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院回应证实，网帖中所指陈雪明现为上海高院民一庭庭长。（网络图片）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五名法官被人检举集体召妓。上海高院表示，网帖的法官确实是院内法官，已组织专人调查，并将根据查清的事实和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中新社报道，有网友在8月1日在网路公布一段视频举报“上海高院副院长陈雪明等五人在某度假村夜总会娱乐”集体召妓。 网上视频内容显示，该五人傍晚乘电梯到2楼包厢吃饭，约3小时后进入夜总会包厢“钻石一号”。 此后多名年轻女子进入包房，多名女子被挑选后坐陪，视频并显示其中两人与女子挽手下楼，以及勾肩搭背的场景。 根据爆料视频，这几人随后回到位于4楼的包厢休息。次日零点30分许，数名女子陆续上楼，进入几间包厢。 大约半小时后，第一名黑衣女子离开，一个小时后，其他女子也陆续离开。 爆料人在文章中称，有“嫖娼的全过程视频录像”。 上海高院回应证实，网帖中所指陈雪明现为上海高院民一庭庭长，赵明华现为副庭长。 （撰稿/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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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笑蜀因支持被当局刑事拘留的许志永及其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而遭到国安人员监视和控制。据消息人士透露，原身在北京的他已经被强行“送回”广州。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在其网页上报道，北京时间周五下午，多名记者、学者和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消息称，知名作家笑蜀因不久前声援被刑拘的许志永，在当日下午两点钟左右在北京被国安人员控制。该网站记者试图联系笑蜀，但他为人所知的几个电话号码都无法接通，而且通过社交媒体也没能联系到他。 据知名媒体人北风（温云超）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笑蜀已经被强行带出北京，送回广州。还有一位网友称在飞机上遇到了笑蜀，但身边有人，不允许和他谈话，只能打个招呼。 另据维权律师浦志强在微博上透露，8月2日22点25分，他与抵达广州的笑蜀通上话，对方向他透露以下情况：1、北京国保骗他，说喝茶却控制他，赶他回广州；2、北京把他交给广州，他目前仍被控制，但控制得很人道；3、控制他没合法手续，刑拘行拘传唤都不是，性质是国家绑架；4、扼杀这轮新公民运动的凶手，就是刚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北京公安局长傅政华。 在过去几个月里，笑蜀是提出社会批评、呼吁在多个领域实现改革的公民运动中最积极的活动人士之一。该公民运动被广义地称为”新公民运动”。7月16日，该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在被非法软禁长达三个月之后，被北京市警方正式刑拘。而在此之前，警方已经刑拘或正式逮捕了”新公民运动”至少15名参与者。 在许志永被拘留之后，笑蜀和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联名发表《许志永事件之公民社会抗议书》，征集社会公众签名。今年2月，他也参与了逾百名学者、公民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联署行动。在2011之前，笑蜀曾是《南方周末》评论员，现在《炎黄春秋》担任编委。 不久前，笑蜀曾撰写《中间社会站出来》一文，以其独特视角阐述了为什么几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在摧枯拉朽之后，却在中国门口戛然而止，为什么中国的转型之路”特别复杂、特别艰巨”。他认为，中国需要超越单一阶级的推动， 采取”中间道路”，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倒逼中国转型”。他认为，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意义正在于此。最后他还写道，许志永虽然被捕，但”为自己的理念受难，是幸运的”。”一拨又一拨公民成长起来了，他们不怕了。许志永们将前赴后继。” 中国某知名新闻杂志的一位调查记者告诉”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笑蜀已经被密切监视几个月了。今年初夏，这位记者曾经和笑蜀下榻在北京海淀区的同一家宾馆。当时在半夜1点，国安人员出现在笑蜀酒店房间的门口，并要求他到楼下谈话。这位记者陪伴笑蜀一会儿之后，被国安人员要求离开。他说，国安人员和笑蜀谈了至少一个小时。后来笑蜀告诉他，国安人员要求他离开北京，但他拒绝了，说自己有权利留在这个城市。 综合报道：雨涵 责编：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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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因在微博上声称“想炸建委”而被抓捕的北京摇滚歌手吴虹飞行政拘留期满获释。通过其代理律师陈建刚的努力以及大量网民的公开声援，原本被当地警方定性为刑事拘留的吴虹飞后被转为行政拘留。2日早晨，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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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py.qianl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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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新华网在其首页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文章，该文使用了大量类似文革批斗风格的措辞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自由派以及“盟友”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并由此在网络上引起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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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邓正加之子：全家人都不接受临武县尸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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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最近就“中国互联网管制”的事发表了一点看法，他认为，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互联网管制，管制能管制出六亿互联网用户的话，这种国家管制很有水平啦。管制能管制出，全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有三四家是中国的，很牛啦，云云。 他这话其实有问题，很大而化之。我们还是要用数字说话。 我在06年的时候，留心了一下当时的Alexa排行： 1.
阅读更多据知情官员透露，世界银行(World Bank)正在整理全面的中国经济改革建议，包括将一家大型银行私有化并允许农民出售土地。这些改革建议可能颠覆中共数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系统。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联合制定改革议程，世界银行整理的改革建议是其中一部分。中共将赶在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将这些工作纳入一个改革方案当中。改革的目标是避免经济急剧放缓、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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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出计划经济体制，走上了新古典的经济增长之路，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处于泡沫经济中。凡是泡沫最终都是要破灭的，而泡沫破灭带来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准确理解中国泡沫经济的形成机理，并尽快对其加以有效治理，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管理层面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黄金 增长” 中国的新古典增长始于1979年，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就的：第一，对内改革，解散人民公社，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导致了劳动投入的迅猛增加；第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带来了“外资潮”，从而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突破了中国长期面临的金融约束；第三，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则是属于报酬递增的，因为工业生产通常都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这种异质性告诉我们，当农村剩余劳动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就一定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红利。 很显然，新古典增长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并忽视了需求的约束。凡是转型经济国家(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造成需求约束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资增长受到剩余劳动的压制，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加，从而导致内需不足；第二，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压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因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通常都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上述这种产能释放与需求不足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闭合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之缺口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出口。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转型时期都理性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如果回顾一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其实也是循着这样的逻辑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对内选择了市场经济、对外选择了促进出口的正确之策，从而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因国内储蓄不足而造成的金融约束，导致社会产能释放；特别是发生在1994年的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2001年成功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让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产能大规模流向国际市场，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就闭合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都曾遇到过的“两缺口”，即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与资金不足的缺口，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黄金 增长”，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 进入21世纪之后，新古典增长方式内在的报酬递减律开始逐渐显现，并在国际国内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的约束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内有城乡、要素和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来自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对外则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面对新古典增长必定要产生的报酬递减问题，最好的应对方法，只能是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供给，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却是结构调整，这就刚好把事情做反了。因为在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情况下，调整结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经济增长减速。 新古典增长所产生的问题应该都是有解的，报酬递减可以通过有风险的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组合来加以解决，结构性失衡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平衡，顺差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平衡，为此，我们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在内外压力之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选择，转而采取了结构调整、刺激内需和人民币升值等不当的做法，结果，市场力量受到了压制，中国经济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政府主导的增长之路。 在应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是不正确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那些在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就业与在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收入一定是不等的，只要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两者的收入差距必定会趋于扩大。为缩小这种差距，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改革限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通过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农村居民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只要劳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了，那么劳动收入必定会趋于均等化。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非常短视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补贴政策。其结果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而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却显著下降。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同样发生在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根据国际经验，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要素的收入是持续下降的(因为土地不再是劳动对象，其重要性在下降)，资本要素的收入却会因为其相对稀缺而呈较快增长，而劳动要素的收入在剩余劳动的压制下增长较慢。为降低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开放金融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借以达到平衡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之目的。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金融垄断和增加名义工资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小非垄断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劳动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性投资锐减，就业增长缓慢，公平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却面临危机。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区域之间。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集中的。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区域之间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平衡的。为防止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唯一正确的选择仍然是人口流动。只要有人口流动，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一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社会却会出现和谐性增长。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性增长指的是，只要人口能够自由地从缺乏经济增长机会的区域流向经济高增长的区域，那么人们就可以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是否平衡，这在工业化时代是绝对不可能，而是在于人们是否有机会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成果。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在应对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仍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鼓励人口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而是通过行政干预和政府投资力求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其结果是环境破坏(在不该投资的地方投资所致)与投资收益的下降，而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则未见拉平。 接受环境成本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 就像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大规模的工业活动一定会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不要工业化？假如我们想要逾越必定会带来环境成本的工业化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直接从农耕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服务型社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一个未经历过工业化充分发展的社会，既不会有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不会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既然我们不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直接进入到现代的服务型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由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和人为地破坏环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也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采取了过于放任的、“管而不治”的做法，结果，只要政府监管不到的领域和地区，环境便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原本就是不可能由企业和个人来治理的，降低工业化时代环境成本的正确做法只能是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对环境积极地加以治理。 中国贸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 由新古典增长造成的资源缺口并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所面临的资金和外汇两缺口一样，只要中国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资源，资源缺口绝对不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曾经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是一个资源比中国还要匮乏的国家，但资源从来就没有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日本经济衰退主要是源于其错误的汇率(包括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政策。那种以为通过汇率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的想法，其实是很天真的。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制成品生产国来说，汇率就像一把双刃剑，汇率升值在降低进口成本的时候，也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为由升值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必定会导致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与就业的下降，于是，不论是中间品还是最终消费品的进口都会因此而趋于下降。以上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在禀赋约束下又不得不从事制成品生产的国家来说，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通过制成品贸易顺差来对冲资源品进口产生的逆差，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明智之举。但是，从2005年开始，我们却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此人民币便走上了升值的不归路，时至今日，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由出口增长率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减速，使得中国极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归根到底是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价格(汇率)问题。从需求上讲，中国的人均 GDP 才刚刚超过5000美元，尚有一半左右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而农民通常都是倾向于自给自足的，这就决定了国内需求(消费)与不断释放的产能相比必有缺口。 再从供给角度来讲，中国是个资源贫国，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卖，中国的人力资源高度匮乏，也无专利和技术可卖，面对巨大存量剩余劳动的压力，不得不参与国际专业化加工制造。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以工业制造为主的国家，必定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工业制造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产，为摊薄固定资产， 制造业 生产的规模就须足够大，凡是制成品生产国最终都会受到这种“最小盈利规模”之约束。因为有“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制成品生产国只有通过增加出口才能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于是贸易顺差也就随之而来。中国、德国和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就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制成品生产国。 如果我们把二元结构造成的内需不足与制成品生产的最小盈利规模综合起来，就可以发现，中国贸易顺差是由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与国际分工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所以是不可能通过汇率(价格)调整来加以平衡的。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的时候，理智的做法当然是对外投资，即用资本项的逆差来平衡贸易经常项的顺差。但在对外投资遇阻的情况下，我们试图通过调整汇率来平衡贸易顺差，其结果是出口增长率下降，中国因此而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增长动力。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增加了投资风险。结构调整导致产业紧缩；人民币汇率升值又造成了出口紧缩；政府为平衡各种收入和增长差距而实施的转移支付政策必定会导致税收的增加，从而提高了资本楔(即企业投资收益中被税收征缴取走的部分)；而政府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又增加了工资税楔(政府在企业增加员工工资时所缴纳的工资税)。在以上这些政策压力下，中国实业投资的风险与日俱增。面对这种局面，便需要增加投资组合来降低由各种政策因素带来的风险。 在开放经济下，资产组合可以有三个选项：投资；假如投资有风险(政策因素所致)，那么可以导入人力资本组合来对冲投资的风险；假如缺乏人力资本，那么就只有通过增持无风险的外国债券来避险了。而中国的人力资本供给是不足的，因此试图导入人力资本来对冲政策风险是不太可能的。而中国的金融管制又使得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增持外国无风险的债券来降低投资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放弃高风险(政策干预)、低回报(报酬递减)的实业投资，转而投向高风险与高回报的金融、地产业，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突出地表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投入产出表”的萎缩；二是伴随着巨大规模广义货币(M2)扩张而来的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中国的 GDP 约为5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当年的M2竟然高达90多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M2与GDP比重接近200%，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足见中国经济泡沫之大。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部门：一是 房地产 部门；二是政府的基建投资，从而造成今日中国愈演愈烈的 房地产 泡沫和财政泡沫。 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避免泡沫破灭的危机 凡是经济泡沫最终都是要走向破灭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以下两个冲击最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泡沫的破灭：一是来自于美国的生产率冲击；二是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冲击。 随着美国能源逐渐走向自给自足，再加上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正在迅速地把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溶入到工业生产体系中去，美国 制造业 的生产率正在大幅提升，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必会吸引全球资本重新流向美国，进而引起资本流出国家的经济衰退，这就是我们在此定义的生产率冲击。 更为可怕的冲击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所造成的信用冲击。从本质上来讲，人民币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因为人民币的主要来源是外汇(美元储备)占款发行，其在人民币发行总额中所占比重之高可能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货币发行机制下，即使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只要美元因为美国的再工业化而重新回流美国就足以给中国的流动性带来巨大的冲击。然而，就在美国要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争夺工业化发展空间的关键时刻，我们却在出口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减速、人民币逐渐成为空头货币的情况下，把人民币推向了国际社会，这无疑是为全世界想要做空人民币的金融投机者提供了“弹药”，于是，只要国际做空人民币的投机者掌控足够数量的人民币后，随时都有可能发起人民币挤兑的信用冲击。这种冲击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和流动性紧缩，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下降与泡沫的破灭。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有可能避免这样的危机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必须以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前提，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将难以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深化国内 金融改革 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扩大贸易自由度能够充分发掘本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凡是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参与货币国际化竞争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为了消除中国的经济泡沫、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所需要的是改革开放、制造和出口，而不是结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资本项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4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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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的争执由来已久 今天（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6周年，中国媒体纷纷转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当天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强调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 这篇题为《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的文章的主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听党和习近平主席的指挥。 文章要求毫不动摇的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被范长龙称为的错误政治观点。 范长龙的文章主旨为三点，首先是深刻认识习主席关于强军目标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其次是准确把握习主席关于强军目标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第三是坚持用习主席关于强军目标重要思想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 范长龙说：“要坚持用习主席关于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更加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 虽然今年4月上任的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过去并没有太多的军事经历和经验，只在1979年到1982年间担任过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 而范长龙在文中赞扬席近平：“习主席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顺应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期盼，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的新境界。” 关于“军队国家化”的争论 “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的争执由来已久，近些年在中国也不断出现关于支持和反对两派的激烈争议，《解放军报》近年来不断刊登批判“军队国家化”的文章，今年早些时候甚至有传言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被停职，就是因为他也表态主张“军队国家化”。 支持“军队国家化”的人认为，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军队不会成为任何政党或个人干涉国家政治的工具，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的判断标准之一。 反对者认为，“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政党和军队关系的理论，不仅是西方政治家为竞选和自身需要而借用的理由，更是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度本身的产物。 有更极端的反动“军队国家化”的人，甚至把这一理论称为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政治挑战，实际目的是为了削弱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 网民的评论 对于范长龙的这篇文章，不少网友也在微博上留言，发表评论。 一位署名“老张9716”的网友表示：“不懂了，小时候政治书里好像说军队是国家机器呀，国家化有什么不对吗？国家不也是党领导的吗？他的言论貌似把党和国家对立了，分开了” 另一位网友“谷子李兜师水”则质疑说，“如是说，军帽上的国徽是不是要改成党徽了，军费要由党费开支了？” 多位网友还引用前中共领导人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观点来反驳范长龙的文章。 新浪微博认证身份为“《开放时代》执行主编吴铭”的网友留言说，“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毛泽东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原载《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 另一位新浪网友“东一区柏林设计”则在微博上引用了毛泽东的另一段话，“‘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 还有一位网友“李如玉2012”则引用了周恩来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周恩来：《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 (撰文：嵇伟、李文 责编：董乐) 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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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记者发现，包括中国网民上网首选的搜狐网、新浪网、网易网和腾讯网，都在首页固顶该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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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媒新华网于8月1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当天，发表了一篇署名王小石的评论文章，题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该文在用激烈的措辞对支持民主宪政的公众人物进行攻击的同时，也竭力贬低了被中国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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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有意在庭审中认罪,以换取更宽大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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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反乙肝歧视人士雷闯从网络热议的贾君鹏事件中收获创意，自2011年3月22日开始向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每日寄出一封信件，希望能在当年的7月28日（世界肝炎日）请总理吃饭，想以这种方式唤起当局对乙肝歧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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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在中国社会蔓延，它的一个重要源头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它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含义不断演变，但对个人权利的突出追求万变不离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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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凌晨4时多，福建古雷半岛PX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当时我刚刚从菲律宾转机抵达旧金山。在出发前，我写了下面这篇关于污染转移的文章，以厦门PX化工项目搬迁为例，提及项目的新址古雷半岛。7月28日，我从厦门飞马尼拉的途中，在空中拍了古雷半岛的照片，看到了那家PX化工厂，不想两天后就发生事故。 7月20日，我和朋友驱车从厦门到漳州，路经海沧开发区。海沧曾因为民众抗议成功，迫使当地政府取消PX项目在当地落户而举世闻名。开车的朋友在当地环保部门工作，熟悉这里的每个企业。我问他最近企业的订单如何。他说，最近来自美国的订单比较稳定，但欧洲的就少了。我说，企业生产少了，污染排放也少，对环保监管来说应该是个大好事啊。他马上接口道，海沧企业的污染已不像前些年那么厉害，重污染的厂子，早都搬到漳州了。海沧现在的房地产，与整个厦门地区一样，升值很快，现在环保监管很严，不但见不到直接的烟囱排放，对每个企业也都是24小时监控，随时取样带回办公室化验。我问，那环保人员会不会被企业收买？他说环保监控部门与执法部门是分开的，监控部门负责污染信息的收集。取样回来都编了号，实验室人员按照编号化验，并不知道样本来自具体哪家企业。结果出来后，则由执法部门上门执法。 他举例说，有一家高档家具企业，因为传统的喷漆办法含苯太高、污染大，这个企业把这部分的产品挪到隔壁的漳州市生产，在海沧的工厂则采用污染小的水性漆。水性漆成本高很多，专用于生产高档的家具，价格比在漳州生产的产品高一大截。大部分的化工企业也都整体搬移，挪到山沟里去了，比如漳州的长泰县。海沧区出台了针对性的土地政策，把原先化工厂的土地性质由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政府不出钱，让这些化工厂自己承担搬迁成本，但这些化工企业拥有原厂址的土地开发权。海沧商业用地价值高涨，这些化工企业都乐意搬迁，转型搞房地产开发。污染也就随之迁到漳州。 漳州、厦门同属闽南金三角，厦门企业搬迁，最直接便利的考虑非漳州莫属。厦门成功赶走的PX项目，最后落到了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该岛离漳州市区有100多公里，因为是在大陆延伸出去的半岛上，离漳浦县城也有40公里以上。古雷半岛的住户稀疏，漳浦县城离得又远，当地的民众没有抗议。但隔海相望的同属漳州市的东山县却遭殃了，因为东山岛与古雷半岛只隔了条窄窄的海峡，化工厂的烟囱清晰可数。而化工厂投建后的经济效益归漳浦县，东山县却无法分享，但污染肯定首当其冲。渔业和水产养殖是东山岛的支柱产业，隔海污染的后果世世代代。 我的家乡正是东山县。据当地民众向我描述，2009年3月，东山民众自发联合起来，游行队伍堵住交通要道。老婆婆们主动坐到队伍的最前面，群众熬粥送汤，积极响应。中小学生自发步行十多公里到县政府前请愿，校园贴满各种传单字报。年轻人组织了摩托车队，打算到岛外的沈海高速上拦堵抗议，希望引发外部世界的注意。最终还是武警出面，息事宁人。民众只能眼看着化工厂的烟囱在海对岸一根根竖起来，灯火辉煌。 当时那一届的县政府曾给东山县带来大变化。土地不再是简单审批出让，而是竞价拍卖，使得多年捉襟见肘的财政有了宽余。当地修了宽阔的道路，开始大规模环境整治，开发海岛旅游资源。然而，虽然制定了旅游开发的大方向，该届政府还是引进了大型玻璃生产厂，建在岛的东北部，八根烟囱与海对岸的化工厂遥相呼应。浓烟使得附近村庄的院子每天落上一层灰泥，不敢开窗。县领导提到“先引进再治理”。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部分，地方政府总是想方设法引进大型企业。而这个玻璃厂建厂后不单单生产玻璃，还在岛上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县政府有专门机构服务这大型企业：这是县域经济的实际状况，政府为企业紧密全方位服务，污染问题，也只有慢慢治理了。因为现行体制下政府更不容易重视当地的长期利益，一届政府的考核任务和短期目标便往往与当地民众的永久利益之间存在不易调和的冲突。 在厦门和漳州之间发生的污染转移只是现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一个小缩影。污染不仅变成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污染还会因为各国（地区）不同的发展状况随产业在国际（地区）间转移。 有个名词Pollution Haven（污染避风港）便总结了这种状况，指的是跨国企业因为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监管、劳工政策以及税收限制，把污染生产，特别是那些重污染行业(dirty industries)直接挪到发展中国家。但这个污染避风港的假说不好印证，实证研究中一直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跨国企业的厂址选择与当地国家环保标准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Beata K. Smarzynska和现任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的魏尚进曾在2001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提到，不能找到信服证据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一个是假说不成立，另一个则是研究者的研究办法有问题，不能发现这个肮脏的秘密(dirty secret)。他们强调，实证研究中对当地政府的环保标准考核经常停留在规定的表面条例，而实际的环保标准经常因为官员的腐败得不到实际执行。当地政府的环保统计指标与实际状况可能不符，所以才不能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与环保政策关联的这个“污染避风港”效应。发展中国家环保政策的执行不力，会促使污染的转移。 然而，发达国家对污染随着产业转移的现实，有着戒备并付诸努力。在法国工作的两位经济学家Tuotuo Yu和Sandra Poncet在2013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指出，随着国际贸易环境保护意识的强化，发达国家的贸易环境壁垒(environmental trade barriers)有可能弥补发展中国家环保政策的不足，减少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个贸易的环境壁垒与其他的壁垒性质不同，它强调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在本国生产时也必须参照发达国家生产过程的环境要求，不得污染当地环境。比如iPhone，如果在中国的加工过程违反美国的规定，美国的消费者有责任抵制购买这样的产品。这迫使发展中国家提高环保要求，减少了当地的污染，逐步赶上发达国家的环保努力。 国际贸易中的投资自由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重点还是在于谁的谈判利益算数。官员还是当地群众的利益？通过什么样的表达渠道实现？环保不能单纯靠政府政策和监管，更应该是直接利益关联群体的选择。在美国，社区的利益总是放在谈判中的首要位置。社区投票不通过，其他的谈判努力都没用。但中国的环保现实不同，地方政府的经济目标和行政执行能力超脱于当地民众长期利益之上，污染不仅从跨国企业引进，而且在国内地区间转移。国内环境的恶化，城市空气污染，饮用水的质量，动植物食品（比如牛奶等）的安全问题，便成为迫切的现实。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随着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的增多，中国可能对其他国家转移污染。因为缺乏机制保障，对外的投资无论是国有性质还是私人企业，在企业的伦理约束上都缺乏学习经历。长期以来以经济效益为上的经营目标，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得不到培养；又因为政府的发展目标，使得对企业的监管和约束得不到保证。企业的声誉考核还是集中于经济利益。完全有理由担心这样的企业在其他监管更为薄弱、对外部投资更为迫切的国家和地区，与在中国国内相比，更加不在意当地环境的保护，更加忽视当地的长期利益。这会造成后续的矛盾和冲突，影响中国的声誉。 张居衍是经济学博士。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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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26日、28日三个下午，在北京昌平一个度假村会议室，我应约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之一”谈话”。就民主、法治、宪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公民理念、财产公示、信访、教育平权等众多问题在争论中各自阐述自己的理念。对方说我已经构成犯罪，即将采取强制措施，要求拥护党的领导，停止犯罪。我说会坚守新公民精神，具体方式方法愿意听取意见，但如果追求做公民就是犯罪，我愿为这罪承受一切代价。 一．6月25日 这次见面提前一天约好的。我家门口的看守组长说市局几个主要负责人之一想和我谈谈，保证当天晚上就回来，我没想什么就答应了。 自从4月12日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下楼。在三个便衣监控下乘车到昌平北面中卡庄园东面一个不知名的小度假旅馆。下车，被搜身，来到一个会议室，对面坐着两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男子，其中一个主谈，看得出地位较高，称之为c吧，另一位称之为d吧。一个年轻人摆弄着摄像机，一把椅子留在对面。 我坐下来，说我是许志永，请问对方是哪位？c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今天采用这种方式和你谈话”。我问什么事？ C：自从4月初我们对公民非法组织采取强制措施以来，已经快三个月了。你作为组织的负责人，已触犯刑法多个罪名，我们即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公民远不是一个组织，而是追求民主、法治、自由、公义、爱的自发群体，一贯温和理性建设性推动国家进步。我们的行为无论聚餐、呼吁官员财产公示都是行使公民正当权利，当然不是犯罪。我追求做公民的理念不会改变，至于方式方法，可以探讨，我们从来都是理性的，愿听取建议。当然，如果连我这样温和理性的人都被捕入狱，那是天意，是这个民族的不幸，我听天由命。 C：你们理性吗？街头打横幅，全国各地几个月间上百次之多，如果我们不及时制止，就会引发社会动乱。 我：难道官员财产不该公开吗？公开了，没那么腐败了，我们也就不会打条幅呼吁了。你们担心大家聚集，说明财产公示是人民的愿望，呼吁财产公示只是言论表达，不会引发动荡，如果将来有动荡的话，一定是特权腐败和变态维稳激化矛盾导致的。 C：我们党不是在积极反腐败吗？ 我：那不挺好吗，我们也积极帮助反腐败。 C：你们真心反腐败吗，党反腐败取得那么多进步，你们怎么看不见？ 我：我们当然真心反腐败，从来不说一套做一套，就在”十君子”被捕前不久，我们还讨论起草阳光法案。我不否认共产党也在反腐败，但制度有问题，越反越腐败，请你理性想一想，过去十年，中国腐败减轻了还是加重了？ C：哪个国家没有腐败？按照你们的模式治理国家就不腐败了？ 我：确实哪个国家都有腐败，但程度差别大了。美国也有腐败，但一个部长级官员受贿200万美元绝对是天大的新闻，在中国算什么？腐败需要权力监督才能治理，必须有独立的司法，有权力制衡，有自由的媒体，这是全世界都有效的办法，财产公示也是制度之一，为什么就不敢公开呢？ C：你们打着教育平权的旗号，每月围攻教育部，给我们带来了多大麻烦，你也当过人大代表，为什么不通过合法渠道反映诉求？ 我：我们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努力，给上千个人大代表发信，找很多专家研讨。但最有效的方式是去教育部请愿，你们这个体制就有这个毛病，维稳至上，所以群体聚集能给你们最有效的压力，所以才能推动教育部改变政策。 C：北京已经很拥挤了，如果北京放开高考，全国学生都跑到北京来上学怎么办？ 我：怎么会呢？高考移民是因为录取不公平，北京的录取优势是因为剥夺了800万非户籍纳税人子女的高考权利，如果这800万新移民的孩子都在北京高考，北京的录取优势就没了，谁还会来这里高考移民？我们争取教育平权，不是争取特权，而是争取同一个城市内部居民同税同权，是争取数千万留守儿童和父母团聚的权利。你们以为今天压制了教育平权的呼声就是维稳了，可你们是否知道，北京800万新移民的孩子遭受歧视伤害耽误了前程之后，他们会去哪里？他们还会回到北京来，因为父母在这里，北京才是他们的家。我在法院做陪审员的时候深知”外二代”犯罪在迅速增加，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平等歧视伤害的结果。（略去部分争论） C：这些你可以提合理化建议。 我：我们一直在提，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建设性推动社会进步。 C：你的一系列文章，比如《人民的国家》，整个照搬西方体制，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的组织活动，几个月发展到几千人，你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而且不止一个罪名。 我：共产党、社会主义难道不是西方的吗？请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是社会主义，我们追求的民主法治为什么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和民主法治对立吗？关于反党，这个概念太极端，方针政策对的就支持，错误的就反对，而且，我对任何人都心怀善意，如果共产党经过大选继续执政，我支持。如果说公民一起吃饭，讨论时政服务社会，呼吁财产公示就是犯罪，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判就怎么判，我无所谓。 D插话，说了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多么坏，说你许志永将来很可能就是一个汉奸，网上也有人这么说你。 我很认真地说：我可能比你更爱中国！你有空可以看看我写的《回到中国去》，看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经历和感想。而你们，多少贪官污吏把财产转移到了 国外？ C：爱党，爱国，爱人民，三位一体，你不爱党，怎么爱国爱人民？ 我：我的祖国五千年了，来自西方的党还不到百年，将来共产党不会千秋万世永远统治，怎么可能三位一体？我爱中国，我爱13亿同胞，但我不爱党。一个原因是历史上它给我的祖国带来的太残酷的伤害，数千万人饿死，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党太肮脏，大量贪官污吏，从申请书到入党宣誓都是在公然撒谎——有几个真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厌恶谎言，我厌恶为了私欲不择手段，我厌恶一个人在宣誓的时刻也撒谎。 C：敢说不爱党，算你是好汉。考虑到你的主张自由、公义、爱还不错，目的是好的，本着教育的方针，还是希望爱党，放弃公民活动，多和社会各界接触，看问题更客观些。 我：谢谢提醒，我会努力更加客观理性，既看社会问题，也看新闻联播。具体活动如果有不当之处，我可以听取建议，有些行为如果超前了，可以停下来，都可以协商，但是别说什么犯罪。 C：我知道一时半会改变不了你的观点。看过你的档案，你这个人多年来就像一根针一样那么恒定，立场就在那里一动不动。下次接着谈吧。明天后天下午什么时候你觉得合适？ 我：明天吧。 大约七点，我被带回家，依然被严格看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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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的极端高温让不少地区跻身“火炉”行列，太阳底下烤五花肉、煎荷包蛋早就不足惊呆小伙伴了，只要你足够耐热，太阳底下进行绿色无烟烧烤完全不在话下。...
阅读更多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小魏说事：【薄熙来案昭示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吗？】;薄熙来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只要人治集权体制不改，无论是村夫野老的穷后代还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不管是拼命挣扎掌握一官半职还是上辈荫庇身居高位，都会肆无忌惮，作奸犯科，与党性无关，与人品不搭，只因权力的天性就是扩张和滥用，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腐化。 2013-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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