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对美国坎贝尔“管控”钓鱼岛争端的言论，各媒体及网站不报不评不转。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北京——中国的政治由共产党及其各个强大家族和派系所把持，所以当一名前党总书记的儿子说出，这国家几乎算是个“法西斯”国家时，确实值得一听。 已故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因为改革意识太强，于1987年被迫辞去总书记一职。他的儿子胡德平于2005年底，在天安门广场旁的人民大会堂里，对一群中国商人和环保人士说出了上述观点。（因为他父亲的倒台，胡德平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成为了一名所谓的“没落太子党”，但他的血统依旧让他成为一名红色贵族。） 七年后的今天，政治改革压力不断增加，下周四开始的十八大将在同一座人民大会堂内宣布新一届领导人，而胡德平的话语却依旧萦绕不散。什么是今天的中国，它又将去往何方呢？ 根据我的笔记，以下就是胡德平当年所说的话：“不管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专制，哪怕是法西斯，这个国家的人民仍然需要正义。他们寻求的东西，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正义。” 今天的中国是个法西斯国家吗？ 这可以举出几个特点来说明，先拿一党制来说吧。从毛泽东死后开始的经济改革，已经使这个国家通过其国有企业的盈利而变得极为富有。中国从一个贫穷的专制国家，变为一个富有的专制国家。而它的国企也跻身世界上最富有企业的行列。 尽管有了一点放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依然受到严重妨碍。一些高级官员公然蔑视民主。法院则服从党的领导。 官方的口号变本加厉地鼓吹着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这个概念植根于民族主义的神秘情结，流行在上个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之间。 “这些迹象早就存在了，”知名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我觉得有一个清晰的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趋势，而这种法西斯主义源自那些掌权者们仍在增长的权力。”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他说，在这里权力只为权力服务。 毛泽东的去世并没有带来权力的分享，而只不过是脱掉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外衣，且并未出现令人信服的价值体系来填补这个空缺，他说。 “掌权者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王力雄说。 “今天的这个利益集团没有意识形态，”他说，“他们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他们只能依赖强权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们拿不出使人民信服的目标。所以这个国家依赖强权去压迫社会并实现其目的。我想，这些强权拥有者们大概别无选择了。” 的确，我们面对着一些大问题。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更加个人化的例子，本周一有五个人来到我们在北京的公寓，检查了我们的护照、签证和居留许可证，其中几个说他们是警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在十八大前加强安保措施的一部分。这令我想起了胡德平说过的话。 在他们离开了几秒钟之后，屋子外的走廊里发出了喧嚣的吵闹声。透过观测孔，我看到一名中国邻居正在大声斥责警察多管闲事。这类突击检查令人恐惧并且遭人憎恶，但是人们却越来越敢于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当然，除了“法西斯主义”，也有其他的术语被用来形容这里的情况。许纪霖是一位知名的知识分子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写道，“国家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在一篇去年的短文中，许纪霖警告说，在共产党和政府声称只有自己可以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氛围下，中国可能会“重新踏上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走过的那条死路”。 而韩国延世大学的约翰·德勒里(John Delury)教授认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例如纳粹德国实行的制度，与今天中国发生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之处。 “如何定义法西斯主义绝对是关键，”他在来自首尔的电话中说。 “对于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最有力的反驳之一，是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元素是大规模动员”，其中包括相关的符号象征和集体动作编排，例如希特勒的纽伦堡集会，德勒里说。毛泽东做过这类事情，但当前的领导层并未这样做，他说，因而表明这个术语并不完全合适。 “我仍然认为当前的领导层，就算不是反毛泽东主义，那也是非常的后毛泽东主义。”德勒里说。 然而对于王力雄来说，即便没有毛泽东的领导魅力，法西斯主义也是一种威胁。他指出，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已经越来越多的针对其他国家。 当他听到这个曾经是禁忌的词汇，这个丢给共产主义之敌的绰号，被中国精英阶层的一员，甚至是一名关键成员，来描绘中国的政治方向时，他感到吃惊吗？ “我听到这个词并不吃惊，因为那些在领导层中的人知道这一点。他们并不觉得这很奇怪，因为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说。 

第一次开会躲在船上，第二次开会躲到租界，第三四次在白区，有次还改到国外…这个我理解，白色恐怖下要小心敌人和叛徒。可夺取政权多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开个会也动用百万雄师誓死保卫、实名购买遥控飞机、菜刀下架、禁止气球、满大街红袖章，出租司机要填调控表。多年，还改不了地下党传统BY李承鹏；掌握着人民日报、cctv的怕撒传单；控制着军队、武警、警察、城管、小脚侦缉队的怕菜刀；有一群装甲车怕出租车走政治中心；隐形战机怕了遥控飞机与气球。大哥，我这是活在“爱丽丝漫游奇境”里？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征求意见稿）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众说纷纭。上至中央领导，下到一般百姓；从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的议论，到专家学者的文章；从报刊杂志，到网络微博，都在议论着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笔者本着一颗老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对政治体制改革谈几点愚见。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回答：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应了，经济就发展，国家就进步，社会就和谐。反之，亦然。这是从道理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我们再从现实的实践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体制已经在许多方面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甚至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化解，轻则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重则政息人亡。 我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才有顺利实现的可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执政党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比较和谐稳定，有的国家却动乱不断，甚至武装斗争导致政权倒台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造成的。 我们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有的地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 真正的“维稳”是治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使社会从制度层面走上公平、正义的轨道。 现时，我国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究其主要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未到位所致。譬如：官员的腐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毒瘤，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最不满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一天都没有放松过，那么，为什么不但扼制不住，而且有不断漫延的趋势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我们的政治体制因素，尤其是与吏制关系很大。又如：我们的司法腐败亦很严重。司法机关是保障国家公平、正义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守不住，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很危险了。那么为什么司法腐败屡见不鲜呢？其根本原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所致，没有从制度上和实践上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 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有计划、有规划、有路线图、有试验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很大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没有，有的只是领导人在报告中或讲话中，谈到只言片语或者美丽的愿景。在实践中，政治体制随着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的意志而变来变去，有时进一步退两步。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上层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未形成共识有关。那么，又为什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形不成共识呢？我认为还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 按道理，共产党人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已任，还有什么不能丢弃的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通过一次党代会凝聚共识，制订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选择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大的方面讲，只有民主和专制两条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各国在此两条路线上又有各不相同的实现方式。 过去历史和现在的实践一再证明，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不得民心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是会阻碍和窒息生产力发展和妨碍广大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政治体制。其所以如此，是权力失去制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这是铁律！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便是好人，也容易办坏事，给社会、国家和事业造成巨大伤害。 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民主的政治路线，我们要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目前处在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摆动。如果不认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复到专制的体制是很容易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国情而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实现方式，有利有弊。 在我们的国情下，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建立我们自己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我们现实体制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民主，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走出一条有中国东方民主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虽然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各国各不相同，但是，民主政治路线也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譬如：一是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而不是相反。二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等必须切实实现，切实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任何政党和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三是建立公民社会，使广大公民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创造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四是要走财产占有社会化、群众化、分散化和均衡化的道路，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共同规律可以遵循。但我认为以上四点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是必须的、是可行的。 我们应当遵循共同的规律，去毫不迟疑地探寻我国东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为此，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非常必要，否则，这条路是难以走出来的。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动力。如果改革缺乏动力，无从谈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可以分为理论动力（原动力）和实际动力（实行动力）。 理论动力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实际动力来源于有改革执行能力的执政党的远见卓识，和对理论动力的研判、认知、理解及利害权衡。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 理论动力和实际动力两个动力相一致，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在和平、和谐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二者相悖，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进行，即无法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此种情况下，社会矛盾会不断发展、加深、扩大和激化，严重时会危害国家的和平发展，危害执政党的执政。因而，执政党掌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行情况和广大民众的诉求，适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广义上说，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在革除之列。有悖公平、正义的行为、做法、规章和法律亦应革除。例如：公共权力缺乏透明、严格的制衡；有的当权者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为；公开、公正、从严执法困难，权大于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用人上的任人唯上、任人唯帮、任人唯钱和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不是个别现象；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屡见不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财产占有的不公平已经超过了警界线；法律上和政策上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到位，对公、私财产的法律政策不能一视同仁；行政体制臃肿庞大，官浮于事、人浮于事，而且官员的职务消费毫无边界限制，国家财力难以承受，等等。上述种种都应是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加以解决问题的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狭义上说，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内和当政者之中。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在。执政党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动力，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二者存于一身。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不寻常的自我革命。以往革命是革他人的命，这次则不同，执政党要做改革动力、要革命，就要向自己动刀子，革自己的命——减控自己的权，削减自己的利。如果能如此，则是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非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 向握有政权的利益集团自己动刀子，这可能吗？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可能：一是我们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我们党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力量都是无穷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去做；二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正确的理论是战无不胜的，我们都应去实践；三是我们党是以中华复兴为己任的，中华复兴已在途中，对中华复兴大业有益的事都应去实行；四是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历来是成功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广大党员会知情达理坚定地跟党的方针路线走，即使有阻力亦可以做好转化工作，使其成为改革动力；五是我们党历来健康的力量是强大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不可战胜的，正确的改革是会成功的，我们应树立起改革必胜的信心。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也会随之增大，对国家命运和对执政党的挑战也会越来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抓住机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减自己的利，削自己的权，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但是，一旦把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是会顺利做好的。如果不能自我革命，那另一种可能是别人革自己的命了。 两条路：一条是自我革命——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我党长时期执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另一条路是共产党不进行自我革命——不进行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别人革自己的命。如果那样，人民将受痛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选哪条路子是不言自明的了。过往历史的前车之鉴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切勿重踏复辙。 六、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 我们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中流砥柱，万民期待，万众瞩目。若看国家的民主水平，先看执政党内的民主水平，若看国家的法纪，先看执党内的党风党纪。若国家逐步扩大民主，要执政党内首先扩大民主，给全国人民一个示范作用，一个表率作用。党内的示范从何做起呢？ 首先，从选举党的各级代表的民主程序和规则的建立做起，使这种程序和规则保障充分发扬民主，保障把最优秀的共产党员选为党代表。并使党员代表与选区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和经常性的联系，代表他们的诉求，从而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其次，建立党代表随时和定期听取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制度和规章，建立党员代表视察、访问和与党的领导机关定期交换意见的制度，使党员和群众中的意见，及时准确的得到反映，成为反映党情、社情民意、解决存在问题的主渠道。把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根基打牢固。 第三，党的各级领导人的选举侯选人从下至上酝酿提名后，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废止等额选举制度和废除固定某某人为差额候选人的制度。并且被选举候选人向选举人讲述自己的主张和理念，以便选举人正确选择。 第四、精简党的管理机构，制订党的管理机构的编制和职位设置及责任的规章，党政机构职能分开，党政干部适当相互兼职。各级党的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和决定政府的具体的行政工作事项。对政府工作，各级党委可以做出集体决议，给政府工作予方针性、政策性、方向性的指导。 建议撤销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机构，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运作。 第五、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与同级党的常任领导机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它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同级党的常任领导干部，其次才是对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财产和纳税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党内和社会监督。 第七、党的各级机关的经常费用支出，要本着节约原则列出预算，不得随意开支。党的领导干部个人的公务活动经费制订标准从严控制，不得无限制的职务消费。在党的活动开支中，严格把党费开支与国库开支分开，尽量减少国库开支，从严控制或禁止公款吃喝、公款接待、公款购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款送礼等支出。凡支出项目在党内公开。国库开支项目，向社会公开。 第八、党员干部和党的领导机关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工作，不得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真正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除司法机关依法限制人身自由以外，共产党的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干预司法正常运行。 第九、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 党管干部原则可以有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人治，另一种是法治。人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再赘述。党管干部的法治实现形式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探讨的，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设计一套科学的选人用人规章。用制度和规章保障干部选拔的质量和公道、正派，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贯彻实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正当诉求得到体现，使卖官、买官的不良风气得到克服，使广大干部认识到首先是对人民负责，而不只是眼睛向上买官、跑官。邓小平同志曾教导说：“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用制度选人、用规章选人、用民主方式选人，是贯彻党管干部的高明之策；而绝不是否定党管干部原则。 第十、统战部不能成为民主党派的组织部，民主党派的干部选拔任用由民主党派自己用民主方式产生。让统战部充分发挥联系各民主党派，听取意见，协商共事的职能。 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毫无疑问，应该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要求最迫切，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最严重，对我党执政威协最大的矛盾问题入手。从制度和体制等根源上扼制腐败，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应是切入点的最佳选择。 为此，建议采取下列对策。 首先是向社会公开官员的私有财产和纳税情况。制订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条例，按条例规定，从上而下，由新到老，逐步推开，有人引申电影里的话：“不公开亡国，公开了亡党”。我看情况没那么严重。若再拖若干年办这件事，那情况就很难说了。这一条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扼制腐败的重要举措。 其次是进行吏制改革，干部选拔任用由自上而下任命，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公开通过民主方式选拔，让广大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把某些干部只向上负责，转变为主要向群众负责，并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国家负责结合起来。严格用人纪律，坚决杜绝卖官、买官的弊病发生。 第三是让公检法司依法、按相互制约规律，独立运作。使公检法司干部对事实和法律负责，这实质就是对国家和执政党负责。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维护司法公正，必须司法公开，接受监督。完善司法公正制度，是实现宪政立国，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 第四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首先，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真正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坚决纠正“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司法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权力机关可以不介入监督。但在结案之后，如果造成了冤假错案，权力机关再以“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不履行监督职能，不但是权力机关的失职和不作为；而且会造成司法机关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危害之大，不言而喻。其次，要把“民主监督”列入政协常委会的重要议题，并把监督的问题落到实处。探索出“民主监督”的路子并形成制度，同时，政协应改变涉及司法案件（指已结案）的提案不予立案的做法。再次，应出台新闻法，使媒体实现依法监督成为可能，这是防治腐败的重要一条。 第五是各级政府的财政予决算公开透明。大幅度减少行政费用开支，严格限制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政府公务人员的“三公”等消费也必须有严格制度控制，并公诸于众，接受监督。目前，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大大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有高级领导人愿意做“恶人”，不怕“得罪人”，去坚决地改变这种情况 ，限制官员的对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其实质是限制和消减官员自己的自身利益和权力。若要严格限制，就要敢于向自己开刀，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当政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精神和勇气，痛下决心，从法律、体制和纪律上解决这一难题，使我们党和政府不脱离人民群众。 如果在我们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不抓住机遇进行财政制度改革，不严格控制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致使公款挥霍浪费继续下去，这不但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使腐败漫延。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我们的国家很难承受因此而产生类似欧债危机的严重后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我们现在不觉醒、不预防、不严控、不改革，欧债式危机正在向我们招手。虽然造成的原因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这绝非危言耸听！到那时有谁来救我们呢？ 八、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役 国有企业改革属经济体制范畴，在我国进行了多年，取得了某些成果。国企改革的最后一役却突破了单纯经济体制范畴，而跨入了政治体制范畴。 在前些年的国企改革中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唯独一个生产要素——国企经营者，未实现市场化运作。 国企经营者的任用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是防止国企变质和扼制腐败发生的根本出路，国企改革要突破这最后一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者要眼睛盯住市场，向市场要效益，对市场变化负责。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是，掌管这些经营者任免大权的部门和官员，却不对国企的成败兴衰负责，没有哪个国企破产或失败追究这些部门干部的责任，权力与责任严重失衡。反过来会使企业负责人要向这些部门（或任命他的干部）负责，而无法全神贯注向市场负责。这就把事情扭曲了。在国有企业头上制造出这一权力层，促使国企领导人去满足这个权力层的要求和欲望，哪怕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哪怕是对国企不利的要求或指令，国企领导人也必须要去满足。一旦不满足，这些国企领导人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这些任命国企经营者的部门，可以给国企经营者发号施令，但他们并不很了解国企情况，国企中有许多上市公司，这些掌管人事大权的机关甚至违背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去行使某些权力。这就使得国企经营者不能专心或无法向市场和国家负责，转而向上级任命他的机关和领导人负责，这就是当前我国国企的一大隐患。 国有资本的代表国资委，也不能用行政办法选拔任用经营者，也必须用市场化办法选择、任用经营者。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仍如前面所提到的，把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制订出国有企业经营者培养、选拔、任用、淘汰的一套规章或制度，并像国企土地、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一样，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公开、公正选拔任用。从而，割断国企经营者与党政机关干部的服从与被服从、权与利的脐带。从而，可以避免在国企当中官商勾结、挥霍浪费、损公肥私、贪脏枉法、任人唯亲的弊病，防止严重时会把国有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或家族资本的危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 九、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行政体制层级多、链条长、机构重叠、党政职能不分、职能重复交叉、官浮于事、人浮于事，却无法律约束，随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意志的变动而变动，朝令夕变。每变动一次主要领导人，机构人员都要随之变动，调下来的官员又不能为民，因而官员甚多，职位超限，效率低下和互相扯皮就是必然的了，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有些地方不但难以承受，甚至到了破产边缘。我国是没有行政破产法，如果有此法律，有些地方政府非破产不可。我国财力虽然增加很快，但在这种行政体制的消耗下，国家财力很难持续承受。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改革措施。 第一、撤销副省级、副地级等违宪建制。 第二、撤销地级市，实行省直接管县体制。 第三、缩小省级规模、适当增加直辖市数量。 第四、根据现代交通、通讯的便利条件，适当合并县的建制。 第五、确立行政编制法规，保持行政体制的稳定性。 第六、直辖市的区为市的派出机构，可称为管理区，由市直接委派区长和书记，不设区人大和政协机构。 第七、精简机构和人员，依法设立机构、职能、部门流程、岗位职能，做好精官简政，精兵简政，使财政负担的公职人员大幅下降。 第八、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以加强对一府两院等的监督。 第九、政府要简政放权。凡是下级能办的事，下放给下级去办。凡是企、事业单位和中介服务组织能办的事，交给这些单位去办。各级政府都要大幅度减少审批权。 第十、制订行政机关部门之间工作程序工作条例，使经常发生的、经过多个部门才能完成的行政工作任务，依法定程序和权责运行，使行政工作有序化，克服扯皮、推诿等弊病，提高办公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第十一、制订全国统一的公职人员纪律，起码不准公款招待（有规定的除外），不准公款吃喝，不准公款旅游，不准超标准公款职务消费，不准公款送礼（有规定的除外）等。 第十二、全国统一制订录用公职人员法规或规章。高级公务员国家统一录用；中级公务员省、直辖市录用；低级公务员县级录用。没有低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中级公务员；没有中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高级公务员。坚决禁止国家一级机关和省、直辖市级机关直接录用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等，以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特殊技术岗位例外。 第十三、凡是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应任满一届，不得在任期内频繁随意调动和退休。 十、对民有（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一视同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当下，有一种令人担心的现象：民有经济的老板把资产往外转移（与境外投资不同），这几乎成了众人皆知的常态。这些老板准备一旦国家有风吹草动就随时走人。 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对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在国内的安全没有信心，是对我们党对民有经济政策没有信心，这不但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而且从长远看是可怕的。 我们应当采取对策，稳定私有资本持有者的心，稳定私有资本。 第一、必须从理论上承认民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载入宪法和法律。 查阅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人在重要大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承认民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的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宪法中把民有经济排除在国家经济基础之外！这难道不是我们理论界、法律界、政界应当思考、研究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吗？请问：民有经济不列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那么，它是什么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呢？这问题不是很大吗？ 第二、在公、私经济的法律保护上，应当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可是，从宪法到法律，民有经济总是低人一等，这既不科学，也不公正。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第十三条同时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上宪法的两条对公、私财产的保护的提法天壤之别，为什么对公、私财产的法律保护不能同时提“神圣不可侵犯”呢？ 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提法是否科学。“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宪法规定，从字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法理上看，问题就大了。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即除了认定是有罪的之外，都被认定是无罪的。在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中加上“合法的”三个字，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原则就变成了“有罪推定”原则。这等于把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完全推翻；私有财产是有原罪的，只有被法律认定是“合法的”，才能予以保护！否则不予保护！按宪法规定，从法理上讲，就该如此解释。但是，第一认定私有财产都有原罪性质，不科学；第二依法一个个去认定私有财产是否合法，然后，“合法的”才去保护，不可能；第三、最重要是改变了我国的司法原则，不可取。 我们再从民有与国有经济的比较看：国有财产也有合法的与不合法之分，那么，为什么在法律明文中没写明“合法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很显然，在宪法规定中，对公、私财产的保护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把私有财产看作比公有财产低人一等！ 在“私有财产”前不用附加词“合法的”三个字，人们也一定不会误解，宪法绝不会保护有罪的或不合法的私有财产。 在法律面前公、私财产平等，是我们从认识、理论到实践都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第三、对公、私企业制订相同的行业准入标准，是十分必要的，现行政策中对私有企业存在很多歧视和限制政策是不适当的，应当取消。 第四、国家立法，不再以不同所有制为依据制订不同的法律。而应该依据企业的不同组织形态分别立法。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公司和合伙公司等分别立法。避免从法制建设层面造成对私有企业的不公平。 实施上述举措，不仅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切实扩大就业；而且对稳定民心，使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十一、从长远看，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社会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但同时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一问题，即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解决一次分配不公的问题。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是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而是反而下降。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提高。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政府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已近十年，可是，至今未见解决方案出台。这一问题不解决，扩大内需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第二个层次是要解决二次分配公平和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如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占有权，这样会使社会危机四伏，很难构建和谐社会。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应严重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次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分配方式上。现在的分配方式是横纵方式，即：先由中央财政分配到中央各部门（横），然后，由中央各部门再往省（市）的对口部门分配（纵），这种分配方式，腐败纵生，流失严重。应改为纵横分配方式，即：首先由中央财政直接分配到省（市）财政（纵），直到最基层，再横向分配到项目（横）。这种分配方式可避免腐败发生，还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解决财产占有问题，一不能用革命暴力强制性的剥夺方式解决；二不能再回到我们曾实践过的公有制大锅饭的局面；三不能急于求成，采用过激的办法解决。 因此，必须从现在起，认真研究现实和对策，从长计议，积极引导，循序渐进的解决。以期最终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有产的劳动阶层大平台的形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建议分步骤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创造条件，使具备条件的公、私企业走上市公众公司的路子，完善证券交易市场的运作机制，加强管理，使广大公民拥有股权，使公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并实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 第二、对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中、小企业，制订政策、积极引导，实行职工内部持股制，使企业发展与本企业职工长远利益一致，使广大职工真正成为财产的主人。 第三、对各类高科技企业，制订方针、政策，实行发明者、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持股制，从而推动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使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成为致富的先行人群，带动其他人群致富。 第四、创造制度条件，积极引导民有企业走企业内部骨干持股或职工持股路子，推动财产占有社会化和民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选择合适时机，用立法形式，使各类企业为职工建立股权基金制度，使劳动者和资本共享剩余价值（这当然不是目前要做的）。 第六、改革土地农民承包经营方针，用立法形式，使广大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条件成熟的地方，采用土地入股等办法，大兴农业合作组织和企业化经营，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目前的土地制度，使一些地方政府以城镇化、工业化之名，大肆低价掠夺农民承包土地，然后，再高价转让给开发商，从中充实政绩。有的地方就成了土地财政。由于国家严格控制耕地、严格控制土地开发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从农民宅基地上动脑筋，让开发商给农民建楼，把农民赶上楼，挪出大片宅基地开发，充实地方财政。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农民上楼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没达到一定生活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这种农民上楼，是把农民往绝路上逼，一系列严重后果将随之发生。由谁来承担这种后果？这些事情所以很容易发生，与当今的土地承包制度不无关系，土地承包制度应当到了历史终结的时候了。 上述举措的目的只一个：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使财产占有社会化 、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实现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经久不衰。 十二、“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城市（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三化的直接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镇）转移。他们中的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另一部分成为学生和市民。这是历史必然的大趋势。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现状如何呢？有两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做工。但是，由于很多政策滞后，城市社会对他们很不公平。甚至把他们排斥在正式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例如：称他们是“农民工”，是很不妥当的，他们当中多数人中学毕业，就进城做工，甚至连一天农民就没做过，只因为户籍在农村，就把他们定位为农民，农民外出做工就成了“农民工”？有欠公允，实不恰当；他们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为城市发展，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城市的进步凝结了他们的血汗，可是他们在城市里却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多数农村进城做工者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险；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更没有他们的份；孩子就地入学困难重重，有的城市实行加价收费才能入公立学校，有的甚至要凭什么智商检测证明，异地高考已呼吁多年，现仍是难题；他们背井离乡，留在农村的老人成了“空巢老人”，子女成了“留守儿童”，对下一代成长十分不利，并由此衍生出好多社会问题；他们在城市里没有户籍，在现时政策下，在城市没有户籍的人，什么事都办不成。有的权威部门设计的“农民工”加入城市户籍的条件中，必须有自己的固定居所，在现实的昂贵的房价面前，有几个“农民工”在城市能买得起商品房呢？此外，他们与城市户籍的职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很突出；近亿农村进城做工人员春节大流动，也几乎成了春运的难题，劳民伤财，苦不堪言。 上述种种问题的严重存在，特别值得我们当政者的深思和认真采取对策加以解决。为此建议： 首先，取消“农民工”称谓，他们从事工业工作，就是产业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和成员。 其次，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放宽农村进城做工者进入城市户口的政策，使有较稳定工作岗位和收入，较长时间居住（租房亦可）城市，或家庭基础已经在城市的，应批准入户。 第三，城市政府大量兴建廉租房，供城市买不起房的人口租住，主要面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当他们能买得起保障房或商品房时，搬出廉租房，交给政府，政府再转租他人。 第四，给他们建立与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 第五，他们的子女与有城市户籍的孩子同样在所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并在读书地参加高考。 第六，城市政府应制定计划和列出预算，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实行职业培训。 第七，他们在生产、工作上应与有城市户籍的职工一样，同工同酬，不得歧视。 第八，他们应同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和政策待遇。 第九，凡是户籍已迁入城市，或家庭基础已长时期融入城市的农村进城做工者，农村政府应收回他们的承包土地和自留地，使在农村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有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他们的宅基地和房产由他们自行处理。 有人反对这么做，理由是城市没有承受力。这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我们并非主张所有的农村进城做工者一律解决城市户籍，而是分批分期逐步解决；其二，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为城市做出了艰辛的付出，为什么不能同时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呢？其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对待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工人阶级，应该做得比现在更好才是；其四，所谓城市的承受能力，实质是城市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问题，为什么“三公”经费居高不下？为什么公职人员职务消费没有边界限制？为什么政府的办公楼一个比一个高级？为什么这些开支都有承受力，而解决劳动者的问题就没有承受力了呢？很值得我们深思。 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但会使广大工人阶级队伍稳定和成长壮大；而且会真正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和谐，更加健康，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也更加牢固。 十三、共产党有自我纠错能力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任何政党、任何领袖，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一贯正确。关键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是遮掩、是瞒盖、是文过饰非，是扭曲历史事实，是把某些人当替罪羊；还是敢于自我纠正错误。前者是违背历史和人民意志的，是没有出路的；后者是应当选择的正确道路。 历史和实践也已经证明，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理由之一，就是我们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 为此，建议：在适当时机，对我党在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做出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受冤屈者平反昭雪，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凝聚党心、民心的效果。把历史包袱转变为历史发展动力，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轻装前进，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党自我纠错的机制，对于一个没有反对党，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这样才能使我党永葆青春活力。这是全国人民的福祉。 总结：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我们党已在中华大地执政了半个多世纪，并取得辉煌成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但是，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要我们解决。历史还能给我们机遇执政多少年？这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我们共产党自己。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得过且过，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后者绝不是我们期待的！我们期待的是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让我们不断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 厉有为 2012年8月1日终稿于长春 相关日志 2012/10/27 — 矛盾轮番浮出水面，求稳唯有政体改革！ (2) 2012/10/26 —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温总理说中国经济要发展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1) 2012/10/25 — 荣剑:“八十年代”的出场与返场 (1) 2012/10/24 — 蒲汇塘渔夫:元老站台柳传志发声挺政改，断尾求生十八大要弃马列毛 (0) 2012/10/24 — 《纽约时报》习近平与胡德平会面引来政改猜测 (0) 2012/10/24 — 共同富裕与改革共识 (0) 2012/10/24 — 呂秉權：面對越共，中共豈能做政治侏儒？ (0) 2012/10/18 — 吴思：转型交易的道理——再谈“特赦贪官促政改” (1) 2012/10/16 — BBC:中国静悄悄的政治革命 (0) 2012/10/13 — 胡赛萌：《新政治观》一文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0)

北京，中国——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党代会令北京上下全力维稳，据 北京应急网 的消息，北京交通委为此开展了大量工作，包括会议会场周边、代表驻地的安检等等，尤其是交通工具防抛撒传单也被列为工作重点，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北京市交通委动员了包括道路桥梁、地面公交、轨道交通、省际客运、出租汽车等重点行业，要求落实护航十八大的行动，各交通行业单位主要领导还与交通委签署了“十八大安全保障工作责任书”。 据悉，交通委还动员11万余名交通行业志愿者十八大期间佩戴红袖标，走上站台、走进车厢，做到“站站有人、车车有人”。 此外，引起人们热议的交通工具防抛撒一事，也成为了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各方面消息都已证实，北京下达命令要求出租车公司卸下后车窗的摇柄，若是自动车窗，那么在途经长安街等重点路段时要封闭车窗，是因为十一前后有人利用乒乓球、气球等向外抛撒批评现政权的宣传单。 交通委称，“在途经长安街等重点线路投入180部空调型液化天然气公交车，提高公交节能环保水平。研究制定详细的防抛撒工作方案，力争在防抛撒的同时保证运营安全。” 对于途径政治中心区的17条重点车路的车辆，要“全面采取有效措施封闭车窗，严密防范抛撒传单等问题的发生。” 交通委还称，“十八大期间，要全面启动战时防控机制和‘非常态措施’，尤其是对于政治中心区和代表驻地周边区域，要全面强化安全防控力量”。 30日，北京志愿者参与十八大的实名防控、网格防控等治安保卫工作，人数达到140万人，他们或佩带红袖章，或身穿统一红马甲，在重点地段或社区开展安保工作。 北京各部门种种严密防控措施显示出中共的紧张态度，不少民众也认为是反应过度，还会对市民造成不便，因为晕车者可能在密闭空间内会感到不适。李承鹏在微博表示，“简单地说，就是北京市长安街出入境管理局正式成立了。” FMN

【《公民议报》编者按】在这封本刊辗转收到的公开信中，尽管所持的立场、所用的词语未必能为许多读者所接受，但作者以其多年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维族干部这样的特定身份所做的观察，确实从一个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新疆的现实，揭示了中共专制体制下民族问题的结症所在。 　　我们希望，通过接触不同立场和侧面的观察，可以促进人们换位思维，开阔眼界，拆除对思考和智慧的禁锢。即便打动不了专制统治者的铁石心肠，至少也能为未来民主的中国社会合理和平和睦地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角度。 　　为此，我们郑重地向公众推介这封公开信，欢迎所有媒体和公众的转载和传播。 敬爱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李克强副总理、张春贤书记及中国所有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各族领导： 　　你们好！我是一位维吾尔族作家，多年来在新疆的国家机关从事研究工作，现在国外留学。在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十八大之际，一种责任和历史的使命迫使我给各位写这封信。这是我已经思考三年之久的信。我于2009年的7月5日，那个改变我人生的日子开始，每天都在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一天，我通过共产党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的自私、残忍、阴险、耍两面派和无能的行为，第一次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疑问。这对于一名国家干部来说是危险的，因此我决定要给各位写信请求解答我提出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始终不能确定中央领导与7.5事件的关系，尤其是在2009年8月当胡锦涛主席在新疆厅级领导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王乐泉的业绩。说实话，当时不仅是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民族干部对胡主席真的很失望。但是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只能保持沉默。当我到了国外之后，通过网络看到了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有关中央领导的消息。虽然其中也可能有偏见，但我根据自己独立的判断力重新认识了胡主席和温总理。尤其是胡主席于2011年7月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的真诚，温总理关于“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演讲和在温州动车事件中对受害者家属的真诚，中央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最近的中美关系等许多中央为新一轮改革所迈出的步伐都令我感动，更令我敬佩。通过这一切让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让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将会，而且必须有一系列真正的改革。但也面临许多挑战。这些挑战对于60多年来实际无意识地徘徊在封建君主制与共和制幻觉之间1的中国是致命的，也是严肃的。我作为中国人，一位研究哲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分子，有义务和责任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祖国的民主改革事业。 　　尊敬的各位领导，国家，她不仅是执政党的国家，也是人民的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民族。维吾尔族人口对于中国这个大家庭来说也许不是很多，但由于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它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因此处理好维吾尔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维吾尔族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需要的是科学地认识和家长般的宽容，父母般的关爱和健全的民主与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新疆真正的、长期的和平和繁荣，而不是表面上的、暂时的或只是让外界看的稳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的改革需要全世界中国人（包括国内外的维吾尔族和藏族）的参与和支持，实际上这也是缓和国内外民族矛盾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完全支持胡主席和温总理的改革决心，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对于目前的制度和民族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革，才是唯一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为达到这个目的，各位领导必须遵循科学原则，必须得到全国人们，包括所有海内外各民族同胞的共同支持，因为中国不仅是汉族人的中国，也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当地民族的中国。无论他们现在哪里，他们都有一颗爱家乡的心。他们都有权利和义务回国参加家乡的建设。他们不应该被拒之门外。至于国家分裂的概念，只有执政党内部出现问题，国家才能被分裂，普通百姓是绝对不会有这个机会的。其次就是高度膨胀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也能迫使当地民族产生民族分离意识。在新疆多少年以来，除了汉民族以外，所有出过境的其他民族，包括国家公派的留学生，都很容易地被怀疑为有民族分裂嫌疑。这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斗争哲学使我们养成了总是用放大镜到处为自己寻找敌人的习惯，我们在这个极端习惯的影响下，在漫长的62年以来，误伤了所少同胞的心，杀害了多少无辜？难道当前被我们到处树立的“海内外敌对势力”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吗？难道我们没有勇气和肚量用同样的放大镜去从全球寻找我们的同胞和朋友吗？ 2.只有父母般的爱心和真诚的党，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而不是独裁统治 　　近些年以来，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像人体内的毒瘤，越存越大。它的来源应该从50年代算起，我们长期处在人为地制造矛盾的状态。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失去了尊严，甚至人最基本的权利、人间的爱和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信誉和责任。我们只想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那样，过上富裕平等的生活，但我们坚持自己病态的制度。我们把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安全、尊严还重要，因此我们为钱而疯狂。人，开始变成了食物的奴隶，金钱的奴隶。而这时，又是党内权力争夺战和所谓的阶级斗争的高峰，领导干部变成了职务与权力的奴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像我们的许多法律那样，只当作挂在墙上的摆设。因此大家变成了一群原野上的野兽，一群只是为了利益而残害彼此的口是心非者。在这个时间饿死的人暂不算，仅被批斗死的就无法计算，尤其是在新疆，这些政治运动在这里更加猖獗，老百姓的心伤痕累累。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样的民族精英被我们活活折磨死的时候，被折磨死的维吾尔族精英就有上千万。那些当初承诺给少数民族地区高度自治的诺言，在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扩大化的年代里，一切变成了一堆废纸，没人再敢提起。多少年来，我们以各种斗争形式在给人间、民族间播种仇恨。这种仇恨回过头来又对国家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及，而我们又用高于国家教育投资的费用2，以最不科学的方法在“维稳”。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对抗纳税人自己，再一次激活新老矛盾。这是多么滑稽的因果关系？这种现象更多的出现在了2009年的7月5日和7月7日，还有当年的9月3日的乌鲁木齐街头，出现在警察和武警的枪刀下。这期间，我也曾为阻止一位汉族女警察在大街上无辜殴打一位抱着孩子拿着大包的维吾尔族村妇而差一点被囚禁，原因只是因为这个村妇没能马上出示她的身份证。因为在这一段时间，警察不需要佩戴警号，警车号被掩盖，任何一位代表国家政权的警察可以随意制裁看不顺眼的任何维吾尔族人。第二天夜里凌晨，有七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毫无理由地闯入我的私宅。尽管我是国家高级干部，但就因为我是维吾尔族，因此也没有能够避免这些厄运。这一切让我感到王乐泉们所制造出来的独裁统治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所造成的民族仇恨对中国法律、人的尊严和人权的严重践踏。人们早已厌倦了依任何政治运动形式为百姓洗脑和愚弄百姓的行为。我们需要执政党拿出对老百姓的真诚和责任心，拿出对老百姓的爱。建立健全法制，依法治国而不是依党治国。像胡耀邦时期那样，真诚地向民众承认历史的错误并敢于纠正，才能收拢被打散的民心。有民心在，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 3.建立健全国家法制、避免人的奴性、民众才有资格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公民 　　搭救民族的灵魂，保护国家的尊严，它不只是依靠金钱，他更不像把国旗从地下捡起来那么简单，他首先需要建立健全法制。需要执政者对国家的法律和百姓的忠诚，民众对国家的拥护。拥有独立人格的民众不需要承诺对执政者忠诚，这样可以避免人的奴性和个人崇拜。但民众对国家必须忠诚，这种忠诚体现在对健全的国家法律的顺从而不是对执政者的顺从，因为我们没有处在一个暴君体制下的国家。因此国家的法律对他的臣民必须是平等的、一视同仁的、否则人民有权拒绝服从这个不平等的法律。执政者必须对老百姓和国家忠诚，因为执政者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们是老百姓选出的领导，而不是老百姓的主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主仆关系。因此执政者有责任让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哪怕是像维吾尔族这样的三等公民）都应该拥有平等的幸福感。国家、执政者和人民，这三者的关系是互补的。他们又是相互独立的，但又是互相限制和依赖的。 　　执政者是家长，他可以有许多孩子，无论这些孩子是自己生的还是收养的，但是家长必须对每一个孩子一视同仁，尤其不能令维吾尔族这样收养的孩子感到自己被排斥，被边缘化。要充分尊重这个不同血型的孩子的民族个性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这个孩子会想到自己的祖先，他的心会偏离这个家，这与闹独立无关。我们的制度不应该把民族分裂意识强加给这个民族，然后再指责他们闹独立，好以国家分裂罪来加以制裁。如果维吾尔族人一开始就有这种独立意识，当年我们的代表就不会和中央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全世界的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他们对于有民族独立意识的地区和民族并不象中国这样选择激化矛盾、采取高压政策这种最愚蠢的办法也照样在很好地维护他们地区的和平民族之间的团结。 4.西部大开发，究竟谁在受益？ 　　中央从2000年3月开始运作的西部大开发的原本目的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加强改革开放力度”等战略。中央的本意是好的，但实际上这个西部大开发政策给新疆所带来的是，大批移民淘金者的疯狂到来；煤矿和金矿私人集团的乱开采，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3在双语教育的幌子下，汉语教学替代当地民族语言教育，新疆所有教学部门毫无理由地、强制性地禁止在校园内使用民族语言教学（少数地方一周只保留两节母语课），不管家长是否愿意、学生是否能听懂，而结果造成当地民族文化素质的快速下滑；4以不会说汉语为借口，大批教师和公务人员被解雇或提前离职，由不会说一句当地民族语言的汉族移民其替代；5民族大学毕业生因为受民族成分和语言的限制，长期不能就业，甚者在乌鲁木齐的人才市场上明目张胆地贴出“少数民族面谈”的标示，剥夺他们申请就业的权利，而汉族大学生，甚者持假文凭来新疆者当月就能就业，对此无人敢于过问；6当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在自己的故土经常以种种原因不能自由流动，更没有正常申请护照和自由出入境的权力，他们甚至在中国内地住宾馆和租房的权力都被限制。这些不平等给新疆本地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以开发新疆为名，市郊的农民耕地廉价出卖和多次转手卖给来自内地的“开发商”，这些所谓的“开发者”再转手卖给后来者；获利心急的当地领导随便变卖公共文化设施给“开发商”，而市民失去娱文化场所，农民失去他们的耕地，对此提出异议或上访者就会被贴上民族分裂主义者或疆独分子加以惩罚。事实证明，西部大开发，最终受益者不是新疆大部分当地民族，而是汉族淘金者。而这12年也是新疆民族冲突高发期。但是每次发生冲突，新疆地方政府总是以“民族分裂分子在捣乱”为借口，实施镇压，掩盖自己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以此来千方百计推脱责任，转移矛盾，欺骗中央，掩盖事实真相。唯独就不从根本上承认祸起于萧墙的事实，尽管这些是历代新疆各级地方政府欺上瞒下的一贯手腕，难道中央就应该永远地被欺骗下去吗？新疆本地百姓的根本利益就该永远地被剥夺？民族尊严和人权就应该永远地被践踏吗？ 5.新疆的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中当地民族比例到底占多少？ 　　这也正是胡耀邦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新疆现状关心而提出的一个问题，对此许多维吾尔族高级领导干部记忆犹新。胡耀邦，是懂得永久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位明官。当时他视察新疆时发现，新疆机关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汉族干部，民族干部没有实权，就像现在，几乎是摆设，中央在新疆的各种企业更是如此。尤其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农村和草原，几乎都被兵团所占领，地方和兵团之间土地和水资源纠纷不断。因此胡耀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并制订了相当多的法规和条例，缓和了这些矛盾，“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放开了民族自治权，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教育，保护民族自治权和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在‘三个百分之六十’”7。这些政策虽也然遭到了希望永远殖民统治新疆的少数汉族干部的反对，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带来了一场繁荣和平势态和社会的稳定。遗憾的是这些方案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施，胡耀邦就被迫免职，他提出的有科学依据的民族地区改革政策被批判。实际上，胡耀邦的政策缓和了当时的许多民族矛盾，尤其缓和了从王震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制造出来的许多地方性的民族矛盾。给蒙受冤、假、错案者的平反，给社会带来了平等和民主的风气。当地民族被殖民的感觉逐渐减少。但是自从王乐泉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以来，被制造出来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使当地民族感到自己生活在殖民统治下。 6.不要再让无辜的汉族移民成为殖民主义者的替罪羊 　　《天山网讯》记者黄艳报道：2010年8月26日，记者从正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对口援疆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新疆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但是适宜人居住的绿洲面积仅7万余平方公里，而在这些绿洲上聚集了新疆95％以上的人口。绿洲的人口密度与东部沿海省份接近。目前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10.5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成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快地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量持续减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人口对新疆经济社会的约束越来越强。 　　根据以上的中国官方信息可以肯定，新疆的移民问题确实是新疆新一轮民族矛盾的引发点。但是如此重要的科学论证仍然没有引起那些拥有强烈的殖民统治欲者的警惕。事实证明，如今以西部开发而涌来的大批汉族移民到了新疆以后，不是去那些戈壁沙漠从事名副其实的开荒，而是他们中的99%以上都生活在已经被当地民族开发好的城市和绿洲地带。而在历史上根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记载8，杨增新在1916年给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呈文中写到：“（新疆）……人民仅二百一十余万，其中汉民不及百分之一。”而现在就在乌鲁木齐市的汉族人口已占到全市人口的72.7％以上。而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其他本地民族一步一步地被挤到生活艰苦的边缘地区和戈壁沙漠中，而绿洲和城市不断地被汉族移民所占领。利益的冲突使民族矛盾不断地激化。而站在这些被激化的民族矛盾的对立面或最前沿阵地的是那些无辜的汉族移民，尽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在给他们撑腰，但是他们的人身安全每时每刻都在被挑战。这是一场误导的利益争夺战，同时也是一场被当地人认为掠夺者的汉族移民和当地百姓之间的隐形战争，它的罪魁祸首是国家不科学和错误的移民政策。 　　当那些土著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被人为地遭到严重地破坏，人们的利益空间在不断地被缩小，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地开发，城市优越的工作岗位被强制性地占领，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被粗暴地践踏，历来以豪爽和好客为名的当地民族在自己的家园里被排斥、自由和尊严被剥夺时，他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的导火线随时都可能引发。在这场不平等的利益争夺战中，是人，是活着的人，是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肯定会有所反应，有所反抗，这是人最起码的本能的表现。但是每一次的抗议都会被打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以悲剧附上句号。当自身利益的保护者被迫屈服于强大的权力的时候，这种屈服绝对不会是长久的，因为这不是自愿的屈服。被迫的屈服只能在对方的心里留下更深的屈辱感，这将会为下一轮的冲突点燃仇恨的烈火。民族矛盾的每一次激化，都会给这个烈火以新的养分。这就是无休止的悲剧的延续。悲剧中的受害者永远都是那些无辜的、可怜的各族百姓。 7.强烈要求撤销伤害民族感情，激发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中共中央19967号文件 　　民族主义思想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号召国人的民族精神，打击外来侵略者，也许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在和平年代里，由民族主义思想激发出来的大汉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就如最近的“流氓爱国”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不应该被提倡。当我们长期以来被奴役的思想情绪在国家错误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历史言论引导下对外发泄的时候，它就以大汉族主义思想意识的方式在发泄给其他比自己人口少的民族，当前这种发泄时常有意或无意地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它变得合法化。实际上，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为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蔓延提供了土壤和养分。在新疆，尤其是王乐泉执政的近20年中，大汉族主义思想开始快速膨胀，在他的多次强调和建议下，中共中央错误地下达了19967号文件。在该文件中强调“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地方民族分裂主义”，以这种方式明显地将新疆除汉族之外所有当地民族看作给国家带来危险的因素，并将汉民族和当地民族有意地对立起来。从那以来，在来疆工作的汉族领导干部的眼里，当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是不可信赖，不可重用，但可以利用的群体。那些来疆就业的汉族大学生，复员军人，参加西部大开发的农民工和很容易获得国家无息贷款的汉族投资商的心里，几乎都怀着高傲自大、蔑视当地人的因素。在他们认为，他们来新疆，是为了改变这里的野蛮民族，他们是这些野蛮民族的救世主（其实这些人根本不该忘记，60年代大饥荒时起，是新疆的各民族百姓拿出自己最后的口粮救了多少汉族逃荒者，是维吾尔族的祖先曾用自己辉煌的民族文化一度影响过中原文化这一历史事实，而且在1945年之前新疆人的文化素质已高于内地是有证可查的）。尤其是来新疆的汉族领导干部也带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变色镜，作为新疆第一把手的王乐泉，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言人。他的这种错误思想在7.5事件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那次事件中，王乐泉扮演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者的角色，他把国家的武器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农民工，使得抗议示威的学生运动以国家恐怖划上句号，而且至今都在隐瞒真相。然而这次事件给中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国际影响。目前这种思想也在反方向地影响着当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潮涨船高，结果这种思想以相互对立的方式使民族关系雪上加霜。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有批评过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严重后果，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大汉族主义思想对于多民族一起生活的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因此大汉族主义思想在默认中被合法化，这也是导致新疆乃至全国民族关系恶化的实际因素之一。使这种思想合法化的正是中共中央19967号文件。其实未来的中国不是以大汉族主义思想，而是以开放式的国际关系，健全的法制和民主，健康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间的真正的平等、外加经济的发达才能够崛起。 8.重新审核一个违背宪法，不符合逻辑的法律条款 　　为了保障国家法律的神圣和公正性，请求重新审核刑法第103条第2款及“煽动分裂国家罪”的概念。刑法的这个不符合逻辑的条款就是产生许多冤、假、错案的基础。这一条针对的是中国持有不同政见的精英和少数民族。其实就是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才是推动历史车轮的功臣，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执政者们的神经不应该如此的脆弱，他们不该如此的没有自信，如此的害怕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手中的真理。如果国家的基底是稳固的，那么她不可能就因为“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对他人进行鼓吹煽动……发表言论、散布文字、制作、传播音像制品”就能达到分裂一个国家的目的。国家，它不是纸老虎。只有执政者的严重失误，国家才能被分裂和颠覆，而不是几个或是几十个老百姓的行为。相反，执政者的错误政策可以分裂人心，让人处处感到“人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刑法第103条第2款和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完全相违背和矛盾的，为了保护国家宪法的神圣和尊严，因该彻底修改这个违背宪法的法律条款。 9.尊重生命，平反89年6.4天安门事件，97年2.5伊宁事件和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重新审理3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的案件 　　30年以来，中国以“分裂国家罪”等罪名关押、处决了许多民族精英和持不同政见者。从6.4天安门事件到乌鲁木齐7.5事件至今的23年中，国家对发生的多次不同形式的学生抗议运动的歪曲和镇压，使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和人权严重倒退，这严重地影响了民主社会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有本人亲眼目睹的7.5事件中，被警察随意开枪射击，无故入狱和判刑的案件较多，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坚决要求重新立案审理那些没有经过审判就遭杀害的人员的案子。对那些无辜、未到法定年龄就被关押甚者判刑的人员依法释放和国家赔偿。据我所知，在新疆对于此类的案件的办案过程非常不严肃。从王乐泉到努尔拜克日的“严办、速办、扩办”的指令下，办案远远超出了法律范畴，无故获刑人员较多。对此类案件不容许律师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无罪辩护，因此冤、假、错案的产生率较高。甚者有时几个小青年在一起聊天说出来的几句话，也被当作国家分裂罪的证据而获罪。经常因为一张图片，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被判成国家分裂罪而获重判。刘晓波、新疆法制报记者海拉提.尼亚孜、青年诗人努尔买买提.亚森、中央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江就是具体案例。 　　其实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上也犯过许多人权方面的严重错误，但是他们的珍贵之处就是敢于承认历史的错误并能及时地纠正，这需要执政党的勇气和智商。只有敢于摆脱独裁狂想，表现出真诚和责任，避免继续践踏国人的尊严和感情，中国才有资格在国际民主舞台上理直气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无论中国在经济上多么强大，但他绝不会被世界人民认为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威望的民主国家。 10.重新思考乌鲁木齐7.5事件，调查7.7、9.3事件，找出事件真凶，为无辜死去的各族兄弟姐妹讨公道 　　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中根据官方报道，有197位各族同胞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直接经济财产损失达6895万元，实际上很多内部人士都知道，死亡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而且这是一起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件，但是王乐泉为寻找表现他那铁腕治理新疆而获得更高职位的机会，使事态有意扩大化。（我说此话是有真凭实据的。）结果强大的国家武器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农民工，仔细回忆起来，当时在大街小巷带头焚烧公交车者，带头打人者并不是那些上届游行的学生，根据看过官方内部录像的人透露，在那些被抓和被判刑的人员当中，根本就没有看到最早出现在录像中的那些带头引诱犯罪的人，结果放过了那些带头打人者，重判了那些观看者和证人，那些神秘的人物就此消失。而在7月7日同样有汉族暴徒在武警警察的假阻止，真掩护下上街殴打和杀害维吾尔族无辜百姓，打死、打伤致残具体人数新疆政府对外一直都在隐瞒。因为根据王乐泉的话说，“愤怒的汉族群众上街游行抗议”，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手持同一个规格的铁棍，脚穿同一形状的军皮鞋，出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见维吾尔族青年就殴打。至于这次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新疆高层领导几乎都知道，是王乐泉的夫人，原华凌集团公司的副总裁在组织这次事件，我们根据该集团公司员工最早明目张胆地集体持铁棍上街并在新疆高级法院门前活活打死三名维吾尔族青年而无人敢过问，更有理由这样怀疑。在这次事件中，有无数各民族无辜百姓被汉族暴徒活活打死，但至今这个事实一直在被隐瞒。新疆的王乐泉们为了很好的隐瞒这次屠杀事件的真凶，对外只说7.5事件，不提7.7事件。而对于2009年9月3日的所谓的“针刺事件汉族民众上街抗议”的真相同样在隐瞒，对于在这次被汉族暴徒殴打致死的各族百姓没有公布一个真实的伤亡人数，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对于9.3事件的受害者医院出示的入院治疗证明一概都写成7.5事件，以此来继续隐瞒事件的真相，愚弄民众，挑战世人的智商，而真凶一直在王乐泉们的庇护之下。从新疆政府对于在一年内连续发生的三次民众上街游行和殴打无辜致死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王乐泉们一方面在推卸责任而放过了真凶，而另一方面，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处处影响着中国执政者们的秉公办事意识，这也正是把中国人引向灾难的继续。 11．强烈要求给予维吾尔族人、包括这个民族的犯罪嫌疑人（无论他们犯的是什么罪）以平等的公民受法的权利 　　中国正要走向法治，但是维吾尔族人，包括这个民族的罪犯嫌疑人总是处在法制之外。尤其是少数维吾尔族人由于一定的社会原因所做出的违法行为一概被认定为国家的敌人。其结果民间维汉之间的一般的摩擦或普通的刑事案件也很容易被认为恐怖袭击，然而在法律面前他们就连和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受到同等的审判、律师的辩护、公平的裁决权都没有，就被“就地惩罚”9。汉族违法分子当着武警和警察的面可以随意殴打和屠杀和自己素不相识的无辜的维吾尔族人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10。既然维吾尔族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成员，尽管他们中的少数人犯了法，他们也应受到法律平等惩罚的权利而不是象动物一样随地被屠杀。可现在被授权“就地惩罚”维吾尔族人的中国警察的这种极端行为，不但严重践踏人权、给国家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在严重地毒害警察队伍本身，同时也在毒害亲历这种场面的老百姓。接下来，这些警察和目击者也可以随意杀害另一条生命而不受任何惩罚。因为我们的国家政权已经给他们做出了这种榜样。其结果在新疆和中国内地的汉族老百姓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认识，是维吾尔族的罪犯，就可以就地惩罚，维吾尔族人的任何大小违法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就地处决然后给他贴上“恐怖分子”标签了事。 　　有一点头脑的人应该会想到，新中国成立都已经62年了，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们”几乎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会变成所谓的“恐怖分子”？“恐怖”到底来自哪里？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每次有一部分对社会现行制度不满的维吾尔族人出来表示一点抗议，就会演变成所谓的恐怖行为？而在中国内地每天都有同样的事件发生，可他们的行为被定为社会治安或刑事犯罪？比如就在“7月29日早上8时，浙江义乌闹市区人才市场门口，一名男子手持4把尖刀，嘴里喊着，‘你们不给我工资，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当场砍死一人，十多人被砍伤……。犯罪嫌疑人黎某已被警方抓获，疑有精神问题。”11难道在维吾尔族人中在这些年以来的高压政策下，不应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吗？不能有由于“就地惩罚”而失去了亲人、以不平等竞争而失去了工作机会，因为强拆而失去了家园，因为毒奶粉、医疗事故、假冒伪劣药品而失去亲人的受害者吗？比如于2012年5月10日发生在云南巧家的爆炸案、7月2日四川什邡市民反对建设钼铜项目冲击市委等类似的案件在中国常见，但他们都被定性为刑事犯罪或社会治安，可是在新疆发生的任何维汉之间的细小纠纷就会马上被当作为恐怖袭击，不问真相一概偏向汉族而把当地人当作恐怖分子来武力镇压。这种做法失去了法律的公正性，更失去了国家政权的威望和公正性。它只能激化矛盾，给维吾尔族人心理播种更深的仇恨，给汉民族造成更多的不安全因素。这将会对民族、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和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坏的后果还将会给在境外的华人的人身安全带来报复性的攻击。应该立即停止这种错误的行为。 12.强烈抗议利用国家媒体对维吾尔族人进行群体性攻击 　　目前，中国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之外，国民、包括维、藏、蒙等民族的平等、人权问题也在不断地引起世界的关注。这种关注与中国的民主体制的建立和政府的民族关系的处理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一些刊物上经常出现对维吾尔族群体的攻击和侮辱现象。在一些媒体上，维吾尔族整体被称为恐怖主义民族、闹独立的民族、小偷民族和分裂分子民族而利用强大的国家官方媒体在国内外误导公众对这个民族的认识，甚者在中国由政府负责出版的一些书刊上，以公开污蔑性的字眼评论维吾尔民族整体和这个民族在中央任职的高级领导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确实有人妄想以此来证明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族群体所采取的极端的做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于2002年在王乐泉的资助和支持下，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的专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是一例，该书就公开颠倒黑白，对维吾尔族整体，包括维吾尔族的自治区级、中央级领导干部的公开污蔑和诽谤，也深深的伤害了维吾尔族整体和在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维吾尔族领袖们。在该书的举例行间表达了一种“建国以来，维吾尔族中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普通干部，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这样一个诽谤性的信息。虽然至今为止，有许多学者对此曾专论表示过抗议，但没有一位中央领导出面说话，结果这种错误的言论在沉默中被默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许多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群众不得不对于中央的民族政策感到心痛和失望。 　　各位领导，大家应该很清楚，维吾尔族也不是历来就好战和好斗的民族。比如在元朝时期，维吾尔族的祖先和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相处得就很融洽。那是因为蒙古统治者信任和重用了我们的祖先，在成吉思汗的军营里的高参中，就有威望很高的维吾尔族人。在教育方面，蒙古统治者对维吾尔族的教育模式很欣赏，他们接受了由维吾尔族为蒙古族创造的文字，就是现在蒙古族仍然在使用。在文化上，维吾尔族历史上最繁华的查哈台文学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在宗教上，蒙古族王公到贵族不但尊敬当地民族的宗教文化，而且还接受了当时流行在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巩固。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民族政策模式，就是这个错误的模式，使原苏联民族仇恨到处蔓延……。难道这种错误的道路还值得我们继续走下去吗？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对于新疆现行的民族政策、移民政策等等一系列不符合科学的政策一定要改革，冤假错案一定要平反。目前的这种由王乐泉指定的“敌人不动我也要打”的政策只能引发矛盾和伤害无辜，结果使我们的家乡永远不得安宁。 　　我相信，只要本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性，本着解决矛盾为出发点，以宽广的爱心对待每一个民族，就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不是依靠高压。历史的事实证明，一个民族是杀不尽的，尤其是像维吾尔这样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民族。未来不可能永远都在强权者的手中。政府的强制和高压政策只能使维吾尔族人的民族意识更加强化，民族凝聚力更加坚强。历史的事实已经多次证明，有坚定信仰的民族是永远都不会怕死的。带领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和独裁统治一个国家，绝不是一回事。建国62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与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包括这个民族的国内外异议人士认真地、平等地坐下来讨论过“维吾尔族到底需要什么？”就“怎样才能和这些占中国领土六分之一土地的主要民族以平等的、友好地相处”这一问题进行过一次对话和沟通，现在也许为时不晚。其实，这也是考验十八大后的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执政能力的机会。只要大家有诚意，就一定可以获得一个完美地结局。这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最终目的。 茹孜妮莎 2012年8月4日于法国巴黎 背景资料说明 ： 1 请看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对于国家体制的定论，对不同体制做比较，中国62年以来的国家体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因为在这个体制实际表现出了更多的封建暴君主制的因素。 2 根据中国新闻网2012年6月27日中国2011年公共安全支出1037亿，教育支出999.05亿元。http://mili.cn.yahoo.com/ypen/20120627/1140085.html。 3 根据本人实地考察，由于石油开发，在叶城县多处农民栽培几十年的几千亩水果园被喷出地面的石油所污染而枯死，但是没有任何赔偿，阿尔泰的金矿和乌鲁木齐市周围的煤矿的乱开采也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4 根据本人于2010年的春季在多所学校实地调查，和田、喀什等地由于开展双语教育，禁止在校园内讲母语，在学校只关心学生的汉语成绩，其他课程几乎停止，其结果学生的实际考试通过率还不到百分之30，大部分学生高中毕业还不会写一封家信，但为了应付，只好全部发放毕业证。 5 在喀什市中心本来有三处非常独特的电影剧院，是在40年代由民族文化促进会用市民集资款所建的，如今这些电影剧院被政府在没有通过老百姓的同意就擅自卖给了开发商，有开发商在这里盖了本地人买不起的昂贵高层住宅，这既影响了喀什市容，又从此这里的老百姓失去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属于自己的文化娱乐场所。 6 根据本人实地调查，这种现象最明显地出现在新疆喀什市周围和和田地区民丰县。 7 胡耀邦文献信息网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10-08-05/21632.html 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P127、128 9 见人民网乌鲁木齐2011年8月1日的消息 10 请察看2009年7月7日、同年9月3日发生在乌鲁木齐街头事件的现场视频报道。http://www.youtube.com/watch?v=t4Djk_Yanrc&feature=related 11 凤凰网2011年7月30日7公布 12 土耳其人继续在国内抗议中国新疆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G8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近乎种族灭绝的屠杀，并呼吁北京政府找出责任人，依法处理。http://www.youtube.com/watch?v=TZQ5isHfDGg&feature=related 13 新疆75事件cctv采訪視頻（内部版）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endscreen&v=It9IcJdrP8M&NR=1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刊就个别词字和标点符号做了规范化的编辑）

除了环保部、证监会、卫生部、司法部、科技部、安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9个部委，应调研人员的个人申请公开“人均办公经费”信息外，其余33家部委都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

　　其中在拒绝公开的部委当中，电监会、银监会、公安部、外交部等15家部委，拒绝的理由主要为：“部门决算正在审核批复”但承诺会按照相关规定适时公布。对此，《报告》认为这些部委的拒绝理由较为充分，并且也承诺将在审核通过后适时公开，为此可以接受和理解。

孔智勇先生：【北京市民不准放鸽子】 会议下周开幕，为确保会议期间治安，禁止北京市民放鸽子。 媒体说，会议期间，北京市民必须把鸽子关在龙子里，不能把鸽子放出来，让鸽子乱飞。在北京搭出租车，估计乘客也不能随便摇下车窗了。

黑匣子陈廖宇: 1-8 大，1-8 摸，很配。@猫粮的动画馆：杭州火车站安检明显加强，除了常规各种检查外，现在马上要等车了，竟然又过来一群乘务员，一个个拿着机器在你身上摸来摸去，哎，这18 大要真开的时候得什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