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共产党官员们将于下周降临首都北京，参加指定下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仪式。在这里我给想庆祝这场盛会的人提个建议：把气球留在家里。 这座有2000万人口的规模庞大的城市正在下大力量迎接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各种有潜在漂浮能力的东西，如气球、信鸽、乒乓球和遥控的玩具飞机，都上了可疑物的名单，也许它们可能携带抗议信息，搅乱这场精心编排的政治表演。 而且这只是政府规定和限制的一个极小部分，这些规定和限制在互联网上流传，但从未得到官方证实。在为期一周的党代会期间，这些规定和限制看来可能会使居民的日常生活尤具挑战性，一位省公安厅的官员把党代会的准备工作比作“一级战备”。 最近，菜刀已经从商店的货架上拿下，互联网的访问速度莫名其妙地慢、好像粘稠糖浆的流速，像CNN和BBC这样的国际新闻频道已经从高档健身俱乐部的电视机中消失了。 在“老书虫”这家颇受欢迎的英文书店，原来的中国政治和历史书籍销售区现在摆满了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惊险小说、育儿指南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Victoria Beckham)的时尚宝典《额外的半英寸》(That Extra Half an Inch)。 一位店员无奈地耸耸肩说，“我们只是重新布置一下，党代会之后它们就会回来。” 最近，这份开列党代会期间市民所面临的不便和妨碍的清单，已经变得比会后发布的公报还要长。马拉松比赛、学术会议、宠物收养集市，电影制作和爵士音乐会都被取消或推迟了。不仅是在北京，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商业交易都已经冻结了数周，企业雇员说。一位沮丧的互联网设计师说，在党的元老们于会议结束时公开推出新任最高领导层之前，没有新网站可以上线。 音乐人高晓松在中国版的Twitter上发了一条帖子，说凡带有“死”或“下”字样的歌曲都已经被电视台临时取缔了。高晓松写道，“刚刚眼看着一歌手翻唱《死了都要爱》被毙，提醒下同行。” 中国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警告股市交易商把市场波动维持在最小水平，不要在政治大事之前“违逆北京”。 有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主要是男性的党代表们，可能对官员们为减少让与会者从无休止的演讲和闭门饭局中分心的事情而采取的极端行动尤为失望。据为性工作者提供社区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人士李丹说，至少一半的首都妓女都被逮捕，或被驱赶出城。 对中国的异议人士而言，党代会无异是给他们的一记耳光。在全国，如果没有数千名、至少也有数百名活动人士和政府批评者被软禁在家，或被迫远离首都去“度假”，而且常常是在警方看守的陪同下。 藏籍博主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说，国安部人员逼迫她本月离开自己的北京寓所。她在老家西藏首府拉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猜，他们觉得我们这样的人不和谐。他们就是想在他们的重大会议期间，让我们这些人从视野中消失。” 北京的著名律师浦志强说，共产党的无端恐惧只会增强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他说，“如果政府真实地代表普通老百姓，他们不需要这么草木皆兵。共产党只顾自己，他们认为必须总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操纵人民的意志，才能维持稳定”。 到目前为止，北京出租车受到的限制引起了最多的不满。司机们接到命令被要求解除后座车窗的开窗功能，以免乘客从人民大会堂上风口散发反政府信息。人民大会堂是本次党代会的会场，这一毛泽东时代的雄伟而精雕细做的建筑物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 政府向出租车司机许诺奖励，如果他们告发“企图散发携带横幅的气球、或带有信息的乒乓球”的乘客。作为“零传播”规定的一部分，司机们被提醒对后座进行检查，以确认乘客是否可能留下不适宜的政治信息。 司机李伟旭（音译）抱怨说，“这实在太麻烦了。”他说，他最关心的是，政府是否会为他报销更换手摇车窗把手的费用，他被要求把把手拿掉。 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党代会准备工作，占据了这个幅员辽阔国家里忧心忡忡的政府官僚们的全部精力。根据《人民日报》的消息，掌管国家安全的中国领导人周永康在7月的一次高官参加的会议上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是开好十八大的重要前提，是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首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政治责任。” 在中国西北部青海省一个偏远的、藏族为主的县，当地官员发誓要严惩被发现销售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照片的市场小贩、或任何“散步淫秽、色情及庸俗信息”的居民，同仁县(Rebkong)政府下发的一份通告宣称。在中国另一端的沿海省份山东，2.6万名官员被派入乡村和小城镇，以确保农村“基层”在党代会之前平静无事，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 就连最难制服的中国政府批判者、艺术家艾未未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套上了缰绳。艾未未说，警方看守建议说，他可以对几乎任何事情公开讨论或写评论，只要不涉及即将召开的十八大。 他说，“说实在的，这还可以吧，因为党代会只是那些人的一次内部会议”。他用略带嘲讽地语气强调“那些人”，“那和我没关系，说真的，和其他任何人都没关系。”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Amy Qi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一个人，一本书，一段历史，在中共十八大来临之际，再次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 10月29日，英裔美籍汉学家、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在香港出席他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式，并作专场报告。在十八大来临之际，这位名满天下的学者，用这种方式重新把历史和现实连接到一起。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并不是麦克法夸尔的新著，该书三卷英文版早在1974-1997年便陆续出齐，分别为《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大跃进：1958-1960》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英文版全书将近1700页，面世后即成为西方文革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国学界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一重量级著作，1989-1990年间，该书前两卷的中译版本问世，先后出过求实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两个版本。但随后因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言论空间急剧缩小，第三卷《浩劫的来临》便迟迟难以面世。本次香港新世纪版本，不仅填补了全书空白，而且将此前两卷中译本中删节之处也一并补全。这部里程碑著作，终于以完整面目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在“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被指“文革复辟”的背景下，尤其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对此定案之际，这部文革“前传”性质的历史著作再度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浓厚兴趣。麦克法夸尔以史为鉴，分别在首发式报告、外国记者协会演讲和媒体采访等不同途径，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深切忧虑。 香港《南华早报》以“新任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改革”为题，报道了麦克法夸尔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基本态度。他认为，除非面临性命攸关的危机（life-threatening crisis），中国即将上台的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全面性的改革。因为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一个腐败体制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一场“全面整修”式的改革，会变成“毁灭体制”的同义词。 尽管麦克法夸尔希望这一体制能和平地转变为法治及民主制度，但他说自己并没有看到有这种转变存在，这种转变要求统治精英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政治制度的惯性往往意味着一个脆弱的体制能坚持多年不倒，但他也承认，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态可能会触发崩溃过程。 外界往往批评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掌权的十年中没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麦克法夸尔认为，这是因为胡温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动改革的后果记忆犹新。政治体制改革充满风险，而他本人认为胡锦涛并不是一个冒险者（risk-taker）。他对中共从上到下清除腐败不抱希望，并称这种现状是“无法解决的困境”（insoluble dilemma）。 谈到近期盛传的“毛泽东思想”可能被剔除出中共指导思想行列，麦克法夸尔也认为不大可能是真的。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共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他指出，中共统治的脆弱性，部分来自于缺乏更新继承机制。新任领导人是密室交易的产物，而缺乏制度合法性。面对即将上台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麦克法夸尔表达了他的担忧，他甚至使用了“为之战栗”（tremble）这个词，因为他看不出习近平在千头万绪难题中找到出路的可能。 这种深沉的悲观论调，和大多数观察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往往将期待和怀疑同时交织在一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麦克法夸尔别出心裁地引述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一段话作为开篇，或许成为理解这种悲观情绪的钥匙： “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这段耐人寻味的话出自《水浒》第七十一回，背景是梁山泊英雄一百零八将排座次，首领宋江率众对天盟誓。这段兄弟聚义的誓词具有雷霆万钧的气势，放在全书之首，却凸显出革命重蹈历史覆辙的宿命悲剧色彩。 事实上，这段话并不是誓词的全部。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句：“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然而这句更为乐观的前景却被麦克法夸尔舍弃。正是在一取一舍之间，作者已经明确表达了他对这场“史无前例”历史事件的态度。 在麦克法夸尔看来，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像梁山聚义一样，借助农民的反叛力量而成功，却因为领袖“存心不仁，削绝大义”而失败。1966年的中国“正由一群在长征、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及内战中建立起同志友谊的人们领导着”，然而“同志友谊”最终蜕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已成浮云，当手足之情和革命理想荡然无存时，“聚义”就变成了纯粹的权力斗争。 把“十八大”放在这场兄弟相残的逻辑下延伸来看，也许更容易理解麦克法夸尔深沉的悲观。一次表面上“团结奋进”的党代会并不是自我标榜的全新起点，相反，在历史学家的眼中，更多地是往事的余波荡漾，是兄弟相残后明码标价的密室博弈。 从历史眼光来看，在政治体制方面，与其说中国生活在“改革”甚至“二次改革”的年代，还不如说生活在“后文革”的年代。从表面上看，群雄并起取代了一人独裁，但这种“后文革”特征在于，它和文革一样缺乏透明的进退规则，胜利者要具备神秘莫测的实力，以及更加神秘莫测的运气。后文革的领袖，固然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但这种表述同时也就意味着，他可能对各方都无可奈何。唯一可以期待的破局时刻，只能是“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态可能会触发崩溃过程”。

习近平 重新受宠的“人民公敌” 首先来看看法国解放报有关中国的报道，该报从头版开始，到接下来的五个版面，集中报道与十八大相关的情况。头版头条在中共党旗映衬下赫然标出“中国—小跃进”的大字标题。提要指出：周四开幕的中共十八大将把习近平推倒元首的位置，这是一个纯粹的中共王朝的产品。接下来各版的几个标题也别有新意：第二版标题题为“中国改换元首，但没有改变面孔”。报道说，中共将指定胡锦涛的继任人，但其政治路线，只会有很小的变化。第三版标题是：“习近平，重新受宠的‘人民公敌’”。报道说，这是一个亲近毛但后来遭受排挤的中共元老的儿子。当时，未来中国的元首为了重新融入中共不惜全力搏斗，最终获得离开被流放的那座村庄的权利。 解放报为此发表题为“中枢”的社评。社评指出，星期四，在太平洋还是深夜的时候，中国和美国将选出他们的领袖。在美国出任总统的或者是奥巴马或者是罗姆尼，在中国将是习近平。因为从今以后这位太子执掌中共大位已无任何可以怀疑的余地。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前，人们可能毫无费力地点出中美改换领导人两大事件哪一个更优先，这样明显的程度今日已化为乌有。掌管着一个近十五亿人口、三十年来每七年经济翻一番的大国，同领导一个因其强权处于衰落而自尊心受伤的美国的命运同等地重要。该报说，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这两个大国没有其中任何一个可以领导已经变成多极的世界，但是，他们互相之间的引力，他们经济上极端的互相依靠，他们互相越来越粗暴的竞争，将支配明日世界的平衡与不平衡。希拉里直言不讳：美国过去是世界的中枢。为了制衡前苏联和保证对全球支配，美国从二战之后同欧洲编织了密切的网络。那么，以同样的雄心，美国从今以后必须不惜一切外交手段，包括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编织“泛太平洋”网络来制衡中国。挑战之一就是将其带到一个能够承担作为全球强权应该承担的责任的道路上来。直到现在，中国利用了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同时却表现得像一个全球体制之下的偷渡客。当然中国要做到这些，对习近平来说，将是另外一场革命。 中美竞争最终不会通过战争解决 解放报第五版刊出了采访汉学家让-吕克•多米纳克的报道。关于如何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定义？这位汉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专制政体，独裁但又采取一党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专制政体的极限是要让经济良好地运转，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坚实并且常常得到尊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独裁政权，这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后果？多米纳克认为许多国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但应该承认，就目前而言，中国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的全球性的路线图。但中国有一个区域政策，那就是坐实对周边国家的主宰。中国另外的表现就是到处追逐原材料，以支持其经济发展。中国还在寻求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如同几个世纪前的中国皇朝那样；那么，中国到底想要什么呢？对此，多米纳克回答说不太清楚。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显示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有关全球秩序的概念。这一中国难于制定全球性政策的困难将在十年之内克服。但令人不怀疑的是：中国总的路线仍将是现实主义的专制独裁。中美竞争不会最终通过战争解决，因为两国互相依赖太深；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会开始民主化吗？多米纳克认为不可能。但是这个政权并非绝对不可能变得少一点残忍，少一点重压。 中国问题一直分裂着美国精英 回声报今天也有一篇谈论中美改换领导人的专栏文章。评论指出：中国问题一直分裂者美国精英。在战后，美国的全球政策很明确：钳制苏联，等待其深陷自身矛盾不可自拔直至崩溃。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美国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政策。华盛顿一直在两种对策中徘徊：一种是主张把中国融入国际体制；另一种是接近中国但要平衡中国。中国一方对美国大选也非常关心，但并没有明确表示更喜欢哪一个候选人。北京很清楚，共和党候选人一旦当选，就会面对中国采取一个调和的姿态。对于美国，在中方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强调实用主义，采取谦逊的态度，承认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强权，除非美国自己放弃全球责任把中国推向前台；另一种则相反，这可以称之为急不可耐的民族主义。他们认为美国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中国世纪重又来临，他们还提出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和谐”体制胜于美国问题多多的民主制度。不过，回声报的作者最后认为，说美中进入了恶性竞争期可能有点过分。尽管他们各自的体制都暴露出严重的虚弱的迹象。但是，两国在经济上、金融上牵涉太深。该报作者自问：两个巨人难道没有机会注定要在未来的岁月互相支持吗？ 胡锦涛 一堵无法消融的冰墙 回声报还有一篇关于胡锦涛的人物素描，说接近胡的人都表示，他是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希拉克的热情拥抱、还是萨克齐的展示友谊，到了胡面前，犹如撞上了一道冰墙。该报认为丝毫不显情绪但效率高使得胡锦涛快速攀升，胡因其在西藏残酷镇压而在1989年年初被邓小平看中。这位维护藏人人权组织称之为“拉萨屠夫”的人就这样成为未来中共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后的上位只是一个形式。不过，胡知道历史将会可能为他记下一笔，那就是他无能兑现一些承诺。不管他有关和谐社会的说法多么动人，中国日益增长的社会骚乱以及穷富两极化都迫使其承认，他给继承人习近平留下的不和谐之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到令人惊异的地步。 世界报今天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版，版面上有一篇题为“中国领导班子将改换面孔”的报道，接下来该报还有一篇有关夹在中俄夹缝中的蒙古开始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靠近的报道。 费加罗报今天在经济专页发表长篇报道，报道说，预料中国经济会在年底以前复苏，服务和工业生产重新增长，中国仍然是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  

钓鱼岛争端涉及日中民族尊严问题 日本海岸警卫队表示，周日（4日）4艘中国政府的船只驶入日本控制的钓鱼岛附近有争议水域 。中国的海监船中午进入钓鱼群岛最大的鱼钓岛（Uotsurijima）附近12海里的水域。 日本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日本副外长河相周夫通过电话对中国驻日本大使就中国船只进入日本领海以及这种频繁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河相周夫说，反复进行挑衅会破坏两国间旨在平息局势的沟通。 中国驻日本大使则强调了北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且说他正在试图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2个月前自从东京将钓鱼群岛当中的一些岛屿国有化后，中国船只多次进入被日本称为拥有主权的领海。 日本海岸警卫队还说，周五6艘中国船只一度进入钓鱼岛附近水域。 钓鱼岛水域可能具有丰富的矿产蕴藏，另外由于中日两国长期以来的矛盾，钓鱼岛争端对中日这两个亚洲最大的经济强国来说都涉及到民族尊严问题。 虽然日本和中国准备就钓鱼岛问题举行第三轮会谈，但是报道说，在周一在老挝举行的亚欧峰会上日本首相野田不可能同中国总理温家宝举行双边会晤。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被认为很可能成为下届中国最高领导人。 英国《独立报》报道预测，习近平在接任下届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他在未来十年任期将掌握全球投资者的投资关键。 《独立报》个人理财编辑西蒙‧里德在文章中表示，中国仅次于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少数人任命而同时受13亿中国人“膜拜”的新任领导人将影响所有投资者。 他认为，许多西方企业已将他们的未来与中国的崛起绑在一起，即使有些人在中国或亚洲没有任何投资，但人们的投资组合将取决于中国的新任领导人表现如何。 里德说，习近平将在本月8日中共十八大将成为新任中国国家主席，而他将与前任一样掌权十年。 那么，中国当权者的权力交替到底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经济 报道引述富达中国聚焦基金经理人王文莹认为，权力的交接将去除所有妨碍市场的政治束缚。 “新任领导人将专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这表示当局将继续关注国内消费者，幷进一步施行与消费者相关的股票之结构性增长机会。” 天利投资中国机会基金经理陈暟滋也向《独立报》表示，中国政治不稳定的结束将迅速为投资者带来益处。 陈暟滋预计，经过数月以来的政策瘫痪后，最高领导层的人选愈来愈清晰，这将在短期内对市场有正面影响。而当新的领导层一旦巩固其权力基础后，他们便可以专注于推进各项政策。 英国切尔西金融服务基金研究主管拉特称，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所带来的稳定均被视为正面。“中国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可观，幷受到所有已发展国家妒忌。” 拉特表示：“中国市场目前处于“超卖”状态，也是其中一个最便宜的新兴市场，这为长远投资者提供了机会。如果避开了‘财政悬崖’并保持控制欧元区风险，我们明年将可以看到中国上行的经济增长。” 政治 陈暟滋说，过去十年在中国已有共识──政治变革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政治和经济改革均倒退了。她相信由习近平领导政治局常委更有利于改革，也将令中国有政治变革。 她说，新的领导层固然意识到结构变化对维持长远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故此更多谈及改革方案，包括放松管制产业和引进更多推动市场的政策。 然而，陈暟滋警告说，这些改革对银行或一些其他大型的上市国营企业来说可能不是正面的。“但从整体上长远来说，这对包括私营机构在内的经济都是正面的，主要的风险是在执行方面。” 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全球权益部总经理迈松纳夫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领导层更替完成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 她表示，许多人会争论说，在一个通讯模式已经显著改变的国家，中国执政党迈向民主化来保持国家稳定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全球投资者将明智地密切关注新的领导班子是否会带领中国迈向民主之路。” 机会 《独立报》引述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股票是由年初至今表现最差的其中一个行业，但它们在10月份──领导层交接的前夕却录得反弹。 拉特认为，中国地区的潜在机会不仅仅代表着抢购本地为主的基金和股份。 拉特说，“投资者不应该只专注于在中国或香港上市的证券来涉足中国之经济增长，而应该着眼于全球和本地公司的收入流向，不论他们是在何处上市。” 她并说：“参与中国社会持续的变化和成长的一些最佳方式是投资在保险、消费和选定商品之范畴。”

即将召开的中共18大按计划将完成高层权利更迭，但胡锦涛是否”裸退”即从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胡锦涛是否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在离18大召开只剩下几天的时间里，仍然无法确定。有消息来源称，这一现象说明中共权力交接制度中存在着重大缺陷。 胡锦涛目前担任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按计划，他会将以上三职全部交给继任习近平，但三职交接的时间却有不同。总书记一职即将在18大期间转交给继任者，国家主席的权力交接应该在明年3月人大期间。不清楚的只是，军委主席的权力何时实现更迭。中国是核武国家，军队拥有230万士兵。 军方要求胡锦涛留任 在此之前，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的人民共和国，只顺利完成过仅有的一次和平政权转移，那是本世纪初江泽民把权力交给了胡锦涛。而江泽民是在两年后才转交军权的。目前来看，即便是同中央上层以及军方有某种联系的消息来源，也无法确定胡锦涛是否”裸退”；如果不是，他又将继续掌握军权多长时间？有消息来源说，军方一些高级将领最近表示希望他至少留任到2013年。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称，”解放军希望胡锦涛留任以保证军队的延续性，度过目前的难关。”他们说，数月前，军界有人向胡锦涛表达了这一诉求，希望以军队的延续性来确保他们自己在军方的影响力。另一个消息来源称，”胡锦涛的最终决定还不清楚。” 学者：决策不透明引发紧张 怎样完成军权交替，胡锦涛有着三个选项：将军委主席一职同党权一起同时交给习近平，或者明年同国家主席一道交出军权，或者像前任江泽民那样，两年后实现交接。 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李成认为，胡锦涛同习近平磨合共事，他们已经合作了5年之久。北京领导层的共识是，避免个人权斗以及玩弄权术带来的不稳定。然而，权力交接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也给执政带来影响，因牵涉人物的不同，也不同程度地引发紧张。”这是一个潜在的大问题”。在李成看来，北京的决策过程应更加透明并同西方的民主制形成对照，让人知道”谁是老板，谁是决策人。””中国当然要改善决策机制，至少作出决定，谁将做什么，谁有权作出决定，而同时也界定权限。” 延续性与干净的权力交接，孰轻孰重？ 中共党内和军界已就胡锦涛的去留开始辩论。一方认为，为了延续性，他该留下；另一方则认为，为实现干净的权力交接，他该离开。有消息来源说，胡锦涛自己不愿效法江泽民招人厌恶的留任举措。他可能留任军委主席至明年2月，中央召集会议任命习近平为军委主席，待3月人大召开时敲上橡皮图章。另一个消息来源说，”如果真这样，胡锦涛在党以及军方的遗产将被制度化并为今后的政权交替起到和谐的作用。”这样做也为军委中的上了岁数的元老们树立了榜样。 不过，军方元老有理由希望胡锦涛维护军队的延续性。在台湾以及南中国海、东海的争议问题上，胡锦涛主张相对温和的军事路线。但正是在他主政期间，中国军力大增，其中包括第一艘航空母舰入列以及成功研发隐形战机。而美国把安全政策的重点瞄准亚太地区，也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分恼火。 来源：路透社 编译：李鱼 责编：石涛

随着又一名藏人在火焰中失去生命，4年来已有63名藏人通过自焚向中国的西藏政策发出抗议。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再次批评了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而中国政府也予以坚决回应。 （德国之声中文网）11月4日，一名年轻男子在青海省同仁县自焚，抗议中国统治西藏。自焚的男子多吉楞珠现年25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是同仁县第三个自焚的藏人。之前，有一名农民和一名僧人于3月在当地自焚。刚刚自焚去世的多吉楞珠是2009年以来第63名自焚的藏人。 一位和自焚当地有联系的流亡藏人告诉国际声援西藏组织(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当时许多人聚集在自焚的现场，其中有许多藏族僧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中国警察把藏人的尸体运走。这些人随后把尸体送至当地一座寺庙，庙里有许多僧人以及普通藏民为其祈祷。自焚藏人的父亲发表了讲话，令许多人泣不成声。多吉楞珠的遗体随后被带到寺庙后面的一座小山包上火葬。根据传统，只有高僧才能被葬在那里。今年3月自焚的西藏农民塔杰也被葬于此地。”而刚刚自焚的多吉楞珠来自初麻乡，家里有一名2岁的女儿4岁的儿子。 中国政府应对联合国批评 11月2日，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皮莱（Navi Pillay）在一份声明中向中国政府提出郑重呼吁，称”加强安保，压制人权永远也不会给西藏社会带来稳定。政府必须从根本解决民众的不满。” 皮莱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认真对待各种国际人权组织提出的建议，并采纳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提出的意见。”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用严厉的口气反驳了外界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批评。法新社本周一（11月5日）援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报道称”中方对此非常不满，并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大多数藏人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满意的。” 洪磊表示，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上的权益能够得到保护。并警告联合国以及其他一些境外机构不应干涉中国内政。针对最近频繁发生的藏人抗议中国统治的一系列自焚事件，洪磊指出”达赖集团”需要为此负责。 记者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页上例行记者会的会议记录，并没有找到中方的相关表态。 现年77岁的达赖喇嘛对一系列自焚事件表示担忧。在其网页上的一个视频采访中，他表示”非常难断定这些自焚者的手段是否正确。但无可厚非的是：这些人都选择了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向中国政策层发出抗议。” 藏人寄希望于习近平 同时，有超过2000名代表参加的十八大即将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德国福音新教通讯社（epd）在本周一发表的报道中指出，藏人现在正寄希望与习近平。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也曾经在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和达赖喇嘛见过面。 该报道称，一些藏人希望习近平能受其父亲的影响，调整目前的西藏政策。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在一次采访中提及习近平时表示，必须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知道习仲勋的儿子是否能像父亲一样。但总的来说，藏人是满怀希望的民族。 对此，达赖喇嘛的反应却比较冷静。他表示，不愿意主张任何凭空猜测。最好还是等上六个月、一年或者两年。到那时才会见分晓。 但是，目前北京政府将一切改变看作是”破坏领土完整”的做法。北京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从2000年开始的谈判从2010年1月起再次陷入停滞状态。理由是双方的谈判没有成效。 综合报道：任琛 责编: 雨涵

一座由中国未来政治领导人热门人选之一管辖的城市，一座宣称将把自己打造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如今却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审查中心。 在市委书记张高丽的领导下，天津正致力于发展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努力吸引全球各地的银行。本周四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张高丽很有可能成为会上亮相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 但当地政府官员上周表示，目前还没有外国银行表明入驻天津的意向。 相反，中国一些主要的互联网公司则正在将其审查业务部门迁往天津，以应对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问题。...

1932年，《东方》杂志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通过征文方式在当时中国的一些文化人和读者间征集他们“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 1933年，《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发表了142人的答案。林语堂对于“梦想的中国”的回答 　　林语堂：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 　　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只希望有一位英国第十流的政客生于中国，并希望此领袖出现时，不会被枪毙。 　　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 　　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政治人才辈出，只希望有一位差强人意，说话靠得住的官僚。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通顺的信。 　　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 　　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18年不曾回去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