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阳光时务》专访中国政协香港委员、曾为特首梁振英“头号支持者”的刘梦熊，彻底“反水”曝出梁振英上位内幕。民主派人士表示如果属实，将促梁振英下台并推香港普选特首。 （德国之声中文网） 1月24日，香港《阳光时务》最新出刊，重量内容为封面专访中国政协香港委员刘梦熊，刘揭露梁振英在竞选前操控媒体为自己造势、以及在僭建丑闻中作假、抹黑打压香港泛民主派、中共当局对梁振英转换态度等一系列上位内幕。一直以梁振英”头号支持者”形象出现的他，继近日批评梁振英道德有问题等之后彻底反水，其多个曝料有详实的时间点和细节描述，证实此前香港泛民主派倒梁时的理由和梁与商人、中联办等关系密切的猜测。 《阳光时务》一刊难求，这条劲爆新闻也搅热香港传媒和民众，本在民调中支持率持续下降的梁振英再遇政途难关，但目前还未做出回应。香港传媒围堵追访刘梦熊，刘保证自己所言100%真实，并称自己手中还有其他内幕消息。在这个专访中，刘梦熊曝出的梁振英操控的香港媒体《东方日报》立即停掉刘梦熊专刊，并称也将就事件追踪报道。 事件导火索为刘梦熊在友人处发现梁振英给中联办主任彭清华的一封信，推荐香港一位人士做中国政协常委，让刘梦熊感觉受到欺骗，因为早前梁振英承诺推荐刘做常委，但刘梦熊表示不是因为私人恩怨倒梁，而是他认为梁振英的执政损害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梁振英将把”一国两制”引向邪路。他也认为作为梁上位的”头号功臣”，现在的倒梁比”梁的反对派”更有说服力。 据《阳光时务》专访内容，刘梦熊主要曝料有：在2011年底，刘透过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向习近平身边的一个高层智囊人物举荐梁振英（《阳光时务》称此人为曾庆红前政治秘书皇甫平），至2012年3月，北京态度发生变化，放弃唐英年改为支持梁振英；在梁竞选之时，刘还介绍梁与《东方日报》集团主席马澄坤在2011年底见面，其后《东方日报》及所属《太阳报》等持续挺梁；另外还有梁在僭建事件中撒谎，向公众假称邀请请专业人士和律师检查住宅等。 刘梦熊此番曝出的最劲内容当属梁振英与香港泛民主派、中联办及北京关系，他指证梁振英曾亲口对他表示：”与唐英年的争斗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与泛民主派则是敌我矛盾”；在梁获选之前， 2012年3月，刘梦熊透过习近平与香港商界人士会面时的态度及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的表态，认定中央选定了梁振英。 刘梦熊为香港从事金融业的商人，目前为中国政协香港委员。近年间因为持续为中国大陆人士，如”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艺术家艾未未、异议人士刘晓波、李旺阳及维权人士胡佳等发声而走进公共视野。德国之声也曾在2012香港回归15周年前采访刘梦熊，他在采访中表达出对建制派的支持。德国之声今日联系刘梦熊，手机始终处在关机状态。旅美的中国新媒体人北风评论：”刘梦熊差不多是中央在香港唯一的一支笔杆子，这次刘梦熊与梁振英决裂，中联办和梁振英的日子都将会更难过。 香港倒梁游行 “如果刘梦熊所言属实，要促使梁振英下台” 香港泛民主派、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德国之声表示，刘梦熊所言是否真实，还有待对事件进一步观察，在此基础上，他们将要求梁振英对此作出解释：”如果刘梦熊说的是真实的，那当然是再一次让香港人看到梁振英本身有很大问题，包括诚信、包括在政治上的保守，这是香港人不能接受的。当然还要看未来在各个方面是不是有更多证据出来，如果有更严重的问题出来，肯定会让香港人对梁振英的不信任程度加大。” 在去年香港特首竞选期间，梁振英相继爆出涉黑金政治和违建丑闻等；梁当选后的第一个七一，香港数十万民众爆发七一大游行。据香港大学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香港发展不满的人数比上一年上升了11%，达到46%。去年12月，香港立法会否决了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提出的对梁振英的不信任动议。今年1月初，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慧卿等提出”弹劾梁振英议案”，立法会委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上述指控进行调查并提交报告。 蔡耀昌也表示，如果未来证实刘梦熊所言为真实情况，除启动”弹劾特首议案”外，还将用法律追究其责任：”如果刘梦熊说的属实，可以说梁振英还触犯了法律的规定。可能会引起包括香港民主派、民众会透过包括基本法、其他法律途径、政治的途径如游行示威等，来促使他下台。” 梁振英在胡锦涛面前宣誓就职 “是建制派内斗还是个人恩怨？” 事件发生后，坊间亦出现政治”阴谋论”之说，香港电台潘小涛也在Facebook留言：”刘梦熊突然爆梁振英大料，是发泄个人之怨，还是另有高人在背后指点呢，看来真正倒梁的岂止普通市民。” 对此蔡耀昌也表示不排除背后可能有建制派内部权斗的可能性，作为民主派人士，不愿看到在建制派的权斗之争后，香港依然不能摆脱愈来愈严重的”北京之手”操控的状态，他们主要的诉求依然是守护香港核心价值及要求尽快实现双普选：”梁振英和刘梦熊事件有可能是一个建制派的政治内斗，如果我们觉得梁下台就处理掉香港所有问题，就可能在未来重复原有问题，作为香港的民主派，我们除了要求梁振英下台，更重要就是要香港能尽快实现一人一票普选特首。”

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郑永年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研究的顶级专家，这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其言论并在中国知识界和政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网发文：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 又一次引发广泛的关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并强调“统治者的抉择至关重要”。 ———–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 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 　　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天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统治者的抉择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当代社会，人们所看到的颜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法国作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英国和普鲁士没有发生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法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维尔力图从法国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则指向统治精英选择的重要性。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其实，要理解类似的革命，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足够了。满清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回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李鸿章当然在为自己辩护，想说的无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朝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来，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价也会是昂贵的。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中，改革的阻碍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更是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改革如果轻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坚战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人们常说的话：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