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报道显示，中国公众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不满意，不同地域、户籍和收入的人群对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也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星期三发布了2012年度的《中国基本公共服务调查报告》。 中新网的报道说，该报告根据全国8000多份抽样调查问卷的数据，从满意度和信心指数两个方面，分析了公众对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本教育和环境保护六大类公共服务的主观感受和未来预期。 报告指出，中国公众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偏低、信心严重不足，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建设中应着重关注这方面的管理和服务力度。 广东居民李先生对此评论说：“中国政府好多行政部门，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提供什么公共服务，完全是利益驱动的。有油水的事，大伙都来插手，担责任的事，谁都不管。这样的话，公共服务或者社会管理出现漏洞，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谈到中国近年层出不穷的环境污染事件和食品安全问题，美国民间机构“中国信息中心”的杨莉藜分析说：“近几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好多是由环境引发的。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人们的维权意识提高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环境的破坏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公民对此已经忍无可忍。这几年来食品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除了政府方面的监管不力，还因为中共的‘层级制度’使有特权的人可以享用特供食品。所以，有特权的人很少真正去关心食品安全问题，受有毒食品毒害的人，往往是底层的、没有权益保障的民众。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同阶层的人拥有的权利不同，而这种权利的不同体现在各个方面，甚至体现在不同食品的分配方面。”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还显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仍存在地域不均衡、城乡差距和不同人群间的差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本地居民的满意度和信心指数要高于户口在外地的居民，非农业户口居民的满意度高于农业户口。 另外，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越高的人群对社会保障和医疗水平的满意度越高。低收入和低自我认同的底层群体，则对基本公共服务，尤其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满意度较低、缺乏信心。 报告建议中国政府，逐步把农村居民纳入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 杨莉藜认为，目前中国的农民享受的公共服务种类少、质量差，是中国不公平的“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 “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往往是最差的，因为不管在经济层次、政治权力层次，农村总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近些年，虽然农民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包括对农业的贡献，还有大量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社会分配不公，他们得到的是蛋糕中最小的一块，国家在农村的投入又非常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杨莉藜希望中国的新一代领导班子能够采取切实措施，弥合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割裂状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北京地铁拥挤的人群里，齐红抓住扶手，露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刀疤。人们瞅着他，立即躲向一边。伤痕是23年前留下的，尽管这样的目光多年来已司空见惯，可还是激起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他没法和别人解释，就像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事情，总是始于理想，终于荒诞。...

刘福堂多年来一直致力宣传环保 海南一名退休官员因自费出版个人呼吁环保文章赠阅他人而被定非法经营罪并获刑。 曾任海南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等职的刘福堂星期三（12月5日）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罚款1.7万元。 不过由于他被宣布缓刑三年，因此63岁的刘福堂在被拘押168天后终于以罪犯的身份重获自由。 20多年来一直致力推动海南提高环保意识的刘福堂被媒体称为“环保斗士”。 刘福堂的律师暗示，刘福堂获刑可能与他支持海南莺歌海镇居民反对在当地建获利发电站的行动有关。 莺歌海镇居民反对建设电站的示威行动今年3月爆发，至今仍未平息，示威者与警方多次发生冲突。 中国媒体引刘福堂的家人称，刘福堂在被羁押期间曾写下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宣传环保，他们也不希望刘福堂继续环保事业。 法院对刘福堂的判决书称，刘福堂认罪态度良好且有悔罪表现，因此轻判予以缓刑。 但刘福堂的律师则表示刘福堂并无犯罪，不能接受有罪判决。 律师指出，检察官指责刘福堂自费印刷书籍赠送他人是非法经营罪是不成立的，因为刘福堂印书并非为了牟利，也没有破坏社会秩序和市场经营秩序。

坐落在墨尔本东南20公里的Glen Waverley是当地最著名的富人区之一。那里众多的山顶豪宅都配有高尔夫球场和私家花园。由于地势较高，业主们走出家门即可远眺四周，一览墨城美景。 2011年，Glen Waverley共有72栋豪宅别墅被售出，其中一栋的主人便是42岁的中国某化工集团董事长许先生。许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资产改革时以低价买进了他原来担任厂长的化工厂。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利润迅速增长，他也跻身富豪行列。在谈到自己为何在短时间内积累起了上亿身家，除了努力打拼，许先生毫不讳言那是改革的机遇。 可是，受惠于改革，并富足地生活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里的许先生，为何会斥巨资举家移民澳洲呢？ “我自己没什么文化，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今年8月，许先生在国内接受笔者访谈时说。如今他的女儿正在墨尔本上私立高中，妻子也已经出国陪读。“先把她们送出去，再奋斗两年我就把公司卖了，去澳洲养老。” 五年前，当许先生开始赴北美和欧洲考察投资移民环境的时候，中国的富豪们还不像现在这样如潮水般办理移民。但现在，许先生说身边几乎所有的老板朋友都在用各种方式送子女出国。“以前和政府官员吃饭，我们还得拍马屁说政府几句好话，现在的饭局上连公务员都在骂政府，你说这国家有希望吗？” 另一位同是投资移民的姚先生则说的更具体：“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怕有毒，咱赚了这么多钱，去国外买个放心不行么？”姚先生今年40岁，白手起家，早年靠农村拆迁获得第一桶金，现在是江苏一家电路板有限公司的老总，身家几千万。 像许先生、姚先生这样办理投资移民的中国富豪到底有多少？《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在今年已达102万人，其中亿万富豪超过6万人。85%的千万富豪，90%的亿万富豪考虑将孩子送出国留学。16%的富豪已移民或者在申请中，44%正在考虑移民。 胡润、招行和贝恩等机构发布的个人财富报告均将中国富豪定义为个人资产千万以上的人群。值得一提的是，有能力办理投资移民的不仅限于身价千万的富豪们。但这一群体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中国富豪们为什么要移民？胡润通过2600余次调研和100多次访谈得出，影响富豪移民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未来养老做准备。另外，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也都是富豪选择离开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富豪们不方便提及的隐晦原因，例如担心突然的政策变更或者社会矛盾激化导致企业家利益受损。 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富豪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并不令人意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聚集了约80%的中国投资移民。根据美国移民局发布的最新报告，2011年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签证，平均每天就有8名中国公民递交申请。其中，申请成功的有934名，中国成为全球投资美国移民最多的国家。同年，登陆加拿大的中国投资移民有2020人，占加拿大吸纳的新投资移民的63%。而澳大利亚近几年商业移民每年的名额是3500人，来自中国的申请量就能达到2000人左右。 投资移民的价格根据目的地国的不同从几十万至千万人民币不等。在美国，申请人需投资相当于623万元人民币（低就业地区减半），再雇佣10个美国人工作。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需要在银行账户中至少存有相当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加元，并给加拿大政府指定的机构投资约合501万元人民币，5年后本金返还。而在澳大利亚，申请人需投资约500万人民币，并且4年内不得撤资。这笔钱也许比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一辈子的总收入还多，但富豪们却深不以为然，用许先生的话来说，“那不就是上海内环一套房么？” 富豪们的海外投资热情催生了一条移民产业链。据悉，悉尼、墨尔本地区的楼盘销售目前只有中国买家在注入大笔资金。尤其是好学区周围的楼盘，常常是没有竣工便被抢购一空，而大多数买主都是中国富豪。此外，办理移民事务的律所也赚得盆满钵满。林小姐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家移民律所负责处理中国投资移民的事务。她私下透露，办理投资移民申请所需的费用只需几千美元，但她所在的律所因申请成功率高、能一次性办理富豪全家的绿卡移民，而向每位中国投资移民申请者收取十万美元的办理费。而事实上，中国富豪非常乐意支付这笔高额费用，因为在他们看来，花10万美元就能办妥全家的美国绿卡，实在是一笔合算的交易。 “离开”的政治影响 目前，社会对于富豪移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资产流失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影响。此前有媒体报道，每年中国内地富豪流向海外的财富达100亿元。大量资产流往海外，将使中国遭受税收流失，消费流失，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其次是从道德角度审视。舆论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桶金的挖取者，中国富豪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未富先老”、“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富豪在此时选择移民海外过安定生活，不仅体现了企业家精神的缺位，更反映出他们缺少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 这两种批判的声音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换一个角度看，富豪移民意味着商人和政府关系的悄然转变，或许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契机。 关于通过资产流动或移民来推动改革的思路可以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找到广泛的理论支持。美国政治学家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在《民主与再分配》一书中提出，资产流动是推动政治改革，促进民主扩大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当所有公民都拥有投票权，社会支持的税率（即中间选民所支持的方案）要高于在只有少部分人能影响政策的精英政治下的税率。富人厌恶高税收和收入再分配，故而反对民主扩大化。而资产流动性一方面允许富人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从而减少了税收改革对他们自身财富的削减。另一方面，代表广大民意的政府因为知道富人有能力转移财富，故而愿意适当减少再分配力度，以防止财富过度流失。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渐进的税收改革以及健全的民主制度更可能实现。 而行为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o Hirschman)则探讨了“离开”这一选择对个体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每个公民在面对自身利益受损时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发泄自己的不满，另一种便是逃离体制。前一种选择把公民留在体制内，需要他们在享受“发泄不满”可能带来利益的同时承受相应代价。而且大多数时候，有效地表达不满需要公民集体的力量。相反，离开只是个人行为。个体一旦离开系统，就不受系统内部的政策制约，也不用承担社会变革的风险。 政治学家德韦什·卡普尔(Devesh Kapu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离开”，特别是保守派精英的离开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因为它创造了新的空间，使得原先没有政治话语权的下层民众，或者政府中有意愿改革的少数派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因而有利于民主进程。 纵观中国近30年发展，政府让一批中国的企业家们在短时间内积累了世界级的财富，也因此赢得了他们对现行体制的支持。许多大企业家或是政府官员的家族企业，或多或少受到过政府在贷款、订单、融资等方面的照顾。他们成了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强烈意愿去推动诸如完善市场经济，加大财产再分配的改革举措。而一些中小企业家尽管希望改革，但由于自身力量有限，也极少付诸行动。因此，改革总是呼声大，动静小。早在1993年，邓小平便直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然而正如朱嘉明先生所言，改革只能由当权者推进，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权力和资源。要让既得利益者能有改革的动力，必须解除其后顾之忧。否则他们会把改革阻止到最后一刻，即革命爆发。而移民和它所导致的资产转移能从几方面解除富豪的后顾之忧。首先，有相当数目的富豪是“移民不移居”，仍在国内做生意。但允许他们的资金通过移民的方式流出，能使他们中的部分人不再像以往一样激烈地反对再分配，从而有助于减小贫富差距。而资金流动的可行性也反过来保证了政府进行渐进而非冒进的收入再分配改革，以防止财富过度过快流失。 其次，如果在资金可以流动的情况下，富豪们仍然对税收和分配制度不满，他们还可以选择离开，而不是被束缚在原有体制下和官僚集团中的保守派一起阻碍改革。再次，中国富豪们担心的不仅是财富再分配，也包括了税收、分配、法制不完善、以及政策突变在内的更广义的财产安全。富豪移民的热情也会促使政府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从而更好地保护每个公民的个人权益。 以移民为契机推行改革这一思路在其他国家已有实践。早在19世纪的西欧，移民这一手段就被用来赶走麻烦制造者，以便政府更顺利地扩大民主范围。上世纪60年代末，印度南部大批高等种姓的精英们被排挤出了政府，很多人因此选择移民到印度北部或国外，这使得下层种姓走上了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用德韦什·卡普尔的话来说，移民用最平和的方式促进了印度民主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国家改革的前提条件和今日中国有所不同。西欧和印度进行的改革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民主扩大化，而今日中国需要的改革包含完善法律制度保护私有财产、建立市场和政府间相对独立的关系和减小贫富差距，每一项都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魄力。西方政府内部支持改革的呼声很强，而目前中国改革的阻力仍在，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高管即便转移了资产，也依然有足够强大的动力维护自身利益。 但既然改革势在必行，何不借着富豪移民这个契机进行一番尝试？即便不能彻底扭转现状，跬步的前进也已然弥足珍贵。至于财产流失，仅就转移个人财富的富豪而言，数额并不十分巨大（当然，贪官非法资金的流出另当别论）。据统计，中国千万富豪的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19%。除了缴纳移民国的投资额外，主要花销都用于子女的生活教育。退一步讲，如果用这些财产换取一个保障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和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这样的代价也许也是值得的。

北京——周二，中国与邻国越南和印度陷入了关于南海能源开发的新争端。此事说明北京方面计划在日益激化的南海问题上继续采取强硬路线。 越南指责中国渔船切断其探测船的测震电缆，意图显然是阻止越南探寻能源矿藏。那艘船当时正在东京湾附近勘探石油和天然气。 越南在周二表示，作为报复，他们将会派出包括海警在内的新巡逻队，以防止中国渔船在南海的不断入侵。印度有几家与越南国有能源公司越南国家石油公司(Petro Vietnam)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并且表示，将考虑派海军舰艇保护本国在南海的利益。 这些最新事态出现在中国南部的海南省在上周发布称中方将会登临并搜查进入南海争议水域的船舶之后。南海拥有一些至关重要的航道，承载着全球逾三分之一的贸易量。 中国、越南以及印度之间的新一轮紧张局势充分说明了各方在南海的竞争。据信，南海拥有大量的油气矿藏。 中国的一些能源专家将南海视作一片临近本土、关系重大的能源新版图，有望减少中国对大量进口中东石油的依赖。 周一，中国国家能源局将南海列为主要的海上天然气生产场所。该机构表示，中国计划在两年之内将南海气田的产量由目前的200亿立方米大幅提高至1500亿立方米。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第三大能源公司、国有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开始在位于中国南部海岸附近的深水钻井平台进行钻探，平台所在的水域不存在争议。 南海局势的升级距离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习近平似乎对南海以及中日之间的严重岛屿争端尤为关注，中方将争议岛屿称为钓鱼岛，日方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在南海的最新行动是否与习近平有关。 不过，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和其他中国专家所说，习近平确实领导着聚集在中央海权办(Maritime Rights Office)的一小群决策者，该办公室的工作是协调国内各机构。朱锋说，该办公室是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Foreign Affairs Leading Small Group) 办公室的一部分。该领导小组现以习近平为首，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的中央决策小组。 周二，中国外交部再次申明，中国反对其他国家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油气开发。中国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中国在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只有中国才有权在该海域进行能源开发。 “希望有关国家能尊重中国的立场和权利，”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越南长期以来都对中国持警惕态度，但也通过执政的共产党和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越南新闻媒体报道，越南政府在周一召见了中国大使，抗议中国渔船切断越南的地震探测缆线。 越南国家石油公司的网站报道，一艘中国渔船在周五切断了该公司BinhMinh 02探测船的地震探测缆线。2011年5月，越南官方称Binh Minh 02探测船的一条类似缆线被三艘中国海监船切断，此事在河内引发了长达数周的反华抗议。 越南的新巡逻队法令规定，越南将从下个月开始部署民用船舶，辅以海警和边防部队，以阻止那些在越南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违反越南渔业法规的外国船舶。 越南新闻媒体援引越南国家石油公司高级官员范越栋(Pham Viet Dung)的话说，大量中国渔船最近进入了越南海域，其中很多都是大型船只。他说，这些渔船对其石油公司的勘探作业进行了骚扰。 印度的国有石油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il and Natural Gas Corporation)也做出了激烈反应，该公司在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的共同勘探业务中拥有45%的权益。 印度海军总司令D·K·乔希(D. K. Joshi)说，印度已准备好派遣海军舰艇前去保护印度在南海的利益。“我们在做准备吗？我们在进行此种性质的演习吗？简短的回答就是‘是的’，”乔希司令告诉印度记者。 中国在南海的最新举措并没有赢得国内的一致支持。朱锋教授说，他并不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态度已经比以前更加强硬。 但是，他说，“切断缆索的做法确实很不友好。”

中国——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5日公布了2012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80位，对比去年的75位，略有下降，而近来中国的新领导人多次表示要狠抓腐败问题。 今年的国家清廉指数共包括176个国家，新西兰、丹麦和芬兰并列第一，中国位列第80位。路透社消息称，透明国际执行董事Cobus de Swardt指出，中国领导层对忽视腐败的威胁认知更为深刻，包括在国内和海外运营的中国企业。 据悉朝鲜、索马里和阿富汗的清廉度并列倒数第一。这三个国家被指是“既无负责治理贪污腐败的领导人，也无相关的政府机构”。此外，美国排名第19，日本排名第17，俄罗斯为第133。 该指数以各国际组织及智库收集的数据为依据，对各国政治家及公务员等的清廉度进行评分，满分为100分。此次的最高分为90分，最低分为8分。 中国十八大之后表态要严惩腐败，而十八大之前中国接连被曝出薄熙来事件、温家宝家族持有巨额财富、与胡锦涛关系密切的令计划儿子死于法拉利车祸等等，近来广东多名高官落马以及网络反腐等等被指是新一届政府“新政”的体现。 FMN

一、绪语 围绕大会的权斗很精彩，中共十八大会议本身却是沉闷已极。国内虽仍有一部分寄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的人士百般寻找大会的所谓亮点，但是除了习近平会后的讲话激起一层涟漪之外，实质性的内容委实欠奉。胡锦涛的裸退，结合常委会中前朝遗老的绝对多数，只能解读为自身权斗的彻底失败，而不是什么创立新规。...

注：区伯全名区少坤，近几年，因举报公车私用、监督政府部门失职等行为而得到媒体广泛关注。由于多次在大街上拍照，检举公车私用，区少坤很快便为广州人所熟知，还被亲切地称为“区伯”。虽然多次举报政府部门等失职行为深受广大民众所喜爱，但也侵犯到某些人的利益，曾多次被人以暴力威胁，甚至围殴踢打，致其多次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