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薄瓜瓜在薄熙来案开庭前夕再次发表声明
下面是薄瓜瓜在周一《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英文声明。他的父亲、前中国共产党官员薄熙来定于周四出庭受审,面临的指控是受贿、腐败和滥用职权。...
阅读更多2013年8 月19日
下面是薄瓜瓜在周一《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英文声明。他的父亲、前中国共产党官员薄熙来定于周四出庭受审,面临的指控是受贿、腐败和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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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不论这位前中共高官面临什么样的判决,有关他的争论定将持续下去。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中,薄熙来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个“另类”:身为家世显赫的“红二代”,他在不期而止的政治生涯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张扬个性。在许多人看来,他在政坛中的“高调”让他看起来不那么本土化,更像个西方政治人物;而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娴熟地将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些典型表现形式民粹化,赢得不少支持者。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庭之际,美国之音联系到几位曾经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窗的同学,请他们谈谈个人的感受。应受访者要求,访谈记录中受访者姓名均以“老同学”替代。 第一位受访者是薄熙来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就读期间的一位同届校友。该受访者目前定居海外。 萧洵: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我们就从头谈起吧。你们最初是怎么认识的? 老同学#1:1979年至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就读期间,薄熙来是国际新闻报道专业的学生。我是英文新闻写作专业。有的时候外教上大课,他们国际新闻报道和我们英文新闻写作的学生坐在一起。 萧洵:那您个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知道这个同学,还有他的家世背景麽? 老同学#1:我知道他是谁。薄熙来在北大是历史系,大二上完就考进了(社科院)研究生院了。在进研究院前,我已经是职业翻译了。但是他英文口语肯定不灵。所以,外教上课的时候,他就夹个本儿,跟我说:“哎,老X,老X,我坐你边儿上。”那么这不是有个免费翻译么? 萧洵:您当初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老同学#1:我谈不上。我从心里看不起这种人,这不是凭本事考进来的,所以我没有主动去巴结他们。这三年里面我从来没有主动找他去聊过天。没有。 萧洵:他有没有找过您聊天? 老同学#1:没有,也没有。 萧洵:为什么说他不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老同学#1:就是我1979年入学以后,听说过一件事,就是薄熙来考研究生的分数不够,结果是靠“落实政策” 录取的。大家都知道这事。 萧洵:同学间传这件事时,是基于什么样一种心态? 是不是有些不满? 老同学#1:对呀,大家肯定不满意了。这属于特权了。实际上这个消息是老师们透露出来的。同学怎么会知道这些消息呀? 萧洵:除了这件事,您当时对他的总体看法是什么样的? 老同学#1:那个时候总体的看法就是:这是一个走后门进来的学生,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这走后门的也不是他一个。所以,我有我自己清高的地方,我不跟他混就完了。 萧洵:他的个性方面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老同学#1:那就说不上了,因为我跟他之间没有什么往来。 萧洵:那总会有耳闻吧。 老同学#1:耳闻是有,就是这人,这小子绝对是六亲不认的主。为什么说六亲不认呢?就是说,他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曾经带着大连的招商团去美国招商。在洛杉矶有一个记者,就是我们当年的一个同学,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个时间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也就是我们毕业顶多十年之后。当时在美国做记者的同学和薄熙来当时在学校肯定是认得的。结果呢,那时薄市长在那儿,牛X烘烘的。那个记者就问他了:“薄市长,您还记得我是谁么?”薄熙来瞥了他一眼,就说了一个字儿,No! 第二件事儿,是2005年了。这是我亲历的事。2005年,薄熙来是商务部长,已经是中央委员了。那年商务部搞了个座谈会。那天开会的时候,薄部长去了。我是商务部请的客人,也去了。正好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就撞上了。我就说:“多年不见,薄部长可好?”结果这人就装孙子了。他踅摸了我一眼说:“哟,您是谁呀?我不认识您呀!”后来我就挺尴尬的,就把我的名片掏出来,说:“兄弟叫xxx,1979年英文新闻写作专业的。”我说你要想得起我是谁呢,你回我一电话。要想不起来呢,兄弟高攀了。”这么着我就走了。我就算知道这人了。 萧洵:结果也就没了消息,没有下文? 老同学#1:当然,当然! 萧洵:您觉得他会不会真的不记得了? 老同学#1:就是装不认得!道理很简单。他当了官,就目空一切了,以为天下就姓薄了。(他)就(是)这种人! 根据三年同学对他的观察,和以后的发展,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人六亲不认,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还有,他在大连搞个什么玩意儿,就会立个碑;另外,后来他到了重庆,他玩儿的什么唱红歌,让和尚都去唱红歌。那都是有悖于常理的,太假了。根据所有的这些征兆,我感觉这人的胃口是中国的一国之君。这是他的目标。 萧洵:您对他如今的境况怎么看? 老同学#1:要我说呢,中国现在的这个法制体系,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缺少一个量刑尺度,只是用什么“巨大”、“特别巨大”(这样的词),却没有一个尺度 – 比如说,(贪污受贿)1千万,或者5百万,这人就非死不可 – 现在没有这个尺度。所以说这个人判不判死刑,我真的没有多大兴趣,看看新闻也就完了。 我认为司法公正不在于判谁死判谁不死;司法公正应该有个准确的量刑尺度。 萧洵:那么您对他个人的命运有什么样的感受? 老同学#1:不瞒你说,其实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从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来讲,真要是薄熙来当了一国之君,我猜想他可能会搞一个类似于第三帝国那样的模式,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就是NAZI(纳粹)么?这条路要是走下去的话,也可能把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什么人心道德沦丧、各自为政这种风收一收;用强权,用铁腕把中国的乱劲儿给治一治。但是,下一步的发展就不得而知了。比方说,治完之后国内团结了,实力进一步增强了,那么下一步闹不好,会不会是第三帝国的模式?当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也是这样么?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最后呢?得!把一战以后德国人心给收拢了,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当然,这是坏事,是一种坏的形式。但是这种坏的形式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会不会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也很难说。 萧洵: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老同学#1:你比方说,薄大人要真的主政了的话,真要当了一把手的话,他会不会采取措施收复民心。搞一些这样的事。 萧洵:说起施政手段,那么他在重庆主政期间的做法,还有在大连时所做的事,是和他个人性格有关,还是他个人野心使然? 老同学#1:我觉得这两个互相都有些关系。还有就是,中国有老话说乱世出英雄啊!是吧?不过也可能出的是枭雄。现在是个乱世,但很难说他会是个英雄还是个枭雄。他要是进了政治局常委的话,可能一下还当不了一把手。可能的目标是政法委书记,管政法委,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 – 天子要不听话的话,就把天子废掉,或垂帘听政。但是我心想,你是薄一波的儿子,那边儿是习仲勋的儿子。你这么瞎玩儿,肯定不行,肯定是犯了规矩的。 以上内容根据访谈纪录整理。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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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校刊物《学习时报》刊文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和结晶,引起不少网友嘲讽。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发署名严发祥的文章:关于“党性”与“人性”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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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千帆 笑蜀先生编的《历史的先声》日前在港再版,集中再现了1940年代新华社等中共媒体刊发的毛泽东等人支持宪政民主的言论。这本书所引用的都是中共领导人及左派人士的原话,没有任何“造谣诽谤”的成分,却还是没有逃过被禁止在大陆出版的命运。究其原因,应该是“讨债”味道过于明显──中共当时对民主、自由、宪政、分权、联邦制乃至反对一党专制的承诺,六十多年后怎么一个都不见兑现?言下之意,现在是兑现原始承诺的时候了。 对于中共的进步承诺,近来反宪政逆流的代表人物杨晓青的文章解释说,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策略”。换言之,这本来是一套骗取民心的谎话,是不能当真的;自由派别“拉大旗作虎皮”,拿这个来要挟现政权。这套言论和承诺当时确实“欺骗”了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加深了他们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厌恶、对貌似反专制的共产党的信任和亲近。在那些因此而坚持留在大陆、拒绝蒋介石从海峡那边抛来的橄榄枝、甚至千里迢 迢从太平洋彼岸赶回来“报效祖国”、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乃至冤死的高级知识精英看来,这套承诺很可能更像一个骗局。 但是,从不少历史资料来看,诸如此类的“阴谋论”或“阳谋论”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假如当时国民党愿意坐下来好好谈,中共完全可能按其所提的宪政方案去做,并似乎已经采取了一定的实际行动。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在内战开打之前,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相比老蒋的盲目乐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倒是相当清醒。更不用说从中共建党到“西安事变”,从来只有国民党“老大”打共产党“小弟”的份;虽然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养精蓄锐、不断做大,但还不至于有后来三年打垮国军的自信。国共合作对它是有利的,提倡宪政、民主、分权、联邦的效果是限制国民党老大的权力,对它也是有利的。国民党要回到抗战前的一党专政格局、重新“统一”中国,共产党则只要能“划江而治”就很满足了,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你可以说中共当年的宪政言论是一种“策略”,至少不能排除宣传“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必要把“策略”解读成谎言。毛泽东当时主张宪政,很有可能是出自真心,但这也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宪政斗士”;他显然不是,但是当时的国共实力格局使得他认为宪政对中共有利,于是就支持宪政。 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纠结于中共支持宪政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这个问题已经不相关,因为现实很清楚,1949年之后,中共不仅没有兑现当年的承诺,而且宪政、新闻自由、三权分立、联邦制乃至公民社会都成了报刊中不能出现的“敏感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个道理简单──格局变了。国民党掌权的时候,宪政是限国民党的政;现在还提宪政做什么?那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其实,没有兑现的岂止是1940年代的承诺,1982年宪法不也承诺了许多权利吗?有几条是真正兑现的?纸上的规则和“潜规则”大相径庭,这种现象在大陆是再正常不过了。 你可以从道德上批判它出尔反尔,但是没有实力支撑,道德批判是苍白无力的。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所有生杀大权都交给一个我们认为“先进”无比的政党,我们已经把自己降格为“政治奴隶”。主人能欠奴隶什么“承诺”?即便以前做过承诺,那确实是出于“斗争需要”,不得不如此;现在事过境迁,兑不兑现我说了算,不兑现又能怎么样?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农民欢欣鼓舞跟着党走;1950年代初,也确实分了几亩地。但是没几年,土地又统统收回来,归“公社”了,你难道还能不交?不要忘记,“国家”是干什么的,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 你现在站起来向主人“讨说法”,那就表明你已经不是奴隶了。不过,主人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他还和从前一样把你定位成奴隶。他的主流逻辑是:只要你还没有实力和我叫板,就慢慢等着吧。不要忘记,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这个江山是我们先辈打下来的,当初也是在你们拥戴下得到的。 每每看到今日中国的困境,便不禁联想起往日失去的机遇。清末是一次多好的机会!民初又是一次多好的机会!国共二次合作何尝不是一次真正的机会!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丢失这些机会,不能只怪慈禧或醇亲王,不能只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毕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我们把他们扶上位的;至少,他们是在我们的普遍麻木和无动于衷下执掌权力的。我们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是何其兴高采烈、毫无保留,但是等到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正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被推翻的旧政权总是比替代它的新政权更好”,一切为时已晚;这个民族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命运交给它的新主人,因而只有忍受更深重的苦难。一次又一次不智的选择让我们沦落到今天,每一次都让我们陷入离宪政更远、更深的漩涡…… 也许,这一切都是这个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贵学费。农民的轻信是无可指责的,但知识精英的天真烂漫是不可原谅的。长期浸淫在儒家正统的教条主义思维当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政治学从来没有任何概念。我们从来只认“君子”、“小人”、好人、坏人。坏人便是绝对的坏,必欲打倒并踏上一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而后快;好人便是绝对的好,可以托付身家性命乃至赋予其一切生杀大权,并天真地期待它作出过的“承诺”,而不知道这样的“好人”即便有也凤毛麟角,当你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底牌的时候,你凭什么相信他会兑现承诺? 正如托克维尔对中央集权时的法国观察的那样,政治专制必然造成国民的政治幼稚,因为他们得不到由政治实践走向政治成熟的机会。因为国民幼稚轻信,这样的国家往往越改革越危险,因为它容易爆发革命。一遇到“坏人”政府,人民就郁闷愤激;一遇到“好人”的承诺,人民就投怀送抱。专制政体使之无法近距离比较“好人”、“坏人”及各种承诺,并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 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所有“更坏”的政府都是因为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的不智选择而登场的。每当我读到某个满腔热血的归国精英惨遭“反右”或“文革”迫害的悲剧,心里就泛起一阵悲哀。这是一个幼稚政治传统所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其实就是一个公权不受限制的地狱。 当代中国大陆的宪政意识已今非昔比,约束公权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官民常识,但是深陷于威权政治的不幸遗产之中,宪政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历史的先声》把中共曾经做出的宪政承诺再度呈现在我们面前,与其说是提醒执政党兑现早已过期的承诺,不如说是提醒每一位读者:承诺是靠不住的。更准确地说,它对每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人提出了关乎其切身利益的沉重问题:如何兑现执政党对你做出过的承诺?要让当年的承诺成为今日的现实,你该做什么? 相关日志 2013/08/18 — 蘇賡哲:日本皇軍是中共建國恩人 2013/08/18 — 胡德平加入战团?发文驳“反宪”文章 2013/08/18 — 胡德平:“英法吃人宪政”的真义 2013/08/18 — 胡耀邦长子发文挺宪政 2013/08/16 — 同志你危险了 2013/08/15 — 第二世界:中国的“俄罗斯危险” 2013/08/15 — 刘云山回京布局整风 北戴河时间结束? 2013/08/14 — 梁京:王小石们的真恐惧与假道理 2013/08/14 — 王石称现在的制度不如2000年前罗马 中国没有回头路可走 2013/08/13 — 王思想:皖南事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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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薄熙來受審前夕,相信屬於他兒子薄瓜瓜的facebook帳號,昨日更換了頭像相片,換成一張父親薄熙來(左一)抱?幼時的薄瓜瓜(左二),與爺爺薄一波(右二)、母親谷開來(右一)一同拍攝的全家福。薄瓜瓜的facebook帳戶自從因為不設隱私設置而被看到他與多名年輕女性的合照、與陳雲孫女陳曉丹同遊西藏的照片後,已經嚴禁外人看到其任何狀態或照片更新。昨日流傳出來的這張照片,相信是由其認識的朋友以手機截屏並上載至互聯網。 為保瓜瓜 谷開來或指證薄熙來 全國訪民紛赴濟南圍觀 薄瓜瓜fb換幼時全家福 自製獵槍射傷妻 道友與警對峙9小時 中國評論﹕庭審選址 政治顧慮多/文﹕孫嘉 . . . 汕頭災民圍政府 廣州恢復通車 乘客?唻悖落D票 京城密語﹕官場盛傳劉雲山汪洋捱批 官媒評異見者 「陶醉自己的勇敢」 黨校刊物﹕無人性難有黨性 獨行匪劫巴士2死13傷 輔警開警車裸泳被炒 小便射歪 深圳罰款 相關文章 [顯示全部題目] 為保瓜瓜 谷開來或指證薄熙來 全國訪民紛赴濟南圍觀 薄瓜瓜fb換幼時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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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今日刊文《中国网民的立场》。南都就中国网民的政治立场问题采访了南开大学副教授马得勇。马得勇指出,根据其调查,中国网民中,左派只有6.2%,右派则占到38.7%,中间立场者55.1%。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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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月12日-8月18日,数字时代编辑收录时政类网络漫画20张,涵盖的关键词有:薄熙来、婴儿、违建。 “捂盖子”与“摔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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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媒周日宣布,极富政治野心,曾引发党内派系斗争的中共官员薄熙来将于周四接受审判,他面临的指控包括腐败、受贿和滥用职权。薄熙来的倒台曾震动共产党的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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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记者联合调查:高喊[敌对势力]的人,原来自己才是国家和人民的[敌对势力],高喊道德的人,原来自己最缺德,一个大贪,却可以坚守着国家法治大门,你们所谓的底线又在哪里? 201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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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8月15日,新疆吐鲁番市亚尔乡发生一起凶杀案,致一人遇害,各网站不得转载相关消息。 以下“悬赏通告”来自2013年8月16日天山网网站: 悬赏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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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古今】 纪委审讯方滨兴的第一个问题:“怎么上草榴?” 2013年4月8日 查看(0) 评论(0) 喜欢(14) 讨厌(10) 【笑而不语】 Google的服务器开始产生自我意识逐渐控制了世界。人类奋起反抗但节节败退。战斗持续到2036年,时光机器被发明,人类决定派一名勇者回到过去,改写历史,拯救未来。出发前勇者庄严宣誓:“即使不能彻底取胜,也会在人口最多的地方开辟一块根据地,让人类文明的火种延续!”这位英雄名叫方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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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國家還給人民!818拆政府」凱道集會,星期日晚間號召2萬人上凱道,過程雖然在理性控制範圍,僅止於設靈堂、丟牛糞。但晚會10時結束後,現場民眾原計劃一起步行到行政院靜坐,不過一群人突轉往內政部,群眾跨過內政部圍牆鐵門,衝進內政部大樓前廣場靜坐。民眾除了喊口號與警方對峙,還在內政部大樓牆面噴漆「拆政府」,在玻璃門上貼滿「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貼紙。 群眾從18日晚上一直靜坐到今天清晨,中正第一警察分局上午5時45分舉牌,指現場行為違法,要求立即解散時,現場民眾高喊「拆政府」,但並未發生衝突。 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蔡培慧表示,已實質佔領內政部,呼籲大家堅持下去、不能鬆懈,要干擾所有在中央機關上班的公務員,並讓內政部長李鴻源只能迂迴進入內政部。蔡培慧話一說完,中正第一警察分局於5時55分,二度舉牌,要求立即解散;不滿的民眾除高喊「拆政府」,也朝警察丟冥紙,截至發稿為止,學生和警察還在對峙中。 今年以來,由於油電雙漲、外銷不振、景氣低迷、經濟成長下修,加上大埔案、洪仲丘案、服貿協議、二代健保、核四公投爭議—立法院罕見召開二次臨時會,除了國會殿堂政治情勢「朝野對決、霸佔議場」空前緊繃以外。另一方面學生不滿台灣的政治熱情,也顯著爆發,形成蓬勃的「公民運動」。 從720五萬人包圍國防部、810二十五萬人上凱道、815學生行政院丟漆弹,到「把國家還給人民!818拆政府」活動,顯示人民已經不相信政府,這些群眾在沒有政黨帶頭下,一股「茉莉花革命」的火種,正在台灣延燒,而且越燒越旺、逐漸失控。 雖然現在是學生放暑假,也許有人認為等到開學,這股「公民活動」自然會冷卻下來,但是也有人擔心,政府如果以這種消極心態應付,甚至不理不睬,將來可能變成「學潮」,不得不慎! 2013/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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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北京时间8月18号周日16点发布公告,该院定于8月22日周四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薄熙来的案件后,法新社、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纷纷转引了这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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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份考察武汉时,参观了位于东湖之滨的毛泽东故居。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这里消暑纳凉,享受着当时堪称奢侈的游泳池和空调。 这处毛泽东故居现在重新布展,展览资料中对死于毛泽东统治的成百上千万人只字未提。习近平说,一定要把毛主席故居办成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特别是在对青少年一代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 相关报道 读报:外媒关注江泽民称赞习近平 从葛兰素史克丑闻看习近平改革诚意 习近平的“中国梦”和“强军梦”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 毛泽东的孙子好不好当? 一周前,习近平参观了1949年中共军队进攻北京前毛泽东居住的西柏坡旧居。习近平说,“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最近几个月,习近平不仅发表了带有毛氏色彩的言论,还从毛泽东战术思想中汲取灵感,发起纠正党内不良风气的运动,并进一步限制对民主、法制和宪政等观点的讨论。 在习近平表现出明显的“左倾”姿态之际,中共当局正准备对原党内政治明星薄熙来进行审判。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掀起具有毛派色彩的“唱红打黑”运动,但在去年戏剧性落马。 薄熙来的两位律师称,针对薄熙来腐败案的审判预计将在下周举行。薄熙来被捕前拒绝承认贪腐行为。 REUTERS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习近平的“毛泽东倾向”让许多支持政治改革的人不满,他们原本希望薄熙来事件是一个信号,一方面是为独裁统治敲响丧钟,一方面也是为加强法制与限制政党权力拉开序幕。 不过,习近平近期的作为让许多原薄熙来的拥护者感到振奋和鼓舞。这些人主张依靠更强大的中央集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支持薄熙来的新左派代表人物、经济学家胡鞍钢表示,毛主席对我们来说是个宝贵资源。 另一位新左派经济学家张宏良在上月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他对习主席的做法并不感到意外,新左派应该支持习主席,因为从习主席最近的讲话来看,他已经充分采纳了新左派的政治提议。 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记者对这篇文章的置评请求。 习近平运用毛泽东符号、言辞和战术思想使自己区别于他的两位前任——强调集体领导制的胡锦涛和江泽民。在许多党内人士看来,这意味着习近平在未来10年任期内都不会采取有力的政治改革。 事实上,政治知情人士和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似乎是在加强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借鉴薄熙来的毛主义复兴运动和善用媒体为政治造势的元素来巩固他的地位和重新赢得公众对共产党的拥护。 上个月,习近平开启了为期一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许多党内人士看来,这是习近平有意效仿毛泽东时代为消灭敌人和加强思想道德约束而展开的“整风”运动。 习近平要求部队领导和机关干部必须作为最低级别的士兵在连队服役至少15天,以整顿军队,提振士气。 中国政府新一届领导集体还要求各级官员采取措施应对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这意识形态领域的七大问题的蔓延。 与此同时,国有媒体已发布一系列报道对公民社会和宪政思想进行抨击。宪政思想的观点是中国现行宪法应对政党权力加以限制。 人权组织称,中国警方最近几周拘留了多名政治维权人士,其中包括主张宪政的律师许志永。许志永曾呼吁中共官员公开披露财产。中国政府尚未对许志永被扣事件置评。 习近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在今日之中国至为重要,这是因为,中国可能正面临一个经济长期放缓、环境污染民怨沸腾、公共服务漏洞百出和腐败问题丛生的时期。 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放出明确信号,计划在今年推出一揽子经济改革措施,通过刺激内需替换过去30年来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旧有模式。 不过,据中共内部人士称,从政治角度上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正在考虑哪怕是有限的自由化。一位习近平儿时的伙伴这样说,习近平开始显露出本色了。他回忆起习近平少年时代一连好几个小时阅读马克思和毛泽东理论的情景。他说,我想这只是个开头。 Jeremy Page/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武汉毛泽东故居的一尊毛泽东蜡像。 这位习近平的儿时伙伴和许多与习近平和薄熙来有过多年交往的人表示,习近平和薄熙来都受到父辈经历的深刻影响,他们的父亲都是革命元勋,都在上世纪60年代被毛泽东打倒并投入监狱,并在毛死后得到平反。 但无论是习近平还是薄熙来都没有因此对一党制产生幻灭,相反,在青年时代,他们比许多同辈人更加努力地证明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坚定的信仰者,也因此更加了解如何在中国政治中向上攀升。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习近平和薄熙来的思维方式颇为相似,他们接受的都是毛时代的教育,拥有相同的红色家族背景和共同的成长经历。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很快就倒向毛式思维。章立凡的父亲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 没有人认为习近平会把中国重新带入毛泽东时代。在毛统治中国时期,成百上千万人因政治运动和人为 荒死亡。 无论是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还是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在公开场合都表达过对毛泽东的敬意。胡和江也都采取过力度有限的党内反腐措施,但都不是在上台初期采取的行动,也没有使用那么醒目的毛式词汇。 习近平的政治姿态在薄熙来事件曝光后显得更加引人注目。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因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于去年被法院定罪。 薄熙来被拘捕后,许多党内人士得出结论说,他在主政重庆期间实施的政策得罪了当权者。薄熙来实施的政策包括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通过集体“唱红歌”的活动复兴毛泽东主义价值观。 但此一时彼一时。党内人士现在认为,对薄熙来的指控远远不如预期的严重。 他们认为,习近平与薄熙来的支持者和其他“太子党”(即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达成了交易,薄熙来将对程度较轻的指控认罪,条件是不再针对他的家人和盟友采取进一步行动,也不再针对近年来攫取了家族财富的其他“太子党”成员。 党内人士说,作为交换条件,许多薄熙来从前的支持者和几位强势太子党成员都全力支持习近平,以帮助习近平巩固领导地位、甚至超越前任。 习近平上任之初的几个月主要是通过迎合不同利益群体试图重新塑造党内凝聚力,其中包括支持有限政治改革的人士,例如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的几个儿子。胡耀邦一度与习近平的父亲过从甚密,1987年被强硬派罢免。 但去年12月习近平发表讲话说,苏联解体就是因为其领导人缺乏坚定的信念,也因为没有人出来力挽狂澜。这番话让改革派非常警惕。 今年6月,胡耀邦二儿子胡德华的一篇讲话稿被贴到网上。他在讲话中直接反驳了习近平的分析,认为苏联解体是由于掌握特权的精英阶层为自身利益垄断权力和资源。 他说,我们埋怨了所有的人,唯独不从内部查找问题。这对吗? 胡德华证实网上的发言稿是他的,但未做进一步的评论。他对《华尔街日报》说,我想说的都说完了。 党内人士说,党内元老支持胡德华的观点,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年事已高,政治影响力日渐衰微。 政治自由化的支持者最近几周越发失望,原因是知名党内刊物突然发起对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攻击,其中一些抨击文章出自知名新左派之手。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中国政治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说,正当自由派寄希望于习近平会支持他们的诉求时,新左派却看到了机会,因为习近平的语调转向左倾,毛泽东思想贯穿其中。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上个月极不寻常地获得了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公开支持,后者曾经是薄熙来的后台。江泽民仍被认为是一个现任和退休高官群体的领导者。 外交部网站上的一则新闻说,江泽民在上海会见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并称,“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新闻中说,江泽民将习近平说成非常能干、有智慧的国家领导人,能够果断决策。 Jeremy Page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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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梅曾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 曾质疑海伍德毒杀案的中国最高检察院法医王雪梅因质疑北京地铁学生死亡案鉴定公开声明退出中国法医学会。 中国众多平面和网络媒体均关注了王雪梅发布视频声明的消息。她在这一近日发布的视频中表示: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职务并退出中国法医学会,并以一个在职法医身份,退出中国的法医队伍。 这一辞职涉及2010年8月大学生马跃在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坠落铁轨死亡案件的鉴定。 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鉴定为:马跃血液中无酒精,毒物分析无异常,体表无打击伤,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脏骤停死亡。警方据此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安监部门确认马跃之死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但王雪梅认为该鉴定结论“荒谬、不负责任”,“作为中国法医学会现任的副会长是零容忍的”。她认为,根据马跃母亲孟朝红提供的事发当日马跃遗体照片,她同意电击致死的结论。但死者下颌一3厘米伤口特征显示,死者生前曾受到一次不致死的电击,致其重心不稳坠落轨道,再次遭电击、死亡。所以,死者的伤口应为生前伤。 质疑海伍德死因 王雪梅曾后任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法医师。1995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9月,她曾在谷开来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件审判时,对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说法提出公开质疑。 当时王雪梅发表博文说:“作为当今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的在任法医,我对涉及尼尔·海伍德死亡事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最终所认定的事实与结果深表遗憾。 ” 王雪梅说:“我个人认为,尼尔·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结论,严重缺乏事实与科学依据。” 她表示,根据公布的庭审资料,她不怀疑谷开来有杀人动机、杀人预谋和杀人行为,但是令她怀疑的是谷开来用来毒杀海伍德的“致命毒药”是否真的致命。 (撰文:立行 /责编: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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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美国政府机密文件显示,联邦机构已经开启了一项贿赂调查,以查清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是否曾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来帮助该行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获得利润丰厚的业务。 《纽约时报》已经检视过这份文件,文件中的一个例子在公共记录中也可查到:摩根大通雇佣了中国银行业的一位前监管者,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的儿子。记录显示,光大集团董事长之子入职摩根大通后,该银行从光大集团拿到了多个令人垂涎的项目,其中包括为光大集团一个子公司发行股票提供顾问服务。光大集团是一个国有控股的金融集团。 摩根大通的香港分支机构则雇佣了一位中国铁路官员的女儿。该份政府文件和公共记录显示,这位官员后来被指控用政府合同换取现金贿赂。 对于总部位于纽约的摩根大通来说,这位前官员之女的入职时机颇为巧妙:为中国政府建设铁路的国有控股建筑公司中国中铁(The China Railway Group)当时正计划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在跟中国政府有关的企业中十分常见,该公司选择了摩根大通负责咨询服务。在摩根大通的帮助下,中国中铁在2007年上市时筹集到逾50亿美元。 此前,媒体还没有报道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反贿赂部门的民事调查的重点。近来摩根大通有多件事情被监管机构盯上,其中包括去年一宗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亏损。该公司本月在季度申报文件里隐晦地提到了这起新调查。文件说,证交会要求摩根大通提交“其香港办公室若干前雇员的雇佣信息,以及有关公司与某些客户之间业务关系的信息。” 这份政府机密文件的一份副本显示,今年五月,证交会反贿赂部门要求摩根大通提交关于唐小宁(音译)的一系列记录文件。他是唐双宁之子。唐双宁自2007年以来担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此前,他是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证交会反贿赂部门还要求摩根大通提交铁道部官员之女张曦曦(音译)的雇佣资料。除了其他信息,证交会尝试获得“足以指认出所有参与决定雇佣她的人”的文件。 但是,这份政府文件和公共记录既不能把摩根大通的雇佣行为跟它获得业务的能力直接联系起来,也不能说明这些员工是不合格的。此外,这些记录也不表明相关员工帮助摩根大通获得了业务。该银行尚未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 然而,这份机密文件中提到的证交会调查暗示,摩根大通中国办公室较为广泛地采用了这样的雇佣策略。当局怀疑,雇佣来自人脉深厚的中国家庭的,最终会给银行带来业务的年轻雇员,在摩根大通已经成为惯例。除了铁道部官员的女儿外,证交会还要求摩根大通提供在过去六年多时间里,“所有为中国铁道部工作过或者替铁道部做过代理工作的员工”的资料。 摩根大通的一位发言人说,“上周提交10-Q季报文件的时候,我们公开披露了此事,目前正在全力配合监管机构进行调查。” 已与其他部委合并的中国铁道部和光大集团均未回应置评请求。证交会的一位女发言人也拒绝置评。 周末时我们也没能联系到张曦曦和唐小宁,两人均已离开摩根大通。 西方公司一直在积极尝试从中国近年来快速增长的经济财富中分一杯羹。一些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行为受到诟病,比如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中国官员说该公司员工已经承认,他们通过贿赂医生的方式增加药品销量。 跨国公司雇佣中国政界高层人士的子女也是一种惯例。摩根大通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雇佣了国有控股公司官员的子女。 更加少见的,则是美国当局对这些行为进行调查。以前只有极少数的华尔街员工面临过贿赂指控,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中国的一位前高管,他在2012年就刑事指控认罪,承认“试图让自己和一位中国政府官员中饱私囊。” 近年来,美国证交会和司法部加大了执法力度,1977年的一项联邦法律《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禁止美国公司为了在做生意时获取“不正当优势”,向外国官员提供“任何拥有一定价值的物品”。 证交会成立了自己的反腐部门,自2010年以来,它已经提起了约40起针对公司的指控,这些公司包括泰科(Tyco)和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等。同一时期,美国司法部也提起了60多起指控。 法律专家指出,雇用人脉丰富的员工本身并不违法。只有当公司在这么做时怀有“不良”意图,或期待用职位换取政府业务,才会触犯法律。 “虽然雇佣某人的子女本身不会违法,但是,如果受雇佣者不胜任这个岗位,或者说,一家公司之前从来没有获得过某种业务,可是在雇佣了某人之后,雇佣行为突然给公司带来了业务,这时候警示灯就亮起来了。”南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助理教授迈克尔· 凯勒(Michael Koehler)说。他是反腐败法案方面的专家。 在这起调查到来之际,摩根大通已经遭到了美国至少八个联邦机构,一个州级监管机构,以及两个其他国家政府部门的调查。其中多项调查,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一起民事和刑事调查,都跟该行金融危机时期的抵押贷款业务有关。 该银行涉案数量之多,导致一些立法者开始质疑,在6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摩根大通是否大到了难以管理的程度。 该行之庞大规模的潜在危险,也体现在去年的“伦敦鲸”(London Whale)交易爆仓事件中:摩根大通交易员在“衍生品”这种新奇金融工具上押注失败,导致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也引发了国会听证会和一些广泛的调查。 上周三,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宣布,该行在伦敦的两名前交易员由于掩盖60亿美元的交易损失遭到刑事指控。 证交会也自行开展调查,试图让摩根大通承认在造成这些损失上存在过失,而之前极少有银行承认类似过失。知情人士表示,和解最早可能在今秋达成,其中将涉及高额罚款。 证交会的这次贿赂调查,可能会给摩根大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尽管银行很容易偶尔出现交易失误 ——去年摩根大通虽然遭受了“伦敦鲸”交易损失,它的季度盈利却刷新了最高记录 —— 遭到一起腐败案调查,却可能会给它的声誉打下更持久的烙印,而且也可能会导致司法部展开刑事调查。 中国的统治精英家族认为,去华尔街的银行工作非常有价值。虽然这些工作支付的薪水是象征性的,但找到这样的工作不仅会给有抱负的金融界从业者的简历镀上金边,而且能增加其在中国商界的可信度。 证交会正在调查唐小宁的工资、“就业档案”,以及他在2012年12月离开摩根大通后跟该银行之间的“通信”情况。该机构还要求摩根大通提交文件,以“指认所有跟雇佣唐小宁的决定有关的人”。唐小宁应该是在2010年加入了银行。 从证交会文件来看,他们似乎在寻找唐小宁的雇佣跟摩根大通从光大集团及其银行业子公司那里获得业务之间的联系。在其保密的调查中,证交会要求该银行“指认并提供摩根大通和光大集团之间的所有合同或协议。” 信息披露文件和新闻报道资料显示,在雇佣唐小宁之前,摩根大通即使与光大集团有业务来往,也非常稀少。但在雇佣他之后,中国光大集团成为了摩根大通在亚洲的一个重要客户。2011年,该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决定上市,摩根大通成为了其12家财务咨询机构中的一家。但全球经济动荡和中国银行体系的问题导致那笔交易被推迟。 不过,调研服务公司标普资本智商(S P Capital IQ)的资料显示,2012年,摩根大通成为了中国光大国际(光大集团侧重于替代能源业务的子公司)聘用的唯一一家咨询公司,来销售价值1.62亿美元的股份。信息披露文件显示,摩根大通拥有这家子公司的部分股权。 数据公司Dealogic称,同年,摩根大通又帮助光大集团参与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私募股权交易”。数字广告公司分众传媒(Focus Media)在该交易后成为了一家私人公司,光大集团成为其所有者之一。 证交会也在对摩根大通雇佣张曦曦一事就类似情况展开调查。张曦曦的父亲是中国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她的LinkedIn和Facebook页面显示,在入职摩根大通之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就读。 证交会要求摩根大通除了提供张曦曦的“就业档案”以及在该银行的收入信息之外,还要提供“摩根大通和中国铁道部之间的所有合同或协议”。 信息披露文件和新闻报道显示,铁道部和摩根大通之间从未有过直接业务关系。但这些记录表明,中国中铁(China Railway Group)在2007年聘请摩根大通助其上市。而张曦曦就是那段时间被该行雇佣的。中国中铁是一家工程公司,其最大的客户应属中国政府。 大约四年后,在张曦曦供职摩根大通期间,该银行获得了更多业务。这一次,据媒体报道,是京沪高铁运营商指定摩根大通负责它的公开募股工作。但该交易最终告吹,此前发生了2011年的火车相撞事故,造成4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时距离政府宣布该线路开通才短短一个月,它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腐败问题所带来的危害。 据报道,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收受贿赂,帮助他人谋取政府铁路合同,现已被判处死缓。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报道,张曦曦的父亲,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也因涉嫌贪污被拘留。目前还不清楚该案件是否仍在审理中。 美国证交会在要求摩根大通提供资料时,曾询问该银行是否曾就“这起逮捕事件展开调查”。 翻译:土土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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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蓬溪县村民李志彬上周五因阻止当地政府强拆,遭二十几个黑社会人员活活砍断手脚,其被曝光的血腥照片在网络上疯狂转发,引起轰动。此外,在8月10日,湖北省崇阳县村妇龚珍英因阻止当局暴力征地,遭工程车碾碎双腿,其被碾成肉酱后的断肢图片在网络上曝光后,引起舆论强烈反响。 蓬南镇昆仑村村民李志彬上周五得知自家房屋正遭强拆,遂赶回家阻止施工队施工,在与在场的三名县政府官员及三名村干部协议拆迁补偿未果的情况下,突遭二十几名黑社会人员手持砍刀将其手脚活活砍断,后被送到遂宁中医院抢救,已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受害人妻子唐晴在网络上呼救,其曝光的血腥照片被疯狂转发,引起轰动。唐晴还表示,政府官员目睹了整个行凶过程,但没有一个官员出来阻拦。 记者周日通过怀疑是李志彬家人在微博留下的电话尝试采访李志彬的哥哥李志平,但电话关机。 记者又联络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他周日对记者说,当地政府因要修建遂广高速公路,于是向昆仑村征地,但政府给的补偿款太低,村民们都不同意,双方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有这个情况,是前天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政府)在修遂广高速公路,要经过我们蓬南,要走昆仑村那边,因为拆迁和当地的农民发生一些摩擦,村民跟政府的人大吵大闹,骂来骂去,不管怎么说,村民就是不拆,简单来说就是钱给少了,修高速公路这边就说‘你给我打,出了问题我们负责’,(所以)把脚砍了,不会一下子把人弄死。以前在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政府、村民、工程队的经常发生摩擦。” 记者就此事致电致电蓬溪县政府和蓬南镇政府,但电话均无人接听。 而镇派出所的一名值班人员对记者说,虽然拆迁是政府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是政府派人砍断了李志彬的手脚:“拆迁是政府行为,在拆迁中存在故意伤害行为所以我们派出所在处理,但我们现在还在调查。他(李志彬)现在可能情绪有点激动,到底是谁动的手我们正在找人。他可能认为是镇政府干的,但我们还没确定,他没有证据证明那是镇政府干的。你要采访的话可以跟我们公安局联系,我要没有别的事我就挂电话了。” 网络上发布的图片触目惊心,李志彬表情痛苦地躺在一名女子怀中,双腿膝关节、踝关节及肘关节被砍断,皮肉外翻,露出白骨;头部、脸部血肉模糊。 此外,与李志彬情况相似,湖北天城镇肥塘村村民龚珍英因阻止当局暴力征地,遭工程车撞倒,车轮从她的双腿压过,为保命只好进行了截肢。其被碾成肉酱后的断肢图片在网络上曝光后,引起舆论强烈反响。 一名天城镇的知情者周日向记者证实了事件。 记者:“天城镇的肥塘村因为征地的事情把一个……” 知情者:“老人的腿给压断了的那个事对吧,我听说了,知道这个事,也是8月份的事。” 记者就此事致电崇阳县和天城镇政府,但电话无人接听。而崇阳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则回应不清楚事件。 记者:“崇阳县公安局吗?” 对方:“是,你说。” 记者:“知不知道天城镇的肥塘村有一名妇女因为反强拆被碾断了双腿?” 对方:“不清楚这个事情。” 据肥塘村村民上周四发布在网络上的呼救信称,当地政府强征村内1000多亩土地。并从上个月开始,派出工程车强行为水田填土。8月10日晚,工程队又向水田里倒土,遭到村民们的阻止,其中一辆工程车从农妇龚珍英的身上碾压而过,将其双腿碾成了肉酱,只好进行了截肢。 据维权网上周六发布的图片显示,龚珍英躺在病床上,膝盖以下被截肢,双大腿裹着纱布。其被锯掉的双断已遭碾平,血水将半截裤子染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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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网传贵州省公安厅职工举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崔亚东一事,媒体报道须按新华社通稿和当地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自行派记者去上海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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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pp85-88)。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 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 (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 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丁抒,p.220-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 第99集, 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 (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 (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 (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 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 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p.62, 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森(Sen,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 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 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 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 p242)。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 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 (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6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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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由历史学者笑蜀编撰,于一九九九年被汕头大学出社出版﹐二零零二年引进香港,由博思出版社推出。历史学者笑蜀近日在亚洲週刊撰文回顾称,他的书一九九九年在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丁关根在内部会议上﹐重点抨击了两个月前出版的《历史的先声》。随后全国查禁。出版方汕头大学出版社被停业整顿,出版社负责人被调出汕头大学。所有库存书被搜走化为纸浆;北京更出动公安,三进三出北京的万圣书园查抄此书。 笑蜀说,中共对付自己的历史文献用的完全是对敌斗争的招数,可见恐惧到什麽程度。但中共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这本书他们不仅无任何办法反驳,也无任何办法遏制其影响。铁腕查禁不仅没有用,反而成了该书最好的广告。「直到今天,这本书的引用率依然居高不下,几乎每天都被成千上万的写作人提到。中共只能迁怒于我,我后来的系列厄运,都与此相关」。 但是,笑蜀说,《历史的先声》今天重版也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那就是:当下中国社会正在被急剧撕裂,正在急速地走向极端化。共识和信任不断流失,建立于共识和信任基础上的默契与合作越来越困难。不仅庙堂与江湖之间如此,江湖之间亦然,各种分化组合如七月天气,「变脸」之快常常让人惊诧莫名。而主要原因,显然是十年高压维稳,十年政治倒退,彻底封杀了一切可以通向变革的机会,彻底堵塞了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出口。过去十年是希望不断埋葬的十年,是信心和耐心不断耗损的十年,是特权利益不断膨胀不断固化、体制不断走向绝境、不断走向全民公敌的十年,是社会和人心不断沙漠化的十年。发展到今天,终于走到临界点。光明在前却似乎永远隔着无边的玻璃幕窗;忍无可忍却没有任何出路。这才是当下中国最大危机,也才是十年高压维稳和十年政治倒退最大的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特约记者史英强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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