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概念，即中国梦。他是这么解析这个梦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梦，跟之前的“韬光养晦”、“多极化”、“和平崛起”、“复兴之路”等系列口号一脉相承，道出了习近平版本的“。光荣与梦想”。 每个人对中国都有自己的想象，领袖有领袖的梦想，平民也有平民梦想，且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梦。领袖的梦和平民的梦也许有交集，也许是并集，也许根本就风马牛不搭界，这都有可能。看到有人说，他有一个卑微的梦想：能够呼吸新鲜空气，能够喝上干净的水。但这不叫梦想，呼吸新鲜空气，喝上洁净的水，吃不含毒的青菜，饮不致病的粮食，这是生物的需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连这个都需要去“梦”，怎么谈中国梦都是一个笑话。吃饱饭确实重要，但在解决温饱之后，你就不能再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动物。 我们的中国梦，应该是超越吃饭之上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也有自己关于中国的梦想。这些梦想并不宏大，也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很多地方，他们就像“吃饱饭”一样早已成了基本需求，简单得令人发笑，但是对于我，他们仍然是有待于实现的梦。比如： 我应有不迁徙的自由。这个说法有些滑稽，户籍制度还没废除，国人连迁徙的自由还没实现，农民还在梦想着国民待遇，我怎么就争起了“不迁徙的自由”？这是因为在很多年前，中国人是不准迁徙的，后来自由度渐渐扩大，但现在又出现了必须迁徙的浪潮，赶着农民卖地、进城、上楼，尤其当“城镇化”成了新国策，新圈地运动已经遥遥在望。在我出生的乡村，还有父亲遗下的房子，和我从小玩耍的院子，那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地方，在我的中国梦里面，就有那座普通的院子的位置。没有乡村中国的中国梦是不可想象的。 我想要一部《新闻法》。在职业生涯里，我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编辑，为读者提供新闻与观点，这个工作带给我快乐，但也有同样多的痛苦，传达、电话、命令、招呼、纸条、传真、暗示、恫吓、处置，对我来说那如同精神领域的刑讯逼供。我的版面与文字，经常会有魔术般的遭遇，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中的一部分往往不翼而飞。我羡慕律师们，他们有一部《律师法》，虽然律师未必认同我的观点。 我的中国梦还包括，别人不要半夜敲我的门。曾经在凌晨三点，突然朋友打电话来，说有人敲他的家门，他等会去开门，如果他没再打电话，那表示他“失踪”了。两个小时后电话铃又响，朋友说他们走了，原因是白天有人发微博私信，问他是否愿意去铁道部门口“散步”，虽然他并没有回答，有人还是不放心要来问个究竟。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痛恨午夜凶铃的感觉，夜深人静被敲门，能做出梦来才怪。 我还有个奇怪的梦想，我想有机会喊尊敬的法官大人。少年时看电影，对港片里戴着金色发套的法官很有好感，觉得他们是公正的化身，但后来现实走进梦想，人民法官给我的印象变了，他们不仅无法主持别人公道，连保留自己尊严的机会都没有。法官成为“政法委”的马仔，在行政官员的鼻息下谋生存，这完全违背了法律的精神，因为孟德斯鸠几百年前就证明了，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是三驾马车，互为制约，一个国家才可以走得稳当，普通民众才可能免受其中一方的戕害。我很想有机会打一场官司，在法庭上称他们“尊敬的法官大人”，但现在显然不是时候。 上高中时，我参加了平生第一次选举，那是选学生会主席和其他干部，从那次我才知道了“等额选举”的概念。大学时第一次参加差额选举，从我们大学副校长和一位教授之间选一位人大代表，全体学生都排队到操场上投票，听说教授完胜副校长，那次感觉相当不错。在报社工作，又一次投票选人大代表。还有一次，帮助朋友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深夜，几个人开车到我家附近，约在一酒吧见面，穿上助选T恤，捐上助选经费，拍照，网上发布，很快朋友说，他被取消了“参赛资格”。三次给别人投票，一次帮别人竞选，这是我所有的选举经历。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为独立候选人，去争取别人的选票，然后也去开两会，我保证见了记者我绝不会逃跑。 我想懂得礼义廉耻。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做一个有教养的人，不言谈粗鄙，不举止失措，无论什么环境下，都保持着从容自在的气质，但我受到的教育决定了，无论外在修养，还是内心修持，我最终成为一个自己都不满意的人。龙应台在一次演讲中说，她上小学时学的是礼义廉耻：“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这并不复杂，我想我的孩子能够接受这样的教育，而不是整天幻想着杀鬼子为国家牺牲。 这些就是我一些零散的中国梦，还有其他的，但对这几样感受最深。 夜深人静的时候，找出慕名已久但从未通读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第一次认真地、出声地朗读了一遍，竟然读得心旌激荡，几次拍案而起，深愧自己愚昧无知，整日撰写评论文章，大言不惭好为人师，却对这样全人类的“精神法典”熟视无睹。而这样从精神到文本都优美方正的文字，这种全世界人的“礼义廉耻”守则，才是最应该让我们的儿童时时背诵。让《公约》入选语文课本，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它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的梦。 来源：潘采夫的小树林的BLOG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66a4340102eki8.html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37718/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我和我追逐的“中国梦” 发布时间：2013/03/24, 17:17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中国离朝鲜有多远？ 中国福利大观 中国房价增幅之惑 西方如何搜集中国情报 视频：奇怪的国家：中国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中国设计】竹·韵~旋之灯：Xuan Light (@ixiqi) 中国设计——屁屁椅 (@ixiqi) 【中国设计】箭头斑马线 (@ixiqi) 十分钟看懂中国。客观公正，总结的太精辟了 (@fun4hi) 【中国设计】毛线球充电器：Wool Ball Charger (@ixiqi) 无觅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者 张庆微博 马路第一次坐火车是十八岁那年来北京念大学。二十二个小时颠簸过后，他周围的人口密度一下从55人每平方公里变成了7700人。再往后数十二年，马路从110斤窜升至150，从小镇青年转身成都市上班族，从单身变已婚，从爱愤怒到心平和，从习惯了对命运逆来顺受到试着活得遵从内心。 五道口在北京市海淀区，因京包铁路经过的第五个道口得名，方圆两公里内至少有七所大学。每当太阳西落、华灯初上，五道口街头便满是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独行或结伴、行色匆匆、或是一脸疲惫地等车。 图为五道口地铁站外排队等车的人，后的红楼是华清嘉园小区(@叶小凯 摄) “我以后不会是这样。”念大学三年级时，马路望着这些年轻人忙碌沉默地身影这样许愿。 毕业四年了，年纪开始以三开头，马路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每天坐三个多小时公交车上下班。他通常一边用新买的三星五点五英寸屏幕手机看看新闻，一边横穿这座有超过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城市。 “如何把有机材料吸附到半导体表面模拟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这是马路大学里学会的技能。他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完全不了解自己宝贵的青春要砸在这些东西上。他经常会在专业课上甜美地睡去，微微的鼾声不会惊扰到旁边阅读小说的同学。 马路的成绩在班里算中等，但他不满意自己的学习态度，原因是“上大学以前从没有哪怕在课上睡过一次觉”。或许是觉察了内心对成为一名科研人员的排斥，马路毕业后第一份工作选择了银行。他不是个例——三十二个同班同学里目前至少有七人从事金融行业。 马路投出的百余份简历没有一张指向外企。“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出国，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开公司赚钱。”马路一脸严肃地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想为国家做事。” 第一份工作 赶场唱戏般无数次笔试面试后，马路拿到了三个录用通知：航天材料研究院、房地产公司和这家银行，以及一个去地方以副处级干部挂职的机会。这不是太容易的选择，一番纠结后，马路最终去了银行。 根据咨询机构麦可思的数据，那一年中国有610万大学毕业生和马路一起找工作，13%的人没能得偿所愿。 在这家中原大地的省级分行，马路说自己“参与的是整个社会的主流，做的都是大项目，接触的都是所谓的精英”。说到这，他又笑着补充了一句：“不管人是不是精英，所在的位置都是精英。” 这家银行不吸收居民存款，而是通过发债的方式融资，为商业银行不愿贷款、负债沉重的城镇化项目提供资金。具体地说，该行通过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向其发放贷款。这种模式诞生于1998年，后来各地政府普遍效仿，2010年被哈佛大学商学院引为案例。 网络公开资料显示，1991年经济学家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书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李克强去年11月当选政治局常委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中国社科院估算，从两千年开始的十年时间，约2.3亿中国人从乡村迁入城市，正在创造着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这十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也保持两位数。 马路用另外一个词定义了他所理解的中国社会运营的核心概念：房地产。“银行和政府合作，通过规划、拆迁、基建让土地升值，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分享高额收益。”他这样总结道，“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将用一辈子辛苦挣来的钱完成这个链条的最后一环。”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469元。房屋中介公司链家近日对五道口一套建筑面积37平米的房屋报出了350万的价格。这间建成近十年的二手房位于华清嘉园小区。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接受美国电视节目《60 Minutes》采访时称，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旦破裂将导致灾难。 这份银行的工作受人尊敬。行里领导去地方上调研，当地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会陪同好几天，“一天三顿饭的陪”。 “你知道市委书记有多忙吗，有多少人多少事情等着他处理，但是他必须把别的事情搁一边全程陪同。”马路忧心重重地话锋一转，“因为他们需要大笔资金支撑辖内的GDP增速。” 瑞银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去年至少21%的财政收入来自卖地所得。法国 兴业银行 预测，房地产、建筑和相关行业约占中国GDP的五分之一。中国去年经济增速为7.8%，是十三年来最低。政府已经连续两年把GDP增速目标设为7.5%——上一次GDP增速小于7.5%发生在1990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布的经济数据甚至可以对美国股市涨跌产生冲击。 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减速。 马路的一位同事这样评价城镇化：“现在的问题不是太快，而是还不够快！要抓紧形成实物资产，形成蓄水池。” 马路一度很欣慰他的工作——每天干的活有“为国家做事”的感觉；收入丰厚，大几千元在一个所谓的中国三线城市足以衣食无忧。 这份工作在开阔小镇青年眼界的同时，也“纠正”了他一些“很傻很天真”的想法。马路说以前自己对政府要做什么有很朴素的想法：“第一是抓教育，第二是搞民生”。但他后来发现，这样搞谁都不会答应。 “首先，我的领导就不会答应。我要是市长，省长就不会答应！”马路有些激动，音调高了几度，“现在地方官员看重大项目，搞工业园区，把基建弄漂亮。我觉得这么走可能不对。” 第一份工作以前 马路中等身材，穿着在网上买的四百多元的红豆牌棉服和 九牧王 的西裤，一副深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目光显得深邃。他一边把包好的核桃仁扔进碗里，一边讲述着自己参加工作之前走的路。 马路出生在中国西北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栋黄土和麦草砌起来的房子里。房子坑洼不平的赭褐色墙皮上镶嵌着这种植物。根据最新标准，中国政府对贫困的定义是人均月收入190元。 那片土地多山区少雨水，种庄稼完全靠天吃饭。马路小时候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听见机动车马达的轰鸣，和小伙伴们扔下手里的事飞奔去村口土路，看一辆扎眼的天津大发牌汽车慢悠悠地卷起一片黄烟消失在视野里。 那所简陋的房子现已废弃，整个村子只有两户继续留守，别的村民都去镇上讨生活。马路的父母是第一批走出村子的，操持过很多营生，现在在县城经营一家卖中老年服装的小店。 马路说，乡亲们没了土地，去城里打工或者做生意，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轻松挣到糊口的钱，他们中的一些人注定“真正成了无产阶级”。“时代到了这一步，人们只能被动地去适应，”马路说道，“这一步是对是错，只能交给历史去评价。” 新华社一位记者在3月17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见面会上把这部分人概括为新“贫民阶层”。在回答城镇化负面声音的问题时，李克强这样说：使两亿六千万农民工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说起自己的故乡和童年，马路的声音缓慢而温柔：“小时候基本无忧无虑，乡下地方，玩得东西多，就是没见过大世面，一门心思看书，小学四年级第一次配眼镜就是三百七十五度，看书看坏的。” 马路初二的时候开始住校，几乎不吃菜，早晚饭吃馒头中午一碗面，一天只花八毛钱，省下来的都用来租书了。他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射雕英雄传》第三册，开篇第一章就是男主角郭靖不顾自己性命安危从欧阳锋手中救下老师洪七公。从整部书看，郭靖是一个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和孝义之后的武侠——马路又等了很久，才在那个偏僻的西北小镇读完了《射雕英雄传》的其他几册。 马路说：“我小时候那种朴素的正义感和价值观就来自于这些侠义小说。”他的QQ昵称是儒侠，他这样解释：“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研究武侠文化的专家，所谓儒侠，就是儒家之侠，知不可为而为之，入世之侠。” 不久后，现实给了一心成侠的马路第一个打击。 1998年马路所在的高中大幅提高了补课费，他牵头组织同学写联名信抗议。校长在一次晚饭后召开了座谈会，就像许多中国式的民主会议一样，详细听取意见，但在执行上完全不予考虑。 在“同学里有一些威信”的马路失望而愤怒。他跑去教育局办理了学籍调动手续，高三从那所省里最好的中学——在很多学生眼里，那里意味着更好的高考成绩和前途——转到了镇上一所普通中学。 谈到这件往事，他脸上顿时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候自己不太懂事……我的班主任对我特好，劝过我很多次，但我的行为实际上伤害了他……我还记得教育局的楼是十七层还是十八层，我去的时候电梯坏了，一天爬上爬下三四趟。” 马路说自己一路长大很自由，受的约束少，父母忙于支撑这个家，供自己和弟弟妹妹念书，也不太能在升学和择业方面给建议，所以很多事他不懂。 比如他上高一的那时候竟然不知道高中就是要考大学，参加高考的时候也完全不懂填报志愿的方法。马路高考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分别填报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惯常的做法，志愿之间应该拉开等级，而这两所学校的录取分数接近，意味着很大的风险。马路说：“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马路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考取了第一志愿学校，成为了亲戚朋友口中的“人家的孩子”。马路坦言：“小时候到长大、上学、来北京，一步一步都是被动的往前走，但也不是说自己是被逼的，回过头再看，应该是被社会推着浑浑噩噩往前走吧。” 浑浑噩噩的确是一种不好的感觉，所以他尝试各种机会去开拓眼界，让自己清晰起来。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决定休学一年去西部支教。他是同伴里唯一一个获得保送研究生名额还这样做的人。 马路这样解释他的动机：“那时候我很热血，全社会正在对三农问题大讨论，氛围热火朝天，我想去藏区看看，另外，也觉得这是接触社会的好机会。” “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主要涉及农业产业化、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减负等社会问题。最初在两千年，时任湖北某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逐渐在全国引起持续震动和讨论。 马路在西藏一所重点中学教六个班的化学。尽管是重点中学，但学生考出个位数分数的情况并不鲜见，对老师的工作积极性很是打击。但马路说，那里的学生其实和大城市的学生一样优秀，他们聪明、勇敢、善良、真诚，基础是不行，教学条件是不好，但“只要你扎扎实实做工作，就一定有成效”。 支教期满离开青藏高原那天，马路的学生们和他抱头痛哭。据马路的大学同学讲，回到北京的马路经常收到西藏来信，他会在回信中详细解答人生困惑、志愿填报和方程配平等各种问题。对此次支教，马路说自己的收获是：“当你扎扎实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会推着你走，让你自己进步。” 第一份工作的纠结 从西藏回来一年后，马路得到了去中原地区一个近50万人口的地级市挂职的机会，体会到了又一种人生。 他说自己以“旁观者和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官场。在这段为期半年的时间里，马路感悟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吃饭，各种名目的饭局： 这次请客的砖窑老板像个魔术师——他的语言有种特别的魔力，即便初次见面，几杯酒后你就会觉得和他亲如兄弟；他气势磅薄，点菜根本不看菜单一眼，箍着翡翠戒指的大手凌空一指：“服务员，上最贵的！” 出席的这个官员也是艺术家，专攻变脸，上级领导一走，如坐春风的笑颜顿时如丧考妣；他还擅长低姿态，遇到上级领导就把自己低到尘埃里。 马路说：“说好话，我会，拍马屁，我也会，但我真心不想做，我对我亲爹都不至于那样！”太过直接的谄媚让他喉咙发痒。 这顿饭讲究而繁琐，觥筹交错、一派热络，马路则在心中默数更换碗筷的次数：一次，两次，三次……最终的结果是十七次。“上这个菜一套碗筷，上那个菜一套碗筷，完全没必要！” 买单的老板也不容易，他只是希望自己的砖窑不要在一波节能减排行动中被关掉，尽管他非常清楚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硫也严重危害着自己孩子的健康。 马路不知道这顿饭要多少钱，一开始触目惊心的旁观者已经麻木。这个念书时看到教室人少就会随手关灭几盏灯的年轻人对铺张浪费深恶痛觉，他甚至看见饭店的保安和服务员也觉得不舒服，理由是他们浪费自己的青春——“用来伺候一些垃圾人”。 马路也在受惠于做官的好处：“威风，谁都捧着你，每天给你汇报的人排成队在办公室外面候着……有特权，比如你旅游去哪个景点玩，所有的一切都走内部通道……” 一位被罢黜的省部级官员这样评价官场：“一个眼神看过去，也不用说话，你心里想的事情下边人就办好了，这种感觉的确很好。” 马路还是在毕业后放弃了去地方挂职。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心有点大”的小镇青年没有选择进入官场。他自己“真心不喜欢做官”，不希望把相当大一部分时间花在“建立和维护关系”上。马路说：“那样很难真正创造价值。” 后来，马路有时候也质疑过这次选择，原因是他觉得自己太过平凡普通，大江大河上一叶浮萍。他渴望建功立业，实现抱负。做一个射雕英雄，而不是甲乙丙丁。 另一方面，马路说现在真的不能为亲人做什么。他从小是家族骄傲，亲戚邻里拿来教育孩子的榜样。可如今，没有离开小镇的同龄人可以给爸妈亲戚搭把手，而三十岁的他只有无力感，心里不是滋味。 马路每周至少打一次电话回家，和父母聊上一个小时的话。问这问那，最近一次他给妈妈的服装店提了一些营销建议：“妈，三八节了，你搞点促销吧，满200减30。” 电话那一头说：“情况不一样，你别出馊主意。” 第二份工作和第三份工作 在那家银行干了三年后，马路想辞去这份曾带给他成就感、荣誉感、怀疑感、焦虑感的工作。马路说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民可以有的选，不是只能接受。 一天晚上，吃过饭，马路和妻子说了想辞职回北京的想法，得到的回应是：“好，我也希望看到你每天开心的工作。” 马路拿到了北京一家咨询公司的录用通知，许诺的薪水比第一份工作要少。 马路带着妻子就这样回了北京：从八十平米的大房子到月租一千块的小屋子，从菜品繁多的机关食堂到人头攒动的路边摊，从步行上班的安逸到十号线地铁的拥挤，从和市长高谈阔论城市发展到看甲方的脸色小心行事…… 一切变化，所求不过“顺心”二字。 佐佑顾问人才选用事业部总监卢迎迎给顺心一词作出了这样的注解：“没经历过的人，大抵是不会懂得说出这句话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以及心里的骄傲与豪迈。” 马路很快辞去了第二份工作，他说没想到自己上当了：“这是一家名义上的高端公司，是几个退休的部级高官搞得，其实完全没有核心竞争力，就是依托他们的关系骗吃骗喝。” 他们家的好消息是他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喜欢的工作，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帮助来京务工人员解决子女教育。妻子说马路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但也会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计较”。比如，她不喜欢吃核桃，马路却让她经常要吃。马路说，吃核桃好，补气养血。 赶场唱戏般的无数次笔试面试后，马路找到了第三份工作，一家正规的金融公司，主要职责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家公司参股和控股的资产规模超过了中国GDP。 每天三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有点长，但马路说用手机看看新闻也就过去了。他坐的公交车经停北京西站和北京站。拿着大包小包的来京务工人员会瞬间把车厢填满，他们操着各种口音憧憬未来会怎样。 马路也说不清未来会怎样，他只是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被时代推到这辆双层巴士上，只希望一切都会好。 注：根据受访者要求，文中的“马路”是化名。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组织上曾嘱咐十八大要我上书，我同意了，但最近有关意见已成文字记录出来，也可以作为列席代表的发言吧。一，《炎黄春秋》今年（2012年）四月五号召开座谈会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该刊）第 5期发表了发言摘要，我的发言发表在《炎黄春秋》，我现在唸一下这段发言：     我认为我们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毛泽东是一个农民领袖。大家知道胡绳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写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真正研究了党内历史，这就是有名的历史学家胡绳最后得出的结论：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我在小组会上揭发了一件事，这次我又讲了——江泽民接班时，邓小平在家里开了一个小会，邓小平对江泽民讲了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麽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是十六大的事情。我这个访问记录发表在《南方週末》的姐妹刊《21世纪环球报道》上，但这个刊物马上被封，没有找我的麻烦。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向党中央建言要儘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现在十八大我还在提，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进党内民主：第一，完善选举制度，党代表由党员直选，不能操纵，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敢发表意袄的党员评论党代表。第二，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候选人与当选人的比例至少应得4：1到5：1，中共中央的委员应由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应该由全体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产生。     二，实行党政分开，邓小平在1980年代在一篇文章讲到。他讲了但没有实现。时间已经过了31年，党政分开问题应该儘快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桉、步骤和日程。     三，中央到地方到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现在由党内的机构、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司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比，弊端日益凸显，应当儘快废止政法委。     四，党内不同意可以公开表达，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内领導人和党的政策。     五，党的领導人离职后，应当停止他在职时的特殊待遇，废除领導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互相兼任的现象，前领導人不得干预现任领導人的工作，不应该享受原来生活方面的特殊待遇。我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件事：江泽民找其老师讲，邓小平在上海有一个别墅，我也要盖一个别墅。其老师批评他，但他还是盖了。江泽民在上海的别墅非常豪华。我在小组会上讲了这个事。          实际上就是路线斗争     中国经济世界第二，中国模式好不好？我们的模式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打黑，实际是“黑打”，他有权，可以在重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到现在对薄熙来事件持坏事变好事的态度，大家对不改革的后果更清楚了，因为薄熙来事件彻底暴露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好处，不改革还会不断培养出薄熙来一类人，他的问题不僅僅是一般违法问题，而且是企图让被全党彻底否定的文革路线死灰复燃，实际上是路线斗争。奇怪的是十八大所有报告、所有讲话不提薄熙来的事。     六，今年 5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部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党的生日寄语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儿写一些寄语，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接党的十八大良好氛围。我在通知下的空格处写了这个几句话：以史为鉴，人类历史进步从公元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的创新，不是阶级斗争。此等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年发生的五四叨歉呔倜裰饔肟蒲Т笃欤秤κ澜绯绷鳌Ｎ颐堑掣锩氖だ彩强糠炊越槭ㄎ魉雇持危锝⒆杂擅裰鞲磺康男轮泄竦玫摹？芍凑党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文革十年呜呼哀哉。改革开放30年经济好转，成绩很大，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六四风波后普世规律失效，我的忧虑是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是我已经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的书名。我一辈子在党内活动了70多年，写了19本书，只有香港出版，过去公开出版的通通不能出版了，非常奇怪，我跟他们写信，他们也不理我。     七，今年 9月初，接到老年协会画展的邀请函，为十八大召开写祝贺，我共写了三幅进去：第一幅，政治经济同改革，科学文化是丰收。第二幅，第一句同第一幅相同，第二句宪政治国自富强。第三幅抄了刘少奇的语录：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诬衊，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传， 172页），画展中只有第一幅字挂出来了，这在我的意料谋中。     八，关于陈独秀尤其他的晚年说了几句话：从十月革命开始，他根据苏俄统治二十年的情况沉重地思想了六、七年，从1940年到1942年 5月彻底批判了苏俄一党专政体制产生了斯大林的暴力统治，认为斯大林已经蜕变为杀人的魔王，给人类造成了灾难。他写了重新呼唤民主、科学的十几篇文章和书信，现已经出版。认为从希腊、罗马开始，民主是人类文明形成的传统，并无新旧谋分，也无东西谋分，更无社资谋分。现在依然担忧的权贵谋分、贫富差距、腐败丛生、生态危机、道德破坏等以及薄熙来事件的出现，都是一边倒体制造成的。     2013-03-07 20:16:12 博客中国

作者：陈永苗 近一些年，随着习近平成为王储登上大位，我在北京思潮圈子，非常明显地得出这样结论：左右红二代都认为先前管家把自家江山治理得一大糊涂，自己该出手收拾收拾。例子很多浮在台上的比比皆是。有着“舍我其谁”的“少主人”姿态。总的意思是:我们老子打下的江山，就我们家的，别眼红。现在乱糟糟的，哈，我们要上台收拾收拾。过去的几年红二代为登上政治舞台，蠢蠢欲动，没上台之前想干一些事情。红二代是偶玩山庄里面气势最大的偶玩。上了台，可能尖锐之气全无。台上台下差距很大，甚至南辕北辙。 他们从来是权力意志先于认知，为掌权找个出师之名。钱理群先生说，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红二代的共识是，他们认为自己父兄打下的江山现正在风两飘摇中，对共产党政权红旗还能打多久有很深的危机感，不满意胡温太过软弱，只做「维持会长」，缺乏镇压异议的铁腕手段，因此红二代有保江山的重担，要挺身而出。据已故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女儿马晓力讲，她和一个当朝的太子党人物讲普世价值，而此人不耐烦地说，江山都要没有了，还讲甚么普世价值。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　 当下之势，权力分赃主轴在少爷与管家之间，江系团系俱为管家系。权力分赃的主轴矛盾在于太子党与管家的矛盾。窥探宫廷政治的淫虫和海外一些传媒分析当今红二代家族的对立与联盟，以父辈的在文革中恩仇为依据，以为这一些仇恨能世袭。在政治利益面前，这一些荡然无存，而且是寡头分赃时代，联合纵横取决于利益格局。那一些落后的分析，太刻舟求剑了。 应该区分寡头少爷与管家之间权力斗争，与小奴才地方小管家之间的权力斗争。王立军说自己是块口香糖，就是这种区别。对于前者，舆论是滚滚烟尘，而不是火焰。除了烟熏得很难看之外，丝毫不受影响。后者自己命运受制于人，偶然性极大，如王立军的命运，舆论对其有杀伤力。 太子党就会一条心 红色刽子手和儿子太子党改革派，他们要的不仅是权力，金钱美女，而且要的是历史中美誉与永恒，且成禁脔。听他们说话，他们好像是神灵，中国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家的摆设。我们在他们眼里，都是蝼蚁，远远地都外在于历史，远远地外在于政治，远远地外在于留名青史和卓越的可能，顶多可以是暂时幸福的猪。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陈云主张从太子党中培养接班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太子党内部思想也有分歧，但百分之百对贪污腐败恨之入骨，他们天生有种使命感：父辈打下的江山不能任其烂掉！。 有人很巧妙了解释了太子党和他们红色父亲的权力精神继承关系。体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说白了就是：我们家父亲只是犯了点小错误，大家别记仇，还是让我们家继续执政吧，我保证不再乱搞运动、滥杀无辜了。但是，谁要是认为我们家的执政不合法，对不起，我还是要大开杀戒滴。这个决议巧妙地维护了党组织的尊严和地位，将组织的原罪转嫁到个人。太子党说我爹搞不行，我搞行。允许你骂我爹，但别颠覆我家的权力，否则做了你。一个以太子党的肉身欲望为中心，一切有利于太子党的改革时代形成。 父子之间的战争，是现代社会的主轴。为了证明自己所在阶层的精神领导权，用嘴巴剥夺了他们专制父亲的政治领导权，贬低被引导的对象；同时用想象的方式，用康晓光“民主一定导致混乱”式恐惧感，妖魔化有可能与之竞争的下层知识分子：只有俺行。改良只是为了证明只有我们才能掌权。都是竞争在改革中爽不爽，幸福不幸福，分赃没分赃。他们以为80年代以来的框架就是对的，慢慢搞慢慢搞逐渐就实现了，居高凌下。身位的问题：自己身上的消解，就等于全体人的。文革之后的自由，身体性的解放，从不爽到渐爽。 他们在当下呼吁重回新民主主义，也不见得相信这个主义，而意图有二，一个为了强调江山属于爷自家，别人不得乱摸奶酪，其二还说，你们这一些知识分子奴才，哄爷开心，爷开心了，可以让你看看奶酪的色泽与香味。 权力家族私有化，成党天下变为家天下。中共高干子弟认为自己继承政治权力有天然的合法性，对权力的过度膜拜，有权就是能抵达真理。但这个群体当中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陈元说，只要是我们党领导，搞什么都是社会主义。非常符合海德格尔的教导：当你拿起一把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枪杆子里面出“真理”：当你握住了枪杆子，干什么都是先进的。 太子党的魔幻现实主义也许如阿伦特说的，极权主义超越了政治哲学传统。 刘源在《读张木生》中说“全世界的古代社会，民主代表原始，专制反而代表进步，此不可不察也。” 共党变为权贵党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原初目的，不过分成三代完成，真是一个跨代的政治伟业。无论过去的文革还是所谓的改革，都是太子党为利益之争来取的暴力革命。文革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改革是太子党瓜分资产的运动，每次国资重组，实则在割肉，位高者权大者多得，分赃不均时也会引发争斗。 他们以为80年代以来的框架就是对的，慢慢搞慢慢搞逐渐就实现了，居高凌下。不像从下面崛起的，就可能会感受到有无数的台阶要超越。目标在于遥远的地平线之外，所以急迫地超越自己。中国改革具有太子党路径的品性，其他的改良力量，是依附性的。正如如此，整个改革对专制体制的瓦解能力，正如儿子对父亲的弑父情节发作，获得一定的宽容，同时是另外一种版本的父亲。有毒之树结不出善果。 改革或多或少地向往自由，其实上这种自由，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法律之下的自由，而是特权。因此改革是专制的一种延续，这种特性与具有太子党路径的品性互相辉映。现在需要将这种认识变为一种主义，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不然自由主义者就意味着历史的耻辱和失败者。 少主意识 少主是一种人：文革中下过乡，改革中留过洋，觉得改革很牛逼，形成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具有帝国主义冲动，征服可以征服和要征服的一切，把中国的一切当做他们的战利品，恢复了毛泽东统治全球欲望的那一些改革派红二代官僚，他们在45岁到65岁之间，厅局级以上。长在“深宫大院”中官二代，与腐败官员父亲一比较，切断了社会的联系，觉得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原罪和对别人的伤害作为前提。也就是自认无辜和善良。更加冲突：要么民众善良，要么官二代善良，无回旋。 红二代的特权意识比一代更甚，更加邪恶，红一代处在民国和战争之中杀出来还要有所敬畏。官二代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是天经地义的。这些红二代虽个个在国外读书，却没一点现代意识，这些人没有他们父辈的生存意识，却享受了无穷的红利，将来命运堪忧。 强盗集团的儿女，下意识想到的抬高自己贬低民众，维护自己特权地位。毫无疑问，也就是说华人，就是中共的战利品。“战利品”这种潜在的攫取和征服欲望，在红二代身上特别明显。是华人，就应该服从他们强盗集团的利益。不外乎一种少主沙文主义的特权意思。正如金正日说要征服统一安排全球，极权主义是具有全球帝国征服的冲动。　　 　　 　 终点站 二十世纪专制逻辑：为抗拒外敌和最快地中华崛起，需一个组织强有力动员力深广的统治集团，拒绝低效率的议会和政党轮替。吊诡的是养虎必须以自身血肉，经济社会――行政的官僚权贵统治，有着自己私有的和私人欲望，作为特洛伊木马，在其中吸血，从而吸纳改变了极权主义政治。统治集团最大的内耗力，成为内部的外敌和崛起的障碍。三公消费比普选更贵。政党轮替，无暇顾及，就放任公共服务于民间自由竞争，没政党轮替，就垄断。 太子党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与海内外新闻记者见面时致辞说的，与过去的官话套话不同，围绕民族复兴与反腐败。这不再是，或者已经摆脱左右之争的高度，回归到共产党诞生之时的民族主义高度。反腐败同样是嵌入这个高度，作为妨碍民族崛起的敌对因素而存在。民族是太阳，共党就是月亮，在漫漫黑夜中渴望光明，共党就成了光明之源，如此日月不可分，有太阳必须承认要月亮，只要求强调民族主义，就必须承认共党的领导。 就政治矛盾而言，改革是一个进一步产生自然状态的进程，越改革矛盾越大社会政治冲突越激烈。权贵官僚集团去政治化，也会产生自然状态。目前来自底层的思潮把这个本来面目呈现出来。1949年之内的左右之争，都在毛主义之下，毛左毛右之争，其争论的结果，是这么一个需要决断的悬崖：新民主主义还是终结训政立即实现宪政。 这是一个不断回归1949年政治秩序原教旨的过程。太子党习近平上台，意味着如此原教旨道德的再次开始，网上传闻整风运动明年再次开始。回归到起点处，就是终点，首尾相连一循环。 放到民国以降的格局之内，当下红二代掌权是1949年陆独的最后一站，就是陆独的最后回光返照，就最后一站了。太子党当政，首尾相接，原初目标的最后一次暴露，一个轮回搞完了，多好的事情。如建政初公安局长兼市长，如今的维稳迫使不断回到军政时期，这一些都挺好，不断回到原初，说明一个轮回搞完了。 权力舞台上最后一站，也是党国最后一站。太子党上台是对1949年原教旨理想的最后晚餐，目标与终结吻合，回光返照。 从98年的新左派，到后来的中国模式，到近一些年来的太子党思潮，是一个预备与出现的过程。前二者是习近平薄熙来等红二代的当政的思潮预备。当然你可以看到一种极权主义的原教旨道德的恢复。比较学术的表达，就是新社会主义传统。 在右翼思潮面前，再次确认了红色理想的原初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