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国家机器上的“癌变”:东欧的秘密警察是怎样形成的

作者简介:金雁,女,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导语:斯大林常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 国家机器上的“癌变”:东欧的秘密警察是怎样形成的(一) 经典作家笔下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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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台湾那些令大陆人震惊的60条细节

1、晚上10时许,经香港到达台中。在台中机场接受安检,手续颇简便。过海关,关员见我带两个拉杆箱(其中一个是帮中华吟诵学会带的资料箱),要求开一个箱子检查,笑容温和,边打开箱子边交流,没有那种预先将人设定为假想走私犯,表情严肃倨傲地检查,而是聊天、是服务,甚至有点请教的意思,末了连声说谢谢。常见的安检和海关检查,是你一见他们的嘴脸就来气的那种德性,这儿没有。 2、台湾朋友来访,带茶和鲜切水果,还有带小吃的。自己到便利店买洗发水,300ml装飘柔的,买125新台币,比大陆便宜。 3、台湾各种庙宇多不胜数,据说单是台南就有几百个,有高大宏伟者,有的就是小小一间,夹在民居中间,但不论大小,无不极尽华丽,典型的闽南风格,多用琉璃、瓷塑装饰,显示人对所敬之神圣的诚敬之心。民间信仰,人心有所寄托之处。 4、台中逢甲夜市最热闹,有吃的、有玩儿的。但吃食最好的是相对安静的忠孝路夜市。吃一老字号面线糊一碗,新台币50元,碗里的肉如果跟西安的羊肉泡馍相比,是后者的两三倍。晚餐在一个档口吃蒸饺一笼、酸辣汤一碗,共70元新台币。 5、不必刻意找哪家饭馆好吃,凡是开店的,品质都不错,没有明显差别的。从台北这样的大城市到埔里这样的山区小镇,从书店到饭馆、冷饮店,品质和服务没有任何差别,皆热情、殷勤、周到、细致,没有说我这是乡下,你们就将就一点。 6、台湾地理中心——埔里镇,一家巧克力专卖店,全台湾仅此一家,没有分店,年销售1亿五千万新台币,除实体店铺销售以外,全靠网上销售。 7、无论是坐台湾朋友开车、坐计程车,遇拐弯、十字路口等,哪怕根本没有行人与车经过,即便在山区乡下、村中,司机皆自觉放慢车速,小心驶过,到安全处才加速。 8、从台北到乡下小镇,很少见店铺放音乐的,即便是卖音响的,都是安静地做生意,绝没有把声音放得很大震耳欲聋的那种。年轻人开摩托车,没有放音乐招摇过市的。 9、媒体上的娱乐节目和版面,很热闹,但是,生活中的台湾,没有那种到处都是娱乐致死的德性,没有听到任何当红明星的歌儿。也看不到香港、深圳、广州到处都是明星照片的西红柿炒鸡蛋的烦乱色彩。 10、坐计程车,路过“总统官邸”,见围墙矮小,也不见墙头上有铁丝网和玻璃碴,问司机:这不安全吧?司机大声说:安全?什么安全?马英九他有什么敌人吗?要什么安全!这个围墙以前比现在还低,那个时候呛陈水扁,才加高加厚了。“总统官邸”门前路上散步,见拐角和门口有穿西装的保安员,看上去文雅时尚,见人则点头微笑。 11、与计程车交谈,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对社会有怨言。朋友周先生说,计程车司机中多数的确是这种情绪。但是每个司机对客人的服务都非常好,热情、殷勤,即便与客人在交谈中对国家民族等话题有不同的理念,但都和气友好,更不影响他们对客人的服务,即不把自己的恶劣情绪包袱到工作中去。这是长期的礼义廉耻教育的结果。台湾人常说一个词“丢脸”,即自己不把事情做好是丢脸,绝不因为别人丢脸自己也丢脸,不与别人比谁比谁更丢脸。推而论之:领导人和社会算老几?我对你的不满是不满,但不影响我自己个人的品质。这就是所谓人心知耻。 12、台湾媒体上报道,台北士林夜市上发生了一件水果摊坑新家批观光客的事件,一只释迦果卖了客人多出几倍的价钱。这让台湾人感到奇怪。而让游客奇怪的是台湾民众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在台湾!我不理解,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在台湾!这对台湾的信誉影响太大了。” 13、桃园农村,没有农村样儿,即没有到处堆放的柴草垛、粪土堆,要么是更重精细的稻田、果树和树林,要么是休耕的农田,但多数休耕农田是花田,政府发给农民菊花种子,并给与补贴,让农民种花,一可用于观光,二可于来年耕种时当作肥料。 14、去了两次桃园附近海边的竹围渔港,鱼市上没有多少客人,品种之多、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价钱也便宜,如一串两条黄花鱼,卖120新台币。台湾也引进了湖蟹即大闸蟹,最大的大闸蟹即顶级大闸蟹一只标价新台币500元。 15、竹围小渔港有一家赐福海鲜酒家,生意非常好,有自己的渔船,其海鲜基本上是野生的。该店扩大了原店的三倍面积,尚不能满足从台北等地赶来的食客的需求。但是,每周却有一天关门不营业,一是让员工休息,二是给别家也做做生意。将生意让与别家做,真如古人小说中所谓“君子国”也。 16、感觉台湾人生活中不太注重衣着,穿衣很随便,也不以衣取人。与香港有很大区别。衣着展示人的生活态度。在台南,遇见一大老板,在大陆也有生意,长期资助并大力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阅读。但看上去跟计程车司机没有区别。为人低调谦和,说话不流利,但很坚定地认为,复兴传统文化,不要急功近利,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7、在台中,与朱博士找旧书店,早上10点出门,坐计程车按照地图去找,无一家开门营业。早上,在台中和台南、彰化等地,很多店铺不开门,要到接近中午才开门,有的店铺也早早地关门休息。没有那种争分夺秒做生意,不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张,就是过正常的生活,按照一贯的节奏。 18、台湾人停车讲规矩,即便停车场位置很多,比如路边停车空间很大,也必要停到规定停的位置。上下车也是,不随便让你上下车,一定要到规定的位置。自觉地接受规矩,自我管理。哪怕是在山区乡下。台湾人没有城市人与乡下人的区别。 19、台湾人对你的热情,不是克制出来的、不是隐忍出来的,是那种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热情周到与体贴。这一点比服务非常好的香港还要好,香港很多人的服务是克制着、隐忍着的热情服务,我常常能感到那热情背后深重的生分。台湾人的热情来得很自然,你到商店里看,很多店铺会给你倒杯茶,让你慢慢看,最后你不卖,他也会热情地欢迎你再来,总少不了台湾腔调那响亮的谢谢之声,他谢谢你光顾了他的商店,表情言语之中,没有任何让你感到没有买人家东西的压迫与亏欠感。更没有我曾经经历的陕西临潼兵马俑旅游区,你多看了他的东西一眼,不买,他会骂你,你若回骂,他会打你。 20、你换不到新台币,不要紧,任何便利店都有银联取款机。你哪怕在夜市里,你有任何问题,问正在忙活的大嫂,她也会清晰地告诉你要问的事儿,她如果不知道,她会问其他人,帮你搞清楚。你的谢谢还没有出口,她的谢谢就先到了,她谢谢你信任她。 21、在热闹的商业区,看上去没那么热闹,因为人不闹腾——没有人会站在门口嚷嚷着拉客人招揽生意,更没有大喇叭喧嚷争生意,商家邻里之间,没有那种既生瑜何生亮深仇大恨似的竞争,所以,那卖水果冰的小女孩清脆明亮的嗓音才轻柔地传到路人的耳朵里。 22、在台北到台中的高铁上,买了一份盒饭,即便当。便当是六角形的纸盒,便当盒上,折叠着一个塑料袋,那是让你吃完将垃圾装到塑料袋里的。便当70元新台币,送一瓶矿泉水。广深铁路动车餐厅的一份盒饭是多少钱?菜从品种到色彩,都可欣赏,饭可选择白饭与油饭、杂粮饭。味道很好,跟在台中乌日乡乡下朋友的公司吃的便当一样。想象做便当的厨师,必然像用做大菜一样的诚敬之心做便当,才有这么好的品质。并没有一听说是做盒饭,就从心里先惰怠疏慢起来。 23、台湾的高铁上,很安静,没有播放音乐,更没有播放旅客须知,只是到站的时候用三种语言温和地提醒客人即将到哪个站了,语言极其简洁,就一句话。想起广深高铁上的录音版旅客提醒,冗长啰嗦,好像旅客是刚刚煺了毛的猴子一样需要反复教化,最近又加了一个临时的安检提醒,也是冗长啰嗦,这不让带那不让拿,否则如何,从深圳北到广州南,最快全程才28分钟,你坐这趟车,安静不了几分钟,刚刚让喇叭聒噪完,就到站了。台湾高铁上的旅客交谈,声音都很小,打电话的声音也尽量小,没有广深高铁上的各种方言大声嚷嚷,声震车厢的。更没有一家人撕开各种小吃包装袋,相互叫嚷:则果豪此,啦果豪此! 24、台湾的出租车上,没有任何对旅客的录音提醒,想起深圳的出租车上的广播提醒:“欢迎您乘坐深圳出租车,请把您这次要到达的目的地告诉司机……”——神啊!我这是干嘛来了?我不告诉司机我上车干什么?这还需要提醒? 25、台北地铁上,有专设作为,供特殊人群如老弱病残孕及体弱年由者使用,即便地铁再拥挤,年轻人也不坐这种座位。朋友朱先生陪台北傅先生坐地铁,傅先生年逾古稀,小朱正向傅先生请教吟诵,见傅先生坐下,顺便也挨着坐下,傅先生将其推开,说:抱歉,这种座位就是空着你也不能坐。 26、傅先生请我和小朱去台北重庆路一家专卖台北旧式小吃的老店去品尝小吃。店不大,干净整洁不必说,满座。我们走到里面主要是先看看高悬的牌子上写的传统小吃名称。发现至少有4张桌子的客人点头示意,一是问候,二是表达座位先被自己坐了的歉意,个个都急忙用手指点着自己的桌子,意思大概是等会儿这个位子给你们坐。最先是一个僧人,看着我们,快速地边吃边说:我就好了!就好了!我们说:谢谢,不急不急,您慢用。一个穿着白衬衣黑色马甲的中年人,让服务员将他的饭菜移到与另外一个人拼桌,让给我们他坐的位子。此虽为小事,仍让我和小朱感慨不已。前不久,我们单位附近开了一家贵州米粉店,开业当天,生意就很好,有一个老人腿不好,上不得楼梯,店主事先已在楼上给老人留了座位,但临时被几个人占用,也很快就腾出来了,老人希望与楼下一个台的几个人换一下,那几个人宁愿看着老人艰难地爬楼梯,也没答应。有感于此,我将这个故事将给台湾的朋友听,纷纷摇头说:怎么会这样啊? 27、朋友周先生在桃园乡下买了5亩地建住宅,周围是农田,院子左墙外还有一个大户人家的祖坟,被草木覆盖。买地报建农舍,这个农舍其实就是别墅,叫农舍。土地是你的,但法律只许你建全部面积的10分之1,其他的要绿化。问;住在这儿安全吗?回答:有什么不安全?很安全。问;怎么没养几只藏獒狼狗什么的?答:养那些干什么?谁会来危害你的生活?问:周围乡村有公共活动你参加吗?答:参加!这里的人都争着参加公共活动。 28、台湾有大小孔庙24座,有官设、私设,以台南孔庙最古老。每年祭孔,礼仪周全。台北祭孔,太牢用面制作,台南则沿用古制,用真猪牛羊,祭孔用的牛,头上的毛被参加祭祀和观礼的人纷纷拔光,用这头牛堂上的毛制作的工艺品是吉祥物。 29、所见台北、台南、台中、彰化孔庙,皆供奉孔子外,两厢又供奉宗、复、述、亚四圣及历代先贤、先儒。台湾孔庙有离任台湾领导人和政要、名流题写的匾额。台湾学生常常在孔庙祈祷,希望能得到圣贤的神助,帮助他们考个好成绩。彰化的孔庙大成殿内设有两个巨大的祈愿牌,学生将孔子称爷爷的,称老师的,将自己的准考证和照片复印粘贴到祈愿牌上,希望孔子能神助他们完成各种学习的愿望,靠上理想的学校,细细读起来非常有趣儿。 30、台北孔庙大成殿前,有一个香炉,香炉旁边有一个供案,供案上一侧放着一个箱子,供拜孔祈愿的学生投放准考证复印件的。箱子左侧有一个牌子,上面用中英日韩四中文字写的颂祝祷文,学生必须背诵这些文字,才算完成祈祷。这些文字,恰是儒学的核心内容。有意思的是,日文几乎全是中文,仅有个别字不同。中文内容为:“学子○○○虔备芹藻庶馔敬献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好古敏以求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传道授业解惑吾辈当效先圣先贤立志向学敢以萍藻之仪用申虔祷伏祈夫子广庇学子德业日进社会祥和谨拜” 31、在台湾10天,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入口有安检,但也只是过安检门,旁边没有人拿着安检器械在你身上上下探扫。参观慈湖蒋中正陵寝,游人随意进出,没有安检,自觉排队保持安静。在停放棺椁的中厅门口,距离乌黑的棺椁约两米远,中间没有各栏,更没有玻璃密封,只是不让摄影照相。游客欲照相,工作人员会举起一个牌子,微笑示意不要拍照。陵寝门口有两个卫兵,身材挺拔,着白色服装,站姿是持枪,两脚分开,据说一站两个小时。在“忠烈祠”、国父纪念堂等地,卫兵穿灰色服装。如遇到换岗、上岗、撤岗,则其仪式值得一看,卫兵会表演复杂的步伐,虽人少,但足以表现礼仪之隆。而这些表演,观众只需要稍微让开一点空地即可,没有特别的栏杆隔离。暂时不上岗的卫兵,会着西装便服,在旁边服务,据说夏天会帮正在站岗的卫兵擦汗;有时候游客小朋友见一动不动站岗的卫兵像机器人,会跑上去摸戳他们,而卫兵按规定是不能动的,所以需要有个人在旁边服务。 32、中正纪念堂下面的中正艺廊,举办一个名为《大风起兮》的书法展,展出民国时期300多位知识分子的书法真迹,门口有巨大的立体图,李大钊赫然在列,展品中有沈殷默书毛泽东诗词、陆定一的书法。 33、台湾师范大学烹饪专业的学生有一个实习餐厅,做自助餐,菜品均为学生自己设计制作,餐厅在该校对面一个地下室,对外营业。光顾者不少,中午座无虚席,学生服务极好,年轻人在一起不免热闹,但见有客人经过,立即敛容整装,恭敬地服务客人,温声细语。台湾吃素者人数多,所以素菜品种多,有一种石莲花,在广东也有,当作盆栽观赏植物,台湾人发现该植物可食用,且其丰富,能补充素食者所缺乏的某些营养成分。 34、台北国父纪念堂、中正纪念堂,早上皆有市民做运动锻炼身体,但没有播放音乐的,不像大陆的一些公园,本为安静的休息场所,反倒变成城市早上最吵闹的地方。台湾人没有腰间跨一个小音响,走路听音乐的,想必应该有听耳机的,但我没有看到。问朋友,答曰:自己听音乐,不影响他人。不像大陆一些人,仿佛一刻也不能离开音乐,早上宁愿不听公园的鸟声虫鸣,非要听自己的音响。台湾也没见有人锻炼走路,一边走一边大拍巴掌的。 35、台北圆山大饭店,为台北最高档的酒店,游客到台北,多到此参观。其实在这里坐下来喝个下午茶不错,并不太贵——在这里买了两份点心,每份4个,制作精良,口感极好,共200新台币,类似的点心,在深圳书城的面包店,卖远不止这个价儿。饭店大堂门口,有一个告示牌,滚动播放欢迎旅行团到访下榻该酒店,细细看完,发现当天多数为大陆参访团入住。 36、晚上到诚品书店敦南店,店内多为年轻人看书选书,书店地面为木地板,光洁可鉴,供客人随处席地而坐。我在最偏僻角落选了几本书:约斋著董作宾校《字源》、龙宇纯著《〈说文〉读记》、两本台湾竹枝词。先结账到外面咖啡店坐等朋友,店员先给一杯清水,地上点餐牌。我说等朋友一起来点,清水喝完,朋友未到,店员又给续上水,等朋友买完书汇合,也喝了一杯水,却说要赶到另一处去,就没点餐,我们向店员抱歉,店员说没关系,微笑地说:欢迎您下次光临。我说,我们那里是你不点东西就不好意思坐人家的座位,有的你不点就不让你坐,服务员会不断地催你。他说;台湾基本上都这样。 37、布袋戏在台湾衰落了,在台北布袋戏博物馆所在街道,经常会演公益戏剧,我遇到了在街边搭戏台演出昆曲《牡丹亭》,值得主义的是,路过的人都可以从服务台那里拿到一份打印的剧本,对照着剧本的戏文看戏。 38、损坏或拿走酒店的毛巾等用具,我常见的酒店提醒一般是:如损坏或拿走,要按照多少多少赔偿等等。在台北一家酒店,看到这样的提醒:房间所配毛巾浴巾等,仅供酒店内使用,如需购买请打分机“0”或“1000”。 39、台北行道树身上,松松地拴着一块木排,中英文标明树的名称。台湾的城市行道树,不整齐,没有整体的规划似的,不像大陆的城市,一条街道全都是一种树,看上去很整齐、气派,一任领导的政绩霸气外露。 40、台湾的土地和房产是私有的,所以业主不愿意改造改建,政府就不能强拆,官员也不能以发展的名义整治市容、强行规划。市民也没有这个要求,市民不会用城市看上去光鲜不光鲜来衡量官员的执政能力。所以,台北的街道两边看上去很古老,是那种尽量保持着陈旧感的城市,有一个城市成长的足迹。 41、台湾的官看上去不像官,跟你说话,甚至更加殷勤谦和。退休的官员和曾经做过很高职位的专家,跟你交谈,一点看不出曾经的显赫,或者曾经就没有显赫过。他们送客人,年逾古稀的老人,曾经的官员或专家,现任的大学教授、系主任,也会帮你拿行李,常常让人猝不及防,没有思想准备。到机场,教授、主任帮你办理各种手续,也让人没有思想准备,过后深感惭愧。在他们面前,平常还算灵活的我,却显得很木。 42、台南孔庙,除了供奉孔子及四圣、先儒、先贤以外,还供当地历代孝子的牌位,张扬仁孝思想。台南孔庙有自己的乐社,只演奏祭孔所用雅乐,排演八佾舞等。祭孔所穿的礼服、所用乐器,常年展览。 43、参观国学大师钱穆故居素书楼,没有见一个管理人员,但房间内陈设整齐,窗明几净,陈列着钱先生的旧藏书和手迹、生活用品等文物,一楼是一个日常使用的教室。同去的朱博士是风水世家,他说钱先生所居并不是该处最佳风水,但因先生居于此,风水便有所改变。 44、台北孔庙门厅里,周末有几个中年男人唱歌,五个人各演奏乐器,一个人演唱,曲调有闽南风格的,也有日本风格的。淅淅沥沥的雨中,歌声不仅不吵闹,反倒增添了孔庙的宁静感。到了大成殿就基本上听不到了。大成殿后面的厢房,教师在教学生演习释典礼音乐,我和朱博士各取了一分乐谱,可复印给大陆有意做孔庙音乐的朋友参考。 45、台商周先生说,在台湾,以前到政府去办理房产土地证之类,也是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地乱碰,很窝火。后来经过大力整治,类似大陆改变机关作风,现在,台湾人去办这些证,只需要事先准备好资料,到办证处,就会有公务员跑过来,先给你倒一杯茶,然后轻声细语地跟你核对资料,你坐着等就行了,他们会帮你办好,不需要你到窗口去巴巴地问这问那。如果你的资料不全或有别的问题,公务员会更加温婉地跟你沟通,提醒你再补充什么,因为你资料不全办不了,人之常情,你可能会焦急,他的态度和语气就更加微笑温和,以免引起你生气或不愉快。 46、我与华教授从台北坐高铁南下台南,两个人的行李太多,双手几乎拿不了,下扶手电梯去站台,一车站服务员女生见状跑过来,帮华先生拿行李,一直送到站台等候上车的车厢号码标记处,临走还给华先生鞠了个躬,笑容满面。晚上十点多从台南北上坐高铁,台湾朋友买的票,我们在车站内匆匆赶路,到电梯附近,一男生恭敬地站在扶手电梯旁,声音响亮而温和地提醒:不要急,不要急,还有7分钟。我们坐在车上,称赞这个服务,台湾的朋友说:这个本来不关他的事,但是他好意要提醒旅客。记得头一天到台南,下高铁转计程车,几位头发花白但衣着整洁的服务员勤快麻利地帮我们叫出租车,搬行李。比大陆五星级酒店门口的服务生还热情周到。 47、下飞机,入海关前,需要旅客填表的地方,有干净的桌台,配近视眼睛和老花眼镜,供访台客人使用——眼镜不只一副,而是各两三副,方便眼睛不同程度近视或老花的人使用。 48、嫁到台湾的湖南女子曾小姐对我说,你离开台湾,机场地勤人员会站成一排向离台飞机挥手致意,尽管由于飞机滑行、起飞等等不同角度、高度,看到这一情景的人很少。 49、日月潭中有许多鱼类在岸边水草中产卵,日月潭是人工湖,湖水用来发电,故水位涨落不按照季节的自然规律,而是按照人的用水需要。但是,日月潭按照当地原住民邵族水上造浮田的古老做法,给这些鱼类造了许多浮田,供鱼类产卵,这样,鱼卵就不会因为水位的变化而被晒死。 50、曾经在台湾工作过3个多月的马兄对我说,上次他的同学夏先生来台,把手机丢在计程车上了。过了不久,马先生接到了一个女声打来的电话,号码显示是夏先生的,但是马先生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否认了。过了一会儿,那女声又打来电话,耐心解释这是她拣到的手机,见手机上有马的号码,就打过来了,想必是马的朋友,希望能送回给他。马先生说了自己的地址,一会儿,一个女士坐计程车将手机送来了。马先生感慨地说:那真叫和谐文明,连个垃圾你都不忍心乱丢。 51、至此,关于台湾的细节,能回忆起来的就以上这么多了。我不喜欢白天跑一天,晚上还坐下来记笔记,个人性情,那种刻板理智的活法多么乏味!所以,全凭记忆。这样也锻炼了记性。这样也许更准确,因为你生怕记错了。 52、这些细节发到我的个人博客中,有人看了,说,你把台湾的好放大了,你把大陆的不好放大了。说这话纯粹是愚蠢且奸险——你干嘛不直接说我是台湾派来大陆的特务?我写这些文字,不但没放大、夸大,甚至有意抑制缩小了一些东西,因为有的内容,考虑到涉及同行者的个人情况,没征求人家的意见,就没有写。写我一个人在台湾所见到的好,的确希望大陆也能变得这么好,至于歌颂大陆的好,那是另一篇文字的事儿。对于这种奸险弱智之徒,我是不打算和它讲道理的,多费劲啊!我回复读者留言,见如此不坏好意者,就不愿意跟他正常地讨论问题。宁愿羞辱之、臭骂之,但不和它说一句道理,不说一句有用的正经话。说道理就中了它的奸计了,它什么不知道?我发现,不坏好意者,不是弱智就是无耻,弱智尚可怜悯之,但无耻就像你鞋上粘了块稠鼻涕一样,怎么甩都甩不掉,想起前人俗话:人不知耻,无法可治。也有读者喜欢博主沉默,认为即便读者骂博主一万句,博主不能回骂一句,否则就是什么什么。所以一般博主都强忍者不回复,装着很大度宽容什么的,我以前回复留言,后来就不回复了,也装,但这一次,我又发闲贱,不装了,回复了,我出言多凶狠恶毒啊!这个凶狠恶毒是对某一个读者的,可是,不幸会让别的人看到,这很不好,很影响博主的老清新形象。所以,骂完了我会留一点痕迹,然后删除其余,打扫卫生嘛。不洗脸见人不代表你直率,只能代表你二百五。 53、其实,在台湾,说起大陆,你可以做个测试,你试着对台湾人抱怨大陆的一些现象,看看台湾人怎么说。我得到的反馈是,台湾人最称赞大陆这些年的发展,你说大陆任何不好的现象,我遇到的台湾人一般是这么说: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有人会说;人多嘛,事情不好办,慢慢就好了。那种谅解的心胸非常动人。所以我感到,对大陆的发展称赞最多、最由衷的人,可能在台湾。 54、有人说,你少见多怪,没见过世面,一个小小的台湾就让你兴奋成那样。是的,我没见过多少世面,出个国多不方便啊!我尤其怕填各种表格,有填表恐惧症。我想啊:如果世界都变成我此次在台湾所见到的这样,则我此生也不愿意再见什么更大的世面了,够用了,多了消化不了,虚不受补。更大更好的世面就留给您吧,见世面还有贪得无厌的? 55、有人说,台湾也有过像大陆目前的一些浮躁社会现象一样的年代。后来就好了。是的,都是生病,人家生病了,病得不轻,一转身,背后的柜子里有药。你有吗?你的药管用吗?不会是假药吧?都是精神挨饿,人家能想起祖宗的文化银行账号,也还能记得密码,你有账号吗?你拿到账号,能找到密码吗?给你苦口的良药你愿意吃吗?说给你密码你相信吗? 56、有人说,台湾也有坏人、也有骗子等等——谁让你看台湾的坏人和骗子了?反正我不给你介绍台湾的坏。你幻想一个地方只有好没有坏,你可以蒙着被子睡觉,再不行吃点啥药看行不行?再说,我让你学他们的坏和骗术了吗?因为台湾也有坏人和骗子,我就不能写自己所看到的台湾的好人了?你凭什么要求那么多人都成为无可挑剔的圣贤才能跟你同在蓝天下?你自己跟饥贼一样,有什么福报跟这些圣贤生在同一个时代? 57、有人说你干脆移民到台湾算了、也有的说你别回来了——对不起!我目前的素质自认为还太低,目前还不能够和台湾人生活在一起,我去了会稀释他们的良好素质的。就跟您这样烧糊了的卷子们先凑合着混吧,咱们有太多熟悉的语法和气味,像豪猪一样,凑一块相互扎刺儿,分开了还想得荒。何况人之常情所在,自私利己无疑,去的人多了,台湾人的修养也是有用完的时候,他们面对汹涌而来的粗鲁和无礼,也会有微笑到疲惫的时候,再好的素质也架不住你那么多的损耗还能保持优雅的姿态与温煦的笑容。所以,为了保护我所见到的台湾,我都要少去才是。 58、有人说不相信你写的内容是真的——不相信拉倒,谁也没逼你信不是?您没去过台湾,或者您到台湾遇到了跟我不一样的遭遇,那是您自己的事儿,要么是我太幸运,要么是您没我这么幸运。各是各的缘分,谁都覆盖不了谁。也许我下次去台湾会生一肚子气呢?无所谓。没去过台湾的,如果是我,我就没有掌握足够的真实信息,所以没法判断作者写的是否事实,但是,我会选择善,即宁愿傻乎乎地相信别人说的善。也就是说,当真与善的信息在我这儿不对称、即真与善不完全重合的时候,我宁愿相信善、选择善。人不在于做了什么,成为什么,重要的在于有向善之心。“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对善的信,要到近乎迷信和盲从的地步才是真信。 59、我在台湾所见,当然是一己之见。为了不让自己在写一篇篇所谓像样的大篇幅文字时,容易产生过多的议论甚至抒情,就选择这种很笨的流水账式、碎片化写法。我很早就懂得,作为一个学文科的人,你不能学着如何泛滥挥发自己的抒情,而应该学会驯服、克制和管束自己的抒情。我当然没有进入台湾的更深层的领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有人说的黑白共治?想想,黑白共治也不是万恶的,至少比黑白皆不治、沆瀣同乱强。 60、大事儿不考虑了,下次去台湾,我决定好好练习一下,让自己变得更傻一点,要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宁愿每天表错情,也尽量将举止应答装得像自己这次所见到的台湾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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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客 | 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

一周语文‖2013〈06〉‖2013-2-4~2013-2-10 右 为本周单字“桥”。汉字“桥”为形声兼会意字,《说文-木部》的解释说,橋,水梁也,从木,喬声,本义为架在水上或空中以供通行的建筑物,引申义有架桥、器物上的横梁等。 上周末,河南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发生爆炸,桥的南半幅发生坍塌,死伤惨重。本周,义昌大桥垮塌悲剧“迅速在网上发酵”。围绕先爆炸还是先垮塌、爆炸车辆信息的两种说法、死亡人数的三个版本、死亡赔偿标准不同说法等关键点,“ 网友们猜测纷纷 。” 针对本周一陕西某花炮企业姓孙员工“涉嫌非法制造运输爆炸物品”被刑拘新闻,评家刘雪松 说 :“这是一个传奇般的故事。雄伟的高速公路大桥,毁在了一个做炮仗的农民手上,无论是战争史还是法制史,都将载上厚重的一笔。”“网上一条段子,反映了职能部门问责事故时带给人们的费解情绪:房姐出事,抓几个办证的;上海大火,抓几个装修的;三鹿奶粉,抓几个养牛的;贪官淫乱,抓几个陪睡的;这回大桥坍塌,抓了一个做炮仗的。” “不要说我们的质疑和批评是情绪化。在经得起各方专家检验、经得起民众质疑的结论出来之前,把一个做炮仗的抓来问罪,本身就是一种问责情绪化的表现。不在桥的质量上查清楚、问责任,未来中国就会脆桥连连。民心民意,比那些坍塌的桥梁,更伤不起”……文末,评家刘雪松这样说。 ————————————————————————————————————————— ● 「 过完节再说吧 」 语出作家冯唐腊月二十六微博:“累到脑花儿酸痛,最近觉得比‘我爱你‘三个字更好听的是: 过完节再说吧 ”……相信很多朋友为了那7天的团圆、懒觉、远足或发呆,一样“累到脑花儿酸痛”,在此语境里,“过完节再说吧”6个字确乎神异——它是退缩,也是放下——哪怕暂时放,下。 ● 「 一星运动 」 又称“打一星运动”,相关语词还有“一星文库”等。来自深圳晚报记者崔华林的报道说,法语译者何家炜最近因李继宏译本《小王子》自称“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译本”,而在豆瓣页面发帖号召网友展开“ 打一星运动 ”,何家炜认为,“这书的宣传语完全无视林秀清、周克希、马振骋、郑克鲁、黄荭等法语译者的译本”,并且,也完全“不相信“出版方真的认真看过56个译本……所以故意‘以牙还牙’。他还为此在该网站专门建立了“一星文库”,将出版方果麦文化此次推出的4本李继宏译《小王子》、《老人与海》、《了不起的盖茨比》、《动物农场》一并纳入。理由是:这些书的宣传语中无一例外提到‘最优秀译本’,在翻译界多年,何家炜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译者号称自己的译本最优秀’。” ● 「 能一辈子这样需要狮子一样强大的内心 」 语出作家和菜头微博:“需要三代以上的努力,人才能学会什么是闲。到丽江喝茶吹风晒太阳,听起来美好,念起来向往,但不是那种可以一辈子做的事情。 能一辈子这样,需要狮子一样强大的内心 ” ……闲忙比较,闲比忙确需更多修炼。菜根谭里说,木床石枕冷家风,拥衾时魂梦亦爽,麦饭豆羹淡滋味,放箸处齿颊犹香——那爽那淡那香,几人懂得? ● 「 敏感词纪念馆 」 来自三位学者的微博闲聊。崔卫平:日本国会附近的宪政纪念馆。我们还是敏感词,人家已经是老古董了(图)。肖铁: 日本远比中国起步晚,却早于我们完成宪政。秀辉看日本: 中国以后应该会有一个 敏感词纪念馆 来纪念这段经典的历史。崔卫平:“敏感词纪念馆”?真是一个好主意。 ● 「 你有你的孤傲,我有我的深蓝 」 来自学者沙湄微博,语出诗人陈敬容诗作《山与海》。上周四,是音乐家舒伯特生日。诗人欧阳江河在微博写:“舒伯特,我的最爱。他的音乐里,有来世,彼岸。”学者沙湄附言:“小时候,最早推荐哥哥和我听舒伯特的,是我外婆,她想必也听到了这些,所谓诗人之心。‘ 你有你的孤傲,我有我的深蓝 ’”…… 而网友再给你十年活的感想是:“不知从何时起,他成了我最爱的作曲家……他那首通常用大提琴演奏的‘阿佩乔尼奏鸣曲’,我无一不爱。他音乐中的歌唱、温暖、抒情和浓浓的人情味,还有那特有的忧郁气质,最能直达我内心深处,并触发我从心理到生理的一阵阵悸动。” ● 「 佛洛依德式误漏 」 来自书评家瘦猪微博:“小白夸《在切瑟尔海滩上》的翻译精致准确,兀地笔锋一转,‘我们却发现一两处漏译的词句……女翻译家在跨越某种心理栏杆,用力翻译那些敏感词语时,不小心遗漏了……” 小白将其称之为’ 佛洛依德式的误漏 ‘ ,鼓励读者对我们爱惜的、漂亮的女翻译黄昱宁‘加以心理分析’……真蔫坏。” ● 「 一年后你发现你深陷挣扎无事可写 」 来自译言网本周推荐,语出译者F4bregas所译欧逸文文章,原题“为慢新闻叫好”。文章提醒新闻写作的当下环境,它不仅是“博客、出版物和推特”等便捷平台,不仅也“受困于假行家和速成知识的产业化倾向”,还会被“史提芬·科尔伯特和洋葱新闻讨巧的新闻加工和杜撰”所围……“在北京的外媒记者中流传着这样的笑话:当你刚从机场出来时,你已经准备好写一个专栏;一个月后,你脑中浮现了一本书的构思想法;但是 一年后,你发现你深陷挣扎,无事可写 。为什么?因为你终于发现你不知道的还有很多。” ● 「 兯 」 来自网友 推荐 ,为网络重新定义的一个汉字,网间解释说,“兯”字读作“hàn”,网络义为“节操掉了一半”。这个似应归入“倒八”部的汉字用搜狗输入法可顺利打出,《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未收,其语源或本义待查。 ● 「 雨降落给坏人和好人,阳光也温暖坏人好人 」 来自网友嘉倩博文,原题“也只能不回头”,语出作者所引圣经文字。博文从过年前提前收到外公红包写起,写到外公患病带来的情感起伏,最终,这篇4000字的长文写成了一部个人精神迁徙简史。文末,作者写:“圣经里最喜欢这句话:‘ 雨降落给坏人和好人,阳光也温暖坏人好人 。’ 往前走吧,宇宙间无标尺,未超越光速前时间是不可逆的,人也只能不回头……无论这一年你过得怎样,无论这一年春节是不是变味了,无论你终于咬着牙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祝你新春快乐,即便注定输,也总能一路遇到正能量。” ● 「 花开阔绰 」 来自新京报记者于丽丽 报道 ,语出作家盛可以。“事件最初起自她的一条微博。在微博中,她表示,自己的小说被编辑做了修改,导致意思完全变了,原句是‘这个花开阔绰的姑娘,内心早已一文不名’,修改之后成为‘这个花销阔绰的姑娘……’。盛可以解释说,‘花开阔绰’是形容这姑娘美盛,而‘花销阔绰’是指她大手大脚花钱。”“评论家李敬泽说:‘阔绰’不见得非得和钱有所关联,为什么和花开就不可以呢。作家就是让词语和词语之间,事物和事物之间建立关系的,这样使用好不好,感受可以因人而异,但是作家是有权利这么做的。” ● 「 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 」 语出作家宋石男博文,原题“返乡归家的人可以再次做梦”。作者自称此文属“看天下口味”,文末,宋老师写:“让我们收拾行李,带上礼物,走出去,经过大街,越过原野,在亘古就有的星光下,返乡归家的人可以再次做梦,并且一切都只为了做梦。返乡吧,异乡人,灵魂的噪音只有在爱的故土才能得到过滤、平息。 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 。” ● 「 急-可-抻 」 来自出版人谢刚微博:“看一当官哥们的手机,电话簿里人名后都有一后缀,分别是: 急、可、抻 ,我问什么意思,哥们说:急,当然是领导电话,得马上接,马上回;可,就是你这样的哥们、朋友,可接可不接;抻嘛,呵呵,就是下属,求我的,得端着,不能轻易接。” ● 「 以风月的瓶子装文化的酒 」 来自评家黄昱宁年度读书小结,语出学者陆谷孙。依照“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原则,黄老师向读者推荐作家小白的原创随笔集《表演与偷窥》。“我一直认为小白的非虚构作品是随笔界少见的‘干货’,《表演与偷窥》便能集中体现作者的技术如何成熟,涉猎如何广泛。虽然其中最夺人眼球的部分照例是陆谷孙老师所谓的“ 以风月的瓶子装文化的酒 ’,但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更多是这样的感悟:好的随笔集是个有效的超文本链接,信息量再大总有边际,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却可以为你打开一个更大的世界。小白最大的价值是提供新的视角而非信息——尽管这本书里的信息容量已经超过大部分随笔集。” ● 「 燃放指数 」 全称为“烟花爆竹燃放气象指数”,来自本周 新闻 。报道说,本周二,北京五环内开始销售蛇年春季烟花爆竹。从这天开始,北京市民可在查阅穿衣指数、洗车指数等等之外,查阅“烟花爆竹燃放气象指数“。燃放指数分为“适宜燃放”“不太适宜燃放”“不适宜燃放”三级,”等方式查询烟花爆竹燃放指数。据悉,燃放指数每天早七点、晚八点各发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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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驳斥CCTV指控 美国务院支持美国之音声明

华盛顿 — 美国之音强烈谴责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日报指称美国之音鼓励西藏的藏人自焚。美国国务院2月7日说,国务院支持美国之音未介入藏人自焚事件的声明。 中国官方媒体指称美国之音鼓动西藏自焚事件,引起其他媒体注意,包括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在其“长城内外”栏目中加以报道,而在国务院的例行简报会中,印度媒体、美联社也接二连三就此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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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ot | 微信要求用户实名认证

腾讯旗下的移动通信平台微信本周发布了更新,要求用户账号需通过实名认证更新,用户需要提供个人住址、电话等信息并上传一张手持身份证照片。官方的解释说上述措施旨在保护帐户信息安全。但由于微信要求的实名认证过程复杂,许多公众帐号均无法正常登陆及更新。微信要求提供个人信息的做法也引起一些质疑。一些异见人士认为微信的新举措是为了更方便地监控言论自由,追究言论责任。中国一直试图加强对社交网络和网络通讯的管理。去年上半年当局曾经要求中国主要网站的微博全部实名制注册发言,但是推行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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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王力雄:我无法对中国的未来不悲观

在对中国未来的各种预言中,“崩溃论”似乎最少被当真。因为我写过小说《黄祸》,也就被当做崩溃论者。出版于 1991 年的《黄祸》写了中国崩溃,数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引发各种冲突的故事。虽然是禁书,当年的读书人大都通过地下管道看过或知道。至今二十多年过去,每次在出版社的结单上仍看到《黄祸》在卖,似乎奇怪,又不奇怪,只要中国的未来还不确定,崩溃就始终是无法排除的前景之一,《黄祸》也就总会有读者。 二十年来,《黄祸》描写的情景并未发生,中国的走向看上去也完全不同,但是我却时常感到,我描写的灾难正在步步逼近,而不是离得更远。 不以为然的说法是,中国从未停过亡国之说,鸦片战争的列强瓜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马上没有明天?然而全都过来了,未来的中国仍会船到桥头自然直,崩溃论只是杞人忧天。 最大的危机 对此,首先谈的不应该是中国的危机,而是中国的稳定。恰恰是在这种稳定之下,让人看到最大的危机。 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同时并存多重整合。单从组织整合而言,政权只是之一,民间组织、宗教组织、多党制度等,都应该发挥整合作用。表面上,多元组织会产生竞争,形成冲突,然而对真正的稳定却不可少。例如执政党垮台,在野党立刻顶替,就可以避免权力真空造成乱局。 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都有整合社会的作用;完善的法治,无形之手的市场,以及服从宪法的国家化军队等,也可以在政权失效时维系社会,使之免于崩溃。 但是今日中国,却是其他整合机制都不存在,只由政权独自垄断整合社会的所有功能,而政权只能归于一个党。凡是可以替代那个党的,皆被压制或铲除,任何在那个党之外的力量都要消灭。唯有那个依靠政权行政体系和警察手段的党,巨细无遗地管理十三亿人。 那个党的确做到了,对它的任何挑战都是以卵击石,甚至没有挑战能够形成。然而正是这种对党而言的稳定,成为中国的最大风险——只要那个党垮台,整个社会就同时失去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人质——只要中共亡,它也让中国同归于尽。 不期而至的突变 今日中共的根本宗旨,只在保持自身权力。其最大规模的行使权力——维稳,不是维社会之稳,是维权力之稳。其维稳的所作所为,无不在于压制对权力的不满,消灭对权力的挑战,限制体制外活动,扼杀体制外组织,堵塞释放社会压力的一切管道。 让我们想象一个没有安全阀的高压锅,被堵塞了所有出气口,却烧在火上。虽然看上去的确会比安全阀跳动喷气显得安稳洁净(维稳体制层层下级都向上级表现这种安稳),但是此时,知道情况的人会如何预期?又会发生什么结果? 对此,裸官和裸商们最清楚——中国这口锅迟早要爆炸,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快逃离,转移到海外。被炫耀的中国盛世,从中得益最多的核心成员却纷纷携财抽身,不是比什么都能说明隐藏的危机? 当然,因为看不到可以挑战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变,更无崩溃可能。然而突变不是一定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最后一根稻草可以压倒骆驼。突变恰恰不会事先看到,此中典型莫过于当年世界那么多研究苏联的机构专家,却对苏联的垮台毫无预料。 美国物理学家 Per Bak 和 Kan Chen 研究“自组织临界”(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沙堆达到那种临界时会在散沙之间形成某种“一体性”,即每粒沙的细微运动和能量都能贯穿整个沙堆。那时,没准哪粒沙(是没有规律和无法计算的)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坍塌,也就是崩溃。达到那种临界的社会是一样的,加强镇压可以把崩溃延后,如同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让沙堆继续增高,但终归会垮,且堆得愈高,垮得愈烈。 人类社会与沙堆的不同在于,组成沙堆的沙粒本身没有能动性,因此沙堆坍塌不会愈演愈烈,达到恒定的临界值就会停止。而人是变量,社会的临界值会随人的能动性变化。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人的能动性被法律、秩序整合在一起,可以极大地提高临界值。一旦社会发生崩溃,失去法律和秩序,人的能动性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崩溃的加速剂,临界值也会随之锐减。经验证明,平时有很强稳定性的大系统,往往一垮就是“兵败如山倒”。 无利则不稳 毛时代的经济危机饿死了上千万人,对其政权竟是波澜不惊,在于那时政治和经济是被分开的,政治高于一切,经济只是局部问题,因此经济危机不会影响政治稳定。邓小平转为经济至上,经济发展被当作化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花钱买稳定——通过给民众利益换取服从,从而把民众服从和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任何经济问题同时也就是政治问题。有利歌舞升平,无利群起攻之——可以说有利则稳,无利则不稳,而这“有利”和“无利”的一字之差,能使看似稳定的社会说变就变。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集团只有让中国的经济之车始终保持疾驰。然而经济发展有其规律和周期,总会有高有低,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世界每个曾被视为经济楷模的经济体,几乎都遭遇过危机,导致萧条或衰退。中国经济也不会例外。 一个社会稳定还是不稳定,其考验不在顺利之时,而是在挫折关头。当下中国,无论是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古典经济危机,还是以金融风暴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或是以出口链条中断为特征的全球化经济危机,都已埋下众多隐患,蓄势待发。而在经济至上的社会,人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专制政权因此不能再靠主义提供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又拒绝实行民主去获取合法性,于是只能以有效性代替合法性。对中共政权而言,有效性就是保证经济不断发展,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标志政权有效性丧失,人民的服从即会随之下降,从而导致政治危机,引发社会危机。 当三重危机叠加时,也就在劫难逃了。 专制下的“串联” 中国的独特现象——广泛的局部不稳定(每年十几万起群体反抗事件)和全局的超稳定之所以能够并存,在于专制政权可以切断反抗的串联。只要局部反抗相互存在时间差,政权就可以利用对武器的垄断,以及组织、通讯、机动性方面的绝对优势,集中力量分头镇压。任何局部反抗都无力对抗当局这种优势。惟一可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是众多局部反抗能在同一时间起事,变成全局动荡,致使政权首尾难顾,镇压力量分散为杯水车薪,优势也就化为乌有。然而同时起事的前提正是串联,因此专制政权把串联视为大忌一点不奇怪。专制措施的很大一部分——不许组党结社、禁止民间办报、严控 NGO 、把持宗教组织、设立网络警察等,追根溯源都是为了防止串联。 千年进化的统治技巧和当代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使得中共政权获得空前的统治能力,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国家巨兽,似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破解。但是从串联角度看,专制政权能切断社会在政治上的串联,却不能切断社会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上的串联。尤其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经济串联的过程,因此就存在这种可能——某个覆盖经济总体或人们共同生活的事件,突然成为动员整个社会的总号令,引发各处反抗不约而同地同时爆发,相当于实现串联。在信息不畅的古代,这种串联有时被人人可见的彗星、日食或自然灾害引发;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这种串联也可以由政治人物的死亡(如周恩来、胡耀邦)、谣言或小道消息形成;在经济一体化日益紧密的今天,这种串联最有可能通过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大规模失业等实现。而这一类串联正是政治镇压无法防范的。相反,政治镇压的效率越高,社会越是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政治串联。 不过,这种方式的串联虽可普及,却无法提升水平,往往停留于闹事,一呼百应,墙倒众人推,社会对权力体系的不服从连锁扩大,往往权力体系来不及反应就会瘫痪乃至崩溃。在我看,未来中国的突变,最可能出自这种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共同起事。 囚徒的集体非理性 断言中国不会乱的人大都根据这样的论据——没人愿意乱,但不妨看一下“囚徒悖论”:两个囚徒若共同抵赖所犯杀人罪,每人只会以偷盗罪判一年监禁;如果一人坦白杀人而另一人抵赖,坦白者判三个月,抵赖者判十年;若两人都坦白杀人,则各判五年。对两人最有利的显然是共同抵赖,但这需要“共谋”——既包括串供,也包括相互信任。然而审问隔离进行,无法串供,两人也不信任对方,因为一旦自己抵赖而对方坦白,对方只判三个月,自己则要判十年。于是两人的个人理性选择只能是坦白。坦白至少不致于坐十年牢,而且万一对方抵赖,自己只被关三个月。结果是每人各判五年,远坏于共同抵赖。个人理性的精心选择,合成为集体非理性,这个结局就是所谓的非合作均衡。 在非合作情况下,每个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却是对个人而言的损人不利己、对集体而言的共同不得利。这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人类现实生活中,远比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形容的自发理性更为普遍。因此,把没人愿意乱当作中国不会乱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没人愿意乱只是个人理性,中国会不会乱却取决于集体理性。在无法“共谋”的情况下,实现集体理性的惟一可能是所有“局中人”都自觉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共谋)。然而人性自利,在别的“局中人”都遵守原则时,自己破坏原则可以得到最多的好处,很难保证没人不受诱惑。而只要有一个“局中人”破坏(或者是被怀疑破坏)了原则,就足以让其他“局中人”争相效法。在已经丧失了文化和道德之“共谋”的中国,有任何理由相信所有中国人都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囚徒故事中的两个“局中人”无法“共谋”尚且导致集体非理性。对中国会不会乱的问题,有着十三亿个“局中人”,每人都是独立变量,何以实现“共谋”?变量多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所谓“混沌”状态,其发展走向将脱离任何单独变量的主导,也不会是所有变量的共性叠加,而将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因此,十三亿人形成的混沌,会远远脱离没人愿意乱的主观愿望。将不是政变,也不是革命,而是不断的坍塌和粉碎。 悬崖之底 而按照突变理论,突变没有稳定的中间状态,如同掉下悬崖不可能中途停住,只有摔到悬崖之底才进入下一个平衡状态。 如果中国经济可以不受政权垮台的影响,或影响甚微,那的确会如乐观者所说——中共崩溃不是中国崩溃,中国只会因此更好。即使有一段权力真空,但人们可以照常生活,新政权会逐步形成,社会整合也会重新实现。 然而,今天与以往的一个重要不同,是经济形成了高度的一体化,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或区域经济。个体经济只存在于传统的农耕、放牧、采集狩猎和简单交换,今日世界的大多数人早已远离土地、自然和乡村集市,供养人类的绝大部分产品不再来自生态“表面”,而是要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的大规模协作和科学技术,从生态“深层”挤压出来。而实现挤压的前提就是组织与管理,并通过一体化经济来交换。 举例说,今日农业离开化肥,产量会下降一半甚至更多,而用于制造化肥的原料,主要是从地下开采的矿物。那需要庞大资金,调动众多人员,建设矿山油田气田,进行开采提炼,变成化肥,再通过覆盖全国的分配网络和运输系统,送达万家农户,下到地里,才变成一半的农作物产量。这样一个把生态深处能量转换成人类食品的过程,没有精细的管理和一体化流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而政权的垮台首先冲击的就是管理。只要上述开采、制造、资金、分配和运输链条上任一环节中断,中国很多农田就会陷入无化肥可施的境地。那时,即便几亿农民仍然处惊不乱地保持个体生产,粮食产量也会大幅减少,城市就会出现饥荒。类似情况可以在一体化的每个链条上出现,导致的产出匮乏会与生产继续下降形成循环,使得挤压生态深层的经济体系继续解体。而百孔千疮的生态表面无法提供维持人类生存的起码资源,社会崩溃就只能愈演愈烈,现在设想的中共政权倒台后各地自治、强人割据或民主选举等,在这种匮乏面前都只能是短暂的中间阶段,从碎片化到粉末化,悬崖底部可能比现在想象的深得多。 我在《黄祸》描写的崩溃已是相当惨烈,有些冷静的读者还是认为过于仁慈。正是因为我不忍太多人死亡,编造了种种奇迹,包括可以在几天内成熟的“薯瓜”,以及中国人有组织地走向世界的大迁徒,在真实世界都不可能出现。我那样写,不是出于逻辑,只是因为小说里是我说了算。 斯蒂芬•金的故事 现在,我也不以为中国的危机说来就来。有人认为中国还有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只要有好的经济,其他不管怎么坏都能对付。当日复一日的繁荣展现,危机论者往往会被当成叫嚷狼来了的孩子。我确信中国的关头迟早要来,不能确定的只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就算能有二十年,对历史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 生活常识经常用“以防万一”告诫人。哪怕中国崩溃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谁能保证只有这样小),且不说因为后果严重需要投入更多力量,同样只分出万分之一的力量去对付,十三亿中国人也需要有十三万人投身——现在还差得远呢! 在我看,嘲笑“狼来了”是容易的,却不如正视这种呼声更有益。“杞人忧天”顶多白费了忧虑,而“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会在看见棺材时悔之莫及。前者的代价微不足道,后者的代价却承受不起。古人“临事而惧,三思而行,好谋而成”的慎行原则,说的就是多考虑不好结果和可能,遇事先想坏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意义上的悲观论者,实乃有益社会的良性角色。 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写的《死亡区域》,主人公是一个叫约翰尼的男人,小时候头磕在冰上,从此变得可以预感。后来他厌烦了为人预言,到一个小镇过隐居生活。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某个自诩代表劳工的人竞选州议员,因为走极端民粹路线,声势火爆。州议员竞选在美国本是小事儿,是报上的一个寻常消息,可是约翰尼那时脑子里“忽”地飞过一群麻雀——每当他有预感时都会如此,随后便在幻象中看见这人未来当上了州长,又被选上总统,最终发动了核大战,导致世界毁灭。 小说的前面都是铺垫,讲约翰尼预言如何准的那些事儿。作者写到这里时,读者当然相信,如果约翰尼不出来制止,事情就会真的步步兑现。然而若是约翰尼这样去警告世界,又无法证实和服人。于是约翰尼只好自己动手,买了一支枪,去射击演讲的竞选者,他杀人不在行,没打中。接着是竞选者逃跑,他在后面追。当竞选者跑过一个来听演讲的妇女身边时,一把抢过妇女怀中的孩子,用孩子挡在自己面前。约翰尼本已端枪瞄准,可是有孩子,片刻的延迟,追在身后的保镖就把他扑倒了。 竞选者用孩子挡枪的动作,被现场一个小记者抓拍到照片。而那小记者又曾是运动员,跑得快,没让竞选者的保镖抓到。那照片一见报,竞选者的政治生涯当然就完结了,州议员都不可能当选,更别说总统了,世界厄运就这样悄悄地消除于无形。但是没有人知道约翰尼的作用,小说的结尾,他被当成危险的精神病人关进疯人院。 从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知道,当一个预见落空而遭到讥笑时,不一定是预见错了,也许恰恰因为预见对了,按照预见所做的努力发生了作用,才会使那预见落空,也才使预见者沦为被讥笑的对象或精神病。据说万能的上帝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进行预见时总是要附加一个条件——人们全都不信。只有没人相信,他老人家的预见才会兑现,人们最终也才会感悟他老人家的英明。 而积极的悲观论者却会像约翰尼那样企图力挽狂澜,不惜沦为被讥笑的对象,哪怕被关进疯人院。 【本文发表于《阳光时务周刊》总第 0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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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变态辣椒:一团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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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香姐姐:程序正义才是看得见的正义

深圳警察王登朝一案,我在微博发出声援贴后,有朋友提醒我说王登朝是因为贪污罪入罪的,言下之意是这并非什么光彩的事儿。说实话,我并不关心是以什么罪入罪的,组织上要给你定个罪很困难吗?何三畏因为写的稿子令某些方面不满意,警察找到他老家,,想深挖罪证,把初中同学都盘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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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习总蛇年伊始发表大鸣大放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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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蛇年新春話革命

春節長假,中國人聚在一道,難免要議論天下大勢。本期《陽光時務周刊》為此選擇了一個大話題:中國大陸會不會發生一場新的政治革命?本刊讀者將會看到,這個絕對不輕鬆的話題,不僅在內地,而且在海外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原因其實很簡單:在剛剛過去的龍年中,中國模式的危機發展之快,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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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网民惊呼马列主义竟是最早支持中共的境外势力

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这首老红歌《解放区的天》是在歌颂当年中国共产党占领的地区,也就是所谓的解放区,说那里的人民欢天喜地,对共产党的恩情感激不尽。与解放区相对应的一个词叫作敌占区或者叫沦陷区,尽管歌中没有唱到敌占区,但这首歌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说敌占区暗无天日,民不聊生。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之后,全中国大陆都成了解放区。这时候中国官方的说法又变成“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但有这种强烈的自恋情结,而且还经常放话,让中国人民提防美蒋特务的渗透和破坏。毛泽东本人就曾说过,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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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志强:对坏的制度,不会忍太久

  【浦志强:对坏的制度,不会忍太久】多年来,他总有一个直觉,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收到那些迟迟无果的判决书 。努力耗尽,锐气耗尽,可时光和才智并未荒废。他想象那个早晨的自己,“应会很平静”     1月7日,任建宇在微博上看到改革劳教制度的消息,有些过于激动了。他呆坐了一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打电话给浦志强,称赞几位律师“居功至伟”。浦只是冷静地说,这对你的案件没有意义,我们该做的还要继续。     任建宇记起第一次庭审时,紧张得直发抖,浦就一直握着他的手。身边这位辩护律师,高大挺拔,声音洪亮,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正义感。当他铿锵有力地总结–“对坏的制度,我们不会忍太久”,庭上掌声一片。     7日这一天,浦志强接到几十个采访及庆贺电话。其实他有些兴奋。过去大半年,他8次飞往重庆,为6个被劳教者代理行政诉讼,十多人得益于他的帮助,陆续被撤销劳教。大半年来,极少数官司打赢了,更多的是困难,有的尝试十二三次也没能立案。浦鼓励他们:不要仇恨任何人,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把痛苦讲出来,但不要深化痛苦。     之后,浦前往南京,和大学时代带领他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师兄相聚。饭桌上,大家纷纷敬酒,浦感慨着公门里头好修行。师兄徐战前感到意外,二十多年来几乎不沾酒的糖尿病患者浦志强,没有推托,甚至有些主动。他喝醉了。     他的48岁     浦志强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名为map of freedom的地图。不在的时候,门也是敞开的。见面那一天,他拉着行李箱匆匆赶回,毛衣还是穿反的。之后,采访电话不断响起,还有客户找上门来。等了4个小时,终于可以坐在餐桌边说说话,他却倚在窗边,差点睡着了。     再过一天,就是48岁生日。往年总热闹庆祝一番,今年他似乎选择安静呆着,他说这一年心很累。生日之夜,他发了微博:“48岁人生,忆24岁年华,叹岁月如斯,像首诗,像支歌,像条河。给我顶住,别轻易放手,内心清澈,别让这河,流着流着,就流成了浑汤儿,就很好,到五十,就能知天命。 “     一不小心就流露了80年代的底色。 他身上贴着”理想主义“的标签,他也听崔健唱,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了工具。如今,”理想“有了收获,他却在内心警惕自己,希望真心实意。     想起打过交道的法官、律师、官员,以及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们……他们一同在理想昂扬的1980年代成长起来,如今他们掌握权力。”在一个点放弃过,就没有阵地可守了,“他感慨。可他仍有抑制不住的荣誉心,”一群人的命运被我改变了,你能理解一个律师那种感受吗?“     这些天,他游荡在记忆的大院里,似乎随时都能拈出墙角一片落叶。甚至还想起20年前联欢时,同在一家公司拉广告的于丹给他写了一张卡片:“男人18岁是想事的时候, 28岁是做事的时候,38岁是成事的时候。”     那时浦志强刚走过80年代末梢,同一个庞大的体制系统告别之后,大学老师之梦渐渐远离。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去北京一个农贸市场当秘书。     一年后,中国开始新一轮掘金潮,人们从挫败的理想和政治的亢奋中走了出来,奔向了一个被特色了的市场。年底,在一位前辈的介绍下,浦志强去一家公司公关部工作,共事的有孙陶然、于丹……     1993年,于丹已展现人生导师潜质,浦志强还徘徊在自己的世界中,半年后,前辈又让他去一个律师事务中心工作,开始自学法律,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他很会考试,很多题都被他押中了,两年后他就拿到律师资格证。     那些年里,他生活潦倒,研究生同学高广清去看他,他已经有了一台电脑了–练习打字时,他把《论言论自由》敲了出来。生活依然寒碜,他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坐的地方也没有,高广清请浦志强母子吃饭,劝他好好当律师,说凭他能力肯定可以。     “于丹只说到38岁,现在我48岁了。”生日这天,他开玩笑说,“我是大器晚成的主。能不能成器?可能有戏,也可能没戏。”     –怎么才算有戏呢。奥巴马?     –奥巴马来这还不如我呢,让他来中国玩一趟?     此时,他构想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当奥巴马碰上重庆劳教委……他被自己逗乐了,说,我要把这话发到微博去。     他的时代     2003年的一天,一位朋友领着《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肖夏林来找浦志强代理官司,当时肖夏林被余秋雨起诉名誉侵权。同一天过来的还有学者萧瀚。萧谈起了自己的研究,以及美国“沙利文案”。浦志强一下兴奋起来,决定参照沙利文案为肖辩护。最终他打赢了官司。     这次经历鼓舞了浦志强,也为他指引了今后发展领域–和言论有关的案件。过去6年的职业生涯,生活日渐变好,也算不上出色。有时也为工作而焦虑。在律师这个行当,不乏勾结权力、说谎和作假。他发现,成为一个好人比成为一个坏人要难得多。     他从未想过当一名律师。本科同学杨阳说,那时他和浦志强看不起法学,那是“背书的东西”,也看不起法律学生,他们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愤世嫉俗,相约不入派,不当官。     都说1980年代理想激荡,浦志强读鲁迅,后来读苏联史书,反观中国,他有一种强烈的受骗感,又滋长了新的使命感。     他喜欢和高年级同学一块讨论、演讲。师兄高积顺记得,一群人在学校的活动不被校方认可,自己也遭到批判。浦去跟领导抗争,为高鸣不平。     在师兄们组织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他第一次参加演讲,上台一片空白,从此不害怕观众了。几年后,师兄高积顺看到他在专注演讲,为其鼓动力和感召力深深震撼。     师兄徐战前认为,也许是受到连累,浦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河北一家中专。之后浦又考回政法大学,他的理想是当大学老师。研二时,他四处奔走,热血贲张,一呼百应,同学都被他感动了。     回顾半生,他说2003年是重要的转折,始于80年代的追求和职业终于对接上了。以后,他为弱势者代理一系列案件:段磊,八农民,任建宇,谭作人……     他的舆论     陈桂棣夫妇的案子集中体现了他的风格,也是他重要的成名作。此后,他和媒体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是在2006年前后认识浦志强的,他总会在各种会议饭局遇见浦志强,即使是一个圈子极小的年会,他也会惊讶地发现浦志强的身影。他从未见过浦喝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透明罐头改装的茶杯,里头装着浑浊的茶水。     在北京,浦志强会不定期组织饭局。近几年来,饭局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记者也换了几拨,惟一不变的是,饭局的中心还是浦志强。罗昌平说,浦志强一开口,其他人便静静倾听。     “我捧红了不少记者。”浦志强干脆说,自己扮演了一个选题编辑。当然他也被媒体捧红了。他是律师,充当公共事件观察员,还会为记者提供技术帮助,同时为选题保密。     浦志强也为媒体代理诉讼。2003年,肖夏林案结束后,萧翰将浦志强介绍给《财经》杂志,后来他成了《财经》的法律顾问。除了《财经》,当《中国改革》等媒体被诉时,他也为他们辩护。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说,在《中国改革》案的研讨会上,浦志强关于事实的3个论断(法律事实,新闻事实,客观事实)曾启发了他。     2006年,当浦志强接到“奥美定”受害者求助后,找张洁爆料,最终央视经过调查采访,播出了节目,也引发了新闻热潮。     浦志强的案件一次次成为新闻焦点。只是,2012年,他为劳教者寻求媒体资源,大多数人拒绝了他。     “我要推动废除中国的古拉格。”他对美国记者说,对方果然兴趣盎然。而在时间安排上似乎也颇有讲究,第一次前往重庆是在5月中上旬,正好是地震周年前后,吸引顺道而来的媒体。     此后,他专门花上一段时间,采访劳教者,录成视频,假装正经说:“比朱军强点,和崔永元还是有点距离。”自媒体传播效果也不错,毕竟,他已经是一个有舆论影响力的律师了。     他的场控制力。     这是浦志强的核心词汇。他似乎有一种野心和能力,只要他在,那就是他的场。说不清这种力量来自何方。除了浑厚的胸音和强壮的身躯,也许还有他敏捷的思维、无所畏惧的勇气,以及咄咄逼人的道德正当性。     回忆起庭上表现,《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列举了一系列情节,证明浦志强思维敏捷,胆识过人。     2005年,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案在交换证据阶段,信息严重不对称,浦志强赤膊上阵。     当对方的一名证人念完证词后,浦志强问他,你来做什么。对方答,我来证明张书记理论水平高。浦志强又反问:“你是一个秘书,你水平高还是张书记水平高。你一个低水平的人怎么证明人家水平高?”     看到一个农民证人上场了,他则问,家里有几个孩子?又问,有没有被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张西德颁布一个政策,叫双结扎,为了保证没有计划外生育,不光女人要结扎,男人也要结扎……我是问张西德的政策有没有实施,如果实施了是残暴,如果没实施是你的政策令行不止,怎么都不行。”浦志强这样解释他的思路。     他善于让对方陷入道德困境。到了最后陈述时,浦问原告张西德:“你看张书记,官司打了4天了,我假设你原来不知道你的农民有多苦,你的农民负担有多重,你的官员有多残暴,所以你才会那样。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对着这一百多人,你跟他们讲,你心里头到今天为止,此刻,你有没有一丝抱歉和后悔。”     “没有。”     “原来我认为作家这样写,给你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觉得你人性不是这样,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坏人,那么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认识到你就是一个坏人,作家在这点上把你写得太好了。”     熟悉他的律师和当事人,描绘出这样的庭辩形象:抨击体制,痛批现实,甚至是攻击律师,并将之发挥到一个淋漓尽致的境界。在《财经》杂志一个被诉案中,原告律师指责《财经》毫无新闻职业操守,浦志强顺着把律师批了一通–     “我觉得《财经》有没有操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你这样讲,你自己真不知道吗?你在公共场合天天呼吁言论自由、宪政民主,在具体个案当中你却这样讲!” 即便是重述场景,他也让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快感。     “浦志强很宏观!” 律师迟夙生常和浦志强合作案件,她说,“他常从宪法、政治、人权的角度来研究案子。”律师斯伟江评价说,浦志强虽然功底不扎实,但法律感觉非常好。     “话唠!”斯伟江这么形容他。他有时会在庭上拍拍浦的背,让他别说了。在庭下办讲座也是如此,但制止会让浦不高兴,他说,“我的言论不需要有人审查” 。     许多案件的公正解决得益于他强大的气场,有时案子半路就夭折了,迟夙生说,“也许是他太讲政治,人家不想搞得太高调。”     无论如何,浦志强是个“顶得住”的人。“我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说,这就是他的特殊之处。     一个当事人曾跟浦说遭到刑讯逼供。开庭时,他指着法庭上一个检察官,“就是当天对我刑讯的人!”浦志强立刻喊:“谁?!你站起来!就是你刑讯逼供了!” 检察官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跑了,浦冲下去抓。没抓回来。前面都是法警,被拦着了。     看起来似乎很危险,但他得意于自己的“政治能力”。他总结说,气场是要养的。许多熟悉他的人告诉我,浦志强是一个干净的人。只有绝对干净才能真正保护勇气,否则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如何能一路勇往直前?答案大致是,对手并不相信他们所宣称的东西。另外,他与人为善。     浦志强是个善于沟通的人,在一部纪录片里,即便置身于一个对抗性很强的画面,他也会跟对方说:人心都是肉做的。     他的国家     浦志强屡屡被法官打断。他几乎被剥夺了说话机会,他也屡屡抗议:能让我说句完整的话吗?他涨红了脸,手里的矿泉水瓶拿起来又狠狠放在桌上。最后一敲“择日宣判” ,他冲向王庆华母女,抱着痛哭。     –这是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向我们描述的一幕。而一起为之辩护的夏霖律师记得,庭审结束后,几百人站在门口鼓掌,向他们致敬,但他和浦志强迅速钻出人群,躲到厕所,在窗边沉默抽烟。     王庆华说,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赢的官司。可浦志强愿意代理。合同只签了一万块的代理费,自己贴好几万。这些官司还是他主动选择的。问他选择公益案件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典型、有价值、有普遍意义。     每年,他都要收到几十封求救邮件,而他会用一两分钟来判断事情的价值。“我对他们说,最黑暗的不要跟我讲,中国没有最黑暗的地方,你也不要讲你自己最悲惨,总有比你更悲惨的,我做这些事要考虑到我做它的价值在哪里。我不受绑架,全国人民都认为我该做,这事怎么可以没你呢?那怎么能行?我不会因为全国人民都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何必呢?”     就在采访的一天中午,律师事务所的大门突然敲响了。一个38岁的男人,背着破旧的牛仔布包,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向我们描述了不幸的人生:少年时患了肌肉萎缩症,因为贫穷而放弃治疗。2003年,父亲患癌,兄弟几个申请更高标准的救助遭拒绝,父亲也因无法负担医疗费迅速死去。之后,男人开始10年上访,起初是因为父亲只得到二三百的政府救助,之后是因为上访遭打压、威胁和逮捕……如今,他的事情被一知名媒体人的微博转载后引发了短暂关注。政府开始找他谈判谈条件,可他并不妥协,从新疆坐火车来见律师。     –你10年上访,把所有的青春都搭在里面,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要控告什么?     –我要控告政府,我上访他们断水断电,把我拘捕了几次。     –我也不喜欢上访,上访是破坏法制。你早应该认识到,上访不可能解决问题。     –他们现在又要劳教我。     –对不起,您的这个我不接,我今年只做了重庆,新疆不是我选择的区域。请原谅,我精力不够,我有自己的原则。     男人又控诉社会的残酷人间的冷漠,说约好的律师因突发疾病而见不着,让自己白跑一趟,为了省钱在火车站睡上一晚,手机还被偷了。     “你说社会冷漠,你又为社会做了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的事情是这个世间最大的事情,即使是最大的事情,他也有权选择不做。”浦志强又坚决地说,我是帮不了你也不想帮你,他掏出一千元钱,又找了一部手机,递给他,劝他赶紧回家,和政府谈个好条件。男人不愿收下,浦硬塞给他。     –拿着,这是干净的钱,还是税后的。回去安分守己过日子。在任何一个阶段,你都要有能耐把这个阶段的问题解决掉,10年来你把最好的机会都浪费了。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我去自杀。     –别拿自杀吓唬我,你自杀有人给你递绳。你不具备改变这个社会的能力。     –那我去买枪杀人,杀那些欺负我的人。     –你要杀谁呢,杀这个不愿帮你的律师吗?     男人紧皱眉头,不愿离去。     浦志强拍拍他的肩膀:是不是对我很失望?男人说,网上都说你有侠义心肠。浦叹了一口气说,“兄弟啊,你和我都是精神病,都钻到自己的牛角尖里,出不来。”     男人背起行李,一瘸一拐地走了。后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楼下呆着。见到我们,他绝望地问:我真的该回去吗?     “回去。”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一天都很不好受。     “这是要他承认命运吗?”我问。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才能说承不承认,都不清楚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就说不向命运低头,岂不是可笑。”     “那你能说你认清自己命运了吗?”     “我自以为我认清了。”     他的命运     生日的第二天,我陪浦志强去养老院看他母亲。大雾弥漫,树木上压着雪,老人们在轮椅上静静坐着。浦志强摸着妈妈的头,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母亲无辜地摇摇头,只伸手向他要钱。     浦志强是养子,从小被送给了舅舅。除了念书,他似乎没什么特长,和孩子们去逮鸟,他是无论如何也逮不着的。父亲挨过批斗,也不太严重,家人宠着他,他无害地长大了,理想是当一名老师,远离政治。     他指着纸币上的头像,问:毛主席还认得吗?母亲点点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即便是面对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他也要追问:今天是好还是不好啊?以前饿肚子还记得吗。     钱的面额母亲也认不出来了。“你儿子是谁?你儿子在哪?”直到准备离去,母亲才给出了让人欣慰的答案:我儿子在生产队,他叫志强,是律师。     儿子浦志强如今是著名律师啦。研究生同学高广清记得毕业那年,自己要回老家,和浦志强散步,浦极力劝他说要留在北京,说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实现理想,一直聊到凌晨3点多,但他去意已决。     二十多年过去,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可浦志强仍无法在这座城市找到归属感。他仍有乡土气息。生日时他送给自己两副眼镜,逢人就说,花500块买的。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些在意,反复问:会不会太装了?像不像只大猩猩啊?眼镜店要给他个贴牌,他拒绝了,他至今也叫不出几个品牌的名字。听到别人强调自己一身名牌,他会讽刺说,一身名牌包一杂牌。尽管迟夙生说,上过《时尚先生》,他被逼得时尚了–一同去法国时,浦志强和她同样拎两百多块钱的包,回来的时候,浦把200块的扔了,买了一个两千多的,“镀金回来了”。     他爱看《平凡的世界》,前年是第三遍,看到田晓霞抗洪淹死,再次泪流满面。“命很苦,”他说,“孙少平的那种生活经历我是有的。他这一代是被我们推开的,因为我们能扛过,他竞争不过我,然后他走了那样的一条路。”     挤上了大学,浦志强发现,在1980年代那样带着强烈尊严感的奋斗中,有些人承受不了落差而自杀。浦志强觉得自己老土,来自小县城,但并不因此自卑。师兄徐战前说,大家都叫他傻大个,师兄们搞校园活动,他就忙前忙后搬板凳。也好打抱不平,同学高记得,有回他们两个同学被小流氓欺负了,浦就带着一帮同学过去质问,把他们扭送派出所。他说,出现争执的时候浦是很强势很想说服人那种。     迟夙生从念研究生开始,就和浦关系密切。她觉得浦仍保持单纯直接。呆在一块时,他提出让她帮忙推微博,迟不答应,浦就偷偷上她的微博,自己转发。迟大喊:“你又偷我的微博!”     斯伟江则说,他也喜欢和矮小的人合影,显得自己特高大威猛,也自恋,随时自拍发微博,虽然这更像是行为艺术。要是有人问:“你是不是特想出名啊?”他就干脆承认说,是啊,出名了能挣钱。看起来玩世不恭,却堵住了诛心之论,倒显得坦荡。     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变得特别严肃。一个想远离政治的人如今生活充满了政治。他把自己称为“政客”–政客,就是擅长解决所有问题的人。     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于是他时常很纠结。“朝令夕改还有一白天时间!我遇到更多的官员完全不守信,刚说完当场就变,要不就耍赖”,甚至还遇过法院院长给他送礼,让他不要再介入。他夸张地形容,常年和他们打交道,连杀法官的念头都浮现过……     浦表现出强大快乐的形象,但迟夙生描述了另一面。有时她早晨打开邮箱,就看到了浦志强长长的信,说彻底难眠,“我愤怒我愤怒我愤怒无比”,“我要继续怎么怎么做 ”……纠结。痛苦无比。     “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带着幻觉活下去,”浦志强说。多年来,他总有一个直觉,某个早晨醒来,收到那些迟迟无果的判决书 。努力耗尽,锐气耗尽,可时光和才智并未荒废。他想象那个早晨的自己,“应会很平静”。     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黄昕宇 张瑞 代双双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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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 – 永遠的臨界點?

中國積重難返,沉痾難挽,面臨革命引爆點。幾乎不約而同地,滿世界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談起了革命的話題。令人仿佛聽到古代造反的歌謠:「蒼天已死,皇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 我仔細閱讀了這些文章,專家的話句句在理。惟一讓人感到困惑的是,這些理大多在若干年前已儼然成立。不僅民眾對腐敗忍無可忍,從鄧小平到溫家寶都在警告不改革就會「亡黨亡國」。意識形態早已經成為皇帝的新衣,說破它的小孩一批又一批地被送進監獄,還有人說只會被當作傻子了。官員的飛揚跋扈,警察的粗暴野蠻,一次又一次突破底線。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很多事情要從零開始,現在都已經改成了「要從負數開始」了。 真正的問題似乎不是革命降臨,而是為什麼革命還不降臨? 有時你忍不住想,當局恐怕也有點不耐煩了,不斷地添柴加火,革命就是無法引爆。當官方輿論把民眾抱怨總結為「仇富、仇警、仇官」之後,高層官員的家族財富就肆無忌憚地暴漲,維穩警察的編制就越做越大,官僚作風就越來越壞,官場尋租也愈演愈烈了。 較早預言中國達到臨界點的是西方經濟學家。按照他們的算法,中國各級政府、國有企業和銀行早就破產了。後來發現,原來破產也是一種規則。在規則的底線被無限降低之後,破產也難以實現。 示威、游行、集會、靜坐、罷工、罷課……這些非暴力的行為能夠帶來革命的成功,也是因為被抗議者或者他們的幫凶多少遵守一些規則,比如軍隊不向人民開槍,無法控制局面就宣布辭職。 於是很多人談論起暴力革命。其實,無論是古代還是今天,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民眾本來擁有使用武器的權力。如果秦朝就開始實行買菜刀也要登記的制度,陳勝吳廣也很難有機會起義了。 網絡是一個新興的戰場。早有人計算過,中國網民達到多少億,中共就會潰不成軍。這個計算錯誤地把所有的網民都當作當局的敵人了,事實上網民被成功地分成了兩個陣營,無論一邊的叫罵聲有多大,都會淹沒在另一邊的回罵聲裏。 所有這一切的背後,都是正義的缺失。 這二十年來,中國政府鞏固政權最大的成就,不是經濟增長,也不是維穩部隊,而是滲透整個社會的「去正義化」教育。去正義的結果,是既沒有規則,也沒有良知。 「為什麼如此多的高層官員家族被爆出幾十上百億的秘密財富,仍然引發不了民眾抗議的浪潮?」一個德國人這樣問我。 我告訴她說:第一,大多數中國人看不到這些信息;第二,看到的人中,很多都相信那是西方的陰謀;第三,即便相信媒體報道真實可信,有些人也覺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世界本來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第四,即便他覺得憤憤不平,可能只是痛恨自己沒有生在帝王家,只好認了屌絲的命;第五,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想辦法和這些權勢者勾結吧;第六,當然還有一些現代公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也為真正的公平正義奮起抗爭;第七,當局隨便在前五種人中煽動或收買一些,就足以對付第六種人了…… 我發現這個問題,跟任何一個簡單的問題一樣,細想起來,包含了中共一直在革命臨界點維持統治的全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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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愿你毫无障碍地热爱你的祖国

一个人能够毫无障碍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一种莫大的福气,有如此福气的人其实不多。“障碍”是心理障碍,毫无障碍的爱是指爱得理直气壮,阳光单纯,无需拐弯曲折、不用克服种种否定的意见、不必抹杀铁一般的事实存在甚至野蛮地毫无理由地仅仅是一种出于血缘感恩的爱。如果你爱得毫无障碍,那么你的祖国一定是一个福地,健康,充满阳光;公道,给任何人热爱她的美好自由。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上遭遇着无法解决的巨大心理障碍难题,究其实,它始终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未能完成一个现代性文明的转化。环顾全球,基本上存在着两种爱国感情的类型:无障碍的朴素理性之爱,与带着痛苦的心理障碍艰难的热爱。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自发的就广泛具有这样的爱国热忱。反之,没有公民地位和个人尊严的国家,最喜欢奢谈爱国主义而它的国民对祖国的爱充满纠结堵塞! 2013年新年《南方周末》事件余音未了,又有事件接踵而来。先是1月12日,自由作家李承鹏在成都签名售书,被勒令不准在现场发声,于是只好“默签”,连介绍嘉宾、说一声“你好”和道谢都被禁止,这是史无前例的有趣事件。然后1月13日,在北京李继续签名售书。售书当中竟然发生李承鹏被“爱国者”暴打和“行刺”的事件:李承鹏正在埋头签名时,一个中年高个男人突然冲上签名处挥手打了他太阳穴一拳,并怒骂汉奸云云。在稍后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步步靠近李承鹏的网友胡杨林从红色环保袋里掏出红色纸张包装的刀具,但被事先认出他的网友和保安拦住,李承鹏高喊:放开他,别拦。抱住他的网友松开了手,一把刀子朝李承鹏飞了过去。。。(参见燕云:《1月13号,我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一五一十部落2013-1-15) 我想客观冷静地指出:网友胡杨林并非什么暴徒,也没有想行刺李承鹏的企图,还有那位动手打李承鹏的男人,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只是与李承鹏对国家现状批评的意见严重对立,因此出此愤激行为。关于“刀子”问题,已经去到了意气用事之争且纯粹被政府愚弄的地步:在党的大会期间购买刀具要身份证实名制资格,这是某些地方或者京都的管治方式,很荒唐的政治手段,但是否全国如此,是否曾经实施而且已经变化,在打人者和胡杨林等爱国者看来,都不愿意从常识来推理和追究真相,只要他们能够找出一处不用实名制就可以买到刀具的例子,就已经把李承鹏看作是诬蔑国家的动乱分子。当然,一向以来李承鹏对国家方方面面的严厉正直批判,是被胡杨林等爱国者看作是大逆不道的。由此可见,爱国,在中国,确是具有严重心理障碍的难题。 为了“别人批评祖国你因此和他打架”,这是一个衡量你心中是否有障碍感的标志,就好像阿Q会为了旁人故意撩逗说“光!”“咴,又亮了!”而和人打架一样,只要你心中有耿耿于怀的自卑感和黑暗面需要加以遮掩的话,凡是别人指出这些有关的事实,你就会老羞成怒怒火街头,如同被针挑动伤口用镊子揭开伤疤,打架基本上就是顺理成章不可抑制的“野蛮自卫行为”。先说说常识:“祖国有病”是较为常见的情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完全没有问题的,因此批评自己的国家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正当行为,祖国不是神圣的,有病的祖国必须接受严厉的批判、促使其深刻反思,正如人有病接受医生治疗甚至动手术一样,是不容许质疑的合法权利。政府既代表祖国,政府却不是祖国,政府必须受到严厉、恳切、直率的监督、批评和权力限制。但是,如果你不敢直面它的问题,甚至不愿意承认它的丑陋事实,而且当他人指出它的黑暗时,你暴跳如雷,撸袖子瞪眼睛呲牙齿和人打架,说明你事实上是感到了自己的祖国是一个有病的国度,你心中有一种尊严的丧失感,可是你还处在童年心智阶段,因为你不会冷静理智地分辨:是不是事实?是对方的无中生有之诬蔑,还是客观事实?你不管三七二十一,纯粹为了捍卫内心的自尊心;也因为你把自己代表了祖国,这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障碍,你就是你,祖国就是祖国,你没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你需要通过暴力来转移关于祖国的失败感,你感到了被侮辱而不知道究竟是谁侮辱了你,因为你先入之见地认定了一个荒诞的结论:祖国是神圣的,祖国有恩于你所以它绝对不能够受到批评,谁批评谁就是敌人,你也不敢和不愿意承认事实上是祖国侮辱了你,而愤怒地转嫁你的被侮辱感、危机感到批评者的身上。——这就叫有心理障碍的爱情。 与上述事件相类似的是另一个发生在海外的情境:这是一位居旧金山的美籍华裔律师的亲身经历。几年前的某日,他与几位朋友在一中餐馆吃饭,议论起中国的时局,不免批评政府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耻。一位在该餐馆打工的中国女留学生认为这是侮辱了中国与华人,于是与他们争吵起来。争吵不断升级,那位女留学生不但屡用国骂加上“卖国贼”,还反复说:“我搞死你们这帮卖国贼”,“有胆留下地址,哪天黑了你,让你死都不知自己怎么死的”,“要是在国内,我早让你们死了好几遍”。这位律师最后实在忍无可忍,用手机录了下来,并打电话召警。警察来了后,那位女学生还在叉腰叫骂,老板劝架无用,女学生说“哪怕不干这份活也要为中国人讨个公道”。警察听当事者细述原委,并向在场的老板询问那些有关“死亡威胁”的话英译是否属实?老板不敢撒谎,只得证明属实(在美国伪证罪也很严重)。警察于是将这位女留学生带走,事后经法庭认定确实系向对方“发出死亡威胁”,于是遣返。( 引自何清涟《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影响力中国 2012-10-6) 读到这样一类的故事,我觉得心情很复杂无言以对。这位中国女留学生的外在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显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自相矛盾而浑然不觉,正如当年那位北大著名的女生之表现一样,当面质问美国总统极力贬低美国价值观而盛赞自己的伟大祖国,却谁都不知道她早就在办往美国的签证,质问完总统以后一转身立即就奔赴美国深造去了,不久还移民,还嫁给一个美国人(据说后来又离婚了),她的整个行为与灵魂丝毫不会觉得混乱冲突价值系统调适得那么舒服自然,不愧是典型的中国人。这件事后来让反美斗士司马南先生给我们直接的解释清楚了:反美是工作,到美国过春节探访亲人是私人家事。当然,政府官员就是我们子民的榜样,大家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矛盾论》的思想方法已经活学活用深入到灵魂骨髓。中国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118万危险官员潜伏大陆,省均近4万裸官,每个市县摊到50多人。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比较合理:我们的爱国人士大规模移民西方甚至转移财产到那里,只是为了做卧底,将来有一天,全世界都是中国人的天下,21世纪的“黄色人种伟业”很快就可以实现!只是那位女留学生如此粗暴疯狂,作风也很具国人性格本色,因为强大了的“中国人不高兴”哪! 丁学良先生在谈到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时说过一段著名的判断:“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 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 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 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大约我们一贯正确的教育制度从来没有训练过国人这样的品格和能力:根据完整的事实、经验和常识去判断复杂的现实,然后我们才能做出自己的结论。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的。我们首先要面对真实和忠于事实,理性的结论应该在盲目的感情之上。至少,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应当是统一平衡的,否则我们就是为了极端的自私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可惜上述价值观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可接受信息范围出现过。意识形态的观念教育只是给出一种固定的结论:绝对地去爱国爱民族,同时爱政府,谁人批评政府、祖国和民族就是汉奸卖国贼。这样的观念从幼儿园教育就深刻地打入脑际。在他们看来,爱国是一种纯粹无条件的情感,就像家里的亲人,无论他是否爱你,你都必须孝顺。中国人唯一最忠诚的就是自己的祖先和家庭,除了亲人,他人即是地狱。所以即使亲人是事实上的罪恶者,你也不能批评。——我理解那位女留学生暴跳如雷的愤怒爱国情感,因为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作为盛大的血缘基因在支撑着她的感觉。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事实:(2012年)7月5日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到校演讲,演讲的题目是“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教授的讲座基本没有涉及理论,也没有对“文革”发生的原因、文革的性质等“大问题”进行探讨,而只是通过大量的事实、资料、数据、图片等向大家展示了“文革”期间发生学生打老师的事实(最严重的时候仅在20多天就打死1700多人)。其材料大多来自她的惊世之作《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讲座一进入互动阶段,第一个学生的发言就使人大吃一惊。这个同学指责王友琴的讲座遵循“还原主义逻辑”,是所谓“事实还原主义” (比如把“文革”还原为打老师这样的事实),而列举事实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历史研究”,不是“科学”。历史研究应该追求“总体性”,把握“必然 性”。言下之意大概是“文革”中打死老师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卑微而无意义,可以忽略不计;有意义的是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性”中把握“文革” 的意义,理解“文革”的必然性。 (引自陶东风《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影响力中国网 2013-1-16) 看了上述故事,我只能说中国的残酷愚昧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到让人匪夷所思,那么成功地删除了一个人的善良本性、人道本心和人性感觉,删除了实事求是、所有目的都必须经得起理性和人类普遍价值观念的检验、人类首先要善良才能够去追求宏大事业和成功这些最基本的公共知性常识、理性逻辑。冷血!完全没有灵魂!——在那样的背景下,居然还可以毫不动容地用科学研究、历史意义和总体性之类的工具理性去抹杀和指责残酷的事实,践踏人类最低的底线!这些党国的“原子”爱国爱得那样“毫无障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良心和常识都没有了,祖国就是建立在他们这些人如此灵魂的沙滩之上。 那位女留学生、指责揭露文革杀人事实的大学生以及网友胡杨林还有许许多多的盲目爱国者们,潜意识里都有一种从小习得的“祖国高于一切” 的愚蠢观念和“捍卫祖国”的神圣意志,一事当前,不管事实如何,只要认定祖国受到伤害,就义无反顾地捍卫它,没有任何真理和正义的前提,祖国之上无人类普世价值!这里用得着福柯的社会理论来解释:福柯分析了与权力机制有关的身体,他尤其关注现代性环境中的惩戒性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突现。身体变成权力的焦点,而这种权力,它臣服于自我控制的内在惩戒。惩戒机制产生“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我的具体解释是——“捍卫祖国”这种行动以至身体化的反应,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制的内化塑造了一个完全盲目的灵魂,就好象自家利益一样,自我和祖国完全纳入一个不讲理的范畴,即使没有任何道理,它们都是要捍卫的,只要觉得它们受到威胁了、受伤害了,就义无反顾地捍卫之。这种意识已经固化为一种动作性的暴力反应(包括语言暴力),韩德强身份尊为教授,一言不合,举手就抽一个70多岁的老者,在他的意识里,他的神圣偶像受到了威胁,以致暴力反应迅疾输出,他理直气壮:我是捍卫神圣的祖国!暴力行为先于理性,情感反应附着于捍卫暴力——所以他们面对事实、真理心中没有任何障碍。他们会极度愤怒地咒骂你:“你他妈还是人吗,连祖国也要丑化!”是不是事实已经不重要,感情重要。他们甚至可以明目张胆地宣言:再丑陋也是你妈! 忽然之间明白:民族主义者或者自由派,都属于耿耿于怀的“爱国心理障碍者”。前者容不得别人给祖国脸上“抹黑”,即使祖国的确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家丑也不得外扬;后者容不得祖国有病,无论这病是轻是重。前者被讳疾忌医的心理障碍着,后者被理想主义的理想障碍着。讳疾忌医的爱国者习惯了不想祖国变得那么理想,宁愿让妈妈像妓女一样的活着,又宁愿自己永远被坏当家强奸,所以他们看到别人批评祖国时就有心理障碍,看到坏当家的嘴脸时就不会有心理障碍。前者是爱到极致放弃原则直至脑残,后者是因为爱导致恨,这是一种两极相通的原理。因为“热爱”的方式背道而驰泾渭分明,两者吵得绝不通融不惜大动肝火大打出手,都是心理障碍惹的祸。——只有代表着祖国的坏当家从来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左右逢源,“南周事件”冲突中两派发生了肢体接触,可是我们的外交发言人却可以从从容容地宣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这句谎话并不妨碍他们会处理庹部长(maybe)。他们从来不热爱祖国只热爱手中的权力,“热爱祖国”只是输出权力机制教育的一种利器。当年毛泽东可以完全罔顾躺在战争废墟之上的祖国、伤痕累累的人民之艰难困苦,而大手一挥,让祖国陷入朝鲜战争的火海,而出师有名的口号竟然就是“保家卫国”!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愿意参与这场对祖国毫无意义的国际战争,然而却被毛周最后绑架上了战车,于是今日有障碍的爱国者就以“三八线”作为一个胜利者的虚荣胶贴来掩盖祖国的伤口。毛还可以残酷地让几千万饿鬼充当自己浪漫主义理想国的白老鼠,还当作向国际友人大方输诚送礼的牺牲品,然后轻轻松松地伸出手指头说:这仅仅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毛还要私下里对胡志明传授秘诀:“皇帝是不可以下罪己诏的,下罪己诏要下台的!”你看他老人家热爱不热爱祖国,毫无心理障碍,热爱权力。毛还可以一而再地感谢日本人,因为您们的侵略,我党才可以夺得了江山,所以您们的战争赔偿可以全免!于是日本人乐呵呵地从此称呼毛是世界的伟大领袖。 无论怎样说,既然民族主义者是以人民和平等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的,那么对于祖国就应该带着没有障碍的心态,允许“第二种忠诚”即批判性的爱国主义存在,批判权力当局残害人民的罪恶事实。被权力机制赋予你的内化的捍卫祖国之意识该休矣!让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被愚昧和被剥夺的、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和心态环境全面严重污染的祖国”的真相,如果你冷静运用知性确认了这些事实之后,你还能毫无障碍地热爱你的祖国,我会对你表示最大的敬意。——我相信,假如我们通过良性机制消除和抑制了国家的黑暗丑陋,那么我们将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热爱自己的祖国。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两种。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来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帮助下成长,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所作的界说,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持久爱国心的真实源泉。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可以看到这样的理性爱国主义和宪政爱国主义才是值得尊重的。祖国如果不爱你,你完全可以不爱它,热爱是双向互为的。国家之上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我宁愿使用“国家”这个概念而不采用“祖国”这个概念,我宁愿信奉“宪政爱国主义”而放弃“血缘种族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轻率、护短、仇外排外,极易被政治野心家及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 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参考萧雪慧:《爱国主义辨析》) 愿你毫无心理障碍地热爱你的国家!若如此,你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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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 | 王登朝案二审开庭:活埋了我,我都无所谓

(博讯综合报道)深圳市三级警员王登朝,因宣传民主思想,主张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平等养老失去人身自由,并被以其他罪名判刑14年。他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月7号上午9:30,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将对此案二审进行不公开审理。 博讯下午3点发稿时,仍未有审判结果。 @cctvWeb: 王登朝案的庭审现场除了二十多个网友和记者,就是差不多两百人的警察与便衣,分别部署在法庭周围50米内的多个建筑里面,中枢指挥好像是法庭马路对面。 赖永献 ‏@aac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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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知名律师浦志强三大网微博实名举报周永康

香港 —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星期三在新浪、滕讯和搜狐三大微博网站上,发布实名举报周永康的博文,要求清算过去十年维稳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曾代理多起知名维权案件的浦志强律师2月6日上午发布博文称: “本人实名举报:公安部前前部长、政法委前书记、现其他老同志周永康,祸国殃民!我认为,若想从维稳的阴影下走出,就必须清算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太多的人间惨剧悲欢离合,跟该周直接间接有关了。此人秉政十年,竟然荼毒天下,实民贼也!”   浦志强的博文受到网友的广泛阅读和转载,目前新浪网已删除了博文,不过滕讯和搜狐还没有动作。记者就此博文专访了浦志强律师。   记者:请谈谈你发这篇博文的思路,好吗?   浦志强:我始终认为,中国要改变现状、要有所变化,必须要清算胡温十年的维稳思路,而这个周永康明显是要承担责任的。我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和谐社会,因为和谐如果它没有法治是不行的。   那胡温十年第一个五年他做公安部长,第二个五年他做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在他的手上事实上是一个维稳的思路,讲究的是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的权威被放在一边,经常是被践踏的,最高法院奉行的是三个至上。   所以说呢,在这十年,中国的社会矛盾没有一项真正得到了解决,比如说六四问题、法轮功问题、征地拆迁所引起的与民争利的问题、环境的破坏问题,最重要 的就是公平和秩序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社会发展最需要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胡温没有能做到。周永康负责的对社会的控制,或者说维护社会的稳定呀,或 者说公检法这个系列呢,应该说呢是使得中国司法的信用几乎降到一个没法再低的程度了。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要真正的反思,是需要清算周永康的路线的,是需要清算胡温的这十年的路线的。如果说不解决这个问题,不正面对待这个问题的话呢,所有的社会矛盾应当还会继续积累。那样的话呢,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记者:所以,你认为维稳后患很大,是吧。   浦志强:维稳是中国不稳定的最大的一个祸患了。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今年1月7号,孟建柱(现任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召开的电话会议,要求进行改 革,尤其是对信访制度、司法制度呀,这些改革。我们也期待着,需要在公平和正义上,更多地去树立这种法律的权威。我相信领导人也会能够注意到这一些。我们 是期待一种变化。   记者:你这个博文实名举报,是不是要寄发给哪个部门呀?   浦志强:那当然不会了,因为我本人是不承认政法委和纪委的权威的。我不可能跟纪委或政法委打交道。   记者;就是表达一种理念,一个呼吁。   浦志强:我自己感觉,我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是表达了我对以往十年政治的一种看法。我很讨厌这种庸俗政治,我觉得做事要讲规矩,这个规矩呢就是法治。所以呢,宪政也好法制也好,都应该从这种自由和权力,逐步落到实处入手。   我认为,周永康应当对这样一个十年承担他自己的责任。他所代表或者他所实施的这样一个路线,事实上是把中国引导着走向今天这样一种地步。他需要说清 楚,我们自己也要说清楚,并不单纯地针对某个具体的领导人,包括周永康。我是觉得中国必须告别周永康的路线,而不一定非要把周永康怎麽样。   记者:对,你是希望社会能够反思这个问题,是吧。   浦志强:哎,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呼声,就是改变现状,从改变周永康的维稳思路着手,从改变现有的权位架构,这个与民为敌、与民争利的施政方针入手。   另外,中国需要讲规则。你不能说,既说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然后你又要要求三个至上,说宣传党的领导;你不可以说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又到处封锁,建防火墙,这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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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伊能静:力量

我很好,這一阵子,也许是上天也用这个机会,让我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 去年几乎完成了生命大部份愿望。给全家人买有花园,楼上楼下的房子住,给姐姐开店。将自己的房子装潢成一直以来想要的模样,学会静心沈淀。 七月小王子第一次独立在美国上夏令营,父母都不在身边。他开始成为他自己的。 最幸福的是,拥有无数不同美好的朋友,灵性上的丶可以喝醉的丶很文艺的丶骑哈雷的。 正因为生命的形式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明亮,我早已不在乎外在世界的声音,我有我的活法,强大美好,决不被影响。 幸福丶温暖丶热烈丶平静丶如此美好。 就像母亲是基隆人,父亲是外省人。每当被问到你是哪里人?你喜欢哪里?我都想说,血缘天性,岂是可以挑选的。我都深爱丶亦都有委屈。 对台湾的热爱,我常常在微博上赞叹台湾的人文气息与自由,我深信那些被某些文字影响而对我有看法的只是少数,而多数人友好温暖。 那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可爱,而是台湾人朴实热情的天性。他们能包容,以时间换取理解。 我在台北的广告一直续约,没有间断。广告商必须现实,消费者买单,他们才能邀请。所以我虽因不愿在台湾的生活被打乱,而不过多的工作,但我感谢喜欢我的一直在。 而内地,这些年给了台湾艺人更多的机会。我不是去赚钱就走的那种性格,这些年我越来越像我,我有坚强的内核,并且感恩因这个市场的庞大与接纳,我才能给自己和家人丰衣足食。 台湾孕育了我成为歌手,内地饱满了我的表演形式,在风风雨雨之中,我的工作能力及经济回报一直支持着我,对两地,我充满感激。 我在上海丶北京置产丶也在台北换了新屋。我在两岸落地生根,就像上海丶北京的姐妹淘丶台湾的姐妹淘我都一样爱。一如我本省的母亲,外省的父亲。 我关心台湾丶内地发生的每一件事,不愿意孩子长大去美国,留我在这里。更希望他不管走多远,最终能把他所学的一切,尽一份力给台湾和内地,因为他的学费是这两片土地的陌生人,因爱他的父母,而给予的。 关心内地时事,是许年多前就开始的。因为我的孩子将活在这里与那里,因为我有家在此处与彼处,所以我希望,我取走的我能回报回去。 感谢生命的经历让我成长,现在这个才是我。不求爱丶不卑微丶靠自己,双脚落地。环保丶爱惜生命丶关心群体丶回馈社会。 我对发生的不想再多说,这段休息的时候,我终於下定决心将自己的「静新图书基金」成立。 上天为你关一扇窗,必开一扇更大的。只要你有信仰,对信仰有信任,对生命有信心。 四川大凉山丶贵州丶云南丶西藏丶青海,依然有无数的儿童,父母离开只为到更能赚钱的城市。孩子及老人被留守在家,上学时要克服穷苦和地形环境的劣势,他们没有玩具,更不可能有台湾诚品书店童书区的儿童或青少年读物。 而慈善基构每年上百亿人民币多是捐给大病儿童,但即使他们病好,依然必须接受父母不在身边丶师资缺乏丶生活困苦的命运。 所以我希望能结合孩子原有的素质教育(台湾称基础教育),给孩子们在学习功课之馀,能送去安徒生童话丶能送去儿童绘本丶能送去一万个为甚麽,好让这些孩子的枕边没有父母的温度,但至少有一本造梦的读物,给他们好梦。 我始终不相信生命来到这世界上,只是为了赚钱丶享乐比名气。我始终感觉上天不断在唤醒我,我可以做的更多。 感谢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让我确定要努力完成「静新图书基金」,我在台湾也会继续助养儿童。 我没被封杀,那是你们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上天要我停止追逐更多物质繁华,祂看我舍不得贪丶嗔丶痴,所以祂帮我停。 工作暂时休息,是我个人的决定,与任何单位无关。因为我有非常重要的使命必须完成。那是我来此生的理由。 而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基金会终於有了基本的运行模式了。(感谢上天和每一个无私地帮助我的人。) 四月二日国际儿童读书日,我将先捐五十万人民币,成立基金。邀请各界人士,并汇集教育专家的意见,开出给小学生读物的书单,然後目标第一年十万本童书,交到贫困山区的孩子手中。 我浪漫的幻想,也许有一天,当有一个男孩子长大,非常有成就的时候,他会回忆,说:「我小时候很穷,但有一天有人送来一本书,我每晚都看,於是我决定发奋图强成为一名科学家。」 又或许有个女孩,她长大会说:「那时我家庭环境并不好,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但是那本送来的故事书温暖了我。我几乎每天都看,快翻烂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保存着。也是那份温暖,让我决定成为一名志愿者老师。」 而那时不会再有人记得我是谁。但孩子们会知道有个「静新图书基金会」,像故事中的圣诞老公公,总是给他们送来想像丶智慧与梦想。只是这个老公公更可爱,送书总不分春夏秋冬。 而这些智慧,都将拿来成为他们面对现实的力量。 就彷佛我从小被嘲笑读书做作至今,只因为我的家庭环境没办法让我多读书。但是我知道我的乐观努力丶从不放弃,所累积出來的知识与生命智慧,都是我今天最大的力量。你永远拿不走也打不倒。 来源:伊能静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6fbd00102eg01.html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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