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北海市沙田镇，上千村民1号堵塞道路，以抗议官商勾结所造成的对生态环境和渔民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2号，数百名村民与大批警察对峙。 网上对沙田镇的抗议活动的报道虽然简短，但仍可从中看出这个地方存在的许多问题：官商勾结、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渔民健康受到威胁、村民赖以为生的码头等基础设施日渐颓败、只能靠捕鱼为生的“村民被逼上绝路”，等等。 广西北海市沙田镇上千村民抗议官商勾结（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夏明教授表示，沙田镇的村民抗议活动并非偶发，沙田镇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他说，在中国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带来了对弱势群体圈地式的掠夺，弱势群体被排除在有关重大经济活动的决策程序之外： “（在沙田镇等地方所发生的）实际上是一种残酷的‘圈地’运动，老百姓被从土地上扔出去，最后陷入贫困化状态。” 中国事务评论家刘念春说，官商勾结的背后可能就是官员与地方黑势力的勾结： “只要有钱可赚，那就什么事都可以作，因为没有法律惩罚他。” 这位评论家说，沙田的环境生态遭受破坏是一些地方官员没有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个例子： “中国就没有一套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 夏明教授表示，领导干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当为人民的利益而勇于担当，而不能斤斤于眼前的经济利益： “（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担当）所失去的是人的根本的同情心。”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由一个拆除市区公园以建购物商场的决定引起的土耳其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于今日进入了第三天，同时也引起了大量中国网民的围观：...

5月31日，中储粮78个储粮囤突然表面着火，这正是中央巡视组进驻中储粮的第五天。虽然官方称火灾原因尚待调查，但网络上却有大量网民因为蹊跷的着火时间点而对粮库失火的真正原因产生了怀疑，更有许多网民将这次...

六一节到了，孩子们正忙着汇报演出。今年的主题是“中国梦”。5月初，中国教育部、文化部、全国妇联等十部委下发文件，要求各地组织“庆祝六一节”活动，“采用多种形式， 歌颂‘中国梦’、描绘‘中国梦’、放飞‘中国梦’”，“开展‘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学习雷锋、做美德少年’ 网上签名寄语活动”等等。 文／长平 不少孩子和家长在网络上抱怨过节累。除了本身已经超负荷的课业和课外学习，孩子们还要承受十部委要求的政治表演。有人说嫌累你可以不参加嘛，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且不说校方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会强令学生参加。更多的时候，校方根本用不着强求，家长挤破脑袋也要让自己的孩子登上表演舞台，这是社会为他们提供的并不宽敞的上升通道。一个人在对抗主流社会的状态中成长会很艰难，何况这个社会并不宽容反抗者和边缘生存。 我曾经多次在电视节目的拍摄现场，见到那些等候上镜的可怜的孩子。编导们心里十分清楚家长们为了这样的机会，如何托人情、送厚礼、排长队，知道自己大权在握，对家长和孩子态度傲慢，动辄呵斥。很多孩子只是在两三分钟的节目中充当群众演员，甚至仅仅是替补群众演员，编导们为了自己方便，也会要求他们从早到晚守在彩排现场，随时听后调遣，一刻都不能离开。有一次是寒冬，现场暖气不足，照例灯光炫目、噪音盈耳、空气污浊，很多孩子带着浓妆、穿着薄裙、饿着肚子、挨着呵斥，等了整整一天，最后节目被取消了。我常常想，这真是生动的权力教育课堂，孩子们由此知道，为了那一刹那的“荣耀”，得忍受多少的折磨和屈辱。 更重要的是，这类节目的排演，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随着中国高层领导人换届，“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还没有卸妆，“中国梦”又粉末登场，孩子们被当作政治宣传秀的工具轮番利用。正如十部委文件所要求的，通过这些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中国梦’ 的学习教育融入其中， 使儿童在参与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和熏陶”。 什么是“中国梦”？习近平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引起世界舆论的不安。各方专家批评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指出其意在加强政府权力而不是公民权利。英国《经济学人》最近一期封面报道中，将习近平比作清朝的乾隆皇帝——事实上很多中国人为“康乾盛世”感到骄傲，当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个报道说，乾隆皇帝傲慢而愚蠢地拒绝了英国使团开放贸易的要求，自诩“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失去了跟上世界近代文明的机会。 作为对习近平“中国梦”的理论阐释，最近中国掀起一轮对民主与宪政的批评浪潮。《光明日报》、《红旗文稿》、《人民日报》、新华社及《环球时报》轮番上阵，声称“宪政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要将西式民主从普世知识降为地方知识”、“我们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真理”。在成人们看来，这可能是世界政治的笑话。然而，这些观念通过各种“汇报演出”及整个教育体系让儿童“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和熏陶”，其后果不容忽视。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加强对新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教育，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世界各国儿童节的要义均在于保护儿童权益，反对各种形式的对儿童身体与精神的摧残。中国政府十部委的六一节指令，显然反其道而行之，公然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 以上文字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改革的攻坚之年，终于到来。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哪一年比1908年更为关键——呼唤真改革的民意，在这一年第一次以运动的方式爆发出来。朝廷如何应对这汹涌澎湃的民意，直接决定着人心的去留与改革的成败——但终究，朝廷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假改革、反改革之路；革命，也终于不可避免…… 反改革案例一：下达谕旨，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 1907年12月，清廷下达谕旨，用十分严厉的口吻谴责“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朝政。谕旨说：近年以来，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动辄拿立宪说事，“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此干预朝廷决策，着实可恶。谕旨明确强调，立宪法开议院这种国家大政，决不是人人都可以议论干预的——“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 禁止“绅商士庶”议论立宪事宜的同时，1908年1月，作为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学部，也秉承朝廷谕旨，明文禁止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在其下达给“大学堂”（清末大学的通称）的文件里，如此严厉规定： “（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名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如有废弃读经、讲经、功课荒弃、国文不习，而教员不问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员不加惩举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 上述谕旨的颁布，与1907年大量的“绅商士庶”和“大学堂”学子积极参与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有直接关系。运动的起因，是朝廷在铁路修筑权问题上出尔反尔。本来，江、浙两省绅商所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早在1906年前后就已上奏获准修筑此条铁路，而且部分路段业已开工；英国方面却以1898年曾与清廷订立过一条借款代筑此路的草约为由，要求清廷禁止江、浙绅商自办。英方的要求获得了袁世凯的支持，1907年10月，朝廷颁布谕旨，将筑路权送给了英国，本国绅商则只允许“搭股”。 朝廷此举，引发两省立宪士绅的极大不满，随后掀起一场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运动。在这场运动当中，立宪士绅们似乎是第一次意识到“议会立宪”与维护自身权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们在《时报》上刊文，说此次事件背后，“非仅铁路问题，乃民权问题”，倡议“合二十二省开国会，以争还我民权”；《申报》上也刊有大量立宪士绅的文章，尤其有文章一语道破机关——“今日应急设议院，然后可保路矿”，《申报》自家的社论说得更明白：假如国会成立，监督政府，之前那种借款便不会发生，更不会出现这种绅商利益被朝廷予取予夺的现象，所以，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非国会不得其当，代表国民之意见而以全力撼政府，亦非国会不得其当。” 袁世凯个人意见即可决定铁路修筑权的归属，尤其让士绅们愤怒。《时报》因此竭力呼吁速速设立议院，“以戢官场之专横”，期望以议院来压制官僚们的专制决断；在一篇名为《论今日不能不开国会》的文章里，《时报》说道：“今日我政府实无一事而不腐败，纵我国民不惮烦日日而争之，事事而争之，其所补救者亦仅矣”，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非召开国会不可。报纸甚至以扬言的态度号召民众，假如政府不立宪，不开国会，不给民众以代表权，则民众应该组织起来抗拒纳税——“至再至三，继续进行，强矫不变，如万不得已，则以不纳租税为最后对待之手段”。 江、浙士绅们在这场保护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宪政、民主素质相当之高。单就其提出的——“欲收对外争权利之效，请先从事于对内争权利可也。……对外争权利者，治标之法也；对内争权利者，治本之法也”——这一条，就已足以让后人汗颜。朝廷虽然早已宣布预备立宪，但士绅们立宪维权的意识越高，朝廷却越是忌讳；加以此次运动江浙学生非常活跃，北京9所“大学堂”的学生也积极声援，联名要求拒债筑路。朝廷自觉尊严受到了挑战，利益受到了伤害，遂有上述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的谕旨的颁布。 如此倒行逆施，引致舆论一片谴责之声。《申报》刊文《论政府欺罔朝廷》，文章讽刺道：朝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政府非但不诱掖引导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众干预政治；这岂非欲实行专制？若政府真想要搞专制，何妨明说，又“何必用其专制之手段，以肮脏此立宪之美名也哉！”另一《政论》杂志亦明目张胆地刊文《今日中国之学生宜与闻政治之事也》，赤裸裸地与朝廷谕旨唱反调；文章说，学生在全国民众当中，相当于一种“先觉者之地位”，政府若要立宪，必须让学生参与政治，没有学生的参与，立宪不可能成功；如今政府之所以不准学生参与政治，不过是“以便政府之私图”罢了。 反改革案例二：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 报纸刊物声援绅商和学生和批评朝廷的坚决态度，终于也招来了朝廷的打压。 1908年初，朝廷颁布《大清报律》。《报律》共45款，其主要规定大致有：报刊创办前须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并交纳保证金；每期出版前须送交地方行政机关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刊载“诋毁宫庭”、“淆乱政体”、“扰乱公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止发行”；禁止刊载“未经官报、阁钞发布的谕旨章奏”，违者处两年以下徒刑及二百元以下罚款；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上述规定者禁止入境，出海关没收后入官销毁。（45款全文可点击阅读：《大清报律》） 上述规定当中，最核心之处，是对报纸内容实行事先检查制度。这一事先检查制度的具体规定是：“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倘若此款法律被严格执行，则意味着报纸上再无可能出现任何针对朝廷的批评之声。 事实上，朝廷意图控制舆论的努力早已有之。1906年由巡警部颁布的《报章应守规则》九条，实际上就是九条控制舆论的禁令，头两条尤为赤裸裸：“一、不得诋毁宫廷。二、不得妄议朝政。”——《规则》出台前一个月，朝廷刚刚宣布要“预备立宪”，许诺要将一切政务“公诸舆论”。 《规则》很自然地引发了媒体的愤慨。朝廷对外宣称《规则》系参照日本报律而制定，政治立场倾向于立宪的《申报》，则参照日本报律，对九条禁令逐一驳斥，以揭破朝廷虚伪之真面目。尤其于头两条驳斥最为用力。《申报》说，所谓“不得诋毁宫廷”，已经违背了立宪精神，因为中国宫廷事务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譬如“皇室经费，既与政务相混，内官制度又与政体相睽”，这些事情，报纸当然有责任记载和评议，若因此而治报纸“诋毁宫廷”之罪，显然已经违背了“预备立宪之原理”。对于“不得妄议朝政”，《申报》说，监督政府、促进政治改良，是报纸天然的职责，“报馆岂政府之臣属，而可以禁之不议政耶！”政治立场倾向于革命的杂志《汉帜》，自然更不会放过这种批判清廷的大好机会—— “七月十三日满廷颁布立宪之伪诏下，未几即有巡警部取缔报馆之规则，如不得诽谤宫廷，妄议朝政。是夺全国人发言权，而有过于始皇偶语之禁也……出版、言论、集会三大自由者，万国宪法中，共同遵守之通例也。而报馆则具有出版、言论两部性质，各国文明程度之高低，皆以报馆之敢言观之……满廷方议宪法，即犯三大自由之二，是各国以报馆监督政府，中国反以政府监督报馆。各国因专制而立宪，中国反因立宪而专制也。” 1908年的《大清报律》，不但重复了当年的《规则》，而且增添了事先检查制度，对舆论的控制更为严厉。通篇《报律》，只讲言论控制，丝毫不提言论保护。《报律》尚未出台，媒体已得知其主要内容，《公论新报》即刊文批评：“吾国政府未尝自束于法律之中，而仅仅苛责于吾民一方面”；《大公报》也悲观地预料道：“（报律一旦推行）报界言论自由之灵魂将飞散于云霄之外……湛精烂漫之舆论，更刍狗之不若也”；《申报》则激烈批判道：“（报律颁布之后）则吾国真为无舆论之国”。 朝廷对报界的反抗置若罔闻，反在1908年3月颁布的《报律》中增加了不少限制舆论自由的条款。结果，引发了整个报界的抵制。《江汉日报》刊发时评《呜呼立宪——对于新定报律之感言》，痛骂制定此律者的“衮衮诸公”——“不啻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也”； 《神州日报》发表社论《监谤政策之争议》，称朝廷这一法律的出台，其目的在于——“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狂猖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 朝廷的一意孤行最终促成了报界的联合抵制。最坚决的可谓北京报界，其联合宣言书戳破了朝廷自谓《报律》袭自日本的谎言，明白昭告世人，日本报律决无“内容事前检查”的规定。宣言书扬言：如果朝廷固执己见，必要执行“内容事前检查”，则北京报界将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停版，并将呼吁全国报界与政府进行交涉或将所有报馆的发行所移到租界，全体挂上洋旗，以示坚决抵抗。 反改革案例三：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 与舆论领域朝廷的压制和报界的抗争大约同步，朝野士绅在1908年前后已经比较充分地联合了起来，成立了许多以研究宪政、呼吁宪政、开启民众宪政智识为宗旨的社团组织，譬如政闻社、宪政讲习会、预备立宪公会、国会期成会……等等，并掀起了一场请求开设国会的大请愿运动。 运动由宪政讲习会发端。1907年9月，由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等人领衔，向清廷呈递了全国第一份要求从速召开国会的请愿书。请愿书中说：中国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外忧”，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内患”。这个“内患”，就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体，“人民无参政之权，国家对于人民，既以干预政务为越权，人民对于国家，亦以不闻国事为本分。是故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这样的整体，以前用来镇压国内是绰绰有余的，但要用来抵御外辱，就远远不足了。因此，“民选议院不立”，不但内患化解不了，外忧也同样无法消除。 请愿书还说，国会一定要速速召开。因为只有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及早成立”，然后制定各种民法、刑法，实现司法的“完全独立”，使议院真正成为政府的监督机关，监督一切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如此，“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道，质问之声即起”，才可以保证“官无尸位，责有专归”；才能够防止“横征暴敛”和“官吏肥私中饱”；如此，底层民众的怨言，也就可以销声匿迹，“内患”已除，外忧自然不再是问题。 末了，请愿书还驳斥了当日流行的民智未开，不应急于开设议院等谬论。请愿书说道：民众的议会民主知识，有些是“自然发达”，有些则是“助长而使之增高”——“东西各立宪国，惟英吉利之国会，由人民程度之自然发达而来，除此以外，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特因有国会以助长之，乃得至于今日耳”——开设国会，恰恰正是提高中国民众民智的重要途径。 这份请愿书的期望是：朝廷“发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期间，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 以此为开端，朝野士绅依托各种宪政社团组织，在1908年掀起了一场请求朝廷开设国会的请愿高潮。迨至1908年3月，在这些宪政社团的推动下，河南、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都先后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赴京上书请愿。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之多，河南为4000余人，安徽有5000多人，江苏达13000多人，最多的是山西，共20000余人。江西、福建、贵州等省未及选派代表赴京，但都开展了请愿签名活动。报刊舆论请开国会之声亦连绵不绝，北京八旗士民亦有1500多人签名上书请开国会。朝廷大吏重臣，如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抚林绍年，驻外使臣孙宝琦、胡惟德、李家驹等也都先后上折或电奏朝廷请求尽快开设国会。 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朝廷做出了最错误的选择。在德国考察宪政的大臣于式枚上奏要求朝廷“遇事弹压”，正中朝廷下怀。稍后，法部主事、政闻社成员陈景仁得知于式枚有如此奏折，遂独自电奏朝廷，提议三年内召集国会，并呼吁将于式枚革职。1908年7月，朝廷公然将陈景仁革职，又将其所在的政闻社查禁封闭，并查封了与政闻社骨干梁启超等有联系的《江汉日报》。 除了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之外，朝廷还寄望于通过立法根绝请愿运动。1908年3月，朝廷颁布了一份《集会结社律》，该律规定，一切“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防害风俗”的社团组织，均在取缔之列。这一条文的伸缩性如此巨大，意味着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取缔任何自己想要取缔的社团组织。朝廷有意颁布这样一份限制民众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始于1907年12月的一份谕旨，该谕旨要求相关部门“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限制”二字，将制律的目的说得非常直白。 但该谕旨遭到了部分体制内改革派的抵制。1908年初，宪政编查馆和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很婉转地否定了这份谕旨，奏折说：结社集会种类很多，“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他如以讨论宪政，研究事理、合群聚策为主旨的社团，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法律没有理由禁止它们。奏折还说，西方这样性质的社团非常之多，非常发达。 这些体制内开明派的呼声显然没有打动朝廷的最高决策者，最终出台的《集会结社律》，没有任何对结社、集会自由的保护条款，通篇都是镇压之词。朝廷自以为，此律出台之后，那些宪政社团均将战战兢兢而迅速解散，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也将迅速落潮。但自由从来都是压制不住的，至清廷灭亡之日，全国大大小小的公开半公开和秘密的社团，已有数万之众。 反改革案例四：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君主专制反较改革之前更盛 “剿抚并用”，是传统帝国惯用的政治手段，清廷在1908年也不例外。在上述一系列针对民意的的严厉镇压之外，1908年8月，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希望以此安抚民意，缓和压力。 但也恰恰是这份《钦定宪法大纲》，彻底暴露了清廷心目中的“立宪”是个什么样子。《大纲》全文不长，照录于此： 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 君上大权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一、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一、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 一、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一、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一、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一、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一、爵赏及思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一、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 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一、在议院闲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 一、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一、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 一、臣民中有舍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一、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一、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一、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一、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一、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一、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一、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大纲》全文完） 整个《大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君上大权”，此部分通篇均是“议院不得干预”、“ 不付议院议决”、“ 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权甚至于比立宪之前还要强大，立宪之本意是限制皇权，如此搞法，这算什么狗屁立宪？第二部分是臣民的权利义务，其中第二条貌似给予了民众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其前缀是“于法律范围以内”，而那些法律是什么样子，前文已经有详细叙述——民众有言论自由，但禁止学生、绅商“干预国家政治”； 民众有著作、出版的自由，但《大清保律》有“内容事先检查制度”；民众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的自由，但《集会结社律》可以取缔任何让朝廷不爽的社团和集会——越改越专制，这才是改革的真相。 结束语 晚清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终于在1908年明目张胆地登上了专制的马车，一路绝尘而去，清廷也将因此在三年之后灰飞烟灭。此种转折，《神州日报》早在1907年即已有充分之预测： “自去年宣布立宪后，而各种之风潮，非常之惨剧，皆相随而至，不特为立宪诸国所未闻，抑亦为开明专制国所未有。由是观之，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惟恐蹈其实……吾以今日现象卜之，过此而往，政府之政策必不外二方面：于一方面也，必日益言销融满汉，必日益言改良庶政，必日益言宣布宪法，必日益言予民自由；于一方面也，必日益派侦探，必日益捕党人，必日益钤制学界，必日益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亦言之愈殷，去之愈远，而国民之对于此立宪也，则亦如镜之花，如水之月，可望而不可即。……念前途之茫茫，真不觉仰天而大恸也！”（《论国民之前途与救国之责任》，载《神州日报》1907年9月1日） 1908年11月，慈禧去世，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据恽毓鼎《澄斋日记》） 改革在这一年，死了。

6月1日，动画系列“哐哐哐”推出了最新一集《六一节》的动画短片，讲述了哐哐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儿童节庆祝大会时的故事…… 视频地址...

钓鱼岛主权之争，让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中国与印度间存在争议的领土至少有12万平方公里，是钓鱼岛列岛面积的数万倍。然而，边界分歧并没有成为中印关系升温的障碍。5月19日至22日，李克强访问印度。作为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出访，李克强对首站选择印度的信号意义并不讳言：“我此次访印就是想向全世界表明，中印政治互信在增加，务实合作在拓展，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李克强访印期间与辛格总理两度会谈，两国发表 “ 中印联合声明 ” ，内容长达35条，涵盖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共识和合作意向。声明特别强调，“双方视对方为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李克强访印受到印度方面的热情接待，气氛融洽。然而，不到一个月前，中印军队还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紧张对峙。印度方面称，4月15日中国一个排级建制的小分队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并搭起帐篷。印度边境警察快速反应小组出动，并竖起了中英文条幅要求中国军队退回实控线中国一侧。中国小分队并没有撤离，而印度军队也在附近搭起帐篷，在中印边境线上出现了奇怪的“帐篷对峙”。 在此之前，中印边境经常存在“你来我往”的事件，但双方都没有正面对峙，更不要说持续十几天的“帐篷对峙”。中印边界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印军高层频频做出强硬表态，参谋总长前往边境地区视察，国防部长声言保护领土与主权完整，还有印度媒体报道印度精于山地作战的部队向对峙地区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2日至25日，连续四天对中印边界地区局势发表谈话。华春莹的表态明显意在给中印边界对峙降温：与对钓鱼岛问题的表态不同，她没有誓言中国对争议地区的主权主张和捍卫领土的决心，也未使用“抗议”等严重的外交交涉语言，却明确传达了两个信息：中方尊重和遵守中印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线；中国边防部队没有越过实控线。 印方随即对中方的温和反应“投桃报李”。4月25日，印度外长库尔希德就“帐篷对峙”表态称，中印已经启动了边境事务磋商机制，相信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他把边界对峙比作中印关系这张脸上的“小痤疮”，“敷一点膏药”即可。4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就“帐篷对峙”打破沉默，他强调这是可以被解决的局部问题，同时警告印度媒体不要恶意炒作和挑拨中印关系。处在严格管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印对峙的报道显得更为克制。 中印双方的外交沟通迅速取得进展。5月5日，中印军队后撤，结束了长达三周的对峙，恢复了4月15日以前实际控制线存在的状况。路透社报道，印度军队从对峙点后撤了约一公里。5月20日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指出，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中印将共同努力，根据已签协定，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进一步确认了中印双方谋求管控边界分歧的共识。 据《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5月7日报道，中印沿实控线恢复原状，不仅是双方从德普桑撤走部队，还包括印方放弃拉达克楚马地区的一个要塞。中国军队4月15日搭建“帐篷”营地后，印度也加紧整固楚马要塞。《印度快报》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虽然印中两军都撤回原营区，但有关楚马的条件是关键。中方明确向印方表示，印军必须放弃楚马要塞。 印度在楚马地区修建哨所，是近年中印边界摩擦的一个焦点。印度在楚马的哨所，本为季节性。夏季为印度控制，冬季为中国军队控制，其哨所设施冬季会被中国军队拆除。2012年，印军试图将楚马哨所永久化，中国军队高度警惕并加强了对该地区巡逻。这也是此次“帐篷对峙”的重要诱因。 中印关系在“帐篷对峙”面前，为何能实现从危到机的轻松转身？ 首先，中印双方边界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1962年两国边境冲突后，两国搁置争端已有半个世纪。中印西段边界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和东段边界争议的藏南地区（即麦克马洪线）均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有关。繁杂的历史因素加上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理念，要厘清2000公里的边界线并非易事，双方历经15轮谈判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中印1962年爆发的边境冲突是双方的一个心结，尤其被印度陆军视为耻辱。即使回首那场小规模的战争，也可以看到这是两个邻国之间发生一场有限战争——持续时间短，投入战斗的部队少，中国还归还了印军的俘虏与武器，这与中日历史上的全民族战争不可同日而语。 正视现实，中印都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共识是，维持现状对双方都有利，两国还为此还建立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即使出现“帐篷对峙”，两国政府也会采取措施降温。双方的对话机制也为防止冲突升级提供了制动闸。 其次，中印“文官统军”的体制对遏制冲突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军人政府或军方掌握实权的国家不同，中印军队都受文官政府（执政党）节制。印度建国之后除了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曾实行紧急状态，民主体制一直比较稳定，与经常发生军事政变的邻邦巴基斯坦大相径庭。中国强调“党指挥枪”，解放军虽有少数少壮派军官频频发出强硬言论，但是军队高层更强调绝对服从——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 “文官统军”原则之下，军队是国家战略的工具，文官负责战略决策时，倾向于从国家整体利益而非军队部门利益的出发。中印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军事冲突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更受文官政府青睐。 印度边境警察部队的指挥权归内政部，警察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而国防军是为了抵御外敌。4月“帐篷对峙”期间，印度陆军高层要求获得拉达克中印边界地区边境警察部队五个营的指挥权，印度内政部则一如既往地拒绝了陆军的要求。辛格内阁对陆军鹰派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中印双方都认同经贸合作是当前两国关系的大局。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660多亿美元，2015年将会达到1000亿美元。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不管是印巴关系还是中日关系，中印双方各自都已经面临地缘政治难题，与四面八方的邻国制造摩擦，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中国与印度同是金砖国家集团成员，2013年第五届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库等多边合作机制，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寻求多边治理的“试水之举”，但是只有共识与信任才会真正推进这一机制的发展，中印不愿意看到边界问题成为强化金砖国家合作的障碍。 最后，中印关系也是全球大国政治的延伸。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实力与潜力而言，两国足以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大国需要有独立的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不会甘心成为他国的棋子，同时，还需要大国地位被其他大国认可。此轮“帐篷对峙”及其化解显露出中印两国的大国心态。 在亚太格局大调整的“窗口期”，中印都有自己的抱负，中印交恶不过重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剧而已。在中印陆上边界对峙的同时，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争端趋于白热化，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正是在这样的时机访问了印度，暗示日印联手制衡中国。然而，中印边界对峙很快化解，李克强访印未受影响。 印度外长库尔希德5月访华期间表示，亚洲世纪不可能单单是印度的世纪，亚洲世纪将属于印度和中国。同样，对中国而言，要在亚洲“一枝独秀”也是不可能的，周边外交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提。印度近期又宣布推出美日印三边联合军演，更愿意将军演限于双边。美日印三边海上军演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倾向，也使印度介入太平洋地区面临与中国的海上竞争，这并不符合印度的整体利益。 成熟的外交需要中庸与克制。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决策者都已认识到，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经营中印关系。“中印大同”可能是一种过高的理想，而“中印一战”注定是一场噩梦，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才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承认中印之间的矛盾，发掘两国的共同利益。李克强与辛格最新一轮良性互动的基础正在于此。 孙兴杰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编者注：该录音为美国之音记者与叶海燕通话时的电话录音，特此说明】 以下为录音记录：Youtube地址；新浪视频地址（随时可能被和谐）...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星期五决定，今年六四烛光晚会弃用引发争议的“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口号，聚焦“平反六四，永不放弃”。支联会还同时向“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致歉，希望继续合作，促进调查六四屠杀真相和问责。 支联会5月31日发表的声明说，支联会尊重丁子霖和许多港民的意见，明白“爱国”已被中共扭曲为“爱党”。为避免争论，团结市民力量，将聚焦“平反六四，永不放弃”及五大纲领，即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