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作为“超经济学家”，他抨击把人分成等级的制度。他认为，户籍本身并非关键，关键是要改掉户籍背后的三大不平等，要把弱势群体当人看。他对户籍改革有信心吗？ 　　秦晖认为，户籍制度实际上在不断松动，但这个松动远远赶不上人们的期望。“对老百姓的权利来讲，受户籍制度管制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忍受力的问题。”仅仅取消农业户籍是没有意义的。在特定情况下，户籍改革还可能造成新的剥夺。 　　秦晖认为，户籍制度最不公平的地方不是限购等举措，而在于它对外地穷人的欺负。对限制外地人购房、购车政策，他评论说：“但是这种呼声之所以很强，是因为那个有能力购房购车的外地人他的话语权还是更大一些。其实我觉得，对于外地人的欺负，说实在的主要是对外地穷人的欺负。”对于古代流民暴动的教训，他认为古今的流民差别并不大，关键是要把外来的谋生者当人看。 　　秦晖认为，户籍制度背后是人权、财产权和公共服务的不平等。普通外来百姓对户籍改革的低期望是消极权利，就是不要被赶出贫民窟，并且没有任何补偿。不必削减北京户籍的福利，而应该一边对政府问责，一边对政府限权。 　　针对一些人担心取消户籍制度后人们会涌入大城市的担心，秦晖认为，大城市病是政府把资源集中于大城市造成的。解决大城市病不能靠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是应该采取宏观政策减少大城市的吸引力。 　　秦晖认为，户籍改革必须同时辅之以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对土地有更多的选择权。不改革土地制度，城镇化有可能变成对农民的新的剥夺。中国的农民问题已经变成进城农民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农民没有未来。 　　以下为访谈实录： 　　户籍改革落后于人们的期望 　　网易财经：刚刚闭幕的政法工作会议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2013年政法工作的四项工作重点之一，会议指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让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镇和农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对此您有什么期待吗？ 　　秦晖：这个当然是我们讲过多年的，大家对此都很期待，但是问题关键就在于它的细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在哪些方面能够，能够体现出进步，这个我们还得看一段。 　　网易财经：您怎么评价目前我们中国的户籍制度呢？ 　　秦晖：这个户籍制度有人说什么只有中国什么北朝鲜才有，其实我觉得把人分成若干等不同的等，不同的人，具有固定不变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在前现代的很多民族其实都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国以前也有。但是这种身份性等级以国家法律的方式来强制推行，而且普及到社会的几乎所有的人，而且这个制度又是很明显的具有原始积累的功能，这个可能还是很少见的。 　　我曾经讲过，和中国这种户籍制度最像的就是南非，就是南非在种族隔离时代对黑人，对黑人和白人实行的那种不同的待遇。那种不同的待遇，就这两个等级的人数比例，就这个待遇采取的很多具体的措施，什么流动劳工制度啊，什么黑人家园制度啊，什么那个暂住证制度啊等等等等，包括在城市里头不允许有他们的社区，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些制度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原型。 　　可是很多人看到中国那个时候，在旧体制下，城市里头没有这种大片的这种社区，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中国是没有穷人的，是吧？他们就不会认为这是中国驱逐穷人的结果。 　　网易财经：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呢？ 　　秦晖：这个制度啊，很明显，都是为了搞原始积累。就是对南非来讲最简单的就是要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那个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所谓最好的招商引资条。讲的简单点就是就是他要用，把这个这个大多数的人的权利剥夺的这种办法，制造一个所谓的很好的投资环境，一个就是城市里头把所有的人，把这些打工的人都搞到集体宿舍里头，用这种办法来消除那种所谓的一些国家由于自由居住造成的贫民窟治安问题。另外只要城里用不着他们了，就打发他们回去，由部落来给他们提供土地，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所谓35岁现象，35岁前打工，35岁以后就回，就回农村养老。 　　所有的这些制度安排，的确是，在一个时期提供了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提供的，像这种制度都是大规模的行驶，而且对经济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个可能只有南非跟中国是非常近似的。 　　网易财经：确实，您在说南非的时候，让人想到中国现在目前很多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其实我们看到中国，我记得您也写过一篇文章，说改革户籍制度是没有意义的？这篇文章… 　　秦晖：我从来没有说过改革户籍制度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说，在对户籍制度本身它本后的那些实质不加以清理，不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单纯取消现存的户籍类别，不仅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能有相反的意义。因为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讲这个农民，农业户口或者农民户口是对农民的一些束缚，但是最近十多年来很多地方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当局要强行取缔、取消农民户口而农民坚决不同意抗争的，是吧？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这个农民的土地是和农业户口绑在一起的，是吧？所谓的取消农业户口，其实就是要把农民的土地给剥夺了。 　　因为我们国家当时的，现在也是这样的《土地法》规定了，只有农用地才是归所谓农民集体所有的，只要土地一不农用，那就是被国家征用了。它也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像这样的改革，我觉得那当然、那完全就是倒行逆施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不理解户籍制度背后的实质，不解决所谓户籍制度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单纯在形式上取消，或者改变户口类别，那很可能，不但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很可能成为一种剥夺农民的倒行逆施。 　　网易财经：这项制度从一开始建立是1958年，它建立的时候是禁止农民迁徙，到现在是默许农民迁徙，那在这中间的转变中，对于经济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秦晖：当然总的来讲是有进步的，甚至我认为呀，就是那种南非式的种族隔离制度，与以前的黑奴制度相比也是一种进步，是吧？ 　　我们今天都张口闭口说民工民工，改革以前也有民工这个概念，但是改革以前的民工不是农民出来自己打工挣钱的，而是政府抓他们出来那个服劳役的。那个时候，你只要进城，你要专门开证明，而且这个证明都是只管一件事的，比如说今天我要到城里看病，我就开个证明说，我要到某某医院去看病，那过了这天就不管用了。或者你拖拉机坏了，我们以前经常跑到城里去修，或者买零件，也是要开这么一纸证明的。 　　南非就是1911年所谓的《格伦隔离法》废除了强制劳工制度以后出现的，然后就允许他们打工了。当然允许他们打工，并不允许他们定居。就是我允许你打工，我给你发一个暂住证，你在这里可以待一年，或者待半年。那么我们中国的暂住证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迁徙也好，就业也好，还是一种特许嘛，是吧？并没有真正的给他们自由。 　　但是这种现象也在不断地，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也在不断地变化。比如说以前南非对这个随便查证件，只要你没有证件就抓起来，这和我们国家在“孙志刚事件”以前的现象是一样的，规则是一样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农民工被抓率，我做过统计的，是要被南非黑人被抓率还要高。南非后来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就缓和了，就是如果没有证件也不随便抓人了，改采取罚款的方式，后来我们在“孙志刚事件”以后也是这样，现在也是基本上没有，也是改成罚款的方式。 　　再以后就更松了，其实也不怎么罚款了，对大部分那些没有证的人，其实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政府没有特殊的需要。但是如果有了特殊的需要这还是一个问题。 　　从这个发展的趋势看，其实都是朝着废除户籍、废除不合理的身份等级制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离人们的预期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且我们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其实如果和南非做比较的话，都比南非要慢得多了。 　　网易财经：那这个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秦晖：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最基本的两个问题，就是我一再讲的，这个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政府的责任不可追问，这一点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嘛。 　　不要欺负外地穷人 　　网易财经：近两年出现了一些排外的政策，比如说北京它就禁止、限制外地人购房、购车，那您认为这个是一个进步还是退步？ 　　秦晖：我觉得这当然是退步。但是这种呼声之所以很强，是因为那个有能力购房购车的外地人他的话语权还是更大一些。其实我觉得，对于外地人的欺负，说实在的主要是对外地穷人的欺负。 　　网易财经：您刚才说流动劳工，会让我们想起中国历代都防流民，治流民，明朝的那个户籍制度，其实和我们现在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很有相似之处的，您认为目前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有所借鉴吗？ 　　秦晖：其实中国现在的这个农民流动，和历史上的流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同和不同，这个从来就是有争论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种争论，同样的事实判断都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政策意见。比如说有人说历史上的农民是，就是因为活不下去才流动的，就是所谓的死里求生的农民，流民。说我们现在的农民是在农村本来就已经可以解决温饱了，他们到了城里只不过就是想发财，他们不是因为生存危机到城里的，只是由于他们想过得更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他们是有退路的。 　　但是同样这样说的人，他可以得出两个相反的主张：有一些人主张，既然他们是不是死里求生，只是饱而求富，他们只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生存，那么我们把他们赶回去也是不要紧的。 　　还有一些人用同样的理由，他们提出的是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既然以前的农民是死里求生的，他们就容易做出一些非理性的选择，因为你就是等于是铤而走险了，那么现在的农民正因为他们是饱而求富的，所以你反而不应该歧视他们。 　　还有一些人认为，其实古今的流民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比如说有人就证明，古代的流民中很多并不是活不下去的，他就是和现在一样，为了更高的收入。 　　但是就是同样的现象，也有两种解释的。一种就认为，既然是这样，那他们就更是铤而走险了，所以我们更应该防范他们才对。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说，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更不应该赶他们。 　　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事实判断上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而是说到底，就是你是不是尊重人权，你是不是对这些人有同情心，你是不是把他们当人看待，讲得简单点就是这么一回事。 　　网易财经：其实除了考虑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明朝它在前期对于人的束缚，对于农民的束缚是非常强烈的户口，接着到后期，由于它的户口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当当时已经放松了很多，然后反而是造成了，出现了很多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朝的经济也因此而更好了，是不是可以说就是放开户籍制度，可以导致经济可以更好呢？ 　　秦晖：明朝都不能叫做放开户籍管制，它其实就是明朝整个国家体制开始发生瘫，或者说就是腐败呀，这种和那个制度上的变化还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国家发生这样的现象的话，那当然，它会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就是说你既然是有空子可钻了，那就，那就大家都钻呗，但是这个大家都钻，你要知道，我经常用一个概念叫做尺蠖效应，也就是说当这个政权是非常铁腕的时候，它这个铁腕往往首先落在老百姓的头上，就是管制很严的时候，它往往是首先把老百姓管死了，当官的还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但是如果它一放开了，有很多空隙了，首先能够利用这些空隙的，往往是那些当官的人，或者有特权的人，老百姓对这些空隙的利用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 　　讲的简单点，它一放开，放出来的首先是一批贪官污吏，首先是一批红顶商人。经济的确也是活跃了，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社会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最后就导致明朝陷入危机。 　　户籍制度考验人的忍耐力 　　网易财经：回到户籍制度，此前有一个媒体报道说，北京户口，一个北京户口价值30万元，您怎么看这个户口价值的问题呢？ 　　秦晖：我觉得这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不平等造成的嘛。所以有人说，现在户籍制度已经没什么可改的了，我觉得当然不是。如果没什么可改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是吧。户籍制度其实它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三个不平等：一个是人权不平等，尤其是居住权，一个就是财产权不平等，就是，就是农民的土地不是他真正的财产，一个就是公共服务不平等，这个城里人和他们享有不同的福利。 　　网易财经：其实就是说，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是一个目的，目的不是说改革户籍制度，而是要解决您刚才说的那三个问题才是关键？ 　　秦晖：我讲的就是说，你也不能说不是改革户籍制度，我就说不能只是名义上取消一个那个户籍的名称，或者说这种，这种户籍形式。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的第三点是说，要实现一个公共服务福利的平等？ 　　秦晖：对。 　　网易财经：有人也提出来了这点，您认为就是说以北京为例，是都让外地人享受目前北京人的公共福利呢，还是说降低北京人的公共福利呢？ 　　秦晖：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一个宪政化的过程中，它根本就不是问题。宪政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政府能够承担多大的公共服务责任，为此公民应该让步给政府多大的权力，这都是由契约决定的。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下，如果你不能限制政府权力，你就不能够约束老百姓向政府问责。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是可以进行无限问责的，一直要问到他承受不了为止。他承受不了就逼他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支持农民工，或者说城市的新移民，要求政府承担责任。 　　另外我还要讲，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他们要求。实际上现在城里农民他也没有要求享有像北京户口一样的那种待遇。他们其实要求的是想有最低的保障，或者甚至不能说是保障，享有最低的权利。比方说我认为，我们中国比如说就以这个贫民窟这个话题而言吧，中国从来不承认贫民窟，但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一直到现在，始终有棚户区存在。棚户区是什么？就是贫民窟。 　　但是在中国住棚户区不被驱逐，你是要有特权的。你是市民，那么你住在棚户区里你就是合法的。现在所谓的改造棚户区，那就要跟你讨价还价，不可能把你赶走的。那就要给你另外搞安置，给你补偿什么什么。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外来人口，那你可以随便赶走的。 　　有人说我这是在什么，要鼓吹建立贫民窟，这是胡说的话。贫民窟是什么好东西呀？没有一个人认为它是好东西的，是吧？但是你不能解决我的那个住房，我自己解决，你不能把我这个基本生存的权利都给取缔了吧？ 　　所谓的贫民窟，都是那个从乡下来的人构成的，不管是印度，不管是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期，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吧，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不承认他是新移民，而人家是承认的。像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解决户籍问题，其实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消极自由权利，就是不被驱赶的权利，不被侵犯的权利，一个就是积极权利，就是要求保障的权利，这两个权利其实都是应该争取的。 　　但是有一点我非常反对国外在宪政体制下，有人是把这两种权利对立起来的，他们认为这两种权利之间是有矛盾的，所以有些人他是不愿意提出那种积极权利的那种诉求的，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不但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在中国这个积极权利是以消极权利的实现作为前提的，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矛盾可言。 　　我们在深圳，在一些地方去访问一些棚户区的，去访问一些所谓违章建筑的住宅，我们想拍个照片，他们都要阻拦的，说你拍了，我就在这里待不下去了，他们就，我说我拍了，就会社会上就会有人关心你们，就会给你们改善，他们说哪里？说你一拍，我们第二天，城管就要来把我们揍一顿。 　　那么你不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你说要投入大量的力量去盖所谓的保障性住房，结果盖的结果就是盖的都是经适房，经适房都被官员拿去了，就是像那个所谓的房妹，就是这种现象嘛。我们现在保障性住房制度最大的两个问题，那个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你剥夺了他们的那个消极权利嘛，就是因为你要驱逐他们嘛。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两者根本就是一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的，农民就是应该首先有消极权利，首先有不被驱逐权，然后他就要求你，然后他就有了要求你为他提供保障的权利。如果你能够提供那当然好，你不能提供？不能提供我们就谈判。你能够提供什么？你能够提供什么，我们就授予你相应的权力，你既然不能承担无限责任，你的权力肯定也要有限，这个完全是对应的嘛，这两者有什么矛盾呢？ 　　网易财经：如果是在那方面的改革的话，可能还相对比较遥远我们觉得，如果是换一种办法，比如说去除掉… 　　秦晖：有一些改革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比方说，你要求他们像享有北京市民的福利，我觉得这几乎是天方夜谭，而且也没有基础的，他现在还被你城管打得头破血流，你还讲什么市民的权利？你还讲什么北京市民的权利？你把他当人对待就可以了，是吧。 　　那么我现在就要说，我要提的最简单的一个要求，也是确确实实可行的要求，那就是你要驱逐我可以，但是你不能不补偿，不安置。城中村改造要考虑租户权，就是驱逐租户，你要给补偿的。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出的第二点是公共服务的一个平等化？ 　　秦晖：对。 　　网易财经：实现这个，有没有可能是通过去除户口含金量来实现呢？ 　　秦晖：当然可以啦。但是我觉得，为政府推卸责任，一定要相应的限制政府权力，这个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你不能权力一点不少，但是我把责任给你减了，这个没有那么好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思维，单方面的为他们推卸责任，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 　　网易财经：您认为目前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对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生活和经济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吗？ 　　秦晖：对老百姓的权利来讲，受户籍制度管制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忍受力的问题。 　　应减少大城市吸引力 　　网易财经：很多人都担心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可能会滋生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大城市… 　　秦晖：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就是很多人都讲，如果不排挤他们，大城市就会膨胀得受不了。这里我要讲，像我们中国这样歧视这些新贫民的国家并不多，世界上所有，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我们这种歧视制度，人家不也过来了吗，是吧？那么大城市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我们国家在另一方面造成的大城市病，比如说那个政府的机构，政府人为地把各种功能都集中在一个大城市，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既是经济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又是政治中心，这种决策失误导致的城市病，我觉得要比这个更严重。如果你真的嫌北京城市大，你为什么不迁都呢？为什么不采取那种，就是国家在规划上，在其他方面，他可以考虑采取一些宏观的政策，减少这个大城市的吸引力嘛。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做到的，不必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来解决这个城市规模问题。 　　何况这里我还要讲，最近好像又有人提出要发展什么中小城镇什么什么，这个提法老实说在1980年代就有过。一开始说是离土不离乡，后来说是要允许农民进入中小城镇，最后又说引起了民工潮。那么现在你又倒回来说，说是要发展中小城镇，这里我就要讲，你所谓的要发展中小城镇，是指的要使中小城镇变得更有吸引力呢，还是说要在大城市实行严格的限制政策，把他们挡在外面？ 　　如果是前者，那么当然你搞搞我觉得没有什么坏处。这里头的关键还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农民的迁徙自由。我觉得以前讲的发展中小城市，都有一个前提，都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只准农民进入中小城市，不准他们进入大城市，或者说限制他们进入大城市，这个做法是肯定行不通的。 　　网易财经：其实如果是他没有把大规模的钱投资在北上广这些地方的话，没有很多人会… 　　秦晖：对呀，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会进来的嘛。 　　解决进城问题农民才有未来 　　网易财经：刚才您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在改革户籍制度的时候，必须要推进一个是土地改革？ 　　秦晖：对。土地问题其实很简单啊，如果你这个土地归农民所有了，就不会有所谓的政府借取消农民户口来剥夺农民土地的问题了。说实在的农民有什么样的户口其实并不重要，只要这个财产是我的，比如说我把土地卖掉了，我就进城，或者我觉得卖掉不合适，我就保留这块土地，那也可以，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两种选择你完全可以交给农民，你也不需要政府去规定，说你必须是农民，或者你必须是市民。 　　我们现在说实在的以户籍改革为理由，把农民强制变成市民，什么农民上楼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消灭村庄啊，这种制度非常可怕的，但是这些都是以所谓户籍改革的那个名义进行的，这个就很麻烦了。 　　网易财经：您怎么看待城镇化的未来和中国农民未来的情况呢？ 　　秦晖：我觉得城镇化的未来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就不仅是中国，就全世界都是这样，有的人说郊区化是趋势，有的人说城市分散化是一个趋势，这里我要讲，其实我们很多看法有时候并不一定准确。比如说我们老讲美国的城市郊区化，说美国的富人都住在郊区，市中心都是穷人居住的，而且有人还说，这是因为汽车社会造成的，因为有了汽车了，人们就可以住得远一点，所以美国人都跑到郊区去了，这个说法我觉得不一定对的，因为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其实是美国的，具体来讲美国的富人搬到郊区，其实是在汽车时代以前就已经有这种苗头了，而同样是汽车时代，欧洲的城市都没有这样，是吧？你像你到巴黎去，现在巴黎还是那个那个，有钱人还是基本上都住在市中心，倒是那些穷人住在周围，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和美国城市化的过程，那个背景比欧洲要更民主有关的。 　　因为欧洲在十九世纪的很多国家还是比较专制的，尤其是像巴黎那样还经过了，所谓的奥斯曼拆迁，就是大规模驱逐穷人的这样的事儿。但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一直就没有条件这这么做，所以在美国城市化中，一直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有些人开玩笑讲，叫做穷人驱逐富人，就是穷人不断地进城，进城以后，所谓的驱逐倒不是说他们真的就把富人赶走了，而是穷人进来以后，富人就主动搬走了。 　　但是我刚才的分析已经指出了一点，就是说这种东西呀，它其实背后都有一定的制度基础。 　　这里我还要讲，我们过去被扭曲得很厉害的一个口号，就是由霍华德的一本书，叫做《未来的田园城市》，就是结果后来很多人就讲，我们也要建设田园城市，所谓田园城市就是把城市搞得到处都是花园。什么什么据说是霍华德鼓吹的一种主张。其实你看看霍华德的书，他讲的根本就不是这种事儿。而且霍华德明确的讲，他要反对的是巴洛克式的城市发展，所谓巴洛克就是城市发展，就是追求豪华，就是把城市搞得充满了玻璃房子啊，什么什么的。我们现在搞的就是巴洛克式的所谓城市发展。而且霍华德讲的那个田园城市那个居住密度是相当高的，其实就是要考虑穷人的，绝不是到处都是广场啊，什么建筑稀稀拉拉的，而且充满了那种豪华别墅，绝不是这样的那种住宅。 　　而且霍华德明确讲，这个田园城市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过度中央集权，就是要防止那个政府对人们权利的侵犯。像这种东西如果你抛开不讲，你说所谓的田园城市就就是大搞拆迁，把那个城市搞得好多花园，这个这个完全就是和人家的那个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网易财经：那您怎么看待中国农民未来的命运呢？ 　　秦晖：我觉得中国农民未来的命运，和中国公民未来的命运其实应该是一回事嘛。讲的简单点就是中国农民，不管他将来还是种田，还是不做别的，他们都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应该得到更好的服务。 　　中国现在所谓的农民问题啊，其实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在城里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有2.5亿农民工，加上与他们相关的离散人口，所谓的留守，三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加在一起3亿家庭离散人口，这个恐怕已经成了中国农民问题的一个核心部分。如果他们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就不可能有未来的。 　　网易财经：我们最近看到李克强副总理他刚刚说过，改革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之后千呼万唤的户籍制度也就终于得到了中央的回应，这是否可以表明，中央的思路已经重新回到了改革上来呢？ 　　秦晖：我觉得户籍改革早就有了，其实，其实那个1990年代中期，我记得当时还是陶驷驹当公安部长的时候，当时就已经讲了，要取消农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这两分法，改成所谓的属地化管理，其实后来还是一样嘛。后来又提出要蓝印户口，然后又什么把暂住证变成居住证，所谓的改革，一直就没有断过，绝不是什么现在才有的事儿。问题就是，这个户籍制度改革一直没有在我刚才讲的这三个方向上有实质性的突破。不能说没有进步，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一直是有进步的，只是这个进步太慢，我们将来在这些方面还要有哪个更本质性的那种改变，这个是很明显的。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什么和以前不同的新时代，这个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网易财经：您怎么看待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关系？ 　　秦晖：这个，这两个概念本身我觉得就是有点莫名其妙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吧，所谓的顶层指的是皇帝呢，还是一个本来这个顶层就是集中了老百姓的意见的一个顶层，是吧？因为你顶层本身也是，性质是不一样的嘛，有的顶层就是我可以拍脑瓜的，有的顶层本身就是受到很大的制约。所谓的顶层的意志就是选民的意志，这两种顶层本身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概念没有多大的意义。

信報博客     2013年01月31日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南巡時的內部講話，已經層層傳達到縣團級幹部，獲悉其內容的人越來越多。筆者從內地朋友拿到這份記錄，閱後覺得，大陸內外對中國新領導人推行政治改革的熱切期待，從此可以休矣！ 首先，他定義了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不是「往西方普世價值」方面改。他說：「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其次，他否認了內地很多人的看法認為中國在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滯後。他說：「我們的改革本來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贊成那種籠統認為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後的說法。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麼，不改什麼，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現在，重大改革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協調推進」。 第三，他強調改革必須建立「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改革才不會迷失方向。他說：「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又說：「如果丟失我們共產黨人的遠大目標，就會迷失方向，變成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他強調，「中國夢」固然是一個理想，但「共產黨人應該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產主義」。 第四，他提出要吸收蘇聯崩潰的教訓，認為蘇聯崩潰乃源於很多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他說：「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史達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為什麼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蘇聯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解除了黨的武裝。出來幾個還想挽救蘇聯的人，把戈巴契夫弄起來，沒搞幾天又被反過去了，因為專政工具不在他們手中。葉利欽站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衷，保持所謂「中立」。最後戈巴契夫輕輕一句話，宣佈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拜讀了習近平上述言論後，筆者總算明白了為什麼習近平說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中共歷史，也明白了他為什麼說不能抹黑中共的「光輝形象」。 今年一月五日，中央黨校舉辦中央委員、侯補委員「十八大精神研討班」，新晉七常委悉數亮相。習近平發表了講話，強調不能否定前30年歷史。他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議，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都是中共党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個時期雖有差別，但決不能彼此割裂和對立，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原來在習近平眼中，連文革這些災難都算是「社會主義探索」，那麼人們還能期待什麼？ 習近平這種歷史觀，早就見諸他剛剛晉身皇儲之初。2010年七月21日，他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說，「堅決反對任何歪曲醜化中共歷史的傾向」。他說：「研究和宣傳中共歷史，要牢牢把握中共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並「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他強調「這是黨史工作必須遵循的的黨性原則，也是每一個黨史工作者應該履行的政治責任」。顯然，習近平認為近年來很多暴露中共錯誤的黨史回憶，都是所謂「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而要加以反對。 中國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前研究員、學者姚監複就指出：習近平在歷史問題上的極左思維，就反映在他指導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中，其中不但強化「毛澤東思想」，肯定「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也肯定了「三大改造」。因此他認為習近平是一個馬列主義者和毛澤東思想的擁護者：他說不能給黨抹黑，所以只能貼金。 習近平對歷史問題的看法，原來就是他本人某些「極左」思維的反映。所以他對蘇聯崩潰的分析，就完全按極左派的思路來分析。而他的政治改革，原來是要立足於共產主義的理想。 到此我們應該放棄幻想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讓中國人民憧憬的改革，是改變「一黨專制」，是廢除人民日報前總編輯胡績偉提出的「一個党、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筆者注：廢除「三個一」，是中共在未執政前就提出的政治訴求，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912頁。但執政後，不但沒有廢除「三個一」，反而增加了「一個黨軍」，所以胡績偉稱之為「四個一」）。然而習近平所說的政治改革，則仍然是堅持「四個一」，這從他的南巡講話中表露無遺。 朋友們！我們還能有幻想嗎？建制內的改革派俞可平（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說過：「改革沒有突破，政局必有突變」（在2012年12月16日，鳳凰衛視主辦的「改革新動力——鳳凰財經峰會」午宴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我們惟有等待政局的突變吧！ 

　　本书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的理性的分析，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与翔实的经济数据，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作者本着关注最底层社会民生的态度，呼吁反思人民利益，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 　　 　　2012年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重磅新书《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茅于轼新作《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精彩内容选刊）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白衬衫 　　 　　 　　

　　中国梦，梦之难。 　　 　　当下，从庙堂至江湖，皆言中国梦。习近平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时，称大国复兴，乃是中国梦，相对政治家，升斗小民，亦存在种种梦想。南方一大报的“中国梦”新年献词，虽最终流产，亦反应了社会上的普遍情绪。 　　 　　 “美国梦”的存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为此造就了一个开放博大而又雄浑的国家。从洛克菲勒到盖茨，商业精英都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政治领域，出身贫困的林肯，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少数裔的奥巴马、骆家辉亦登上了政治舞台。 　　 　　“美国梦”的最大魅力，不仅是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精英，更在于使民众相信成功和财富，来自勤奋和努力，鼓励他们保持对未来的希望。纵使今日是屌丝，未来亦值得憧憬。正如华裔NBA运动员林书豪，昨天在球队做替补都岌岌可危，睡在队友家的沙发上彷徨伤感，明日就可能爆发，成为“林疯狂”，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曾经激发出巨大的活力与生机。无论是在火车站密密麻麻的民工，还是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命运的新兴知识精英，皆相信通过公平与努力，可以获得更为美好的未来。中国梦被寄托了无限了希望，承载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中国，极少数家庭占有绝大多数的国民财富。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而美国、日本财富的过度集中，使一般民众在财富上的成功希望变得日益渺茫。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富严重分化的同时，社会的公平性日益被怀疑。在中国3000多个财富超过1亿的家庭中，竟然有2900多户有各种背景。比例之高，触目惊心。当财富的来源不再取决于自身努力，而是取决于出身、特权等因素时，民众仇富的本质，乃是对于社会不公、机会不均的绝望乃至仇恨。 　　 　　特权阶层与豪强势力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挤压，而且在社会管理，人才成长领域，对于中国造成了严重阻碍。 　　 　　　　由此，首先在经济领域，豪强势力恶化了中国的经济危机。 　　 　　　　本次经济困局，某种意义上乃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这种不合理，有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的经济力量，集中在铁工基、地产等领域，而大众制造缺血。这些领域往往是官办企业，可谓权力的嫡亲，地产企业众所周知，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乃是权力的表亲。 　　 　　　　垄断产业和地产行业的膨胀，严重挤压了实业的生存空间，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 　　 　　　　其二是，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存在着身份的严重不平等。 　　众多周知。近几年一些官办企业强势收购效益非常好的民营企业，迫使民营企业在钢铁，航空等领域退出。　其实，这种因为官办企业的挤压而倒闭的情况，在更多领域均已出现。 　　 　　　　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国有企业在非战略性领域退出，特别是在竞争性产业领域。但是，最近几年的情况却相反，很多本来已经退出的领域，国有企业重新进入，很多本来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重新封闭，如航空和钢铁，煤炭，民营企业接近全军覆没，很多不该进入的领域，却疯狂进入，如地产，众多央企都成为各地的地王，不务正业，与民争利。 　　 　　　　官办企业的生存空间急剧扩张，使很多民营企业失去生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近中国民营企业的倒闭潮，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空间不够，很多产业不能碰，需要的资金没有来源，创业环境恶化等。温州之乱，就是投入1000个亿也没有用，唯有开放金融才有效。 　　 　　　　在社会领域，权贵与豪强亦挤占了大众的生存空间 　　 　　　　与经济领域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压相关的，是在社会领域，豪强势力对于大众生存空间的挤压。造成了阶层的固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 　　 　　　　最危险的是，正如经济学家王小鲁所说，中国形成了一种“新底层阶层”，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 　　 　　　　而既得利益阶层一直非常模糊，其实，细究起来，也就三大势力，其一是政府官员，其二就是传统的“企事业单位”人员，也就是垄管官办企业，以及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其三就是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产业，如地产行业，煤炭等资源性行业，其创办人必须有极广的政府人脉。此外，就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后，被逐步吸纳到“体制内”的势力，如各地的政协委员，往往多是知名企业家，他们相当于被招安。 　　 　　　　其实，阶层的分野，各个国家都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各个阶层，应该能够自由流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阶层逐步固化，纵向流动日益困难。 　　 　　　　在社会管理方面，“新底层阶层”被排斥在社会管理事务之外，不要说决定社会事务，就是想投票决定自己喜欢的歌手，也被禁止——湖南卫视等众多选秀节目，因为仿效普选模式而被叫停，豪强阶层，不希望底层阶层分享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垄断了中国的国家治权。使“民治”落空。 　　 　　　　在就业方面，“拼爹”替代了拼能力。中国各级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在选拔官员和聘用雇员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官员后代更容易成为官员，穷人的后代继续做穷人，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并非戏言。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而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 　　 　　　　伴随官二代出现的，就是穷二代，大都市不仅是豪强的乐园，亦是造就蚁族的土壤。代际遗传逐步加强，曾经被横扫的“血统论”沉渣泛起。 　　 　　　　在知识文化方面，资源亦开始倾斜。 　　 　　　　目前，各个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日益减少，北大和清华，来自农村的生源之占15%，城市生源高达85%，而事实上，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基本对等。同时，很多官员子女，通过各种特权，获得加分或者特招机会。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但是，在起点上，公平已经严重失衡。 　　 　　　　最关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本身已经坍塌。 　　 　　　　以前，一个贫困的家庭，可能因为一个人考上大学，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现在，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下层阶层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毕业于武汉大学的的杨元元自杀，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陆步轩卖肉，就是对“知识就是力量”最后的绝望。 　　 　　　　豪强势力对于中国最严重的危害，还是破坏了中国梦，造成了全民的理想与信心的丧失。 　　中国目前存在汹涌的移民潮，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 　　 　　富人动向，可以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动态的风向标。富人和名人移民的出现，值得深思。 某种意义上说，富有阶层是中国的夹生饭，既有成为豪强的基础，但是由于制度的缺失，又时刻有被权力巨兽所伤的危险。一度贵为中国首富的宗庆后，拥有美国绿卡，曾经收到过邓小平亲笔信的天皇巨星李连杰，也是在移民新加坡才得安心。 　　 　　　　如非缺少安全感，他们何以移民，离开造就他们成功的故国?根本原因，还是梦想破灭。 　　 　　　　中层和部分上层人士可以通过移民，来实现安全着陆。但是，底层民众却不行。在中国梦的破灭之后，底层民众，不少也陷入疯狂之中，传销的邪火难以止息，根源就在于此。 　　 　　　　绝望情绪蔓延整个社会之时，必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未来选择。部分底层年轻精英投身传销，“中国梦”的危机，使他们不再相信勤劳和奋斗可以创造未来，而是寄希望于一夜暴富，于是投机、贪婪由然而生。大学生富有现代知识，容易很快成为领袖与骨干。而非法传销在中国流行了十几年，也被批判了十几年，作为大学生，理应洞察其危害。明知邪路，却偏要赌，这种微妙的心态，极为值得关注。 　　 　　　　当天使不再拯救大众的时候，那些具有野心和才干的人，往往便将命运抵押给魔鬼。历朝历代埋葬王朝的领头人，往往不是报国无门的落魄才子，就是被裁撤后无路可走的退伍军人，黄巢闯王，皆为同类。此中真意，值得深思。 　　 　　没有安全感的不仅仅是中产和底层民众，当中国梦的破灭，整个社会将处于不安全感中，豪强阶层亦将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更为拒绝改革。阶层固化更为严重，进一步恶化社会环境，造成恶性循环。全体国民如坐火山，不知何时爆发。长久以来，将戕害全社会的信心。 　　 　　欲复兴大国，必先再造中国梦。为长久之计，则中国急需抑制权贵，伸张民权，造就普遍之平等，铸就普遍之希望。在政治领域，削弱官权，还权于民，在经济领域，抑制垄断，扶助民营，在社会文化领域，开放管制，成就多元。 　　 　　罗天昊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 致力于国家战略研究 著有《大国诸城》 　　 　　 　　本文摘自：英国《金融时报》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