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 重新受宠的“人民公敌” 首先来看看法国解放报有关中国的报道，该报从头版开始，到接下来的五个版面，集中报道与十八大相关的情况。头版头条在中共党旗映衬下赫然标出“中国—小跃进”的大字标题。提要指出：周四开幕的中共十八大将把习近平推倒元首的位置，这是一个纯粹的中共王朝的产品。接下来各版的几个标题也别有新意：第二版标题题为“中国改换元首，但没有改变面孔”。报道说，中共将指定胡锦涛的继任人，但其政治路线，只会有很小的变化。第三版标题是：“习近平，重新受宠的‘人民公敌’”。报道说，这是一个亲近毛但后来遭受排挤的中共元老的儿子。当时，未来中国的元首为了重新融入中共不惜全力搏斗，最终获得离开被流放的那座村庄的权利。 解放报为此发表题为“中枢”的社评。社评指出，星期四，在太平洋还是深夜的时候，中国和美国将选出他们的领袖。在美国出任总统的或者是奥巴马或者是罗姆尼，在中国将是习近平。因为从今以后这位太子执掌中共大位已无任何可以怀疑的余地。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前，人们可能毫无费力地点出中美改换领导人两大事件哪一个更优先，这样明显的程度今日已化为乌有。掌管着一个近十五亿人口、三十年来每七年经济翻一番的大国，同领导一个因其强权处于衰落而自尊心受伤的美国的命运同等地重要。该报说，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这两个大国没有其中任何一个可以领导已经变成多极的世界，但是，他们互相之间的引力，他们经济上极端的互相依靠，他们互相越来越粗暴的竞争，将支配明日世界的平衡与不平衡。希拉里直言不讳：美国过去是世界的中枢。为了制衡前苏联和保证对全球支配，美国从二战之后同欧洲编织了密切的网络。那么，以同样的雄心，美国从今以后必须不惜一切外交手段，包括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编织“泛太平洋”网络来制衡中国。挑战之一就是将其带到一个能够承担作为全球强权应该承担的责任的道路上来。直到现在，中国利用了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同时却表现得像一个全球体制之下的偷渡客。当然中国要做到这些，对习近平来说，将是另外一场革命。 中美竞争最终不会通过战争解决 解放报第五版刊出了采访汉学家让-吕克•多米纳克的报道。关于如何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定义？这位汉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专制政体，独裁但又采取一党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专制政体的极限是要让经济良好地运转，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坚实并且常常得到尊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独裁政权，这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后果？多米纳克认为许多国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但应该承认，就目前而言，中国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的全球性的路线图。但中国有一个区域政策，那就是坐实对周边国家的主宰。中国另外的表现就是到处追逐原材料，以支持其经济发展。中国还在寻求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如同几个世纪前的中国皇朝那样；那么，中国到底想要什么呢？对此，多米纳克回答说不太清楚。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显示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有关全球秩序的概念。这一中国难于制定全球性政策的困难将在十年之内克服。但令人不怀疑的是：中国总的路线仍将是现实主义的专制独裁。中美竞争不会最终通过战争解决，因为两国互相依赖太深；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会开始民主化吗？多米纳克认为不可能。但是这个政权并非绝对不可能变得少一点残忍，少一点重压。 中国问题一直分裂着美国精英 回声报今天也有一篇谈论中美改换领导人的专栏文章。评论指出：中国问题一直分裂者美国精英。在战后，美国的全球政策很明确：钳制苏联，等待其深陷自身矛盾不可自拔直至崩溃。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美国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政策。华盛顿一直在两种对策中徘徊：一种是主张把中国融入国际体制；另一种是接近中国但要平衡中国。中国一方对美国大选也非常关心，但并没有明确表示更喜欢哪一个候选人。北京很清楚，共和党候选人一旦当选，就会面对中国采取一个调和的姿态。对于美国，在中方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强调实用主义，采取谦逊的态度，承认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强权，除非美国自己放弃全球责任把中国推向前台；另一种则相反，这可以称之为急不可耐的民族主义。他们认为美国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中国世纪重又来临，他们还提出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和谐”体制胜于美国问题多多的民主制度。不过，回声报的作者最后认为，说美中进入了恶性竞争期可能有点过分。尽管他们各自的体制都暴露出严重的虚弱的迹象。但是，两国在经济上、金融上牵涉太深。该报作者自问：两个巨人难道没有机会注定要在未来的岁月互相支持吗？ 胡锦涛 一堵无法消融的冰墙 回声报还有一篇关于胡锦涛的人物素描，说接近胡的人都表示，他是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希拉克的热情拥抱、还是萨克齐的展示友谊，到了胡面前，犹如撞上了一道冰墙。该报认为丝毫不显情绪但效率高使得胡锦涛快速攀升，胡因其在西藏残酷镇压而在1989年年初被邓小平看中。这位维护藏人人权组织称之为“拉萨屠夫”的人就这样成为未来中共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后的上位只是一个形式。不过，胡知道历史将会可能为他记下一笔，那就是他无能兑现一些承诺。不管他有关和谐社会的说法多么动人，中国日益增长的社会骚乱以及穷富两极化都迫使其承认，他给继承人习近平留下的不和谐之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到令人惊异的地步。 世界报今天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版，版面上有一篇题为“中国领导班子将改换面孔”的报道，接下来该报还有一篇有关夹在中俄夹缝中的蒙古开始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靠近的报道。 费加罗报今天在经济专页发表长篇报道，报道说，预料中国经济会在年底以前复苏，服务和工业生产重新增长，中国仍然是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  

钓鱼岛争端涉及日中民族尊严问题 日本海岸警卫队表示，周日（4日）4艘中国政府的船只驶入日本控制的钓鱼岛附近有争议水域 。中国的海监船中午进入钓鱼群岛最大的鱼钓岛（Uotsurijima）附近12海里的水域。 日本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日本副外长河相周夫通过电话对中国驻日本大使就中国船只进入日本领海以及这种频繁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河相周夫说，反复进行挑衅会破坏两国间旨在平息局势的沟通。 中国驻日本大使则强调了北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且说他正在试图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2个月前自从东京将钓鱼群岛当中的一些岛屿国有化后，中国船只多次进入被日本称为拥有主权的领海。 日本海岸警卫队还说，周五6艘中国船只一度进入钓鱼岛附近水域。 钓鱼岛水域可能具有丰富的矿产蕴藏，另外由于中日两国长期以来的矛盾，钓鱼岛争端对中日这两个亚洲最大的经济强国来说都涉及到民族尊严问题。 虽然日本和中国准备就钓鱼岛问题举行第三轮会谈，但是报道说，在周一在老挝举行的亚欧峰会上日本首相野田不可能同中国总理温家宝举行双边会晤。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被认为很可能成为下届中国最高领导人。 英国《独立报》报道预测，习近平在接任下届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他在未来十年任期将掌握全球投资者的投资关键。 《独立报》个人理财编辑西蒙‧里德在文章中表示，中国仅次于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少数人任命而同时受13亿中国人“膜拜”的新任领导人将影响所有投资者。 他认为，许多西方企业已将他们的未来与中国的崛起绑在一起，即使有些人在中国或亚洲没有任何投资，但人们的投资组合将取决于中国的新任领导人表现如何。 里德说，习近平将在本月8日中共十八大将成为新任中国国家主席，而他将与前任一样掌权十年。 那么，中国当权者的权力交替到底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经济 报道引述富达中国聚焦基金经理人王文莹认为，权力的交接将去除所有妨碍市场的政治束缚。 “新任领导人将专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这表示当局将继续关注国内消费者，幷进一步施行与消费者相关的股票之结构性增长机会。” 天利投资中国机会基金经理陈暟滋也向《独立报》表示，中国政治不稳定的结束将迅速为投资者带来益处。 陈暟滋预计，经过数月以来的政策瘫痪后，最高领导层的人选愈来愈清晰，这将在短期内对市场有正面影响。而当新的领导层一旦巩固其权力基础后，他们便可以专注于推进各项政策。 英国切尔西金融服务基金研究主管拉特称，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所带来的稳定均被视为正面。“中国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可观，幷受到所有已发展国家妒忌。” 拉特表示：“中国市场目前处于“超卖”状态，也是其中一个最便宜的新兴市场，这为长远投资者提供了机会。如果避开了‘财政悬崖’并保持控制欧元区风险，我们明年将可以看到中国上行的经济增长。” 政治 陈暟滋说，过去十年在中国已有共识──政治变革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政治和经济改革均倒退了。她相信由习近平领导政治局常委更有利于改革，也将令中国有政治变革。 她说，新的领导层固然意识到结构变化对维持长远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故此更多谈及改革方案，包括放松管制产业和引进更多推动市场的政策。 然而，陈暟滋警告说，这些改革对银行或一些其他大型的上市国营企业来说可能不是正面的。“但从整体上长远来说，这对包括私营机构在内的经济都是正面的，主要的风险是在执行方面。” 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全球权益部总经理迈松纳夫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领导层更替完成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 她表示，许多人会争论说，在一个通讯模式已经显著改变的国家，中国执政党迈向民主化来保持国家稳定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全球投资者将明智地密切关注新的领导班子是否会带领中国迈向民主之路。” 机会 《独立报》引述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股票是由年初至今表现最差的其中一个行业，但它们在10月份──领导层交接的前夕却录得反弹。 拉特认为，中国地区的潜在机会不仅仅代表着抢购本地为主的基金和股份。 拉特说，“投资者不应该只专注于在中国或香港上市的证券来涉足中国之经济增长，而应该着眼于全球和本地公司的收入流向，不论他们是在何处上市。” 她并说：“参与中国社会持续的变化和成长的一些最佳方式是投资在保险、消费和选定商品之范畴。”

即将召开的中共18大按计划将完成高层权利更迭，但胡锦涛是否”裸退”即从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胡锦涛是否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在离18大召开只剩下几天的时间里，仍然无法确定。有消息来源称，这一现象说明中共权力交接制度中存在着重大缺陷。 胡锦涛目前担任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按计划，他会将以上三职全部交给继任习近平，但三职交接的时间却有不同。总书记一职即将在18大期间转交给继任者，国家主席的权力交接应该在明年3月人大期间。不清楚的只是，军委主席的权力何时实现更迭。中国是核武国家，军队拥有230万士兵。 军方要求胡锦涛留任 在此之前，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的人民共和国，只顺利完成过仅有的一次和平政权转移，那是本世纪初江泽民把权力交给了胡锦涛。而江泽民是在两年后才转交军权的。目前来看，即便是同中央上层以及军方有某种联系的消息来源，也无法确定胡锦涛是否”裸退”；如果不是，他又将继续掌握军权多长时间？有消息来源说，军方一些高级将领最近表示希望他至少留任到2013年。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称，”解放军希望胡锦涛留任以保证军队的延续性，度过目前的难关。”他们说，数月前，军界有人向胡锦涛表达了这一诉求，希望以军队的延续性来确保他们自己在军方的影响力。另一个消息来源称，”胡锦涛的最终决定还不清楚。” 学者：决策不透明引发紧张 怎样完成军权交替，胡锦涛有着三个选项：将军委主席一职同党权一起同时交给习近平，或者明年同国家主席一道交出军权，或者像前任江泽民那样，两年后实现交接。 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李成认为，胡锦涛同习近平磨合共事，他们已经合作了5年之久。北京领导层的共识是，避免个人权斗以及玩弄权术带来的不稳定。然而，权力交接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也给执政带来影响，因牵涉人物的不同，也不同程度地引发紧张。”这是一个潜在的大问题”。在李成看来，北京的决策过程应更加透明并同西方的民主制形成对照，让人知道”谁是老板，谁是决策人。””中国当然要改善决策机制，至少作出决定，谁将做什么，谁有权作出决定，而同时也界定权限。” 延续性与干净的权力交接，孰轻孰重？ 中共党内和军界已就胡锦涛的去留开始辩论。一方认为，为了延续性，他该留下；另一方则认为，为实现干净的权力交接，他该离开。有消息来源说，胡锦涛自己不愿效法江泽民招人厌恶的留任举措。他可能留任军委主席至明年2月，中央召集会议任命习近平为军委主席，待3月人大召开时敲上橡皮图章。另一个消息来源说，”如果真这样，胡锦涛在党以及军方的遗产将被制度化并为今后的政权交替起到和谐的作用。”这样做也为军委中的上了岁数的元老们树立了榜样。 不过，军方元老有理由希望胡锦涛维护军队的延续性。在台湾以及南中国海、东海的争议问题上，胡锦涛主张相对温和的军事路线。但正是在他主政期间，中国军力大增，其中包括第一艘航空母舰入列以及成功研发隐形战机。而美国把安全政策的重点瞄准亚太地区，也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分恼火。 来源：路透社 编译：李鱼 责编：石涛

随着又一名藏人在火焰中失去生命，4年来已有63名藏人通过自焚向中国的西藏政策发出抗议。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再次批评了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而中国政府也予以坚决回应。 （德国之声中文网）11月4日，一名年轻男子在青海省同仁县自焚，抗议中国统治西藏。自焚的男子多吉楞珠现年25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是同仁县第三个自焚的藏人。之前，有一名农民和一名僧人于3月在当地自焚。刚刚自焚去世的多吉楞珠是2009年以来第63名自焚的藏人。 一位和自焚当地有联系的流亡藏人告诉国际声援西藏组织(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当时许多人聚集在自焚的现场，其中有许多藏族僧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中国警察把藏人的尸体运走。这些人随后把尸体送至当地一座寺庙，庙里有许多僧人以及普通藏民为其祈祷。自焚藏人的父亲发表了讲话，令许多人泣不成声。多吉楞珠的遗体随后被带到寺庙后面的一座小山包上火葬。根据传统，只有高僧才能被葬在那里。今年3月自焚的西藏农民塔杰也被葬于此地。”而刚刚自焚的多吉楞珠来自初麻乡，家里有一名2岁的女儿4岁的儿子。 中国政府应对联合国批评 11月2日，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皮莱（Navi Pillay）在一份声明中向中国政府提出郑重呼吁，称”加强安保，压制人权永远也不会给西藏社会带来稳定。政府必须从根本解决民众的不满。” 皮莱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认真对待各种国际人权组织提出的建议，并采纳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提出的意见。”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用严厉的口气反驳了外界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批评。法新社本周一（11月5日）援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报道称”中方对此非常不满，并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大多数藏人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满意的。” 洪磊表示，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上的权益能够得到保护。并警告联合国以及其他一些境外机构不应干涉中国内政。针对最近频繁发生的藏人抗议中国统治的一系列自焚事件，洪磊指出”达赖集团”需要为此负责。 记者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页上例行记者会的会议记录，并没有找到中方的相关表态。 现年77岁的达赖喇嘛对一系列自焚事件表示担忧。在其网页上的一个视频采访中，他表示”非常难断定这些自焚者的手段是否正确。但无可厚非的是：这些人都选择了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向中国政策层发出抗议。” 藏人寄希望于习近平 同时，有超过2000名代表参加的十八大即将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德国福音新教通讯社（epd）在本周一发表的报道中指出，藏人现在正寄希望与习近平。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也曾经在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和达赖喇嘛见过面。 该报道称，一些藏人希望习近平能受其父亲的影响，调整目前的西藏政策。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在一次采访中提及习近平时表示，必须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知道习仲勋的儿子是否能像父亲一样。但总的来说，藏人是满怀希望的民族。 对此，达赖喇嘛的反应却比较冷静。他表示，不愿意主张任何凭空猜测。最好还是等上六个月、一年或者两年。到那时才会见分晓。 但是，目前北京政府将一切改变看作是”破坏领土完整”的做法。北京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从2000年开始的谈判从2010年1月起再次陷入停滞状态。理由是双方的谈判没有成效。 综合报道：任琛 责编: 雨涵

一座由中国未来政治领导人热门人选之一管辖的城市，一座宣称将把自己打造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如今却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审查中心。 在市委书记张高丽的领导下，天津正致力于发展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努力吸引全球各地的银行。本周四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张高丽很有可能成为会上亮相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 但当地政府官员上周表示，目前还没有外国银行表明入驻天津的意向。 相反，中国一些主要的互联网公司则正在将其审查业务部门迁往天津，以应对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问题。...

1932年，《东方》杂志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通过征文方式在当时中国的一些文化人和读者间征集他们“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 1933年，《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发表了142人的答案。林语堂对于“梦想的中国”的回答 　　林语堂：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 　　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只希望有一位英国第十流的政客生于中国，并希望此领袖出现时，不会被枪毙。 　　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 　　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政治人才辈出，只希望有一位差强人意，说话靠得住的官僚。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通顺的信。 　　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 　　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18年不曾回去的家乡。

国新办：对美国坎贝尔“管控”钓鱼岛争端的言论，各媒体及网站不报不评不转。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北京——中国的政治由共产党及其各个强大家族和派系所把持，所以当一名前党总书记的儿子说出，这国家几乎算是个“法西斯”国家时，确实值得一听。 已故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因为改革意识太强，于1987年被迫辞去总书记一职。他的儿子胡德平于2005年底，在天安门广场旁的人民大会堂里，对一群中国商人和环保人士说出了上述观点。（因为他父亲的倒台，胡德平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成为了一名所谓的“没落太子党”，但他的血统依旧让他成为一名红色贵族。） 七年后的今天，政治改革压力不断增加，下周四开始的十八大将在同一座人民大会堂内宣布新一届领导人，而胡德平的话语却依旧萦绕不散。什么是今天的中国，它又将去往何方呢？ 根据我的笔记，以下就是胡德平当年所说的话：“不管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专制，哪怕是法西斯，这个国家的人民仍然需要正义。他们寻求的东西，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正义。” 今天的中国是个法西斯国家吗？ 这可以举出几个特点来说明，先拿一党制来说吧。从毛泽东死后开始的经济改革，已经使这个国家通过其国有企业的盈利而变得极为富有。中国从一个贫穷的专制国家，变为一个富有的专制国家。而它的国企也跻身世界上最富有企业的行列。 尽管有了一点放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依然受到严重妨碍。一些高级官员公然蔑视民主。法院则服从党的领导。 官方的口号变本加厉地鼓吹着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这个概念植根于民族主义的神秘情结，流行在上个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之间。 “这些迹象早就存在了，”知名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我觉得有一个清晰的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趋势，而这种法西斯主义源自那些掌权者们仍在增长的权力。”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他说，在这里权力只为权力服务。 毛泽东的去世并没有带来权力的分享，而只不过是脱掉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外衣，且并未出现令人信服的价值体系来填补这个空缺，他说。 “掌权者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王力雄说。 “今天的这个利益集团没有意识形态，”他说，“他们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他们只能依赖强权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们拿不出使人民信服的目标。所以这个国家依赖强权去压迫社会并实现其目的。我想，这些强权拥有者们大概别无选择了。” 的确，我们面对着一些大问题。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更加个人化的例子，本周一有五个人来到我们在北京的公寓，检查了我们的护照、签证和居留许可证，其中几个说他们是警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在十八大前加强安保措施的一部分。这令我想起了胡德平说过的话。 在他们离开了几秒钟之后，屋子外的走廊里发出了喧嚣的吵闹声。透过观测孔，我看到一名中国邻居正在大声斥责警察多管闲事。这类突击检查令人恐惧并且遭人憎恶，但是人们却越来越敢于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当然，除了“法西斯主义”，也有其他的术语被用来形容这里的情况。许纪霖是一位知名的知识分子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写道，“国家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在一篇去年的短文中，许纪霖警告说，在共产党和政府声称只有自己可以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氛围下，中国可能会“重新踏上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走过的那条死路”。 而韩国延世大学的约翰·德勒里(John Delury)教授认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例如纳粹德国实行的制度，与今天中国发生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之处。 “如何定义法西斯主义绝对是关键，”他在来自首尔的电话中说。 “对于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最有力的反驳之一，是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元素是大规模动员”，其中包括相关的符号象征和集体动作编排，例如希特勒的纽伦堡集会，德勒里说。毛泽东做过这类事情，但当前的领导层并未这样做，他说，因而表明这个术语并不完全合适。 “我仍然认为当前的领导层，就算不是反毛泽东主义，那也是非常的后毛泽东主义。”德勒里说。 然而对于王力雄来说，即便没有毛泽东的领导魅力，法西斯主义也是一种威胁。他指出，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已经越来越多的针对其他国家。 当他听到这个曾经是禁忌的词汇，这个丢给共产主义之敌的绰号，被中国精英阶层的一员，甚至是一名关键成员，来描绘中国的政治方向时，他感到吃惊吗？ “我听到这个词并不吃惊，因为那些在领导层中的人知道这一点。他们并不觉得这很奇怪，因为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说。 

第一次开会躲在船上，第二次开会躲到租界，第三四次在白区，有次还改到国外…这个我理解，白色恐怖下要小心敌人和叛徒。可夺取政权多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开个会也动用百万雄师誓死保卫、实名购买遥控飞机、菜刀下架、禁止气球、满大街红袖章，出租司机要填调控表。多年，还改不了地下党传统BY李承鹏；掌握着人民日报、cctv的怕撒传单；控制着军队、武警、警察、城管、小脚侦缉队的怕菜刀；有一群装甲车怕出租车走政治中心；隐形战机怕了遥控飞机与气球。大哥，我这是活在“爱丽丝漫游奇境”里？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征求意见稿）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众说纷纭。上至中央领导，下到一般百姓；从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的议论，到专家学者的文章；从报刊杂志，到网络微博，都在议论着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笔者本着一颗老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对政治体制改革谈几点愚见。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回答：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应了，经济就发展，国家就进步，社会就和谐。反之，亦然。这是从道理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我们再从现实的实践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体制已经在许多方面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甚至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化解，轻则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重则政息人亡。 我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才有顺利实现的可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执政党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比较和谐稳定，有的国家却动乱不断，甚至武装斗争导致政权倒台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造成的。 我们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有的地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 真正的“维稳”是治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使社会从制度层面走上公平、正义的轨道。 现时，我国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究其主要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未到位所致。譬如：官员的腐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毒瘤，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最不满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一天都没有放松过，那么，为什么不但扼制不住，而且有不断漫延的趋势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我们的政治体制因素，尤其是与吏制关系很大。又如：我们的司法腐败亦很严重。司法机关是保障国家公平、正义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守不住，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很危险了。那么为什么司法腐败屡见不鲜呢？其根本原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所致，没有从制度上和实践上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 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有计划、有规划、有路线图、有试验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很大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没有，有的只是领导人在报告中或讲话中，谈到只言片语或者美丽的愿景。在实践中，政治体制随着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的意志而变来变去，有时进一步退两步。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上层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未形成共识有关。那么，又为什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形不成共识呢？我认为还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 按道理，共产党人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已任，还有什么不能丢弃的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通过一次党代会凝聚共识，制订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选择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大的方面讲，只有民主和专制两条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各国在此两条路线上又有各不相同的实现方式。 过去历史和现在的实践一再证明，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不得民心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是会阻碍和窒息生产力发展和妨碍广大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政治体制。其所以如此，是权力失去制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这是铁律！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便是好人，也容易办坏事，给社会、国家和事业造成巨大伤害。 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民主的政治路线，我们要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目前处在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摆动。如果不认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复到专制的体制是很容易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国情而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实现方式，有利有弊。 在我们的国情下，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建立我们自己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我们现实体制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民主，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走出一条有中国东方民主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虽然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各国各不相同，但是，民主政治路线也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譬如：一是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而不是相反。二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等必须切实实现，切实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任何政党和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三是建立公民社会，使广大公民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创造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四是要走财产占有社会化、群众化、分散化和均衡化的道路，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共同规律可以遵循。但我认为以上四点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是必须的、是可行的。 我们应当遵循共同的规律，去毫不迟疑地探寻我国东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为此，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非常必要，否则，这条路是难以走出来的。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动力。如果改革缺乏动力，无从谈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可以分为理论动力（原动力）和实际动力（实行动力）。 理论动力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实际动力来源于有改革执行能力的执政党的远见卓识，和对理论动力的研判、认知、理解及利害权衡。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 理论动力和实际动力两个动力相一致，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在和平、和谐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二者相悖，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进行，即无法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此种情况下，社会矛盾会不断发展、加深、扩大和激化，严重时会危害国家的和平发展，危害执政党的执政。因而，执政党掌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行情况和广大民众的诉求，适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广义上说，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在革除之列。有悖公平、正义的行为、做法、规章和法律亦应革除。例如：公共权力缺乏透明、严格的制衡；有的当权者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为；公开、公正、从严执法困难，权大于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用人上的任人唯上、任人唯帮、任人唯钱和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不是个别现象；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屡见不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财产占有的不公平已经超过了警界线；法律上和政策上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到位，对公、私财产的法律政策不能一视同仁；行政体制臃肿庞大，官浮于事、人浮于事，而且官员的职务消费毫无边界限制，国家财力难以承受，等等。上述种种都应是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加以解决问题的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狭义上说，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内和当政者之中。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在。执政党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动力，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二者存于一身。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不寻常的自我革命。以往革命是革他人的命，这次则不同，执政党要做改革动力、要革命，就要向自己动刀子，革自己的命——减控自己的权，削减自己的利。如果能如此，则是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非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 向握有政权的利益集团自己动刀子，这可能吗？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可能：一是我们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我们党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力量都是无穷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去做；二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正确的理论是战无不胜的，我们都应去实践；三是我们党是以中华复兴为己任的，中华复兴已在途中，对中华复兴大业有益的事都应去实行；四是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历来是成功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广大党员会知情达理坚定地跟党的方针路线走，即使有阻力亦可以做好转化工作，使其成为改革动力；五是我们党历来健康的力量是强大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不可战胜的，正确的改革是会成功的，我们应树立起改革必胜的信心。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也会随之增大，对国家命运和对执政党的挑战也会越来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抓住机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减自己的利，削自己的权，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但是，一旦把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是会顺利做好的。如果不能自我革命，那另一种可能是别人革自己的命了。 两条路：一条是自我革命——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我党长时期执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另一条路是共产党不进行自我革命——不进行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别人革自己的命。如果那样，人民将受痛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选哪条路子是不言自明的了。过往历史的前车之鉴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切勿重踏复辙。 六、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 我们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中流砥柱，万民期待，万众瞩目。若看国家的民主水平，先看执政党内的民主水平，若看国家的法纪，先看执党内的党风党纪。若国家逐步扩大民主，要执政党内首先扩大民主，给全国人民一个示范作用，一个表率作用。党内的示范从何做起呢？ 首先，从选举党的各级代表的民主程序和规则的建立做起，使这种程序和规则保障充分发扬民主，保障把最优秀的共产党员选为党代表。并使党员代表与选区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和经常性的联系，代表他们的诉求，从而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其次，建立党代表随时和定期听取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制度和规章，建立党员代表视察、访问和与党的领导机关定期交换意见的制度，使党员和群众中的意见，及时准确的得到反映，成为反映党情、社情民意、解决存在问题的主渠道。把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根基打牢固。 第三，党的各级领导人的选举侯选人从下至上酝酿提名后，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废止等额选举制度和废除固定某某人为差额候选人的制度。并且被选举候选人向选举人讲述自己的主张和理念，以便选举人正确选择。 第四、精简党的管理机构，制订党的管理机构的编制和职位设置及责任的规章，党政机构职能分开，党政干部适当相互兼职。各级党的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和决定政府的具体的行政工作事项。对政府工作，各级党委可以做出集体决议，给政府工作予方针性、政策性、方向性的指导。 建议撤销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机构，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运作。 第五、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与同级党的常任领导机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它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同级党的常任领导干部，其次才是对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财产和纳税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党内和社会监督。 第七、党的各级机关的经常费用支出，要本着节约原则列出预算，不得随意开支。党的领导干部个人的公务活动经费制订标准从严控制，不得无限制的职务消费。在党的活动开支中，严格把党费开支与国库开支分开，尽量减少国库开支，从严控制或禁止公款吃喝、公款接待、公款购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款送礼等支出。凡支出项目在党内公开。国库开支项目，向社会公开。 第八、党员干部和党的领导机关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工作，不得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真正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除司法机关依法限制人身自由以外，共产党的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干预司法正常运行。 第九、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 党管干部原则可以有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人治，另一种是法治。人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再赘述。党管干部的法治实现形式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探讨的，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设计一套科学的选人用人规章。用制度和规章保障干部选拔的质量和公道、正派，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贯彻实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正当诉求得到体现，使卖官、买官的不良风气得到克服，使广大干部认识到首先是对人民负责，而不只是眼睛向上买官、跑官。邓小平同志曾教导说：“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用制度选人、用规章选人、用民主方式选人，是贯彻党管干部的高明之策；而绝不是否定党管干部原则。 第十、统战部不能成为民主党派的组织部，民主党派的干部选拔任用由民主党派自己用民主方式产生。让统战部充分发挥联系各民主党派，听取意见，协商共事的职能。 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毫无疑问，应该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要求最迫切，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最严重，对我党执政威协最大的矛盾问题入手。从制度和体制等根源上扼制腐败，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应是切入点的最佳选择。 为此，建议采取下列对策。 首先是向社会公开官员的私有财产和纳税情况。制订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条例，按条例规定，从上而下，由新到老，逐步推开，有人引申电影里的话：“不公开亡国，公开了亡党”。我看情况没那么严重。若再拖若干年办这件事，那情况就很难说了。这一条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扼制腐败的重要举措。 其次是进行吏制改革，干部选拔任用由自上而下任命，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公开通过民主方式选拔，让广大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把某些干部只向上负责，转变为主要向群众负责，并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国家负责结合起来。严格用人纪律，坚决杜绝卖官、买官的弊病发生。 第三是让公检法司依法、按相互制约规律，独立运作。使公检法司干部对事实和法律负责，这实质就是对国家和执政党负责。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维护司法公正，必须司法公开，接受监督。完善司法公正制度，是实现宪政立国，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 第四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首先，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真正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坚决纠正“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司法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权力机关可以不介入监督。但在结案之后，如果造成了冤假错案，权力机关再以“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不履行监督职能，不但是权力机关的失职和不作为；而且会造成司法机关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危害之大，不言而喻。其次，要把“民主监督”列入政协常委会的重要议题，并把监督的问题落到实处。探索出“民主监督”的路子并形成制度，同时，政协应改变涉及司法案件（指已结案）的提案不予立案的做法。再次，应出台新闻法，使媒体实现依法监督成为可能，这是防治腐败的重要一条。 第五是各级政府的财政予决算公开透明。大幅度减少行政费用开支，严格限制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政府公务人员的“三公”等消费也必须有严格制度控制，并公诸于众，接受监督。目前，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大大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有高级领导人愿意做“恶人”，不怕“得罪人”，去坚决地改变这种情况 ，限制官员的对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其实质是限制和消减官员自己的自身利益和权力。若要严格限制，就要敢于向自己开刀，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当政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精神和勇气，痛下决心，从法律、体制和纪律上解决这一难题，使我们党和政府不脱离人民群众。 如果在我们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不抓住机遇进行财政制度改革，不严格控制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致使公款挥霍浪费继续下去，这不但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使腐败漫延。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我们的国家很难承受因此而产生类似欧债危机的严重后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我们现在不觉醒、不预防、不严控、不改革，欧债式危机正在向我们招手。虽然造成的原因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这绝非危言耸听！到那时有谁来救我们呢？ 八、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役 国有企业改革属经济体制范畴，在我国进行了多年，取得了某些成果。国企改革的最后一役却突破了单纯经济体制范畴，而跨入了政治体制范畴。 在前些年的国企改革中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唯独一个生产要素——国企经营者，未实现市场化运作。 国企经营者的任用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是防止国企变质和扼制腐败发生的根本出路，国企改革要突破这最后一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者要眼睛盯住市场，向市场要效益，对市场变化负责。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是，掌管这些经营者任免大权的部门和官员，却不对国企的成败兴衰负责，没有哪个国企破产或失败追究这些部门干部的责任，权力与责任严重失衡。反过来会使企业负责人要向这些部门（或任命他的干部）负责，而无法全神贯注向市场负责。这就把事情扭曲了。在国有企业头上制造出这一权力层，促使国企领导人去满足这个权力层的要求和欲望，哪怕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哪怕是对国企不利的要求或指令，国企领导人也必须要去满足。一旦不满足，这些国企领导人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这些任命国企经营者的部门，可以给国企经营者发号施令，但他们并不很了解国企情况，国企中有许多上市公司，这些掌管人事大权的机关甚至违背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去行使某些权力。这就使得国企经营者不能专心或无法向市场和国家负责，转而向上级任命他的机关和领导人负责，这就是当前我国国企的一大隐患。 国有资本的代表国资委，也不能用行政办法选拔任用经营者，也必须用市场化办法选择、任用经营者。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仍如前面所提到的，把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制订出国有企业经营者培养、选拔、任用、淘汰的一套规章或制度，并像国企土地、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一样，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公开、公正选拔任用。从而，割断国企经营者与党政机关干部的服从与被服从、权与利的脐带。从而，可以避免在国企当中官商勾结、挥霍浪费、损公肥私、贪脏枉法、任人唯亲的弊病，防止严重时会把国有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或家族资本的危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 九、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行政体制层级多、链条长、机构重叠、党政职能不分、职能重复交叉、官浮于事、人浮于事，却无法律约束，随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意志的变动而变动，朝令夕变。每变动一次主要领导人，机构人员都要随之变动，调下来的官员又不能为民，因而官员甚多，职位超限，效率低下和互相扯皮就是必然的了，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有些地方不但难以承受，甚至到了破产边缘。我国是没有行政破产法，如果有此法律，有些地方政府非破产不可。我国财力虽然增加很快，但在这种行政体制的消耗下，国家财力很难持续承受。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改革措施。 第一、撤销副省级、副地级等违宪建制。 第二、撤销地级市，实行省直接管县体制。 第三、缩小省级规模、适当增加直辖市数量。 第四、根据现代交通、通讯的便利条件，适当合并县的建制。 第五、确立行政编制法规，保持行政体制的稳定性。 第六、直辖市的区为市的派出机构，可称为管理区，由市直接委派区长和书记，不设区人大和政协机构。 第七、精简机构和人员，依法设立机构、职能、部门流程、岗位职能，做好精官简政，精兵简政，使财政负担的公职人员大幅下降。 第八、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以加强对一府两院等的监督。 第九、政府要简政放权。凡是下级能办的事，下放给下级去办。凡是企、事业单位和中介服务组织能办的事，交给这些单位去办。各级政府都要大幅度减少审批权。 第十、制订行政机关部门之间工作程序工作条例，使经常发生的、经过多个部门才能完成的行政工作任务，依法定程序和权责运行，使行政工作有序化，克服扯皮、推诿等弊病，提高办公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第十一、制订全国统一的公职人员纪律，起码不准公款招待（有规定的除外），不准公款吃喝，不准公款旅游，不准超标准公款职务消费，不准公款送礼（有规定的除外）等。 第十二、全国统一制订录用公职人员法规或规章。高级公务员国家统一录用；中级公务员省、直辖市录用；低级公务员县级录用。没有低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中级公务员；没有中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高级公务员。坚决禁止国家一级机关和省、直辖市级机关直接录用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等，以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特殊技术岗位例外。 第十三、凡是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应任满一届，不得在任期内频繁随意调动和退休。 十、对民有（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一视同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当下，有一种令人担心的现象：民有经济的老板把资产往外转移（与境外投资不同），这几乎成了众人皆知的常态。这些老板准备一旦国家有风吹草动就随时走人。 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对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在国内的安全没有信心，是对我们党对民有经济政策没有信心，这不但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而且从长远看是可怕的。 我们应当采取对策，稳定私有资本持有者的心，稳定私有资本。 第一、必须从理论上承认民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载入宪法和法律。 查阅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人在重要大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承认民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的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宪法中把民有经济排除在国家经济基础之外！这难道不是我们理论界、法律界、政界应当思考、研究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吗？请问：民有经济不列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那么，它是什么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呢？这问题不是很大吗？ 第二、在公、私经济的法律保护上，应当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可是，从宪法到法律，民有经济总是低人一等，这既不科学，也不公正。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第十三条同时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上宪法的两条对公、私财产的保护的提法天壤之别，为什么对公、私财产的法律保护不能同时提“神圣不可侵犯”呢？ 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提法是否科学。“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宪法规定，从字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法理上看，问题就大了。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即除了认定是有罪的之外，都被认定是无罪的。在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中加上“合法的”三个字，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原则就变成了“有罪推定”原则。这等于把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完全推翻；私有财产是有原罪的，只有被法律认定是“合法的”，才能予以保护！否则不予保护！按宪法规定，从法理上讲，就该如此解释。但是，第一认定私有财产都有原罪性质，不科学；第二依法一个个去认定私有财产是否合法，然后，“合法的”才去保护，不可能；第三、最重要是改变了我国的司法原则，不可取。 我们再从民有与国有经济的比较看：国有财产也有合法的与不合法之分，那么，为什么在法律明文中没写明“合法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很显然，在宪法规定中，对公、私财产的保护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把私有财产看作比公有财产低人一等！ 在“私有财产”前不用附加词“合法的”三个字，人们也一定不会误解，宪法绝不会保护有罪的或不合法的私有财产。 在法律面前公、私财产平等，是我们从认识、理论到实践都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第三、对公、私企业制订相同的行业准入标准，是十分必要的，现行政策中对私有企业存在很多歧视和限制政策是不适当的，应当取消。 第四、国家立法，不再以不同所有制为依据制订不同的法律。而应该依据企业的不同组织形态分别立法。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公司和合伙公司等分别立法。避免从法制建设层面造成对私有企业的不公平。 实施上述举措，不仅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切实扩大就业；而且对稳定民心，使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十一、从长远看，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社会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但同时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一问题，即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解决一次分配不公的问题。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是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而是反而下降。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提高。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政府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已近十年，可是，至今未见解决方案出台。这一问题不解决，扩大内需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第二个层次是要解决二次分配公平和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如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占有权，这样会使社会危机四伏，很难构建和谐社会。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应严重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次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分配方式上。现在的分配方式是横纵方式，即：先由中央财政分配到中央各部门（横），然后，由中央各部门再往省（市）的对口部门分配（纵），这种分配方式，腐败纵生，流失严重。应改为纵横分配方式，即：首先由中央财政直接分配到省（市）财政（纵），直到最基层，再横向分配到项目（横）。这种分配方式可避免腐败发生，还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解决财产占有问题，一不能用革命暴力强制性的剥夺方式解决；二不能再回到我们曾实践过的公有制大锅饭的局面；三不能急于求成，采用过激的办法解决。 因此，必须从现在起，认真研究现实和对策，从长计议，积极引导，循序渐进的解决。以期最终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有产的劳动阶层大平台的形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建议分步骤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创造条件，使具备条件的公、私企业走上市公众公司的路子，完善证券交易市场的运作机制，加强管理，使广大公民拥有股权，使公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并实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 第二、对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中、小企业，制订政策、积极引导，实行职工内部持股制，使企业发展与本企业职工长远利益一致，使广大职工真正成为财产的主人。 第三、对各类高科技企业，制订方针、政策，实行发明者、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持股制，从而推动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使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成为致富的先行人群，带动其他人群致富。 第四、创造制度条件，积极引导民有企业走企业内部骨干持股或职工持股路子，推动财产占有社会化和民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选择合适时机，用立法形式，使各类企业为职工建立股权基金制度，使劳动者和资本共享剩余价值（这当然不是目前要做的）。 第六、改革土地农民承包经营方针，用立法形式，使广大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条件成熟的地方，采用土地入股等办法，大兴农业合作组织和企业化经营，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目前的土地制度，使一些地方政府以城镇化、工业化之名，大肆低价掠夺农民承包土地，然后，再高价转让给开发商，从中充实政绩。有的地方就成了土地财政。由于国家严格控制耕地、严格控制土地开发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从农民宅基地上动脑筋，让开发商给农民建楼，把农民赶上楼，挪出大片宅基地开发，充实地方财政。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农民上楼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没达到一定生活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这种农民上楼，是把农民往绝路上逼，一系列严重后果将随之发生。由谁来承担这种后果？这些事情所以很容易发生，与当今的土地承包制度不无关系，土地承包制度应当到了历史终结的时候了。 上述举措的目的只一个：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使财产占有社会化 、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实现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经久不衰。 十二、“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城市（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三化的直接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镇）转移。他们中的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另一部分成为学生和市民。这是历史必然的大趋势。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现状如何呢？有两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做工。但是，由于很多政策滞后，城市社会对他们很不公平。甚至把他们排斥在正式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例如：称他们是“农民工”，是很不妥当的，他们当中多数人中学毕业，就进城做工，甚至连一天农民就没做过，只因为户籍在农村，就把他们定位为农民，农民外出做工就成了“农民工”？有欠公允，实不恰当；他们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为城市发展，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城市的进步凝结了他们的血汗，可是他们在城市里却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多数农村进城做工者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险；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更没有他们的份；孩子就地入学困难重重，有的城市实行加价收费才能入公立学校，有的甚至要凭什么智商检测证明，异地高考已呼吁多年，现仍是难题；他们背井离乡，留在农村的老人成了“空巢老人”，子女成了“留守儿童”，对下一代成长十分不利，并由此衍生出好多社会问题；他们在城市里没有户籍，在现时政策下，在城市没有户籍的人，什么事都办不成。有的权威部门设计的“农民工”加入城市户籍的条件中，必须有自己的固定居所，在现实的昂贵的房价面前，有几个“农民工”在城市能买得起商品房呢？此外，他们与城市户籍的职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很突出；近亿农村进城做工人员春节大流动，也几乎成了春运的难题，劳民伤财，苦不堪言。 上述种种问题的严重存在，特别值得我们当政者的深思和认真采取对策加以解决。为此建议： 首先，取消“农民工”称谓，他们从事工业工作，就是产业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和成员。 其次，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放宽农村进城做工者进入城市户口的政策，使有较稳定工作岗位和收入，较长时间居住（租房亦可）城市，或家庭基础已经在城市的，应批准入户。 第三，城市政府大量兴建廉租房，供城市买不起房的人口租住，主要面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当他们能买得起保障房或商品房时，搬出廉租房，交给政府，政府再转租他人。 第四，给他们建立与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 第五，他们的子女与有城市户籍的孩子同样在所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并在读书地参加高考。 第六，城市政府应制定计划和列出预算，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实行职业培训。 第七，他们在生产、工作上应与有城市户籍的职工一样，同工同酬，不得歧视。 第八，他们应同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和政策待遇。 第九，凡是户籍已迁入城市，或家庭基础已长时期融入城市的农村进城做工者，农村政府应收回他们的承包土地和自留地，使在农村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有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他们的宅基地和房产由他们自行处理。 有人反对这么做，理由是城市没有承受力。这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我们并非主张所有的农村进城做工者一律解决城市户籍，而是分批分期逐步解决；其二，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为城市做出了艰辛的付出，为什么不能同时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呢？其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对待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工人阶级，应该做得比现在更好才是；其四，所谓城市的承受能力，实质是城市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问题，为什么“三公”经费居高不下？为什么公职人员职务消费没有边界限制？为什么政府的办公楼一个比一个高级？为什么这些开支都有承受力，而解决劳动者的问题就没有承受力了呢？很值得我们深思。 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但会使广大工人阶级队伍稳定和成长壮大；而且会真正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和谐，更加健康，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也更加牢固。 十三、共产党有自我纠错能力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任何政党、任何领袖，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一贯正确。关键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是遮掩、是瞒盖、是文过饰非，是扭曲历史事实，是把某些人当替罪羊；还是敢于自我纠正错误。前者是违背历史和人民意志的，是没有出路的；后者是应当选择的正确道路。 历史和实践也已经证明，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理由之一，就是我们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 为此，建议：在适当时机，对我党在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做出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受冤屈者平反昭雪，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凝聚党心、民心的效果。把历史包袱转变为历史发展动力，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轻装前进，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党自我纠错的机制，对于一个没有反对党，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这样才能使我党永葆青春活力。这是全国人民的福祉。 总结：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我们党已在中华大地执政了半个多世纪，并取得辉煌成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但是，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要我们解决。历史还能给我们机遇执政多少年？这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我们共产党自己。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得过且过，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后者绝不是我们期待的！我们期待的是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让我们不断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 厉有为 2012年8月1日终稿于长春 相关日志 2012/10/27 — 矛盾轮番浮出水面，求稳唯有政体改革！ (2) 2012/10/26 —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温总理说中国经济要发展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1) 2012/10/25 — 荣剑:“八十年代”的出场与返场 (1) 2012/10/24 — 蒲汇塘渔夫:元老站台柳传志发声挺政改，断尾求生十八大要弃马列毛 (0) 2012/10/24 — 《纽约时报》习近平与胡德平会面引来政改猜测 (0) 2012/10/24 — 共同富裕与改革共识 (0) 2012/10/24 — 呂秉權：面對越共，中共豈能做政治侏儒？ (0) 2012/10/18 — 吴思：转型交易的道理——再谈“特赦贪官促政改” (1) 2012/10/16 — BBC:中国静悄悄的政治革命 (0) 2012/10/13 — 胡赛萌：《新政治观》一文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