2012-08-18 西藏修建第三条军用铁路 据巴基斯坦“拉合尔”网站报道，解放军正在修筑一条1500英里长的军事铁路，这条铁路一旦完工，将会为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提供机动，中国将有能力摧毁美国、印度、日本的战略目标。 这篇报道还说，中国正在缓慢地、有条不紊地收紧套在印度脖子上的绳索。 据报道，北京正耗资数十亿美元，修筑第3条也是最后一条穿越青藏高原的军事铁路。这条铁路将会为解放军的以铁路为机动的东风-31A提供完美的隐蔽场所。 就像俄罗斯一样，如果解放军以铁路来机动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每列导弹火车将能够携带30枚核弹头，足以摧毁日本的所有战略目标和美国西海岸的大部分目标。 只要有单线铁路完工，就能够使解放军在30天内向西藏中部运送12个步兵师，而那里已经有解放军提前部署好的装备。因此，这条铁路将会成为印度的巨大挑战。 中国天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6352e101015bu1.html

阳光高杨:刚才欣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难，希望这样的针对美国官员袭击尽快席卷全球！还可以将袭击目标往上抬高些，比如美国总统、国务卿、副国务卿，以及各部长！让全世界反美反日的人民行动起来！张洲:你这种反人类的阴谋家刽子手居然是“人民政协报·两岸经合周刊主编 台湾问题专家”，国家媒体由你这样的杀人犯主导，和平由你这样的暴徒做使者，是一种退化。光华村： @胡锡进 总编，看看你的同行！是否《环球时报》看多了？寒烟翠999：北京晚报要扔原子弹，人民政协报搞恐怖袭击，天朝威武 无思无彧：这种无知愚蠢的货色居然还拥有话语权！ yanjidao02：艹，什么鸟啊，还自封“台湾问题专家”？发这样言论的媒体人如果不辞职，就是纵容义和团，体制病入膏肓了。

《财经》记者 徐凯/文 　　51颗活体肾脏，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这是迄今为止被公开起诉的最大一宗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此案16名被告包括组织者、中介、掮客和医护人员，他们在全国卖肾网络的基础上，在“四级”专业团队的操作下，通过一家有资质的三甲军医院，将“黑市”器官“洗白”。 　　这51颗活体肾脏尚不包括8颗来自死刑犯的肾脏。根据案卷，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通过伪造死刑判决书和捐献证明，这些肾脏被顺利植入有需要的患者体内。 　　30多岁的郑伟是这个团队的组织者。三年时间内，他从人体器官掮客成长为操盘手。他的“企业”是一家设在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山庄的“黑医院”。2012年2月底，因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郑伟及他的15名手下被海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因被告人患病就医等原因，此案延期至今，尚未开庭。 　　案卷显示，与其他肾源中介组织不同，郑伟团伙的51颗活体肾脏和8颗死刑犯肾脏，都流向了北京一家有肾脏移植资质的三甲医院。通过与这家医院泌尿科主任合作，他对外宣称是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并以该院的名义聘用医护人员。其提供的肾脏也进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正式记录，而不像他的大多数同行那样只能私自手术。 　　郑伟向警方供述，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一个全国性的肾源中介网络已经成熟，共享资源，互相配合，甚至能相互“扎货”。医护人员、器官受让人以及供主、黑中介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利益共同体。 　　郑伟案只是近年来公安部门严打器官“黑市”的案例之一。公安部今年7月开展专项治理，在全国进行了集中统一的拉网式的打击。据新华社8月4日报道，北京、河北、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18个省市公安机关共打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黑中介团伙2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37名。 　　随着黑中介陆续交代犯罪事实，相关医护人员逐步浮出水面。截至2012年8月，已知有50名左右的医护人员涉案，随着案件侦查的深入，这一数字可能进一步扩大。由于2011年5月1日后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明确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此案涉案人员的惩罚力度也会加大。以往公布的涉案医护人员通常只会受到吊销执业许可、处罚、行政处分等，但今后涉案医护人员即可移交司法，最终承担刑事责任。 　　在中国，每年有15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而每年记录在案的手术仅为1万例，供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产生巨额利润，刺激着郑伟这样的人铤而走险。背后是以数万元出卖器官的供体、生命垂危的肾病患者、监管缺失的医院以及全国性黑中介网络。 　　“严打”之后，中国器官移植的制度建设仍任重道远。 　　三甲军医院 　　三年前，郑伟陪同患有肾病的亲戚来到位于北京西三环外的上述三甲军医院看病，由此结识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叶林阳。 　　此时的叶林阳，正为科室的任务量而苦恼。他对郑伟提及，自己每年有1000多万元的任务量，恐怕完成不了。 　　今年58岁的叶林阳是一位肾脏移植专家。据医院官方介绍，其参与肾移植工作至今约28年，共完成肾脏异体移植手术500余例，亲属供肾约12例，带教下级医生数十名，帮助外单位开展肾移植四家，培养了一批器官移植的骨干。1994年，由叶林阳主政的该院泌尿外科被评为重点泌尿外科诊疗中心。此后，该院获得了卫生部的肾脏移植手术资质。 　　肾脏移植手术属于高难度的医疗手术。根据2007年3月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医院从事人体器官移植，要向省级卫生部门申请登记，并具备有资质的医护人员、相关设备，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省级卫生部门进行登记时，还要考虑其区域内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需求和合法的人体器官来源情况。 　　截至目前，经卫生部门批准，全国一共有164家医院具备器官移植手术资质。 　　国内公立医院改革一直蹒跚而行，从依靠财政拨款到自负盈亏，尽管包括人事在内的体制仍然高度行政化，但在药品、检查等收费环节争议颇多。叶林阳所在医院的科室主任聘期目标责任书显示，每个科室主任每年都要完成医院下达的效益指标。 　　郑伟告诉叶林阳，自己可以提供帮助，有办法买到全国各地死刑犯的肾脏。其实，当时郑伟并没有把握能找到死刑犯的肾脏。之前，他做过肾脏买卖的居间介绍——联系需要肾脏的患者，找到愿意卖肾的供体，给二者搭桥并安排见面。但他不介入手术环节，手术由供受体双方自己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每次最多能获得1万元中介费，而且成功率不高。 　　郑伟后来向警方回忆，当时叶林阳对肾脏来源并不关心，他只是对郑说，“你注意点，千万不要给医院找麻烦。”二人随后达成合作的默契，叶林阳对外将郑伟介绍为医院工作人员。 　　这家医院在器官移植监管方面显然存在漏洞。得到叶林阳的承诺后，郑伟开始自己组织人马摘取活人肾脏，冒充死刑犯肾脏。 　　与此相似的是，2011年，湖南郴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人卖肾案，发生在一家地方医院内。该医院将泌尿科室承包给了一家来自上海的企业（相关报道见《财经》2012年第4期“器官旅游移植链”），因卖肾者父母报案而事发。今年8月9日，该案由郴州市北湖区法院开庭审理，九名被告包括中介、医护人员和掮客。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肾脏买卖 　　此后，郑伟对外宣称是该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招募医护人员、寻找客户等过程中，这一身份给他带来许多便利。 　　2010年春节，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安徽省萧县杨楼镇卫生院医生周鹏。郑伟提出在萧县医院做肾切除手术，但周鹏没有同意。不过二人逐步成为合作伙伴，周鹏在郑伟的授意下，出面承租了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手术室，并为郑伟找来了负责外科手术的医生赵健、杨国忠，负责麻醉的医生赵辉。这些都是徐州当地的医生，比如赵健来自徐州市妇幼保健医院。按2000年中组部、人事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医生可以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兼职。 　　郑伟称自己“所在”的医院需要和徐州方面搞技术合作，建立一个透析中心并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根据警方笔录，赵健等人觉得论技术、资历，自己只是小地方的医院大夫，这项合作令人生疑。但面对丰厚报酬，他们都没再追问下去。在医院他们的工资只有数千元，而为郑伟工作，每台手术郑伟都会给他们大约5000元的酬劳，这极有诱惑力。 　　在郑伟被捕后，周鹏投案自首。海淀检方事后的统计表明，从2010年3月至2010年6月间，在郑伟的组织下，周鹏、赵健等人在铜山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共手术摘取了20余颗活体肾脏运往北京出售给尿毒症患者。 　　这些肾脏运到北京后，由叶林阳指派的医生取走。按《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对于尸体器官，需要本人生前或者家属的书面捐献证明，这一规定也涵盖了死刑犯。但医院在这方面的监管存在缺失，郑伟交给对方的都是自己伪造的死刑判决书和捐献证明。他觉得“叶林阳从来不会核对这些”，事实上，这些虚假的文件也从未成为完成器官移植的障碍。 　　这些肾脏的供体，一部分由郑伟自己招募，另一部分则是其他中介转手给郑伟。他在徐州还租了房子，作为供体术前住所和术后疗养场所。 　　死刑器官“行规” 　　期间，郑伟在QQ上遇到了“师傅”赵义，赵义是将郑伟带入这个行当的人。二人在QQ上结识，赵义后来将自己在广州一带做肾脏买卖的经验传授给了郑伟。郑伟问赵义，能不能找到死刑犯的肾脏。对方回答可以，但要遵守“行规”。 　　2010年5月至6月间，赵义发来短信，将犯人的配型告知郑伟。郑伟根据配型，安排好受体。配型主要包含几项内容：血型、群体反应性抗体水平、人类白细胞抗原以及氨基酸残基配型。十多天后，赵义通知郑伟带上钱，去山东省一家地方法院。 　　在死刑执行当天，法院工作人员刘军用工作证将郑伟带至后院，等待犯人被注射执行死刑。在这里等待的，不止郑伟一人。因为死刑犯的器官除了肾脏，还有肝脏、角膜等都会被取出来。与之对应的掮客，同郑伟一并等着。 　　郑伟将钱交给刘军后，会有人拿肾脏出来。依据行规，他不能问刘军任何问题。郑伟并不认识刘军，除了知道他是法院工作人员以外，一无所知。他能搭上刘军这条线，靠的是赵义。赵义是为数不多能接触到死刑犯器官这样重要资源的中介。 　　“没有任何手续，连被处决犯人的个人情况都不能问。问了，刘军就不会再打电话过来。”被捕后，郑伟对警方回忆。案卷材料中并未披露刘军的具体职务以及对其的处理。 　　郑伟先后买到了四具死刑犯尸体上的8颗肾脏，共支付给工作人员73万元，平均每颗肾脏9万余元。而他做活体的买卖，仅需支付给那些供体不到3万元，加上食宿、摘取等费用，也比9万元低。 　　因为对方没有给他文件，拿回死刑犯的肾脏后，郑伟同样需伪造死刑判决书和捐献志愿书，以便医院安排手术。 　　死刑犯曾是中国最主要的器官来源。今年3月22日，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总结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承诺，3年－5年内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他说，取消死囚器官捐献这一承诺，代表了“政府层面的决心”。 　　不过，尽管死刑犯是器官主要来源，却只有极少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涉及死刑犯器官捐献问题。除《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外，在实践操作中，1984年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得到更为普遍的执行。根据该规定，除了死刑犯及其家属自愿捐献，无人收敛或者家属拒绝收敛的，负责执行的法院亦可自行决定利用其器官。 　　近年来，通过死刑复核权回收、减少死刑罪名等方式，减少死刑的努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针对死刑犯尸体利用的监督机制仍待建立。 　　摘肾基地 　　切下肾后，郑伟还要把肾从徐州送到北京的合作医院。2010年6月，在运输肾脏的过程中，郑伟的运输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受损之外，车上的三颗肾脏也无法使用。考虑到肾脏在夏季不容易长期保存，且长途运输风险大，郑伟开始筹划在北京建立一个基地。 　　郑伟的生意由此升级，其基地设立在海淀区颐和山庄。 　　今年8月12日，《财经》记者来到颐和山庄玉华园145-11号，这是一幢四层白色小楼，一侧攀满了爬山虎，外墙的窗户上都装上了向外伸出的钢框。如今这里已经另有租户，周围的邻居对里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2010年9月，经过长期筹划，郑伟通过房屋中介以每月70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里。他按照杨国忠、赵健等医生的要求，花费50余万元，陆续购买了摘肾手术所需的所有医疗器械，比如病床、手术灯、手术刀等。 　　郑伟建立起的是一个甚至没有抢救设备的专做摘肾手术的“黑医院”。这栋四层别墅楼内外没有明显标志，但其实内部一层是医生宿舍和药房，二层是配药室、病房和护士宿舍，三层是手术室和观察室，四层则是餐厅生活区。 　　护士长樊海雁由郑伟招聘，据其笔录，“刚来到这个黑医院的时候，我见负责护理的护士都没有护士服，也没有隔离衣，而且除了我们几个徐州的医生，那儿没有大夫，环境脏乱，设备简单，什么证件、执照、规章制度都没有，必要的麻醉、抢救药物，都是我到了以后，郑伟才按我说的要求去买来的。” 　　在这里，郑伟聘用了两名护士，每月支付3000元工资，此外每台手术支付100元。另外他从徐州聘请了名叫支有光的医生，帮赵健等人打下手，每台手术支付1500元。 　　基地建立后，郑伟从“运肾”改为“运人”。摘肾手术的主刀医生来自徐州各大医院，每次手术之前郑伟都会通知周鹏联系医生早上来京，由郑伟的女友王英接到颐和山庄，手术完成之后再由王英开车送往车站、机场离京。郑伟以上述医院的名义，给赵健、杨国忠等人发出“聘书”。 　　同时，通过互联网及同行转手，郑伟在全国大规模“招募”肾源。他手下的苏振华等人负责给这些肾源买来回火车票和在京食宿。 　　这些肾源，多数是涉世不深、经济困难的青年。其中一名卖肾者向警方作证时称，高中辍学后他离家外出打工，经济拮据得不到家人支援，赌气跟家人说不给钱就卖肾。随后在一个QQ群中与郑伟团伙成员联系，谈好以2.5万元的价格出卖一颗肾脏，并于当天乘坐火车从内蒙古赶到北京。在郑伟租下的房子内，他发现很多供体都在等着配型。 　　目前破获的众多案件显示，许多卖肾者卖肾后遭遇了身体健康的滑坡，也有部分人从卖肾者转变成为肾源中介。如郴州未成年人卖肾案中，被诉中介之一尹申即从卖肾者转变而来。郑伟也有“手下”由卖肾者转变为中介。 　　全国卖肾网络 　　通过QQ群，郑伟和全国各地的同行，尤其是那些养供体的中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备不时之需。 　　据他交代，其合作伙伴包括在河北保定、廊坊地区活动的20多岁的小刘。小刘2007年曾自己卖肾，最多时他手下有100多供体；山东济南30多岁的小陈，在济南市九零医院附近养供体；河南郑州近50岁的老李，2007年左右曾卖肾，其养供体的规模和郑伟差不多大；此外，还有重庆虹桥医院附近的大刘、南京的小王、在广州做港澳台生意的老赵和大宝。 　　这些人以QQ群为主要平台而构建的网络黑市，大大降低了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成本。郑伟将肾源中介分一类、二类和三类。一类能独立组织肾脏移植手术，二类是专门养供体管理供体的，三类是帮助二类找供体、受体跑跑腿儿。 　　郑伟从做居间介绍的三类，成长为独立操作手术的一类，最重要的资源是监管缺失、拥有资质的医院。 　　与郑伟等人提供的线索相印证，来自新华社的消息称，公安部破获了一系列“黑中介”团伙大案，打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黑中介”团伙2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37名，其中非法行医人员18名；解救活体器官提供者127名，铲除移植器官“黑窝点”13处。 　　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侦查发现一个在该市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 　　该团伙与北京、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黑中介”保持密切联系，形成的犯罪网络涉及全国18个省份，“黑中介”团伙之间相互保持联系，共享犯罪信息，通过互联网招募活体器官提供者，并对其进行集中封闭管理，然后在医院、互联网上寻找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再安排提供者体检、与患者配型，最后联系医院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手术，从中牟利。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黑中介”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获刑。而“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如果“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以盗窃、侮辱尸体定罪处罚。 　　四级团队 　　郑伟所组建的16人团队可分为四级，分别负责接洽受体、管理供体和后勤服务，剩下的就是杨国忠、赵健这样的医护人员。 　　第一个团队相当于“销售”，负责接触客户也就是急需肾脏的尿毒症患者。这个团队由郑伟直辖，有赵辉、李晓铭、周倩等销售员。根据郑伟定下的规章，买肾的尿毒症患者要支付的价钱，最低是21万元。多余部分，归赵辉等“销售人员”提成。 　　管理供体的则以“老翟”翟德超为首，手下有“华子”“青春”等人。 　　后勤部分，王英负责财务，苏振华负责买供体的火车票，王伟是司机，还负责处理医疗垃圾。 　　医护人员是专业团队，包括杨国忠、赵健和支有光等人，其中由杨国忠和赵健主导。 　　2010年12月9日，就在被捕的前一天，郑伟的“黑医院”还做了六台手术。 　　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活体器官捐献限于近亲属，即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而郑伟团队的这些供体和受体之间并无亲属关系。为此，对每一个供体，郑伟都伪造了近亲属捐献文件，以便叶林阳登记在案。 　　上述条例还规定，医院要摘取活体器官，须事先获得所在医院人体器官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书面同意。而该委员会的审查事项，即以是否存在买卖或者变相买卖为主。郑伟所提供的51枚活体器官，并不符合通过审查的条件，但这并未影响手术进行。 　　接受器官的受体直接与郑伟团队谈判卖肾费用，交给郑伟的钱从22万元到25万元不等。但他们在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手术费，以及给医生的红包，需要另行支付，不包含在前述款项内。 　　在郑伟的帮助下，叶林阳在2010年底告诉郑伟，“今年的任务完成了。别出事，明年再说吧。”但在这之后，他又做了九个由郑伟提供肾源的手术。 　　严罚趋势 　　据卫生部人士透露，卫生部和公安部目前已明确态度，对涉案的一些医护人员，会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移交司法部门。此外，在进一步明确具体的医疗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上，亦会对机构进行处罚，对机构的负责人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吊销当事医师的资质。 　　今年以来，卫生部已加大了对医护人员的惩处。据卫生部内部通报，因非法器官移植受到卫生部门处分的医院和医生包括：四川省广元市沙河中心卫生院院长和一位医生，云南省昆明市肾脏病医院数名医生，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中医院外科主任医师。此外，浙江省人民医院在没有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开展器官移植，被责令整改并罚款3000元，该院心脏移植资质暂停五年，相关行政人员受到警告处分；海南省人民医院由于违规开展十多例移植，卫生部责成海南省卫生厅对此进行严肃处理。 　　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此类案件多以非法经营罪起诉，对象主要是肾源中介，涉案的医护人员往往未予追究。事实上，在大多数案件中，医院的合作是非法器官移植链条的关键环节。郑伟曾向警方供述，医院的漏洞加上各方利益，是他们这个行业存在的根源。 　　8月13日，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公安部近期将公布28个“黑中介”涉案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名单。卫生部将对涉案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参见2012年9月1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台湾外交部针对日本将钓鱼台列岛（日称尖阁诸岛）国有化表示强烈抗议，称此为侵犯其领土主权的＂不法作为＂。 台外交部长杨进添召见了日本驻台代表樽井澄夫，他说日本此一极不友好举措，不仅伤害台日双方长久以来合作关系，也激化东亚区域紧张情势。 除了召见日本驻台代表当面表示抗议外，台外交部也召回台湾驻日本代表＂回台报告＂。 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趁机兼并钓鱼台列屿，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该声明并说日本＂窃占＂钓鱼台在国际法上自始无效。 声明 该声明在许多地方与中国外交部周一发布的声明高度相同，比如其与中国外交部声明一样，称钓鱼台是中国人在明朝最早发现、命名及使用，并在明朝列入海防范围。 台湾外交部声明附上的＂史实纪要＂说，清朝在1683年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钓鱼台也以台湾附属岛屿身份一并纳入，说明该列屿早为大清版图，并非无主地。 此一说法也呼应了中国外交部在周一发表的声明，该声明称＂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台湾属岛，从来不是什么无主地＂。 台外交部声明同时列上日本一些史料，如1785年一名日本人刊行的＂三国通览图说‧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台外交部说在此一图说上钓鱼台列屿与中国同绘红色，证明钓鱼台列屿属中国，而非琉球领土。 具体作法 虽然马英九此前曾宣称将不惜因钓鱼台主权而对日本开战，但目前并未再有这类宣战说法。 台媒中央社引述军方人士说，军方对钓鱼台主权早有设计航线、维护领空安全等相关计划以捍卫主权。在具体作法上，该报导引述不具名人士说，理论上可能会评估情势，增加当地的卫星影像侦照。 台湾政府刚通过在海参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与日本达成恢复渔业谈判的共识。杨进添在同樽井澄夫会面后则说，此一谈判的日期尚待决定，在目前钓鱼台的氛围下，主要是看日本展现的善意。

@郎遥远：[一个被辽宁所有报纸封杀的保钓广告]日本悍然宣布购钓鱼岛，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中国人民义愤填膺。沈阳中街九龙港欲投50万元，在辽沈七家纸媒刊登＜我们庄严宣示：钓鱼岛是中国的!＞爱国广告，结果无一家报纸敢登。辽宁日报社答复：钓鱼岛事件一律遵循新华社发稿。国民宣传保钓，必需审批。

  一、绪语   ...

中国政府不愿对等待继任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健康和现状发表评论，引发关于他健康状况的广泛谣言以及中国领导层变更的猜测。习近平最近至少三次缺席已经安排好的跟外国政要的会面。他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一个多星期。面对这一切，中国的公众没有得到任何交代。

北京——今年本应是中共展示自身稳定的一年，中国的下一任领导人大热门却从公众的视野中离奇消失，正在把这一年变成中共的多灾之年。 过去一周，新任领导人大热门习近平缺席了至少三次同外国政要之间的既定会晤，其中包括上周三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以及本周一同丹麦首相的会面。官方至今却未对他缺席上述场合给出解释。 中国互联网上盛传59岁的习近平出了健康问题，要么是身体健康问题，要么是政治健康问题。一些外交官表示曾听说习在参加游泳或足球活动时肌肉拉伤。也有一家媒体曾声称，习近平在一起车祸中受伤，车祸是一名军官试图报复习的阴谋，该媒体随即收回了这一报道。北京一位人脉颇丰的政治分析师在采访中说，习近平可能有轻微的心脏病。 尽管如此，在中国即将进行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的前夕，他这几次未得解释的缺席显得尤其扎眼。中共本希望实现无缝式政治过渡，借此向中国民众和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强大实力，此前却受到了一连串问题的影响，这次的事情又让局面雪上加霜。 两起不同寻常的政治丑闻已经把一些有望争夺权力至高无上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席位的人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最近靠边站的人当中还包括胡锦涛主席的一名亲密盟友。中国经济已陷入深度出人意料的衰退，与适度放缓的政府预测相抵触。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8th Party Congress) 将标志着这一代领导人退休、下一代领导人接班，共产党领导层却至今没有公布会议日期，不过据估计，此次会议最早会于下个月举行 。 2007年，习近平被内定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即将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领导、国家元首以及最高军事监督机构的主席。那时距离他预计就职的时间还有足足5年。党内大佬们试图一早指定好未来的领导人，为的是防止危及稳定的权力争夺。平稳过渡被很多中国人视作是检验共产党寿命的关键测试，而中共领导则迫切地想向人们展示，在治理中国方面，他们的威权制度能比多党制民主做的更好。 跟踪研究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表示，权力过渡仍有可能大致遵循预定的计划。他们同时表示，随着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政治局常委会的阵容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以习近平为中心的核心领导层也正在慢慢成型。 但就在最后关头，在官员们踉踉跄跄地维持他们通常都小心翼翼的舞步时，氛围正在向远比预想混乱的方向转变。 上周三，一些外交官私下里说习近平背痛，因为他没有会见克林顿和新家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 周一，情况更加古怪。外国记者已经接到邀请，叫他们去为习近平和丹麦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拍照。但到了周一，外交部(Foreign Ministry)否认他们安排了这样的会议，并称会见丹麦首相的是其他中国官员。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通知了所有人，”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尽管中国领导人经常都会长时间不公开亮相，在最后时刻取消同外国政要的会面仍然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观察人士纷纷猜测习近平可能是出了车祸，或者是心脏病突发，官方却没有给出任何说明，进一步增添了形势的不确定性。 “关于习近平的健康问题，有各种疯狂的传言，”一位资深的中国记者说，“但却没有人给出任何解释。”考虑到此事的敏感性，该记者要求匿名。 习近平的缺席正值中国政治体制遭受一连串沉重打击之时。 今年春天，高级领导人薄熙来从公众眼中消失，之后不久，他妻子就因涉嫌谋杀一名英国商人而被指控，最终在今年夏天被审判并定罪。他手下的公安局长王立军也因涉嫌掩盖该谋杀案以及其他一些罪名而被起诉，可能会在近期接受审判。 这个丑闻曾对权力交接背后的各种政治算计构成了威胁，因为薄熙来在很有权势的党内反改革派当中很受欢迎，许多反改革派人士都严厉谴责中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所以，尽管薄熙来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处理，针对他妻子和最亲密助手的处理已经被看作使权力交接回到正轨的重要一步，暗示高层领导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看法一致。 然而，这些问题刚刚解决，胡锦涛最亲近的盟友就在不同寻常的情形之下遭到了排挤。 令计划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该职位类似于美国的白宫幕僚长。人们本来就预计他的位置会由习近平的心腹接替，但他离开这个位置的时间早得不合常规，而且是改任了一个被许多人视为降级的职务。 一些消息来源称，这与今年早些时候的一场法拉利车祸有关：他儿子开车出事身亡，车里的两名女同伴身受重伤。这个事件暴露出了一些领导人的家庭成员获得巨额财富、生活过度奢侈的问题。 除此之外，让人感到更不确定的是，召开党代会的时间至今仍然没有确定。而按照政治专家们的预计，这个时间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了定论。这不免引人猜测，新一届领导人的阵容还没有最后确定。 全党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通常都是在10月份。2007年上次党代会召开时，8月份就宣布了10月的会期。 “这些征兆说明还有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政治科学系教授薄智跃(Bo Zhiyue)称。“似乎还在进行协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都是暗箱操作，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之一，这种什么事都掩盖的秘密方式似乎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任何可能影响权力交接的事情都会让官方担心，”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政治学教授郑宇硕(JosephY. S. Cheng)称。“但这些担心其实事与愿违；他们应该清楚地说明”习近平的下落。 习近平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公开亮相，平息围绕他目前状况的种种猜测。然而目前，谣言代替了真实的信息。一些传言说他在游泳或是踢球时背部受伤。还有一个不太可信的传言，说他在一起车祸中受了伤，车祸则是一名同薄熙来有关的军官采取的报复行动，意在撞伤或者撞死习近平。该报道后来被撤回了。 北京一名人脉广泛的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党内官员告诉他，关于阴谋的谣言都是假的。但他表示，官员告诉他，59岁的习近平犯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情况并不严重，不会影响他接班成为最高领导人。 “他们说，那不会影响到十八大，”该分析人士说。 很像是为了平息对习近平健康的担忧，周一，一家报纸刊出了一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班开学时对学员发表讲话的照片。然而，照片和讲话的日期都是9月1日，正是习近平最后一次公开亮相的日期。 Patrick Zu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安思乔 (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有报道贡献。安思乔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人民日报》今日在一篇题为“中国钓鱼岛岂容他人肆意‘买卖’”的社评中措辞强硬，称“奉劝日本政府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在钓鱼岛的一切侵权行动”。“悬崖勒马”一词被不少网民认为可能是宣战的前兆，理由是根据网上热传的一则“外交黑话”中对各种外交部官方用词的解读（见附图）：

北京，中国——北京青年报的消息，即日起至10月下旬，北京市将集中对“非法出版物”进行集中查处。除了“打击游商兜售非法出版物”，还将封堵出入境游客购买、夹带“违禁出版物”。 报道称，8月下旬至10月下旬，北京市旅游委将集中打击游商兜售非法出版物行为，加强旅游景区及周边文化市场管理，严格监管本单位内部出版物销售经营者的资质条件，严禁在景区周边销售封建迷信、淫秽色情等非法出版物。与此同时，将封堵出入境游客购买、夹带违禁出版物。做好对出入境游客的教育引导工作，加强对旅行社和旅游从业者的“扫黄打非”宣传教育。 另外，北京还将查处宾馆饭店非法接收境外电视节目和赠阅销售非法出版物等行为。 FMN 引用：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