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Asia: Crony tigers, divided dragons | The Econom 为什么亚洲的社会不公现象也在加剧？ 嵩山之巅距离中国首都60英里(100公里)，它划分着直辖市北京和邻省河北省的边界。这里的对比十分鲜明:北京那边的环山公路又宽又阔，路面平整，两侧还有安全坚固的防护墙。一个身着莱卡运动服的游客骑着一辆高档自行车挥汗如雨。班工渠附近的村庄为了应对春游热，正在为游客建设大型停车场。当地积极进取的家庭，每年接待北京游客就能赚10万人民币（16,000美元），与北京普通白领的工资相差无几。北京市政府还为这里提供养老金并提供其他社会福利。 河北这个省比北京穷多了，嵩山另一面，山路窄了很多，柏油碎石路也坑坑洼洼。距离山顶半英里远的燕家坪村，50多户人家靠种白菜勉强维持生计。这里一辆车都没有，也没人领养老金，就连最近的小学都要在12英里之外。为了种树阻挡来自内蒙古的沙尘暴，这里不允许农民在山里牧牛。满脸沧桑的沈志云穿着假冒的美军迷彩服，他说这个村里每户一年也就能挣4000到5000元。这个收入远远高于印度的贫困线，但与仅在几里之外的北京相比却是天上地下。“他们跟我们就像两个国家”沈志云说道。 过去30年的经济剧变是中国发展史上最为壮观的一页，不太引人注意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成为世界第一，而且增长速度最快。2000年之后中国官方不再发布基尼系数，但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基尼系数已从1978年不足0.3飙升至 0.48以上。只经历了一代人，毛泽东时代平等主义下普遍贫穷的乌托邦，就变成了一个收入分配比美国还要失衡的国家。同为亚洲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经历了失衡的经济增长，不过远不及中国那么显著。印度的基尼系数上升了1/8，达到0.34。 在一定程度上，不均衡的经济增长既难以避免又情有可原，中国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和印度的费边社会主义走向结束，这样的经济增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三个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富裕程度和自身活力相对于30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就像库兹涅茨提出的观点一样，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人们放弃了维持生计的农业，来到城市寻找更加赚钱的工作，发财的人增多，分配不均也随之而来。 可是如今亚洲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与当年的四小虎相比，发展模式迥异，上面的答案可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日本、香港、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在1960到1970年间一路飙升，国家财富也飞速增长，但是收入差距却有所减小。日本的基尼系数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0.45下降到1982的0.34；台湾从1961的0.5下降到70年代中期的0.3。四小虎的发展经验开创了“亚洲增长模式”，既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同时并举。 又是教育的问题 今时今日亚洲的发展模式与之前大相径庭。有这么一种解释，技术创新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兴市场的高技能和高学历人才从中得到的好处比发达国家的人才得到的还要多。印度软件巨头印孚瑟斯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Narayana Murthy，还有中国使用最广泛的搜索引擎——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他们就像比尔盖茨一样把信息技术玩弄于鼓掌之中。孟买和上海的高级律师和银行家能在全球胜者为王市场上分一杯羹，他们就像纽约或伦敦的同行一样想赚多少就赚多少。就像美国康奈大学的Ravi Kanbur 教授说的一样，美国和欧洲奖损害中产阶级利益的问题推向国外，这反而帮助接受国的劳动者提升了技术水平。比如班加罗尔的呼叫中心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进行操作。 就像在发达国家一样，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并不仅限于这些基本的经济动力，政府政策也不可或缺。问题之一是任人唯亲，就像美国的镀金时代一样，今天新兴市场上的资本主义也存在政客和富豪之间的密切联系。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电磁波谱许可证到煤炭矿床，过去的数年里，大笔大笔的资金从国家转移到备受偏爱的内部人士手中。很多政客运营着这样或那样的商业集团。富裕的商人经常变成政府要人，在中央尤为多见。芝加哥大学的印裔经济学家Raghuram Rajan近期出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他指出印度亿万富翁的人数和经济体的规模之比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原因在于内部人士可以轻易地得到土地、自然资源和政府合同。他担心印度会成为“缺失公平的寡头政府甚至更糟”。 中国的任人唯亲更是根深蒂固。政府紧抓资源的控制权，或是直接设立国有企业，垄断铁路和矿业，或是利用歪曲的金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利率被人为压低，贷款渠道受到政治干扰。国家的强大影响力意味着受益人应该与政府部门搞好关系。 更有甚者，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大，因为富人总是对他们的收入轻描淡写并躲避征税。大量资金被投资于房地产，飙升的房价又加剧了贫富差距。中国改革基金会的王晓路几年前曾试图计算“灰色”收入，他的研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城市居民中最富裕的10％，其收入是最贫穷10％的23倍。而官方发布的数据却称收入差距倍数是9。 亚洲多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任人唯亲，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范围更广的政府战略决策增大了收入差距，打乱了国家的发展节奏。印度的一大难题就是无法创造工作机会。不像中国，集装出口货物的工厂数量激增，吸引着千百万农民工加入城镇正式劳动力，印度的正式劳动人口自1991年来就鲜有增长。非正式部门雇佣着90％以上的印度人。即使在制造业，大多数人辛勤劳作的地点也只是单间作坊而不是大型工场。生产力不断下降，工人认为提升自己的技能困难重重，收入增长也愈发龟速。 印度没能成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强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它骇人听闻的基础设施。在电力供应不稳的情况下，适时生产配送就成为空谈。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度的劳动法僵化死板，不利于大型公司形成。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印度有200多套不同的法律，所有法律都做出了细节性的规定，几乎没给公司裁员留任何可能性。这使得公司在招聘时慎之又慎，增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幸运儿和其他民众的差距。 户口定终身 残存的户口登记制度对中国对贫富差距的推波助澜作用最为明显。这一制度来自毛泽东时代，当时中国的农村被征以重税，用来支持重工业的发展。为了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确保农村劳动力的供应稳定，人们不得离开出生地所在省份。人口流动限制于20世纪80年代被打破，于是形成了千百万农民工。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出生时的农村户口，其子女也是一样。不管是住房还是教育，与城市户口持有者相比，他们的劣势地位非常明显。 流动人口子女必须回生源地参加高考（至关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而不是当时他们一家人的居住地点，因此很多农民工将子女送回家乡上学。由于教育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家乡的学校往往资金匮乏，教学质量低。北京学校的教学质量远非河北的学校所能企及。在大都市上海，为每个农村学生投入的资金仅是城市学生的50—60％。因此，教育系统没有缓和收入差距，反而将其进一步拉大。 除了基础设施差距，户口制度也是中国城乡差距巨大的重要原因，它可以对中国45％的不公平现象进行解释。亚洲其他的经济体不用面对户口难题，但在这些国家，政府的社会政策往往也会加剧社会不公，因为从公共住房到健康保险，政府的大部分社会支出都局限在正式的城镇劳动力范围内。另外，很多亚洲国家在通用补贴上大手大脚，尤其是能源领域。这些开销相当入不敷出。举例来说，印度尼西亚去年在燃料和电力补贴中挥霍了GDP的3.4％，这比它花在基础设施上的钱还要多。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在印尼所有的家庭中，顶层10％的富豪拿到了这笔赏金的40％，而收入水平前50％的家庭得到了84％。 如今社会不公现象已有所改观，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甚是担心，正在推行改革，这些改革与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进步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笔资金，最近政府也在大力提升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基本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居民（燕家坪的村民报包含在内），而且绝大多数享有基本养老金。近期城乡差距趋于稳定，地区差距逐渐回落，但是无奈需要填补的鸿沟太宽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泰国和越南在内的多个经济体都采用了最低工资制度，或者扩大了最低工资制的范围。中国的最低工资实行省级管理，去年平均上升17％。有些国家为最贫穷的居民提供公共就业，以印度的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为例，每年这一计划每年为该国的农村居民提供100天的工作时间，现在已覆盖4100万人口。其他国家尝试着为赤贫人口提供定向补贴，这一措施曾帮助拉丁美洲减小社会差距。 通过采用高效、循序渐进和利于社会稳定的措施，亚洲各国政府缓和不断增长的收入差距作出的努力将收到成效。但是只有解决非正式劳动力（印度）、流动人口歧视（中国）和任人唯亲（通病），缓和收入差距的努力才能取得突破。而且解决这些问题耗时越长，今天的收入差距就越根深蒂固. 得益于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亚洲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都迅速提升。印度僵化的种姓制度正在分崩离析，但是不断加宽的收入鸿沟威胁着将来的社会流动性。通过运用世界银行提出的方法论，张英强和Tor Eriksson 在一次研究中发现，发展机会不均的不断加剧可以反映出中国收入差距的增长。中国三分之二的发展机会不公现象可以由父母的收入和职业类型进行解释，这比父母受教育程度决定的比例还要高。 这种现象风险可不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俞锦涛指出，中国的社会不公黯淡了其发展前景。仍在发挥作用的任人唯亲有可能将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变成顽固的寡头政治，而不是富于活力的精英管理。讽刺的是，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中国会进一步向拉丁美洲靠拢，这片大陆上的国家正在走下坡路。 相关文章 甘坐冷板凳的印度知识分子 印度人看中国：外表光鲜的可怜虫 《外交事务》：中国如何看美国 《纽约时报》失信的中国 “中国例外”，还是“普世价值”？ 约瑟夫·奈：“软实力”来自公民社会 吉迪恩·拉赫曼：中国现代化不可阻挡 《卫报》：中国的改革之路 【华尔街日报】中国被视为教育前沿阵地 评中国城市化　外媒总编辑：完全没有审美

(德国之声中文网）作家莫言是首位来自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著名的成功作家，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德语，《红高粱家族》一书甚至被改编为电影。但外界对其批评不断，认为莫言并未与中国体制保持适当距离。对于莫言获奖一事，无论是在中国或德国都出现认同赞赏以及挖苦嘲讽的声浪。网络上更有批评者认为，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将文学领域中的最高奖项授予一个与忠于共产党政府的作家，是对人类的一次痛击。 对此，德意志电台访问汉学家兼作家史谛曼（Tilman Spengler） ， 针对中国国内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反应，以及莫言究竟是忠于政府或是勇于批判社会的作家做出了讨论。 戴晴和贝岭出席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 回顾2009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莫言也随着官方代表团赴德国，当时书展上的一场骚动便曾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在一场书展的文学研讨会上，当两名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作家戴晴和贝岭准备发言时，莫言和中国官方代表团成员纷纷起身离席，异议人士因此对莫言的行为做出严厉抨击。 史谛曼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道：”那是相当不愉快的两天。当时共有两场研讨会，人么稍微有一种感觉，好像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包括莫言-的身后站着的几名高层党代表，正拿着炙热的长柄叉在驱使他们前进。第二天的会议情况稍有好转，人们开始谈论文学。而我们可以更广泛的谈论如何处理与在中国的人权故事有关的主题。莫言当时曾试图在中国作家协会…….还有那些……不属于作家协会的人们之间扮演调解的角色。后来的情形如何我并不清楚，但当天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受邀出席活动时，气氛变得……相对的有趣和轻松。” 沉默的作家？ 莫言本人被认为是沉默、安静而且孤僻的作家，而瑞士出版商莱特斯(Lucien Leitess)曾形容，莫言是个谦虚、不浮夸的人，而且与政治议题保持适当距离。但史谛曼的观点却有所不同。他表示，莫言并非真正沉默之人，他喜欢讲述农村故事以及周遭的逸闻，虽然鲜少触及尖锐敏感的政治议题，但也不尽然如此。 “他的一些作品也曾经面临审查，其中部分已经出版，部分还未发表。他在这些作品中触及了共产党不喜欢的敏感议题，如一胎化政策。这是客气的说法，事实上，小说的内容是关于强制堕胎。莫言选了一个果决的角度，因为他本身来自山东的农村，这对他而言当然是一个重要议题。” 莫言在2009年出版的作品《蛙》中描绘了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一名乡村医生挣扎在对政策的服从以及生命的价值之间。史谛曼引述美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称，莫言就像在一条极为狭窄的绳索上跳舞。他认为，批评莫言忠于中国政府的说法有待商榷，而且并不公平： “外界似乎有点忽略，这个人是一名作家。他主要从事的是写作，他的作品代表或盘踞了中国近代文学的一部分，这点很重要。称这是国家的宣传手段，完全是荒谬的说法。”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各界热议 社会批评家或训练有素的猴子？ 在被问到是否将莫言视为社会批评家时，史谛曼表示：”我只能说，他是一名小说家，对于社会某个领域所发生的事情观察细腻。他不是那种登高疾呼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也没有听过他谈论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在六四事件、中共镇压在北京天安门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后，他也不是站在异议人士的行列中。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如果硬要将他形容成一只被作为国家宣传之用、训练有素的猴子，这是很愚蠢的做法。” 诺贝尔委员会评论莫言的小说成功融合”民间故事”与”魔幻现实主义”。部分受众认为，这可能是莫言规避审查制度的做法。对此，史谛曼认为，从政治角度看，确实是如此。但同样身为作家的史谛曼也表示，自己也并不希望终身将尖锐、苦涩的社会批判融入文学作品中。 来源：德意志电台 编译：张筠青 责编：李京慧

德國之聲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引起热烈而观点不一的反响。莫言在中国官方文化体制内的地位，在文学界之外也引发了人们的争论。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引起热烈而观点不一的反响。莫言在中国官方文化体制内的地位，在文学界之外也引发了人们的争论。《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写作和沉默”的评论文章，分析了莫言和他的作品与中国特殊政治环境的关系： “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的决定对于中国和那里的当权者来说是件好事。与12年前第一个获得这一文学界最高奖项的中国作家高行健不同，莫言并没有流亡国外。正相反，莫言不仅生活在中国，而且他扮演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角色，他在他的小说里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了批判，但又始终没有越出被允许的意识形态框架。就是说，莫言指出了共产党政权的错误和滥用权力，却没有（对制度）提出质疑。…… “对中国官方来说，宣布此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时机再好不过了。本周日（10月14日）在西方最知名的政府批评人士之一廖亦武将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他为自己以反对派身份的写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4年铁窗生涯、家庭破裂、逃离家乡流亡德国。现在，廖亦武原本极富象征性的获奖的意义被削弱了一部份，因为整个世界正在关注他的同行莫言。’莫言’是一个笔名，中文意思是’不说话’。是的，莫言在写作，但他并没有直接用文字指出中国的弊端。” 《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的一篇评论则介绍了中国文化界对莫言获奖的矛盾态度：有人将此看作值得骄傲的荣誉，也有人批评莫言对政权妥协的态度，认为这使他无法独立地发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声音。文章写道，莫言本人也承认自己作为官方作协的成员，接受了文学审查的界限， “然而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一个’御用文人’。他更多地是创造了一种万花筒式的写作手法，其层次多变、滑稽、荒蛮和近乎有伤风化的表现形态让任何审查层面会抓狂。莫言的文学不是带有官员意识的不痛不痒的妥协，而是对一段重要历史的极为有力的揭露，而这种揭露是以教条和观点为目标的正统审查机器无法扫描到的。” 《新苏黎世报》的评论文章指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莫言的用意让人难以捉摸，足以引起不同的解读： “或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评委会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决定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他们把花落中国的第一个文学奖授予了一位在中国国内知名度很高也颇受尊重的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深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作家。当高行健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同时由于他流亡后长期生活在法国，也没有被中国人认同为他们中间的一个。因此当时，与诺贝尔奖相连的政治考量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奏效。但如今的情况不同了。”　 编译：叶宣 责编：洪沙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书评 史景迁 2012年10月13日 1976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山东省高密县西门屯大队杏园养猪场的猪也奄奄一息。第一批病死的五头猪，“它们的尸身上，布满了铜钱大的紫色瘢块，圆睁着眼睛，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 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宣布是“急性丹毒”，令人赶快将死猪焚烧掩埋。可当时已经连续下雨数周，土里浸透了水。往死猪身上倒上煤油，点火焚烧，恶臭的浓烟笼罩着整个猪场。没过多久，800多头猪被传染。又有一队兽医坐了汽艇过来，带了好药，但还是无济于事。猪场里到处堆积着死猪，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中发胀。 由于无法掩埋死猪，猪场“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 猪场一片废墟，足证猪场“辉煌的日子”“如今已成往事”。猪舍的地基倒塌，肆虐的洪水冲断了电线杆子，切断了公社与外界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是从村里唯一的一部收音机里听到的。“毛主席怎么会死呢？大家不是说他至少可以活到158岁吗？” 按图放大 Yuko Shimizu 按图放大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莫言最新的力作《生死疲劳》中有许多这样生动的片段。这部小说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整个革命历程——从1950年到2000年，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生死疲劳》是一部纪实作品，带领读者穿越时间，从中国内战结束后的土改，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建立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饥荒等极端岁月，一直到集体经济不断削弱，进入基本不受管制的“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新时代。小说结尾处，一些人物已是开着宝马，另一些人物则染了一头金发，打着金色鼻钉。 然而，虽然可以说莫言叙述的政治剧从历史上讲忠实于现有已知的记载，《生死疲劳》依然是一部幻想大胆、具有创造力的小说，它不断地自嘲、重编，并通过文中的评论给读者以震动。它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从一开始，读者想必就乐于欣赏莫言这部小说的别出心裁之处：五位主要的叙述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尽管它们都用巧妙控制的人的声音说话。五位叙述者每一位——驴、牛、猪、狗、猴——是一位名叫西门闹的男子逐次转世的化身，这是由阴曹地府的阎王所定。 西门闹，30岁，高密县的富裕地主，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在土地改革初期，就被当地的一个村民在寒冷的十二月近距离枪毙了。自觉自己在人世善良正直、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是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深爱自己的正房与两个姨太太，西门闹抗议命运的不公。阎王的答复是，世界上许多人 “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 因此，阎王答应放西门闹转世，正是从这一刻起，他回到了人间，先是做动物，最终恢复人形。 使用这种虚构的手法，在语调与叙述上自然会面临种种困难。五个不同的动物叙述者必须用各自的动物声音描述各自的经历，杂以各自前世在人间生活的情绪与见闻。它们对所谓的现实主要的维系在于，各自与西门闹活着的长工蓝脸存在某种联系，蓝脸是一个强壮、忧伤、吃苦耐劳的农民，坚守自家的土地，坚决拒绝参加后来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蓝脸倔强、骄傲、忍耐，他反过来又是每一种动物的主人或同伴。他们共吃不多的供应粮，一起劳作。虽然他们之间无法交谈，但蓝脸还是在这五种存在形式的身上，回想起自己那被枪毙的东家。 如此简要的梗概或许会使小说听来过于精巧，而这部小说其实粗糙而又坚毅，粗俗而又滑稽。革命分子的乡村政治翻天覆地；村里的性交（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灿烂而又强烈。死亡令人意外而又暴力。处处可见苦心谋划的巧合。最为滑稽可笑的事件，却是带着超然的精心加以描绘，资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流利而又优雅的译笔，无数次再现了这些事件令人同情的时刻。人们或许会觉得不可能，但每一种动物确实是在用各自独特的声音发表意见——譬如，对猪场多起死亡的尖锐看法，便主要来自转世为猪的叙述者。此外，担负叙述或评论之任的，通常不是蓝脸就是其他人。 该书的作者也常常出现在叙事结构中。他作为作者与个人的局限不断受到嘲笑，而我们也常常受到作者莫言的提醒，小说中的人物莫言不可信。“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 我们被告知，“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据说在北京城里天天吃饺子。”在小说的结尾，莫言另有发展，成了主要人物之一。正是在西安莫言的家里，蓝脸的儿子得以与情人度过艰难的5年。莫言甚至还给这一对提供日本避孕套。 《生死疲劳》并非一直对共产主义体制充满敌意，有时候莫言似乎急于重建他一直在烧毁的桥。“我不反共产党，”蓝脸悲壮而苍凉地喊叫着：“更不反毛主席，我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 然而，在这样一部宏大、残酷而又复杂的故事的语境中，向党表忠心显得脆弱不堪。 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的批评，在当今中国也有许多的共鸣。姜戎在其新作《狼图腾》中，对一群饥饿的狼与一群野马之间可怕的较量做了描写，以此显示旧有的草原生活方式的价值，与之相对照的是党强加于其上最终灾难性的价值观念。对于这种较量，莫言有他自己的版本：在集体农场附近，驴跟狼之间的搏斗。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中，一个勤务兵和他的情人——军队师长的妻子——在夏日里激情做爱，高潮发生的那一刻，是二人性狂欢中撕毁了所有一度珍贵的藏品——毛泽东像，以及毛那些过时而又没有意义的政治纲领。在莫言《生死疲劳》中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也显现出了这种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毛泽东成了一位很顺手的反面人物。人们不禁想问，他的后继者免遭类似的对待还会持续多久。 备注：原文引号内的文字，译者均据英译本（印刷版）与《生死疲劳》中文本（印刷版）一一核对，采用中文本的译法。 本文作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时任耶鲁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授。近著有《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8年5月4日。 特约翻译：王晓元，香港岭南大学翻译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2012年10月11日晚和12日下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在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市召开记者会，回答了舆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出的关于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问题时，莫言出乎意料地表示希望刘晓波能够被释放。 “我希望他（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莫言说。他坦陈在1980年代曾经读过刘晓波写的文学批评，但是在其作品开始转向政治后，他便不能完全理解了。之后莫言并没有对该话题有详细解释，但他认为刘晓波应该被赋予权利去研究其关心的政治和社会话题。 此前，莫言在网络上被质疑，批评他不为刘晓波发声，一些反对者甚至认为莫言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始终回避对刘晓波的境况做出评论。 同时也因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被一些质疑者认为是“政治正确”的作家。对此，莫言同样作出了正面回应。 他反问：“难道抄写‘延安讲话’就是不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吗？” 对抄写“延安讲话”一事，莫言认为这没有什么好耻辱的。“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它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这样一个文献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于推翻腐朽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他说：“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强调了文学跟政治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文性。” 针对指责和批评，莫言在发布会上说：“我相信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了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突破这个讲话的限制并不意味着要把讲话完全否定。比如它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民间艺术和外来艺术的关系，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讲作家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这个观点，因此我抄了这个讲话。” 莫言承认：“我这个人比较麻木，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大家要出一本书，出版社的编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出了这么多批评、辱骂的意见，这是超乎我意料的。” 但他也表示自己至今并不因为抄写了“延安讲话”而后悔，因为认为抄这个讲话跟自己的创作并无矛盾。他说：“我抄它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合理成分，我突破它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创作的心灵的需要。” 在谈到之前有批评提到的其跟体制、跟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一问题时，莫言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来评论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他的文学的气质、特质来决定是不是能够获得奖项的。” 莫言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他说：“我的写作从80年代开始，是非常明确的站在文字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这种阶级的、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很多人认为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跟共产党关系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我认为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我，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这是文学的奖项，我因为文学获得这个奖项。” 同样，莫言对衡量是否跟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标准提出了质疑。“我知道很多在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 他说：“我认为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个党派、也不是为了哪个团体服务的，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和情感，然后做出判断。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我的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仅仅认为我没有站在大街上喊口号，仅仅因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的、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判是毫无道理的。” 记者会上，莫言也谈到了出版自由问题。他坦言，中国的小说写作、小说出版，当然并非完全自由。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确实有的书会被拉出来点名，有的书会被有关部门通知出版社停止印刷。但他同样表示：“你如果读一下现在那些公开出版的书，然后再读一下我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公开出版的书，你就会发现，这种出版的放宽的宽度，已经宽到令人惊讶。” 瑞典文学院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写道：“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 在谈到民间文化时，莫言说：“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的也是这些文化元素，所以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了甚至决定了我作品的艺术风格。” 但是，莫言并不同意其作品只局限在乡土小说的说法，认为自己并非一个“乡土作家”。“在我后来的小说里，城市对我作品的影响已经体现了出来，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的文学放在一个明确的城市里，像北京啊、香港啊或者上海，而是写到很多在乡土的基础上成长出来的城市，所以我的这种乡土文学已经和80年代的乡土文学发生了变化，它已经是变化的乡土，是‘城乡化的乡土’。这样城乡化的乡土当然跟大城市的生活当然有区别，但是已经区别不大了。所以如果说我一直是一个乡土作家，严格的说恐怕也是不太让我服气的。” 除了文学和政治，莫言也对当下的钓鱼岛问题做出了评论，他认为搁置争端才是正确的选择。 首先，他说争端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想要完全解决争端，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国胜了日本败了，争端就会解决了吗？日本败了就会承认钓鱼岛是中国的吗？所以战争也解决不了争端问题。我想最好的方法还是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领导人所采取的一个比较高明的措施：搁置争端。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是影响不了两国人民的睡眠和吃饭的，甚至这样可以让余辈生活得更好一些。” 在回答记者关于获得诺贝尔奖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莫言幽默地说，“对我个人意味着，这段时间要接待你们（媒体）了。”

“我希望读者看了《蛙》这部小说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育——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曾经是这么样的艰难曲折。这里面可供追问、可供思索的东西非常多。我仅仅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个读者都应该沿着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关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夸张点说，从我出生的那天起，《蛙》这个小说就开始萌芽了。” 1955年2月17日，莫言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他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他的姑姑。1981年，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她见到的第一个人，同样是父亲的姑姑。 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经她手上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既有像莫言和哥哥姐姐这样在60岁左右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儿更小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 “姑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一万个。姑姑走到哪里，人们都像迎接菩萨一样。”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30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作为莫言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记忆里。但莫言在过去的30年里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写姑姑的故事势必会写到计划生育政策。2002年春天他写过一个15万字的初稿，后来放弃了，因为结构问题没有解决，一直到2007年才开始重新捡起来写。“这几年学术界有很多人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和反思，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 姑姑和小说里的姑姑 南方周末：取名《蛙》有什么含义？你为什么放那么长时间才写？ 莫言：它是娃娃的“娃”，“女娲”的“娲”的同音字，“蛙”在民间也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很多的民间艺术上都有“蛙”这个图案，因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征。 要以写姑姑为人物原型写小说，必然要涉及到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问题。这本书主要围绕着“生育”，从五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生育满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计划生育是我们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影响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几十年，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这个现实，既然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写，是因为很多问题，我一直想不清楚。 南方周末：姑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可以发育成一个长篇小说。 莫言：姑姑这个人物很丰富，我的哥哥姐姐和我，我还有我的女儿，包括我的女儿的下一代人，整个高密东北乡十八处村庄里的三代人，上万个孩子都是姑姑接生下来的，她是一个“圣母”级的人物。后来政府搞计划生育，她没有办法，只能执行。基层最难干的就是计划生育工作，谁要是干你就等着倒霉吧，门窗的玻璃就等着换吧，你家的玉米等着人用镰刀砍掉吧。姑姑给那么多妇女做引产流产手术，她内心深处到底怎么想？我没有跟她直接交流过这个问题，不愿意触动她内心深处的痛楚，但是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是我到了晚年，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看到那些婴儿一代代地长大是什么感觉，又想到许多的胎儿被毁掉，心里肯定是非常地痛，我怎么样安慰自己，用什么理由解脱自己，我知道自己有罪，那要怎样来赎罪？我猜想这些应该都是她反复考虑的问题，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写这个小说。 南方周末： 姑姑千方百计去追捕、围堵那些超生户的那些章节，特别是“挖地道”、“潜水逃亡”的场面，特别有想象力。 莫言： 这不完全是编造的。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围堵，确实有孕妇躲在偷偷挖的地洞里，或者躲在冬天储存白菜、地瓜的地窖里。但像小说里描写的，挖了一条漫长的地道通到河里去，这是夸张了些。像小说中的耿秀莲那样，跳水逃跑的孕妇真的有过。 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南方周末： 为什么说这本书触及你内心灵魂深处最真实的部分？ 莫言： 这本小说确实是触及到了我灵魂深处很痛的地方。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是军队的一名军官，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我也是想不通的，家里的老人也希望我能有很多小孩，最起码应该有个儿子。但如果我生了第二胎，就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我很可能要被开除党籍，我好不容易提了干也可能要被剥夺，最后赶回家继续做农民。当时我们部队的很多战友，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只生一个孩子。 到了老年我们可能会想，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听话呢，我不要那个党籍、不要当那个军官又能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不能让孤单的孩子有一个伴？这个东西肯定是触及到了人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我们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非常懦弱，像小说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怀孕怀到了六个月，这时候严格地说是不能再做引产，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生出来了。蝌蚪这个人物为了个人的所谓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术床。结果让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儿一起死掉了。他这样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国家、为了集体的荣誉。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下的内心深处的私欲，这其实不仅仅是触及了我一个人的内心的痛苦，也触及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许许多多人的内心深处的痛苦。 我希望读者看了《蛙》这部小说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育——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权利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也曾经是这么样的艰难曲折。这里面可供追问、可供思索的东西非常多。我仅仅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个读者都应该沿着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关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南方周末 ： 你并没有写计划生育三十年史，在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就结束了。 莫言： 其实也多少涉及到了一些现实，比如蝌蚪通过牛蛙公司找到陈眉代孕，这么一个美貌的姑娘，因为在南方给资本家打工毁坏了面容，得不到善后处理，爸爸又身受重伤，为了给爸爸付医药费给人代孕。结果陈眉在给蝌蚪代孕的过程中，身上的母性力量迸发，因为怀孕她觉得自己还是个有价值、值得活下去的人，尽管面貌丑陋。当最后孩子也被人拿走了，她疯了。她到处找寻自己的孩子，根本找不着，我在最后的话剧部分虚构了一个电视剧的场景，出现了高梦久这样的“包青天”式的人物，用古老的戏剧断案的方式把她的孩子断给了别人。 南方周末 ： 为什么会采用书信体的结构和自述体的叙述方式？ 莫言 ：如果我用编年史的方式把一个妇科医生五十年的生活全写出来，那小说篇幅会很长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2002年春天写过一个15万字的初稿，后来放弃了，就是因为结构问题没有解决，越写越乱。一直到2007年才开始重新捡起来写。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五十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小说的真实与虚构 南方周末： 《蛙》前面四章主人公蝌蚪致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4封信，让人想起你和大江健三郎；小说里蝌蚪的姑姑是你的堂姑，蝌蚪是在北京当兵的军人，和你的经历相同。你这样做是出于什么考虑？ 莫言 ：大江先生2002年春节期间到过我们老家，他问我下一步大概会写什么，我说也许会以我姑姑作为原型写一部跟生育有关的小说，他很感兴趣，后来我带他去姑姑家聊天，姑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几次讲话时也讲到莫言的“姨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乡村妇科医生，经常深更半夜骑着自行车越过冰封的大河去给别人接生。 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自然想到这件事情，后来想到给一个日本作家通信的方式作为结构的一部分。小说里的那个杉谷义人是日军司令的后代，完全虚构的一个人物，跟大江不是一回事。我也从来没有跟大江通过信，更别说通信讨论小说的问题。把我当兵的经历放在蝌蚪身上，也是为了增加阅读的真实感。 南方周末 ： 既然追求真实性，为什么第五章会出现一个虚构的话剧？ 莫言 ：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个话剧，彻底的虚构，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实性，是为了跟前面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可以说前面四章的内容，就是为了最后推出这个话剧。这也是小说里面蝌蚪和杉谷义人一直通信不断讨论的东西，他想把姑姑的故事写成一个话剧，他不断的把他姑姑的一切、包括他本人的一切告诉这个杉谷义人，他姑姑的故事讲完了，他自己的故事也差不多讲完了，话剧也就完成了。这个话剧既是从这个小说里生出来的，它是从前面书信体的叙事的土壤里面成长起来的。话剧部分看似说的是假话，但其实里边有很多真话，而书信体那部分，看似都是真话，但其实有许多假话。 我觉得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长篇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够以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 每一部小说一定有一个最适合它的结构，如果找到了这个形式，那形式本身也会变成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内容和形式就会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如果找不到这个形式，写作就会很痛苦，始终不知道该先说哪一部分，后说哪一部分，也找不到讲话的语调，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现在这个结构是不是最完美的我不敢说，但是写着特别顺。电视剧可以这样一年年的往下拍，但是我觉得小说还是要选取精彩的最有戏剧性的部分，书信体就为这种素材的选取和裁剪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南方周末 ： 你在创作上不想重复自己，希望有新的突破。 莫言 ：重复自己肯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再伟大的天才都有限度，何况我这种普通的作家，如果没有自我提醒的话，很容易写得越多，自我重复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是故事可能重复，一个是语言重复，还有一个是结构重复，最可怕的是思想重复。 一个人刚开始写作时可以用别人做假想敌，我一定要写得跟谁不一样，越到后面就要把自己当成假想敌，能够写出跟自己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小说肯定是很好的东西，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也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反复提醒自己要力避重复。我不敢说《蛙》这部小说完全没有重复，我不敢说这样的狂话，但只要语言上有新的追求，结构上有新的花样，思想上有新的东西那就可以发表出版了。 避免计划生育的不公正 南方周末： 这本书最让人注目的是它以文学形式加入了对计划生育的讨论，你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怎么看？ 莫言： 我希望读者还是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姑姑这个艺术形象和小说的艺术性上头来。当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谈到计划生育。全球那么多国家，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实行计划生育，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三十多年计划生育，我估计中国现在至少多生三亿人。现在一些学者专家也开始讨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恢复两胎制。其实他们对农村不了解，即使在最严格的时候，农村也没有一刀切，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儿，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而城市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欧洲许多国家不是怕人多，反而鼓励生育，因为它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到了北欧许多国家，有的中国人去了找不到工作就生孩子，只要生两个三个，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福利。 南方周末： 你怎么看那些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 莫言： 我觉得关键是要恢复生育问题上的公正，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管辖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它，但现在只变成了对少数人的一个政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有钱人可以买生育指标，我记得报纸上曾经登载过，说某地一个富人生了第三胎，罚款八十万，头一天给他发了罚款通知，第二天他就扛着一麻袋钱去，数了一百万，说多给二十万，你们也辛苦。 穷人可以流荡到他乡生育，生一堆孩子也没人管他们。“大腕”们可以拿了外国绿卡回中国生孩子，想生几个生几个，只有那些城市里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的工人、教师、公务员不敢生、不能生。因为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太高了，一个独生子女的教育费比过去三个孩子还要高，家长的期望太大了，所有的宝都压在这个孩子身上，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拿高额的赞助费，幼儿园升小学是一场决战，小升初是一场恶战，初升高又是一场恶战，高升大是生死搏斗，大学毕业就业又要费尽移山心力。 所以我觉得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计划生育领域的不公正，这才应该是学者们讨论和关注的重点。你不要从纯粹理论去推论，按照人口模型、数学模型来推论，首先要了解中国现在的生育到底是什么状况，中国目前的人口到底是多少，把这些情况都调查清楚之后，再来制定一个合理的公正的生育政策。我也听过关于一对夫妇都是独生子女便可生育二胎的说法，但这貌似的公正，其实还是封建的家族观念在起作用。如果一对夫妻，因为一方不是独生子女就只能生一胎，那么就是让这个第三代的独生子女，替他的祖辈承担责任，而忍受无兄弟姐妹的孤独和痛苦。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577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声音 《 纽约时报 》 北京分社 2012年10月11日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以下是几位中国作家和学者在第一时间关于莫言获奖的评论。 “名至实归。” ——阎连科，作家，代表作《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   “莫言这三十年内重要作品中的社会批判是值得人探讨、深思的：1985《透明的红萝卜》；1986《红高粱》、《爆炸》；1987《欢乐》；1995《丰乳肥臀》；2002《檀香刑》；2006《生死疲劳》，那些以简单意识形态高喊抵制的人，先把这些作品读懂了再说。”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莫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责任编辑。    “希望两位北师大出身的前后获奖者，能够早日坐在一起，谈谈文学，谈谈老朋友，谈谈八十年代以来各自的道路。” ——崔卫平，学者，作家。   “诺奖是巨大的荣誉和对作家一生工作的报偿，希望莫言享受这一天。我没法评价他的作品，没读过，基于对诺奖品位的信任，会找来读读。有些文学大师等待这个奖很久了，我是他们的粉丝，为他们遗憾。当然也没所谓，伟大作家写出他们的想写的作品就已经当下圆满了。” ——李海鹏，作家，记者。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晚来寂静》、作品集《大地孤独闪光》。   “从文学修养上，文学作品上，莫言老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够的。我一直看他的东西，觉得很好，他的文学水平肯定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现在的中国作家里，我也想象不出有第二个更配这个奖项的人了。祝贺他。” ——蒋方舟，作家，作品包括《打开天窗》、《邪童正史》等。   “莫言是中国一流的作家，从文学性的角度看，他问鼎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正如授奖辞所说，他师承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叙事技巧，又有中国的乡土传统和历史血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他获奖的意义要比高行健大得多。让我大跌眼镜的是诺贝尔奖的保密制度，这完全是一个事先张扬的结果，和以往瑞典文学院谨慎的行事风格大不相同。也许我依然不认为莫言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在世作家，也许我依然认为美国文学不应该被忽略三十年之久，但我今晚依然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倍感自豪。谢谢莫言！” ——但汉松，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美国现当代小说。   “莫言具有把许多不协调的元素整合在一起的强大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复调艺术家，他的作品响彻着从乡村到都市，从历史到现实的多种音调。”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中国终于有两个人得了诺奖，强烈建议莫言把上一个奖也领回来，并且去拜访一下去年的得奖人。希望莫言为他的同伴做出努力。” ——徐晓，作家、出版人。

来源：央视 作者：丁国旗 选稿：黄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