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如果它继续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政治的走向，影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这种民族主义作为社会思潮，其表达形式主要在三个层面：1 　　第一，社会公众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常用的词是“爱国主义”。但是，爱国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并不是一种“主义”（ism）。 　　第二，在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日益深入的时代维护民族利益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要求。 　　第三，极端的或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其特点在于：（1）以对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片面认识、虚假信息和由此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为其判断、情感和态度的基础；（2）以过时的、僵化的理论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针对日、美）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的忠诚；（4）极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态度和行为方式。2 　　在前述三种表现形式中，前两者基本上是健康、理性和温和的民族主义，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后者虽然也打着前两者的旗号，并且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前两者的内容，但它的特点在于远远超出了前两者的范围。它属于好斗的、排外的、非理性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激进的或极端民族主义。3它是当代中国社会民族认同加强、民族意识上升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畸变，是民族主义误入歧途的表现。 　　从社会分布来看，这三者似乎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结构：第一种民族主义弥漫渗透于社会公众中，是庞大的基座；第二种主要存在于有国家意识或国家感的社会公众中，其主体是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第三种民族主义者的中坚是青年知识分子。它是金字塔的尖项。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指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出现。因为它最为活跃，在舆论界占有明显的支配地位。绝大多数民众和官员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激进民族主义病毒的传染，并容易被后者所左右和利用。 　　从20世纪末起，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做了许多事情，让人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担忧。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来分析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我们要回答的是，这种新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或者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或激进的形式？ 　　二、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对几种解释的回应 　　在解释民族主义兴起现象时，人们经常谈到几种一般原因：4 　　其一是说，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对中国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威胁。如果这种解释成立，前提必须是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处于危急状态。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民族主义者经常耸人听闻地宣传的所谓“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有意夸大甚至臆想。当代中国不存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那样的民族危机。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如Edward Friedman所说：“中国是一个强大、安全和崛起的大国，没有人要侵略中国，或挑战其主权。对这些的恐惧是令人不安的狂想。”5实际上，在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是主要的受益者，这些年中国迅速的发展就是证明。 　　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中国，利益驱动的民族主义是比较弱的，而宣传导向的民族主义是很强的。青年学生是最缺少利益基础的群体，但他们却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坚。而全球化受损最大的群体，其民族主义情绪并不特别强。这是因为，在中国，没有独立表达公民利益的公民组织，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所谓“利益”是主流媒体宣传中的国家利益，普通民众并不知道自己在对外关系中的具体、真实的利益所在。而激进民族主义者想象中的国家利益经常是偏离实际的。他们的许多做法实际上是损害民族利益的。6 　　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文化或文明冲突的产物。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世俗文化，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所以对外来文化的拒斥并不会特别强烈，更不会产生好斗性的反应。既使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是具有宽容性特征的多神教，而不是排它性的一神教，所以对以其它宗教为母体的文化不会产生很强的敌对情绪。中国人一向对外来文化持比较温和宽容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合西方文化比较成功，也较少麻烦。7所以，尽管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深刻的冲突，8但这种冲突不应该在政治领域产生激进和极端和反应。9事实上，单纯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会在政治上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 　　有的人按其他民族的经历，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解释为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增长。但是，中国并非典型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不是按民族边界建立的国家。10中国是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和复杂地域的统一体，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华民族”。人们也可以在多民族和地域辽阔的意义上称其为“帝国”，是世界上一系列帝国解体后仅存的“帝国”。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美国专家派伊称，中国是“装扮成国家的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11所以，中国的民族认同并不需要通过厘清民族边界来增强内聚力，不需要刻意区分“我族”与“他族”，更不应与对其它民族的敌视相伴随。12这种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类似宗教上的多神崇拜，它不像一神教那样强烈的追求内在纯洁单一性和排外性。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对不同肤色、种族、宗教、文化的区分并不太在意。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比较模糊，族群区分的意识很弱。13普通中国人，即使那些民族主义者，在私人的交往中一般都能与外国人和平相处，不会因为某人的民族身份而产生歧视或敌视。 　　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伴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产生了对民族主义的社会需要。在笔者看来，这是将国外民族主义理论机械地套用到中国而产生的对中国现实的误读。的确，在欧洲和其它非西方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民族建构并不是要按民族的边界建立国家，而是建立和巩固多民族的国家。14从长的过程来说，中国远自秦汉时代就已经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世俗国家，而这个过程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5从近处来说，中国自1945年起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国家独立和统一的过程，而1949年后，又建立起强大的集权型政权，其国家权力的动员和控制支配能力之强，在当代世界上也是罕见的。16所以，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民族建构理论对中国是文不对题。目前遗留的台湾问题使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知道，民族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台湾问题本身。仅仅台湾问题远不能解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人们还经常谈到历史的原因。的确，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中国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和欺侮，这种历史经历给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留下深刻的创伤。但是，如果说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只是在算历史老账的话，他们为什么不痛恨俄罗斯而痛恨美国？17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伤害至少不比日本差，而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是帮助中国最多的国家。人们都会记得，在1950年代～1970年代，中国人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那一代人都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都熟唱《国际歌》，誓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也深信马克思那句名言：“工人阶级没有祖国”。18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与美国、日本还有过一段蜜月时期。为什么那个时期人们就忘记了历史上的仇恨，而1990年代以后怒火又重新燃起呢？19 　　最为常见的，是将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咎于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民族主义者也不断渲染西方的遏制战略，将中国描绘成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不断申诉着从历史延续到今天的所谓“民族悲情”，并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西方遏制战略的斗士。的确，上述外部因素对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远远超出了应有的限度。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在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上所出现的所有冲突和矛盾，都没有超出和平交往的范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智、克制、灵活和耐心。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些麻烦而将日本和美国视为仇敌，不断想象着一决生死的战争，这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反应范围。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民族主义者整天挂在嘴上的所谓美国的霸权、西方的遏制战略、日本右翼势力的表现等，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另一部分是被夸大的甚至是想象和编造的。而真实的那部分，又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为西方和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依据，助长或刺激了它们的发展。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日本的右翼势力、美国的对华鹰派是相互激发的共生关系。 　　更有人认为，民族主义产生的情感基础在于伴随着国家强大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还有人进一步引申：这一代民族主义者意欲展示中国的富强，将中国推到世界领导者的地位。20首先需要指出，这种欲求或感觉与国家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这本身就说明，它的产生不是国家发展实力增强的必然产物，而是另有原因。其次，即便国家真正强大到那个地步，也不一定会产生那样一种领导世界的欲望和独步天下的自豪感。21 　　实际上，这种对国家强大的认知、对国家地位和未来使命的认知，都是长期宣传教育的产物。我们的历史教育告诉人们，古代的中国如何天下第一，有无数的发明创造都比西方早N百年。人们应该记得，数十年来，中国人从来都充满着自豪感。22从“要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到“21世纪必然是中国的世纪”的信念，就这点而言，1980～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民族主义者并不比他们1950～1970年代的先辈更强烈。这一代民族主义者还在要求西方平等对待中国，满足于与美国并列为G2，领导世界只是他们的期待。而他们的父辈红卫兵那一代，已经陶醉于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认为自己正从事着解放人类的事业。 　　可以说，所有上述因素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动着中国人民族认同的增长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复兴，但仅仅这些因素，不能解释激进民族主义的形成。也就是说，上述种种因素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但并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形成他们的观念、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充分原因。 　　要理解中国这一代民族主义者，不能机械地照搬一般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外历史上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很少帮助。因为正如许多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这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郑永年语）。我们需要观察他们的行为，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只有了解到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掌握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观察到他们的心理或人格特征，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想、那样说、那样做。 　　三、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主义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从而了解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就不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认识和判断从何而来，他们的悲情或愤怒从何而来。23 　　这种教育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宣传两个方面。 　　在1950～1980年代的学校里，无孔不入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居于主导地位，爱国主义与之相配合。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宣传教育的重点转向爱国主义，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失去影响后形成的思想和信仰的真空。24 　　1991年9月，一篇名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报告，透露出官方“民族主义”倾向的某些思路——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拉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报告的作者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报告乃中共若干高干子弟共同创作，是中共面对苏东共产制度垮台的备用政治纲领。这些“红色后代”比他们的前辈更实用更加无所顾忌，随时准备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果断地翻过共产主义这一页，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力。25 　　1992年，何新在给邓小平的一份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的上书中，鼓吹：“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何新还建议：“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美国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敌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26 　　上述建议的确成为1990年代以来官方宣传教育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虽然延续着，但它远不如爱国主义教育能够打动人心，从而产生效果。这种教育不仅由学校中从小学直到博士研究生普遍开设的政治教育类的必修课程来承担，它还广泛地渗透到历史、中文、地理、音乐等其它课程中。爱国主义教育还通过其它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而得到加强，由学校里的党和共青团组织以及受他们领导的学生会组织的大量活动，最突出的主题就是爱国主义。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 　　一个国家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缺陷，它没有完整、客观、准确地阐述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如同伊斯兰的极端分子产生于清真寺，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小学的课堂。27 　　比如，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题材是中国的现代史，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受列强侵略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但这种教育给学生的历史知识是按政治宣传的目的加工过的，因而是片面的、歪曲的。

在罗马尼亚流亡作家群体当中，流亡美国、用英文写作的诺曼·马内阿与流亡德国、用德文写作的赫塔·米勒，堪称最耀眼的“双子星座”。米勒荣获二零零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已经获得多项国际文学奖的马内阿也是诺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许多文学评论家将马内阿放置于果戈理、契诃夫和卡夫卡的文学传统之中，认为他的作品已经具备了经典的地位。文学评论家迪奥·马格利斯说过：“他是那种能够在完全的沙漠中成长的伟大作家。在他杰出的篇章中，他叙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驱逐和流放，那里所有的人都懂得无望是什么，正如摩西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达到那许诺的领地那样。这位伟大作家刻入肌肤和纸张的文字，形似庞然怪物的图腾，是一种巨型的伤疤。”《流氓的归来》是马内阿的自传，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既是一个艺术家的自画像，也是两个迥然不同却丝丝相连的时代的剪影。 　　 　　 　　 　　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被当作“流氓”？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说过，过去的一百年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的一百年”。不单土耳其是如此，一切专制国家都是如此。 　　 　　米勒说：“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她究竟做了什么坏事才招致这样可怕的惩罚呢？ 　　 　　仅仅是因为写作。一种个体化的和说真话的写作，就足以招致灭顶之灾。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之下的罗马尼亚，不被御用的写作是被严厉禁止的。马内阿发现：“写作是一种只有受党管理和控制的作家协会的会员才能使其合法化的职业，一个没有工作和收入的嫌疑犯有被指控为’流氓主义’的危险，也就是说，他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法律给它的定义。”与之相似，苏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也指出：“所有作家都是叛逆者，都是败类，都是地球上不完全合法的人。因为他所思所写违背于大多数人的意见。” 　　 　　米勒和马内阿不是第一批被政府当作“寄生虫”和“流氓”的作家，比他们更老资格的“流氓”是俄国诗人布罗茨基。一九六三年，《列宁格勒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学寄生虫》的文章，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一位身体健康的二十六岁青年，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却没有从事过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对这个“写作形式主义颓废诗歌、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的寄生虫”该怎么如何处置呢？等待他的只有精神病院和监狱。 　　 　　经过五个小时漫长的法庭审理，布罗茨基在最后的申言中自豪地说：“我不仅不是寄生虫，而且是一位能给祖国带来声誉的桂冠诗人。”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法官、书记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布罗茨基被判处五年的流放和劳改。一九八七年，流亡美国的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布罗茨基说：“获奖的是俄国文学，获奖的也是一位美国公民。”此时此刻，当年在法庭上哈哈大笑的法官、书记员和由克格勃装扮的旁听者们在哪里呢？ 　　 　　对于马内阿来说，离开罗马尼亚无疑是一个痛苦的抉择。那是一九八八年，是齐奥塞斯残暴统治的倒数第二年。然而，无论是齐奥塞斯库还是马内阿，都没有意识到倒计时的沙漏已然无声地启动。谁能未卜先知？谁知道此刻是黎明前最大的黑暗？当时，螺丝钉正在拧紧，空气中弥漫的腐尸和阴沟的气味让人呕吐，身边一个接一个的朋友沦为秘密警察的线人。知识分子如果批评政府，得到的命运是失业、软禁或投入精神病院，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直到无人能区分他们。齐奥塞斯库甚至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打字机被视为“危险的机器”，规定擅自出租或借用打字机为非法，谁想拥有打字机，要取得警察的批准。 　　 　　马内阿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熬过这一关，他感受是：“任何不愿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不仅要经受恐惧的痛苦，而且还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用感。”他进而痛切地发现：“贫穷和危险一直是值得称颂的祖国丰盛慷慨地端给我们的主食。然而，最近几年那歇斯底里的专政已经对我们的应对能力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于是，离开被一群真正的流氓绑架的祖国，成了他“最不坏”的选择。 　　 　　 　　 　　哪里有齐奥塞斯库，哪里就是异乡！ 　　 　　在决定离开之前，马内阿与女诗人乔安娜之间有一番争论。乔安娜说：“我们的真理之乡在这里。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而马内阿则回答说：“你必须活着才能写作。死亡在监视着我们，它不仅仅来自安全部官员。” 　　 　　为了摆脱死亡的威胁，为了摆脱“流氓”的身份，马内阿选择了离开，虽然他没有余英时那么自信——余英时说过，“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但他也承认，这样的选择至少是“一种部分的、暂时的救助，一条消防通道，一个紧急出口，一种快速解决方案”。尽管马内阿长久地纠缠于“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这个问题，但他还是看到了在异国重建文明的希望之光——“如何去看待目前潜伏于家中的死亡？生活条件的迅速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危险让人毫不怀疑我于盛年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个国度中的重生。” 　　 　　显然，罗马尼亚并不是一个必须死守的“真理之乡”。米勒在《我们的心仍旧战栗》一文中写道：“如果一位独裁者在头脑中需要一个家乡的话，那么它只能是：蔑视人。这才是他惟一寄居的地方，那里安装着各种设备。为了他们自己作为统治者能够病态地自尊，独裁者狂热不顾一切地蹂躏着国家和人们。”也许出于女性的敏感，米勒对“蔑视人”的“祖国”的痛恨，甚至超过了马内阿，她在《我怕故我写》一诗中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我讨厌没有肉味的肉/讨厌假币讨厌赝品/讨厌自吹的神灵/讨厌精神的阉割/讨厌无奈的挥刀自宫/这里不是我的家/哪里有齐奥赛斯库/哪里就是异乡。”是的，不必将祖国的泥土粘在鞋底带走，与“哪里有齐奥赛斯库/哪里就是异乡”相对立的事实是：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乡。 　　 　　当时，在罗马尼亚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看到他吃惊的样子便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此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今天的中国，韩寒也有一句相似的冷幽默，他在回答外媒问其为何不移居国外时说：“在我的祖国，我的身边是中国贪官，如果换了一个国家，发现身边还是不少中国贪官，我肯定崩溃了。” 　　 　　与苏联和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党天下”，而罗马尼亚是“家天下”。有政治学者称之为“拜占庭式的裙带统治”。齐奥塞斯库身兼党政军最高职位自不必说了，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曾任总理，荣誉头衔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埃列娜在政坛上的地位仅次于她丈夫，是党内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并掌管党内人事大权；在政府里，实际上她是“超级总理”。罗马尼亚各级官员都习惯地称齐奥塞斯库为“一号”，其办公室为“一号办”；埃列娜为“二号”，办公室为“二号办”。这对夫妻合作很紧密，甚至后来个人政治危机到来时，埃列娜这样提醒丈夫：罗马尼亚人民不配接受他的统治；对罗马尼亚人民来讲，他太“伟大”了。 　　 　　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是地方的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指定为接班人。齐奥塞斯库的三个兄弟，也都担任高级官员。最有意思的是他的母亲，原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住进了豪华的宫殿庭园中，尽享荣华富贵；可长期的农村生活使她很不习惯现代交通工具，齐奥塞斯库就专门派人在庭园中饲养她喜欢的毛驴，出门走动可以乘坐毛驴，还有大批保镖前呼后拥，不伦不类，让人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独裁者不仅败坏了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还败坏了语言和文字。马内阿写道：“语言的标准化反映出社会构造的标准化。它是一种经过编码的术语学语言，一种字谜游戏语言，一种限制性的、单调乏味的语言，只会破坏人们对文字的信心，鼓励他们怀疑文字。”对此，米勒也有相同的发现：“在罗马尼亚每个被说出的威胁都是罗马尼亚语。一个国家使用的语言转眼间就变成了官方语言。……我也被迫看到，世界各处各国的所有语言都可以变成凶手的语言。”所以，即便留在国内，坚持用母语写作，也无法捍卫语言的纯粹和良心的自由。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既不能成为乡愁的俘虏，也不能被“凶手的语言”或“臣仆的语言”所蛊惑。 　　 　　那么，流亡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抗呢？当然是。正如巴拉圭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所说：“我不能去抱怨……流亡生活带给我的除了对暴力和人类价值失落的憎恶，还有对普遍人性的理解。流亡给予我一种视角，以这种视角我可以以他者的观点来看待我的国家，并因为那里发生的巨大不幸而活下去。”古往今来，流亡似乎成了伟大作家的宿命。古希腊的哲人、圣经中的先知，从雨果到托马斯·曼，从布罗茨基到索尔仁尼琴，如今又多了一个马内阿。 　　 　　不是自我安慰或自我欺骗，马内阿从内心深处相信，流亡不是失败，流亡不是放弃，“你不能弃绝被轻蔑和嘲笑的荣耀，我们也不应该抛弃成为流亡者的荣耀。毕竟，除了流亡，我们还拥有什么？不应该为剥夺而唉叹不已，它只是最终的剥夺的准备阶段而已。”确实，流亡乃是重建一个真实世界的开端：在美国定居下来之后，马内阿恢复了文学创作的能力，他以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改变了无数人看待事物的方式和理解事物的方式。他在美国如鲜花般的绽放，让罗马尼亚越发显得像是一个“幽暗国度”。 　　 　　 　　 　　能够回去的，已经不是母亲的子宫 　　 　　 　　 　　一九八八年，当马内踏上流亡的旅程时，心中并不悲凉，也不激动，因为他相信“流亡始于我们离开子宫之时”。在此意义上，你和我，谁又不是流亡者呢？一九九七年，在离开罗马尼亚十年之后，他第一次踏上了回归之路，心情平静如水。不过，这仅仅是一次短暂的、走马观花式的旅行，他并没有选择留下来。因为，在他看来，“重返家园只不过是重返母亲的坟茔”。 　　 　　 是的，能够回去的，已经不是母亲的子宫。虽然罗马尼亚没有了齐奥塞斯库，但若干个小齐奥塞斯库正在茁壮成长。在布加勒斯特，马内阿听到了关于一夜暴富的安全部特工、自杀身亡的退休人员、漂泊无依的儿童和无家可归的小狗的故事。对于苦难的意义，他冷峻地发现：“磨难不会使我们成为更优秀的人或英雄。像所有人类之事一样，磨难会腐败变质，而当众叫卖的磨难绝对会腐烂变质。”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新总统与老总统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呢？这也正是马内阿对权力与政治保持旁观者的视角的原因。 　　 　　马内阿见到了许多阔别多年的老朋友。比如，曾在旧政权中身居高位的作家瑙姆，摇身一变成了追求纯文学的文化名流。“十年前，当他还是说谎者中央委员会成员时，他的若无其事一直是一种资产，帮助他聪明地走过马戏团的钢丝绳，为他自己的表演而欣欣然，正如为别人的表演感到愉悦那样”。如今，他申明自己“从来对政治毫无兴趣”，对马内阿热衷于翻检“过去的垃圾”大惑不解。他请马内阿从美国帮他带回一把门锁，因为罗马尼亚的小偷太多，只有美国产的锁才能让小偷无计可施。马内阿略带讽刺地对他说：“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连细菌也进不了你的家。” 　　 　　马内阿还见到了青年时代如同“星星的精灵”的美女兼才女唐娜·奥尔巴。她曾是文学沙龙的女主人，后来嫁给一名充当共产党精英分子的、年龄比她大得多的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以此换取锦衣玉食的生活。“过去，她高高在上，冷若冰霜，从不对在街上问候她的人还礼，而现在，她会与为了买一袋土豆在队列中一站几个小时的退休老人聊天。” 　　 　　如果说革命前的罗马尼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恐惧”；那么，革命后的罗马尼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无趣”。无论像变色龙一样永远活得有滋有味的人，还是沉迷在昨日的辉煌中的人，心灵的窗户都关闭了。他们虽然活着，却如同行尸走肉。与这样的老朋友见面，真还不如不见。 　　 　　罗马尼亚革命两个月后，在民众的一片狂欢中，作家丁内斯库却悲观地指出：“如果四十年都没有独立报纸的存在，那语言和思维习惯是不可能在短短数周发生改变的。这就像如果人们给土著居民送去一个电视机，打开只能听到’咕咕’的布谷鸟叫声，那土著居民也只能学会这种’咕咕’的叫声。”极权制度造成的精神创伤岂止是几个星期、几个月都无法恢复，甚至几年、十几年也不能治愈，甚至会被死者带进坟墓之中。 　　 　　一九九七年，马内阿在罗马尼亚观察到的灰暗、混乱、迟钝的景象，让他无法乐观。他再次离去并叹息说：“离开不曾解放我，回归没有使我恢复。我是自己的自传中的局促不安的居民。”最后，在机场登机前夕，马内阿为这部回忆录写下了一个精彩的结尾：“我不会像卡夫卡的蟑螂那样，通过将脑袋埋在地里的方式消失不见。我只是将继续我的漫游，一只安详地接受了自己命运的蜗牛。” 　　 　　 　　 　　 　　 　　 　　 —白衬衫 　　 　　 　　 　　

10年一度的中共换届给人们带来了对新一轮中共领导的期待。尽管胡锦涛18大上的发言明确表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很多人对于习近平的不提毛邓思想的务实发言还是反应上佳。由于习李从未显示维持专制制度的强硬态度，媒体和一些自由派人士未免对新一届政治局产生一些期盼。 这种期盼也似乎得到了部分回应。党代表提案制，似乎开启了“党内民主”的先河。在对18大人事安排的失望之余，这一项制度性的革新给了人们一丝希望。毕竟，现代“民主”社会的开端是从英国的Magna Carta开始。最初的“宪政”改革并不对普通平民开放，而是贵族们与国王博弈的结果。英国的经验似乎证明，在权力上层开启的制度性变革，经过长期历史沿革，是有可能逐渐普及到普通大众中去的。这也许提供了一条中国的制度改良之路。 但如果你追朔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近两千年来，在开明君主治下官僚集团对社会的掠夺并没有减少，反而是特别专制的朱洪武依靠血腥的酷吏统治让官僚集团战战兢兢，腐败程度相对较低。同样，在共产党治下，毛泽东乾纲独断下吏治虽不能说清明，但远胜于邓小平的反对个人崇拜之后的“改良”。而邓为自己身后设置的“集体领导”虽然给人们对政改的期待提供了无限遐想，但要么就是像温家宝的光打雷不下雨，或者干脆到18大雷也不打了。 事实上，虽然江泽民的垂帘听政依然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江远不如邓的一言九鼎；胡锦涛虽然埋下了胡春兰做下一代接班人的伏笔，但裸退之后影响力更不能跟江比；习作为新一代核心其施展空间比前任更小，还活着的退休政治局常委就20几个。最高权力的分散程度可以说在49年之后是史无前例，但腐败程度在49年之后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比起80年代，对政改的热情，可以说是大踏步后退了。这种倒退，并不能归于64事件–最近，李鹏、陈希同等当年64操刀者，纷纷写书撇清自己跟64的关系。如果说让他们给64“平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至少对64淡化应该说不是太离谱的。但他们对“改旗易帜”的警惕，比任何时候都高。新一届政治局中“保守派”占绝对优势，据说就是老人们介入的结果。而最近18大之前另一件大事是温家宝对手在18大之前大量披露温家人通过合法但不合理手段获得的巨额财富，有意思的是政治局中温的对手也并没有借机置之于死地的后续手段，反而是集团中政治体制上倡导走回头路的博谷夫妇将被以刑事案重判。 这些事情究竟说明了什么？ 历史学家秦晖曾经作过英国宪政改良与中国的对比。其观点跟绝大多数的“众所周知”的历史截然不同。他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即封建的英国，导致了权力上层的宪政改良可以逐步推广普及到普通大众。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和政治制度类似的俄国等，未能成功改良，而陷入了革命而不果。 这就是集体领导、党内民主跟Magna Carta的本质不同之处。Magna Carta之前，英国是真正的封建制度，封地领主有本质上独立于国王的主权。而Magna Carta是把这种分权的不成文“规矩”，变成了成文法。在封建的事实基础上，建立了明确的对中央权力的限制，而其理论成为以后自由主义的基石。这种制度及其相随的理论（或可称其为意识形态），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是保护自由人的人身和财产（对抗随意税收），是分权。注意，这里的理念并不包括抽象意义上的“人民”的利益，或者“人民”的意志。其“民主”的组织形式，council of 25 barons，并不是一个代表所有贵族而可以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而是一个限制国王代表的中央权力的对抗性机构。在这种本质上限权和承认个体权利高于中央权力的制度下，个体权利推广到所有自由成人在逻辑上没有障碍。国王不能对贵族生杀予夺，贵族对自由平民生杀予夺的权力自然也会受到抵制。 而中国的历史完全不同。早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商鞅变法和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变为现实。其制度是先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其合法性基于“天命”，所有官僚的执政合法性源于中央。皇帝对官员的任命具体到县。每一个具体官员执掌的地理范围再小，他的管辖范围再细，他对于他子民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置疑的。基于这种非封建制度的“分权”，分的是具体事务，但权力本身的力量，一点都不会因为“分”而减少。官越多，个体平民承受权力的压力越大。 而在这种中央集权的体系下，人群是分成两类的，即有权的和没有权的。这个权，其合法性来源于中央的赋予。在有权的官僚集团内部，即使是以科举或考核的meritocracy为准则，或者以道德品质为依据，从来都不能避免吏治最后完全失效。每代轮回，经历初期的盛世，中期的收成，到末期必然官僚集团对社会的管理职能完全失效，而且集团的腐败不可收拾。官官相护，抱成一团。而任何一个平民个人，他限制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唯一渠道是走上层路线，最终必须告御状才有可能获得公平。也就是说，因为权力是集中的，必须找到权力最终的仲裁者。如果最高仲裁者不察或不关心，那么革命就开始了。个人改变自己境遇的最好途径，也是成为体制内的人或称官家。在这种情况下，把meritocracy的科举或道德为依据的九品中正制，改成官员互选，也不会有实质性变化。 中国现在的坚持共产党领导制度，跟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相似。而其主要实质区别，就在于集体领导让皇帝这个最高仲裁者消失–没有最高仲裁者的家天下，但仍然保持权力来源于中枢。中枢权力的合法性，不能称为“天命”，就只能是“人民利益”，“三个代表”等抽象而没有实质内容的口号了。官僚集团在没有强有力独裁者控制的情况下，自然腐败的速度要远胜历代，而腐败的制度源泉，是中枢权力的“维稳”能力。官僚集团内部“民主”的结果，自然要保住大家发财的根本来源，即中枢权力，让这样的“民主”自觉推广到整个社会，是不可能的。“民主”投票选出的习近平，即使有心，官员们也没有给他这个mandate(授权)，来限制官员们自己掠夺社会的权力。 在这种制度下，圈内人自我改良的能力受到限制。两袖清风的官员不可能得到重用 — 如果搞民主，那么大家不可能放心你真清官上台。而温家宝家人拿了钱，他做政坛不倒翁才能立脚。政治局里的对头也不会因为这种事跟他过不去。而薄熙来的问题，在于他对于集体领导的平衡机制进行了实质性挑战 – 人人都贪，但你非要逮谁灭谁，用的还是腐败黑社会这种无人不犯的罪名（要知道以反腐搞人都是借口，但要搞掉大腕必须先有共识，比如江同意胡拿下陈良宇，邓杨默许江搞掉陈希同），而薄的问题，是内部平衡的决策他公然对抗；中委民主选举的习近平他要搞掉，这要把集体领导、多方妥协制度完全打破，是亡党的事情，所以得重办。 搞党内民主，如果一个小代表提出所有中央委员财产公开，有可能“民主”地通过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转自 西藏之声网站 。 西藏之声网站 近日转载“中共黄南州委办公室、黄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这份严厉制裁藏人自焚的紧急通知，于11月14日通过黄南州电视台向同仁、尖扎、泽库和河南四县发布。 在此通知发布之前，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有8位藏人自焚：3月14日同仁县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3月17日同仁县年都乎乡夏卜浪村农民索南达杰；6月15日尖扎县尖扎滩乡牧民旦正塔；11月4日同仁县年都乎乡唐卡画师多吉楞珠；11月7日同仁县多哇乡牧女丹珍措；11月8日同仁县多哇乡牧民格桑金巴；11月12日多哇乡牧民宁尕扎西和宁吉本。 在此通知发布之后，短短9天内，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就有6位藏人连续自焚，以示决绝抗议：11月15日加吾乡农民卡本加和扎毛乡农妇当增卓玛；11月17日同仁县保安镇女出租车司机加毛吉；泽库县多禾茂乡牧民桑德才让；11月22日同仁县多哇乡牧民陆彭次仁；11月23日泽库县牧民达政。 （注：最新消息，11月23日星期五，黄南州泽库县26岁牧民达政自焚牺牲。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11月23日，在境内藏地有83位境内藏人自焚，在境外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共86位藏人自焚，包括12位女性。已知其中71人牺牲，包括境内70人，境外1人。） 以下是“中共黄南州委办公室、黄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全文：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黄南州同仁县境内连续发生6起不稳定事件，严重破坏了全州和谐稳定的社会大局，在全省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彻底暴露了达赖集团披着宗教外衣利用“自焚”煽动社会悲情，煽动学生闹事，企图引起社会动荡，达到分裂祖国的图谋。在全州上下竭尽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之际，部分地区出现少数僧俗群众传谣信谣，盲目听从达赖集团的煽动盅惑，将“自焚”者吹捧为“英雄”，并出现探视慰问尤其是向“自焚”者亲属捐款等行为，严重混淆视听，扰乱正常社会秩序。为坚决贯彻省州委决策部署，全力维护全州社会大局稳定，严厉打击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个别人员“自焚”，制造社会悲情的卑劣行径，树立正气打压邪气，维护全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现将有关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第一，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迅速采取措施，对“自焚”者家庭取消享有的低保、救灾救助等所有惠民政策，今后一律不得安排。对“自焚”者所在的村社取消国家投资实施的一切项目，已经安排的一律立即予以调整和取消。对发生“自焚”事件的乡（镇），乡（镇）主要负责人向县委作出深刻检查，在全州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乡镇领导班子及党政主要负责人本年度内不得评先选优；对发生多起不稳定事件的乡（镇）三年内不得安排国家投资实施的项目，撤换乡镇主要负责人，重新组建领导班子；失职和渎职行为，应当依法严惩。  第二，各地区有关部门立刻调查各自所属地区的藏人是否到自焚藏人家中，进行悼念或向自焚藏人家属捐款，县政府和党委立刻组织代表杜绝这种行为的继续，并进行训诫谈话，指明其错误及严重后果；对不听劝戒的，公安机关立即采取措施，严厉打击。  第三，对参与探视慰问“自焚”者亲属并向“自焚”者亲属捐款的群众、僧侣，要进行批评教育，其组织者和代表群众、僧侣前往探视者，取消个人及家庭享有低保、救灾救助等所有惠民政策；是寺院民管会成员的，坚决予以调整，并由统战、民宗部门进行处理。对以村或寺院为单位组织大规模捐款、募捐等活动的，取消全村（除五保户）享有低保、救灾救助等所有惠民政策，其村社、寺院三年内不得安排国家投资实施得一切项目，已经安排的一律立即予以调整和取消。  第四，对牵头组织群众、僧侣探视慰问“自焚”者亲属并强行摊派的，要迅速查明，锁定证据立即进入司法程序，从快从重依法打击。凡有村“两委”特别是党支部书记、村长带头参与的，坚决予以撤换并追究相应责任，立即派驻纪检组织、公安、审计等部门对该村开展严打整治彻查违法乱纪行为。凡是寺院活佛或民管会组织的，依法关闭寺院，实施清理整顿，对牵头组织者依法严惩。 第五，对干部职工无视党纪国法，参与探视慰问“自焚”者亲属并向“自焚”者亲属捐款的，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  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立即采取各种方式，迅速传达贯彻本《通知》，并抓好落实。工作情况及时上报州委、州政府、州委巡视联络督查工作组要会同州委、州政府督查室对贯彻情况及时跟踪督导检查，对贯彻落实不力，仍然发生“自焚”事件，出现探视慰问“自焚”者亲属并向“自焚”者亲属捐款等情况的，州委、州政府将严肃追究所在地区党委、政府的领导责任。  中共黄南州委办公室 黄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11月14日 附：86位自焚藏人简况 11月23日，在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26岁牧民达政（Dazheng）在多禾茂乡政府前，双手合十，高呼“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点火自焚，当场牺牲。不计其数的僧俗民众聚集而来，向达政遗体敬献哈达，齐声念诵达赖喇嘛长寿祈请文。当晚火化了达政遗体。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11月23日，在境内藏地有83位境内藏人自焚，在境外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共86位藏人自焚，包括12位女性，已知其中71人牺牲（境内70人，境外1人）。仅在2012年11月的20天之内（4日-23日），就有18位藏人自焚，其中11月7日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属康那秀）白嘎乡，一位男性藏人自焚，但因当地被封锁，更多情况不详。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20位自焚藏人（境内19人，境外1人）留下遗言、写下遗书或录音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2011年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8起、在四川省甘孜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发生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发生1起。并且，2011年11月在印度新德里发生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发生1起。 2012年1-11月，71起自焚（境内藏地70起，境外1起）：1月——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发生1起。2月——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发生1起，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发生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发生1起。3月——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发生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5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发生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发生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发生1起。4月——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发生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发生2起。5月——在拉萨大昭寺前发生2起，在四川省阿坝自治州壤塘县发生1起。6月——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发生1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发生2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1起。7月——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发生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发生1起。8月——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6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发生1起。9月——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发生1起。10月——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发生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发生2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发生5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发生2起。11月——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发生9起、泽库县发生2起；在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发生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3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发生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发生1起、夏河县发生1起、碌曲县发生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3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两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64位，康16位，嘉戎3位，羌塘1位，卫藏1位。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44位：阿坝州阿坝县30位、壤塘县4位、马尔康县3位；甘孜州甘孜县2位、道孚县3位、康定县2位； 青海省藏区20位：果洛州甘德县1位；玉树州称多县2位、玉树县1位；海西州天峻县1位；黄南州同仁县11位、尖扎县1位、泽库县2位；海东地区循化县1位； 甘肃省藏区13位：甘南州玛曲县1位、夏河县7位、合作市4位、碌曲县1位； 西藏自治区8位：昌都地区昌都县2位；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位；拉萨市当雄县1位；那曲地区比如县4位。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74位，女性12位。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5岁。 僧尼：2位朱古（Rinpoche，活佛），24位普通僧人，4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2位是宁玛派僧尼；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44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有三位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有四位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位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位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有一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两位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1位女中学生；2位男学生；2位在拉萨的打工者；1位在康区的打工者；1位小生意人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并是两个孩子的父亲；1位出租车司机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中的俗人。 4、自焚者状况： 86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71人牺牲（境内70人，境外1人），其中49人当场牺牲，20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牺牲。 另有12人在当局手中，3人已身残，却被禁止家人探访和照顾，他们是：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2011年9月26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贡确、2012年2月8日自焚的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9人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阿坝人达吉、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人永仲、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人丹增、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唯色记录。

@李庄：在深圳，忽接通知：速回京。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李庄控告重庆专案组涉嫌徇私枉法犯罪，配合调查，接受询问。今天与龚刚华、龚云飞携手走进国家最高检察机关，检察官认真听取并记录了龚氏兄弟的血泪控诉：警方如何殴打他们，逼迫他们构陷李庄，如不配合，弟弟死刑，自己坐牢！多家国内外记者随同前往见证。 —————- 2012年11月22日，王誓华律师作为李庄控告重庆公安局李庄、龚刚模案件专案组警员徇私枉法的代理人，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控告检察厅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联系，约定11月23日上午9:30见面谈话。 今天上午李庄、王誓华律师和龚刚模的哥哥龚刚华、其堂弟龚云飞于9：10分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厅来访接待室，王律师联系处长后填表进去，因只允许进去二人，王律师和李庄进入了1号接待室，这时就9:30分了，接待约谈的检察官一位是58号，一位是502号。9:40分正式开始谈话，李庄首先对重庆公安局专案组如何故意违背事实，非法实施侦查行为，如何构陷案情，制造证据等等进行了陈述。随后王誓华律师谈到李庄案是当代司法的标志性案件，警察穷尽一切违法手段陷害辩护律师，无疑是对我国司法制度、律师辩护制度的毁灭性破坏，李庄的控告是全国性影响的案件，所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控告，希望最高检控告检察厅在十八大的依法治国精神指导下对此案立案调查。 10:10分，接待检察官知道龚刚华、龚云飞在外面，也是为控告而来时，58号检察官出去把他们叫到接待室，龚刚华、龚云飞先后向约谈检察官讲述了重庆专案组如何给他们施压让他们配合指证李庄犯罪。龚刚华说：“抓李庄后，我跑了十来天也被抓了，专案组一抓住我就问我配合不配合指证李庄犯罪，并说龚刚模已指证李庄教唆编伪证，警察说我弟弟被吊八天，遭到刑讯逼供都是李庄编的，让我就按他们说的配合，我也因说的不可他们的心被打，我实在熬不住了，没办法，就按他们的说了……他们写好笔录就让我签字，我也不识字，只能签个名……李庄案一审开庭时，专案组让我签一个东西，告诉我就说不愿意出庭……李庄案二审时，警察让我必须出庭作证，他们教我怎么说，如何指控李庄，完全按照警察编造的说，还搞了个模拟法庭，警察训练我们怎么应对李庄、李庄的律师，还写了几大篇东西念给我，让我背下来……告诉我答不上来时就说给警察说的都是事实,还不让我讲普通话……江北分局的李副局长在开庭前一直坐在我旁边,给我说,必须拿一百分,拿不了一百分就要判我,我弟弟龚刚模会判死刑。……我出完庭后,李副局长打了一个电话,说上面十分满意,这样才让我回去……警察让我指证李庄让我作伪证,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是被迫按照警察教的在庭上作的证……。” 龚云飞也向约谈检察官说道：“……12月9日我被抓到宾馆,警察让我说李庄的事,我实事求是说的,警察就打我,又让龚刚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龚刚模说警察让你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要什么给什么……我当时被打懵了,警察又把我的老婆、姐姐抓来，给我说如果我不配合，孩子就成孤儿了，折腾了我一个通宵，他们强行让我签字的笔录不是我的本意……。”龚云飞还说了同龚刚华一样的李庄一审不让出庭，二审必须出庭和被培训的情形。还讲了公安、检察院如何配合培训龚云飞在检察院形成专案组要求的笔录等等。 10:38分，58号检察官说该案会向上汇报研究，可能要属地管辖。王誓华律师提出，该案是全国影响性的案件，请求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若指定管辖也应当在重庆以外的异地管辖。58号检察官说，今天主要是程序性约谈，待研究管辖后，实体问题再详细向管辖的检察机关陈述。 检察官全程谈话笔录,10:50分约谈结束。 2012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