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薄熙来被清洗之后，香港、台湾以及由法轮功控制的媒体都盛传薄和军方高级将领之间交往甚密、甚至有可能发起北京政变的流言。本文梳理了薄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与军方关系、评估了因他被整肃而给军方内部带来负面影响说法的可信度，并推测了这对党军关系而言有何影响。 原文：The Bo Xilai Affair and the PLA 作者：James Mulvenon（蓝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亚太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名毛文杰） 发表：2012年8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未经原作者审阅 引言 2012年3月15日，在前副手公安局长王立军戏剧化地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和妻子谷开来有可能被卷入谋杀英国商人的事件被曝光之后，重庆市委书记、”太子党”之一、最有鼓动力的国家政治精英薄熙来被剥夺了党内职务。在他被清洗之后，香港、台湾以及由法轮功控制的媒体都盛传薄和军方高级将领之间交往甚密、甚至有可能发起北京政变的流言。本文梳理了薄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与军方关系、评估了因他被整肃而给军方内部带来负面影响说法的可信度，并推测了这对党军关系而言有何影响。 解放军与薄熙来：透视政治工作 虽然自2月起就已开始流传薄熙来将会下台的流言，但3月在全国人大会上军方的重要讲话中却未曾提及政治斗争。4月11日出现在中共重要机构的官方评论员文章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宣布该决定，与此相呼应的社论覆盖了之后一周的军媒报章。即使有时晦涩难懂，但对比不同社论之间的文字、寻找可能存在的基调差异一直是件有趣的事。虽然党内和军方的宣传官员理论上都统一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导、由其定调，过去的经验表明，仔细的文字探求有时能够揭示微妙的裂隙，但必须时刻注意，社论形式自然用于反映特定机构的利益，因此可能会更为强调”路线”的某一方面。 党的主要评论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共宣传机器上，包含了一些核心主题，其中强调：①”依法治国”；②”坚决维护党纪”；③”不容忍腐败”；④”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不能接受体制内的”特权”，以及当然要⑥”继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虽然最后一点作为标准套话很容易被忽视，但正是用来支撑薄的免职”完全无关’政治斗争’”这一论点，虽然这种关于党内团结的断言却招致了更多的怀疑。与此相呼应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引发争议的评论，而一篇中共评论员文章甚至重提动荡的毛时代的教训，断言”法制才可以保证中国的发展不受不确定因素，并且避免受到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剧变的影响。”总体而言，社论指示党员要”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遵守国家法律，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逾越法律、纪律和道德的底线，切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才能真正做到清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 同样的，《解放军报》发表的一系列社论指导军队要”深刻理解该事件和案件的警示作用并应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和行动”，还宣称党对薄的处理决定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军队思想教育活动下，评论员文章不断重申核心主题，强调保持中共”纯洁性”和”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在4月13日的社论中，精心挑选的三位军官为表示他们思想与党统一而做出声明，即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表态”。江西九江军分区司令员王凯军，为中共的自我审查能力辩护，说道”事实证明，我们党代表人民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对腐败现象决不姑息、对违法违纪现象必查必究。”四川眉山军分区政委潘勇做出了警告，他说道：”这一事件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警示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切实做到防微杜渐、拒腐防变”。最后，北京军区某红军师政委李西楼在仔细阅读了提词板后”感慨”地说：”这一事件警醒我们，保持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是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思想政治素质。” 但是把这些军方社论放在早前同社会稳定、反腐和军方发展中出现的分离趋势相关的军方政治工作、特别是在2-3月发生的最后由于薄被整肃而引发了派系之争的幕后政治斗争的背景下来看是很重要的。在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出了许多军队政治工作重点。3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军队应”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号召军队要”加强反腐斗争”，必须”严格遵守政治和组织纪律，不断提高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能力”并且”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3月19日，《解放军报》继续警告军队应抵制 “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3月27日，《解放军报》一篇社论重点指出在第十八大即将召开这一特殊政治敏感时期所面临的挑战，断言道”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敏锐的政治头脑，就可能被’浮云遮望眼’，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政治方向，丧失政治立场。” 在薄被整肃前后军方政治工作的特别之处可能就在于分析动荡和危险的来源。不是眼光向内来看中国的结构性断层，3月27日《解放军报》清楚地把焦点指向中国外部：”历史经验表明，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社会上噪音杂音也会明显增多，各种敌对势力加剧渗透腐蚀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这一主题体现在4月1日《解放军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 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松在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对我的影响渗透，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极力散布指导思想多元化。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利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矛盾问题兴风作浪，各种错误政治观点和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影响不断加剧。 按这种说法，西方敌对势力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解放军： 当前，西方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其险恶用心就是淡化我军官兵的军魂意识，侵蚀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解除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精神武装。 那应该如何应对？至少答案的一部分是要无视网络和微博：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自觉抵制各种损害党的形象、损害党的团结统一的错误言行，不听不信不传各种小道消息和灰色段子。对一些违反纪律的人和事要严肃批评教育，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在国际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高度普及的今天，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各种观点言论多元多样，各种消息传闻真假难辨。 4月10日，在《解放军报》刊登的一篇由总政治部组织部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发表的文章中，继续进行思想教育，警告军队要”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侵蚀影响”。同时劝告读者要”旗帜鲜明地批驳攻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政治言论，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站稳正确立场。” 当中国面临”矛盾问题交织叠加”和一个”攻坚阶段”时，于5月15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警告说要注意”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配偶和子女不恰当行为、以及解放军内部寻求”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阴谋”一直以来都”鼓噪声不绝于耳”。5月18日，以乐意应对敏感话题著称的《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专家继续反驳军队国家化》文章，集合了来自于赞成和反对双方的观点。最后，7月1日《解放军报》一篇社论借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1年之际警告道，”敌对势力把我军作为渗透破坏的重点目标，肆意攻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所以，军队必须”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影响，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 但是如何应对这种充满了阴谋和颠覆的言论？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狂热的阴谋论并不新鲜。正如在往期的《中国领导观察》中曾多次讨论过的那样，特别是在重要的纪念日时，军方社论便规律性地充满着军队对党忠诚的标准比喻，并经常沉溺在对”其他”敌对国外势力的妄想中，以此来分散（外界）对体制内严重结构性失调的关注。在政局不稳或危机存在时这招尤其有效，如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1992年杨氏兄弟的整肃、1999年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轰炸事件、2001年EP-3A人质危机、以及各种与台湾有关的冲突等。现大批涌现的文章是否与其有所不同、或他们仍在照搬传统模式？对像”国家化”这种词条的频繁分析实际上显示了现涌现的文章数量虽略超正常水平但却不算连篇累牍，说明外部分析人士对这些文章强加了过多的重要性。 薄熙来与军方：整肃的影响 被整肃前的薄与军方 薄熙来与军方的关系可以分成两大类别：（1）他与其辖区当地军方高层的联系以及（2）他与军方”太子党”的长期联系。 薄与当地高层的关系 薄以积极培养与当地军方高层的关系而著称，自他在大连和辽宁省的长期任职就已开始，并在他最后任职的重庆市得以继续。台湾前国防副部长、解放军长期分析人士林中斌在近期一篇文章中写道，”薄在重庆时密切关注并非常配合当地军方需要，以此维系他与军方的关系。”据报道薄对当地军方将领和部队都给予了极大支持。2011年，报道称薄”为新疆的军队作出非常慷慨的捐赠”并于2012年视察了另一省的驻防军队。而军方也同样被薄的”红歌”宣传活动以及其极端保守的政治理念所吸引，当然这也归功于他为军方违法行为进行掩盖的遮天手法。例如，在薄倒台后，一个成都的地产开发商李俊说他曾被卷入和薄的朋友——军方高级太子党张海阳的争端当中，而当时他却被薄逮捕并在讯问过程中受尽折磨。这些关系让薄熙来可能得到了重庆驻防部队的庇护，从而避免因高调打击重庆黑社会而遭到黑帮的报复。 薄和军方太子党关系 尽管薄像其他成功的党内官员一样在其辖区成功培养了与军方将领的良好关系，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和军方”太子党”的高调联络。虽然从未参军，但薄熙来和军方太子党的关系部分来源于他父亲的革命遗产，薄一波是毛时代和共产党早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在整个革命时期，薄在八路军、第二野战军（与邓小平一起）以及华北（第五）野战军中都发挥了主要领导角色，而在华北（第五）野战军中他曾在聂荣臻麾下担任政委。 薄与军方太子党的其他关系既有源自其童年时期以及政务上的联系，同样也有通过联姻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薄和现任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将军的关系非常密切。刘少奇之子刘源将军于1951年出生于北京，刘少奇在1959年至1968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主席的家庭在中共高官集合地中南海生活，而薄熙来和刘源是同辈人，在那儿他们有可能已互相认识。同样地，薄也经常与前军委主席张震之子、现任第二炮兵部队政委张海阳将军联系。而他俩可能之前就已熟悉，张于2005年至2009年曾任职成都军区政委，与薄在重庆的任期有两年的交叉，而重庆则受成都军区直接管辖。当薄于2011年率领他的重庆代表团在北京推广”红歌”时，张同意他在第二炮兵司令部首先登台表演。最后，薄与谷开来的婚姻使得他又和岳父谷景生的社会关系挂上了钩，谷景生——一个在1930年至1940年间非常有名的解放军将领、前越战将军以及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书记。高层流传她军方太子党的背景是薄抛弃他第一任妻子和她结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薄被整肃对军方内部影响 在王立军造访美驻成都领事馆后，香港、台湾和由法轮功控制的媒体火力全开将焦点集中在薄和军方关系上，纷纷猜测薄与军方之间联系将可能会怎样帮助他在此次政治斗争中幸免于难。二月早期，薄视察云南昆明第十四集团军党史陈列室，外部观察人士认为此行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因该陈列室是由他父亲在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中建立。薄在这一政治敏感性时期的造访被观察人士解读为这是他与军方历史渊源的一个暗示，甚至有可能是他依然拥有现任军队支持的一个警告，但最终此行没有成功阻止北京当局整肃他的决定。3月9日，在薄参加了后来引起争议的重庆人大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后，分析人士注意到薄与军方代表的公开握手，许多人相信这让北京领导层下决心要剥夺他的职位。 在中共宣传机构宣布薄已被免职后，境外媒体的各种猜测显著增加。其中一家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则报道薄一直都在重庆建立”秘密部队”。3月19日，在薄被免职四天之后，中国微博上充斥着北京发生了军事政变、暗指政法委最高领导人周永康和解放军均可能效忠薄熙来的谣言。《南华早报》报道说五个调查组已从北京出发调查成都军区高级官员，同样也包括薄曾于2月视察的拥有军史陈列室的第十四集团军。一个在香港的人权机构声称重庆驻防部队司令朱和平也因”参与成都军区近期一系列重要建设，包括高达27亿元的’613和803项目’建设”被调查。另一香港报纸报道”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政委章沁生，已因拥护’军队国家化’而被停职”。 然而，通过对这些说法的经验性的审视却最终不过是记者们一厢情愿的猜测和夸大。典型的例子就是薄和刘源的关系，《苹果日报》声称刘源参与到薄熙来的”政治谋反”当中。四天之后，《星岛日报》报道刘将军因上月反对免除薄在重庆的职务而已在家中遭到逮捕，从而结束他在中共十八大上任职中央军委的希望。但实际上，中国官方媒体消息显示在薄被免职后，作为一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刘将军一直处于繁忙的公务日程之中。 4月10日会见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4月25日陪同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视察驻京军队院校 4月26日出席由徐才厚主持的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军座谈会 5月9日主持召开总后勤部会议探讨贯彻落实《军人保险法》 5月14日在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和河北省长张庆伟陪同下参观石家庄一所医务士官院校。 5月16日出席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创立六十周年会议。 5月27日出席”世界包装组织亚洲包装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军民融合包装发展建设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 看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五一幼儿园教职员工并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6月4日主持召开”总后勤部直属单位经费标准一体化工作会议” 6月5日出席总后勤部某信息化研究所先进事迹报告会 6月9日，在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陪同下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著名的301医院——海南分院。 6月22日与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一同出席观看文艺演出 6月25至27日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建设工作会议 7月4日出席在京召开的全军基层建设工作会议武装部工作会议 但刘政委并非完全安全无虞，四月初，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开始对军队的物资采购、项目建设以及房地产收入等进行监督检查。”所有的思想和行动必须与胡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保持一致。”被委任为领导小组组长的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将军说道。这一新成立的督导组按反腐倡廉建设要求，刘源打头阵，并大张旗鼓地逮捕了总后勤处副政委谷俊山。一名曾在军队院校任职的退休官员说道这一新成立的督导小组旨在将反腐这一工具从刘将军手中夺走。”这并不意味着他有麻烦。但这提醒我们党中央能够决定谁会有麻烦。” 和刘源一样，第二炮兵部队政委张海阳的命运一直以来也是媒体们猜测的焦点。4月16日，《旺报》报道张已消失数天，猜测其已遭逮捕。但实际上，张之所以未在中国出现是因为他率领了10人的解放军友好参观团访问了芬兰和匈牙利。而他回来后，对一个”被刑事调查”的人来说，他的公务日程繁忙得令人惊讶。 陪同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视察第二炮兵的导航导弹部队和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5月23日在京出席《解放军报》第二炮兵分社开业的庆祝活动 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信息化研究所的先进事迹报告会 6月25至27日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建设工作会议 7月4日出席在京召开的全军基层建设工作会议武装部工作会议 仅从他自己的话来看，张声称他曾告诉爆料者，他并未因其与薄的关系而受牵连接受调查，而且政府对解放军内部薄的支持者们的整肃并未像报道的那么严重。 结论 在综合考量所有事实之后，以下两点看起来比较清晰。第一，薄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努力培养与当地军方高层和核心太子党的紧密关系。第二，有关于军方大清洗和薄被免职后政变的报道看起来似乎是香港、台湾和法轮功记者们狂热想象力的杰作。 最后，薄熙来的下台对中国党军关系会产生复杂的影响。虽然基本的党军互动将会保持不变，但针对薄的所作所为的纪律检查还是有可能会对某些军方官员——特别是像刘源和张海阳这种高级将领、以及成都军区内各辖区军方将领的政治前景带来负面影响。这并不奇怪，例如，如果刘或张不能在今年秋天（第十八大上）得到提拔，那至少是受到了在薄这件政治闹剧上的负面影响。这样说来，与1995年北京市长陈希同和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整肃相比，薄的整肃与1992年杨白冰案更为相似，因为”二陈案”都未获得来自像薄案那种军方阶层的支持。”薄的整肃与其在军方所造成的影响将会怎样影响胡锦涛与习近平领导权的交接尚不清晰。例如一些分析人士预测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将会迫使胡在十八大后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然而在薄被免职后，传说中的军方派系的行为大部分从性质来看是短期的，这雄辩地说明它们对中央军委权力交接的影响即使有，也是有限的。 注释（略） 说明：本文几乎每句话都有出处，这篇短文有40多处注释，大多出于官方媒体，少量出自香港媒体、金融时报等外媒。

（中央社台北28日電）新加坡媒體今天報導，北戴河會議結束後，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到廣東考察，顯示他力挺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擔任常委（入常）的態度。 聯合早報報導，北戴河會議是決定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高層安排的關鍵程序，溫家寶在北戴河會議結束不久就到廣東考察，顯示力挺汪洋的態度。 廣州日報與南方日報主動大篇幅報導溫家寶的消息，沒有用新華社通稿方式，也可以看出地方媒體運作的端倪。 聯合早報說，溫家寶政治態度十分鮮明，從2003年擔任國務院總理以來，這是第16次到廣東考察。 汪洋2007年主政廣東後，外界認為汪洋與重慶市委前書記薄熙來暗中較勁，溫家寶卻沒到過重慶考察，顯示「厚汪鄙薄」的政治態度。 北戴河會議8月中旬結束後，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廣東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試，讓廣東繼續保持大陸改革的領頭羊地位。 現年57歲的汪洋出生於安徽宿州，被認為是中共人大前委員長萬里推薦人選，共產主義青年團出身的汪洋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關係密切，是角逐18大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人選之一。1010828

（中央社記者曹姮東京28日專電）日本媒體報導，首相野田佳彥寫了1封親筆信給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呼籲雙方應冷靜面對釣魚台事件所引發的對立。 「時事通信社」報導，日本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今天上午在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表示，野田寫了1封親筆信交給今天訪問中國大陸的外務副大臣山口壯，請他親手交給大陸方面。 對於山口這次訪問，玄葉說明，「目前的日中情勢，以及包括朝鮮半島的整個地區的情勢，都必須意見溝通」。 報導指出，玄葉並沒有提到野田親筆信的內容，一般認為，應是由於最近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列嶼等事件引起雙方對立加深，野田除了確認兩國關係的重要性之外，也呼籲大陸方面冷靜應對。1010828

有网友“人肉搜索”后发现这名官员与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高度接近 （网络图片） 陕西延安发生36人丧生特大交通事故后，当地一名高级官员受到来自中国网民的压力。 这名官员在事故现场面带笑容的照片引起网民不满。有网友“人肉搜索”后发现这名官员与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高度接近。 周日（26日）凌晨，一辆双层卧辅客车与一辆装有甲醇的货车相撞，两车相撞后引发大火。客车载有39人，只有3人逃生。 有报道说，陕西省安监局一名工作人员证实，事故发生后，杨达才曾连夜赶往现场。但这名工作人员称，这张照片不能反映现场真实情况。 陕西省安监局也没有对网民的批评做出正式回应。 车祸发生后，新华社拍下的的现场图片中，网友指有一当地官员在事故现场“傻笑”。这张照片在微博中流传后，引起网民关注。 网民关注的焦点还从杨达才的微笑转移到了他的腕表上。 有网友搜集了有关杨达才出席各种活动和会议的公开报道，将这些图片对比发现，他在出席不同的活动时，经常更换自己的手表。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联邦议会”德中小组”的此次中国之行可谓一波三折。最初去年的行程因恰逢中国”五一”假期，而推迟到今年5月。但今年同期，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席吴邦国访问欧洲，由于”德中小组”的中方伙伴–中国全国人大”中德友好小组”随同访问，所以德国议员的访华之行再次改期。而这次，德国议员经历了相当长的等待，才收到邀请。 “德中小组”主席、社民党籍议员普夫鲁克（Johannes Pflug）介绍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席今年5月（访问欧洲期间）没有受到德国联邦议会议长拉默尔特（Norbert Lammert）的正式接见，因为那时正值”耶稣升天日”的一周，拉默尔特是天主教徒，遵循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习俗。显然这引发不满。” “德中小组”主席普夫鲁克 “不能以纳税人的钱为代价” 经过中国驻德国大使以及德国驻华使馆的努力，德国议员终于收到邀请，但邀请方不再是中国全国人大”中德友好小组”，而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访华行程不再包括德国议员提出的新疆之旅，而且日程缩短2-3天。普夫鲁克说：”于是，我代表我的同事们取消了此次访问，因为我们的意图不是参加纯旅游性质的访问。”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邀请方安排的行程包括民俗、三峡游船和小吃等。 “德中小组”副主席、基社盟籍议员乌尔博士（Dr.Hans-Peter Uhl）向德国之声表示，上周六（8月25日）是启程日期，但直到上周三（8月22日）议员们才获得签证以及大幅更改的行程安排。行程中包括，飞抵成都，前往重庆，由德国驻成都领事馆负责接待，”具体日程待续”。”假如我们去中国，将完全不知道未来数天的安排，作为议员，我们不能以纳税人的钱为代价作这样的长途旅行。” 政治访问 德国议员原计划的访华之行有丰富的政治内容。他们希望访问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参观那里的风能等再生能源基地，也与当地维吾尔民众交谈。他们计划在重庆与农民工交流。此外，他们还希望在三峡库区考察水资源管理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并与那些受到三峡工程消极影响的民众、如强制拆迁的民众交谈。 “德中小组”副主席乌尔博士 普夫鲁克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对缩短行程给出理由，表示作为新的邀请方，他们在短时间内无法安排如此规模的行程。普夫鲁克对于该学会愿意承担邀请者的角色表示感谢，但是，无论如何，新的行程安排不再包括新疆。普夫鲁克也提到，数年前，他还曾收到过访问西藏的邀请。如今，形势有所不同。普夫鲁克也表示，鉴于中共十八大在即，”一个外交代表团的批评性议题未必是中方乐于见到的”。 普夫鲁克表示，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已同意澄清相关原因并强调，德国议员的访华行程将”推迟”而不是”取消”。 普夫鲁克还将致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席。 作者：苗子 责编：谢菲

据说今年内一定会召开的十八大，与中共历届同类会议相比，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其召开之时，国人已经对当权者失去了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通常是指一国民众对政府行为（或政治系统的运作）将产生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心。 政治信任的内涵具有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指公民对待政治制度、政府机构的态度；第二个层次指公民对作为个体的政治家如领袖人物的判断和态度；第三个层次指民众对待整个政治共同体――即民众所属国家的态度。上世纪80年代，是中共历史上获得政治信任最多的时期。 政治信任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这种政治信任既可以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也可与某一领袖人物相联系，还可能与特定的政权相关联。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下降，既可能是民众对政府行为不满的反映，也可能是民众对现任政治领导不满的反映，比如胡锦涛第二任期（2007年至今）内的中国。 在专制极权国家，由于不可能通过民选更换政府领导人，通过社会监督改善政府行为，这种不满最后往往累积为对政治制度的不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茉莉花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爆发的。 即使与胡锦涛任期内的十七大（2007年）相比，也能很明显地感知中国人已经失去对政治制度的信任。 以“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为例，“中国模式”作为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概括，是在胡锦涛第一任期内出现的。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为讨好北京，发表了《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宣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高效、平等、可持续的独特发展道路，北京共识（即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发展观）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中国的新左派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中国模式”理论，其要点就是鼓吹权力归一党掌控，资源财产等国有，对内用来重构政治合法性，对外用作输出价值观。 但到了胡锦涛第二任期，中国模式充分暴露出各种弊端，没有监督的权力日益泛滥，腐败成了中共的不治之症；社会分配不公愈演愈烈，基尼系数已逼近0.5，贫富差距远甚于江朱时期。可以说，胡温治国的这10年，是中国生态资源耗尽、污染危及人民健康生命的10年，是维权运动遍地开花且惨遭高压维稳的10年，是腐败从千万级上升到亿元级的10年；是广大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不公与政治经济压迫下养成仇官、仇富、仇警等“三仇”情绪的10年；同时还是政府滥发货币、造成高通胀的十年。 在这10年中，中国世界工厂地位渐失，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成社会常见现象。对内，高压维稳成了政府主要工作；对外，中国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共一党专制下的经济发展能够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 这样一个“中国模式”，让乌克兰人感叹“我们从中国仅能学到坏榜样”。中国政府也不得不逐渐放弃“中国模式”的说法。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声明“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会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 胡锦涛是在中国人对江泽民治绩不满的情况下登台的。 “收入差距”、“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等成为江泽民统治13年的标志物。江的好大喜功与虚浮更是成为北京坊间讥嘲的对象。就是在这种失望心情中，国人寄望于相对年轻、看起来沉稳的胡锦涛能够为中国带来一番新气象。 那时候，不少国人对“中国模式”这一提法颇觉新鲜，对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充满憧憬与期待，胡锦涛、温家宝更是被民间寄予厚望， “胡哥”“宝宝”成了中国网友对胡温的匿称，在网上，随处可见自称“我们都是什锦八宝饭”的胡温粉丝团。不少人都将对国家、政府的信任叠加到胡温身上，“胡温新政”成了海内外媒体的共同用语。 其实，这种对胡温的崇拜来自于民众的肤浅。因为作为胡锦涛登基宣言的《西柏坡讲话》无非表明他迷恋于毛式话语。胡任期内始终表现出两大极端矛盾的工作取向：党务工作向左转，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痕迹，对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 到了胡的第二任期，“胡温新政”的提法已悄悄退出媒体领域。今年中共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对薄熙来夫妇的种种不堪曝光，让中国人再次看到中共高层的阴暗卑污。习近平就是在这种权斗阴影下接任中共第五代掌门人。 习近平的运气不佳，经历过“什锦八宝饭”带来的失望后，即使愚蠢如愤青，也不好意思再肉麻吹捧新的领袖了。加之2009年2月习近平在墨西哥痛批“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番话让知识界败类也无法再吟颂“习主席有一个政改梦想”，对他在政体改革上表示期待。在其个人操守上，今年习很不幸，国内媒体大揭薄熙来妻姐谷望江敛财1亿多美元之际，美国彭博社也在7月报道了习近平姐姐姐夫因投资稀土等行业敛财3亿多美元的事实。事后虽经海外枪手写文说明习妻女并未敛财，但人们对领导者个人清廉的神话已经非常厌倦。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是中共实施一党专政60多年、竭尽全力打造的，但现在最想逃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人群，恰好是官员与富豪这两大饱受体制之益的精英群体。“裸官”在几年前就据说高达120万人之钜，新近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再次显示，60%的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请移民，其中东部和南部有移民意向的超过七成，亿万财富人群的海外投资比例更超过50%。 ——体制的最大受益者都将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弃如弊履，说明中国人大都对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失去信任。在政治上，中国进入无梦时代。 中国每年花费逾GDP总量三分之一的巨额金钱来养活的这个政府，最后将一个国家治理得连自己都只当作淘金之地，这种情形下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除了完成权力再分配的政治分赃任务之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与未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環球時報社評警告日本稱中國捍衛釣魚島主權的決心堅定不移。 中國官方媒體周一（27日）發表評論稱，中國解放軍南京軍區近日在東南沿海展開的演習無論是例行或是針對釣魚島局勢都「非常及時」。 日本自衛隊和美軍在8月份內持續進行聯合軍演。 這次聯合軍演被視為防備中國、加強日本西南各島態勢的目標，不過日方指揮這次訓練的尉官岡本良貴否認。 人民網旗下的環球時報在社評中表示，中日應該慎談軍事對抗，官員尤其不應製造戰爭聯想。 然而，評論抨擊說，日本在對釣魚島爭端中已經多次提到動用自衛隊，中國官方迄今沒有提「海軍」一個字。 社評稱：「走在崛起路上的中國，決不會允許自己今後再對日本有新的軍事恥辱。」 社評並警告日本說，中國捍衛釣魚島主權的決心堅定不移，而中日各自決心不斷摩擦已無可避免。 評論稱，日本最聰明的做法和選擇，是「讓這種摩擦受到一定控制，不逼中國也不逼它自己」。 主權爭端 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蔡英挺稍早時也表示，中國堅決反對美國把釣魚島作為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對象。 據新華社報道，蔡英挺稱日本非法侵佔釣魚島的行為絲毫改變不了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 日本媒體周一報道稱，日本防衛省決定為陸上自衛隊首次引進兼具水上航行和陸上行駛功能的兩棲戰車。 共同網引述消息人士稱，此舉是為了加強自衛隊的「機動防衛力」，令自衛隊更靈活應對沖繩縣西南諸島的防禦任務。 而日本政府據稱有意於9月份內實現國有化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並加快與土地所有者談判。 共同網報道稱，由於中國主張對釣魚島擁有主權的態度強硬，日本政府強調有必要由國家來管理，日政府提出的購買價格約為20億日元。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長濱博行在7月底按首相野田佳彥的指示與土地所有者進行了秘密接觸，而另外一些日本政府官員也和土地所有者身邊的人士進行了多次談判。 BBC中文網

图：湖南邵阳8月27日纵火案现场视频截图/来自《三湘都市报》记者@戴鹏V5 邵阳，湖南——据中新网报道，8月27日下午邵阳市委宣传部对外公开透露，上午10时05分，湖南省邵阳市自来水公司清泉大厦6楼会议室发生纵火案，造成3人死亡4人烧伤。 通报称，纵火是公司内休职工石燕飞（女）因不满公司未同意招收其第二名孩子(一名孩子已安排进公司工作)进公司工作，携汽油瓶闯进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公司党委班子成员泼洒汽油并点火所致。 新华社报道则指出，此举造成公司一位总经理和两位副总经理死亡，3名党委班子成员受伤。石燕飞纵火后从6楼会议室窗户跳下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湖南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御史在途）则表示，死者分别为自来水公司经理、党委书记隆新民，常务副经理饶晓阳，党委副书记邵家平，石燕飞跳楼后不治身亡。 FMN 引用： 中新网

原文地址： 转载：自己客观判断——黄岩岛究竟是谁的？ 作者： 拾得往事 《联合国公约》第2条第4段规定：通过战争和   征服得来的领土并不视为合法领土!   –尼伯龙根·蜗藤     提要：在黄岩岛2012年对峙事件之前，中国是口头上声称了主权但是实际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主权，菲律宾在1992年之后(或者说在1945年开始，甚至在战前开始，视乎如何处理美军在黄岩岛的地位)实际上治理了黄岩岛，但是1997年之前都没有在外交场合正式声称主权(尽管有宣示主权的行为)。到底口头声称重要些，还是实际治理重要些，这就是中菲两方争议的重点。 　　菲律宾和中国在黄岩岛对峙成为继最近几年来南沙、西沙之后又一个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诸岛领土纷争的新热点。我之前在一系列文章中都已经写过中国和邻国在南海的争议来源已久，其根本性的原因就是1935年民国政府“地图开疆”的结果。这里就黄岩岛的问题再说一下。 　　在中国，黄岩岛被归为中沙群岛的一部分。这个划分在国际上并不是通行的标准，甚至只有中国在用。从地理上看，黄岩岛(Scarborough Shoal)和另外一个邻近的暗礁特鲁暗沙(Truro Shoal)距离中沙群岛本部(Macclesfield Bank，其实都是暗沙，全部在水面以下)距离相当遥远。黄岩岛与中沙本部相距约375公里，而和菲律宾吕宋岛的直线距离大约229公里(从Google Earth测量得知)。在黄岩岛和中沙群岛本部之间基本上都是深海，并没有任何岛礁可以显示在地理上它们从属于同一个系统。 　　在20世纪之前，中国的浩瀚的文献中并没有任何对黄岩岛的记载。中国目前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证据”是在公元1279年，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曾经南海作过天文测量。具体地点在哪里呢？根据厦门大学韩振华的研究再经过李金明的修正，经过复杂而认真的三角推算，他们认为“南海”所指的地点是北纬15度12分，东经116度7分。算上误差，这个测量的位置应该在黄岩岛上。(具体论证可以参见李金明《从历史与国际海洋法看黄岩岛的主权归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vol11，P71和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1999)。 　　我本人没有认真地复核过它们的算法，但是在这里指出几点。首先，对于“南海”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在史学界还有争议。另一种说法是南海这个地方在林邑。这个说法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支持。其次，即使林邑说是错的，而李金明等的说法是对的。以郭守敬在当地做过测量以论证中国对黄岩岛实行过统治也有硬伤。 　　首先，当时的中国是处于一个特殊阶段：当时中国被蒙古人征服。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蒙古人的扩张能力大大扩展了“中国”的领土。所以到底是蒙古在历史上占有这些土地，还是中国在历史上占有这些土地，这个在历史上还有争论，而且基本属于屁股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对于元朝的历史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有利的就认为是中国的，比如对元朝扩张得来的领土(最明显是西藏)； 有害的就认为是蒙古的，比如元朝对日本的侵略和对其他民族的屠杀。我认为在对历史分析中不能采用双重标准)。        其次，元朝侵略得到的很多领土在蒙古被赶回漠北之后就丢失了，以后这些领土也不归中国所有，在历史上曾经短暂占领过的领土在日后能不能作为申索领土的依据，这是争论性极大的。——如果非要这样算，西方殖民者可以要回太多的领土了，蒙古国也可以成为第一大国了！在历史上，各个国家的领土变动频繁，如果都以此作为根据，那么整个世界的秩序也就不存在了。       最后，即便当时元朝领土广阔，但是郭守敬当年测量的地点也并非全部在中国国内。郭守敬还曾经在当时的外国，比如高丽，钦察汗国等一些地方做过测量(详细分析见我的《一言难尽话南海》一文)。李金明在文中错误地认为高丽和北海这两个地点处于中国境内，由此推出所有的观察点都在中国境内，再推出“南海”也在中国境内。这个推论是不能成立的。总之，郭守敬在“南海”的测量更多说明了中国当时知道了黄岩岛这个地方，而并非中国对黄岩岛进行了统治。另外，我不得不指出，李金明对这个南海地点的引申也有双重标准，一方面，他在论文中强调黄岩岛不属于南沙群岛范围，另一方面，在专著中，他又认为郭守敬在黄岩岛上的测量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治理证据。这个逻辑显然是不成立的。 　　在郭守敬之后，中国典籍在20世纪之前对黄岩岛没有任何的描述，更加没有任何能够显示黄岩岛属于中国的治理证据，也没有一份地图画出黄岩岛。在19世纪末到1935年之前的所有“现代”的中国官方认可的地图中，中国的国境都没有包括黄岩岛。事实上，在中华民国政府1935年命名南海诸群岛的时候，黄岩岛甚至没有中文名字，于是中国按照西方的名字译音给黄岩岛起了“斯卡巴洛礁”这个名字。1935年到1947年之间，。也就是说，在1279年之后到1935年之前，中国对黄岩岛的描述出现了将近600年的真空。如果一个国家在长达近600年的时间对一个岛屿都没有任何描述的话，这个国家在这段时间对这个岛屿有多少实际的控制是值得怀疑的。 　　民国在1935年的举动是民国“地图开疆”行动的一部分。我对“地图开疆”的定义为：民国政府把当时自己没有控制的领土画在了自己的地图上面，而不理会到底自己有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权利，也不理会自己有没有能力控制。这种地图开疆到现在还存在。比如说现在民国还把蒙古划在中国的疆界之内，完全不理会蒙古已经是一个独立60多年，拥有联合国地位的主权国家，而中华民国却连联合国还混不进去的事实。 　　民国政府在1935年的地图开疆源于法国印度支那宣布拥有西沙和南沙主权的刺激。1930年法国在南沙宣示主权，中国政府没有反应。1932年，法国宣布西沙主权属于法国。1933年，法国再次在南沙宣示主权，并公布了其中若干岛屿的坐标，把整个南沙归于交趾支那管辖。中国群情汹涌，由于顾虑到日本的态度(日本也对南沙主权对法国提出争议)，所以在外交层面上，中国甚至没有正式的抗议。但是在内部，中国却以地图开疆的方法对南海进行单方面的划界。 　　由于黄岩岛和中国相距实在太远，而且孤悬在其他南海群岛之外，如果把孤零零的黄岩岛加上地图上实在碍眼。另外，中国一直认为，中沙群岛在中国历史上以“长沙”或“石塘”在书籍中出现(这两个名字非常混乱，中国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不同场合用这两个名字指代西沙、南沙、中沙等不同的地方)，所以中国对中沙的主权有历史根据。在中国二十到三十年代的地图上面，中国国境也已经包括了西沙群岛和现在的中沙群岛本部(注意：1)现在的中沙群岛当时叫做南沙群岛，现在的南沙群岛当时叫做团沙群岛；2)在当时地图上，中沙群岛还不包括黄岩岛)。大约基于这两种理由，民国政府发明了一个新的技巧，即把黄岩岛划入中沙群岛中，而不理会它们在地理上的遥远。这种做法增强了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要求的理据。为了不让黄岩岛属于中沙群岛显得那么突兀，民国政府甚至把中沙群岛本部北面和南面的一些零散的礁石都也算在了中沙群岛中，其中最北部的一块礁石叫做一统暗礁，离香港仅仅几公里远。这样，中国政府口中的中沙群岛就变成一个地域广大，暗礁稀疏的礁石群。黄岩岛就是其唯一露出海面的岛礁。正如上面提到的，这个“大”中沙群岛的概念在30年代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国际上也独此一家。 　　民国地图开疆体现了民国政府的对海疆的敏感和重视，为中国后来对南海诸岛的声索打下基础。但是，我也不得不指出，地图开疆在国际上并不得到广泛承认。就民国的地图开疆而言，除了黄岩岛之外，还有很多岛屿是民国政府从来没有建立过统治的，甚至资料也相当缺乏。比如南沙群岛，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在南沙实地探测过，大部分的岛屿的地理信息都根据西方公开出版的地理书籍和地图。地图开疆还把许多海底的完全不露出水面的石头划入了中国的领土(比如中沙群岛本部、曾母暗沙等)，而这些海底的石头直到今天还没有国家承认可以作为领土的一部分。 　　到了1947年，中国由于是战胜国并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当上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于是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五大国之一。于是民国政府打算把地图开疆实质化。这样就有了1946年林遵的“收复”南沙事件。在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出版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对一大批岛屿重新命名，并在地图上划了11段折线，这就是后来的九段线。九段线的划界完全是主观和人为的，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根据，可以说是大笔一挥的后果。九段线的范围也非常大，有的地方几乎划到邻国的海岸上去了(任何眼睛没有问题的人都承认这一点)。而且九段线的法律地位从来都没有明确过，直到今天，中国政府(无论是台湾与北京)都没有给出九段线的官方解释。九段线是单方面的划界，也从来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中国政府指九段线是得到国际政府“默认”的。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说法，因为从1946年到1974年间，法国和南越政府一直占有九段线内的西沙群岛西部岛屿(中国称为永乐群岛)。这又何来默认九段线一说呢？关于九段线，可以参考我写的《南沙杂谈五——九段线究竟是什么》一文。 　　黄岩岛也在这条折线之内，在这一版新命名中，它的名字改为了民主礁。但是即便是林遵的收复行动，黄岩岛也没有在“收复”范围之内。民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收复”过黄岩岛。原因很简单，在二战之后，黄岩岛一直被美国海军当作靶场，一直持续到美军从苏碧湾海军基地撤军。民国不但没有在行动上收复黄岩岛，就我所得到的资料，连任何对美国抗议的外交表示都没有。1949年之后，大陆易帜。共和国政府把民主礁改名为黄岩岛，并继承了民国地图开疆的成果。但是即便如此，北京政府也没有对美军在黄岩岛的行为有任何抗议。黄岩岛于是成为了民国地图开疆之后最沉默的内容。 　　尽管在中国，黄岩岛在二十世纪之前都没有记载。但是据研究，中国渔民很早(具体什么时候已经不可考)就在黄岩岛附近捕鱼，并在黄岩岛的泻湖内避风。这点是所有学者的共识。但是这个地方同样也是菲律宾人的渔场，也同样有菲律宾人在避风。而且，近代之后黄岩岛还在国际海道附近，很多船只都经过那一带。黄岩岛的英文名正来源于一艘18世纪末在黄岩岛搁浅的船只的名称。所以单单是渔民的活动并不足以说明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 　　菲律宾在西班牙占领之前在黄岩岛的活动不可考。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一个菲律宾议员 Edgardo J. Angara出示了一些古地图，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之后，黄岩岛就开始出现在文献和地图上。，显示在一份1734年的地图(Carta hydrographica y chorographica de las Islas Filipinas)上已经记载了黄岩岛(当时叫Panacot Shoal)，在之后到20世纪的不同地图中，也把黄岩岛视为菲律宾的一部分。直到1939年的菲律宾人口统计的地图上也列有黄岩岛。(这些有待我一一查证，网上的地图太小，根本看不清。好在有地图的名字就可以检索了。一些声称在地图上“出现”的东西，往往并不是能够证明主权归属。中国绝大部分作为证据支持西沙和南沙主权的古地图都有这个问题。这些往往取决于分析者的屁股。我力求用同一个标准出发审视各方面的地图证据。)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尽管一些菲律宾地图可能包括了黄岩岛，但是更多的地图却没有把黄岩岛画在菲律宾境内，至少我查阅的好几份美国1900年前后的菲律宾地图上都没有黄岩岛。这表明，菲律宾对于黄岩岛的认识并不是向一些国人所想象那样无知，但是也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说明菲律宾当时对黄岩岛的主权。 　　如果菲律宾议员以上所说的几点属实，那么从地图资料看来，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之后，菲律宾政府就可能实际控制了黄岩岛。当然，这个控制程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怀疑的。可以确定的是，菲律宾和中国的渔民当时还可以自由地在附近海域捕鱼。但是考虑到所有中国古地图都没有画出过黄岩岛这个事实，就近代的资料来看，菲律宾对黄岩岛控制比中国还要有力一些。 　　菲律宾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几份关键性的文件上，黄岩岛都没有归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内。这些文件包括：1898年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这份条约规定了西班牙把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等地区)割让于美国；1900年华盛顿条约(Treaty of Washington)，这份条约进一步界定了西班牙割让的菲律宾的具体界限；1930年的美英会谈(Conven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这份条约界定了美属菲律宾和英属婆罗乃之间的海上边界；1935年菲律宾宪法；1961年共和国3046号法令(Republic Act No. 3046 “Act to Define the Baselines of the Territorial Sea of the Philippines”)等。这些条约和法令以明确经纬度和折线的形式都详细地列明了菲律宾的地界。黄岩岛都不在这些地界之内。 　　菲律宾方面的解释是，这个岛屿属于岩石大小的岛屿，因为本身太少不能住人，所以没有被考虑在国界之内。这个解释不能说全无道理。黄岩岛实际上只是几块露出水面的大岩石。这样大小的岩石在当年没有多少国家把它当作正式的领土(所以说民国的地图开疆还蛮有战略眼光的，甚至连在水面之下的石头也列为领土)。所以尽管在一些菲律宾地图上标识了这个岛屿，在条约中没有详细列明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关于多大的岛屿才能够成为领土标准的定义直到1982年《国际海洋法协议》出炉之后才有定论。对待“泻湖、礁石”一类的领土，各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像民国政府这类的属于国土意识特强的，够不着的也要先写下来；美国菲律宾这类的属于意识较弱的，实际控制了也不写下来。 　　在二战后，美军真实地控制了黄岩岛。美军定期在黄岩岛上进行演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对美国的行为提出过任何抗议。但是美军对黄岩岛的主权问题仿佛毫不关心，其中原因不明，这使得黄岩岛的主权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菲律宾倾向认为黄岩岛属于租借的苏碧湾海军基地的一部分。所以在1992年美军撤离的时候，把黄岩岛交还菲律宾。但是这个说法没有任何的法律证据，尽管事实上正是如此。 　　美国对于黄岩岛的疏懒的原因部分程度上可以用美国对海外领土的态度来推测。和俄罗斯对殖民地的永远霸占态度不同，也和英国长期霸占态度不同，美国对于建立海外的殖民地并不热心。以美国强大的国力相比，美国在殖民地方面是非常保守的。二战之前，菲律宾算是美国美国唯一一块大型海外殖民地，美国也没有想着长期霸占。对于可能属于菲律宾殖民地的领土，美国也并不全力争取。二战之前，菲律宾和英属婆罗乃和荷属印尼都有岛屿主权纠纷，美国都选择和谈和国际法庭解决而不是采用武力，而最后结果都不偏向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美国在太平洋取得大批岛屿的治权，但是美国都满足于托管的地位，而没有进一步把它们变成美国领土。这些地区大部分最后都取得独立地位。美国关心的是全球利益，特别是政治上的主导能力，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而不是具体领土。所以二战后，美国非常爽快地让菲律宾独立的同时，满足于获得继续使用苏碧湾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和保持美国在菲律宾的影响力。黄岩岛因为靠近苏碧湾，于是成为美军的靶场。大概基于以上的理由，美国没有称对黄岩岛有任何权利。 　　菲律宾在独立后对南海诸岛的兴趣始于1946年。在独立后不到三星期，菲律宾外长就声称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但当时没有进一步行动，民国外交部注意到这个声明，但是也没有作出反应。自始，菲律宾就作为一个南海领土声索国活跃在东亚。但是即便如此，在对南沙群岛的声索要求中，菲律宾所提出的领土范围也没有包括黄岩岛。 　　按我的理解，菲律宾在黄岩岛与南沙采取不同的态度的原因是这样的。第一，1992年之前，黄岩岛被美国占领，对于黄岩岛的归属没有(明确的)争议。这里说一说所谓“明确”的争议的含义。严格地说来，1992年前中国确实在不同场合中明确提出了对“中沙群岛”的主权。但是对“中沙群岛”的定义，中国和国际上的定义不一样。中国也没有专门就黄岩岛的主权对美国或菲律宾提出过任何交涉。第二，从菲律宾的角度看，对黄岩岛属于自己自有其历史渊源。在二战后，菲律宾在1957年的时候曾经和美国一起测量了黄岩岛。1965年，菲律宾在黄岩岛升起国旗并树立了灯塔。在1992年，菲律宾还把灯塔向国际航海组织登记在案。在美国从苏碧湾撤军之后，菲律宾军舰和警卫船只一直在黄岩岛和附近海域巡逻。1992年之后，菲律宾军舰和警卫船只在黄岩岛一带驱逐中国渔民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是菲律宾一直实际上控制了黄岩岛的历史证据。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黄岩岛一度成为科学考察热点。在不同的国际组织的组织下，多个国家的考察队都登陆上黄岩岛。这包括了1977年和1978年的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值得指出的是，这两次活动都是国际组织牵头，有多个国家参与的。登岛的并不是中国一家，并不能代表中国当时对黄岩岛有实质治理的证据。 　　在1994年以来，中国的无线电爱好者在一个国际组织国际业余无线电协会(International Amateur Radio Union)的旗帜下曾经几次登陆黄岩岛，这被一些人视为中国对黄岩岛统治的根据。值得指出的有三点：第一，这个国际业余无线电协会只是一个业余性质的协会，并无任何官方的成分；第二，这几次登陆都是国际联合行动；第三，这几次登陆都受到了菲律宾巡逻船只的阻挠，这正表明菲律宾实际控制了附近一带的海域。在中国媒体中也承认了当时菲律宾是实际控制了黄岩岛这一点。 　　菲律宾对黄岩岛主权的正式声明始于1997年。当时菲律宾外交部长西瓦松(D. Siazon, Jr)声明黄岩岛是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领土争议的新问题(Scarborough Shoal is a new issue on overlapping claim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同年，他再次声明，菲律宾维持黄岩岛为本国的领土(“we maintain that the Scarborough Shoal is part of our territory”)。自始，黄岩岛的争议从一种私下的默契变成了公开。 　　简单地说来，关于黄岩岛的历史可以这样描述。在古代中国，黄岩岛可能曾经作为一个天文测量点为蒙古(元朝)所利用。在此之后，中国在1935年之前并没有对黄岩岛的治理证据。可以相信在近代，中国和菲律宾的渔民都在黄岩岛一带捕鱼。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之后，黄岩岛可能被菲律宾治理，但是证据还不足，多份关于菲律宾国界的法律文件都没有把黄岩岛划在领土之中。1935年开始，中国声明对黄岩岛拥有主权，但是这种声明从来没有变成实现过。二战之后到1992年之间，美国实际治理了黄岩岛，期间没有任何国家对此提出了明确而直接的交涉，美国也不关心黄岩岛的归属。在这期间，菲律宾曾经在岛上做过宣示主权性质的举动，但是没有在外交上明确提出黄岩岛的主权。美军撤退后，菲律宾实际接管了黄岩岛的治理。但是直到1997年之后，菲律宾才正式地在外交场合把黄岩岛的主权要求公开。之后才有了中菲的黄岩岛之争。 　　再简单地总结一下，在黄岩岛2012年对峙事件之前，中国是口头上声称了主权但是实际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主权，菲律宾在1992年之后(或者说在1945年开始，甚至在战前开始，视乎如何处理美军在黄岩岛的地位)实际上治理了黄岩岛，但是1997年之前都没有在外交场合正式声称主权(尽管有宣示主权的行为)。到底口头声称重要些，还是实际治理重要些，这就是中菲两方争议的重点。

某同学，你好： 我不知道你的真名，只知道你在我文章后面留言，虽然匿名，但似乎是认真的。不像绝大多数那些人，是谩骂。对谩骂者，我是不加理睬的，不然只能把自己智商和 人格降低到与之同等的程度。让我回复的另一个原因，是你称我“老师”，让我觉得我有义务跟你说一说。当然也可能你不是我的学生，只是随口称“老师”，那么 我要说，乱称人家“老师”是很不好的习惯。现在“老师”已经成了滥称，几乎滥到了类似“小姐”的地步。是“老师”就是“老师”，不是“老师”就不是“老 师”，莫非我们这民族可用的称呼太匮乏了？ 言归正传。我说日本文化不是来源于中国，让许多人好像被挖了祖坟似的。没人挖祖坟，只是澄清事情。你说要有理有据，确实应该。只是那是一篇专栏开栏语，字数有限制，现在我来说给你听，当然也不可能细说。 首先得弄清什么是文化？文化有许多定义，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 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文，对160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作了清理与评析。在此基础上，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 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 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已被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普遍认可。我们就用这个定义。 接着必须澄清什么是“来源”？“来源”不是“影响”。比方说我们来源于父母，但不能说是来源于别人，比如继母，比如老师。他们对我们即使很重要，但只是“影响”。那么中国文化是否是日本文化之“母”呢？我们来看事实。早在绳文时代（约公元前七八千年到公元前4世纪），日本就有了早期的文化。其文化特征 是：一，列岛全域已经能制造和使用各种土器。土器以日常生活用具居多，大多用无釉泥土烧制，形状各异，有尖顶土器、圆筒土器、香炉形土器、瓮形土器、壶形 土器等，呈现出一种造型的力量。这些土器大多装饰有草绳样花纹。二，土器制造技术发达，有了制造具象物体的能力，比如制造女性土偶，千姿百态，有穿衣女 偶、坐式女偶，还有男偶，最有名的是批甲武装者。人俑而外，还会制造动物形状的土器，从实用性发展到装饰性，有了初步的美的意识。三，这个时期的器具逐渐 从打制石器发展到了半磨制石器、磨制是是石器、尖体石器，还有骨角器等，说明日本人已初步拥有了一定的生活手段和手工技能。四，有了以自然灵与精灵为对象 的祭祀仪式，开始产生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的信仰。同时，我们可以从拔牙、丧葬习俗和表现男女生殖器的石棒中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创造力量，从陪葬物中看到 对死灵的朦胧认识。五，当时已经形成了原始神道。 当然，在这时期日本并没有文字。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但绝对不是唯一载体。在文化传播上也是如此，没有文字，会限制文化的传播，但只是限制。日本的文字 是来源于中国的，这无可否认。尽管曾经有日本学者提出了“神代说”，江户末期国学家平田笃胤在《神代文字传》里还列举了47个字证明“神代文字”，但经考 证，这其实是模仿朝鲜谚文而产生的文字。 再说影响。日本文化确实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弥生时代中期（公元1世纪）以后，这影响加大了，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汉字的传入。但汉字只是作为注音而被使 用的（后来才也用来表意），注的是日本原来的语言，即“祖语”。这“祖语”有三个来源：南方语言系统、北方语言系统（阿尔泰语）、北方和南方语系交融的南 北方重层语系。汉字确实为日本语言贡献不小，然而不要忘了，无论贡献多大，也只是在它固有的基础之上。就好像一个中国人穿上了西装，无论怎样，他仍然是中 国人，不会变成西方人。文字不是语言的全部，而语言，归根结底是一种思维方式。 要改变一个固有民族的文化，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改变日本这样的民族。很多东西一进入日本，就已经被其文化底色所染变。佛教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日本的佛 教应该说是来源于汉传佛教的，但是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再说，汉传佛教不也是在改变之后才被中国接受的吗？何况，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在经历了“全盘接受”之后，很快日本人就开始抵制了。他们要树立自己的文化特质。 这种“去唐化”也确实有时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乃至竭力不承认受中国影响。葛兆光先生说过这样一件事：1998年他在京都大学，当时奈良一个 叫明日香村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坟，古坟四壁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这是一种中古很流行的墓室壁画的绘制方式。NHK电视转播时，参与的专家 说，这个古坟是日本特色，葛先生认为是从中国中古墓室传来的壁画传统，可是日本学者却最多只愿意说是从百济过来的，其实就算是百济来的，也是从中国传过来 的，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好恶评价跟“文化”没有关系。“文化”不是“文明”，“文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你可以说一个族类不文 明，一个国家不好，但是你不能说他们文化不好。 同样，你可以不喜欢日本人“去唐化”，但是你不能否定，他们成功了，他们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这不是对一个民族的赞许，而是对一个民族的客观认识。承 认一个民族的个性，是跟尊重人的个性一样的道理。可惜在中国，尊重个性的土壤本来就贫瘠，而对日本，因为曾经身受其害，更不愿意给予必要的尊重。在各民族 文化比较研究中，民族情绪、民族心理常渗透其中，产生微妙的影响，其中无论是民族自卑，还是民族自大心理，都会妨碍作出科学的结论。许多中国人通过否定日 本文化的独立性，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这虽然可以理解，但绝非健全的心理。否定其他民族独立性包括文化独立性的民族，自身也不可能真正独立。 最后，我引周作人先生的话互勉：“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的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 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却是对的，别人也应当谅解它，但是日本对于中国这一点便很不经意。我并不以为别国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 化以为报，我觉得在人情上讲来，一国民的侮蔑态度于别国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总是一个极大障害，虽然超绝感情，纯粹为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绝无。” 当然，也许在你所受的教育里，周作人只是一个“汉奸”，那就无话可说了。人是常会下意识被环境所影响的，比如你说的：“人类有了文字，才能进化到更高一级 的文化，没有文字，只能称之为习惯。”那么，我想问你，没有进化到“更高”一级的、只是“高”一级的，是“习惯”还是“文化”？莫非你受官样文章的影响？ 它们喜欢用“更”，明明现在不好，至多只是一般，却说将来会更好。已经习惯这么说话了，乃至习惯这么想问题。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开些日本文化的参考书目。可能有些一时找不到，但以后总会找得到的。至少你可以出国去找，不喜欢去日本，也可以去欧美。一个没有出过国的人，知识是不完整的，特别在我们这个地方，许多知识都是错的。 陈希我 附：参考书目： 《日本文化史》，家永三郎，商务印书馆 《日本文化史》，林屋辰三郎，岩波书店 《日本文化史》，川赖一马，讲谈社 《日本文化史：一个剖析》，田泽坦等，日本外务省编印 《日本人》，赖肖尔、商务印书馆 《日本文化论教程》，五十岚昌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日本人的精神史》，（全6卷），龟井胜一郎，文艺春秋社 《武士道》，新渡户稻造，商务印书馆 《日本文化史》，叶渭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全10卷），加藤周一、叶渭渠、唐月梅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王勇，杭州大学出版社 《日本史》，吴廷谬，南开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学史》，吕元明，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精神》，（日译本），（葡）Wenceslao de Moraes，讲谈社

根据南华早报引用路透社的消息报道，向华强是中国星集团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旗下拥有永盛娱乐及永盛音像，主要从事制作及发行电影和录像光碟。路透社报道指，内华达州赌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就是要维护该州赌博事业免受不合法勾当的污染，而在当局调查金沙赌场的时候，路透社的记者在一份客户名单上，看到了这笔转账的交易，从而引起委员会的关注。 美国联邦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在1992年聆讯亚洲帮派的活动时，曾形容向华强是一个强大社团的负责人。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内华达州赌博管理委员会在2007年对另一家赌场的一名雇员进行聆讯时，亦提及了向与社团之间的密切关系。 报道指，向华强曾经坦承他的家族过去与社团的关系密切，但他强烈否认他个人与帮派组织有关，又强调他是个合法的商人，亦从来没有因为黑社会身份而被定罪。 金沙赌博集团的老板是美国亿万富豪艾杜森，也是本届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竞选金主之一，他目前正受到美国联邦和内华达州有关当局的调查，指他涉嫌违反「外国贪污行为法案」。此案因金沙中国前行政总裁翟国成Jacobs控告艾杜森违法将他解雇而引起的。翟国成在拉斯维加斯地方法院入禀，宣称集团主席艾杜森批准金沙位于澳门的赌场酒店经营淫业。翟又声称他因为不愿意接受赌场高层违反法规的命令而遭到集团非法解雇，这些命令包括向澳门若干高官汇集生活不检行为的情报，以便日后作为争取赌场利益的筹码。 南华早报的报道指，赌场将客户的贷款转账并不违法，但如果行为涉及与黑社会人士有关，赌博管理委员会可以借此而对赌场采取惩罚性措施。 向华强的公司近年来开拍不少卖座电影，为其担纲演出的演员包括周星驰、刘德华、李连杰以及张柏芝和郑秀文等，俨如现代电影业大亨。    

故事开始于2009年国会山的圣诞晚会，当时我、妻子和孩子们与一家友善的中国人坐在一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会结束在加拿大的四年任期回北京。杨士龙当时是新华社驻渥太华记者站主任，他告诉我为了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新华社正准备聘请加拿大本地记者撰写政治及经济新闻，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读者的阅读需求。 那时我刚结束在蒙特利尔协和大学两年的教学工作，重新做回自由撰稿人，但经济衰退使之前景黯淡，新华社工作的稳定前景对我颇有吸引力。几个月后，他们招聘全职的渥太华记者站英语负责人。但当我和朋友们提及此事，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你不会是去做间谍吧？ 我当时想这种态度是否过时？加拿大的企业正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加拿大政府也在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把加拿大的新闻告诉中国人呢？那里有着巨大的读者群，新华社的读者比全加拿大人口总数还要多。不过我当时还是心存疑虑，他们真是间谍吗？我是否会成为东方专制政体里的西方帮凶？在应聘前，我对新华社和它的报道做了调查，甚至还给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写信，但没有得到答复。我发现北京只负担新华社40%的费用，其余得靠向西方国家的华文媒体和第三世界的报纸出卖新闻，尤其是经济新闻来赚钱。当时它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其海外记者站数量翻倍到200家，还要雇请6000名海外记者。 新华社在加拿大规模不大，只有四、五人，两人在渥太华，一到两人在多伦多，一人在温哥华。我90%的工作属于正常与合法。第一次感到意外是在2010年6月，胡锦涛来多伦多参加20国峰会，张大成不仅要我确认抗议者的身份，还要了解他们呆在哪里。我抗议说“加拿大记者不会干这些”。派给我的任务很快被取消，我回去撰写加拿大银行和移民法的新闻。 后来我又接到了一些古怪的指令，如“加拿大如何对待邪教”。我参加过法轮功在国会的新闻发布会和活动，但所写的文章从未被新华社发表，我相信它们被直接寄往了北京。 2012年4月28日，达赖喇嘛在渥太华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和妻子及孩子们刚刚听完达赖喇嘛在渥太华的公开演讲，就接到了张大成的电话，他要我记录达赖喇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内容，并弄清他与哈珀私人会晤的情况。我询问文章是否会被公开发表，张的回答是新华社通常不会发布达赖喇嘛的消息，因为他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当天我给张大成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中断与新华社的一切关系，并通知了国会新闻办公室。 新华社迅速用另一位渥太华的自由撰稿人取代了马克布里，目前加拿大国会新闻办公室还在等待双方前来陈述各自观点。 马克布里从滑铁卢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卡尔顿大学新闻硕士和渥太华大学媒体历史博士及桂尔夫大学的研究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的公共政策及管理学位。他在2001年获加拿大国家杂志奖，2011年出版论述二次大战时期的加拿大新闻管制的畅销书《战争之雾》。曾为《环球邮报》，《多伦多星报》，《赫芬顿邮报》加拿大版以及《国家邮报》自由撰稿，1994年成为加拿大国会记者团成员。回忆在新华社工作的两年，马克布里强调“我给新华社写的东西，不会比写给加拿大媒体的多一个字”。