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重庆模式、济南审判与政改逻辑

对于政治现象,仅凭意识形态站队,简单容易,但政治远比意识形态复杂,当逻辑的解剖刀条分缕析时,现象之下的本质,往往呈现出更深长的别样意味。 重庆模式:光鲜而残酷的政治秀 济南的故事,还需从重庆说起。 毋庸讳言,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行为指向的是更高的政治地位。这种积极、公开的政治竞争姿态在中共体系中前所未有,而红歌与共富则可看作政治竞争的口号。 具有号召力的口号必须有现实性与差异性。薄清醒认识到底层民众对平等、均富的渴望。共富口号反映了重庆乃至全国的现实矛盾,同时也是对当下的一个差异。现实性根植于愤懑,而差异意味着改变与竞争,一如奥巴马喊出了“Change”。 与此同时,口号还须有合法性与道统性。红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虽不再出现于日常政治话语,但却是红色江山的“命脉”所在,“贯穿前后30年”,于是,毛时代的“红歌”就成了唯一可用的政治资源。 个人经历、出身、世界观肯定会影响对口号的选择,但更大程度上,现实性,差异性,合法性与道统性的过滤之下,“共富与红歌”是工具理性之下的唯一选择。这也正是薄和毛派的区别。至于自由派,既不能立竿见影带来经济上的改变,政治风险也更大。 公允地看,红歌和共富,既有对过去极权的继承性,也有面对民意诉求的先进性;既有乌托邦式的公平,也有西方福利主义的影子——重庆模式在经济上的不可持续性,不正是民主希腊模式的崩溃? 政治竞争立即带动了重庆的改变。当下的中国,已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信息孤岛,政治竞争的聚光灯之下,民众的声音被放大,反过来对竞争者产生政治压力,并向下传递,逼迫基层部门供给更多的公共品。交巡警平台、治安、廉租房、绿化等等,皆出于此。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竞争不但直接从民间汲取力量,而且反过来逼迫出更好的公共品。而当政治竞争态势消失,深受好评的交巡警平台也在科层阶层的抵制下,立即烟消云散。如果说是缺乏经费,那么,治安难道不是政府最最基本的职能? 所以,重庆模式中的民生好处,其真正的逻辑起点、政治推力在于竞争政治之下的民众获取了更大的话语空间,然后,自下而上的多元博弈中获取更高的福利。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地、一人的结果,而是源于整个中国民权发展的大背景。 实际上,薄熙来以唱红为道统根基,共富为现实呼吁的政治竞争,不再按部就班的在红色阶层内部吸取筹码,而是直接从民众中汲取支持,扰乱了既有的政治秩序的潜规则,触及了整个群体的利益基础。这种置个人权欲于整个群体利益之上的行为,必然招致群体的反感,因而风险极大,需极端审慎。但恰好相反,出于固执、专断、自负、张扬的性格,薄把体制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打黑变为黑打,践踏法治,钳制言论。政治竞争带来注意力的同时,也撑大了言论的空间,重庆模式黑暗的一面被血淋淋的呈现在国人面前,触怒另一部分人。 到这个时候,合力之下,蚁穴必溃千里之堤,济南审判,就已然是个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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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巴丢草:中国式鼠标

来源:作者微博 @林萍在日本:我送你离开,转上500,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微博上胡来;我送你离开,微博之外,你是否还在;谣言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躲牢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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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 李开复的中国逻辑

他在中国的15年,一直在探索试验那条线,在未知中寻找确定。他说:“我是一个不跨线的人” 李开复(图/梁辰) 李开复与创新工场合作企业的员工交谈(图/梁辰) 李开复的午餐是夫人准备的便当(图/梁辰) 8月22日,网络推手“秦火火”和“立二拆四”因为造谣被抓3天后,《新闻联播》报道称,大V的转发“加剧了谣言传播,谣言的副作用被数倍放大”,同时一个标志性微笑出现在屏幕上——李开复微博主页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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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丹鸿 | 毛主席死啦

(这篇2009年的旧文贴出不久就被新浪河蟹了。今天是腊肉节,是否每年腊肉节我都贴一次呢?) 毛主席死了,当时我正在看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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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 | 中共执政危险的政左经右

近几个月来的中国政治让人眼花缭乱,充斥着各种杂乱不清、相互矛盾的信息。近三十年多年来的中国的政治似乎从没有象今日这样让人感到费解。 这一来是权力的交接所必然带来的某些混乱的延续,二来也跟中共高层传递出的各种前后不一、矛盾、欠缺逻辑的说法有关。但这并不是说这背后没有一个逻辑可循,从巩固权力、建立个人权威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维稳、保江山这个角度来解读,我们还是可以得到比较清晰的解释。只是这种逻辑指导下现在采行的某种执政取向实在让人为中国的未来感到忧虑。 执政取向 概括说,近来执政取向上具有明显的政左经右的特点。一方面是政治上收紧言论,高调强调舆论一致,批宪政,排斥普世价值,推崇毛,文革语言正式回潮,敌对思维再次强化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调继续深化经改,让市场倒逼企业、政府,市场能做的回归市场,国家退出不该占据的领域,给民企更大的自由,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推出等一系列经济自由导向的举措。显然这些政经举措的要旨皆在服务于稳固政权。 事实上,自中共改革开放,放弃毛的极权主义模式后,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就是被人戏称为“打左灯,向右转”的邓式模式。表面上继续称左,实际上向右,给与个人、社会以相当的自主空间,回归国际主流社会的惯例和价值,逐步放弃传统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马列斯毛的意思形态及其相关做法,可以说,所有这些年取得的进步和成绩,都与这种放弃有关;所有积累的问题,也与这种邓式模式的内在矛盾,放弃得不彻底,制度不匹配相联。 当下,这些积累的问题已到达某种危险的程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调整,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尤其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进行“权利增量”的改革来理顺各方关系,保持改革造就的活力,创造利益表达和调节机制,平抑各种不满和矛盾。 但新近领导人所宣示的这种新的政左经右,如果将其固化为今后一段中国的执政思路,那必将对中国的未来埋下极其严重的危险。 这是因为,与邓式不同,现在的“政左”是要恢复毛式的一些思路和做法,本质上与改革开放以来以自由为导向的发展路径是相反的。邓的“左”在他是工具意义上的、局部的、一种威权主义性质的,服务于权力的需要。也曾提到过自由选举的必要,只是实用主义地将其推到所谓二、三十年之后。因此这种“左”在有些时候是能与一些“右”的主张达成共识的,其区别可以用所谓发展阶段、时间性上的分歧来适当冲淡,方向并不全然对立,社会可以在一段时间找到某种平衡。 但今日这种政左经右的主张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条腿可以允许向前,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和空间;一条腿却要被拉向后,被严格限固。如此相反的执政取向,短期尚可,长期下去必然造成比邓式的政左经右更大的内在紧张和问题,失去平衡,将国家陷于一种崩裂的状态。 僵固思想? 问题的关键在于,新领导内心是否真正认定这种“政左经右”的模式可以成立还只是苦于一时无计,拿来权做疗治的办法? 笔者曾撰文,认为那些指望习能立刻展开政改的想象过于乐观,其当下最可能思路还是“做好人,保江山”,也会为此做些改革。只是我们无法知晓的是,新领导人们对现行体制的内在矛盾、现代文明的本质到底体认有深,这将会决定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否突破这种思路,开创新局。 今日来看,如果习等领导真心认定这种政左经右是长治久安之道,那结论就只能是: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本质毫无体认,本质上还是毛精神上的传人;也就很难指望他们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能很好地解决中国这个时代的课题。因为,毛的思路与其它现代产生的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一样,在现代产生,但却是作为一种反现代思潮和模式而存在的。这是所有极权体制在二十世纪崛起而最终又崩解的最根本的原因。现代文明的本质是自由和权利。任何对此的逆反和压制,最终必将造成灾难,也必将溃败。 威权体制可以搞局部的市场经济,但毛式的思想和体制却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扩展的结果,其现有的问题也是这方面的缺失和不足有关。 数日前中共关于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思想解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值得肯定。但从九号文件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以及稍后各宣传部长带有些歇斯底里地高叫“亮剑”所传达的信息却显然是与此相反——思想是不许解放的! 其实,且不谈其它,就以经济领域为例,大概是连国家发改委也会认为拿马列毛的经济思想来指导经济工作会出笑话,大乱子。 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危机,不是靠什么七不讲,学马列毛,批宪政和排斥普世价值,搞思想整肃能得以化解。相反,将马列毛在意识形态上虚置的地位再次实化,把一些可资借鉴的重要的人类思想资源排斥在外,中共的意识形态只能进入一个自我矛盾、进退失据的死胡同之中。 消除危机 事实上,今日中国面临的危机恰恰需要放弃各种形式的政左经右,确定自由和权利的改革导向,建立一种宪政框架,让各种真正的左右思潮和利益需求都得到一个制度性的表达渠道,让国家与社会、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具有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在这一前提下,重新界定左右,再造社会的动态平衡。疗治并消弭因政左经右造成的民族精神分裂和文化虚伪。将所谓的“群众路线”真正走到底,赋予群众以监督和选择官员的权利。换句话说,造就官员永远不得不得走群众路线、中道路线的制度条件。改变那种想“走群众路线”就走,不想走,官员继续横行,群众照旧无奈的局面。 中国到了需要迈出走向现代的关键性一步,此步迈不出,民粹主义的暴力阴霾就会时时笼罩,中国也就永远会有出现颠覆性的逆转危机的危险,那不是任何形式的政左经右所能最终消除的,也不是国人所乐见的。 (责编:尚清)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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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新闻 | “两高”公布有关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

中国——9月9日下午3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司法解释,其中规定诽谤信息被转发达500次可判刑,在网络辱骂恐吓他人属于寻衅滋事罪等等,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9日下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于2013年9月10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表示,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以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此外,《解释》规定,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则不问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或者被转发次数,即可直接认定为“情节严重”,同时规定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也认定为“情节严重”。 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单位非法经营数额15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属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以非法经营罪定罪。 《解释》还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实施了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行为,主观上故意,客观上造成实际损害,情节恶劣的,以诽谤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而在网络上发布转发的,即使对被害人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害,也不构成诽谤罪。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等犯罪,为其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果对他人犯罪活动不明知的,即使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也不构成犯罪。 《解释》规定,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行为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要挟、威胁行为,无论是“发帖型”,还是“删帖型”,都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解释》称,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活动,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例如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对于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解释》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他人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必须以行为人明知所发布的信息是虚假信息为前提。但对于通过信息网络向他人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的,《解释》不要求行为人明知所删除的信息为虚假信息。 “两高”称司法解释保障了网络反腐,据悉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 《解释》还明确了适用公诉程序的条件即“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七种情形: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影响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 近期中国各地开展打击谣言的行动,各地因造谣被逮捕的网名少则数十、多则上百,外界呼吁最高法出台规定规范打击谣言的准则。不过9日的司法解释较为严格,网络上的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也有可能在打击范围之内。 陈有西律师对此说,“如果将司法解释权降低到发个行政文件一样容易,是国家司法权矮化,不能守护社会基本底线的表现。根源还是司法不独立,不能守护民权,强势政府,弱势法院。公安的权力高过法院。如有宪法法院,对越权解释可直接审查判决无效。” 网友“五岳散人”认为,“两高的司法解释我看了看,最不能理解的当然是寻衅滋事,其它也不算什么。这东西解释了跟没解释其实真没太多差别,就像想跨省抓你,跟你是否实名没啥关系一样。这个解释的执行不取决于官方的雅量,取决于看守所的容量。” 丁金坤律师批评称,“最高法院也不向社会征求意见,闷声不响地出台了一个关于“谣言”的司法解释,为公安擦屁股。肉食者鄙!历史会评判他们。” 刘晓原律师认为,“’两高’的司法解释,有的规定已突破了刑法。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违宪审查。 ” 网友们则说,“以后跟谁有仇,转它500次就好了。”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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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言 | 中国社会纪实报告:八零后

2004年我初次来到北京,受邀在一场高中英语比赛中担任评委。有两位性情愉快喜欢冷嘲热讽的中年社会学家和我一起担任评委,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听了无数遍中国过去穷,现在强大了的说辞后,我对其中一位评委说起中国的学生似乎受到太多的关爱。 “他们什么也不懂!”她说,“他们不知道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整整一代人都不知道。他们全都被宠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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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

1951年的黄宗英 黄宗英(上左一)和赵丹(上左二)坐在毛泽东后面,罗稷南(下方左三)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他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好像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在思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那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那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把我吓懵了时,也是如此。(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欢迎的影片可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依然糊里马虎至今。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的版块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罗毛对话”后,赵丹和我曾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秘史》的大导演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还是此番为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怪不得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这位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老应啊,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光明日报》头条),而头版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罗毛对话”,更不敢想“关在牢里”。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划”我一记:“侬笨?!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阿丹这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的《电影的锣鼓》和瞿白音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时间的“罗毛对话”。 此刻已是“罗毛对话”的45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声此象,“对话”被刻入于宇宙文化之砾石。 (写于2002年7月4日 病中) (作者黄宗英系著名作家和影星)2105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杂志》2002年第12期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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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张千帆:薛蛮子事件背后的公权之辨

近日,北京警方以“嫖娼”的名义拘留了微博名人“薛蛮子”。央视高调报道“大V嫖娼”,竟占《新闻联播》3分钟之久,够得上“常委待遇”;《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则发微博建议,要挑政府毛病的人首先要保证自己“屁股干净”。这当然可以作为一种善意的提醒,但也可以被解读出这样一层意思:批评政府的人必须是自身没有瑕疵的“道德圣人”,否则就别怪政府找你的麻烦。这种说法同时假设,只要公民违法,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执法抓人。其实不然。这种假设违背了行政法治的一条基本原理,那就是如果抓薛蛮子这种行为构成“滥用职权”,那么也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违法行为的一种。 中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款明确规定,法院可以撤销“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和一般的程序或实体等“客观违法”不同,滥用职权是一种“主观违法”行为。如果薛蛮子明明不是嫖娼,而警察以“嫖娼”为由拘之,显然属于客观实体违法。但即便薛蛮子确实嫖妓了,警察拘留就一定合法吗?未必。如果警察“心术不正”,抓薛蛮子嫖娼只是一个由头,真正的目的是不让他讲话,或“杀一儆百”,震慑一下热衷“传谣”的大V们,那么行政行为就构成滥用职权。换言之,合法的行政行为不仅必须客观合法,用合适的法条和程序处罚个人违法行为,而且还必须有合适的动机。要抓薛蛮子嫖娼,那就是为了抓他嫖娼,而不是为了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则即构成滥用职权。 禁止滥用职权是法治国家的普遍原则,对于行政法治刚起步的国家尤其重要。早在19世纪,行政法母国法国的行政法院即要求政府行为必须遵守基本行政道德,不得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在1924年的案例中,法国市政当局禁止海滩开设裸体浴场,但其真实目的却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使用市政府所开的浴室;在1934年的案例中,某市长颁布法令限制跳舞场所,但真实目的却是为了让人们去租用他自己开的旅店。以上行为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实际目的并不正当,因而都构成了滥用职权。同理,欧洲共同体也禁止“别有用心”的公权滥用。在1976年的案例中,共同体理事会希望提拔一位长期在共同体任职的内定人选,所规定的任职条件完全按此官员“量体裁衣”,结果被欧洲法院判决构成了滥用职权。虽然在成熟法治国家,滥用职权并不常见,但是在行政法治尚未落实的中国,这种行为屡见不鲜。 北京警方事后发布了此次抓捕行动的经过,试图让公众相信,薛蛮子并未被“设套”,而只是一次普通“扫黄”行动的“意外收获”。但是从事件发生的前后来看,抓薛蛮子显然不是真的因为他嫖娼,而是因为他是经常挑政府毛病的大V,而有关部门要用他给大V们敲敲警钟。这一点从警方非同寻常地高调爆料一起普通嫖娼事件,以及央视等官媒不失时机的报道重点即可看出。 假如警察是在履行公务、查获“黄窝”时偶然发现了薛蛮子,当然是属于正常执法。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恰好抓获薛蛮子嫖娼,似乎过于“巧合”。刚刚抓了秦火火,而谁都知道薛蛮子是尔玛公司的“后台”,于是就有人预言薛蛮子会“出事”,而他果然就出事了!即便有安慧北里小区的“群众举报”,但是何以就锁定1809那一户?而且如果租户是妓女的话,为什么早不查晚不查,偏偏等薛蛮子完事出门的时候恰好有警察在门外守候?这一切恐怕难以都用“巧合”二字解释。倒是有小道消息称,警方早已“盯上”他了,对其一举一动洞若观火。但是神州大地熙熙攘攘,嫖客娼妓不知几何,为何偏偏对薛蛮子嫖娼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妓,也没有让公安那么关注,只是在私人费尽周折调查取证之后才被揭露?什么时候算不上犯罪的私人嫖娼变得如此重要?最后答案还得靠央视“点题”: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大V! 政府可以抓薛蛮子嫖娼,但不可以因为他是看不顺眼的大V而抓他嫖娼;如此行为表面上什么都合法,实际上是动机不正、主观违法,因为它的实质就是靠表面合法的行为去干实际违法的勾当。封薛蛮子的口、杀大V们的威,这个目的能合法化吗?如果警方要整他们“传谣”,那就请适用禁止造谣传谣的相关法条,而不是用“嫖娼”等别的罪名“歪打正着”;至于网络谣言是否需要公权出面干预,再另当别论。 如果不涉及网络谣言,只是反感他们的立场观点,就更不能动用公权压制了,因为自由表达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即使薛蛮子是美国公民,也享有这种权利,因为现行宪法意义上的“公民”在很多场合下是指一般个人;言论自由不是选举等严格意义的政治权利,而是不论中国人、外国人都享有的一种普遍人权。以抓“嫖娼”为名,而行压制言论之实,是地地道道的滥用职权。 公权滥用不只是批评政府的一个口号,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实际政府行为——如此频繁,以至我们都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面对这种诡异而恶劣的违法,我们时常感到无力和无奈,因为举证太难——如何证明警察的目的不是这件事,而是那件事呢?但也许是有关部门过于“自信”,唯恐抓薛蛮子嫖娼的真实意图流露得不够明显,以至此次事件成为滥用职权行为的标本。 不论举证如何困难,也不论自己是否道德完人,我们都要对公权行为的目的正当性追问到底,否则就只能进一步纵容公权滥用,而我们对自己沦为公权滥用的牺牲品却只能一声叹息——如果自己“屁股不干净”,就只好跟着政府走,最后甚至蜕变为一种市侩哲学——只要跟着政府走,屁股就可以不干净! 推荐 1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网易微博 搜狐微博 人人网 人民微博 豆瓣 1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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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官媒错报东京申奥不成功 网民要求惩治大谣

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全会星期六(9月7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 而中国两大官媒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却双双大闹乌龙,均在正式结果宣布前发表错误报道。 新华社发表快讯称“伊斯坦布尔胜出”,而央视则称“东京被淘汰”。 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在对主办城市进行第一轮投票后,东京获得42票,虽然领先但没有获得绝对多数。 国际奥委会规则要求,在第一轮投票后如果没有候选城市得到绝对多数,则需在第一和第二名之间进行第二轮投票。 但当时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分别获得26票,出现平局,因此在正式的第二轮投票之前还需要在这两个城市之间进行一场额外的投票。 在听到宣布委员会将对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这两个城市进行第二轮投票时,央视解说误以为这意味着“东京被淘汰”。 而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宣布伊斯坦布尔赢得这第二轮投票时,新华社误以为伊斯坦布尔赢得了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 两家媒体虽然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但错误已经铸成,无法抹去。 事实上土耳其不少人和新华社一样一度误以为伊斯坦布尔赢得奥运会主办权并短暂陷入狂欢,结果是更大的失望。 这难免让人想起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人们也一度误会北京赢得了奥运主办权而欣喜若狂,随后才发现真正胜出的是悉尼。 — 由于最近中国公安机关掀起了一个打击中国互联网上造谣传谣的专项活动,央视和新华的乌龙报道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网民奔走相告。 腾讯网友曾xx称,新华社央视制造谣言,罔顾事实,这是铁打的,希望公安部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 ‏也质疑今天凌晨新华社发出的伊斯坦布尔获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消息应该该算乌龙还是算造谣。 网友RT@hnjhj则调侃说: 为了抗议东京成功申办2020年奥运会,新华网按上级指示将奥运主办权授予伊斯坦布尔,中国奥组委表示会和国家主流民意保持一致,届时将前往伊斯坦布尔参赛。 相关日志 2013/09/08 — 人大教授:“官谣”发布者不应被法外豁免 2013/09/06 — 南方周末:“打击网络谣言”台前幕后 2013/09/06 — 中共高层分裂 媒体成乱局 2013/09/06 — 港媒:张尚武的痛陈一冰现在该懂了 他会后悔当年说过的话吗 2013/09/03 — 胡泳:子产不毁乡校颂 2013/09/03 — 美国“网络小V”的消息被中国官媒迅速采用 2013/09/03 — 被删除的微博: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止 2013/09/03 — 德国之声:习近平怒拔尚方剑 2013/09/03 — 广东警官质疑“净网”行动遭停职 2013/09/02 — 广东高院官方微博再提“子产不毁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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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西藏的女兒:唯色(雪域出版社)

西藏的女兒:唯色 唯色(Woeser),全名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藏人。出生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拉薩。曾在西藏東部康地及中國漢地生活、學習二十年。1988年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就職甘孜報社任記者兼編輯。1990年春天重返拉薩,至2004年6月,就職《西藏文學》雜誌社任編輯。2003年因在中國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被當局認為有「政治錯誤」而遭查禁,並被解除公職。現為獨立作家,居北京、拉薩二地。 2004年,因寫作和出版散文集《西藏筆記》,唯色被西藏自治區文聯開除公職,當時她是《西藏文學》雜誌編輯。當局同時沒收了她的住房,取消了她應該有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福利。在中國出版的兩本書《西藏筆記》、《絳紅色的地圖》被查禁,成了禁書。 唯色不能在中國的任何出版社、雜誌社及媒體,出版書籍或文章。她在海外出版的書也全都是禁書,不准出現在中國,如被帶進中國,在海關發現則被沒收。唯色的名字在中國的網路上成了敏感詞,只要出現就會被刪除。她在新浪微博上開的微博被關閉多達十多個。唯色的博客於2005年開設,但是使用中國伺服器的博客連續被關閉了三個。2007年開始使用美國伺服器,但唯色的博客遭到中國駭客的破壞。目前「看不見的西藏」( http://woeser.middle-way.net )這個博客是唯色的第五個博客,使用Google伺服器,建於2008年6月;期間也被中國駭客盜取過密碼。這個博客在中國是被遮罩的,如果要瀏覽必須「翻牆」才可以看到,但即使如此,唯色博客的來訪人次達到120多萬人次。而唯色的博客被攻陷,Skype和Gmail郵箱被盜用,是有中國政府背景的駭客組織所為。 2008年8月,唯色在拉薩期間被拉薩市公安局傳喚,有被審問和扣留8個小時的經歷。北京員警也多次警告過唯色,已經處在進監獄的邊緣。2008年以後,因為唯色對西藏局勢的寫作,被中國員警經常性的警告、跟蹤、軟禁。外出旅行被跟蹤、攔截、盤查。與唯色接觸的很多藏人、漢人都被警告、被威脅、被調查,包括唯色的家人、親戚、友人。 唯色多次申請護照,但中國政府從來拒絕發給她護照。唯色多次獲得重要的國際獎項,但因中國政府不發給她護照,均無法親自去領取這些獎項;甚至在頒獎時,還被員警軟禁在家。2008年,唯色曾請北京著名律師為她的護照投訴當局,但被當局拒絕受理投訴。2012年,美國布朗大學邀請唯色赴美為一年的訪問作家,唯色去申請護照,被員警明確宣佈:「你是國家安全部禁止出境人員,不能給你護照。」 唯色於2005年,獲美國赫爾曼/哈米特獎(Hellman/Hammett grant)。2007年,入圍美國紐斯塔國際文學獎(The Neustadt Inte 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2007-2008年)。2007年,獲挪威作家聯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頒發的自由表達獎(Freedom of Expression Prize),2007年,獲(印度)西藏記者協會(Association of Tibetan Journalists)頒發的無畏言論者獎章(Fearless Speaker Award)。2009年,再度獲得美國赫爾曼/哈米特獎(Hellman/Hammett grant)。2009年,獲獨立中文筆會2009年度林昭紀念獎。2010年,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2010年度新聞勇氣獎。2011年,獲荷蘭克勞斯親王獎。 2013年3月,唯色獲得美國國務院頒發的「國際婦女勇氣獎」。中國外交部批評美國將這個獎項授予唯色是干涉中國內政。外交部發言人還說,美國向唯色頒獎等於是公開支持她分裂中國的言論。勇敢的唯色,依舊無視壓力,持續記錄西藏事。目前,生活在藏區的西藏人,也持續透過各種管道,向唯色傳遞藏區正在發生的西藏事。日夜傾聽西藏人說西藏事的唯色,向世界傳遞真實的西藏,傾全力守護西藏的真相。 翻閱唯色新書《自焚藏人檔案》,可以看見:作為西藏歷史紀錄者──唯色,在淚水中的堅持。 【转自:雪域出版社 http://tibetanbookshop.pixnet.net/blog/post/50123612 】 延伸阅读: 记录之书《自焚藏人档案》(唯色编著)在台湾出版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9/blog-post_3.html 最深沉的绝望与期待——为《自焚藏人档案》序 (郑南榕遗孀叶菊兰)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9/blog-post_4.html 在泪水中的坚持:《自焚藏人档案》目录、书页等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9/blog-post_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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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官媒辟谣习近平带婚戒 网民热议

中国央视最近一个被截图的画面显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高峰会时右手无名指戴有戒指,被称为婚戒。随后官方新华网对此进行“辟谣”,称其为虚假消息。而此项辟谣反倒引发网民热议。 新华网星期六发出短讯说,网传“习近平出席G20峰会戴婚戒”为“虚假消息”,但新华网并未说明其“真实消息”的来源。新华网的这一辟谣比起所谓虚假消息本身更引来网民热议。一名网友表示,戴或者不戴婚戒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值得新华社专门辟谣?就算是个假消息,不理会、不辟谣不行吗?这个假消息传了又会怎么样?还有网友表示,不知中宣部和公安部对造谣者会如何处理?停牌照?还是拘捕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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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伟江|要做光,照此土!(谈移民)

昨夜,和一海上大律师吃饭,谈到价值观,非常一致,我说,兄弟,问你一事吗?他说,你说。我说,你以后会移民吗?他说,我在美六年,可以留美,带家人回国,是希望能回国建设这个国家。我说,你有这个心,我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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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张林两女儿成功离开中国 抵达旧金山

安徽民主人士张林为失学的女儿呼吁遭到逮捕。张林的两个女儿,9月7号成功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旧金山。协助他们的姚诚被公安拘留。在美国帮助他们获得签证的朋友、《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向记者介绍了情况。 张林1989年就因为支持民运被判刑两年,后两次被劳教三年。2005年因为参加赵紫阳追悼会入狱四年。一直是国保监控的对象。 张林的大女儿儒莉在合肥上大学。今年4月,他为了一家人住在一起,为小女儿安妮在合肥办好入学手续。但是10岁的小女儿上了三天学就被国保带走,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关了三个多小时,又和他爸爸一起关了20多小时,引起网友愤怒。各地律师和网友围观声援,演讲、绝食、烛光晚会活动沸沸扬扬,最后遭公安清场、抓人。 7月张林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介绍,当局要把他的小女儿送往福利院。 张菁:“他们这样对孩子的目地在于威胁大人,威胁伸张正义的人。你们要搞民主、搞维权,那可能会威胁到你们孩子的利益。你们的孩子也可能就是这种下场。最后送福利院啊,或者怎么样的。” 张菁联系了美国《妇权无国界》创办人瑞吉(Reggie Littlejohn),后者愿意做安妮的监护人。她们又联络议员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要求给安妮签证到美国读书。8月22号,张林刚写完委托书就被正式逮捕。. 两个女儿到南京与母亲会合,三人把自己的手机放在朋友家,然后悄悄去了上海。朋友带着这些手机逛街,让合肥公安以为女儿们是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大女儿在上海发了两个邮件给她的朋友,公安追踪到他们待的旅馆。一直为《中国妇权》在中国做义工的姚诚是张林的朋友,因为协助母女三人被公安带走。帮助开旅馆的人都受到盘问。好在他们的护照已经委托朋友先藏起来。通过张菁的联系又取回护照。 张菁:“表送上去后,第二天,领馆的人带她们进入领事馆,把手续全部办好,给了她们签证。昨天,送她们上飞机。确定她们上了飞机、离开了中国,才走。这两姐妹从此以后改变了命运。” 大女儿过些时候将来到纽约与亲戚团聚。安妮将留在旧金山跟瑞吉在一起。 张菁:“今天早上瑞吉告诉我,她已经帮她们两个买了健康保险,有什么不适应要看医生的话,她们已经有了保险,不用担心。都安排的非常好的。瑞吉还会带他们去买衣服。” 张菁感慨的说,姚诚用他的自由换来两个孩子命运的转折、一辈子的自由。他们会继续为姚诚和张林呼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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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昌平 | 信息反垄断

昨天入选GQ2013年度人物,同时获奖的还有成龙、王石、葛优、雷军、贾柯、韩少功、老六、Kim Jones等。在清华大礼堂举行的首届GQ论坛上,我做了如下主题演讲—— 谢谢主持人!谢谢GQ杂志!各位师友,下午好! 由于这个麦克风没有敏感词过滤器,考虑到我的言论尺度比较大,今天还是对着讲稿来。主题叫“信息反垄断”。 这是一个高度信息化时代。过去几周,大家都在关注两件大事,一件是审判B案,一件是互联网清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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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ot|大学建立网络红客监视学生发帖引导舆论

《博客天下》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大学建立网络红客进行舆情监控。文章称,2012年9月16日,四川大学青春广场挂出了招募校园“网络红客”的广告。“主要工作是监管百度四川大学吧、川大蓝色星空BBS、人人网、微博等。”这是“网络红客”这个名字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川大师生面前。四川大学“网络红客”队伍最早组建于2008年。随着发展,后来红客们又细分出网络信息队、网络技术队、网络策划队、网络评论队四个分支,分别负责校园网络信息的收集、网络秩序的技术维护、网络交流方案的策划和舆论走向的引导。“网络红客”成员称,红客是学生们中间具有敏锐的信息感知度和强烈正义感的人,是为“维护正面声音,最大程度消除负面影响”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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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廖亦武:“中国对于我是一个恶梦”

流亡作家廖亦武以中国政府的批评者著称。在柏林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的新书,中国社会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德国之声:你的新书《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是一本对中国社会边缘人物的访谈录,很象你在德国第一次出版的”坐台小姐”这本书(《中国底层访谈录》,德文译名: 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 。你为什么觉得要您继续这样的故事? 廖亦武:这个工作我其实持续了许多年。只能说第一本在西方让我成名的那本书,大部分是历史当中的人物,有很多的老人。但是这一本书当代性非常强,是现在发生的事情。第一本也写的妓女,但是是90年代的妓女。那个时候好像改革开放,离89年比较近,还是很原始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妓女-我写的流动的暗娼,她最开始是从东北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四川,采取了这么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 德国之声: 很多异见人士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因为腐败,但是看你的书,觉得全社会都是腐败的。 廖亦武:我觉得上上下下都比较向往腐败,证实了我以前的一个说法:当代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这种垃圾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而且是人的人生,人的思想。显得非常垃圾。而且这种垃圾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整个社会都是在往下沉。 德国之声:有的故事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比如说吃胎儿的汤。 廖亦武:其实媒体上国内就有报道,而且是台湾的商人过来吃胎儿,而且有那种胎儿的照片,把胎儿当作一种饮食,曾经人们趋之若鹜。这已经不是因为饥饿。我曾经在第一本书里写了三年大饥荒,那时候吃掉女婴是因为饥饿,大家是没有办法。现在是为了享受而去吃胎儿。 德国之声:你刚才说这些事是报纸报道的,你当时是直接去找他(采访对象),还是碰到的? 廖亦武:这是我直接去找的。虽然说当时不公开,比较隐蔽,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这个故事应该还是发生在10多年前了。当时相继报纸上又报道了另外一个和我这个相似的,就是台商吃胎儿,为了养颜壮阳,为了增加自己的性能力什么的,延年益寿,觉得那个是最补的。 德国之声:去年得到德国的书业和平奖,您讲了一个话,说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廖亦武:你 看了我更多的书,看了第一本”坐台小姐”, 监狱的自传,子弹鸦片,再看了这一本,你会觉得这么庞大,这么堕落的一个国家,如果它不分裂,这些人这么生存下去的话,它将影响这个世界。我觉得分裂是最好的办法。 廖亦武的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的很多异见分子很喜欢表示爱国主义。您难道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对大部分的中国人会非常挑衅。 廖亦武:我觉得放在历史上来看,中国很多时候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很多思想家也不是全部都赞成统一,赞成分裂的仍然还是很多。所以说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我觉得我这个想法简直不算什么。至于今天,只能说这些人没多少文化, 不太熟悉中国本身的历史而已。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很喜欢找一个(攻击批评者不爱国的)说辞。 廖亦武:最近五毛党攻击我的言论就是关于中国分裂的问题。对于我个人的攻击当然是特别的多。我看关于这个话题,有三个星期都很热闹,发表了很多文章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关于分裂和不分裂,当时中国网络上讨论很多。可能有100多篇长篇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通过这个讨论,我就被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因为以前没人这么明目张胆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就会找我的作品来看,看了之后觉得这个人思维还是正常的。还有去年官方批判我批判得比较厉害,那么这也是一种宣传。《环球日报》先后发表两三篇文章批判我,包括我的哥哥,我的妈妈都是通过官方的批判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廖亦武2012年10月14日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总统高克参加颁奖典礼。 德国之声:最近西方关注的有几个事,比如你得到(德国书业)和平奖,出版了你的书,莫言荣获诺贝尔奖。你虽然批评他,但是你难道不觉得西方对中国更感兴趣? 廖亦武:我觉得我得这个奖基本上还是德国的书业协会几方通过民主投票选出来的,所以我非常自豪。它奖给了我的文学,奖给了我的勇气。它的程序基本上是透明的。所以那天一名年轻的女士台上说,廖亦武,向你的勇气致敬,那我当然感到自豪。但是,诺奖是个什么机构呢,它完全不透明。这当中它和共产党的勾结至少要保密50年。这当然不是一个民主的机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肯定不愿和莫言并列。他就是一个共产党官员,每一次发言他都和这个国家,这个独裁国家高度一致的。从这一点讲,我对他的批判是自然而然的。 德国之声:但是有几个作家虽然在作协,也有一些书被警告的。比如余华。他也是作协成员,但他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活着》都是被警告的,但他还是作协成员。您觉得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 廖亦武:当然有中间的路,有些作家写了批判现实的作品,他在政治方面至少是没什么表态,没有直接说和独裁站在一起。那么莫言在这点上做得非常过分。他是直接和独裁站在一起,甚至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等于就是独裁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从这点看,其他那些作家,哪怕是走中间道路,还没有像莫言这样。瑞典把这个奖给了他,我不知道这当中是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一种利益吧,利益交换。 德国之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你写的那些东西有关系吗? 廖亦武:有些关系。比如你刚才说的余华,阎连科,他们写了一些,但是没有我做得那么彻底。从另一个方面,我也非常赞赏那些彻底的人。比如说艾未未最近出了一个歌,唱摇滚,我看了歌词也很赞赏,比如我的朋友孟煌,他作为一个画家能够去抗议去裸奔,我也满赞赏的。做人如果老是在中间走,其实也是满痛苦的。我能够理解他们,但我不愿意那么去做。 德国之声:你有没有希望有一天回到中国? 廖亦武:我希望有一天回到四川。中国对于我是一个恶梦。 采访记者:Mathias Bölinger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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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因雅虎电邮陷狱 中国记者师涛提前获释

师涛于2005年被判囚10年。 国际笔会证实,被中国政府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0年的湖南长沙《当代商报》前编辑部主任师涛已在上月获释。 总部设于伦敦的国际笔会发表声明称,师涛在8月23日获释,比原定服刑期满日期提前15个月。师涛向他在囚期间表达支持的所有笔会同仁致谢。 一条在新浪微博与Twitter上流传的消息称45岁的师涛目前在宁夏银川休养身体,但此说法未能得到独立证实。 师涛因透过雅虎电邮向海外转发一份编辑禁令而于2005年被判刑,其家属和人权团体指责雅虎向中国政府透露有关信息,导致师涛被定罪。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加拿大女作家博茨福特—弗雷泽在声明中说:“正当看来越来越长的阴影覆盖中国言论自由之时,我们欢迎师涛提早获释的消息。” “师涛的被捕和监禁是由于雅虎中国的行动,十年前就标志着互联网监控对言论自由和隐私的挑战,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应付的挑战。” 雅虎交出电邮 师涛2005年4月被长沙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原定应在2014年11月23日刑满出狱。 据当时的判决书称,2004年4月20日,《当代商报》的一次编辑会上传达了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师涛在会后利用雅虎中国电邮向海外网站发送了内容摘要。 师涛母亲高琴声(右)在2007年的听证会上获杨致远鞠躬道歉。 这份文件的内容是关于针对1989年六四事件15周年、法轮功活动与群体事件的维稳工作。判决书称,文件“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 案件发生后,雅虎的香港分公司应中国国安机关的要求提供了电邮信息,最终师涛被判刑。 2007年11月,雅虎总裁杨致远与副总裁卡拉汉在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向师涛母亲高琴声鞠躬道歉;雅虎与师涛家属就索赔诉讼达成庭外和解,但和解条件保密。 雅虎当时称,虽然他们反对中国当局压制人权,但还是得遵守中国法律,因此交出了相关资料,但强调这些资料与其后师涛被拘捕和入狱没有多大关系。 雅虎后来与中国网购巨头阿里巴巴达成合作协议,雅虎中国电邮率先于8月20日终止服务,由阿里云取代;雅虎中国所有服务于9月1日凌晨正式结束。 (编译:叶靖斯 责编:伊人) 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反馈 联络办法 姓名 国家、城镇 你的电邮地址 * 电话号码 你的信息 评论 * (最多字数:300字) 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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